一、经济增长中的资本问题—贵州实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黄莉[1](2021)在《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绿色技术、高端人才、环境资源、特色产业链等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逐步落地,“绿色农业”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方向。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农业技术的大规模投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相对薄弱的农业经济基础,造成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基本格局。因此,破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发展阻碍要素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和现代化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农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投入质量不断优化,使得各要素效率加速增长,农业内生技术进步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农业固定资本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引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受阻。显然,立足于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致力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研究我国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匹配的绿色产出增长效应,对我国加速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借鉴→理论构建→现状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基础上,对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展开深入分解,形成理论框架;其次,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能值法以及SBM-Luenberger指数构建,考察农业资本深化、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化特征与趋势;接着,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和BOX-COX转换,以及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估计,识别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再者,结合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要素替代弹性等核算结果,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进行动能分解;然后,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实证验证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立足于我国绿色农业生产实践,以调整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速度、增强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为目标,从政府支持、市场激励、社会配合等多维度提出促进要素结构和技术进步协同驱动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措施。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理论上,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不仅可直接作用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而且两者可协同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农业转型加速。基于两要素CES生产函数,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有偏技术进步受制于要素替代弹性、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差距的影响,进而使得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构成既包括农业资本深化程度及其深度的直接和调节效应,也包括资本和劳动要素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效率、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基于此,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关键在于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或间接效应以及两要素协同效应的影响,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进一步决定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转型成效。2.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象突出,推动绿色农业GDP和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正向增长,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农业劳动流失长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全国和省际层面的农业资本深化及其速度不断加深,其中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增幅最大。与此同时,通过能值法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GDP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持续性放缓;通过SBM-Luenberger指数核算的中国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近年来仅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呈上升趋势,而东、中部地区显着下降;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值位于0-1之间,且以年均0.99%的速度呈现持续性下降趋势,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转型成效有待提高,尤其是东部地区;全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值大多数处于1值以下,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转型动力不足。3.中国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有偏技术进步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为主。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和劳动要素为互补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演化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先后呈现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驱动路径;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为替代关系,有偏技术进步指数的演化趋势相对稳定,技术进步多偏向资本,主要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两种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均在2006年前后发生明显波动,具有显着的政策阶段性特征。2006年以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东部和中部为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4.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动力增长效率、转型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农业资本深化动能贡献程度显着优于有偏技术进步的动能贡献。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效率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其中东、中部地区效率值普遍高于西部地区。从动能分解来看,其后期规模增长效率下降趋势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和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的正向贡献下降,以及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和农业资本深化与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效应的贡献增长不足。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的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为负值,主要在于劳动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效应长期负向动能增长。其中,东部地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进步增长、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劳动技术进步增长的直接效应、有偏技术进步与农业资本深化的协同作用具有正向作用,西部地区各部分动能贡献均为负值。两要素CES生产函数核算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和动力转型效率均在2004年至2007年间短期成效显着,但2007年以后持续下降,并由正转负,绿色农业转型成效和动力均不足,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的转型问题突出。从动能分解来看,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农业资本深化速度的调节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的推动;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在2004年以后,仅有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差异实现了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推动。5.总体上,农业资本深化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动力,有偏技术进步发挥负向抑制作用,两者协同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下的农业资本深化影响差异抑制绿色农业增长转型,有偏技术进步的直接和协同影响有益于绿色农业增长转型。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和动力的直接效应均为均正,但两者的协同作用下,有偏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由正转负,两者协同作用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总体上两者共同推动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和动力增长。然而,区域差异显着,东、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正向促进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两者的协同作用下影响系数为负;东、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影响系数为负,西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的影响系数为负,两者协同作用下中部地区影响为负。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影响系数,传统产出下有偏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更突出,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农业资本深化差距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协同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增长转型。同样地,存在区域异质性。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规模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东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的抑制作用最为显着,中、西部地区两者协同效应差异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形成阻碍;针对绿色农业经济的动力增长转型,西部地区有偏技术进步差异的正向贡献突出,中部地区农业资本深化差异、协同效应差异均严重阻碍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理论方面,延伸了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在绿色农业层面的运用,构建农业资本深化和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是对传统C-D生产函数“中性技术进步”的有效突破,形成了要素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的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框架。