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都学刊》编辑部人员赴京造访专家学者（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提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闫瑞[2]（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提出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朱晓博[3]（2019）在《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袁世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代表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他从登州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至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长期在关键岗位上历练,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视野开阔,尤其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在中国政坛上风生水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在长期的用人行政和实践中,袁世凯独特的用人思想逐渐形成。袁世凯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用人思想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的用人特点,又有为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任用新型人才的特点。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他的用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一步步取得政治高位,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民国初年纵横捭阖,问鼎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可以看到的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之外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写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具体来说,在袁世凯的成长历程中,其家族世代为官的影响是他用人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早年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的经历是他用人思想的早期雏形;其自身条件与个人抱负是他用人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是影响他用人思想的客观因素。第二章主要梳理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袁世凯晚清任官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驻节朝鲜、小站练兵、巡抚山东和总督直隶。笔者认为,驻节朝鲜是袁世凯事业的起步时期,也是用人群体的初步形成时期;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在朝鲜用人群体基础上的第一次扩张时期·,巡抚山东是袁世凯用人群体的快速发展时期;总督直隶是袁世凯在清末用人群体的全面扩张时期,也是北洋集团的最终形成时期。第三章主要梳理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主要关注他在巡抚山东期间扩充武卫右军,镇压义和团、办理对外交涉,赢得政治声誉、督办河工、参与东南互保和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等方面的用人实践。第四章主要梳理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包括接收天津,维护主权、创办巡警,维护治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收回利权,以及废除科举,广兴教育等方面。第五章主要阐述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从袁世凯在抚东督直时期的用人实践及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用人比较归纳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为重视人才,唯才是举、恩禄相结,笼络人才、重视学校,培育新才、整顿吏治,慎选重育、破除畛域,兼容并蓄、不用私人,不念私仇、礼贤下士,待人友善、兼备德才,绝对服从。结语则对清末袁世凯的任官经历、用人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给予其用人思想以更加客观的评价。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认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谢国升[5]（2019）在《西周时期的邑》文中研究表明金文资料显示,西周庶民在族长邑人的带领下,进行劳作以供养各级贵族,庶民集结的政治组织称之为邑。作为基层单位,邑是经济生产和政令传达的最终端,邑的结构即是西周社会的底层结构,集中体现了封建制和官僚制的互动。行政管理上,西周小邑可分为畿内贵族小邑和邦国小邑,有着不同的行政秩序。王有小邑广泛分布于王畿一带,里面居民以农耕为主,统称为甸人,在邑人带领下开展农业活动,并定期向上级汇报,以便王朝掌握相关情况。至少从西周中期开始,王有小邑开始连片发展,开始出现东鄙五邑、直鄙这样的小邑群。贵族采邑只有宗邑和小邑两层,一般由宗妇打理,小邑规模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西周中后期贵族土地被广泛交换,出现了不少和宗邑分离的遥领小邑,为方便耕作,这些小邑往往就地营造甸人居所“寓”,通过定期汇报和勘查土田,家宰逐渐成为沟通宗邑和小邑的桥梁人物。由于金文资料的限制,以吴、倗和鲁为例,可知邦国小邑都归邦君直接管理,没有宰臣作为中介,邑人能直接与邦君沟通;不同邦国因历史、位置、规模不同,下辖小邑随之呈现出不同特色。