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

一、历史和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马枫^[1]（2021）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哲学批判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更使生态批判的创新和生态哲学的重构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理论任务。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主流生态哲学褪下自由与民主的华丽外衣,其固有的理论缺陷暴露无遗。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生态哲学将“生态环境”变成了一个本质化、中心化的理论内核,而将人的生命置于这个核心之外,对生命健康与生态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缺乏思考,很少关注到病毒、瘟疫与人类健康之类问题。这次突发的疫情危机警醒了人类,也推动生态哲学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思考生态问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方面,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以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理论为基点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德勒兹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立场,注重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哲学分析,由此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为人类生态问题的最终根源,并进一步发展为对以资本同一性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对西方哲学的超验本质主义传统的哲学批判。德勒兹从马克思经典理论出发,广泛吸收卢克莱修、斯宾诺莎、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史资源,以差异性、内在性和容贯性为前提批判原则,入手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重生态维度,创建了以生成论、生机论、机器论与地理哲学四大主题为其内容,以重建“新大地和新民众”为其归宿的丰富而完整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本论文从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立场出发,试图批判性地全面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容和当代意义,期待以此为拓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史背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为首要的理论来源,首先确定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母题,由此建立起反现代性的新自然主义,重构出表现性、多元性、生成性的现实自然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在当下互渗的现实状况与内在机制,并把马克思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命题确立为自身生态理论的实践旨向。德勒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回溯到柏拉图本质主义与理念论的哲学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性、超验性的传统,认为理念论的四重幻相蒙蔽了本真的差异、流溢因之上建立的分有的原则泯灭了内在性,他重建了反同一性、超验性的差异性与内在性,并以差异性和内在性为基础再生了容贯性原则,将三者共同作为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也预设了其理论的生命内核。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德勒兹构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三重批判框架,不仅将自然生态定性为社会问题,而且提出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本身是生态问题的一部分,并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同构的关系。他与加塔利为学界所熟知的两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着作,就是以精神生态为切入点的批判理论。第二部分努力呈现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理论构成,这就是其在生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论批判、生命批判、技术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具体展开。首先,德勒兹以生成论批判资本主义存在论,认为存在实为生成之在,自然具有多样性、多元体、共生性、关联性、断裂性与开放性的生成法则,整个自然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世界,也不是按照树状模式建立起来的等级世界,而是一个由个体化的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是“反对其自身”的生成自然,由此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认知的误导,揭示了此次疫情危机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其次,在生机论的起落沉浮的学术背景中凸显德勒兹对资本主义压制生命的批判,通过探析生命力量与自然、物质、心灵、精神、感知、艺术等事物的内在机理,德勒兹在生态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进行了一个有机的嫁接,发掘了新的社会场域下的生态创造力量。第三,着眼于机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普遍现象,经剖析机器的文明面及反生态的文明悖面,揭露了资本主义抽象机器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机器论视角考察有机体与有机的、无机的环境之间的共生规律,探析了超越技术理性的桎梏、重建人类生态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第四,德勒兹把马克思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作为其地理哲学的源头,并受尼采地理学隐喻的启发,赋予大地概念地球的、自然的、文化的与空间的等多重内涵,通过揭露其编码、结域、层化的内在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地是被总体化、统一化了的同质空间,进而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破解问题推进为由“纹理空间”向“平滑空间”的转化。地理哲学也是对现代性尊崇历史观念的一种反拨。第三部分探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哲学上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未来出路的构想与规划。一方面,德勒兹主张重塑主体性,把生态拯救之道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内在的生存方式”,生成人类敬畏自然、呵护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以期达到以人性解放追求生态自由,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另一方面,德勒兹既期待现代社会增强系统化、微观式的治理能力来应对生态危机,又希望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化解矛盾,其以消极逃逸的方式摆脱资本的平面、摆脱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公理体系、摆脱以同一性为逻辑的现代哲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另外,德勒兹生态批判理论包含着“生态共同体”意蕴,但以习近平生态思想来衡量,其思想只表达了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向往,缺乏有价值的行动纲领。以“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全球共识,坚持异质同构、求同存异的原则来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才能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明天。

