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路建设管理办法(摘录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黄佳[1](2021)在《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文中提出中法战争结束后,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不复存在。法国将越南变为其保护国,并以越南为跳板,欲借助铁路建设加强对中国边境的渗透。1885年中法签订《越南条款》,条约提出:“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法国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兼以军事威胁,争夺龙州铁路与滇越铁路建设权,掠夺滇越铁路管理权。而英国与法国进行秘密协议,由两国共同开发云南、四川两省。英国认为法国取得上述铁路权益损害了它的利益,为此英国在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补偿要求,并要求承建滇缅铁路。因受到云南人民的强烈抗议,滇缅铁路并未动工建设。北洋军阀时期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法国仍不断掠夺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封锁。铁路线与军事息息相关,日军不仅利用军事手段封锁沿海交通,还控制了中国陆路交通。截至1940年,中国完全失陷铁路线十二条,共计4973公里,由中国自行破坏的铁路共计689公里。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西南、西北各省成为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积极对西南地区进行铁路建设,以满足战时军事需求与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湘桂铁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已进行规划,因国民政府须开通新的国际交通线,又将湘桂铁路延展至桂越边境。法国亦以援华抗日为名,援引1896年中法成约要求承修铁路,并计划将湘桂铁路南镇段与越南境内铁路相接。鉴于抗日战争的紧张局势,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借用法国资本,并由法国建设桂越铁路。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试图进一步切断中国国际运输线,以截断补给物资的运输,逼迫重庆政府投降。日军于1939年发动桂南会战,同年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12月4日侵占了镇南关,扼住桂越公路的咽喉。尚在施工的桂越铁路也因此停工,国民政府组织了拆轨行动,将桂越铁路的铁轨移筑黔桂铁路。为了阻止日军进一步控制中越国际交通线,中方奋力对日作战,收复了镇南关。但是日军组织军队进行反扑,镇南关与南宁再次陷入敌手。1940年日军入侵越南,国民政府拆除滇越铁路部分铁轨,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正式宣告关闭。中、法越之间还对铁路交通线的运输权进行了合作。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手段,结合英、苏的帮助,与法国合作借道越南运输。法国运输政策变动受到抗日战场与欧洲战场的影响,又与法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从限制运输至禁运到暂时放松限制,直至最终完全关闭。1946年2月28日,中法签订了《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协定明文规定,废止中法1903年10月签订的《滇越铁路章程》,同时取消了法国在该路以及由该路而涉及的所有其他特权和利益。由法国主导建设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其对边境地区的渗透,获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与特权。但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成后有利于中越边境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完善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网。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修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争夺、合作、再争夺的过程。本文旨在系统地研究1885年后至1949年,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合作”是指中外为铁路交通线修筑、维护及运输进行合作,“斗争”则指的是列强对中国铁路修建权和经营权的掠夺,以及抗战期间对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控制权。本文论述中法战后法国是如何从清政府手中获得铁路的修筑权与通行权,分析法国争夺中越交通线背后的利益考量,关注法方负责建设经营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的组织。试图梳理在交通建设中云南人民为反抗滇越铁路修建进行的斗争,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之间为借道越南运输交涉的过程,探析法方对借道越南态度及政策的转变。揭露抗日战争期间,日方为切断国际运输线对广西进行的军事行动,考察广西为了防止日军控制和利用已建好的铁路,并对日作战的史实等。目的是揭示近代以来围绕铁路而形成的中外关系及其实质。
毛和荣[2](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汪颖奇[3](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丁斯甘[4](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提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国梦云[6](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文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与巩固政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教育广大民众正确理解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借助节日的时间主题和象征意义,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政策,并立足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环境,创设了“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等节日纪念主题,开展了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行为纪念、符号纪念等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多维度地将“主人翁”意识、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爱国主义、政党认同等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了基层社会之中。