基本情况上,西周小邑面积在几千到三万平方米之间,人均利用面积介乎二十到五十平方米,每邑人数大概在十到五十家之间;小邑特点是组织散漫、相对孤立,承担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专事军务的小邑,也不存在专事生产、祭祀等职能的小邑;古者亦兵亦农,小邑居民以伍法为准绳,单位为五进制,人口盘查以“夫”（家庭主力男丁）为对象,所得结果较为粗放;由于简牍文书的运用,王廷能够实现人员、物资的登记归档,以邑人为中介,通过蔑历和其他考绩手段,周王间接掌控小邑动向。经济活动上,西周存在大量遥领小邑,部分私田与公田（宗邑之田）根本不相邻,自然不存在公田必定居中的井田制;其时未见货币地租,私田所得,尽归庶人所有,无须上缴。至于公田,助法是耕作方式,彻法是缴税方式,适用于诸多小邑。除赋税外,小邑居民还需承担劳役和兵役,劳役以营造城郭和修治水利为主,工期无定;庶民随时响应号召,从宗邑主征战四方。总的来说,西周徭役十分沉重,小邑经济呈现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商业互有侧重,交错为用的局面。邑是西周国家最基础的政治单位和社会组织。从“度地立邑”到“体国经野”,封建制下的邑随官僚制编织入行政网络之中,体现了政治权力的作用。邑的演化模式,正是西周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
赵越云[6]（2018）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文明史研究逐渐成为农业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文明史研究进入宏观整合阶段。农业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转折与升华,由此,探讨农业与文明的关系成为可能,也有所必要。对农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对考古学、历史学围绕中国早期文明而积累的诸多认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个学科在农业与文明方面,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农业史、文明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必要界定与检讨: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中国原始农业进行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基本认识,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阶段划分的具体方案。从而,为系统探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与论述框架。通过对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等关系的探索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稻作与旱作农业类型在中国南北方地区基本同时形成。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使早期人类具备了一种脱离母体族群、异地生存繁衍的能力。原始血缘族群开始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自然地理单元内细胞分裂式地增长,区域性中心聚落得以产生,揭示出凌驾于区域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端倪;同时,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开始在各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地带彼此接触,地缘因素开始萌发。公共权力和地缘因素出现在史前各区域,标志着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开端,也揭示出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原始稻作、旱作农业类型在持续发展中产生地域、文化间的相互撞击。在地域的撞击中,形成了稻旱混作农业类型;在文化的撞击中,生成了华夏、苗蛮与东夷三大古代族群。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在面对史前洪水事件时产生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由矛盾到冲突、由冲突而战争。在华夏族群联合东夷,打击苗蛮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族群实现了民族合并,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代民族——华夏民族,同时也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联合治水的过程中,中原地区总结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异质族群,最终促成了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殷周春秋之际,北方地区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区域差异,在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刺激下逐渐凸显,北方地区逐渐在地域、文化上发生裂变。伴随北方地带逐渐从固有的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经由半农半牧农业类型而转变为原始游牧农业类型,戎狄、匈奴族群的在北方地带渐次形成。西戎北狄族群在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中,一部分因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而参与到匈奴族群的构建过程中;另一部分则通过内附而融入华夏民族,扩充了华夏民族的构成,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获得发展的外部刺激因素。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环伺的外部环境下,殷周春秋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边界逐渐清晰。至此,稻旱撞击中形成的华夏民族与农牧裂变中凸显的中国边界,最终汇成“中华”。在农牧裂变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在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基础上,接纳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出现的畜牧业,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农牧兼营。