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航空兵器》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关泠[1](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认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吴越[2](2020)在《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遗产辨识和特征研究》文中指出在城市存量发展的背景下,城市既有工业区作为存量空间的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开始得到重视并逐渐被纳入城市文化遗产的范畴,现阶段其保护与更新无论从学科研究还是再利用实践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学科研究方面,现多以单个案例或单一学科为主,整性有待提升,建设年代相对较短的近现代工业项目与古代工业遗存相比,其特殊文化价值还未形成社会共识。实践方面,对工业遗存的疏于记录、单一化更新方式以及大量未经评估的拆除行为都反映了社会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认知和相关法规体系的缺失,这也是现今工业遗产保护及再利用面临的普遍问题。综上,对现有工业遗产保护及再利用策略的探索应加紧进行,尤其是对其价值的识别和建成环境的认知深度,直接影响相关实践工作的进行。建国初期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作为我国现代工业的奠基,其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最终建成的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是今天辉煌历史成就的伟大起点。“156项工程”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建筑美学角度,都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系列工程项目,其各方面价值都有待进一步发掘。西安作为我国“一五”时期重要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共有16个“156项工程”重点项目落户于此,是建设项目最多的城市。本研究以这16个工业项目为对象,对其价值的研判和其建成环境特征的分析均有助于完善西安工业遗产的相关学科研究,在实践方面也推动遗产档案的建立,同时促进本地工业遗产价值体系的构建。本文首先以遗产的定义为起点,梳理国内外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研究进展和建成环境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再利用实践。结合已有的价值理论和相关政策,初步探究西安工业遗产价值,据此确定西安16个“156项工程”项目的遗产属性并提出其五个普遍遗产价值。其次,在宏观方面梳理我国“156项工程”工业项目的建设背景,着重理清西安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及16个“156项工程”工业项目的基本建设情况。在建成环境特征研究方面,按照物质与非物质、不同建筑类型的逻辑梳理探讨对象的遗产构成。在区域层面上研究“156项工程”集中的三个区域的现状、上位规划、区域定位;在建筑单体层面上研究了生产车间、办公建筑以及住宅楼的建筑形式及结构特征;此外对科研文教、医疗卫生及体育文娱类配套机构进行了相应的梳理。最后结合对象基础调研资料和第四章中的价值框架,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形成相应的西安“156项工程”工业遗产名录。
郭旭垛[3](2020)在《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 ——以内蒙一机为例》文中提出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国防事业也需要继续推进以便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军工企业在我国国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历史性关键时刻,混合所有制改革被推向更高的战略地位。内蒙一机是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者,其通过改革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因此以内蒙一机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分析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内蒙一机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内蒙一机混改的历程和混改方式。第二,内蒙一机混改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关联交易、财务绩效以及市场反应的变化情况。过去大多数学者对国企混改的研究较少涉及军工企业且大多是实证研究,本文结合内蒙一机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军工企业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无论是从自身出发的纵向比较,还是从同一行业出发的横向比较,混改对内蒙一机的影响效果均是正向的。混改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符合军工企业的发展特点,企业的关联交易减少,财务绩效明显提升,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积极乐观。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经营状况有待改善,缺乏增长活力的国企特别是军工企业可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其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陈曦[4](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指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裴世东[5](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李明峰[6](2019)在《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已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我国军事工业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将军事工业的基础制造能力根植于国家工业基础之中,依靠开放和社会化的产业链,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提升高端基础制造水平和研发效率。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要打破现有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到武器装备分系统、零部件等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竞争中来。