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加强长江口渔业资源监测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栋[1]（2021）在《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文中指出为了解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群落结构变化特征,分别于2014年和2018年对该海域进行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年度调查,利用优势度指数、物种多样性、聚类分析、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ABC曲线）和冗余分析（RDA）等方法分析该海域生物的种类组成、资源密度指数和优势种等群落结构特点。结果显示:（1）2014年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的种类数（49种）略高于2018年（46种）,渔业资源优势种表现为小型化和低值化特征。从适温性来看,2014年和2018年鱼类均以暖温性鱼类和暖水性鱼类为主;从栖息水层来看,以大陆架浅水底层和大陆架浅水中上层为主。（2）两次年度调查均发现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存在季节性差异。ABC曲线表明,2018年比2014年黄骅港海域的渔业资源群落结构更加稳定。甲壳类和虾虎鱼类等的生物量变化是群落结构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由聚类分析可知,2014年和2018年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组成相似度均在40%以上,说明调查年份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特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渔业资源的季节性变化是造成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3）2014年黄骅港海域共采集到浮游植物3门32属82种,其中夏季检出种类最多,为2门25属50种,秋季次之,为2门14属40种,冬季为1门18属34种,春季最低为3门14属24种,均以硅藻为主,甲藻和蓝藻相对较少;浮游植物丰度季节表现为夏季最高,秋季次之,冬、春较低;四航次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较低,秋季优势种仅为笔尖根管藻（Rhizosolenia alata）,春夏冬均为多种浮游植物共存,不同季节优势种演替明显;冗余分析显示,影响冬季浮游植物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溶解氧、温度和磷酸盐,春季则是温度和盐度,夏季转变为溶解氧和盐度,秋季盐度、温度和溶解氧为主要影响因素。（4）2014年黄骅港海域共鉴定出浮游动物8类64种,其中春季种类最多,为7类41种;其次是夏季8类35种;秋、冬种数分别是7类23种和4类12种,腔肠动物和浮游幼体占据主导地位。该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具有明显的四季演替现象,秋季优势种仅为夜光虫（Noctiluca miliaris）,其他季节均为多种浮游动物共存,且秋季物种多样性最低。聚类分析显示,2014年黄骅港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在35%相似度水平可划分为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四大类群,群落季节差异显着。冗余分析显示,不同浮游动物对温盐和营养盐的反应不同是造成群落季节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对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等开展综合调查,以期为黄骅港海域海洋工程的开发与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也为今后渤海湾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何妤如[2]（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李晓恩[3]（2021）在《多源船位数据南海北部2018年渔业捕捞强度空间特征挖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精度渔业捕捞强度数据是开展捕捞限额管理的前提与关键,也是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大数据、数据分析与挖掘和遥感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为海洋渔业捕捞强度数据获取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源和技术支撑。对渔船捕捞空间进行精准、深度分析与可视化,是掌握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的重要途经。因此,本文利用多源船位数据,以中国南海北部海域为研究区,对其2018年月际尺度的渔业捕捞强度数据进行了挖掘与分析,以期为南海渔业资源开发、海洋渔业权益维护提供辅助与决策支撑。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渔船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轨迹大数据对南海北部（中国海域）中国籍渔船捕捞强度数据进行了获取:结合Natale等[24]在瑞典已有研究案例、专家知识经验、渔船航速统计特征及典型渔船作业实例。应用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渔业捕捞强度分析方法:间接以渔船海上捕捞作业产生轨迹点密度来衡量捕捞强度,以点密度栅格值高低来对捕捞强度进行量化。对研究区渔业资源捕捞空间特征规律进行分析与挖掘,并与VBD（VIIRS Boat Detection）数据获取的捕捞强度进行了对比与分析;（2）针对以往研究侧重于使用AIS、VBD等单一数据源获取捕捞强度信息,这其中存在数据信号覆盖船舶有限、信号传输不连续、人为因素干扰强,以及VBD只能反映灯光诱捕渔船等诸多现实问题。文中以高时空粒度AIS、高重访周期与高灵敏度VBD两类船位矢量点数据邻近匹配、融合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两种不同来源渔船数据获取海洋渔业捕捞强度信息的思路框架。借助该方法框架,系统地对南海北部（包含部分越南海域）2018年月际尺度渔业捕捞强度空间特征和规律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与挖掘。研究内容（1）结果表明:（1）基于AIS所获取的高强度捕捞信息在反映近岸50～70km左右范围内捕捞强度时具有很好效果,其原因主要是中小型渔船占比达50.9%,特别是“两广”近岸地区渔业资源较为丰富;（2）受春节假期及我国南海伏季禁/休渔政策影响,禁/休渔期间捕捞强度相比于其他月份明显较弱,其中高强度捕捞区域主要呈现“团块”、“条带”及“团块扩张汇聚成条带”这几种形态。整体而言,“两广”近岸捕捞强度高于环海南岛周边;（3）基于VBD获取的捕捞强度图,在反映海洋渔业空间分布上更具有客观性。除部分高强度捕捞区域与AIS数据图有所重叠外,其高强度捕捞区域更接近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及共同渔区附近。因此,将两者进行有效融合是一种更加全面、准确获取捕捞强度信息的途经和方法。研究内容（2）结果表明:（1）对轨迹插值获取的2018年覆盖研究区的166858个AIS点目标,与筛选获取的175016个VBD船位数据进行邻近匹配分析,共获取9837个匹配成功目标。约占AIS、VBD各自输入的5.33%、5.21%,其中渔船目标达28.09%、其次是货船24.84%、其他类船舶47.07%,说明海上的船舶灯光不仅限于渔船这一类目标。另外,分析表明大中型（船长大于30米）船舶占比达64.64%,中国籍船舶占比达45.02%;（2）从基于AIS、VBD及AIS与VBD融合三种数据情景获取的研究区渔业捕捞强度数据,对比分析而言,融合后数据获取的捕捞强度信息更加接近实际情况;（3）融合后数据所呈现南海北部捕捞强度特征主要有以下内容:（1）高强度捕捞区域多分布于广东省近岸（阳江市、茂名市10～20 km）、环海南岛周边（儋州、三亚、陵水黎族近岸10～30 km）、广西壮族自治区近岸（北海市、涠洲岛10～30 km）。并且,近岸30 km范围内高强度捕捞区域多呈现“团块”状特征;（2）伏季休渔/禁渔期间高强度捕捞多分布于越南海域、中越海上边界及共同渔区附近;（3）2018年各月间捕捞强度变化差异大、特征明显。其中,1～4月中1月、2月高强度捕捞主要呈现“团块状”特征,而3、4月呈现“团块”向外扩展形成“条带”趋势,高强度捕捞区域面积也有所扩张。9～12月高强度捕捞区域一直分布在广东省阳江市、茂名市近岸30 km范围内;（4）通过融合数据制作的捕捞强度数据分析表明,禁渔期内在中国境内海域的捕捞强度有了明显变化,但是在海上边界及共同渔区附近还需要中越双方进行协调。
杨玉洁[4]（2020）在《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广度、强度空前加剧,以致近海环境持续承受巨大压力。中国近海海域主要污染物80%以上来自于陆源排放,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依然遭受显着影响。陆源污染排放过程既跨越自然边界又跨越行政边界,所涉及的治理主体复杂多样,陆海统筹视角下跨界污染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主要从陆域研究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从海洋研究海洋功能区划的约束机制,进而统筹陆海,研究沿海地方政府入海流域管理机制以及中央政府跨界治理激励机制,期望通过相关制度安排,规范陆域社会经济活动,有效调控沿海地方政府行为,对陆海跨界污染形成制度约束与治理激励。本研究旨在丰富陆海统筹等相关理论,为协调沿海地区经济与环境关系提供思路和依据,为合理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实现陆海整体环境优化提供参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从环境公平角度切入,以辽宁省为研究区,选取畜禽业作为典型陆域经济活动,以化学需氧量COD为污染物指标,测度2000-2016年辽宁省畜禽业环境不公平状况并构建面板阈值模型研究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识别陆域活动关键控制点。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畜禽业环境公平的重要因素。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间内,农业产业结构对辽宁省地级市畜禽业环境公平具有差异化影响,对畜禽业环境空间分布公平具有单一阈值效应,对畜禽业环境经济效率公平具有双阈值效应。农业产业结构的数量型升级并不能有效缓解辽宁省内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区间的畜禽业环境不公平。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公共财政支持有助于提升畜禽业环境公平程度。（2）从政策角度出发,在对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政策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研究海洋功能区划实现陆域社会经济活动约束的基本途径,并探讨未来即将实施的4.0版海洋功能区划所需承载的生态环保任务。