结合我国绿色农业生产的现实背景和发展目标,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假设条件下的两要素CES生产生产函数延伸至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搭建绿色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框架,从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技术进步增长、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在梳理农业资本深化结构、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基础上,重点探究两者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二、在评价方面,构建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优化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下,技术进步是衡量农业绿色加速转型的重要指标,而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性识别能够提升农业绿色投入—产出系统中技术进步效率研究的精准度与可靠性,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产出下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测算更符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此外,为量化农业绿色转型政策目标,除了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即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外,本文采用绿色农业GDP与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规模转型效率指标,用绿色农业TFP和传统农业TFP比值作为绿色农业增长的动力转型效率指标,从而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其三、在实证方面,借助两要素CES生产函数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展开动能分解,并实证检验了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本文遵循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以及两者综合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次序链条,从理论公式上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展开分解,以深入探究要素替代弹性、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各部分动能贡献差异。另一方面,运用动态面板模式和固定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的综合作用,并对比分析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效用差异。
焦德文[2](2020)在《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渐由要素增长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核心,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丰富内涵,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经济差异扩大的问题也愈发严重。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生产和进步的基础,一直都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着较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结合前人研究和综合国情可以发现这种高速的增长是大量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带来的,这样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实现显然是一种阻碍作用。当前各省及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到底是怎样,其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技术为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多大,存在怎样的数量关系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基于以上,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寻找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解读以及对多位学者研究结果的借鉴,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香港、澳门、台湾不在研究范围内,西藏数据缺失)、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及全国1990-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各研究区域和研究尺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估算,并结合经济增长率进行综合分析,衡量了各研究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投入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1990-2017年,各省和各区域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增长5.923%、4.097%、4.130%、3.780%和4.197%。通过其分解值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而效率变化指数贡献作用有限,甚至河南、湖南、广西、云南、青海和新疆的效率变化指数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表明当前对于要素利用效率改善不足,效率改进需要进一步提高。(2)对各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进行协整回归发现不同区域的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的数量关系,发现每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带来0.8264、0.7370、0.7265、0.8016和0.8862单位的经济增长,而单位劳均资本存量增长则分别带来0.1889、0.2146、0.1799、0.1744和0.1385单位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也说明了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性。(3)将各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投入增长,并分别计算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的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而其他省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小于50%。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全国的研究期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8.06%、35.45%、34.68%、36.41%和40.38%。说明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要素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限,带动能力不足。文章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利用VAR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发现在研究期内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会促使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提升。最后根据文章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化,为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冯星[3](2020)在《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困人口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截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551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要如期实现脱贫目标还有五百多万贫困人口待解决,但是越到脱贫攻坚关键期减贫难度越大、减贫成本更高。“十九大”报告指出在坚持我国扶贫大方向的基础上,要更加注意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注重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自主性脱贫。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会促进贫困的降低,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阻碍贫困减缓。随着经济增长,尽管中国贫困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是居民返贫风险愈加明显。经济增长减贫的边际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差距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减缓。在脱贫攻坚背景下,深入探讨如何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并构建防返贫的长效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现行经济状况,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微观和宏观数据对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展开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对收入分变迁与贫困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数理分析,揭示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合理性;其次基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采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不同贫困标准下,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对贫困变化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并与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利用计量技术进实证检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及其测度的稳健性;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方面深入探析三维贫困分解框架下经济增长、政府补助以及教育异质性对贫困变化的影响机制。以上研究为中国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脱贫攻坚背景,本文分层次梳理了收入分布与贫困的经典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居民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即将代表居民异质性的残差效应引入到贫困分解中,构造新的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并从三维贫困分解方法与测度的出发点、数理推导和现实分析及预期展开理论分析,为从实证视角探索中国减贫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基于反事实思想设计代表收入分布变迁的均值变化、方差变化和残差变化三个动态计量指标,并将其引入到传统的贫困分解框架中,首次从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层面解释贫困。并利用家庭营养与健康(CHNS)微观调查数据对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和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分解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引入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在减贫进程中更合理、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结果表明收入增长效应降低了贫困发生率;离散效应恶化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效应主要降低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说明收入的增长效应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而异质效应却能够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恶贫效应,意味着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效应在中国减贫进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了进一步验证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采用二值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的减贫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具有减贫作用,而离散效应具有恶贫作用,且异质效应的减贫作用和离散效应的恶贫作用几乎对等,说明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贫困,且异质效应能够弥补离散效应带来的恶贫作用,实证结果与上文中的贫困分解结果具有一致性性,进一步验证了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稳健性。接着从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入手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确实对中国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明显高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其中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最差。同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金融发展一方面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降低贫困;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因此在经济增长减贫进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阻碍贫困的减缓;与此同时,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作用,意味着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等异质性因素促进经济增长能够间接缓解贫困问题。