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但现实中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民口企业实际参与到军事工业的竞争程度很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效率依然不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民参军”的视角来分析军事工业垄断形成的历史原因、垄断形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垄断形式新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并基于经济学原理研究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机理和问题的症结,据此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研究对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国防经济理论、推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打破垄断进而实现军民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及提高生产与研发效率、推进军民融合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根据我国军事工业特殊的发展道路和多次改革的变化历程,对垄断的形成和演变进行梳理,探究历史原因与利弊影响,分析新时期的垄断形式和特征;其次基于对现阶段垄断形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军事工业的产业特征,采用经典的SCP模型对基础制造领域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现阶段仍然存在的垄断现状和垄断对绩效造成的影响,以及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然后再进一步从市场竞争角度,针对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分别深入到军事工业基础制造的生产和研发领域,运用多个博弈模型对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原因的微观经济学机理进行研究,找出垄断和影响公平竞争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6章,除了导论和结论之外,主要研究内容是: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分阶段对我国军事工业中的垄断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第2章),提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改革探索时期的“行政垄断”和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经济垄断”的垄断演化三阶段论,分别对三阶段的垄断形成原因、管理体制、利弊影响等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旨在克服物资匮乏和技术落后等短缺经济条件的约束,集中力量突击发展军事工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同时也形成了军民分割的局面,为军工企业的垄断提供了条件。改革探索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军事工业的转型发展并形成了市场供需关系,但军工企业利用法规条款和行政命令排斥其他企业进入,产生了行政垄断,虽然平衡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提高了军工企业的生存能力,避免了市场化改革对国家集中建设成果的过度冲击,但却没能改变军民分割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弊端,降低了改革的预期成效,军事工业整体效率较低,对国防经费的依赖仍然较大。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行政壁垒虽然已逐渐消除,但民口企业依然难以进入,军工企业的垄断仍然存在,但垄断形式变为行政支持隐藏下的经济垄断,垄断者的主要目标从完成国家意志转移到追求利润上,并有逐渐强化的趋势。这种经济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参与生产和研发的主要垄断形式,对军民融合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第二,基于SCP模型进一步研究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形成的经济垄断(第3章)。首先,研究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一是产业链呈现为“三级倒锥形”结构,存在自下而上的产品供给失衡,需要引入民口企业来补充和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产品依据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分为核心的战略总体领域产品和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范围逐步扩大;三是由于产品特征使得市场竞争具有二元化的性质,即战略总体领域产品的限制竞争和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开放竞争。其次,分析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通过行业集中度指数和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度了市场集中度,证明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是高度垄断的,且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垄断者为军工企业,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论证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分析了军工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进出壁垒上具有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这也是民口企业进入面临的困难。第三,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行为,分析了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两类市场主体的特征,发现其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行为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最后,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绩效,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分别从军民通用性较强和不高的两个专业领域衡量了当前的市场绩效,认为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整体市场绩效相比于民用相关领域偏低,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论证了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是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提高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市场绩效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检验。第三,针对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不对称”因素,研究造成民口企业难以进入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与措施(第4章)。