一方面为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基于上述基本结论,进一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宏观思考。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其早期阶段已然奠定,在撞击与裂变中,中华早期文明走向古代文明阶段。战国秦汉以来,基于三种彼此不同的农业类型,逐渐产生了三种异质性的文明类型:遒劲的草原游牧文明、厚重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富庶的江南农渔文明。三种文明类型和而不同,在中华古代文明阶段,互通有无,彼此扶持,最终走向相互熔合。由不同而多元、由熔合而一体,三种农业与文明的类型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张婧雅[7]（2017）在《林弼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学界对于闽南籍作家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二代,而元明之际的闽南籍作家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元末明初漳州籍作家林弼更是一位从未被发掘的研究对象。林弼生于漳州,为官漳州,是元顺帝至正年间的漳州路知事。作为漳州路重要的首领官,林弼不仅要协助达鲁花赤处理日常政务,更需要与当地士绅交往,以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定。因此,其文集中除了留有元末之时有关漳州路社会民生各种现象的记载,还保存了当时漳州文人生平、着述、交往的重要信息,生动地展示了元朝文人的社交网络。入明后,林弼以名儒的身份被明太祖征入明廷,出任吏部主事,不仅与宋濂、刘基、王祎等台阁大佬交往,还二使安南,着有《使安南集》,宋濂亲自作《使安南集序》。林弼在出使安南期间,却赆金不受,得到明太祖的赏识和信任,并于洪武十二年出知登州。登州不仅是中国与日、韩交往的重要口岸,更是明代海防的重要据点。作为曾经出仕元朝的官员,林弼能够二使安南、出知登州,可见明太祖对他的肯定和信任,这在明初严酷的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作为朝廷显宦,林弼在明初与朝中大臣的诗文唱和颇多,提高了闽南文人在主流文坛的影响力。而且,他身在朝廷,心却不忘闽地,每每对闽地士子照拂有加,还和出任漳州的各级官员诗文往来,可谓明初对漳州颇具影响力的官员。对于林弼的影响力,时人在为他作悼词时就言:“北斗文章惊海内,南宫礼乐重朝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对他评价颇高:“明初,闽南以明经学古擅名文苑者,弼实为冠也”。然而,作为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闽南籍作家,学界尚未有一篇研究专着,实在遗憾。由此可知,以林弼本人及其家族和文集为中心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林弼研究的空白,也是利用新材料对元末明初各种社会现象的发掘与梳理。现存关于林弼的文献,除了其文集《林登州集》二十三卷,还存于地方志和其他文人文集,可综合使用。以林弼为研究对象,不仅深化了闽南作家的研究,还可补充其他作家研究中的空缺,譬如林弼与宋濂的交往、林弼与刘基的交往,都可作为宋濂或刘基研究中的补充。此外,以林弼为线索,不仅可知元代南方科举家族如何在科举中断时蛰伏以待重开科举后壮大情况的,还可知元代福建科举的一些基本状况。再者,林弼入明后二使安南,留有一百多篇出使安南纪行诗歌,通过这些诗歌,可知元明之际中国至安南的交通状况和沿路的风景风俗,对于研究中越交通有重要文献价值。第三,林弼曾监运海漕,又出任登州太守,对于元明海漕也有零星记录。第四,作为元明之际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的文人,林弼不仅点评赵子昂的书法,还在很多国宝级的手帖上留有墨迹,特别是当这些作品失传后,他的文字更具重要价值。第五,林弼还和很多元代一流画家交往,如方壶子、张师夔、顾安、柯九思等人。林弼不仅为他们的作品题诗,还有对他们生平事迹的记载,填补了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空缺。总之,林弼是一位被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作家,对他的研究不仅丰厚了闽南文化,还深化了元明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刘霞云[8]（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陆琦杨[9]（2016）在《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 ——以春秋时期为中心》文中提出“出奔”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普遍而特殊的政治事件,其历史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达到高峰。就影响而言,出奔事件及其衍生物对先秦社会历史发展一一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一一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以出奔事件及其相关因素为切入点,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展现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整体情况与其中若干重要细节,并且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除绪论、结语外,本文共有六章和余论,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出奔事件数据展开统计分析。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第一章从时空维度概述出奔事件在先秦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分析出奔事件的产生原因,并依据不同标准为出奔事件划分类型；考察出奔者群体的身份变化和相关的“出奔之礼”问题。第二章主要讨论出奔者选择出奔地的影响因素或条件以及出奔者的最终结局。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四章。