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创新中发展，人才在创新中成长

一、企业在创新中发展 人才在创新中成长（论文文献综述）

冯超^[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1）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和使用人才,始终把人才资源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后,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人才问题,关注人才的成长、重视人才的培养、依靠人才发展、优化人才环境,逐步确立形成了理论化、系统化的人才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体系建设及其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既有一般人才观的基本属性,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和实践的表达系统,更蕴含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以“为什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人才”“怎样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为逻辑主线;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理论为思想基础,以中国古代传统人才观的精华为历史传承,以国外先进人力资源理论为有益借鉴,体现出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民族与世界相融合、全局与重点相兼容的鲜明特点;在引导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构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2）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对于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和深刻贯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中共党史学、教育学、哲学、人才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着眼从确立向度、形成与发展、基本内容、主要特征、战略价值和实践推进等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第一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逻辑基础。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观的继承发展,中国古代传统人才观的精华提炼,国外人才观的有益借鉴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理论逻辑;从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历史逻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人才的迫切渴求、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人才的现实需求和消除我国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障碍的必然要求等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确立的现实逻辑。第二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形成与发展。以习近平工作实践为线索,梳理并总结出其人才观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渐进过程,指明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确立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扎实的实践基础。第三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基本内容。以“为什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人才”“怎样培养人才”以及“为谁培养人才”这一逻辑理路,系统梳理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内容构成,揭示这一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第四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主要特征。着重从历史性与时代性、全局性与重点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具有反映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实践品质,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第五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战略价值。着重从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统一的维度,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人才理论,以及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第六章,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的实践推进。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全面分析我国人才资源开发和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指明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需要紧密结合我国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把握这一人才观的精神实质、深刻内涵、实践推进的根本原则及其相关对策。

高擎^[2]（2021）在《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之一,高校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对“创新支撑”需求的日益增加,国家对于高校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高校在创新源头供给、重大创新成果、校企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面对高校科技投入的不断增长,如何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解决实际支撑不足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此,本文尝试探究这一课题,从校企合作视角深入研究创新职能、区域创新平台和创新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内容旨在为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效率,促进高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基于科技创新相关研究,将高校科技创新影响因素划分为创新职能、创新平台和创新政策三个维度,进而从微观层面、区域层面和政策层面探讨并构建了高校科技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以教育部、工信部直属高校为研究样本,从校企合作视角分析高校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和创新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这三类因素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机制。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创新职能方面,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高校知识创造和知识转移这两项职能之间的关系变化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同时,从基本职能视角,实证研究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职能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果。第二,在创新平台方面,从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区域创新平台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果。第三,在创新政策方面,以“双一流”政策为例,实证检验了创新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构建高校科技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区域层面和政策层面,构建高校科技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将高校科技创新影响因素划分为创新职能、创新平台和创新政策三个维度,并从校企合作视角深入阐述这三类因素的影响机制和逻辑关系。（2）分析高校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并构建效率模型测算高校科技创新效率。首先,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分析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及态势。其次,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两阶段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校企合作情境下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演变趋势。（3）研究创新职能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双元创新视角,从静态和动态层面实证检验高校知识创造和知识转移的发展规律及其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本职能视角,探讨研究生培养、科研倾向变化、校企合作和社会声誉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这些因素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4）研究区域创新平台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构建区域创新平台理论模型,将区域创新平台效应分为域内和域间两个层次,以区域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区域创新平台效应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5）研究创新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双一流”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在政策实施前,高校科技创新效率增长缓慢;在政策实施后,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显着加强。