研究表明:海洋功能区划是实现陆海环境统筹约束的有效途径,其约束力来自于自身生态环境要求和所体现的生态环境政策意志。未来即将实施的4.0版海洋功能区所需承载的生态环保任务包括:继续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功能区划研究,纳入更多量化生态环境指标以加强量化控制,进一步与海洋生态环保制度、机制、管理相协调,为海洋生态政绩考核提供有力支撑与科学依据。（3）建立了入海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模型,分析了海洋环境管理权不同归属情景下沿海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行为与策略选择,通过引入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如何构建陆海跨界水污染管理机制。结果表明,引入沿海省级政府对海域环境的管理是实现跨界污染有效治理的关键。在沿海省级政府管理下,通过建立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采用分段生态补偿系数,能够实现入海流域的源头污染减排,但对入海末端污染减排存在不确定性影响,在海陆生态补偿系数比值满足临界条件情况下能实现末端污染减排。生态补偿机制对产污削减量存在分配效应,海洋与陆域生态补偿系数比值会影响地区产污削减量在上游内陆和中游近岸之间的具体分配。沿海省级政府在构建陆海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时,既要关注海洋、陆域生态补偿系数绝对量,又要考虑二者的相对量。（4）建立中央—沿海地方政府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激励契约促使沿海地方政府在单任务层面重视海洋污染治理,在多任务层面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单任务层面,中央政府设计激励机制时要将沿海地方政府风险态度纳入考量,考察其激励强度对努力水平影响的敏感程度,并提高海洋污染治理努力的可观测程度。在多任务层面,中央政府要促使沿海地方政府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多任务间的关联关系是设计有效激励机制的前提。中央政府需要考虑通过政绩考核等配套政策引导沿海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陆域污染治理两项任务与海洋污染治理任务的努力成本关系由“互相替代”调整为“互补”,从“临界型激励”转换为“增强型激励”,促进沿海地方政府兼顾经济发展与陆海污染治理。
施含嫣[5]（2020）在《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海洋资源丰富。在海洋资源中,海洋渔业作为第一产业,是海洋产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沿海地区最为重要的产业活动之一。海洋渔业能否合理开发利用,直接影响着国家海洋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其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多年来,因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我国海洋渔业的开发处于无序状态,人们错误地认为海洋渔业资源是无穷无尽的,高强度、无节制的捕捞和开发,虽然一度给沿海渔民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但随着捕捞和开发强度的持续提高,人们发现经济利益却没有相应的随之提高,反而是逐渐下降,甚至是出现愈捕捞愈亏损的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为例,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一系列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文章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运用公共管理学相关理论,分析阐述解决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相关问题,为科学渔业立法,完善监管制度,丰富监督理论提供可行性对策和措施。论文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对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论文最后试图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解决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扭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恢复“中国鱼仓”美誉。
徐志泉[6]（2020）在《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不断退化的形势下,生态安全也逐渐被重视。而浙江省由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其生态安全中较为重要的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因此,为了对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进行较为全面地评价,探索出影响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机理,并提出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实现对浙江省海洋渔业各项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本文首先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做了阐述;其次,在对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评价体系,运用综合赋权方法得到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各子系统对应的指标体系权重,然后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压力、状态、响应的安全指数。计算出浙江省2008-2017年十年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成增长趋势,结果表明浙江海洋承受的环境压力在逐步得到缓解同时剖析了其影响因素;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确定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从组织的管理与建设、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营造海洋渔业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提出了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调控的措施。
王柳柱[7]（2020）在《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海岛是重要的资源环境载体,进入“人新世”,海岛面临着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双重胁迫,是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2011年国务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泗礁黄龙诸岛位于舟山群岛东北部海域,是舟山群岛新区联结长三角都市群的东大门和天然屏障,承担着引领海洋经济、守卫海洋国土的职责,兼具资源、环境、国防等多重属性,是我国“人-地”关系高度耦合的典型海岛系统之一。随着海洋经济的深入推进,对研究区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必然不断增加;同时,气候变化引起的降水不稳定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威胁,会进一步加剧海岛“人-地”系统之间的矛盾。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标SDGs、海岛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仍然缺乏。论文以研究区多年基础数据为依据,应用系统分析法、弹性评价方法,对研究区海岛开发利用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判断海岛系统演化所处的阶段,以及当前海岛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区域资源、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依据。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两方面工作:（1）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区社会经济环境基础数据。论文搜集整理了研究区两次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的资料,2001年以来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和海岛海域开发利用数据。2008年起,结合工程项目实践,累计参与完成了研究区周边海域9个航次海域生态环境调查,获取了185个水质站位、106个沉积物站位、104个生态站位和23个潮间带断面的样品数据。（2）基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框架,构建了覆盖整个“岛陆-潮间带-周边海域”三元结构空间的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将海岛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灾害五个子系统,共建议了59项指标,用于计算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数（Is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ISDI）。基于构建的基本模型和研究区域基础数据库,论文筛选了29个可持续评价指标,计算出研究区2001～2018年的海岛可持续发展指数（ISDI）。同时,以识别研究区海岛开发的系统状态为目的,论文借鉴适应性周期理论,采用突变级数法,详细分析了海岛系统演化特征,识别判断出研究区海岛系统在适应性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双评价”的海岛管理模式。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区海岛开发对“岛陆-潮间带-周边海域”三元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2001年以来,研究区陆域环境经历了前期的破坏性开发后,环境管理不断加强,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优良状态。潮间带和周边海域动力环境发生局部变化,环境质量局部出现超标,整体评价结果仍为优良。海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略有下降,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Marine Biodiversity Index,MBI）改变量（ΔMBI）为18.84,属于较显着影响。