基于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的考量,文章以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为研究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基本逻辑、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等内容,按照“历史考察——活动分析——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个主体部分进行细致研究。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先是阐述了研究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实背景,学理价值、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并立足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内容与功能,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节日、纪念日、纪念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依据。首先,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宣传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理论溯源。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文化背景,不仅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传统中国社会的仪式文化,更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式化纪念方式的三个阶段,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由苏式化转为中国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其理论溯源、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奠定了基本范式。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二、三、四章。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按照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挖掘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这三个核心的纪念主题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二七”、“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中开展的不同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此探析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与内容。第二章“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这一部分,文章以工、农阶级这两大“翻身做主”的阶级为考察主体,具体分析了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回忆式纪念会、春节文化活动、生产竞赛活动、“五一”劳模代表大会、工农阶级“五一”互信等节日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剔除了他们身体上、思想上遗留的封建色彩,并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价值认同,从而分析出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人翁”、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效果。第三章“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文章立足当时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保家卫国”价值共识的现实需求,以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发布的纪念通知为政策依据,归纳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保家卫国”节日纪念主题下组织民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竞赛、掀起爱国捐献、播送爱国广播、举行示威游行等节日纪念活动,并细致地阐述了这些纪念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由此探究这些纪念活动是怎样深入推动爱国运动,将爱国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使其在参与这些节日纪念活动中萌发出爱国之情、爱国之言、爱国之行的。第四章“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这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节日,特别是“七一”建党节时开展的多元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文字、话语、活动、空间、图像、器物等仪式要素和象征符号,赋予它们以“跟着党走”的价值意蕴,并发挥出这些象征符号的文化传播与教化功能,将“跟着党走”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给各界民众,使民众习得政党认同的话语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与行为表达,从而逐步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起自己的政治权威。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部分不仅归纳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的四个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更是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这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深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民众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方法支持。