刘伟岩^[3]（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刘明^[4]（2020）在《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随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16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来讲,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影响、支持和引导的结果。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不参与创新活动,不出台创新政策。创新政策是近年来各国为促进创新发展而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创新政策及其相关体制机制与战略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抓手和路径,也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创新激励和引导的重要手段。根据新时代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对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政策进行总结,并探讨创新政策乃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与模式,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指导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以2006年中国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创新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总结中国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及效果,进而参考借鉴典型创新型国家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创新政策的方向及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明晰创新政策的概念,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而明确创新政策的体系结构,有助于理解创新政策的目标、对象及不同创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广义的创新政策是指为营造有益创新的环境,引导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与绩效,从而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应对重大挑战的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政策体系主要由六个政策集构成:创新要素政策、创新主体政策、产业创新政策、区域创新政策、创新网络政策及创新环境政策。创新政策是与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协同发展的。创新理论的迭代会驱动创新政策的演进,创新政策的演进会影响创新实践的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会为理论和政策的完善提供反馈。因此,研究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发展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提炼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中国模式。中国创新政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4年为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过渡期,即以科技政策重构国家科研体系与科技体制的阶段;1995-200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探索期,即以创新政策打通创新链、酝酿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2006-2015年为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期,即以创新政策建设与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2016年至今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熟期,即以创新政策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从国家层面来看,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以保障其有效推进。考察其是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哪类创新政策的效果更好,将为进一步提升创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提供参考。本文对2006年以来中国创新政策对城市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并对比了创新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企业的效果差异,主要得出如下结论:在城市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创新政策对中心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弱于非中心城市。在企业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产出水平来看,创新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本文使用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不同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总体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吸引和培养人才的相关政策对企业作用效果最为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较弱。本文还对各类创新政策作用效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其结论将为我国各类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有益参考。另外,本文对典型创新型国家的相关创新政策进行了分析借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美国创新战略与德国高技术战略,并对其顶层设计下的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比对和参考。其后,对以色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与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梳理,明确了高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在构建科技金融环境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本文还对日本创新政策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进行了详述,并总结了创新政策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最后,基于对中国创新政策实践的总结与体系的梳理以及实证测度下中国创新政策有效性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中国创新政策的完善方向与对策。本文论证了创新政策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描绘了其演化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其作用效果。本文的结论肯定了创新政策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为其后续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向上的参考。

龚嘉佳^[5]（2020）在《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将建设创新型城市作为国家战略,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城市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战略必须找到空间载体,这种空间载体就是城市创新空间。因此城市创新空间是建设创新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城市创新空间的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多角色共同参与的过程。正确认识城市创新空间以及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探索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对城市创新空间生产起关键作用的角色,能够为创新城市建设中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以及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基于此目的展开研究。本文首先梳理了创新概念的缘起与发展。在此基础上,从创新活动分布、空间创新体系、空间创新能力评价三个方面综述了目前城市创新空间相关的研究,认为城市创新空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对创新空间的认识较为片面。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内在相关的演化理论、复杂性理论、空间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建立城市创新空间的系统性和空间性的全面认识。城市创新空间的系统性体现在知识系统、创新系统和形式系统上,分别表征创新空间系统的基础、内在本质和外在表现。城市创新空间的空间性体现在空间的两大特性:空间的演化性和空间在地理、社会和历史方面的辩证统一。通过类比的方式,将生物演化机制应用到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研究中,以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根特市创新空间为案例,建构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机制的框架,认为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的内核是创新群体的演化,城市创新空间在三个层次,即感知的空间、实际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中回溯式发展,构想的空间对演化的驱动力最强,从而带动其他两个层次的变化。本文根据这个框架对杭州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演化是构想空间先行,感知的空间、实际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循环改变的过程,政府和其他创新群体不是管制和服从管制或者反抗管制的关系,而是横向协同演化的,他们必须通过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创新空间的生产。本文发现创新空间演化具有惯性,政府群体在创新空间的分布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主导企业直接影响创新空间演化的方式和过程,外部环境影响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本文为认识城市创新空间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视角,并通过多学科融合解释了城市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是城市创新空间研究的补充。

