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制重组 水运发展的新希望——湖南水运企业改制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秦月[2]（2020）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在涉及我国区域发展的五大国家战略中,各自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各有侧重的:京津冀是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样板;粤港澳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长三角是建立科技创新新区域;一带一路是融入世界体系新平台;长江经济带则是基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针下的拓展生态环境保护新空间。这既是遵循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之举,也是积极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区域层面的映射。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言,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方法、路径和手段有很多,但其关键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特别是针对长江经济带这样一个硕大时空尺度的巨型城市连绵带,践行“共抓”的前提条件和主要路径就是“联动发展”,尤其是针对上中下游三大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这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逻辑出发点。纵观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地点（区域空间）的变迁（村庄——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城市连绵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并随时空而演变的结果和过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产业布局与产业链整合之间的流动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拓展,正在向着分工更细、空间更广的方向演进。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协作作为现阶段区域联系的重要方式,从学理上讲其实质就是广域空间的相互作用,其实现的方式和路径有很多,包括联动、合作、协调、互动、融合、合并等等,但本文认为其中联动最为重要亦最为适和。简单地说,“联动”就是联合行动,其实现的关键在于联合行动的前提、目标、手段、结果怎样。本文中的联动是指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合行动,其前提是具备中央政府强有力领导与推进的国家战略;其目标是在沿江各地目标诉求各不相同背景下总体目标的协同一致;其手段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统一市场、产业分工协作、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治理污染与保护生态等的联合行动;其结果是实现大保护前提下沿江各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居民福祉的不断提高。因此,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研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意义重大。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所进行的一些分析探讨。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问题分析——机理分析——对策分析,即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联动发展为主线,通过对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研究,构建流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三大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实证分析等,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进行对策设计。本文总的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实证分析——对策设计,具体方法有文献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通过相关文献分析和比较研究,总结国内外城市群在发展演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空间相关、城市关联、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和Arc GIS、Ucinet等软件,以及区域空间关联模型等数理工具,规范研究进行实证验证）和多学科交叉融合（以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背景为依托,从时间与空间、结构与功能、核心与边缘、等级与网络、人与自然等多维视角、多元要素和多重关系上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等。基于此,全文共八章,分三大部分。前三章为规范研究,通过相关概念辨析、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下城市群联动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群联动基础、联动机制、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第4、5、6章分别从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域城市群联动的现实基础、经济联动和功能联动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为对策设计,第7章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目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进行了设计,第8章为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通过对各章节的分析,本文发现并得到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属于典型的流域经济区,也就是因水的流动而联系在一起的区域,所以城市群联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做好水的文章,要从保护水、利用水、补偿水、开发水、发展水、融合水等维度做好水文章;（2）长江经济带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采取边开发边治理的模式,只能在大保护的前提下开发,而且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3）对于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要做好联动发展,动态执行规划比制定设计规划更重要;（4）在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过程中,基于城市群边界城市的特殊性,如果联动做的好,边界城市将会成为重要融合点,否则就会成为发展断裂点;（5）要充分发挥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防止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各自为阵和发展脱节,甚至出现断带情况;（6）在具体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时,仅就经济联动而言,做法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先要素联动,后市场联动,再交通联动,再产业联动等）;最后,在模型选用方面,不能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需要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必要的论证和修正等。
王吉臣[3]（2020）在《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与治理时期的到来,作为谋划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性空间安排,行政区划与国家的各项建设紧密相关联,尤其是国家建立初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往往会引发行政区划的深度重塑。行政区划作为一项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城市的空间拓展、资源分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同一管辖范围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行政管辖调整的诉求。探究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演变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两者的内在关联与运行机制。扬州,拥有2500年历史,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建国后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的城市,具备案例的典型性。目前,针对扬州的规划历史研究多集中在古代阶段,尤其是其盛时期的建筑、园林、历史景观环境等,而随着京杭运河的停运,扬州城市地位的衰落,关于解放后扬州城市发展历程的研究偏少,且缺乏从宏观视角对城市整体空间结构时空演变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探究扬州建国后的城市发展历程,阐释城市空间演变的政策动力。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交代了目前在行政区划与新中国规划历史有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并对本文以行政区划为脉络以及研究方法中的创新点,以新中国建立后的扬州城市空间为主体对象,解读各时期城市空间布局的特色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相互作用规律研究的内容进行初步论述。第二部分为新中国建立后,与本文研究对象有关的地和县一级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历史。在本部分以时间轴为顺序,对地、县两个层级的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做了相关研究。对影响不同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探讨。最后,将区划调整的路径与其产生影响做了对应性的分类讨论。第三部分为对扬州从拥有民主政权开始的行政区划建置的演变,做了相关研究,以时间轴为顺序,分别从地、县区两个层级进行了相关的史实研究还原与论述。借助Arcgis平台,采用从前、中、后多个时间节点互相推导的方法,对史志资料上对扬州行政区划记录不全的资料进行弥补,还原了不同代表时期的扬州行政区划的安排,并绘制了具有现代地理坐标信息的行政区划图纸。第四部分为对新中国建立后扬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格局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借助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研究了行政区划与城市用地空间拓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居住与商业服务用地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两者直接的互动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展望部分。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扬州城市空间与行政区划各自的发展规律,总结了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城市空间拓张在行政区域划分上的重塑反映,而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适应、优化、引导、调节城市空间拓张的政策手段。同时,也对研究中的不足做出了反思,以期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能够加以改进。