张鹏^[2]（2021）在《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后半叶视觉研究作为西方现代性启蒙的一部分,是否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还未得到充分阐释。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视觉文化读本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出现,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工作已然成为研究的焦点。在此思潮下,视觉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论,更是重新获得了其特有的独立和自治身份。但现有的这些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构筑成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它们彼此孤立于自身的视觉研究领域,只通过强行打开的一个文化研究的范围,或是与某些跨学科性的知识专业的综合体建立少量的联系。本文意在通过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为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提供系统性的认知视角,有助于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文化现象作出一种价值判断论的导向。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解读杰伊的视觉政体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西方哲学话语中隐藏着一条关于视觉性隐喻的正反叙事,作者成功地将视觉文化研究重新纳入到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传统之中。第二部分分析了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并对该理论展开批判,即指出其为一种虚假生命的形象科学。第三部分分析了克拉里的视觉技术考古学,指出克拉里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对观察者身体注意力问题的操控,忽视了视觉现代性中本雅明关于辩证意象的启蒙路线。第四部分分析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指出了他作为一种景观的否定性力量,为视觉文化理论提供了阐释的路径;而德波在景观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总体都市主义计划,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作为视觉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本文对四种视觉文化理论固有的现代性方案进行并置且提出批判,同时着重引出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即这位逐渐被视觉文化研究者所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学者,使其重新返回到西方视觉现代性可行性方案的谱系之中,将视觉现代性谱系的目光转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

焦宏丽^[3]（2020）在《主体与互文：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是当今时代最具开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学术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前沿的、多领域的和持续性的”。从学科门类上看,其思想涵盖了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批判领域,其核心是“主体与互文”,其应用是“新人文主义”。“主体与互文”具有理论互渗的关系:互文性是具有主体维度的互文性;主体是关注符号态的精神分析学主体,而且主要是女性主体。抛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理解克里斯蒂娃在另一维度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外鲜有抓住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全貌,关注其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以“主体与互文”为切入点,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加以整体性探究,以期为国内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角度,更积极的启发。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几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大致梳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生涯,并对国内外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其次涉及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论文的研究路径、创新之处等。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尝试经由“主体与互文”这对具有理论互渗关系的概念,勾勒出克里斯蒂娃理论的整体性。第一章聚焦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欧美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线性逻辑,超越了“文本”世界,重建了比“文本”世界更为广阔的“互文”世界。首先,语言学方面,她受到东方的语言学理论的启发,看到在象征秩序之外也有“文”的秩序,比如“肢体动作”的“文”,就不能放到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加以考察。它们“先于符号和句法”,甚至构成语言的某种“前提和必要条件”。其次,符号学方面,受东方语言学的启发,以及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引导,克里斯蒂娃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体系——“复量符号学”,弥补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主体维度的忽视。由此,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中,可以提炼出“互文性”这一关键概念,这也是克里斯蒂娃最广为流传、也被人误解最深的概念。如果忽略克里斯蒂娃的“肢体动作”“徽标”的语言学概念,以及“复量符号学”“0-2”的符号学分析,那就不能看到互文性概念背后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主体维度）,甚至进而将互文性概念误读为“影响的焦虑”。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是建筑在“互文性”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个“互文性”内含了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维度,而非仅仅关注“文本世界”。第二章重点关注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主体”生成的过程也是符号生成的过程。首先,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显然是拉康派的,但不同于拉康关注的“俄狄浦斯阶段”后诞生的“主体”概念,克里斯蒂娃的“主体”概念兼容了“前—俄狄浦斯阶段”。随着这一框架的搭建,她进一步区分了意指实践的两种模态:“符号态”和“象征态”。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最突出的理论发明在于她的“女性”主体、“女性禀赋”概念。这种女性特质是可分享的,并非为女性所独有,这也为女性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再次,克里斯蒂娃关注的重心在于自我内在的“陌异性”。从这种“陌生的自我”概念出发,她重建了新的“人文主义”方法。发现自我内在的陌异性,并领受这种命运的男女,就具有可分享的、普遍的“女性禀赋”。精神分析学拓宽了超出“文本世界”的“互文性”,使得其语言符号学具有了精神分析的维度。换句话说,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主体”,也是“互文性”的、符号态（而非象征态）的主体,其核心是“女性主体”及其可分享的特质:女性禀赋。第三章从克里斯蒂娃的“主体与互文”的互渗思想体系,延伸到文化批判之中,从而展现其理论的开放性活力。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具有开放的人文主义特性,其领域覆盖了从小说、诗歌、女性主义到神学、艺术、文化政治等众多方面。首先,这种理论的开放性,一开始就在互文性概念中奠定了。因为“互文性”不仅仅考察文学行为,而且也讨论更为广泛的美学实践一—电影、音乐、绘画、舞蹈等。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直接针对的是宗教保守主义复兴的危机。她通过圣母“玛利亚”的人文主义阐释,将宗教的标志扭转为艺术的理解。这种“互文性”解读,示范的是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反抗,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关怀。再次,克里斯蒂娃将陌异性的“贱斥”概念视为理论反抗的动力,这导向了对文学和美术领域的重新阐释,揭示了文艺作品内含的陌异性维度,她的阐释具有人文主义反抗的意义。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形成,也是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进入文化批判和艺术批评领域的自然结果。第四章试图总结克里斯蒂娃理论的限度问题。克里斯蒂娃认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是一种时代危机,因此在个体中被压抑的欲望必须得到安抚（而非否定）,才能超越敌对性的“禁忌”框架,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欲望框架。由于欲望的“非意义”部分,可以得到符号态的描述,从而不再被压抑,所以时代危机可以转向一种开放的新人文主义。然而,在这种政治哲学当中,克里斯蒂娃对“互文”的界定始终过于泛化,一方面是“互文”的符号态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主体”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无法标出起始时间。她的理论甚至无法区分动物性和人性的界限,而动物性的维度仍然会否定掉她试图建立的新人文主义的意义。因此,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更适合讨论边际泛化的文艺领域,而非政治哲学。结语部分总结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整体性,是由“主体与互文”这对互渗性概念构成的,其文化批判的应用是“新人文主义”。