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民口企业与军工企业的策略博弈中,构建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阻止不同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这类阻止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对军工企业正常投资会阻止一般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如果超额投资还会阻止较高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并限制已进入的高竞争水平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的差异虽然可以提高市场的整体竞争效率和公平性,但在政府投资方式不改善的情况下,并不能促进民口企业进入市场。据此建议应通过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投资公平机制和引入社会资本的办法,改变对军工企业独有的投资,在此前提下通过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促进更多高水平民口企业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率的竞争。第四,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两个“不对称”因素是如何造成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意愿不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5章)。将研发竞争的AJ模型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研发竞争之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不足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阻碍民口企业参与竞争,但没有技术差距并不能使竞争达到最有效,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打破军工企业的垄断地位,改变市场结构,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此外,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建议应从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实施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的政策。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采用经典的SCP模型研究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形成的经济垄断现象。在产业特征上,提出我国军事工业具有“三级倒锥形”产业链的结构特征、两级分类的产品特征和二元化性质的市场竞争特征;在市场结构分析中,通过市场集中度的测度,证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被军工企业高度垄断,认为军事工业的产品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军事工业的进出壁垒包括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壁垒等;在市场行为分析中,提出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的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在市场绩效分析中,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的对比分析,证明垄断的军事工业相比民用工业在市场绩效方面有较大的差距。最后通过实证研究找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2.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策略博弈问题研究中。从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行政性原因导致的“不对称”因素出发,详细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有助于军工企业实施垄断以阻止民口企业进入市场的机理,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存在政府投资条件下的军事工业的市场竞争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而从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政府投资的公平机制、引导其他资本进入和在改善政府投资机制的基础上促进军民工业标准的融合等方面给出了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政策建议。3.扩展AJ模型分析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竞争行为。通过建模和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不高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给出了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王旭辉[7](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关伟[8](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刘俊平[9](2014)在《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指出中国自清末即开始出现航空事业,但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空军发展仍十分迟滞。国民政府建政以后也致力于发展空军,1931年到1937年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黄金”时期。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建有正式的航空工厂和航空学校,并相应改善了一些空军基础设施,空军部队经扩充后也初具规模,不仅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也对以后的空军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分水岭。其时,世界各国早已将国防的方向纷纷从海上转移到空中,以加强空军国防力量。日本在对华侵略态势下,已形成明显的空军优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空军轰炸东北锦州,揭开了日机轰炸中国重要城市的历史。四个月后,“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日机肆虐上海,而中国空军毫无办法。中国人此时才对空中战争有了相当的印象和认识,开始发出“航空救国”的呼声。面对严峻形势,国民政府开始募集航空捐款,并制定空军建设计划与空军对日作战计划。根据既定方针,国民政府主要从空军军备和空军人才两个方面来着手空军建设。在空军军备上,国民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航空工业。