同时从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标准对城乡居民贫困减缓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即中国城乡政府补助标准对贫困减缓具有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表明我国政府补助福利政策对贫困居民脱贫的影响已不再具备整体性特征,仅当政府补助达到一定标准时,政府补助福利政策才能促进贫困居民减贫,即着过高的政府补助标准会产生福利依赖性,使得脱贫效果不显着,甚至增加居民返贫风险;而过低的政府补助标准导致政府补助政策无效,居民脱贫效果不显着。除此之外,城乡居民低保补助减贫效果最佳,工伤人员抚恤金减贫效应最差。因此,我国应在加强低保政策建设,改善其它各项政府补助模式的同时调控城乡政府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补助政策体系。最后在三维贫困分解框架基础上,从异质效应入手实证分析教育异质性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异质性和个体异质性对贫困减缓均存在显着影响。在区域层面上,省份间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恶贫效应存在上升趋势,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我国居民的减贫进程,城镇化则降低了我国居民贫困,消费率的变化虽然恶化了我国贫困,但是恶化趋势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在区域层面减贫政策上,我国应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而在个体层面上,年龄对贫困的影响逐渐不显着,家庭人口数的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我国居民贫困大幅度降低,说明在个体层面上,我国应重视教育减贫,在提高教育投入的同时,进一步增加贫困群体的教育补贴,提高中国居民人口素质,实现可持续自主性减贫路径。除此之外,教育的减贫效应受区域变量影响明显,在不同区域教育减贫作用存在显着差异。我国东部地区教育减贫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和教育体制完善程度差异导致东部地区教育减贫趋势平稳,中部地区教育减贫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教育机制不完善导致教育减贫效应呈现下降趋势。由此,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在原有的贫困分解框架中引入异质性因素,形成由收入增长效应、离散效应和异质效应三个维度构成的新的贫困分解框架,从不同层次检验了收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联机制,并将其归结为三维贫困分解增长效应的经济增长减贫机制、离散效应的政府补助减贫机制以及异质效应的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特殊国情背景下,本文利用前沿技术方法逐步实证检验了收入分布变迁对贫困减缓的一系列作用效果,充分考虑到了收入从不同路径对脱贫攻坚阶段中国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对中国贫困减缓的现实问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最后,本文认为针对不同区域发展特点的需要,合理地运用促进收入水平提高、缩小收入差距和提高居民个体素质等政策之间的灵活搭配,在脱贫攻坚阶段进一步降低中国贫困,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张懿[5](2020)在《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开放型经济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使得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率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认识和度量人力资本,进而研究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大量文献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名词,但忽略能力只考虑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会造成人力资本效应的有偏估计。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发展,本文将认知人力资本和非认知人力资本纳入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质量指数模型。采用中国省际宏观层面数据和劳动者个体微观层面数据,计算出中国31省市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具体分析了中国不同省市人力资本质量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国不同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与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指标排序是否存在差异?第二,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力资本质量存在怎样的影响,这个维度是否重要?第三,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作为衡量不同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哪个指标更科学?第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能否解释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有哪些?本文实证研究分为两个主线,一条主线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条主线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计量模型构建是以本文第3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为依据,采用中国31省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的不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第一,中国31省市的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排序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序存在较大差异。第二,非认知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质量非常重要,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具有重要影响。第三,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和产出TFP对各省人均产出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均产出的作用要大于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作用。第四,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出中国不同省市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而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其估计结果会高估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第五,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会使得中国31省市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是影响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六,人力资本质量还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同。认知人力资本通过技术模仿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非认知人力资本则通过加快了技术创新速度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彭见琼[6](2019)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扶贫举措的推进和实施,我国贫困减缓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了3.1%。我国民族地区减贫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由于民族地区面临的区域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较脆弱、基础设施较差、脱贫根基不牢等问题,导致返贫率较高。我国正处在扶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民族地区的贫困减缓对我国在2020年末是否能达到全面消除区域性贫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区致贫的原因复杂、表现也相对比较特殊,脱贫工作将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心,金融发展长期以来在促进贫困减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如《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等,都明确提出了金融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具体方案。到2017年为止,我国有60多万贫困人口获得了贷款,其中针对建档立卡户的贷款余额达到了2800多亿元;实践证明,金融发展是缓解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民族地区低收入人口较多、遭受金融排斥较严重,居民初始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也存在差异。因此,结合相关理论阐述金融发展减贫机理,正确认识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民族地区深入挖掘符合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特色的金融减贫模式提供新的决策依据;同时也丰富了金融发展减贫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的内容安排为:第1章是引言,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的概念、整体分析了研究内容、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等。第2章是文献综述,主要梳理了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相关文献,明确了前有学者对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方式和因素。第3章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作用于贫困的两种渠道(直接与间接)。第4章是民族地区的贫困形势与减贫成效分析,基于FGT贫困测度指数并根据各地收入分组数据,对各地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了“十二五”规划以来民族地区的减贫成效。第5章是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对民族地区金融银行业状况、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等做了分析,衡量金融发展现状。构建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衡量民族地区普惠金发展的水平;然后对民族地区生态保护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发展状况做了简要分析。第6章对民族地区整体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做了分析,主要测度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第7章对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实践做了简要归纳,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第8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同时也分析了本文的不足与后期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理论上,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作用于贫困。金融发展可直接帮助贫困人口克服信贷约束,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和进行投资等,提高其收入水平,使穷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得贫困人口所处贫困状态得以改变。在间接作用方面,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储蓄率,促进储蓄转化率的上升,也可以促使资本边际产出率增加,这会使社会经济增长得以发展,影响贫困。金融发展也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初始状态和变化率最后影响贫困。(2)FGT指数测度结果在地区之间呈现差异。运用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每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世界银行平均每人每日1.9美元(折算人民币3757元每年)两条绝对贫困线以及各地人均纯收入50%作为相对贫困线进行FGT指数的测度发现:内蒙古地区整体贫困程度较小,其后依次是广西、新疆、青海,各个地区在测度年份贫困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化。另外,两种绝对贫困线对各区贫困的测度指标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其中,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均比贫困距、平方贫困距下降速度快。(3)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一方面,以金融相关率代表的金融发展整体水平显示各地发展水平距离全国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从金融服务渗透性、产品接触维度、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综合计算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贡献率,在此基础上测度民族各地金融发展的普惠状况,发现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较大,基本维持在0.200左右,“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子维度在现阶段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为0.37;其中,宁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在0.7左右;云南、贵州属于一般的水平,基本维持在0.4左右;内蒙古、广西、新疆基本在0.3左右;青海在0.2左右,西藏则是最低,只有0.093。