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变成反恐战争

一、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成了反恐战（论文文献综述）

舒可心^[1]（2021）在《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袁伟晨^[2]（2020）在《联盟的延伸 ——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的目标、机制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联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议题,也是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形式;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网络空间中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也开始以联盟的形式进行,二者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结合。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联盟研究与网络安全研究的结合不足,或是缺乏将网络空间特殊性应用于联盟理论中的思考,或是缺乏以联盟的整体视角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考察,这一不足制约了对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联盟行为的解释。本文以“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为研究对象,试图将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加入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在联盟理论与网络安全研究之间建立沟通。网络空间的全球互联性增强了网络威胁的迫近感,网络威胁的归因更容易同战略竞争对手相结合,这为国家提供了联盟制衡的方向。另外,网络攻击行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高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行为成本高昂、较为罕见,可以触发联盟的共同防卫机制;低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行为成本低廉、频繁发生,无法触发联盟的共同防卫机制。这导致联盟难以满足较弱国对低破坏性网络攻击的防卫需求,而较弱国低层次的网络安全合作形成了对强国网络安全援助的替代性方案,进一步导致弱国对联盟的依赖性降低;弱国产生了“被牵连”的担忧,大国则产生了“被抛弃”的担忧。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是美国的亚太联盟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在联盟外部形成了对地区大国的制衡与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割据,在联盟内部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机制与多层次的联盟体系。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呈现出与物理空间中亚太联盟类似的“美国+核心盟友+次级盟友”结构,处在不同层次的盟国之间有着不同的互动机制;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及美国与亚太盟国的战略分歧,联盟内部存在着双重交易机制,这种机制与联盟的层级结构共同作用,产生了亚太网络安全联盟中的困境。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是网络空间大国竞争激化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与亚太地区网络空间的紧张局势,对中国和平利用网络空间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对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的动向保持关注,增强风险意识与危机意识,同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为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负起责任。

张南侠^[3]（2020）在《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冷战前南海基本相安无事,各南海诸国都未对南海地区提出过任何异议。冷战时期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地缘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突出,南海诸国出于对南海资源的觊觎,南海争端问题才渐渐的浮出水面。菲律宾也不例外。以至于其在冷战时与冷战后都在想方设法的非法侵占南海的利益。1946年菲律宾建国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菲律宾在南海的政策方面,一开始只是处于试探阶段,并未有大的动作;最后在域外大国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开始变得激进。以至于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律宾把整体南海局势的复杂化与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即为“南海仲裁案”。此仲裁给南海地区带来了持续的动荡及不稳定因素。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调整了阿基诺三世时期激进的南海政策。他主动对南海地区降温,对中国抛出橄榄枝,采取与中国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议问题,从而使紧张南海的局势趋于缓和。虽然杜特尔特的南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与中国的关系,但他却难以摆脱阿基诺三世的南海政策影响。总的来说,杜特尔特南海政策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的让步。他南海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首先,一方面坚持与中国交好,另一方也坚决支持菲律宾南海争议区主权主张的立场;其次,杜特尔特主动搁置“南海仲裁案”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又声称不会放弃“南海仲裁案”仲裁裁决;再次,他主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落实问题并付出努力;最后,他在南海方向采取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及“安静外交”的策略,使得菲律宾实现了阿基诺三世时期未实现的政治目标。换言之,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政策两面性特点。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其在国内外政治压力集团的相互作用下,杜特尔特总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国内外压力集团的政治诉求。虽如此,但他依然更关心的是与中国的交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4年来,杜特尔特总统南海政策的转圜给菲律宾国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大建特建”计划的实施改善了其国内的经济状况。在短时间内或者杜特尔特总统的任期内,其南海政策转向的可能性极小。中菲两国搁置争议、稳定发展双边关系的势头将会大于两国分歧。