杜依璘[7](2020)在《加拉罕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1923—1926)》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具有双重目的性,体现在外交与革命两方面。一方面,苏联需要获得外交承认并维护在华利益,另一方面,苏联谋求在东方构建反帝国主义阵线,中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故而必须推进中国国民革命。作为执行苏联对华政策的总负责人,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来华的任务就是实现苏联对华双重目标,不仅如此,加拉罕十分了解中国国情,拥有灵活的外交手腕与灵敏的政治嗅觉,因此,他总是能够迅速地掌握情况、处理问题,并为莫斯科当局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与建议。通过分析加拉罕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与影响,可以了解苏联对华政策落实的方法、过程与结果,进而可以对加拉罕的在华活动进行客观的评价。
彭丽娟[8](2020)在《中德天津租界交涉研究 ——以中国政府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19世纪70年代末,受丁戊奇荒影响,天津港漕运需求大增。然而,在天津英租界内停泊的德国来津船只,被英国索要高额的停船费。对此大为不满的德国转而萌生在津自开停船处的想法,开始与清政府就租地停船进行交涉。德国的这一交涉行为,可以视为天津德租界划立的先声。甲午战后,德国以“助收辽地”有功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在天津划立租界。清政府为表示“酬劳之意”,很快同意。最终,以清政府贴补共约12万两白银、绅民迁坟让地为代价,天津德租界成功划立。1901年中德双方经过三个多月的交涉,于7月20日正式签订《德国推广租界合同》,将天津德租界推广办理。德租界之所以成功展拓,缘于德国设想已久、因战占地、攫取竞赛与铁路征服四大因素。展拓的租界区为德国预备留用之地,并不需要即刻发给地价房银。而双方就开办租界一事,亦无重要事件交涉,大多围绕撤兵还房、缴纳地税两项展开。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于1917年3月16日实现了对天津德租界的平稳接收,并将其改制为特别区。1919年,北洋政府拒签《凡尔赛和约》,使得天津德租界的收回行为对外缺乏国际法理的认可,对内不能摆脱公共租界与自开商埠的限制。1921年《中德协约》签订,天津德租界的收回获得了法理依据。此后,面对驻华公使团与驻津领事团对特别区管治的干涉,北洋政府始终强调中国对收回后的天津德租界拥有完全主权及行政权。但直至1927年,北洋政府对该区才完全实现独立自主的管治。天津德租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经历划立、展拓、收回三个阶段。期间,中德两国就各个问题进行交涉。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天津德租界划立、开办和展拓上的反应与被动应对,以及北洋政府在天津德租界收回、管治过程中的反应和主动争取。
刘成[9](2020)在《20世纪30至60年代苏联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直观体现,它对不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塑造作用十分显着,也是同社会政治稳定紧密相关的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在20世纪30至60年代作为原苏联的五个加盟共和国,经历了从政治形态到社会结构全方位的变化,就中亚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古老、相对原始的社会传统而言,能够促成这种变化的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对富农的强制性迁移到卫国战争时期国防工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边疆少数民族向中亚的迁移,再到“处女地运动”时期大量劳动力赴中亚垦荒,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都对中亚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对这一时期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历史特点。本文根据迁移性质、模式和数量等特点,将20世纪30至60年代中亚地区的人口迁移活动分为流放富农、卫国战争和垦荒运动三个主要时期,结合一定的统计数据及资料,希冀能更加清晰、立体地反映人口迁移给中亚地区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李君娜[10](2020)在《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大学成为近代中国的舶来品,以中国传统学缘关系为基础、借鉴西方大学社团组织形式的中国近代同学会(校友会)也产生并发展。在中国近代产生的众多同学会中,以南洋公学及以其为基点发展而来的学校所组成的同学会是其中产生较早、发展较完善、影响力较大的同学会组织之一,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了解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其在沪总会内部诸事务的发展和联系网络,深入了解其内部运作和内外部联系。因以南洋公学为基础发展而来学校的演变及时局的影响,南洋公学系统的同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910-1920、1921-1937和1938-1949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海总会发展的基本框架得到奠定,各分会在缓慢增长的同时自主地自我发展,整个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呈现出初步发展态势。在第二阶段,上海总会和各分会都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时期各地交大同学会的陆续成立以及交大同学总会的筹建给与南洋公学同学会体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部动力。在第三个阶段,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因时局影响而中衰,也因时代赋予的团结校友和帮扶学校的重任而重整复兴。经过1910-1949年间的产生和曲折发展,南洋公学体系的同学会在内外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在逐渐加强,整体呈现出发展态势。