（2）社会、资源子系统是影响海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子系统,灾害子系统是影响海岛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因素。2001年～2018年,研究区海岛发展可持续呈增长趋势,但总体偏低。社会子系统发展显着落后于区域其他县区,人口外流严重、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研究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可持续性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海岛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难以长期维持。灾害子系统中,海平面升高是影响系统可持续性的长期因素。（3）依据适应性演化曲线,研究区目前高度可能处于巩固（k）阶段向释放（Ω）阶段转变的阶段,社会子系统是影响系统演化的最重要因子,资源子系统是决定系统状态的重要子系统。研究区社会子系统重要性最大,系统处于高度人为控制状态。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属于影响系统状态的慢变量。其中,资源子系统2015年起呈现下降趋势,与周边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MBI）变化一致。能否通过社会子系统对资源子系统做出及时、合理的调整,将决定系统未来演化方向。（4）构建新的海岛管理模式,增强社会子系统的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子系统的供给能力是未来海岛管理的重点。区域海岛管理应进行深刻变革,逐步建立起基于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双评价”海岛管理模式。研究建议,区域海岛系统管理的重点应该在资源子系统上,需要加强资源子系统的长期管理和养护,主要包括渔业资源养护、岸线资源合理规划。同时应加强人才引进,提高区域社会子系统的竞争力和革新能力,促进海岛系统的持续演化。
吴建辉[8]（2020）在《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降海洄游习性,及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关系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鲟标志放流、人工驯养、海洋中华鲟洄游及分布等保护研究,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种群和海洋中华鲟种群,以延续中华鲟种群。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人工驯养中华鲟野生幼鱼能够实现中华鲟个体救护、活体基因留存、种群多样性保存的中华鲟保护目的。2006年和2015年对误捕于长江口的160尾中华鲟野生幼鱼,开展人工驯养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实验中华鲟,6～8月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从15.4±0.64cm和26±1.34g,增加到29.2±0.75cm和108±3.87g,日均增长1.54mm,日均增重0.9g。2015年实验中华鲟,经过3个月的人工驯养,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由14.90±0.22cm和22.25±1.34g,增加到28.32±0.84cm和148.65±3.02g,日均增长1.49mm,日均增重1.40g。拟合中华鲟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分别为:W2006=0.1215L2.0313（R2=0.9457）、W2015=0.0086L2.9051（R2=0.996）,2015年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好于2006年的。当实验池水体水温超过24℃时,中华鲟幼鱼瞬时增长（重）率随水温升高而降低。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个体体长、体重变异系数小,平均低于2.60%和3.66%,表明个体生长速度快、差异小、大小规格整齐,也说明了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没有因为环境、饵料等变化而造成生长的停滞或缓慢。与同期野生环境下的中华鲟幼鱼比较,两者的生长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人工驯养环境下的野生中华鲟幼鱼生长状况要好于自然生长的。另外,实验中华鲟死亡率为5.0%,致死疾病包括肠炎、水霉病和细菌性烂鳃病。研究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对人工驯养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速度快,便于驯化养殖,说明人工驯养野生中华鲟幼鱼有助于中华鲟的保护。2.2004-2018年,在长江口采样固定监测网监测和全年的随机调查的方式,共计监测到中华鲟幼鱼6600尾,中华鲟成体（年龄>8岁）有10尾,中华鲟亚成体（年龄为2-8岁）74尾。监测结果表明,2004-2018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呈连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后出现补充量断裂的现象。2014、2016、2018年均未监测到中华鲟幼鱼,从而更加证实了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从连续转为偶发的变化。2015-2018年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则与文献记载有所变化,出现了首现时间提前（近一个月）,终现时间延迟（约一个月）和出现时长由每年的5月到9月,变化成不连续年份的4月到10月的新特点,推论长江中可能形成新的产卵场,且距离长江口更近,或者中华鲟自然产卵时间提前。长江口中华鲟幼鱼多年平均体长为22.7cm,多年平均体重为99.0g,两者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肥满度的变化规律和生长指数b的变化呈显着关系。从网具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致死率由高到低的网具分别为定置张网（24.84%）、刺网（18.45%）、浮动张网（9.33%）、插网（3.05%）。通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时空分布、生长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为长江口及长江流域中华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方向。3.2004年至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12570尾,开展中华鲟降海洄游习性和海洋中分布的研究,以提高海洋中华鲟种群的保护能力。标志放流野生中华鲟872尾,人工繁育F1中华鲟11698尾,年龄包含1～25龄中的11个年龄段。2004-2009年以放流1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2010年以后逐步以放流大规格的6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放流前1个月开始对中华鲟实施盐度、摄食和波浪驯化,并逐步植入标志。放流中华鲟均进行了体内体外双重标志,标志类型包括射频综合标志（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PIT）、体外银牌（Silver brand tag,SBT）、飘带（Plastic streamer tag,PST）、骨板标志（Plastic bone armor tag,PBT）、锚标（Plastic tipped dart tag,PDT）5种常规标志,以及脱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PAT）1种卫星标志。运输过程中,放流中华鲟采用单体充氧打包运输,放流时,使用连续活水放流槽和滑梯投放中华鲟,以减少中华鲟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1）共收集到24尾次常规标志中华鲟回捕信息,以及18尾PAT标志中华鲟的标志信息,常规标志回捕率为0.19%,PAT标志回收率为52.9%。（2）标志回捕或标志信息回收的时间在1～198d范围内,总体上呈现放流初期回捕率高,随着放流时间增长回捕率下降的趋势。表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在野外条件下可以存活至少半年,同时放流后初期的回捕是放流中华鲟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设置脱落时间与PAT标志回收数量和回收率成反比,设置脱落时间越短,PAT回收数量越多、标志信息回收率越高。PAT标志的短期效果要高于长期效果。（3）标志放流中华鲟的年龄越大,回捕率越高。回捕率最高的是12龄和16龄中华鲟,达到50.00%,其次是11龄,为25.00%,再次之是9龄,为16.00%。其他年龄段的回捕率均低于10%。回捕率最低的是1龄中华鲟,仅为0.11%。（4）回捕中华鲟中,PAT标志中华鲟全部进入海洋,50.00%常规标志中华鲟进入海洋。（5）长江口南支北港水道是标志中华鲟主要逗留场所和主要入海通道。（6）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可于短期内（≥5d）适应咸水环境,7d内即可从淡水环境的长江口水域洄游到海洋中。回捕于东海海域的有18尾,黄海海域的有12尾,降海洄游方向具有不确定性,随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可在东海、黄海之间折返洄游。（7）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7°,纬度跨度为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黄海沿海大陆架海域。标志中华鲟最北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直线洄游距离697km,最东回捕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30km,最南到达台湾海峡的福建宁德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40km。（8）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是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的主要聚集分布区。（9）PAT标志和常规标志中华鲟的平均直线游速分别为7.89km/d、6.21km/d,洄游速度与洄游距离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10）通过分析回捕中华鲟生长数据和胃含物,发现长江口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中华鲟仍具有野外摄食的本能,能在放流后立即恢复主动捕食的能力,且能够摄食海洋生物和河口生物。放流后能够至少存活6个月以上,能够很快的适应盐度而进入海洋,且可以正常摄食和生长。研究表明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海洋环境并在海洋中生存和生长,因而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对人工增加中华鲟种群资源具有一定贡献。