这两章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重点考察春秋战国出奔者与从亡者、未从亡者、本国同僚或世交旧识和出奔地国君、贵族等周围人群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这些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出奔者与出奔事件的发展。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该部分聚焦出奔事件的衍生事件,诸如导致春秋时期列国会盟、国内盟誓和先秦时期征伐或军事行动等因素,以此讨论出奔事件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联系。第四部分即第六章。这一章主要关注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分析出奔事件对春秋时代变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阶层变动两方面。第五部分是结语和余论。前者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后者是在史料稀缺的条件下主要讨论夏商西周出奔事件的一些问题。
蔡敏[10]（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二、《殷都学刊》编辑部人员赴京造访专家学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殷都学刊》编辑部人员赴京造访专家学者（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基本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明史》纂修及修订过程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初诸帝与《明史》纂修之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明史》纂修人员的研究 |
| （四） 关于《明史》诸稿源流考订的研究 |
| （五） 关于《明史》部分序与论赞的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框架 |
| 第一章 《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 |
| 一、 首次进呈史稿御览前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未有回应的御制论断之请 |
| （二） 纂修官分班阄派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三） 总裁官分任专阅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1. 总裁官分任专阅时间考 |
| 2. 总裁官分任专阅成果中的序与论赞 |
| 3. 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与陈廷敬分任专阅之关系 |
| （四） 徐元文等首次进呈史稿并恭请御制论断 |
| 二、 康熙年间监修官、总裁官裁定史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万斯同协助监修官、总裁官审定序与论赞 |
| 1. 万斯同在馆修史之成果 |
| 2. 《明史列传稿》267卷与《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序与论赞 |
| （二） 熊赐履删改润色叙与论赞 |
| （三） 王鸿绪重撰序、废去论赞 |
| 三、 雍正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是否添加论赞的讨论 |
| （二） 纂修官修订序、增补论赞 |
| 四、 乾隆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乾隆帝御览武英殿本《明史》序与论赞 |
| （二） 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序与论赞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史》序与论赞书写的指导思想 |
| 一、 史馆内序与论赞的书写原则 |
| （一） 严谨考据，据实直书 |
| （二） 勿主一说，持论允平 |
| （三） 避免门户之见 |
| 二、 诸帝的修史要求 |
| （一） 康熙帝：称美帝王，肯定明代流风善政 |
| 1. 二十六年，康熙帝指示修史人员不得徒肆议论 |
| 2. 三十一年，康熙帝再次指责议论失平，修史人员恭请御制论赞 |
| 3. 三十六年，康熙帝敕谕有关明代历史之系统性看法 |
| 4. 四十三年，康熙帝再斥修史人员任意妄作，坚辞御制定论 |
| （二） 雍正帝：符合圣意的官方记载才是信史 |
| （三） 乾隆帝：史书须经帝王亲阅鉴定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重大事件的议论 |
| 一、 关于明太祖诛戮功臣的议论 |
| （一） 修史之初关于太祖诛戮功臣的公论 |
| （二） 潘耒、万斯同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三） 熊赐履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四） 殿本《明史》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二、 关于“靖难”的议论 |
| （一） 潘耒的“靖难”评价 |
| （二） 万斯同、熊赐履“靖难”评说之微调 |
| （三） 王鸿绪“靖难”评论之变化 |
| （四） 杨椿对王鸿绪的诘难 |
| （五） 康熙、乾隆二帝的“靖难”书写基调 |
| 1. 康熙帝称美明朝诸帝的修史基调与殿本《明史》的“靖难”评价 |
| 2. 乾隆帝的“靖难”评说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三、 关于“大礼议”的议论 |
| （一） 万斯同的“大礼议”评价 |
| 1. 万斯同私人文集中的“大礼议”评说 |
| 2. 《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大礼议”评价 |
| （二） 熊赐履的“大礼议”评价 |
| （三） 殿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四库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关于亡国的议论 |
| （一） 清初史家关于亡国的众说纷纭 |
| （二） 康熙帝“明亡于神宗”认识的形成 |
| （三） 殿本《明史》中“明亡于神宗（万历）”说的贯彻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制度损益的议论 |