张秀仿^[4]（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贾如^[5]（2020）在《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文中认为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后现代性对“大写的人”的否定,哲学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完全持否定态度,如德里达和罗蒂;一种是对现代性下的形而上学抱有复兴之意,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相对于同时期哲学家们较为激进的道德主张,利科在这两种哲学声音中显得比较温和,他始终以现象学-诠释学为方法论,建构一个以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该体系与主体哲学息息相关,伦理学本身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诠释,而经过伦理学诠释的自身概念也得到了扩大与升华。利科由此建立起了以语言和反思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对自身的理解与诠释,就是主体从内在反思到外在实践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反思自身性与相同性、主体性与自身性、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认识与肯定,从而树立起自尊与自善相统一的自我形象。利科认为自我在他者处认识自身、建构自身,在与他人的遭遇中更新与发展自身。所以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放弃在笛卡尔主义下的直观自我来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问题,放弃对终极的伦理主张的妄想,转而在反思诠释学的哲学视野内去发现更为具体的伦理生活方式。在当代的道德境遇中,与他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主体必须做出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的行为。对利科而言,人的所有能力都统一在人类原始的肯定性之中。他从语言、行动、叙事和负责任这四个向度去诠释人的破碎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下去接近人的内心生活,去建构自我。所以在利科的伦理哲学体系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才是伦理活动、道德动机与道德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利科伦理哲学的伦理主张既强调对善的生活的伦理目标的追求,也重视道德义务的规范性,因为伦理本身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存在及其对自身的诠释。主体哲学本身属于伦理学范畴,而伦理学也应当被看作是主体自身的诠释学。主体是诠释的主体,而伦理是主体的诠释。利科将善与义务同自身联系起来,并由此提出分别代表着目的论与义务论的自善与自尊的两种自身筹划的结构。在利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道德主张可以在单一形式的自身筹划中展开,目的论必须经过义务论的检验,而义务论必须以目的论伦理意向为前提。但当出现不能被自善与自尊化解的解释的冲突时,利科认为只有实践智慧才能妥善处理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所以利科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是从目的论出发,经由义务论的检验,从而在实践活动中采用实践智慧来对道德规范体系作出补充。综上,利科伦理学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的伦理哲学体系,是在实践生活中完成从个人向善的伦理意向到主体间信服的过程。实践智慧来自于对自身的诠释,它源自哲学人类学,也最终走向人对自身的认识。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经历了反思与实践的迂回,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利科更加具体地对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认为后者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在善与善的冲突性领域中去规范道德标准,并针对性地为伦理判断充当最后一道保障。