叶栋炜^[4]（2018）在《奥巴马政府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多年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忽略了对亚太秩序的维护和弱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迅速崛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亚投行,增强对亚太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冲击了美国多年来构建的既有亚太秩序。面对中国强大崛起,美国开始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奥巴马上台后,迅速着手改变小布什政府的中东反恐战略,进行外交战略调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开始从中东抽身,将更多的战略资源、军事力量转移到亚太区域,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格局,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亚太战略离不开亚太盟国的支持,奥巴马政府重新审视盟友对美国战略的推进作用。通过对盟友的经济、军事、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加强同盟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新型亚太联盟体系网络,以此维持其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中国崛起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持续加深美菲军事同盟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菲律宾作为美国的老盟友,同盟关系基础深厚,且菲律宾所处地缘位置非常符合美国战略调整与推进,充当了美国介入东南亚地区、维持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削弱中国对亚太影响力的支撑点,并联结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国,形成更稳固的亚太同盟网络,增强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干涉能力。美国以传统的援助方式加强美菲同盟关系。奥巴马政府除了给予菲律宾经济援助外,还增加军事援助额度、提高军售水平、提供军备武器、增强军事演习与军事培训,提高了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水平与增强军事部署,实现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此频繁介入中菲之间的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外交战略与主权诉求,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然而,美国仍然受到中东地区与欧洲问题的战略牵制,国内经济低迷与政治问题影响着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顺利实施,菲律宾国内问题与外交转型也影响了美菲之间的军事合作水平。种种问题制约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随之影响了奥巴马政府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能力,美菲同盟效果有所减弱,这是美国顾此失彼的体现。

袁莎^[5]（2017）在《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话语评析》文中指出“权力平衡”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念之一,其核心思想是霸权的存在引发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制衡,促使国际体系保持在权力平衡的状态。但是,国际体系却经常处于“权力失衡”,冷战后一直没有出现制衡美国霸权的力量或联盟,这也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典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究为什么会出现“制衡失灵”的现象。围绕“制衡失灵”的理论解释多从其他国家的角度出发,思考为何出现“制衡不足”。作为国际体系中最为强大的国家,霸权国决不会消极等待自身衰落和其他国家的权力制衡,而会主动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探究“制衡失灵”的问题,不应忽略霸权国自身的施动性。为此,研究提出霸权国采取“话语制衡”策略进行霸权护持的理论假设。具体而言,霸权国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以维持由其主导的国际霸权结构。霸权护持的话语制衡策略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内部话语制衡”,即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建立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二是“外部话语制衡”,即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外建立话语共识和霸权联盟,前两种是增强自身合法性和可用权力的“积极话语制衡”;三是“消极话语制衡”,即通过话语策略与崛起国达成关于霸权体系的话语共识,以削弱或阻止潜在挑战。研究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探究奥巴马政府如何通过话语制衡策略在国内建立霸权护持的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在亚太建立美国霸权秩序的话语共识和霸权联盟,并试图通过话语策略遏制中国的潜在挑战,以达到霸权护持的目标。强大的话语资本让霸权国拥有话语制衡的先发优势,话语层面的权力制衡也可以发挥成本低而收效高的效果。但是,话语制衡也存在局限,还容易对霸权国和国际体系产生破坏性风险。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可以丰富“权力平衡”理论和霸权理论研究,并加深对话语霸权的思考;另一方面,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深远,深刻塑造了当前亚太局势和中美关系,中国也备受美国话语霸权制约,如何应对美国的话语制衡策略,并积极运用话语策略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刘雨辰^[6]（2017）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三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三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三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王宝美^[7]（2017）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南海地区因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丰富的能源资源,使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加深并逐渐介入其中。奥巴马执政以后,由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中国崛起引发的美国的危机感,使得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其南海政策,开始了对南海问题的全面介入。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全球霸权是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实施的首要考量。通过介入南海问题,积极拉拢周边国家,可以形成牵制中国的包围圈,同时也为美国控制南海地区的制海权和塑造亚太新秩序提供了机会。为了保证美国南海政策的顺利实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在外交上,美国积极拉拢南海周边国家,改善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在军事上,奥巴马自执政以后就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形成对中国军事威慑;在经济上,美国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同时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和海上油气开发。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来反对中国的领土主张,支持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政策目标,给中国崛起带了巨大压力,但同时也给中美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将会继续介入南海问题,但随着中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关系的回暖,以及东盟与美国不信任关系的加剧,特朗普也会相应调整其南海政策。