吴钊阳^[6]（2020）在《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知识形态和技术创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和节省经营成本,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结成相对稳定的网络关系来应对环境变化和竞争,以跨组织边界多智能体协作为特征的协同创新模式开始逐步取代传统创新模式。企业通过充分利用协同创新网络环境中的外部知识,增强研发过程的可控度、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创新绩效。然而,尽管协同创新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获得创新成果,但现实情境中协同创新最后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管理理论和传统资源基础理论等无法有效解释企业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持续成长,用资源禀赋来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常片面,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管理智慧。企业是不断成长的,意味着企业资源也在不断变化,而随着创新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的战略目标也会随之调整,因此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静态资源的认识,要结合自身成长过程适时调整相应措施来优化协同创新中的内外部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这已然成为当前管理者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首先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探究中挖掘出研究问题,概述其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形成本文的技术路线。通过对协同创新、资源基础和企业成长等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理论分析,结合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两个典型案例的探索性研究,提出协同创新网络在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中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以及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假设,具体围绕:（1）协同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发挥着怎样的作用?（2）企业成长过程中,协同创新的影响趋势如何变化?（3）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中是否呈现差异化且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三个问题来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针对研究设计和理论模型,本文规范确定研究变量、编制量表,并进行企业访谈和调研问卷发放,最终通过预调研和正式调研共计形成499份问卷。采用SPSS等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信度分析等。在数据经过可靠性检验后,运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直接效应、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以及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协同创新网络的本质是汲取资源的有效渠道。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企业”协同创新、“企业-政府”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等三种不同类型的协同创新网络本质上是通过其蕴含的不同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2）资源配置是协同创新网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法进行数据建模发现,协同创新网络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中,资源配置起到了显着的中介作用。其中,资源配置在“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资源配置在“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资源配置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3）企业生命周期在协同创新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生命周期在三种不同的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同时,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由于自身资源的不同,协同创新网络的三种类型分别在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且存在一定的规律性;（4）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良性循环关系。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自身的资源会不断积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为了开展持续性创新活动,对协同创新伙伴的选择会不断变化,导致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随之演化。另一方面,协同创新网络通过资源配置又能显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而加速企业成长,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存在着良性循环关系。本文系统分析、实证研究了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阐明了协同创新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解析了协同创新网络的资源本质,引入资源配置为中介变量探究了协同创新不同类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灵活配置和协调利用创新网络中各个主体间的关系、资源、技能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2）探究了企业生命周期对协同创新网络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丰富了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的研究思路,完善和补充了协同创新的管理研究体系;（3）探究了协同创新网络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作用程度的差异,深化了企业生命周期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影响机理。同时,企业从初创到逐渐成长,自身的资源在不断变化,因此企业战略目标也会随之变化,这一观点拓宽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企业创新的研究必须要结合企业的成长,因为企业的发展是动态的而非静态不变的;（4）探究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结论延伸了已有协同创新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纵深度,证明了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良性循环的关系,为企业科学地管理协同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管理思维和实践指导。

张钟元^[7]（2020）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利润率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在新时期如何发挥创新驱动作用,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今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进行理论拓展,以传统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创新投资、知识溢出、创新组织要素产生的创新效应差异问题。具体工作如下:在已有的创新价值链定义基础上,按照创新难度的不同提出了创新价值链结构定义,并提出长链—中链—短链结构模型;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企业创新效应理论模型,确定了影响企业创新效应的技术投资、知识增长、组织结构三个核心要素;在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创新价值链结构与企业创新效应的相关关系;构建集群网络中核心要素在不同层面的影响的机理模型,在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企业组织层面分别进行创新效应理论及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效应逐步增强。理论分析表明:除了企业人力投资,生产投资,技术基础等经典变量以外,ETIA指数是内生增长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该变量与企业产出具有短期负相关、长期正相关的相关关系,具体相关性受IVC结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使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验证了ETIA指数与企业产出具有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门槛模型显示出ETIA指数在IVC结构影响下的阶段性特征,与理论模型分析一致。制造业整体已初具长链结构IVC特征,但高水平研发人员作用仍然较弱,企业仍以技术应用和再创新的顺轨发展为主,突破性发展条件尚不明晰。不同行业中存在分工协作关系,高技术行业企业充当了集群网络中新知识生产中心的角色。传统制造业企业整体水平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阶段,行业中可作为核心企业的企业数量较少,但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产业结构已经逐步升级,从低端向高端迈进,部分企业已经开始体现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特征。（2）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累积,形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理论研究表明:创新价值链结构对企业创新形成门槛效应,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更好的内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存量优势,可以促进网络内部企业结构优化;而非核心企业具有更多的外部效应,表现为知识密度优势,可以提升网络知识的整体竞争力;同时由于集群网络发展具有动态性特征,导致非核心企业知识溢出具有二次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知识密度具有门槛效应,第一门槛下知识溢出具有负效应,两门槛间及超过第二门槛后具有正效应,与ETIA指数的门槛效应符号相反,那些高投资水平企业虽然在五年期的创新效率较低,但其知识溢出效应更高。知识溢出的数据结果显示东南沿海集中了中国六层以上的企业资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区域划分结果显示:华东地区知识相关指标遥遥领先实力强悍,整体创新结构非常完整,创新生态系统发育较好。经济区划分结果显示:沿海地区优于沿江地区,沿河地区优于内陆地区,知识生产及知识溢出活跃地带与地域分布联系紧密。而不论哪种划分,东北和大西北的数据呈现出双低状况,说明不仅高水平的核心企业缺乏,非核心企业也同样不足,区域的集群网络可能存在结构不够完整,创新生态系统不够完善的问题。（3）不同企业创新组织结构下,企业知识产出差距较为明显。将非核心企业创新组织结构细化,具体分为引领式、内化式、并列式组织结构,针对三种创新价值链结构确定了九种创新参照方案,模拟亚微观层面非核心企业增长效应问题。在这九种非核心企业创新参照方案中,模拟结果显示:利用式学习过程中九种方案效果各异,短链创新引领式创新占优,中长链创新并列式在知识增量上占优但到达峰值周期过长。在探索式学习过程中,企业组织结构稳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最后,文章根据模拟分析结果,给出非核心企业创新发展最优路径建议。