郑帅^[6]（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孟冬冬^[7]（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研究表明“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李小艳^[8]（2020）在《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法国哲学星空,绚丽多彩。德勒兹是一颗闪耀照人的星,勋绩卓着。吉尔·德勒兹是法国20世纪与福柯、德里达齐名的着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遍及哲学（政治哲学）、精神分析、电影评论、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绘画和戏剧等领域。德勒兹极为重视创新性的哲学关键概念,他与合作者迦塔利创造了一系列如“内在性平面”“无器官身体”“块茎”“解辖域化”“游牧”以及“千高原”等富于思想穿透力的理论观念,他的哲学更广泛地影响了电影、城市规划、建筑和教育等诸多领域。总体来说,本论文分四大部分研究德勒兹哲学与其政治学思想。第一章论述德勒兹对传统同一性哲学的批判与解构。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思想,德勒兹建构其差异哲学的起点源自何处,这是探讨差异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论文首先从差异与同一的比较入手,分析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为有限表象与德勒兹差异哲学的联系,德勒兹在对二者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差异不是同一的思想;从差异与矛盾的比较入手,分析黑格尔的矛盾哲学、莱布尼茨的“副次的矛盾”作为无限表象与德勒兹差异哲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在德勒兹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借由表象对差异进行思考,这一点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莱布尼茨等一系列思想家身上均有体现。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表象思维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差异表象的具体展开,但两者均是对差异的有限表象,而黑格尔和莱布尼兹他们的差异思想成为了差异的无限表象。德勒兹认为,四重依据构成表象,它们分别是概念的同一性、感知的相似、谓项的对立及判断的类比,但表象思维根本无法真正地思考差异本身,根本无法把握差异,因为差异已经被消除,并被归属于同一性的支配之下。因此,在德勒兹的理论体系中,差异不是同一。如果从系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观点详细比较差异与对立和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之间的区别性,则可以发现,差异是普遍的,而对立与矛盾是特殊的,因此差异不是矛盾。第二章论述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本论文试图通过探讨“未分化的差异与混沌”“个体化差异”以及“存在之单义性”等概念,阐明德勒兹的差异思想之内涵。在德勒兹看来,世界是一个生成式的匿名世界,这是一个混沌的差异世界,差异即一切。德勒兹认为,个体化是一个存在物既给予出它自身特征的统一性又将其自身与其它个体区分开来的过程,所以,差异在个体化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德勒兹强调“混沌世界”是一种“无人称的个体化”和“前个体的奇异性”的世界,在这一世界——自然中,最终设定了作为无限存在者和有限存在者的共同存在论条件的自然——世界。显然,这个世界是不为神或人造的,德勒兹为了抵抗一切皆为同一这种理论,他提出了存在之单义性理论。本论文同时在此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差异的时间化机制”“力本论与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与差异性重复”等问题以阐明德勒兹的差异性重复思想。在德勒兹哲学中,差异的差异化即重复。差异与重复有着重要的联系,通过重复差异才得以表现,差异在重复中产生,重复再现的是差异而并不是同一物,在差异中重复实现了循环往复,这种重复的循环往复可以看作是差异的再生。德勒兹利用时间的三次综合的差异时间化机制理论论证了“差异性重复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德勒兹对权力意志的阐述构成了他阐释尼采哲学的核心。德勒兹运用权力与差异的基本概念来阐释权力意志理论,澄清了许多对权力意志的误解,同时挖掘出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可利用的思想资源,进而发展了自己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同时又与尼采哲学不同的力本论哲学。在德勒兹看来,永恒轮回是一种综合,它综合了无限未来与无限过去,使它们都聚合、轮回与回归于“当下”这一时刻,并被综合为现在、生成为新的差异。永恒轮回是一种重复,但不是同一物的重复,而是差异化的重复。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本论文试图对差异本体论做出系统的解析,探讨差异的“内在平面性”和“差异的理念辩证法”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德勒兹的差异政治学,从“事件”“实用主义”等角度入手分析哲学的政治功能,并结合德勒兹“风格——口吃:革命的潜能”理论阐释其生成哲学中的微观政治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成——少数”“生成——民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德勒兹认为,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是对世界的一种干预,发挥哲学的政治功能,可以创造一个开放的未来。德勒兹所说的生成的“少数主义者”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主体,这种多元化的政治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政治主体有着根本的区别,而这也是德勒兹政治哲学所构建的未来的新的政治主体的方向。德勒兹的“生成——民主的”不能看作是批判当代民主国家或者拒绝或谴责民主本身,而是以某种潜在的民主或未来的民主之名反抗现在。德勒兹的差异政治学构建了诸多特别的政治概念和理论,为我们未来探究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宝贵资源。论文最后对德勒兹思想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其贡献与不足。