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除来自内部强大的需求动力外,南洋公学同学会(上海总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同学会体系的扩大。南洋公学同学会1910年在沪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陆续存在了近四十年,历史悠久。在这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在职权机构、经费、会所、会刊、活动六大方面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同时适应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保持了稳中有变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理事会竭力发展同学会的美好愿望和实际努力。但在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若与同一体系内的各分会相较,上海总会在办理时间和处理手段上则呈现出明显的迟缓性和僵硬性,这对会务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内部建构和运作是南洋公学同学会保有活力的内部动力,而其在不同层面结成的联系网络则是南洋公学同学会实现纵深发展的途径。从不同层面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处在校友、母校和社会的联系网络中,通过在情感和生活中给与校友慰藉和帮助,在参与管理、建设和庆祝等事务的过程中辅助母校发展;在参与社会服务中与社会进行交流,结成了多维的联系网;在与校友、母校和社会三者的交流中,南洋公学同学会和母校的交往是最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相对较大的。但总的来看,南洋公学同学会是依凭自身所攀附的联系进行各方联络和号召,并不能产生强制力,因而对各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梳理南洋公学体系同学会的发展脉络,探索南洋公学同学会内部运作和层级联系,是对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实例的描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同学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
二、铁路建设管理办法(摘录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铁路建设管理办法(摘录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选题目的及选题意义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目标 |
一、法国向清政府掠夺龙州铁路主权 |
(一)法国为渗透西南地区实施的战略布局 |
1.法国占领越南 |
2.中法签订商约(1884—1895) |
(二)龙州铁路建设暗含英法之争 |
(三)龙州铁路建设中的中法合作与竞争 |
1.中法争夺龙州铁路建设权(1895-1896) |
2.中法为龙州铁路是否展接发生分歧 |
3.龙州铁路造价之争(1897-1899) |
4.法国重提建设龙州铁路(1904-1914) |
(四)龙州铁路建设中的中法官员合作与斗争 |
1.驻龙州领事方苏雅与费务林代表之间的冲突 |
2.苏元春与方苏雅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
(五)法国开设龙州铁路失败原因 |
1.龙州铁路难以成为扭转桂越边境传统贸易路线的工具 |
2.龙州铁路建造成本高 |
3.中越边境匪患问题严重 |
4.法国对桂越边境桂段控制力不强 |
5.修建龙州铁路给中越边防带来巨大压力。 |
(六)小结 |
二、滇越铁路与英法、中法之争 |
(一)滇越铁路建设缘起 |
1.英法争霸的中心战场转向云南 |
(二)法国向中国争夺滇越铁路建设权、管理权(1897-1910) |
1.法国威胁清政府强行掠夺铁路建设权 |
2.中法签订滇越铁路章程 |
3.法国修建滇越铁路过程 |
4.滇越铁路的性质 |
(三)法人建设滇越铁路之中越舆情 |
1.越方论滇越铁路 |
2.中方论滇越铁路 |
(四)中法改订滇越铁路条约(1914-1936) |
1.北洋军阀政府与法方的交涉(1914-1926) |
2.南京国民政府与法国的谈判(1927-1936) |
(五)小结 |
三、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法、日对中越交通线的合作与争夺 |
(一)日军对中国沿海地区实行严密封锁 |
(二)西南运输总处的成立 |
(三)全面抗战时期中法合作建设桂越交通(1937-1939) |
1.桂越交通修建缘起 |
2.桂越交通建设经过 |
3.三方签订南镇铁路借款合同 |
4.被迫拆除南镇铁路 |
(四)滇越铁路战时运输建设的中法合作与斗争 |
1.滇越铁路战时运输存在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
2.建设成果 |
3.建设得失评析 |
(五)中国为维护越南借道运输权与法国的交涉(1937-1940) |
1.中方有权战时借道越南运输 |
2.中方利用国联盟约与九国公约会议维护借道运输权 |
3.中法借道越南运输的交涉 |
4.法国借道运输政策变动原因 |
5.借道运输的重要性 |
(六)中国向法国争夺滇越铁路主权(1940-1946) |
1.中国接管滇越铁路并拆除铁轨 |
2.中国正式收回滇越铁路 |
(七)小结 |
四、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发展史大事记(1885 年-1949 年) |
致谢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绪论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 选题缘起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1.2 研究意义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2.1 研究对象 |
2.2 概念界定 |
2.2.1 荆楚文化 |
2.2.2 中医药文化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2.2.4 “一带一路”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思路 |
3.2 研究方法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4.1 研究内容 |
4.2 基本框架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5.1 研究重点 |
5.2 研究难点 |
5.3 创新之处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4 本章小结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3 本章小结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1.1 历史基础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1.2 现实因素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2.1 建设过程 |