在资金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实行自行建造和中外合资相结合的办厂方式,引进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管理技术,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对已有的航空工厂进行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基础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并不能实现飞机批量生产,而且大多航空工厂只能仿造、修理和装配飞机,因此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主要还是购自海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扩建空军基础设施,1934年后机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不仅追求机场的数量,同时也注重它的实战功能;空军气象和通信设施在抗战前也初步建立。但空军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很多场站设备不健全,地勤指挥和通信能力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扩充空军,不仅积极整合地方空军资源,还努力购置飞机装备,空军部队的编制不断扩大。在完成对广东空军的收编后,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日趋统一,空军部队初具规模。不过,由于中日空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防空建设作为急务来抓,通过组建地面防空部队,实施防空演习和举办防空展览等方式,来增强防空能力。在空军人才建设上,国民政府十分注重空军的精神和技术教育,主要依托国内空军学校来培养空军人才。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的摇篮,它有严格的选拔、考核机制和良好的培养环境。学员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团成员来培训、管理,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实施不同的训练,接受空军信念教育和思想控制相结合的精神教育方式。空军学员的训练时间通常是一到两年,其培养成本十分高昂。防空学校是国民政府培养防空人才的一所学校,它组建于1934年,其在师资力量和管理上不如航校,学员的出路也十分困难。此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航空相关人才,抗战前派往留学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国内航空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的说来,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抗日战场上以绝对劣势的兵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振奋了抗日精神。但与此同时,空军在抗战中也暴露出其在战略战术、基础设施、飞行员训练及军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因此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空军建设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罗永明[10](2010)在《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的影响(1928-1938)》文中指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虽然它在表面上取得了统一,但是地方军阀依然各自为政。同时,国共冲突和日本的侵华野心也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政权,排除异己,蒋介石和地方军阀都大力扩充军事实力,重点发展兵器工业。而作为具有发达军事工业的欧洲强国——德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军事工业。中德两国之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德军事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28-1938年,中德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蜜月期”。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受聘来华,大型德国军火商及其代理洋行纷纷参与中国的兵工建设,一批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中国高级科技人员也积极投身于国内的兵工事业,并逐渐成为骨干力量。通过这三大力量的综合作用,德国对这一时期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批军事研究机构和新式兵工厂,而且协助中国仿制出大量德式武器,其作用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尽管中外学者对这三大力量展开过大量研究,但大多是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角度出发,很少从军事科技史角度切入;研究结果也多仅限于宏观概述,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德国军事弗莱堡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始档案和散见于各种史料汇编、文史资料、个人回忆录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书籍的收集与整理,对德国军事顾问团和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人才在这一时期各兵工单位中的任职情况、工作、地位等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德国大型军火商及其洋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了新的结论和看法:第一,首次对兵工领域内德国军事顾问和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国内高级科技人才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德国军事顾问团之兵工顾问列表(1928-1938)》和《南京国民政府兵工领域内重要的留德学人列表》,同时对相关人员的学识水平、任职去向、工作成就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追踪,发现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从中央到地方,从兵工行政机构到各个兵工企业,无所不在,并且主要集中在弹道、大炮、火药、军用化学、军用光学仪器等中国兵工事业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填补了某些方面的空缺。第二,针对前人研究过于笼统和简略的不足,首次结合相关兵工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分专题对德国在传统的枪炮工业、火药工业和新兴的军用化学工业、军用光学仪器工业等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揭示出这些企业和机构在设备、技术、厂房、人员、原材料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德国化程度,发现德国不仅在传统的军事工业与技术上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且直接推动了军事光学和军事化学等新型军工企业和技术在中国的产生。