(4)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存在差异。各地区PPGI、PEGR计算结果显示云南省在2000-2007年间属于益贫式增长。新疆在2000-2012年属于涓滴式增长。广西和贵州则呈现差异,从贫困发生率指标看,广西属于益贫式增长,但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指标体现出来的是涓滴式增长;贵州贫困发生率与贫困强度体现的是涓滴式在增长,但贫困深度指标体现出来的却是非益贫的。总体说来,几个地区经济增长都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贫困减缓,有较强的益贫性。(5)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贫困减缓的中介效应为55.23%,直接效应为44.77%。同时考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两个中介变量时,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大于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之比大约为1.3。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减缓的中介效应不明显,因此,应该关注如何避开各种不利因素,寻找与当地经济发展最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有效推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同向发展,以更大程度促进贫困减缓。(6)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具有较显着的减贫效应。总体上,普惠金融减贫弹性FEP等于0.0398,介于0到1之间,说明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每万平方公里银行业金融机构数、人均贷款余额、贷款率、保险深度四个指标在不同的水平下显着,说明金融机构的地理渗透性、贷款使用度与保险渗透度对于降低贫困作用十分重要,应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和范围,增加保险普及力度。人口维度渗透性、人均存款与储蓄率与贫困减缓不存在显着的关系。
史丰铭[7](2019)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基于省际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实现转型,从投资、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积累人力资本是实现内生增长的必要途径,所以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时,需要联系中国的具体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得到了迅速推进,在这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就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是劳动力数量的转移,还需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积累,那么在不同的城镇化阶段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顾了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发展,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经济增长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将城镇化进程分为城镇化初期和城镇化后期,分阶段讨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使用的学者研究成果包括《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8》给出的基于终生收入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张军(2004)给出的省际物质资本基期存量。使用了统计分析软件stata14.0和连玉君编写的PVAR2程序包,对中国31个省市区1985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综合之前理论分析结果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城镇化进程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才变得显着的。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显着地反作用于城镇化进程和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城镇化进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收入法核算)则是由于在收入分配环节过少的收入被分配为工资报酬,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受到了其他变量的负向冲击。另外,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东部区域已经基本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综合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一、增加工资报酬在收入分配环节所占的比例,从而提高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二、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三、教育医疗等资源向西部区域倾斜,避免地区间差异越拉越大。四、让城镇化进程变得更加市场化,减少政策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只有市场化的城镇化进程才能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
刘建党[8](2019)在《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深刻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成就。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围绕治理议题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以跨国分析为主,关注中国省域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治理质量的多维视角,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期限也比较陈旧。(2)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文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治理质量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通过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证研究,即,提出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2001-2016)。(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实证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纳入时间跨度的影响,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剖析,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1)把空间溢出因素纳入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构建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框架,提出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主要路径,以及本地区治理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剖析了空间溢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2)首次实证检验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获得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与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发现。量化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空间溢出已成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新结果。量化了空间溢出效应在邻近地区的梯次分布情况,提出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变小的新观点。(3)采用了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提出了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的新观点;获得了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曲线”变化趋势的新发现;得到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结论。基于如上主要创新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构建了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为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界定了“中国省域治理”概念,提出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框架,为开展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支撑。(2)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证实了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大力提升省域治理质量、培育治理质量高值集聚中心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演进特征,这可以成为识别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参考。
姚延婷[9](2018)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技术是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农业技术创新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有效途径。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经济增速放缓,以前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惨重的环境代价,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造成的土壤和水体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显然,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的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不得不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使得我国逐步进入依靠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强调环境和资源变量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以低投入、绿色、可持续性为目标来带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虽然国内外学者基本认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及促进作用,但由于视角和方法的原因还缺乏系统研究。在实践中,我国也较早地探索面向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创新,但依然存在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主体模糊、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阻碍着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的推动。鉴于此,本文将环境友好理念、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农业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农业技术扩散理论等,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通过耦合机理分析、现状测度、关联分析、贡献分析、路径设计五个层次,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系统的分析与探究,主要研究工作及研究结论如下:(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耦合关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加入环境规制的驱动因素,在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加速提高创新主体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改善与优化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形成,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反过来,农业经济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市场需求,促进更多创新资源的投入,在新需求引导下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过程。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从而为我国实现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2)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且区域发展不均衡。