2.2 建设模式 |
2.3 建设成效 |
2.4 建设困境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5 本章小结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3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致谢 |
(3)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一 何市镇状况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小结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小结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小结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一、“Tibet”文章分类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一、气候资源 |
二、水资源 |
三、土地资源 |
四、自然灾害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附录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一) STC访谈记录 |
(二) WFJ访谈记录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节日、纪念日 |
(二)纪念活动 |
(三)意识形态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 |
(一)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
(二)立足实际进行鼓动 |
(三)运用多元宣传媒介 |
(四)扩大革命宣传范围 |
二、传统仪式文化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文化支撑 |
(一)制度化的国家礼仪 |
(二)日常化的社会习俗 |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一)建党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实践 |
(二)建党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直接指导 |
(三)各革命时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
第二章 “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 |
一、肃清封建思想与培育“主人翁”意识 |
(一)工农阶级身上的封建思想残留 |
(二)召开回忆式纪念会进行对比教育 |
(三)开办春节“课堂”进行文化教育 |
(四)开展各式生产竞赛进行生产教育 |
(五)举行劳模代表大会进行榜样教育 |
二、“五一”帮扶失业工人与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 |
(一)发出救济指示 |
(二)工人捐款捐物 |
(三)工人写慰问信 |
三、工农阶级“五一”互信与阶级联盟意识的强化 |
(一)农民阶级“庆祝式”来信 |
(二)工人阶级“保证式”回信 |
第三章 “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 |
一、订立爱国公约 |
(一)中共发出订立爱国公约指示 |
(二)师生结合课业订立爱国公约 |
(三)工农立足生产订立爱国公约 |
二、开展爱国竞赛 |
(一)爱国竞赛指示的发出 |
(二)发起挑战与积极应战 |
(三)竞赛计划的基本完成 |
三、进行爱国捐献 |
(一)工人的增产捐献 |
(二)各界捐献慰问品 |
四、播送爱国广播 |
(一)各地召开的控诉大会 |
(二)模范代表的政治讲话 |
(三)示威游行的爱国歌曲 |
五、举行爱国游行 |
(一)成立筹备会制定游行方案 |
(二)组织建立宣传员与报告员 |
(三)召开纪念会解释游行意义 |
(四)各地游行示威的正式展演 |
第四章 “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 |
一、组织民众给毛主席写节日信 |
(一)感谢信:“感谢毛主席的恩情” |
(二)庆贺信:“给毛主席献生产礼” |
(三)保证信:“在您的领导下前进” |
二、开展“学习党史运动” |
(一)党员开展党内学习 |
(二)民众接受党史教育 |
三、举行成渝铁路“七一”通车典礼 |
(一)选取与布置纪念空间 |
(二)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
(三)其他仪式活动的展演 |
四、制作“七一”纪念器物 |
(一)发行纪念邮票 |
(二)绘制纪念图画 |
(三)铸造纪念奖章 |
(四)修建纪念建筑 |
第五章 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一、历史经验 |
(一)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 |
(二)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 |
(三)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 |
(四)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 |
二、现实启示 |
(一)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
(二)纪念活动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
(三)纪念活动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 |
(四)纪念活动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7)加拉罕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1923—192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Аннотация |
绪论 |
第一章 加拉罕来华执行政策的背景 |
第一节 中苏外交序幕的拉开 |
一、苏俄对华政策的形成原因与运行特点 |
二、加拉罕来华前的苏俄对华外交情况 |
三、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初步调整 |
第二节 加拉罕来华开启中苏关系新局面 |
一、加拉罕其人 |
二、加拉罕肩负的两大使命 |
三、加拉罕在华进行的“人民外交”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加拉罕在实现苏联对华外交目标中的作用与影响 |
第一节 加拉罕与北京政府谈判的第一阶段 |
一、谈判双方的程序之争与主要矛盾 |
二、加拉罕在谈判暂停后的思索与打算 |
第二节 谈判的重启与中苏建交 |
一、加拉罕修改协定草案的思路 |
二、协定草签遭北京内阁否认 |
三、谈判的最终阶段与《中苏协定》的签订 |
四、建交后加拉罕对互派大使及移交旧俄使领馆舍等问题的处理 |