李昳尘^[9]（2020）在《安托万·皮孔《智慧城市》的生态哲学研究与设计策略转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智慧城市概念于2008年推出,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虽已取得质的突破但仍在发展中存在问题,当前对智慧城市的解读及研究多注重于技术应用及顶层设计出现了人文社科视角下反思的不足。本文并非采取对智慧城市议题当前较为主流的技术应用视角,或基于政府治理目标下顶层设计操作性的视角;而是采取基于社科人文伦理视角下,哲学思辨维度的重新阐释。本文试图通过使用皮埃尔·费利克斯·伽塔利三重生态的哲学视角对法国城市研究学者安托万·皮孔的着作《智慧城市:一种空间化的智能》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并且对三重生态哲学视角的策略应用进行研究。进一步完成对智慧城市文献的分析及理论的反思。本文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1.回溯伽塔利的生态哲学并进行分析:三重生态的哲学观念是对于当前社会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现阶段的重要论断,直接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关联,基于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引入伽塔利的三重生态哲学观念作为智慧城市研究领域的一种视角并对其三重性的辨证进行解析;2.解读皮孔的论着并进行分析:不仅仅是内容的阐述,更注重对其隐含其中的三重生态的视角进行辩证性的聚焦,分析内容包括对城市技术层面、城市事件层面以及城市空间层面;3.策略应用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结合个体实践展开三重生态方法论的策略应用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当代生态危机的观察视角,系统性的反思当前智慧城市的价值伦理立场,对价值的发展给予批判性的矫正,并指出实践连接的可能。

王若凡^[10]（2019）在《萨德小说中的道德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世纪法国的萨德是有争议的作家,他的争议性不仅在其笔下的情色描写,也在他对于基督教道德的质疑。萨德作为启蒙的科学与理性的信徒,将基督教道德观的律法视为束缚与压迫。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萨德对于基督教道德观的反对切入分析,第二部分分析萨德小说中的自然道德观,第三部分深入阐述萨德自然道德观的自爱自由思想,第四部分对于他的相对主义实质与虚无主义倾向展开分析。萨德否定基督教道德观的合理性。他认为上帝作为构建基督教道德观的支点,其本身是人为制造的概念。萨德从科学与理性两个角度论证上帝不存在。他认为基督教的虔信、顺从与性纯洁的三种核心道德观是人为制造的,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利益的手段。基督教道德观构建支点是上帝,自然的剧烈变化是神迹彰显的证明。萨德在小说中以自然为支点构筑自己的自然道德观。萨德认为自然的变化表现为物质的变化与原子的重新组合。萨德据此提出符合自然的就是道德的,将合乎自然作为的标准。自然是萨德道德观的核心,他的伦理讨论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坚信人最基本的生活规则就是依循自然。萨德依循自然提出了以自爱、独立和自由为原则的道德观。萨德的自爱道德观认为个人的保存是人最为关心的事情,人爱自己具有正义性。萨德认为自爱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他反对死刑并推崇个体生存,反对用道德观强迫个体去关爱他人。萨德的反抗道德观反对权力与法律,认为权力塑造的美德是其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萨德针对基督教一元制标准提出了多元的道德判断。萨德的多元道德观不可自洽的地方在于无法得出道德共识。萨德的自由道德观表现为对身体的自由掌控。他笔下的性并不仅仅是性本身,性是权力的隐喻也是自由的象征。他所追求的自由是运用自然赋予人类的权力。但萨德将自由推向无束缚的境地,认为社会契约是束缚了人的枷锁。本文将萨德以自然为核心的道德观实质归纳为道德判断标准的相对性、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道德判断能力的相对性与道德悖论的相对性四个方面。这四点从主观到客观,共同构成了萨德道德观相对主义的实质。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层面上看,萨德认为人为制定的道德观有其狭隘性。萨德信奉道德相对主义,道德在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中应有截然不同的判断标准,他的道德理论是基于文化相对现象的道德相对主义,以自然取代上帝,其道德观也必然会进入理论与现实的困境。本文提出萨德的道德困境有三种,第一是自然性与规范及秩序的矛盾困境,第二是人性与动物性的矛盾困境,第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境。其道德相对主义必将导向道德标准的虚无。造成萨德道德理论困境的原因在于企图以自然构建道德体系的尝试不可自洽。

二、历史和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和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主体与互文：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论文提纲范文）

（6）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8）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9）安托万·皮孔《智慧城市》的生态哲学研究与设计策略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10）萨德小说中的道德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历史和哲学的悖论:历史规律的“俄狄浦斯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D]. 马枫. 吉林大学, 2021(01)
• [2]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D]. 张鹏.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3]主体与互文：克里斯蒂娃思想研究[D]. 焦宏丽. 山东大学, 2020(04)
• [4]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D]. 张秀仿. 西南大学, 2020(05)
• [5]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D]. 贾如.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6]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7]“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及其后期的政治学转向[D]. 李小艳. 内蒙古大学, 2020(09)
• [9]安托万·皮孔《智慧城市》的生态哲学研究与设计策略转化[D]. 李昳尘.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2)
• [10]萨德小说中的道德观研究[D]. 王若凡.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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