(1)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基本呈上升趋势,2015年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年份;(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虽逐年提升,但农业科技投入政策还缺乏稳定的机制;(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运行能力与最优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在0.7左右徘徊,证明仍需要完善各种模式的农业科技合作平台;(4)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一直波动上升,受公共性、高风险性与弱质性等特征的影响,使支撑能力与国家的农业科技支持政策与配套体系息息相关;(5)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总体趋势不断上升,但没有完全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表明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扩散与应用仍存在阻力;(6)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存在三个阶段,与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两型农业转型同步;(7)区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由“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递减趋势、东中西部内部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以及整体水平较低的特征。通过测度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水平与变化特征,为我国以农业技术创新驱动农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现实支撑。(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但时间上有滞后性。首先,在整体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1408%,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增加0.5432%;其次,短期内,在滞后1期到滞后3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度能持续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在滞后4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才缓慢地显现出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三,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从实证角度较好地验证了二者的耦合关系,拓展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4)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平稳增长的。第一,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实现年均增长为2.87%,表明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增加的,且主要来自于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水平的驱动,但农业技术效率相对缓慢;第二,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存在“高速区域”、“快速区域”、“中速区域”、“慢速区域”,各省份之间农业生产率增长及来源差异十分明显,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构成了中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生产前沿面,成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最佳实践者”;第三,从时间趋势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一直是平稳波动且较为缓慢地上升。通过明确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内在动因,赋予了传统农业生产率研究新的内涵,为后继的路径选择提供实证依据。(5)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需坚持政府主导模式。第一,搭建政府主导创新模式,提供创新促进增长的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改革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投入机制、优化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环境与激励驱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平台来实现;第二,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缩短创新对增长的滞后期,提出从解决农业技术扩散中供需不对称与加强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两方面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与应用;第三,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创新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强调重点加强农业技术效率的驱动能力与因地适宜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活动两个层面来驱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以上路径选择与实施,有效地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王静文[10](2018)在《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要素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突出。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日渐成熟,经济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视角得以引入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指出,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人们远离家乡,涌到大城市生活打拼,承受着“大城市病”带来的不便和压力,背负着亲人分离的苦楚,但依然选择集聚在国家的某几个超大城市。我国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和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浪潮,劳动力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超大城市。虽然在此期间,这些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同样很多地区面临着所谓的“大城市病”,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外来人口调控政策。近年来,这种集聚的格局仍较为稳定,但出现放缓迹象。根据有关学者估算(田雪原,2012),今后仍有2亿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这又将重塑劳动力集聚格局,从而对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劳动力集聚对各地区以及全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存不存在相应的门槛或者适宜的区间?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在优化区域经济过程中,不仅关注要素投入视角,也兼顾要素的空间布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专门对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尤其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聚焦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流动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和方法上的启发和借鉴。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类方法相结合。在定性分析上,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对劳动力集聚空间布局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在进行区间异质性分析时,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在定量分析方法上,使用面板数据,依次采用静态面板回归、动态面板回归、门槛回归等,并纳入空间效应,引入空间计量方法,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使用了系统GMM、空间系统GMM这些国际前沿方法,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基于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劳动力集聚通过正向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负向的市场竞争效应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由于各效应产生的条件不同,因此劳动力集聚先是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成本上升,转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倒U”关系。第二,基于我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测算,可以发现,平均来看,2000-2015年期间,我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14.05%。其中,劳动力集聚度最适宜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其收获的集聚红利为地区人均GDP的25%-27%。第三,通过对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每个地区的劳动力集聚对其经济的影响并非一样,因而每个地区适宜的集聚区也不相同。而经济实力是影响地区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集聚红利期长更久,承受的劳动力集聚度更高。因此,未来,站在经济效益视角看,上海仍然可以继续集聚一定量的劳动力资源。且单从地区经济效益来看,在一定时期内,在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加快更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并优先向劳动力集聚经济效益更高的地区集聚的现状仍然可以继续。第四,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在某一区域内部集聚的不均匀状况对全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型,即:地区间劳动力集聚度差异的增加对全域经济增长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国目前尚处于“∽”型曲线的第二个阶段,当前劳动力集聚空间格局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尚存在继续集聚的空间。
二、经济增长中的资本问题—贵州实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增长中的资本问题—贵州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资料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1.3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2.1.4 绿色发展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农业资本深化的相关研究 |
2.2.2 有偏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2.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2.2.4 研究评述 |
2.3 本章小节 |
第3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3.1.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 |
3.1.2 农业资本深化 |
3.1.3 有偏技术进步 |
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系统:基于CES生产函数 |
3.2.1 绿色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建 |
3.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替代弹性判断 |
3.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技术进步效率 |
3.2.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动能分解:基于CES生产函数 |
3.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3.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3.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动能分解 |
3.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3.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影响机理 |
3.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机理 |
3.4.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和演化特征 |
4.1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4.1.1 农业资本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4.1.2 劳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4.1.3 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演化特征分析 |