4.根据2012～2014年在长江口的中华鲟等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概率模型、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物种空间共现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分别使用GAM模型和BRT模型建立各站点水域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和时空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口鱼类群落模式主要为物种的随机共现,群落构建中以中性元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环境变化驱动的随机因素对种间共现的影响大于种间相互关系;种间共现模式有显着的季节差异,这种季节差异主要与海洋洄游型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的季节更替有关;高物种权度和中间中心性种类的季节更替影响种间共存模式的随机性,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对群落内信息交换的控制能力较强,在长江口鱼类群落中处核心地位。研究结果对长江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盐度、p H值和叶绿素a对多样性指数贡献最高,而p H值、溶解氧和叶绿素a是对丰富度指数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BRT模型对于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拟合和预测均要优于GAM模型。空间分布预测显示,相较于GAM模型,BRT模型能够对长江口小面积水域间的鱼类群落多样性作更好地区分,河口外水域的鱼类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河口内侧水域,而长江口北支水域的多样性要高于南支水域。
陈晨[9]（2020）在《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文中研究指明“十二五”期间,随着“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国家和各沿海省市加大了对远洋渔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了我国远洋渔业快速发展。但随着我国远洋渔业规模快速发展以及国际海洋生物资源竞争加剧,我国远洋渔业涉外安全事件有所增多,企业无序入渔等会使经济损失严重,入渔国家政局不稳定等因素也会使入渔不稳定,这些都对我国远洋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远洋渔业发生渔业涉外安全事件、企业经济损失、入渔不稳定等,既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自身原因造成,也可因合作国家社会政治等因素造成,这一现象不可避免,须客观认识此类远洋渔业发展的问题,加强预警与保障体系建设。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因素分析,建立一套过洋性渔业的预警防范指标体系,为我国过洋性渔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创建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科学性、全面性、定量定性结合等指标选取原则,借鉴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过洋性渔业风险特点研究以进行风险识别,构建出入渔国家、入渔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式和外部环境共3个一级指标、经济稳定性、政局稳定性、经济法律环境等14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对定性的三级指标进行分级,定量的三级指标划分范围,统一打分标准,第一等级为10分,第二等级为5分,第三等级为1分。（2）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搜集整理西非15个国家2009-2018年近10年的风险评价指标数据,运用专家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出15个国家近10年的入渔风险评价值,并划分预警等级。研究表明:政局稳定性、渔业合作类型、“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等是对综合风险评价值影响较大的评价指标。风险逐步降低的国家有: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加蓬、安哥拉5个国家;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国家有:摩洛哥、塞内加尔、几内亚等9个国家;风险增加的国家有:几内亚比绍。在地理分布上,西北非、西南非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几内亚湾附近的国家风险相对较大。入渔风险与国家战略和政策实施有关。（3）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通过收集2009-2018年印度洋沿海14个国家相关数据和资料,基于过洋性渔业评价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理论,计算出近10年入渔风险评价值,并绘制风险变化趋势图和风险预警图。研究表明:入渔国政局、合作类型对入渔风险影响较大,内战、政治危机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都会增加入渔风险。风险逐步降低的有6个国家: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有7个国家,且以印度洋北部国家为主,主要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绍尔;风险增加的为也门1个国家。分析发现,印度洋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印度洋西南部国家入渔风险相对较大,但近年有持平的趋势。（4）过洋性渔业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通过研究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理论以及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渔业应急管理体系的现状,从应对主体、应对国家、应对层面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1)应对主体方面,政府应建立过洋性渔业总体应急预案,完善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机制,推动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具体而言,一是在项目申请时,要求上报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措施;二是鼓励企业成立风险控制相关部门,或与国内研究单位合作,落实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三是明确责任归属,强化主体责任。设立过洋性渔业应急管理部门,提高研判、决策、部署能力。其次,协会编写风险管理办法和应急预案,带动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最后,企业应贯彻落实风险管理到项目审核前和日常生产中,重视风险管理重要性。2)应对国家方面,对于未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应弹性控制入渔规划。对低风险和较低风险的国家,采取适度增加船队数量的管理,对高风险和较高风险的国家,采取减少企业入渔规模的管理。对于已入渔国家,依据风险评价等级,国家管理部门密切关注较高风险以上的国家,给出预警信号并做好应急准备,做好撤渔救援等工作,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工作。3)应对层面,在技术上,应该建立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体系,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管理上,建立起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基本规范,让企业有章可循。对于过洋性渔业企业,管理部门要引导各方企业学习善经营扛风险的民营企业的理念和做法,推广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规范。4)预警风险等级方面。对于低风险预警,保持定期关注;对于较低风险预警,保持适度关注;对于较高风险预警,做好风险防范化解风险,采取多预案多举措应急;对于高风险预警,保持高度关注,做好应急准备,对于不可避免的风险事件,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在科学研判下可提前撤渔。
高春霞[10]（2020）在《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生物群落营养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浙江中南部近海水域属于东海中部的核心水域,受沿岸流及暖流等多水团共同作用,成为各种经济种类优良的饵料场及产卵场。作为东海海域重要经济鱼虾蟹类的主产区之一,由于受人类捕捞活动、海洋环境污染及全球气候变动影响,渔业结构表现为低营养层次种类替代高营养层次种类成为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渔获结构呈小型化、低龄化趋势,渔业生物多样性下降。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稳定性可以有效减缓环境干扰的不利影响,并使系统有足够稳态应对人为的捕捞影响,而对处于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开展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则需要彻底弄清生态系统内食物网的营养结构和生物间的营养关系特征,探究出食物网结构的稳定机制。本论文基于2016年2月、5月、8月和11月在浙江中南部近海的渔业调查,采用稳定同位素技术测定四个季度主要渔业生物鱼类、甲壳类、头足类和腹足类等肌肉的δ13C值和δ15N值,量化分析调查海域内主要渔业群落的食性类型、营养功能群和连续营养谱等营养结构特征及其时空动态变化,并利用同位素生态位分析重要鱼类群落结构营养多样性和营养冗余及种间和种内的营养相互作用,探究群落结构的内在稳定机制,旨在为今后近海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生态修复研究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得到如下的主要结论:（1）利用稳定同位素技术计算浙江中南部近海渔获的33种鱼类和18种无脊椎动物的稳定碳、氮同位素比值(δ13C、δ15N),研究结果显示,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群落同位素比值跨度范围较大,群落内δ13C值范围为-19.71‰～-14.01‰（跨度5.70‰）,δ15N值范围为7.05‰～13.69‰（跨度6.64‰）,食源多样性和营养多样性较高;其中鱼类的碳、氮同位素跨度范围最大(δ13C:-19.07‰～-15.53‰;δ15N:7.57‰～12.87‰),无脊椎动物与鱼类相比,有更贫的δ15N值和更富的δ13C值(δ15N:8.79‰～11.17‰;δ13C:-17.30‰～-14.58‰)。