许正^[8]（2017）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六十余年的“长期和平”。这种所谓的“和平”,是在美苏紧张对峙、核武器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军备水平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仅没有使得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变得重要性,相反却变的更为突出。表现在安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单个国家的安全是较为脆弱和没有保证的。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安全机制作为中观层次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得到了学界人士更多关注。根据相关理论,安全机制是指国家这一行为者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在某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不必然仰赖成员在制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与之相反,它常常是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和武力使用的约束与控制。而且安全机制中的大部分属于问题性质,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应对威胁整个人类安全的议题。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安全机制“欧洲协调”应运而生,它所确立的谈判制度和协商精神,成为了之后各个安全机制所遵从的标准。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安全机制,大体上都是在“欧洲协调”确立的原则上所构建的。尽管这些安全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其中某些安全机制早已解体,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西靠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地理相连数目高达六个的国家板块群,而且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且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区域,从英法殖民时期至今以来便战乱不断,各个大国在不同时期的介入成为了威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地区的安全问题会不定期的爆发。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甚至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和“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时期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域内意识形态的一度两极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地区分离主义的猖獗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薄弱,都表明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危及到某些国家政权的存亡,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安全机制的构成上,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包括次区域各国领导人及部门首长定期会晤机制;安全决策和信息交流机制,其中应设置秘书处、成员国常驻代表机构、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制,以加强六国间安全信息的交流;维和机制,其中应包含各国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支必要的维和部队,由各国总参谋长和安全理事会来统一指挥维和部队,应对域内各种安全威胁;核不扩散机制,包括负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裁军事务部们,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裁军研究所;警务合作机制,包括警察首长定期会晤机制、联合武装执法巡逻机制、统一逮捕令制度、犯罪情报交流机制和警务培训制度等;联合演习机制,次区域各国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以增强次区各国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同行动能力,增加政治互信。根据以上安全机制的构成,次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泰国和柬埔寨、柬埔寨与老挝、泰国和缅甸依旧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又纷纷涌现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的棘手。而且,次区域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领土争端解决机制已逐渐沦为摆设,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效果上都远不足以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各类安全问题。由于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次区域各国在冷战时期曾多次兵戎相见。泰国在冷战初期,追随美国在次区域的反共政策,武装干预了越南和老挝的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在冷战时期为实现称霸东南亚的企图,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武装侵占了柬埔寨并与中国和泰国在边境上爆发了冲突。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依然不足。而且,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频发,再加上统一后的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泰国和越南则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越南在十年内连续遭遇两次经济危机;泰国军事政变频发,历届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夭折,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泰越两国的经济复苏仍未有明显起色。中国云南省作为与次区域各国对接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国内各省的经济排名中常年处在倒数的位置,经济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严重滞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由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在该地区展开角逐,次区域部分国家被迫在各大国的竞争缝隙中,采取平衡外交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次区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足,经济的落后和域外大国的干预等因素对该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应遵循以“先易后难”与“合作求安全”以及“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理念,循序渐进的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首先,要加强次区域各国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根据现阶段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建立互信机制是完成构建安全机制的首要条件,实践的可行性相对更大。在“循序渐进”和“先易后难”的构建原则下,互信机制的构建需要搁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看待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争取前期成功建立起沟通协商子机制、危机评估子机制与危机评判子机制,以加强在平时以及预防或处理潜在安全威胁的协调。在以上三个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次区域国家间的互信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进程。继续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首先,明确现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继续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投资资金,为新阶段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还有继续深化次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在深入推进以上三个领域的基础上,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重点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谈判与签署,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以此给次区域其它国家树立典范,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并最终覆盖到缅甸和越南。以“中路突破”带动两侧应该是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这些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势必对地区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带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还需要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其中包括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以及加强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为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思路。