| 一、 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一） 万言《诸王世表叙》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二） 熊赐履进呈稿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三）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四） 雍正、乾隆二帝逆转《明史》关于分封的议论 |
| 1. 雍正帝对分封的彻底否定与殿本《明史》对分封的议论 |
| 2. 乾隆帝与四库本《明史》对分封的彻底否定 |
| 二、 关于罢黜宰相之得与失的议论 |
| （一） 修史初期多论明太祖废相之失 |
| （二）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对废相得失的搁置 |
| （三） 乾隆帝否定“天下治乱系宰相”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史》序与论赞臧否人物的标准 |
| 一、 对明代君主的评论 |
| （一） 熊赐履对明代君主的称美与诘责 |
| （二） 殿本《明史》秉持康熙帝之修史基调 |
| （三） 四库本论赞对君主乾纲独断的强调 |
| 二、 褒贬诸臣的尺度 |
| （一） 名节功业孰为重 |
| （二） 进取是否为正途 |
| （三） 学问是否醇正 |
| （四） 得君柄政是否合宜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学术与道德的议论 |
| 一、 关于“儒林”的议论 |
| （一） 由《理学传》设想到总归《儒林传》的决定 |
| （二） 熊赐履对明代儒林的宽泛概论 |
| （三） 王鸿绪以学派脉络分卷论述明代儒林 |
| （四） 陆陇其入祀与殿本《儒林传》浓厚的政治教化 |
| 二、 关于忠义的议论 |
| （一） 清初廷臣褒奖忠义之请 |
| （二） 修史之初史家的忠义之论 |
| （三） 熊赐履的“忠义”观 |
| （四） 王鸿绪史稿至殿本《明史》的明代“忠义” |
| 三、 关于宦寺之祸的议论 |
| （一） 宦寺之祸在于君主之任人唯亲 |
| （二） 宦寺之祸在于党人之附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视角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 |
| 一、袁世凯的家世 |
| 二、袁世凯自身条件和个人抱负 |
| 三、早年从军和驻节朝鲜的经历 |
| 四、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 |
| 第二章 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 |
| 一、起步:驻节朝鲜时期(1882-1894) |
| 二、初步崛起:小站练兵时期(1895-1899) |
| 三、快速扩充:巡抚山东时期(1899-1901) |
| 四、全面扩张:总督直隶时期(1901-1907) |
| 第三章 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 |
| 一、任用新军,镇压义和团 |
| 二、办理教案、路案,交涉列强 |
| 三、督办河工,造福一方 |
| 四、加入东南互保,保境安民 |
| 五、任用洋务人才,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 |
| 第四章 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 |
| 一、接收天津,维护主权——折冲樽俎的唐绍仪 |
| 二、创办巡警,维护治安——长于缉捕的赵秉钧 |
| 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小站练兵的老底柱 |
| 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实业专家周学熙 |
| 五、收回利权,京张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
| 六、废除科举,广兴教育——深裨学务的严修 |
| 第五章 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 |
| 一、重视人才,唯才是举 |
| 二、恩禄相结,笼络人才 |
| 三、重视学校,培育新才 |
| 四、整顿吏治,慎选重育 |
| 五、破除畛域,兼容并蓄 |
| 六、不用私人,不念私仇 |
| 七、礼贤下士,待人友善 |
| 八、兼备德才,绝对服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西周时期的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 |
| 第四节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行政管理 |
| 第一节 王有小邑 |
| 第二节 畿内贵族小邑 |
| 第三节 邦国小邑 |
| 小结 |
| 第二章 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住所规模 |
| 第二节 人口数量 |
| 第三节 组织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活动 |
| 第一节 土地制度 |
| 第二节 赋役方式 |
| 第三节 经济部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1.3.1.1 对古农书和农史资料的发掘、整理、校注、汇编 |
| 1.3.1.2 农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各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 |
| 1.3.2 早期文明相关理论的形成途径 |
| 1.3.2.1 考古研究者的理论贡献 |
| 1.3.2.2 史学理论研究者的贡献 |
| 1.3.2.3 兼顾归纳与演绎的成果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文献研究法 |
| 1.4.2 文物考古研究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检讨 |
| 2.1 原始农业类型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原始农业的时代下限与构成因素 |
| 2.1.2 农业类型与原始农业的类型划分 |
| 2.2 中华早期文明相关理论检讨 |
| 2.2.1 国家的标志探讨与概念再界定 |
| 2.2.2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阶段的划分 |
| 第三章 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1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动植物驯化的开端 |