王聪^[8]（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创新逐渐超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发展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难以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没有创新,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已成为企业不输在跑道上的决定性因素,唯有高效率创新,持续创新,才能领跑行业、世界,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拥有难以复制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强大的世界级创新型、开拓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领头羊,一方面,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食粮”和“生命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中国能否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关系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整体发展。然而,相关研究十分匮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究竟如何,以及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未可知。本文将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动态演化、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两大方面综合考量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现状、面临的约束与瓶颈,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具体来讲,本文在技术经济学、效率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第一,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对企业创新过程进行分组,并运用超效率网络EBM模型从整体阶段、研发创新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三个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通过异质性分组从多角度综合考量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采用全局前沿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率、纯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五方面分解企业的创新效率,并通过异质性分组深入分析近九年来企业效率的变动过程和变动方向;第三,从企业创新系统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内部特质、外部区域和行业环境特征为切入点,首先整体衡量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然后从上述因素切入,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深一层分析,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为宏观且全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静态创新效率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创新效率受总纯技术效率直接影响,具体到各创新阶段中,研发创新阶段的规模效率和商业化阶段纯技术效率是关键影响因素,因而应从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投入质量和利用率三方面方面着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在动态创新效率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增长率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波动的共同影响。其中,技术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3）在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在企业成本约束方面,员工薪酬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在发展战略方面,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在治理结构方面,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作用;在地区差异层面,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在行业差异层面,行业市场需求提高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高;在其他特征方面,年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年龄、成长能力、员工工资、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影响最大。以上因素对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在创新效率作用机制方面,融资约束会反向刺激企业加大智力资本投入,转劣势为优势,促进创新效率增长,且对沿海地区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完善股权结构、加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而拉大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显着不利于创新效率提高,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这一作用过程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放大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当政府创新补贴在单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创新效率在地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强度、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其它区域都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度能有效加强行业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进而在人力资本价值创造作用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效率提升,一方面应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转化效率,改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重视优化创新环境,尤其注重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有针对性地提高异质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