（2）根据δ13C、δ15N聚类分析和食性文献资料确定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渔业生物存在5种食性类型,包括日本鳀Engraulis japonicus、赤鼻棱鳀Thryssa kammalensis和七星底灯鱼Benthosema pterotum等的浮游动物食性,虻鮋Erisphex pottii、四盘耳乌贼Euprymna morsei和东海红虾Plesionika izumiae等的杂食性,中华管鞭虾Solenocera crassicornis、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和浅缝骨螺Murex trapa等甲壳类和腹足类的底栖生物食性,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龙头鱼Harpadon nehereus、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和尖头斜齿鲨Scoliodon laticaudus等的混合动物食性以及银姑鱼Pennahia argentata、黄鮟鱇Lophius litulon和六指马鲅Polydactylus sextarius等的游泳动物食性,其中以混合动物食性种类数量最多。（3）以滤食性双壳类为基线生物估算出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渔业生物的营养级处于2.66～4.21之间,其中鱼类的营养级范围为2.66～4.21,甲壳类为3.08～3.72,头足类为2.83～3.49,腹足类为3.54～3.62;渔业生物主要营养级处于3.0～4.0之间,占总数的84.31%,以初级和中级肉食性种类为主;根据营养级划分标准,浙江中南部近海食物网营养结构可划分为4个营养功能群,初级消费者（2种,2.5～3.0）为杂食性种类,代表生物为虻鮋和四盘耳乌贼;次级消费者（14种,3.0～3.5）主要为小型鱼类、虾类及头足类,代表生物为日本鳀、短鳄齿鱼Champsodon snyderi、东海红虾和曼氏无针乌贼Sepiella inermis;中级消费者（28种,3.5～4.0）主要为底栖蟹类、腹足类和混合食性鱼类,代表生物三疣梭子蟹、小黄鱼、六丝钝尾虾虎鱼Amblychaeturichthys hexanema和带鱼等;高级消费者（7种,≥4.0）为凶猛肉食性鱼类,代表生物为前肛鳗Dysomma anguillare和黄鮟鱇等。基于稳定同位素分析浙江中南部近海的渔业生物食性类型和划分群落结构功能群,为今后构建生态系统能量模型奠定参数基础。（4）基于δ13C-δ15N二维坐标系的同位素生态位宽幅和重叠量化指标分析14种不同营养层次鱼类的营养结构、种间营养相互作用及其季节变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营养层次鱼类组成的群落营养结构存在显着的季节差异（P<0.01）,尤其是夏季的δ13C值与其他季节具有极显着差异（P<0.01）,夏季鱼类群落的δ13C值主要集中在-16‰～-15‰之间,而其他季节的δ13C值集中在-17‰～-16‰之间;另外,研究发现除海鳗Muraenesox cinereus外,其他13种鱼类的δ13C值、δ15N值均存在一定的季节差异,而混合动物食性的带鱼、小眼绿鳍鱼Chelidonichthys spinosus和小黄鱼等δ13C值（1.15‰～1.52‰）和δ15N值（1.02‰～3.18‰）在季节间的波动性要高于底栖食性的海鳗、前肛鳗、皮氏叫姑鱼Johnius belangerii和六丝钝尾虾虎鱼等（0.34‰～0.84‰;0.38‰～0.86‰）,表明浮游性食源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比底栖性食源具有更高的变异性。不同季节鱼类营养生态位宽幅不同,春季鱼类的营养生态位宽幅总体高于其他季节（平均SEAc=0.835‰2）,夏季多数鱼类的营养生态位宽幅相对最小（平均SEAc=0.455‰2）,其中带鱼相比其他鱼类在各个季节都具有更宽的营养生态位宽幅,表现出强烈的占有食物资源及利用资源的能力,而大黄鱼相比其他鱼类营养生态位宽幅较小,对资源的占有能力相对较弱;鱼类种间存在显着的营养生态位重叠,具有相似营养位置的鱼种间重叠剧烈,大黄鱼与相近营养级种类如春季的小眼绿鳍鱼（99.95%）和六丝钝尾虾虎鱼（77.78%）、夏季的龙头鱼（55.44%）和小黄鱼（43.50%）、秋季的龙头鱼（63.39%）以及冬季的皮氏叫姑鱼（77.33%）和银鲳Stromateoides argenteus（76.71%）等都出现高度的营养生态位重叠。（5）对10种优势鱼类不同个体发育阶段的稳定同位素比值特征和营养生态位宽幅和重叠开展分析,预测个体发育引起的种内资源竞争分化对营养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六丝钝尾虾虎鱼和黄鲫Setipinna tenuifilis的δ15N值、δ13C值在体长组间无显着差异（P>0.05）,银姑鱼、前肛鳗和小黄鱼的各体长组间δ13C值无显着差异（P>0.05）,其他6种鱼类如带鱼等δ15N、δ13C各体长组间具显着差异（P<0.05）;通过非线性局部多项式回归拟合δ15N、δ13C与个体长度间的变动趋势,银姑鱼、带鱼、小眼绿鳍鱼、皮氏叫姑鱼、龙头鱼和前肛鳗的δ15N值随个体发育而增加,表明在摄食上趋于营养级较高的饵料;皮氏叫姑鱼、龙头鱼和带鱼的δ13C随体长的增加而升高,表明食性向以底栖动物饵料转变,而小眼绿鳍鱼和小黄鱼的小个体δ13C向大个体变动时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这表明食性从底栖向以中上层动物饵料转变,体现了食性的波动较大;10种鱼类中银姑鱼、小眼绿鳍鱼、皮氏叫姑鱼、前肛鳗和带鱼的营养级随个体发育呈明显的逐渐升高趋势;个体发育有助于鱼类个体的同位素生态位拥有更广泛的分布和更少的重叠,研究发现合并体长下各鱼种间的同位素生态位重叠比例达到82.22%,而分体长组的重叠比例仅为51.72%;从平均重叠百分比来看,合并数据的生态位椭圆平均重叠百分比为19.64%,而分体长组的平均重叠百分比为17.12%,明显减少了同位素生态位空间的重叠;在种内营养生态位差异比较中,除六丝钝尾虾虎鱼、黄鲫和小黄鱼外,其他7种鱼类的分体长组间都存在显着的差异（P<0.05）,这些都表明了鱼类的个体发育能减少种内资源竞争,有利于维持群落营养结构的稳定性。（6）利用Layman结构指标量化营养结构重要特征,比较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群落营养结构的时空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浙南海域和浙中海域主要渔业群落的营养结构间无显着差异（P>0.05）,群落营养生态位空间结构高度重叠,平均重叠百分比为93.43%,且营养长度相似,生物营养级范围基本在3.0～4.5;浙南海域和浙中海域渔业群落营养结构均具有显着的季节差异（P<0.05）,表现为夏季群落的δ13C值与其他季节存在显着差异,春季群落的δ15N值与其他季节存在显着差异;从营养多样性和营养冗余来看,浙南水域的CR、NR和CD值要高于浙中水域,具有更高的营养多样性;夏季的CR、NR和CD值小于其他季节,渔业群落营养多样性较低,而春季营养多样性及生态空间利用率较高,具有较高的营养冗余;基于同位素二维坐标系凸多边形分析结果,浙南海域群落结构稳定性关键顶点种类分为三类,分别为中上层浮游动物食性的次级消费者,如日本鳀、七星底灯鱼和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等,营底栖食性的甲壳类次级或中级消费者,如三疣梭子蟹、中华管鞭虾和双斑蟳Charybdis bimaculata以及高级肉食性的高级消费者,如二长棘鲷Parargyrops edita、前肛鳗、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和黄鮟鱇等,正是这些渔业生物保证了食物网结构的稳定性。
二、上海加强长江口渔业资源监测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加强长江口渔业资源监测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区域概况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渔业资源 |
| 1.2.2 浮游植物 |
| 1.2.3 浮游动物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渔业资源 |
| 2.1.2 浮游动、植物及环境因子 |
| 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2.1 渔业资源 |
| 2.2.2 环境因子 |
| 2.2.3 浮游动、植物 |
| 第3章 结果 |
| 3.1 渔业资源 |
| 3.1.1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
| 3.1.2 资源密度指数时空分布 |
| 3.1.3 物种多样性 |
| 3.1.4 聚类分析 |
| 3.1.5 群落扰动ABC曲线分析 |
| 3.2 环境因子 |
| 3.2.1 温盐时空分布特征 |
| 3.2.2 溶解氧和营养盐时空分布特征 |
| 3.2.3 Chla时空分布特征 |
| 3.3 浮游植物 |
| 3.3.1 浮游植物群落特征 |
| 3.3.2 聚类分析 |
| 3.3.3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
| 3.4 浮游动物 |
| 3.4.1 浮游动物群落特征 |
| 3.4.2 聚类分析 |
| 3.4.3 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
| 第4章 讨论 |
| 4.1 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特征 |
| 4.1.1 优势种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特征 |
| 4.1.2 群落结构变化特征 |
| 4.2 黄骅港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
| 4.2.1 群落结构变化特征 |
| 4.2.2 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相关性 |
| 4.3 黄骅港海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
| 4.3.1 群落结构变化特征 |
| 4.3.2 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相关性 |
| 结论 |
| 创新点 |
| 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多源船位数据南海北部2018年渔业捕捞强度空间特征挖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AIS/VMS轨迹数据 |
| 1.2.2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 |
| 1.2.3 其他数据 |
| 1.2.4 多源船位数据渔业捕捞研究 |
| 1.3 当前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文章结构 |
| 2 研究区及数据源简介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研究区位置 |
| 2.1.2 研究区气候及环境 |
| 2.1.3 其他 |
| 2.2 数据源 |
| 2.2.1 船舶轨迹数据 |
| 2.2.2 渔船夜间灯光VBD数据 |
| 2.2.3 其他数据源 |
| 2.3 数据预处理及平台简介 |
| 2.3.1 预处理内容 |
| 2.3.2 处理平台简介 |
| 2.4 本章小结 |
| 3 基于渔船AIS的海洋渔业捕捞强度空间特征挖掘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3.2.1 技术路线 |
| 3.2.2 渔船作业分析 |
| 3.3 渔船捕捞强度空间特征分析 |