严政^[9]（2016）在《奥巴马“亚洲再平衡”背景下的泰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对2011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后的泰美关系的发展进行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合作等方面展开论述,重点论述泰国面对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所作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转变,并对未来的泰美关系进行预测。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后,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的泰国便成为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支点。两国合作历史悠久,1950年泰美两国就签订了《泰美军事援助协定》和《泰美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建立了盟友关系。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在越战期间,美泰关系是密切而牢固。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一度下降,但是随着“9.11”恐袭事件爆发、美国反恐战争扩延到东南亚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之经济联系愈发紧密,两国关系逐渐升温。泰美两国最重要的军事合作就是每年一度的“金色眼镜蛇”演习,近几年“金蛇眼镜蛇”成了多方合作的军事演习；经济方面,随着“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的建立,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多次邀请泰国参与,泰国也做出了积极回应；政治方面两国在反恐、民主进程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而美国对泰国政局和外交有着巨大影响力,同时也在环境、缉毒、教育等方面有着频繁的接触。总体来说,在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泰美两国的关系虽然有一定起伏,但总体“波澜不惊”。目前泰国政局并不稳定,美国不太愿意与一个军人政府打交道。虽然近几年泰美关系正经历着某些困难,但是未来的双边关系仍然会在泰美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得到维持和发展。

李锐^[10]（2016）在《美泰关系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首先通过对美泰两国自建交以来的一系列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分析两国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并提炼出其中的重要规律。随后,文章论述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以来美泰关系的最新发展和变化,概括美泰关系的最新特点,同时结合之前提炼出的重要规律分析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导致美泰关系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最后文章依据当前美泰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和中美竞争的大背景,展望了美泰关系在未来的可能前景。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美国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从其已有的战略部署来看,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的旨在遏制或延缓中国的崛起势头,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确保21世纪美国继续保有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与以往依靠大量经济援助,推行价值观外交不同的是,美国本轮的“重返亚洲”计划将更多精力聚焦在军事领域,通过搅动地区热点问题,制造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借机增强军事部署并试图重塑冷战时期的亚太同盟体系。其具体的做法是,重新绑紧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同盟关系,推动准军事盟友向盟友的方向发展,同时拉拢其他处在争端中的有关国家,试图造成一种由美国及其盟国为一方,中国为一方,其余中立国家向美方逐渐靠拢的地区对抗格局。从最新进展看,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澳军事同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美新准军事同盟也在向同盟方向演进,美印、美越关系也开始呈现出某些准军事同盟的特点。同样作为美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泰同盟不仅没有因美国的军事“重返亚洲”而得到强化,反而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后,美泰之间摩擦不断,两国关系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伙伴,泰国自1883年起就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泰关系在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达到顶峰。冷战结束后,美泰关系曾出现了短暂的倒退。但在“9·11”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因联合反恐得到重新加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后,美国本希望泰国成为其在中国西南方向的重要战略支点,但泰国的表现令美国失望。泰国不仅拒绝加入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列,对华关系反而不断上升。在2014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后,美泰两国政府更是围绕泰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两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泰国经常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这甚至影响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顺利实施。作为回应,美国调整了其战略部署,在战术上有意疏远和孤立泰国,并对泰国采取了象征性的惩罚措施。美国的行为进一步激发了泰国社会的反美情绪,美泰关系也遭遇到自两国结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从目前的态势看,美泰关系极有可能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二、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成了反恐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成了反恐战（论文提纲范文）

（2）联盟的延伸 ——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的目标、机制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奥巴马政府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话语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6）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奥巴马“亚洲再平衡”背景下的泰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泰关系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菲联合军事“演习”成了反恐战（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战略研究[D]. 舒可心. 外交学院, 2021
• [2]联盟的延伸 ——美国亚太网络安全联盟的目标、机制和影响[D]. 袁伟晨. 南京大学, 2020(11)
• [3]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D]. 张南侠. 郑州大学, 2020(06)
• [4]奥巴马政府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研究[D]. 叶栋炜. 深圳大学, 2018(07)
• [5]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话语评析[D]. 袁莎. 外交学院, 2017(09)
• [6]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08)
• [7]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研究[D]. 王宝美. 吉林大学, 2017(09)
• [8]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D]. 许正. 苏州大学, 2017(04)
• [9]奥巴马“亚洲再平衡”背景下的泰美关系研究[D]. 严政. 云南大学, 2016(02)
• [10]美泰关系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D]. 李锐.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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