| 3.1.1 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
| 3.1.2 生产工具与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 |
| 3.1.3 人类驯化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迹象 |
| 3.2 新石器时代中期构成原始农业类型诸因素的齐备 |
| 3.2.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雏形 |
| 3.2.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因素 |
| 3.3 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旱作、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3.1 北方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确立 |
| 3.3.2 南方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3.4 原始农业类型形成的历史影响与意义：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 |
| 3.4.1 原始血缘性族群的繁殖 |
| 3.4.2 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形成 |
| 3.4.3 不同血缘族群间的接触 |
| 3.5 本章小结：中华早期文明的多源起源 |
| 第四章 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 |
| 4.1 新石器时代末期-殷商以前原始农业类型的演进格局 |
| 4.1.1 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持续发展 |
| 4.1.1.1 豆麦牛羊的相继出现 |
| 4.1.1.2 中国家马的域外引入 |
| 4.1.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演进历程 |
| 4.1.2.1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发展 |
| 4.1.2.2 原始稻作农业类型的衰落 |
| 4.2 稻旱地域撞击：稻旱混作农业类型的形成 |
| 4.3 稻旱文化撞击：古代三大族群的初步生成 |
| 4.3.1 史前洪水事件真实存在的多元证据 |
| 4.3.2 不同农业类型与族群对洪水的应对 |
| 4.4 中华早期文明形成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4.4.1 克有三苗：史前中国南北格局的终结 |
| 4.4.2 禹别九州：中华早期文明的最终形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 |
| 5.1 农牧地域裂变：北方地带原始游牧农业类型的渐趋形成 |
| 5.1.1 从旱作到半农半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初次调试 |
| 5.1.2 从半农半牧到游牧：北方地带生业模式的再次调试 |
| 5.1.3 北方地带早期文明进程断裂的宏观审视——以石峁为例 |
| 5.2 农牧文化裂变：北方地带西戎北狄匈奴族群的渐次形成 |
| 5.3 农牧兼营：中原地区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结构调整 |
| 5.3.1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对畜牧业的接纳 |
| 5.3.2 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家马本土化历程 |
| 5.4 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与内部驱动 |
| 5.4.1 农以富国·牧以强兵：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内部驱动 |
| 5.4.2 戎狄内附·错居中国：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外部刺激 |
| 5.4.2.1 华夏民族意识的强化 |
| 5.4.2.2 中国地域边界的明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样熔合：农业与文明类型的历史演进 |
| 6.1 河流轴心·东西绵延：农业类型的地域最大化与文明类型的多样性 |
| 6.2 南北异质·互补熔合：多样文明类型最终走向一体化的动因与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林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林弼其人 |
| 第一节 林弼名字考辩 |
| 第二节 林弼是否为进士考辩 |
| 第三节 元代科举的特点对林弼的影响 |
| 第四节 林弼参修《元史》考 |
| 第二章 林弼家族考 |
| 第一节 林弼家族谱系 |
| 第二节 累世业儒的科举家族 |
| 第三章 《林登州集》版本考述 |
| 第一节 《林登州集》传本略述 |
| 第二节 《登州林先生续集》收录林弼作品情况 |
| 第三节 其他文集中收录林弼诗歌情况 |
| 第四章 两使安南 |
| 第一节 宋、元之际出使安南纪行诗文留存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明洪武朝的外交政策及出使安南诗歌留存情况 |
| 第三节 元、明出使安南的延续性 |
| 第四节 元朝及明洪武年间出使安南纪行诗中反映出的中越交通状况 |
| 第五节 林弼出使安南路线考 |
| 第六节 林弼出使安南纪行诗的文学书写 |
| 第五章 林弼交游考 |
| 第一节 在元明颂扬文化下考察林弼的交游 |
| 第二节 乡缘思想下林弼与其乡党的交游 |
| 第三节 林弼与元明名士的交游 |
| 第四节 从林弼与婺州文人的交游察其文学观 |
| 第五节 以书画题跋看林弼的交游之高 |
| 第六章 镇守登州 |
| 第一节 登州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林弼关于元明海运的空间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 1：林弼年表 |
| 附录 2：《林登州集》有关林弼出使安南诗文汇编 |
| 附录 3：《林登州集》中关于海运的诗篇汇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 ——以春秋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出奔”事件定义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统计分析(上)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概况 |