| 3.3.1 渔船捕捞强度制图及特征分析 |
| 3.3.2 捕捞强度整体分布特征 |
| 3.3.3 捕捞强度数据对比与分析 |
| 3.3.4 各月间捕捞强度数据对比 |
| 3.4 结论与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多源船位数据融合下的海洋渔业捕捞强度分析 |
| 4.1 研究背景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4.2.2 卫星过境研究区时刻插值 |
| 4.2.3 矢量点数据匹配与融合 |
| 4.2.4 数据融合拟合关系建立 |
| 4.2.5 融合矢量数据点核密度分析 |
| 4.3 数据融合及捕捞强度分析 |
| 4.3.1 AIS与 VBD匹配分析 |
| 4.3.2 海洋渔业捕捞强度特征 |
| 4.3.3 各月间捕捞强度比较分析 |
| 4.4 讨论与结论 |
| 4.4.1 讨论 |
| 4.4.2 结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总结与展望 |
| 5.1 不同方法比较、分析 |
| 5.2 主要工作及创新性 |
| 5.3 研究结论 |
| 5.4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的描述 |
| 1.4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范围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陆海统筹理论 |
| 2.1.3 环境外部性理论 |
| 2.1.4 系统工程理论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陆海环境统筹相关的研究综述 |
| 2.2.2 环境公平相关的研究综述 |
| 2.2.3 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研究综述 |
| 2.2.4 环境治理激励机制的研究综述 |
| 2.2.5 现有研究评述 |
| 3 陆域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
| 3.1 环境公平概述 |
| 3.1.1 环境公平的基本概念 |
| 3.1.2 陆域环境污染与环境不公平 |
| 3.2 畜禽业环境不公平测度 |
| 3.2.1 畜禽业概况 |
| 3.2.2 畜禽业污染排放量估算与特征分析 |
| 3.2.3 环境不公平测度指标与方法 |
| 3.2.4 畜禽业环境不公平测度结果与分析 |
| 3.3 畜禽业环境公平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3.3.1 面板阈值模型 |
| 3.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3.3.3 阈值效应检验、识别与估计 |
| 3.3.4 面板阈值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海洋功能区划对陆域社会经济活动约束机制研究 |
| 4.1 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框架、新探索与特征 |
| 4.1.1 现行政策框架 |
| 4.1.2 治理政策新探索 |
| 4.1.3 治理政策特征 |
| 4.2 海洋功能区划实现陆域活动管控的基本路径 |
| 4.2.1 区划依据 |
| 4.2.2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实施过程 |
| 4.2.3 区划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作用 |
| 4.3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与生态环境政策关系分析 |
| 4.3.1 区划是实施生态环境政策的重要平台 |
| 4.3.2 区划中生态环境政策不断强化 |
| 4.3.3 现有区划存在生态环境政策滞后性困境 |
| 4.4 4.0版海洋功能区划所需承载的生态环保任务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入海流域跨界水污染管理机制研究 |
| 5.1 中国入海流域水污染现状与问题 |
| 5.1.1 入海河流污染排放状况变化趋势 |
| 5.1.2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
| 5.2 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与主要政策工具 |
| 5.2.1 水环境管理体制与组织结构 |
| 5.2.2 水污染治理环境政策工具 |
| 5.3 陆海统筹视角下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特殊性 |
| 5.3.1 近岸陆域兼具多重身份 |
| 5.3.2 补偿性支付有待纳入考量 |
| 5.3.3 海域环境管理“代理人”存在不同选择 |
| 5.4 入海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研究 |
| 5.4.1 海域环境管理权归属于近岸陆域市级政府 |
| 5.4.2 海域环境管理权归属于省级政府 |
| 5.4.3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激励机制研究 |
| 6.1 激励机制运行特征 |
| 6.1.1 沿海地方政府承担多项任务 |
| 6.1.2 陆海环境治理密切关联 |
| 6.1.3 激励形式逐步丰富 |
| 6.2 陆海污染治理多任务委托—代理激励模型 |
| 6.2.1 委托—代理理论 |
| 6.2.2 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框架及模型设定 |
| 6.2.3 模型构建 |
| 6.2.4 模型求解 |
| 6.2.5 模型结果分析与主要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状况 |
| 1.3.2 国内研究状况 |
| 1.3.3 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理论基础 |
| 2.1 海洋渔业资源概述及其特性 |
| 2.1.1 海洋渔业资源的概念及分类 |
| 2.1.2 海洋渔业资源的属性 |
| 2.2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概述 |
| 2.2.1 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提出 |
| 2.2.2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意义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外部性理论 |
| 2.3.2 公地悲剧理论 |
| 第3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现状 |
| 3.1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的基本情况 |
| 3.1.1 渔业资源总体呈现衰退趋势 |
| 3.1.2 浙江海洋捕捞渔获物平均营养级呈下降趋势 |
| 3.1.3 传统海洋渔业资源可捕区域逐渐减少 |
| 3.2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状况 |
| 3.2.1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实践 |
| 3.2.3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成效 |
| 3.3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法律法规不够全面,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
| 3.3.2 权属分配不够明晰,强捕偷捕问题突出 |
| 3.3.3 执法部门协同力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 |
| 3.3.4 渔场资源恢复尚未真正实现,海洋捕捞产能过剩 |
| 3.3.5 公众参与程度仍然比较低,群众性护渔机制尚未建立 |
| 第4章 国外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实践及启示 |
| 4.1 国外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实践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韩国 |
| 4.1.4 日本 |
| 4.2 国外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借鉴 |
| 第5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对策 |
| 5.1 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
| 5.2 强化政府职能,加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监测与保护 |
| 5.3 引导公众参与,建立群众性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机制 |
| 5.4 明确产权制度,提高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
| 5.5 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式,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
| 第6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生态安全 |
| 2.1.2 生态安全评价 |
| 2.1.3 海洋渔业生态系统服务 |
| 2.1.4 海洋渔业生态安全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系统生态学理论 |
| 2.2.3 生态承载力理论 |
| 2.2.4 生态安全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第三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状况及生态安全现状 |
| 3.1 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
| 3.1.1 浙江渔场区域分布 |
| 3.1.2 浙江海域渔业资源状况 |
| 3.2 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环境现状 |
| 3.2.1 近岸海域水质 |
| 3.2.2 生物生存环境和贝类生物体质量 |
| 3.2.3 主要入海污染物排放 |
| 3.2.4 海水养殖区环境状况 |
| 第四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
| 4.1 海洋渔业生态安全指标选取原则 |
| 4.2 基于PSR模型的指标体系建立 |
| 4.2.1 PSR模型 |
| 4.2.2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
| 4.2.3 指标说明 |
| 4.3 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
| 4.3.1 数据标准化 |
| 4.3.2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4.3.3 评价模型构建 |
| 4.3.4 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等级确定 |