第三,首次对德国、美国和意大利在对华航空工业输出上的激烈竞争进行了专题分析,探讨了德国在竞争中失败的原因,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德国总顾问佛采尔将军同南京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对德国空军实力先入为主的成见、留美人员对航空领域的影响和意大利人给予中国的优惠政策。基于以上具体研究,本文最后对德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发展中的影响进行了总结,认为德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兵工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深远,而且未能帮助中国兵器工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究其原因,则可归结为工业基础薄弱、资金匮乏、国民党官员素质低下、政府独立意识缺乏、国内外政治环境多变、德国追求利润等7个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也通过考证,弥补了前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不足。例如,对于中国近代最优秀的重机关枪——马克沁机关枪仿造原型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其原型是德国MG08,有的认为是德国MG08/15,还有的认为是MG09。本文通过对外形、技术参数的比较,发现它既不是德国MG08,也不是德国MG08/15,而应该是这两种类型的中间型号,而可能是德国MG09。当然,本文对这一些问题的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问题,如参与中国近代兵工事业的德国军火商及其洋行、兵工领域内留德学人、仿制武器的使用情况和德国技术的引进与本土化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航空兵器》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航空兵器》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来源及意义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1.3 文献综述 |
1.3.1 百科全书研究的主要专着和论文 |
1.3.2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研究 |
1.4 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5 研究理论及其说明 |
第二章 编纂概述 |
2.1 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特点 |
2.2 军事百科全书的功用 |
2.3 编纂指导思想及目的 |
2.3.1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2.3.2 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 |
2.4 出版、修订与版别 |
第三章 编纂发展历程 |
3.1 编纂历史背景 |
3.1.1 新时期社会文化需求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催生 |
3.1.2 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军事斗争准备迫切需要 |
3.1.3 新军事革命强力推动 |
3.2 编纂历程及阶段 |
3.2.1 编纂的开创与奠基(1980~1986) |
3.2.2 编纂的专业化与全面建设(1986~2002) |
3.2.3 编纂的纵深化、系统化、多元化发展(2002~2016) |
3.3 编纂领导机构与组织机构 |
3.3.1 兼具行政性和学术性的领导机构 |
3.3.2 从临时性机构到正式定编的组织机构 |
3.4 权威型的撰写和编审人员 |
3.5 专业型的专门编纂人员 |
第四章 编纂理论与方法:博采、萃取与确定 |
4.1 博采:基于军事科学研究成果 |
4.1.1 “学科论”与军事百科全书总体设计 |
4.1.2 以军事科学研究为基础 |
4.2 萃取: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 |
4.2.1 积淀与初建 |
4.2.2 完善与架构 |
4.2.3 传承与创新 |
4.3 确定:系统工程的运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政治性与客观性:科学考量标准 |
5.1 坚持政治原则 |
5.1.1 “事关国家和军队的科学文化基本建设” |
5.1.2 反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成果 |
5.1.3 政治性问题的处理解决 |
5.1.4 作为“武器”的军事百科全书 |
5.2 秉持客观性 |
5.2.1 人物条目评价原则的提出 |
5.2.2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文献资料研究与条目撰写审定 |
6.1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文献资料 |
6.1.1 编纂的广度、深度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占有度 |
6.1.2 基础建设与长远保存 |
6.2 藏用并重 |
6.2.1 文献资料建设 |
6.2.2 文献资料核对 |
6.3 条目专题资料与条目撰写、审定 |
6.3.1 “因条而宜”建立条目专题资料系统 |
6.3.2 收集、鉴别、取舍——以“段德昌”条目专题资料为例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编纂特色与创新 |
7.1 编纂内容 |
7.1.1 知识内容:从填补空白到全面反映 |
7.1.2 知识体系:在创新中发展 |
7.1.3 文体语言:百科体裁与军事特色 |
7.2 编纂实践 |
7.2.1 “国家编纂体制” |
7.2.2 “小核心、大外围”的编纂机制 |
7.2.3 与其他百科全书编纂模式之比较 |
7.3 编纂现代化设想 |
7.3.1 编纂技术平台现代化 |
7.3.2 构建军事知识服务体系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发展 |
8.1 推动军事辩证法学科建设 |
8.1.1 条目范畴的确定 |
8.1.2 学科的建立 |
8.1.3 在发展中调整 |
8.2 拓展军队政治工作学科范畴 |
8.2.1 学科之争 |
8.2.2 学科体系的完善 |
8.3 夯实军事法学科研究基础 |
8.3.1 学科的增设 |
8.3.2 填补军事法研究空白 |
8.4 构建军事装备学科理论体系 |
8.4.1 反映军事装备知识增长 |
8.4.2 创新发展军事装备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 |
9.1 解放军军战史若干重要问题 |
9.1.1 长征“密电事件”的争论 |
9.1.2 西路军相关条目的表述 |
9.1.3 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问题 |
9.1.4 对百团大战的认识和评价 |
9.2 军事人物相关问题 |
9.2.1 清除“左”的影响——以被错杀人物条目为例 |
9.2.2 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项英”“粟裕”条目为例 |
9.2.3 人物评价“功是功,过是过”——以“林彪”条目为例 |
9.2.4 人物图片阐释知识语言 |
9.2.5 解放军“军事家”的论证和确定 |
9.2.6 中华民国时期军事人物评价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遗产辨识和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时代背景 |
1.1.2 学科背景 |
1.1.3 问题提出 |
1.2 研究对象、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目的 |
