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晶^[1]（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王越^[2]（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隋鑫^[3]（2021）在《产业兴旺视角下剑川白族木雕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战略是民族地区开展经济建设工作的落脚点,也为民族地区全方位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产业兴旺位于乡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之首,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只有产业发展兴旺,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更具活力。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偏远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帮扶的重点区域。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要利用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引导民族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快速发展。剑川木雕是在长期生产劳作与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白族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技艺,经过代代相传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木雕是剑川地区独特的文化产业资源优势,主要以建筑类木雕、民居格扇门窗及木雕工艺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变迁,剑川木雕的生产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发展,单独依靠传统作坊式生产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逐渐地探索中,木雕匠人在以村社为主的传统家庭作坊式生产基础上,不断扩大规模形成独具白族特色的木雕产业化发展模式。但就目前来看,剑川木雕的发展还未完全向产业化模式过渡。传统小作坊式生产模式在剑川木雕行业中仍占据大部分比重,且现有具备规模的木雕产业发展还不够完善,依旧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剑川白族木雕产业如何走出一条兴旺之路也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剑川县甸南镇狮河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整理法、个案研究法以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结合产业兴旺视角,对剑川白族木雕产业如何发展进行探析。以剑川白族木雕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着重探讨剑川白族木雕产业的生产模式、原材料利用、传承结构、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立体化全方位分析,总结出符合剑川地区白族木雕产业化的发展路径,进而回归主旨探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力图使木雕这项文化产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能够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

姜建伊^[4]（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杨蕴希^[5]（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提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张恒瑞^[6]（2020）在《西南地区出土汉代金银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社会不断繁荣进步,文化、经济、民族的交流也日益繁盛,都为这一时期金银器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极好的发展条件。随着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渐进传播,助力了西南地区金银器的发展。通过对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金银器进行统计整理,梳理出西南地区汉代金银器的发展脉络,根据其发展趋势与特点,将西南地区汉代金银器的发展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三个阶段。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以此对出土金银器所反映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西南地区汉代金银器的发展不仅受西南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影响、还与周边地域文化如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经略统治的进程息息相关。

胡月^[7]（2020）在《基于非遗传承的湘西苗绣创新应用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苗绣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刺绣的经典,是苗族同胞的“无字史书”,是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西苗族一支自历史大迁徙定居湖南之后,由于历史、政治、地理等因素,得以保存着纯正的民风民俗。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迁,苗族人民开始告别原生态和古老的生活方式,湘西苗绣随着民风民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美轮美奂的刺绣技艺,依靠装饰艺术语言所表达的群体意念和审美共识逐渐流失。直到2006年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苗绣才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并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在非遗保护与传承视角下着力于探讨湘西苗绣的创新发展。首先,从湘西苗绣艺术表现的解析入手,将文献考察和田野调查相统一,探究与此相关的社会、历史、地理、审美等背景因素,最后回归到湘西苗绣的非遗价值上,既进行宏观建构,又进行微观分析。其次,正确认识非遗保护原则,并深入探究湘西苗绣发展面临技法失传、精神内核消失、工匠流失、市场疲乏等困境和原因,提出针对问题科学保护非遗苗绣。第三,以设计学为原点进行多学科辐射,研究苗绣创新发展思路:全面了解苗绣图案,提炼与再创造苗绣元素,呼应时代审美;拓展苗绣的应用设计,提高其实用价值;变革苗绣生产和传承模式,激活苗绣艺术生命力。通过对非遗苗绣的研究和活态传承,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传承民族文化,使中华传统艺术与时代有机结合,为提高国民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贡献力量。

张洁^[8]（2019）在《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类型与建构特征研究》文中提出陶瓷是一种“泥琢火烧”的艺术,土语有言“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死活看烧成”,可见陶瓷窑在其制作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地位。不同于现代窑炉的可控性,传统的陶瓷窑炉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完全有赖于匠人的烧制经验和窑炉性能。云南传统陶瓷窑的建造技术和研究只被坊间少数陶瓷匠人所掌握,但是他们大多文化有限,且不善于进行归纳总结,相关的文字记录非常少。陶窑的建造在历代匠人的口口相传中,其准确性无法验证,设计和建造技艺也近乎失传。基于前人对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研究较少,在建筑学领域内对其设计建造亦无相关研究和记载,本文实地调研了云南省文物保护名单中记录的三十三处窑址,并在调研途中测绘了现存的,构造完整的且仍在使用中的十三处陶瓷窑,结合历史资料和实测数据研究云南传统陶瓷窑,主要从类型发展和建造技艺特征两个大的方向。首先,以中国陶瓷窑的类型和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依据云南有历史记录的窑址,以时间轴为线索对云南陶瓷窑的类型进行梳理和研究。同时,针对调研和测绘的陶瓷窑从其制陶技艺流程、窑炉选址、建造材料、结构构造等方面进行横向研究,探讨以云南陶瓷窑本体为主要对象的建构特征。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李宏岩^[10]（2012）在《传统手工技艺研究的理论综述》文中认为文章通过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文献阅读,对民间手工技艺的科学涵义、特点及其价值,当前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以及学者们对此提出的保护原则和措施进行了梳理,并对此情况进行了评述,以明了其研究的情况和不足之处,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产业兴旺视角下剑川白族木雕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西南地区出土汉代金银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非遗传承的湘西苗绣创新应用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类型与建构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传统手工技艺研究的理论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3]产业兴旺视角下剑川白族木雕发展研究[D]. 隋鑫. 大理大学, 2021(10)
• [4]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6]西南地区出土汉代金银器研究[D]. 张恒瑞.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基于非遗传承的湘西苗绣创新应用与发展研究[D]. 胡月. 湖南工业大学, 2020(02)
• [8]云南传统陶瓷窑的类型与建构特征研究[D]. 张洁.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6)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传统手工技艺研究的理论综述[J]. 李宏岩. 民间文化论坛,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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