| 4.4 障碍度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度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2 指标标准化处理 |
| 5.3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5.3.1 层次分析法评价 |
| 5.3.2 熵权法计算权重 |
| 5.3.3 综合权重计算 |
| 5.4 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分析 |
| 5.4.1 子系统(P-S-R)状况分析 |
| 5.4.2 目标层状况分析 |
| 5.5 渔业生态安全障碍因子综合分析 |
| 5.5.1 指标障碍度分析 |
| 5.5.2 子系统障碍度分析 |
| 第六章 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调控措施 |
| 6.1 完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组织管理建设 |
| 6.1.1 加强污染源治理及管控 |
| 6.1.2 科学合理的利用海洋渔业资源 |
| 6.1.3 强化渔业资源养护及海洋渔业生态修复 |
| 6.1.4 加强渔业队伍及其能力建设 |
| 6.2 建立健全海洋渔业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 |
| 6.3 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方式 |
| 6.4 营造海洋渔业生态保护的社会氛围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海岛系统及评价研究现状 |
| 1.2.2 “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
| 1.2.3 系统突变及弹性理论 |
| 1.2.4 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技术路线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5 论文组织结构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地理位置 |
| 2.2 区域自然环境概况 |
| 2.2.1 气候气象 |
| 2.2.2 地质地貌 |
| 2.2.3 水文动力 |
| 2.2.4 海洋自然灾害 |
| 2.2.5 海洋资源 |
| 2.3 区域社会经济概况 |
| 2.4 研究区域海洋开发利用现状 |
| 2.5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3章 研究区社会经济环境基础数据 |
| 3.1 数据组成与来源 |
| 3.2 研究区社会经济及环境背景 |
| 3.2.1 区域社会经济背景 |
| 3.2.2 区域资源环境背景 |
| 3.3 研究区社会经济及环境现状 |
| 3.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
| 3.3.2 资源环境及修复措施 |
| 3.4 研究区周边海域生态环境质量 |
| 3.4.1 数据来源及组成 |
| 3.4.2 数据统计分析及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海岛可持续发展定义 |
| 4.2 海岛系统分析 |
| 4.2.1 海岛系统定义 |
| 4.2.2 海岛系统中的“人-地”关系 |
| 4.3 海岛“人-地”系统特征及状态变量 |
| 4.3.1 岛陆资源环境特征及人类活动 |
| 4.3.2 潮间带资源环境特征及人类活动 |
| 4.3.3 周边海域环境特征及人类活动 |
| 4.3.4 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联结 |
| 4.3.5 海岛可持续发展系统状态变量 |
| 4.4 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4.4.1 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依据 |
| 4.4.2 指标设置的基本原则 |
| 4.4.3 评价指标体系 |
| 4.4.4 评价属性及其他说明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泗礁黄龙诸岛可持续发展评价 |
| 5.1 研究区“人-地”系统发展变化概述 |
| 5.1.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 |
| 5.1.2 研究区海洋环境变化分析 |
| 5.1.3 研究区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总结 |
| 5.2 泗礁黄龙诸岛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3 泗礁黄龙诸岛可持续发展评价 |
| 5.3.1 可持续发展指数计算 |
| 5.3.2 研究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海岛系统状态演化分析及管理建议 |
| 6.1 研究区可持续发展状态值测算 |
| 6.1.1 梯级突变模型构建 |
| 6.1.2 海岛可持续发展系统状态值 |
| 6.1.3 系统状态转变的驱动力分析 |
| 6.1.4 系统状态转变中的快变量与慢变量 |
| 6.2 基于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双评价的海岛管理 |
| 6.2.1 研究区海岛管理现状 |
| 6.2.2 基于生态系统与可持续发展双评价的海岛管理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 附件1:2011年5 月生态调查结果与评价 |
| 附件2:2019年5 月生态调查结果与评价 |
| 附件3:研究区常见植物名录 |
（8）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华鲟产卵亲体和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资源现状 |
| 1.2.2 中华鲟种群生存现状 |
| 1.2.3 中华鲟人工养殖技术 |
| 1.2.4 中华鲟等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与标志放流 |
| 1.2.5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工作基础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人工驯养的长江口中华鲟野生幼鱼种群特征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实验用鱼 |
| 2.1.2 实验周期 |
| 2.1.3 实验地点 |
| 2.1.4 实验水池与用水 |
| 2.1.5 日常管理 |
| 2.1.6 生长测定 |
| 2.2 结果 |
| 2.2.1 人工驯养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2 自然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 2.2.3 体长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4 体重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 2.2.5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
| 2.2.6 生长与水温的关系 |
| 2.3 分析与讨论 |
| 2.3.1 人工驯养与自然环境下野生中华鲟幼鱼的生长差异性 |
| 2.3.2 不同生长环境下中华鲟幼鱼生长差异性原因探讨 |
| 2.3.3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变异系数分析 |
| 2.3.4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病害与死亡率分析 |
| 2.3.5 野生中华鲟幼鱼人工驯养的探讨 |
| 第三章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及补充量变动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调查方法与网具 |
| 3.1.2 调查范围与站点 |
| 3.1.3 调查时间与内容 |
| 3.1.4 数据处理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群补充量及年间变动 |
| 3.2.2 长江口1龄以上中华鲟监测数量及年间变动 |
| 3.2.3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降海洄游特征及年间变动 |
| 3.2.4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生长特征和年间变动 |
| 3.2.5 时间特征变量与资源补充量、生物学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2 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活动时间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 3.3.3 长江口中华鲟的组成与原因分析 |
| 3.3.4 网具的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 |
| 第四章 基于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中华鲟降海洄游与分布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标志放流中华鲟来源与组成 |
| 4.1.2 标志放流时间 |
| 4.1.3 标志放流地点 |
| 4.1.4 放流前驯化 |
| 4.1.5 放流装置 |
| 4.1.6 放流标志及标志方法 |
| 4.1.7 标志信息回收 |
| 4.2 结果 |
| 4.2.1 标志回捕和标志信息回收数量 |
| 4.2.2 常规标志回捕时间 |
| 4.2.3 PAT信息回收时间 |
| 4.2.4 回捕中华鲟的年龄组成 |
| 4.2.5 PAT标志中华鲟的海洋分布与降海洄游距离 |
| 4.2.6 PAT标志中华鲟直线洄游速度 |
| 4.2.7 常规标志回捕中华鲟的分布、洄游距离与速度 |
| 4.3 讨论 |
| 4.3.1 标志放流中华鲟在海洋中的分布与洄游分析 |
| 4.3.2 标志保持时间与保持率 |
| 4.3.3 不同年龄中华鲟的标志放流效果分析 |
| 4.3.4 标志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力评价 |
| 4.3.5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优势 |
| 4.3.6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社会效益 |
| 第五章 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分析与研究 |
| 5.1 基于概率模型的长江口鱼类空间共现模式分析 |
| 5.1.1 材料与方法 |
| 5.1.2 结果 |
| 5.1.3 讨论 |
| 5.2 GAM模型和BRT模型在长江口鱼类群落多样性预测中的比较 |
| 5.2.1 材料与方法 |
| 5.2.2 结果 |
| 5.2.3 讨论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存在问题 |
| 6.4 下一步工作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学术活动情况 |