1.2.3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国外工业遗产相关研究现状 |
1.3.2 国内工业遗产相关研究现状 |
1.3.3 国内“156项工程”相关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创新点及技术路线 |
2 城市既有工业区遗产辨识的理论基础 |
2.1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与发展 |
2.1.1 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 |
2.1.2 文化遗产范畴的演变 |
2.1.3 建成环境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再利用 |
2.2 工业遗产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
2.2.1 工业遗产概念的提出 |
2.2.2 工业遗产认知演变 |
2.2.3 工业遗产的保护及再利用实践 |
2.3 工业遗产价值理论辨析 |
2.3.1 遗产阐释与文化认同 |
2.3.2 价值视角与学科联动 |
2.3.3 价值评估与分级保护 |
2.4 本章小结 |
3 西安“156项工程”建设背景及概况 |
3.1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背景及发展状况 |
3.1.1 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方针 |
3.1.2 我国“156项工程”的缘起 |
3.1.3 西安“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布局 |
3.1.4 西安“156项工程”项目的确立 |
3.2 西郊工业区(电力机械工业)的建设及现状 |
3.2.1 西安高压电瓷厂 |
3.2.2 西安电力整流器厂 |
3.2.3 西安电力电容器厂 |
3.2.4 西安绝缘材料厂 |
3.2.5 国营庆安机器厂 |
3.2.6 远东机械制造公司 |
3.3 韩森寨工业区(军工企业)的建设及现状 |
3.3.1 西北光学仪器厂 |
3.3.2 秦川机械厂 |
3.3.3 黄河机器制造厂 |
3.3.4 华山机械厂 |
3.3.5 东方机械厂 |
3.3.6 西安机器制造厂 |
3.4 灞桥工业区与鄠县工业区建设及现状 |
3.4.1 灞桥热电厂 |
3.4.2 庆华电器制造厂 |
3.4.3 户县热电厂 |
3.4.4 西安惠安化工厂 |
3.5 本章小结 |
4 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的遗产辨识 |
4.1 西安工业遗产价值评估及保护体系初探 |
4.1.1 西安现有相关政策法规 |
4.1.2 西安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研究 |
4.1.3 西安工业遗产分级保护体系研究 |
4.2 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的遗产属性分析 |
4.2.1 工业遗产属性 |
4.2.2 系列遗产属性 |
4.3 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的遗产价值 |
4.3.1 西安“156项工程”的历史价值 |
4.3.2 西安“156项工程”的科技价值 |
4.3.3 西安“156项工程”的社会文化价值 |
4.3.4 西安“156项工程”的美学价值 |
4.3.5 西安“156项工程”的经济价值 |
4.4 本章小结 |
5 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的遗产构成及特征研究 |
5.1 西安“156项工程”遗产体系 |
5.1.1 基于物质与非物质的遗产体系 |
5.1.2 基于不同类型建构筑物的遗产体系 |
5.1.3 西安“156项工程”工业遗产构成体系 |
5.2 西安“156项工程”工业遗产所在区域特征 |
5.2.1 大庆路工业区 |
5.2.2 韩森寨工业区 |
5.2.3 灞桥工业区 |
5.3 西安“156项工程”生产区遗产构成及特征 |
5.3.1 厂区整体规划特征研究 |
5.3.2 厂区建筑特征研究 |
5.3.3 厂区绿化及构筑物特征研究 |
5.4 西安“156项工程”住宅区遗产构成与特征 |
5.4.1 住宅区整体规划特征研究 |
5.4.2 居住建筑特征研究 |
5.5 西安“156项工程”配套机构构成及特征 |
5.5.1 商业服务设施 |
5.5.2 科研文教设施 |
5.5.3 体育文娱设施 |
5.5.4 医疗设施 |
5.6 西安“156项工程”的外部特征 |
5.6.1 直接特征 |
5.6.2 间接特征 |
5.7 西安“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初建 |
5.7.1 西安“156项工程”工业历史地段名录 |
5.7.2 西安“156项工程”工业建筑遗产名录 |
5.8 本章小结 |
6 结语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 |
6.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目录 |
表目录 |
作者读研期间成果 |
(3)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 ——以内蒙一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1.4.1 研究难点 |
1.4.2 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理论 |
2.1.1 混合所有制概念界定 |
2.1.2 产权改革理论 |
2.1.3 公平竞争论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研究 |
2.2.1 公司治理方面 |
2.2.2 运营效率方面 |
2.2.3 政府干预方面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绩效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未改善企业绩效 |
2.4 研究综述 |
3 理论基础 |
3.1 委托代理理论 |
3.2 产权理论 |
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4 内蒙一机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概况 |
4.1 内蒙一机基本情况介绍 |
4.2 内蒙一机混改背景 |
4.2.1 外部环境 |
4.2.2 内部环境 |
4.3 内蒙一机混改历程 |
4.4 混改方式介绍 |
4.5 内蒙一机混改方式选择 |
5 内蒙一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分析 |
5.1 内蒙一机混改治理效应分析 |
5.1.1 混改后的股权结构 |
5.1.2 混改前后公司的关联交易 |
5.1.3 股东收益 |
5.2 内蒙一机混改的财务绩效分析 |
5.2.1 盈利能力分析 |
5.2.2 偿债能力分析 |
5.2.3 营运能力分析 |
5.2.4 成长能力分析 |
5.3 非财务绩效分析 |
5.3.1 累计超额收益率 |
5.3.2 企业创新能力 |
5.4 案例总结 |
6 结论与启示 |
6.1 结论 |
6.2 启示 |
6.2.1 结合企业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混改方式 |
6.2.2 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 |
6.3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4)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选题意义 |
二、史料搜集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纸副刊 |
二、政治文化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主要方法 |
二、框架安排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 |