4.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4.2.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4.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4.2.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现状及演化特征 |
4.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4.3.1 实证设计 |
4.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4.3.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要素替代弹性分析 |
4.3.4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
4.3.5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背景下的有偏技术进步识别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能分解:资本与技术视角 |
5.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5.1.1 绿色农业产出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5.1.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的动能分解 |
5.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5.2.1 绿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CES生产函数核算 |
5.2.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的动能分解 |
5.3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5.3.1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5.3.2 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效率的动能分解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6.1.1 模型设定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6.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1 农业资本深化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2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4 稳健性检验 |
6.3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分析 |
6.4.1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规模影响的对比分析 |
6.4.2 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对绿色和传统农业经济增长动力影响的对比分析 |
6.4.3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2)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框架 |
1.3.2 文章结构 |
1.4 研究方法 |
1.5 本章小结 |
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 |
2.1 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发展 |
2.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
2.1.2 全要素生产率的产生和发展 |
2.2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2.2.1 增长会计法 |
2.2.2 经济计量法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3.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3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测度与分析 |
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3.1.1 资本存量K |
3.1.2 产出数据Y |
3.1.3 劳动力投入数据L |
3.2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分析 |
3.3 经济增长的计算与分析 |
3.3.1 各区域经济增长率的计算 |
3.3.2 经济增长时空差异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
4.1 指标选取 |
4.2 分析方法介绍 |
4.2.1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4.2.2 单位根检验 |
4.2.3 协整检验 |
4.2.4 误差修正模型 |
4.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3.1 稳定检验和方差分解 |
4.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3 讨论 |
5.3.1 创新之处 |
5.3.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资本存量 |
附录B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实际GDP |
附录C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GDP增长率 |
附录D 以1990年为基期各省及区域劳均资本存量增长率 |
附录E 各省及区域1991-2017年TFP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 |
致谢 |
(3)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2.1 贫困的内涵与外延评述及研究进展 |
1.2.2 收入分布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1.2.3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减贫文献评述及研究进展 |
1.3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方法与创新 |
1.4.1 主要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梳理与预期 |
2.1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贫困理论回顾 |
2.1.1 收入增长减贫:发展经济学贫困理论 |
2.1.2 收入分配减贫:福利经济学贫困理论 |
2.1.3 异质性减贫: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2.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理论预期 |
2.2.1 理论预期的出发点 |
2.2.2 理论预期的数理推导 |
2.2.3 理论预期的进一步阐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与测度 |
3.1 贫困指数的选取及分解 |
3.1.1 贫困指数的选取 |
3.1.2 贫困指数的分解 |
3.2 贫困指数分解方法的构建 |
3.2.1 传统的完全分解型贫困指数分解方法 |
3.2.2 基于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方法 |
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3.3.1 数据来源 |
3.3.2 贫困标准的选取与测算 |
3.3.3 中国居民贫困现状统计性描述 |
3.4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对比分析 |
3.4.1 传统的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3.4.2 三维贫困分解方法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3.4.3 两种贫困分解方法的对比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三维贫困分解指标及其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4.1 收入分布变迁的拟合 |
4.1.1 收入分布拟合的非参数方法 |
4.1.2 收入分布拟合的结果与分析 |
4.2 收入分布变迁视角下三维贫困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
4.2.1 模型的构建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增长效应:经济增长的减贫机制 |
5.1 增长效应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5.1.1 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梳理 |
5.1.2 经济增长的减贫机理分析 |
5.2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统计性描述 |
5.2.1 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
5.2.2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
5.3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5.3.1 系统GMM估计原理及模型构建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离散效应:政府补助的减贫机制 |
6.1 离散效应视角下收入分配的减贫机制分析 |
6.1.1 收入分配与政府补助关系分析 |
6.1.2 收入分配的减贫机理分析 |
6.2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的统计性分析 |
6.3 离散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减贫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
6.3.1 模型的构建 |
6.3.2 数据指标及回归方程设定 |
6.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三维贫困分解的异质效应:教育异质性的减贫机制 |
7.1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理分析 |
7.1.1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
7.1.2 教育异质性对贫困的影响机理分析 |
7.2 教育异质性与贫困统计性分析 |
7.2.1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
7.2.2 受教育程度与贫困变化趋势 |
7.2.3 受教育程度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
7.3 异质效应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机制实证分析 |
7.3.1 多层次Logistic模型的构建 |
7.3.2 异质性减贫效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3 区域视角下教育异质性减贫效应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人力资本质量的内涵及构成 |
1.2.1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 |
1.2.2 .认知人力资本与非认知人力资本 |
1.2.3 .认知职业与非认知职业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 |
1.4.1 .研究难点 |
1.4.2 .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 |
2.1.1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2.1.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
2.1.3 .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 |
2.2 .新人力资本理论 |
2.2.1 .能力的形成 |
2.2.2 .非认知能力的探索与发现 |
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研究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2.4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差异研究新动态 |
2.4.1 .企业异质性与劳动力异质性 |
2.4.2 .匹配理论 |
2.5 .相关研究评述 |
第三章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 |
3.1 .人力资本差异是国家间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 |
3.1.1 .Lucas(1988)模型 |
3.2 .人力资本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中的重要作用 |
3.2.1 .MRW(1992)模型 |
3.2.2 .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模型 |
3.3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
3.3.1 .Nelson-Phelps(1966)模型 |
3.3.2 .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模型 |
3.3.3 .VAM(2006)模型 |
第四章 开放经济下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理论模型 |
4.1 .模型的基本设定 |
4.1.1 .异质劳动力选择行为 |
4.1.2 .异质企业生产行为 |
4.2 .一般均衡分析 |
4.2.1 .劳动力总供给 |
4.2.2 .劳动力总需求 |
4.2.3 .开放经济下劳动力市场均衡 |
4.3 .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 |
4.4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与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4.4.1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4.4.2 .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4.5 .模型相关参数的估算 |
4.5.1 .人力资本生产弹性系数 |
4.5.2 .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 |
4.5.3 .劳动力需求弹性系数 |
第五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
5.1.1 .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弹性系数η的计算 |
5.1.2 .中国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θ的估计 |