李奇峰^[9]（2020）在《嵌入性视角下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化,创新不再是由知识创新向技术应用转化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呈现出日益复杂交互的特征。作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两大核心主体,高校和企业之间打破组织边界实现资源跨组织整合的协同创新成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需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校企协同创新面临主体间资源难以流动和有效融合的问题,成为制约校企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障碍。校企跨组织的资源整合需要通过一系列组织间的协同行为来实现,协同行为同时受到组织内、组织间和创新环境因素的影响。识别高校和企业协同行为的各层次驱动因素,提升校企参与协同创新的动力,促进校企协同创新的行为过程从而实现创新资源跨组织的整合成为当前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嵌入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研究校企协同创新过程中的资源整合问题。详细梳理了校企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的研究进展,构建了校企协同创新中的资源整合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校企协同行为对资源整合的作用机理,以及组织、组织间和创新环境因素对校企协同行为的影响。建立“嵌入性—校企协同行为—资源整合”关系模型和假设,进而开发调查问卷对模型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回收问卷统计结果,结合深度访谈,对我国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的当前状态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证明了协同行为在理解校企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协同行为是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动态表征,是资源能否实现整合的关键。协同行为支配了创新资源的整合过程。2.基于嵌入性理论,建立了校企协同行为“组织嵌入、组织间嵌入、环境嵌入”的三层嵌入模型,发现了三个层次的社会性嵌入对校企协同行为的产生、维护和风险监控阶段影响机理。组织嵌入会显着影响伙伴选择行为与协同关系维护行为,对风险监控行为影响不显着。组织间嵌入和环境嵌入对校企协同行为各维度对具有显着性影响。其中,组织间嵌入对协同行为的各阶段路径系数最高,证明组织间嵌入对协同行为具有关键影响作用。3.构建了校企协同创新中的资源整合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校企协同行为对资源整合的影响机理,并实证验证了该机理。发现伙伴选择行为显着影响资源获取过程,但对资源融合影响不显着。协同关系维护行为和风险监控行为显着影响资源获取和资源融合两个过程。其中,协同关系维护行为对资源整合的两个阶段路径系数最高。证明协同关系维护行为是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过程的核心行为,是促进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的最重要影响因素。4.构建了“嵌入性—校企协同行为—资源整合”关系模型和假设并设计了嵌入性视角下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调查问卷刻画校企协同创新过程中资源整合的影响因素。5.当前我国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组织内部已有惯例不支持协同、协同伙伴组织声誉普遍不高、区域协同活跃度不高、中介组织建设滞后、协同目标难以匹配、资源共享壁垒较高、校企沟通交流不充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内部激励制度,营造良好的内部创新环境,加强创新主体的组织学习能力,构建协同创新组织文化,兼顾协同目标与组织自身目标,建立全面的资源共享机制,构建科学有效的校企协同创新组织管理体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高校与企业的长效沟通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校企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协同创新的规划与指导,建立科学的风险分担机制等。

杨剑钊^[10]（2020）在《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及效率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时代变革,创新成为产业发展主要驱动力,国家不断加大产业自主创新支持力度。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突出带动作用,因此其发展得到国家重点支持。为实现产业的持续创新,需要创新范式的变革,引入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解决高技术产业所面临的创新主体关联不够紧密、创新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创新活动效率不高、创新能力提升缓慢等问题。因此,发展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提升创新效率的有效保障。首先,从高技术产业创新现状出发,基于系统理论对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内涵进行界定,并对系统要素进行分析,设计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框架模型。其次,从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特征切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过程进行剖析,设计由共生机制和进化机制构成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再次,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特性界定、共生结构分析和共生效应进行揭示。从共生伙伴选择、共生利益分配、共生体系治理三个子机制总体设计共生机制,应用演化博弈方法和仿真方法对高技术核心企业和共生主体间关系以及政府第三方治理体系进行了分析。进而,从系统进化内涵与特征出发,提炼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进化路径,设计进化机制。对进化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进行分析,构建进化动力机制;从创新学习、创新催化和创新涌现三个方面描述进化成长机制;采用传染病传播模型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进化扩散机制进行研究;建立市场双寡头模型探析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进化追逐机制。然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基于效率内涵对共生阶段效率和进化阶段效率的评价方法进行选择,从投入因素、产出因素和影响因素三个维度构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共生阶段效率和进化阶段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基于SFA方法和DEA方法构建共生阶段效率和进化阶段效率评价模型,形成完整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评价体系。接着,对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进行实证研究。计算我国30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共生阶段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影响规律,对共生阶段效率进行评价;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进化阶段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及影响进化阶段效率因素进行计算与分析,分析影响规律,对进化阶段效率进行评价。最后,基于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计算结果分析,构建了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进化阶段效率的策略集;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三个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保障措施进行设计。

二、企业在创新中发展 人才在创新中成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在创新中发展 人才在创新中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嵌入性视角下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及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在创新中发展 人才在创新中成长（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人才观研究[D]. 冯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高校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视角[D]. 高擎.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4]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D]. 刘明. 吉林大学, 2020(01)
• [5]杭州市城市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机制研究[D]. 龚嘉佳. 浙江大学, 2020(01)
• [6]资源配置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D]. 吴钊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3)
• [7]创新价值链结构视角下企业创新效应研究[D]. 张钟元. 辽宁大学, 2020(08)
• [8]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D]. 王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嵌入性视角下校企协同创新资源整合研究[D]. 李奇峰.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10]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及效率研究[D]. 杨剑钊.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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