一、选题原因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一、研究方法 |
二、注释规范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小结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小结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小结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小结 |
结论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核心概念 |
1.3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论文创新点 |
第2章 军事工业垄断的形成与演变 |
2.1 计划经济时期军事工业的集中发展(1949 年-1978 年) |
2.2 改革探索时期军事工业的行政垄断(1979 年-1997 年) |
2.3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1998 年以来)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基于SCP模型的分析 |
3.1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 |
3.2 军事工业的市场结构 |
3.3 军事工业的市场行为 |
3.4 军事工业的市场绩效与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进入: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 |
4.1 生产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4.2 基于对掠夺性行为描述的数学模型扩展 |
4.3 军工企业利用政府投资阻止民口企业的行为分析 |
4.4 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阻止行为的影响 |
4.5 民口企业进入生产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进入:技术差距、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 |
5.1 研发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5.2 基于AJ研发竞争模型的扩展 |
5.3 技术差距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5.4 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5.5 民口企业进入研发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1.2 问题提出 |
1.3 文献回顾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1.3.5 文献简评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1.6.1 研究方法 |
1.6.2 变量说明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6.2.3 改进的思路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7.3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后记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8)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二、学术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一、第一次扩军 |
二、第二次扩军 |
三、第三次扩军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二、官兵的训练 |
三、官兵的内务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二、军费开支 |
三、后勤业务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二、战略与战术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一、联冯反蒋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二、后勤补给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一、士兵的招募 |
二、士兵的训练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二、整编晋绥军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与特色 |
五、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背景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
一、国民政府空军的建立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初露端倪 |
三、“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之成就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空军的发展 |
一、一战后欧美列强日益向空军倾斜的国防体系 |
二、20世纪30年代后欧美列强积极扩建空军 |
三、欧美空军发展对中国空军建设的影响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事航空的强化及其空军势力的扩充 |
一、日本的航空事业 |
二、空军战备训练 |
三、空军教育:飞行学校与空军人员之养成 |
四、空军实力扩充 |
五、日本空军对华侵略态势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酝酿与决策 |
第一节 国内航空救国运动的兴起 |
一、“航空救国”意识的觉醒 |
二、各种航空救国组织的建立 |
三、举办“航空救国”宣传活动 |
四、捐款购机:民众对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响应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思想基础 |
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空军建设思想 |
二、“七七”事变前时人对空军建设的认识 |
第三节 全国航空会议的召开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与防日计划 |
一、空军内部提出对空军的改革与建议 |
二、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计划的出台与演变 |
三、国民政府空军对日作战计划 |
第三章 空军军备建设 |
第一节 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 |
一、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条件分析 |
二、先天不足的早期中国航空工业 |
三、国民政府自主建厂与中外合资办厂 |
四、推进航空工程教育与研究发展 |
第二节 空军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扩建 |
一、扩大与改造航空场站 |
二、增办其他空军设施 |
三、设置航空禁航区域 |
第三节 扩充空军部队 |
一、整合地方空军 |
二、增编作战飞机 |
三、抗战爆发时空军部队实力及部署情况 |
第四节 空军建设的当务之急:防空建设 |
一、防空的紧迫性与防空问题的严重性 |
二、组建防空部队,发展“积极防空” |