5.1.3 .中国劳动力需求弹性系数α的估计 |
5.2 .中国省际人力资本质量指数 |
5.2.1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 |
5.2.2 .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 |
5.2.3 .人力资本质量指数HCQI |
5.2.4 .中国省际人力资本质量与人均产出 |
5.3 .认知人力资本、非认知人力资本与人均产出 |
5.3.1 .基础模型设定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第六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6.1 .计量模型与研究方法 |
6.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1 .全国样本估计结果 |
6.3.2 .东中西部地区估计结果 |
6.4 .稳健性检验 |
第七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7.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 |
7.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7.1.2 .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
7.2 .计量模型设定 |
7.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7.4 .估算结果与分析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研究工作和获得的学术成果 |
(6)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民族地区金融扶贫政策沿革 |
1.1.3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民族地区 |
1.2.2 贫困及贫困的分类 |
1.2.3 洛伦兹曲线 |
1.2.4 金融发展 |
1.2.5 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2.1.1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 |
2.1.2 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
2.1.3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1 金融发展与贫困 |
2.2.2 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
2.3 民族地区相关研究 |
2.3.1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贫困的研究 |
2.3.2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益贫性的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理论框架 |
3.1 金融发展对贫困的直接作用 |
3.1.1 贷款服务 |
3.1.2 储蓄服务 |
3.1.3 投资理财服务 |
3.2 金融发展对贫困的间接作用 |
3.2.1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贫困 |
3.2.2 金融发展-收入分配-贫困 |
3.3 金融发展与贫困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民族地区的贫困形势与减贫成效 |
4.1 贫困的总体情况和特征 |
4.2 基于FGT的民族地区贫困测度 |
4.2.1 数据选取及处理 |
4.2.2 贫困线的确定 |
4.2.3 农村居民收入及FGT测度结果 |
4.3 西藏、宁夏贫困变化分析 |
4.4 贫困的致因分析 |
4.5 “十二五”以来的减贫成效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 |
5.1 民族地区整体金融发展状况 |
5.1.1 民族地区银行业情况 |
5.1.2 民族地区资本市场发展状况 |
5.1.3 保险市场分析 |
5.1.4 金融相关率分析 |
5.2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
5.2.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 |
5.2.2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分析 |
5.3 民族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情况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6.1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益贫性判断 |
6.1.1 PPGI结果 |
6.1.2 PEGR结果 |
6.1.3 PGC计算 |
6.2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
6.2.1 模型设立 |
6.2.2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6.2.3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
6.2.4 结论 |
6.3 金融发展减贫弹性的区际差异和动态变化 |
6.4 案例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7.1 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实证分析 |
7.1.1 模型设计 |
7.1.2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7.1.3 实证结果 |
7.1.4 结论 |
7.2 案例 |
7.2.1 案例一之盐池模式 |
7.2.2 案例二之保险扶贫 |
7.2.3 案例三之绿色金融减贫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本文主要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完善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
8.2.2 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手段提升,拓展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 |
8.2.3 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8.2.4 规范信贷投放,促进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
8.2.5 结合地区生态特色,提升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
8.2.6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金融良性发展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7)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基于省际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1.1.2 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型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关于已有研究的述评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主要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主要不足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
2.1 基本概念 |
2.1.1 人力资本 |
2.1.2 城镇化 |
2.2 人力资本理论 |
2.2.1 早期人力资本理论 |
2.2.2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舒尔兹的人力资本模型 |
2.3.2 罗默模型 |
2.3.3 卢卡斯经济增长模型 |
2.3.4 MRW模型 |
2.4 二元经济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和地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现状 |
3.1 中国及各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
3.1.1 城镇化发展阶段 |
3.1.2 中国城镇化进程 |
3.1.3 区域城镇化进程差异分析 |
3.2 中国及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状况 |
3.2.1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状况 |
3.2.2 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差异状况分析 |
3.3 中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状况 |
3.3.1 中国经济增长状况 |
3.3.2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状况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
4.0 对城镇化进程初期和后期的划分方法 |
4.1 城镇化初期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4.1.1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
4.1.2 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 |
4.1.3 城镇化初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4.2 城镇化后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4.2.1 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
4.2.2 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
4.2.3 城镇化进程放缓 |
4.3 理论模型推导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描述性检验 |
5.1.1 变量选择 |
5.1.2 数据来源 |
5.1.3 描述性检验 |
5.2 中国整体实证分析 |
5.2.1 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
5.2.2 模型设定及方法 |
5.2.3 最佳滞后阶数的选择 |
5.2.4 稳定性检验 |
5.2.5 PVAR模型的GMM估计结果 |
5.2.6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2.7 脉冲响应分析 |
5.2.8 方差分解 |
5.3 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 |
5.3.1 东部区域实证分析 |
5.3.2 中部区域实证分析 |
5.3.3 西部区域实证分析 |
5.3.4 东北区域实证分析 |
5.3.5 区域实证分析结论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相关对策建议 |
6.1 注重劳动者报酬的提升 |
6.2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度 |
6.3 教育、医疗资源需要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
6.4 让城镇化进程变得更加市场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伟大成就 |
1.1.2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
1.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地位 |
1.1.4 提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1.3.2 治理质量的测度视角与实证 |
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1 主要贡献 |
1.4.2 主要不足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5.3 技术路线 |
第2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
2.1.1 从“诺斯悖论”到“权力悖论” |
2.1.2 “权力悖论”的“中国省域治理”解 |
2.1.3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 |
2.2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2.2.1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2.2.2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 |
2.3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2.3.1 制度变迁、时间跨度与绩效传导 |
2.3.2 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现象 |
2.3.3 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2.4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2.4.1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2.4.2 治理质量、地理位置与空间依赖 |
2.4.3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 |
3.1 评估体系构建 |
3.1.1 基本原则 |
3.1.2 评估内容 |
3.1.3 指标体系 |
3.1.4 指标筛选 |
3.2 数据与方法 |
3.2.1 样本数据 |
3.2.2 评估方法 |
3.3 时序全局因子分析 |
3.3.1 构建分析模型 |
3.3.2 检验前提条件 |
3.3.3 确定指标权重 |
3.4 治理质量评估结果 |
3.4.1 指数有效性 |
3.4.2 省域排名 |
3.4.3 改善幅度 |
3.4.4 变异水平 |
3.4.5 聚类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4.1 理论假说 |
4.1.1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着正向影响 |
4.1.2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 |
4.2 模型与方法 |
4.2.1 模型设定 |
4.2.2 变量选择 |
4.2.3 研究方法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4.3.1 描述性统计 |
4.3.2 模型假设检验 |
4.3.3 初步计量结果 |
4.3.4 地区差异性 |
4.3.5 时期差异性 |
4.4 稳健性检验 |
4.4.1 内生性问题 |
4.4.2 样本类型选择 |
4.4.3 模型形式选择 |
4.4.4 变量形式选择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5.1 理论假说 |
5.1.1 治理质量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倒U曲线”关系 |