| 第二节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产生原因与类型 |
| 第三节 先秦时期出奔者的身份与“出奔之礼” |
| 第二章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的统计分析(下) |
| 第一节 出奔者对出奔地的选择 |
| 第二节 出奔者的结局 |
| 第三章 先秦出奔事件中的人际关系(上) |
| 第一节 从亡者 |
| 第二节 未从亡的亲族、臣属或党徒 |
| 第四章 先秦出奔事件中的人际关系(下) |
| 第一节 本国同僚与世交旧识 |
| 第二节 出奔者与出奔地的国君、贵族的人际交往 |
| 第五章 出奔事件与先秦时期相关或衍生事件 |
| 第一节 出奔事件与春秋时期列国会盟 |
| 第二节 出奔事件与春秋时期国内盟誓 |
| 第三节 出奔事件与先秦相关军事行动 |
| 第六章 出奔事件与春秋战国时代变迁 |
| 第一节 出奔事件与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变迁 |
| 第二节 出奔事件与春秋时期社会阶层变动 |
| 第三节 出奔事件与春秋时期其他领域的变化 |
| 第四节 士人奔走游说与春秋战国出奔事件 |
| 结语 |
| 余论 对夏商西周时期出奔事件的一些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统计表 |
| 附录2 春秋战国时期出奔事件中出奔地的分布 |
| 附录3 先秦时期出奔事件中的出奔距离 |
| 附录4 先秦时期出奔者的主要结局统计 |
| 附录5 与出奔事件有关的春秋列国会盟 |
| 附录6 与出奔事件有关的春秋时期国内盟誓 |
| 附录7 与出奔事件有关的先秦时期军事行动 |
| 附录8 与出奔事件有关的先秦时期贿赂事件 |
| 后记 |
（10）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成汤信仰之渊源考略 |
| 第一节 商朝的政治疆域与古史遗存 |
| 一、商都八迁：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
| 二、四土之内：七十里为政天下者 |
| 第二节 商汤的德政事功与恤民情怀 |
| 一、汤王圣德 |
| 二、辅相贤臣 |
| 三、民众景仰 |
| 第三节 桑林祷雨的相关传说及考证 |
| 一、民间传说 |
| 二、史料考证 |
| 第二章 成汤信仰与太行雩祭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帝王崇拜到祈雨传统的演变 |
| 一、慎终追远 |
| 二、雨神演变 |
| 第二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地理环境 |
| 一、与天为党 |
| 二、靠天吃饭 |
| 第三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人文环境 |
| 一、皇帝敕封：权威性 |
| 二、地方效仿：纪念性与宗教性 |
| 三、民间拜祭：功利性 |
| 第三章 汤帝庙的普遍建立与地域流布 |
| 第一节 太行汤王庙的现存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汤王崇拜文化圈的传播特色 |
| 第四章 成汤祭赛与民间礼乐 |
| 第一节 汤祀与上古巫觋之关系 |
| 一、祭雨卜辞：敬天思想与自然崇拜 |
| 二、汤乐大濩：祭祀乐舞与帝王崇拜 |
| 三、身为牺牲：人祭仪式与巫觋文化 |
| 第二节 汤祀与雩祭礼乐的发展和规范 |
| 一、先秦两汉时期 |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
| 三、宋元明清时期 |
| 第五章 成汤祭赛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太行雩祭传统的民间化进程 |
| 一、蜡祭与汤祀：相互依附 |
| 二、社祀与汤祀：合而为一 |
| 第二节 祭祀与崇拜：民间村社的经济运作模式 |
| 一、商号与汤庙筹资 |
| 二、世家大族与剧场建设 |
| 三、维首发起请会、摇会及水官会、火神会 |
| 第三节 宗教信仰影响下的成汤祭赛 |
| 第六章 宋金元汤帝庙剧场的建立及其定型 |
| 第一节 宋代汤庙“舞楼”碑刻的发现与宋代舞楼的创立 |
| 一、在汤王庙发现的第一通宋建“舞楼”碑 |
| 二、宋代舞楼、舞宇的横向考察 |
| 第二节 金代汤庙舞楼的实物遗存及其建筑形制 |
| 一、汤王庙金代舞楼的实物考察 |
| 二、金代汤庙舞楼的建筑特征及其创造性探索 |
| 三、元代汤庙舞楼定型与元代剧场的成熟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汤庙剧场的延展及其多样化探索 |
| 第一节 明代汤帝庙剧场：继承与延展 |
| 第二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一：单层舞楼 |
| 第三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二：山门舞楼 |
| 第四节 看楼：清代汤庙剧场的标准化配置 |
| 第八章 汤帝庙剧场的建筑装饰 |
| 第一节 彩绘艺术 |
| 第二节 雕刻艺术 |
| 第三节 剧场楹联 |
| 第九章 汤帝庙演艺：庆典与狂欢 |
| 第一节 祈雨仪式中的祭祀音乐 |
| 第二节 舞台题记中的戏班与剧目单 |
| 第三节 迎神赛社与当代演出遗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太行汤王庙情况一览表 |
| 附录B 太行汤王庙碑刻官员名录 |
| 附录C 太行汤王庙碑刻辑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四、《殷都学刊》编辑部人员赴京造访专家学者（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
- [2]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D]. 朱晓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西周时期的邑[D]. 谢国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D]. 赵越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2)
- [7]林弼研究[D]. 张婧雅. 闽南师范大学, 2017(09)
- [8]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 ——以春秋时期为中心[D]. 陆琦杨.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10]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