| 参与课题研究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参与发表论文 |
| 参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9）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科学问题提出 |
| 1.2 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3.1 远洋渔业领域的研究进展 |
| 1.3.2 我国远洋渔业管理的研究进展 |
| 1.3.3 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4 我国过洋性渔业风险评价的研究进展 |
| 1.3.5 研究存在问题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入渔国家的渔业概述 |
| 2.1 我国过洋性渔业情况分析 |
| 2.1.1 我国近10年来过洋性渔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
| 2.1.2 入渔企业的现状 |
| 2.2 入渔国家渔业现状 |
| 2.2.1 入渔国家的渔业资源状况 |
| 2.2.2 资源开发潜力 |
| 2.2.3 渔业管理现状 |
| 2.3 入渔国家社会经济现状 |
| 2.3.1 入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 |
| 2.3.2 与中国外交关系 |
| 2.3.3 国家法律制度 |
| 2.3.4 市场汇率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过洋性渔业风险分析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过洋性渔业及其产业特点 |
| 3.2 指标选取原则与借鉴 |
| 3.2.1 指标选取原则 |
| 3.2.2 国内外相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
| 3.3 指标选取及原因 |
| 3.3.1 指标选取 |
| 3.3.2 指标选取原因 |
| 3.3.3 指标划分标准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过洋性渔业国家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4.2.1 西非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2.2 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实证分析 |
| 4.3 讨论与分析 |
| 4.3.1 西非国家 |
| 4.3.2 印度洋周边国家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研究 |
| 5.1 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理论 |
| 5.1.1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辨析 |
| 5.1.2 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重要性 |
| 5.2 我国应急管理现状 |
| 5.2.1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 |
| 5.2.2 我国渔业应急管理体系 |
| 5.3 过洋性渔业突发事件 |
| 5.4 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对策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10）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生物群落营养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稳定同位素术语 |
| 1.1.1 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 |
| 1.1.2 同位素判别系数 |
| 1.1.3 同位素更新速率 |
| 1.2 稳定同位素方法学研究进展 |
| 1.2.1 同位素混合模型 |
| 1.2.2 营养级计算模型 |
| 1.2.3 营养生态位和多样性度量 |
| 1.3 稳定同位素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网中的应用进展 |
| 1.3.1 示踪基础碳源 |
| 1.3.2 构建及量化食物网营养结构 |
| 1.3.3 重建生物食性和指示食性转换 |
| 1.3.4 确定生物营养级 |
| 1.3.5 问题和展望 |
| 1.4 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生物营养级和功能群 |
| 2.1 材料和方法 |
| 2.1.1 样本采集和处理 |
| 2.1.2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
| 2.1.3 营养级计算 |
| 2.1.4 聚类分析 |
| 2.1.5 统计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特征 |
| 2.2.2 主要渔业生物的聚类分析 |
| 2.2.3 主要生物的营养级和连续营养谱 |
| 2.3 讨论 |
| 2.3.1 不同水域稳定同位素特征分析 |
| 2.3.2 δ13C和食源分析 |
| 2.3.3 聚类与摄食习性分析 |
| 2.3.4 基线值和富集因子分析 |
| 2.3.5 营养级比较分析 |
| 2.3.6 食物网营养功能群划分 |
| 第三章 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鱼类种间营养相互作用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1.1 样品选择 |
| 3.1.2 稳定同位素处理 |
| 3.1.3 营养级计算 |
| 3.1.4 季节变化差异性分析 |
| 3.1.5 营养生态位宽幅和重叠 |
| 3.1.6 统计和作图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不同营养层次鱼类群落的稳定同位素特征 |
| 3.2.2 不同营养层次鱼类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季节变化 |
| 3.2.3 不同营养层次鱼类的营养生态位宽度和重叠 |
| 3.2.5 高营养层次鱼类的营养生态位季节重叠 |
| 3.3 讨论 |
| 3.3.1 脂质对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影响 |
| 3.3.2 特定鱼类群落营养多样性和食源多样性的季节差异 |
| 3.3.3 主要鱼类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季节变化 |
| 3.3.4 鱼类营养生态位宽幅和重叠 |
| 第四章 浙江中南部近海鱼类营养生态位的个体发育差异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研究区域 |
| 4.1.2 样本分组 |
| 4.1.3 数据统计和分析 |
| 4.2 结果 |
| 4.2.1 不同体长组鱼类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 |
| 4.2.2 不同体长组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的变化趋势 |
| 4.2.3 营养级随个体发育变化 |
| 4.2.4 不同体长组的同位素生态位变化 |
| 4.3 讨论 |
| 4.3.1 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的个体发育差异 |
| 4.3.2 营养级的个体发育差异 |
| 4.3.3 营养生态位的个体发育变化 |
| 第五章 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群落营养结构的时空变化 |
| 5.1 材料和方法 |
| 5.1.1 调查站点和位置 |
| 5.1.2 样品采集 |
| 5.1.3 稳定同位素测定 |
| 5.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主要渔业群落组成 |
| 5.2.2 主要渔业群落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 |
| 5.2.3 主要渔业群落营养级谱和营养长度 |
| 5.2.4 主要渔业群落营养结构的空间变化 |
| 5.2.5 主要渔业群落营养结构的时间变化 |
| 5.3 讨论 |
| 5.3.1 主要渔业生物组成时空特征 |
| 5.3.2 群落碳氮稳定同位素水平的时空变化 |
| 5.3.3 群落营养多样性和结构稳定性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渔业群落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及时空变化 |
| 6.1.2 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渔业生物的食性类型及个体发育变化 |
| 6.1.3 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渔业生物的营养级和营养功能群 |
| 6.1.4 浙江中南部近海主要鱼类种间和种内竞争共存机制 |
| 6.1.5 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群落营养冗余及关键顶点生物 |
| 6.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上海加强长江口渔业资源监测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黄骅港海域渔业资源和浮游动、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研究[D]. 刘栋.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2]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3]多源船位数据南海北部2018年渔业捕捞强度空间特征挖掘[D]. 李晓恩. 兰州交通大学, 2021(02)
- [4]中国陆海跨界污染统筹治理机制研究[D]. 杨玉洁.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5]浙江省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D]. 施含嫣. 南昌大学, 2020(01)
- [6]浙江省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徐志泉. 浙江海洋大学, 2020(01)
- [7]基于三元结构的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柳柱. 南京大学, 2020(12)
- [8]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D]. 吴建辉.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9]我国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D]. 陈晨.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10]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浙江中南部近海渔业生物群落营养结构研究[D]. 高春霞.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