三、实施防空演习 |
四、举办防空展览活动—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为例 |
第四章 空军教育与人才建设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空军人才的培养要求 |
一、空军学员的准入资格 |
二、对空军人员的精神要求与指导思想 |
三、对空军人员的技术训练培养要求 |
第二节 空军人才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 |
一、航校的成立 |
二、严格学员选拔与考核机制 |
三、重视学员的培养 |
四、航校的精神教育 |
五、航校的人才培养成本与薪阶制度 |
第三节 防空学校人才培养概况 |
一、防空训练与培训 |
二、主要负责人及师资力量 |
三、学员的选拔、管理与出路 |
第四节 向海外派遣留学生 |
一、“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对空军留学生的规范化管理及派遣尝试 |
二、派遣赴意大利留学的学生学习概况 |
三、派遣留学生赴其他国家学习概况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评价与检讨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对抗战的贡献 |
一、中国空军歼灭了日本空军的有生力量,并从战略上牵制了日军 |
二、铸就“笕桥精神”,鼓舞抗战士气 |
三、为抗战后期争取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打开窗口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的问题检讨 |
一、缺乏正确的空军战略战术 |
二、空军基础建设极其薄弱 |
三、飞行员缺乏训练导致事故 |
四、空军军制不良,航委会人事混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的影响(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1章 历史背景的概述 |
1.1 中国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 |
1.2 德国发达的军事工业以及经济利益的推动 |
1.3 中德关系的良好历史传统 |
1.4 德国军事技术顾问的引进 |
1.5 德国大型军火工业与在华德国洋行的参与 |
1.6 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兵工人才的加入 |
第2章 德国对国民政府枪炮工业发展的贡献 |
2.1 中国近代枪炮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2.2 军事技术研究机构的设立 |
2.2.1 理化研究所 |
2.2.2 弹道研究所 |
2.2.3 白水桥精密研究所 |
2.3 株洲兵工厂的创建 |
2.3.1 建厂的提出与筹备 |
2.3.2 各分厂的建立 |
2.3.3 技术人员的派遣 |
2.3.4 在重庆时期的重建与生产 |
2.4 原有兵工厂的整理扩充与德国武器的仿制 |
2.4.1 原有兵工厂的整理扩充 |
2.4.2 德国武器的仿制 |
第3章 德国对地方政府枪炮工业发展的影响 |
3.1 广东近代枪炮工业 |
3.1.1 石井兵工厂 |
3.1.2 广东潖江炮厂 |
3.2 山西兵工厂 |
3.3 东三省兵工厂 |
第4章 德国对中国近代火药工业发展的作用 |
4.1 中国近代火药兵工厂的建立与发展 |
4.2 汉阳火药厂 |
4.3 山西火药厂 |
4.4 东三省兵工厂火药厂 |
4.5 火药的生产与制造 |
第5章 德国对中国近代军用化学工业兴起的推动 |
5.1 中国近代军用化学工业兴起的历史背景 |
5.2 中国近代军用化学武器的早期研究 |
5.3 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 |
5.4 中国近代军用防毒面具工业的兴起 |
5.4.1 巩县防毒面具厂的兴建 |
5.4.2 广东防毒面具厂的建立 |
5.4.3 军用防毒面具的仿制 |
5.5 中国近代军用化学工业的兴起 |
第6章 德国对中国近代军用光学工业兴起的支持 |
6.1 中国近代军用光学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6.2 中国近代军用光学工业的建立 |
6.2.1 军用光学仪器制造厂的提出 |
6.2.2 光学修理厂的创建 |
6.2.3 光学技术专业人员的培训 |
6.2.4 测远镜工场的设立 |
6.3 中国近代军用光学仪器的仿制 |
6.3.1 第一具军用望远镜的仿制 |
6.3.2 其他军用光学仪器的仿制 |
第7章 德国对中国近代航空事业发展的影响 |
7.1 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早期发展 |
7.2 德国顾问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
7.3 德国容克斯公司与中国航空机身及发动机制造厂的筹划 |
7.4 德国同意、美等国在华航空领域竞争的失败 |
7.5 德国同意、美在华航空领域竞争失败原因初探 |
7.5.1 德国总顾问佛采尔将军同南京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 |
7.5.2 蒋介石对德国空军实力先入为主的成见 |
7.5.3 受留美人员,尤其是留美人士宋美龄的影响 |
7.5.4 意大利人给予中国的优惠政策 |
第8章 总结 |
8.1 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 |
8.2 中国兵工事业未能通过德国的帮助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原因探讨 |
8.2.1 国内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重工业落后 |
8.2.2 资金缺乏 |
8.2.3 政府官员贪污腐败 |
8.2.4 国民政府缺乏独立意识 |
8.2.5 国内外政治环境不稳定 |
8.2.6 德国追求利润本性 |
8.2.7 其他一些制约因素 |
8.3 一点启示 |
附表1 德国军事顾问团之兵工顾问列表(1928—1949) |
附表2 南京国民政府兵工领域内重要的留德学人列表 |
附表3 南京国民政府兵工领域内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四位最主要人员简表 |
附表4 仿制德国主要武器列表(1840—1949)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航空兵器》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2]西安“156项工程”建成环境遗产辨识和特征研究[D]. 吴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军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 ——以内蒙一机为例[D]. 郭旭垛.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0(07)
- [4]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5]《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6]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D]. 李明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8]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9]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1931-1937)[D]. 刘俊平. 南京大学, 2014(05)
- [10]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的影响(1928-1938)[D]. 罗永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