第三节 加拉罕与奉苏谈判 |
一、加拉罕同奉天当局的首次交涉 |
二、加拉罕在奉苏谈判中的策略 |
三、《奉俄协定》的签订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加拉罕在推进中国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 |
第一节 苏联为推进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 |
一、与孙中山国民党确立合作关系 |
二、指导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
第二节 加拉罕争取莫斯科当局对广州政府的援助 |
一、加拉罕与孙中山的联系 |
二、加拉罕在发放援助问题上的态度 |
三、苏联展开对广州的全面援助 |
第三节 加拉罕促成莫斯科当局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 |
一、国民军将领主动接近加拉罕寻求帮助 |
二、加拉罕对中国革命近期发展的设想 |
三、苏联对国民军有条件的援助 |
四、苏联与冯玉祥合作的高潮与破裂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苏联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与加拉罕离华 |
第一节 中东路危机促使苏联调整在铁路上的政策 |
一、铁路机构苏方人员执行的错误政策及加拉罕在其中的指导作用 |
二、莫斯科当局对中东铁路上现存问题的反思与调整 |
第二节 苏联修改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
一、苏联的“喘息政策” |
二、加拉罕与莫斯科当局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
三、加拉罕在张作霖的反苏攻势下离华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中德天津租界交涉研究 ——以中国政府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天津德租界的划立与开办 |
第一节 1880 年前后中德天津租地停船交涉 |
第二节 1895 年中德天津租界划立交涉 |
第三节 清政府在天津德租界开办过程中的设法而为 |
第二章 天津德租界的展拓 |
第一节 原因分析 |
第二节 扩界交涉 |
第三节 开办交涉 |
第三章 天津德租界的收回与管治 |
第一节 1917 年天津德租界的强行收回 |
第二节 1919 年天津德租界的事实收回 |
第三节 1921 天津德租界的完全收回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9)20世纪30至60年代苏联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中亚的人口迁移 |
第一节 强制迁移富农至中亚 |
第二节 富农在中亚的生存状况 |
第二章 卫国战争时期中亚的人口迁移 |
第一节 战前远东朝鲜人移入中亚 |
第二节 战时工业、人口向中亚疏散 |
第三节 “扁豆行动”——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惩罚性集体流放 |
第三章 垦荒运动时期中亚的人口迁移 |
第一节 在中亚开展垦荒运动的原因 |
第二节 人口迁移的过程及数量 |
第三节 人口迁移对中亚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 |
第四章 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 |
第一节 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的特点 |
第二节 人口迁移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 |
五、文本基本概念演绎 |
第一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历史沿革 |
第一节 1910-1920: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初步发展 |
第二节 1921-1937: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持续发展 |
第三节 1938-1949:南洋公学同学会系统的中衰和复兴 |
第二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内部建构与运作 |
第一节 权力的建构和运作 |
一、中枢机构的产生方式和运作模式 |
二、理(监)事会议 |
三、理事和职员变迁 |
第二节 经费:南洋公学同学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一、入不敷出的经费 |
二、财务人员的变迁 |
第三节 会所:南洋公学同学会的物质象征 |
一、会所的迁移和管理 |
二、筹建永久会所 |
第四节 会刊:南洋友声 |
一、会刊发行简况 |
二、紧缺的印刷费用 |
三、发行机构和编辑人员的变迁 |
第五节 聚首:南洋公学同学会活动 |
一、年度盛会——年会 |
二、日常聚餐会和欢迎毕业同学会 |
第三章 南洋公学同学会的层级联系与影响 |
第一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校友 |
一、精神上的归属与认同 |
二、实际上的援助 |
第二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母校 |
一、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管理 |
二、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建设 |
三、南洋公学同学会参与学校庆祝 |
第三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社会 |
第四节 南洋公学同学会与历史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铁路建设管理办法(摘录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越跨境铁路交通线建设中的合作与斗争(1885年-1949年)[D]. 黄佳.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D]. 国梦云. 西南大学, 2020(01)
- [7]加拉罕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1923—1926)[D]. 杜依璘.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8]中德天津租界交涉研究 ——以中国政府为中心的考察[D]. 彭丽娟.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20世纪30至60年代苏联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研究[D]. 刘成.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10]南洋公学同学会研究(1910-1949)[D]. 李君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