5.1.2 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5.1.3 治理质量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
5.2 模型与变量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择 |
5.3 长期效应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 |
5.3.2 模型假设检验 |
5.3.3 初步分析结果 |
5.3.4 地区差异性 |
5.3.5 稳健性检验 |
5.4 短期效应分析 |
5.4.1 初步计量结果 |
5.4.2 经济发展水平 |
5.4.3 地区差异性 |
5.4.4 时期差异性 |
5.4.5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6.1 理论假说 |
6.1.1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
6.1.2 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衰减 |
6.2 模型与变量 |
6.2.1 模型设定 |
6.2.2 变量选择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6.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6.3.1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
6.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6.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6.4 空间计量分析 |
6.4.1 初步计量结果 |
6.4.2 地区差异性 |
6.4.3 时期差异性 |
6.4.4 稳健性检验 |
6.4.5 进一步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环境友好”理念的演进 |
1.3.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 |
1.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3.4 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 |
2.1.1 农业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界定 |
2.1.2 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 |
2.1.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思想 |
2.2 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及影响因素 |
2.2.1 农业经济增长的内涵 |
2.2.2 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 |
2.2.3 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2.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原理 |
2.3.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
2.3.2 农业经济增长支撑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 |
2.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与区域特征分析 |
3.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
3.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3.2.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3.2.2 指标体系的初建 |
3.2.3 指标筛选与说明 |
3.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 |
3.3.1 模型选择 |
3.3.2 评价过程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3.4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特征分析 |
3.4.1 区域视角下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
3.4.2 我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区域特征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
4.1 关联分析中变量、数据与方法的选择 |
4.1.1 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
4.1.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4.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关联的实证分析 |
4.2.1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
4.2.2 Johansen协整检验 |
4.2.3 建立VAR模型 |
4.2.4 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4.2.5 脉冲响应函数 |
4.2.6 方差分解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
5.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下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变化 |
5.1.1 投入变量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要素的纳入 |
5.1.2 产出变量中非期望要素的纳入 |
5.2 贡献分析中模型选择与设计 |
5.2.1 模型选择的前提 |
5.2.2 模型设计 |
5.3 变量界定与数据处理 |
5.3.1 传统投入变量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要素投入变量 |
5.3.2 期望产出变量与非期望产出变量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及源泉变化 |
5.4.2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分布 |
5.4.3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空间分布中的最佳实践者 |
5.4.4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时间趋势 |
5.4.5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基本结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设计 |
6.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
6.1.1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目标 |
6.1.2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 |
6.1.3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初步路径构建 |
6.2 构建政府主导创新模式,提供创新促进增长的制度环境 |
6.2.1 确定政府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主导作用 |
6.2.2 完善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各项配套制度 |
6.3 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缩短创新对增长的滞后期 |
6.3.1 解决农业技术扩散中供需不对称 |
6.3.2 加强多元化的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
6.4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创新对经济的贡献份额 |
6.4.1 重点加强农业技术效率的驱动能力 |
6.4.2 因地适宜地推进农业技术创新活动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论文创新点 |
7.3 论文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
(10)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理论和实际意义 |
1.2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介绍 |
1.3 概念界定、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概念界定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及研究进展 |
2.1.1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及相关研究 |
2.1.2 空间视角的经济增长理论及相关研究 |
2.2 劳动力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及研究进展 |
2.2.1 劳动力供给要素与经济增长 |
2.2.2 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
2.2.3 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 |
2.3 文献评述及展望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
3.1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现状及演变 |
3.1.1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现状 |
3.1.2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 |
3.2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成因的理论分析 |
3.2.1 研究背景和基础 |
3.2.2 理论分析 |
3.3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成因的实证分析 |
3.3.1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3.3.2 估计方法与内生性处理 |
3.3.3 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4.1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与推导 |
4.1.1 作用机理与理论分析 |
4.1.2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式推导 |
4.2 模型构建与资料说明 |
4.2.1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来源 |
4.2.2 方法选择依据——空间计量方法的引入 |
4.3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
4.3.1 空间相关性识别与检验 |
4.3.2 模型估计 |
4.3.3 稳健性检验与结果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劳动力空间集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定量测算 |
5.1 理论分析与推导 |
5.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来源 |
5.2.1 劳动力集聚收益函数 |
5.2.2 劳动力集聚成本函数 |
5.3 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
5.3.1 劳动力集聚的收益函数 |
5.3.2 劳动力集聚成本函数 |
5.3.3 计算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
6.1 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和门槛 |
6.2 门槛辩识 |
6.2.1 门槛模型设定 |
6.2.2 劳动力空间集聚效应面板门槛回归的估计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不均匀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7.1 劳动力空间集聚不均匀指数构建和现状描述 |
7.1.1 指标构建 |
7.1.2 现状描述以及空间相关性识别检验 |
7.2 劳动力空间地区差异对全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假设和探讨 |
7.2.1 基础数理关系推演 |
7.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7.3 劳动力空间集聚地区差异与全域经济增长“∽”型关系的检验 |
7.3.1 模型设定、估计与稳健性检验 |
7.3.2 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政策思考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思考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介 |
四、经济增长中的资本问题—贵州实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资本深化、有偏技术进步与绿色农业经济增长[D]. 黄莉. 西南大学, 2021(01)
- [2]中国大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分析[D]. 焦德文. 河南大学, 2020(02)
- [3]基于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三维贫困分解测度及其实证检验[D]. 冯星. 吉林大学, 2020(08)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D]. 张懿.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2)
- [6]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彭见琼.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4)
- [7]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基于省际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D]. 史丰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建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姚延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10]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王静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