邱铁鑫[4]（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曹译文[6]（2019）在《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借鉴国内外文献对于综合运输（integrated transport,comprehensive transport）和综合交通运输概念的阐述,本文将综合运输定义为包含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和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总体规划等因素有机协调的运输体系。综合运输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完善的综合运输不但最大程度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客货运输服务,同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相衔接,推动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亦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力手段。本文研究的综合运输法律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特定社会关系,即综合运输经营者、综合运输服务消费者、政府综合运输管理部门之间在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各种必要的制度,促进和保障综合运输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和安全的运输服务,以及综合运输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于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综合运输发展和调整综合运输关系的法律尚处于初级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主要表现为调整政府代表国家管理各种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和少量设及综合运输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调整模式和调整程度难以满足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综合运输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的需要,不能为我国综合运输建设、运行和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不利于综合运输乃至我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我国综合运输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综合运输中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布局合理、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综合运输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外部关系,在深入剖析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得出我国现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发展需要的结论。同时,运用法理学、立法学、经济法学和系统学的理论,以现行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为基础,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综合运输立法经验,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基础理论,包括综合运输法律的调整对象、目的、价值、基本原则和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并论证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制度体系和各项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的立法模式和主要内容的建议,为进一步开展综合运输法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提供理论参考。除引言与结论外,本文包括五章。引言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第一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体现在:我国综合运输发展迅速,但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存在缺失,在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制度内容上均存在很大不足,不能反映综合运输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快速发展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制定《综合运输法》,构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体现在:现行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公法关系的法律已初步奠定了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基础,国家重视完善综合运输法律、构建制度体系的政策导向,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以及立法部门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第二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基础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定义和调整对象;运用法理学、经济法和法哲学的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从建立和维护综合运输经济秩序,构建满足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需要的综合运输体系,实现政府对综合运输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保障综合运输业可持续发展角度,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运用立法学和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综合运输立法的特殊性,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从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两个层面,论述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结合立法模式的理论,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性立法模式,并与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相衔接。第三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包括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管理体制的含义,从加强政府对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保障政府对综合运输依法和科学管理、满足综合运输对政府管理高要求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管理学、系统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一是结合规划与综合运输规划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完善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规划的编制与审批、规划实施评估、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之具体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市场准入规则、市场秩序规制、市场宏观调控规则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运用经济学和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市场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之要点构想。第四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包括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一是结合资金和综合运输资金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建设与发展之需要,综合运输资金保障和合理配置之需要,法律规范与保障资金的供给、分配和使用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资金提供主体、融资渠道和融资鼓励政策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从惠及社会公众利益之需要、法律保障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实施主体、监管主体和监管内容等角度,提出建立我国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稳定和使用安全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综合运输经营主体和消费者权益以及政府部门管理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的原则、方式、具体要求和救济机制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从保障绿色交通发展的需要、安全普惠原则的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环境法和绿色发展理论,从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之要点构想。第五章“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化模式,提出《综合运输法》主要内容的具体建议,并从立法位阶、立法内容和文本结构角度,论述《综合运输法》与现行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等立法的衔接。其中,《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总则、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综合运输规划、综合运输市场管理、综合运输资金支持、综合运输普遍服务、综合运输安全保障、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综合运输绿色环保、法律责任和附则。结论部分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性观点。
肖蓉[7]（2019）在《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人造空间既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也是集体合作的工具。分工作为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所有分工主体对节省成本的需求最早引发人造空间的中心-边缘分化。分工也是一个组织结构,需要对剩余权的分配做出有效率的安排,而剩余权的分配方式反过来又会改变组织结构。连接、集聚、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是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主要方法。城市作为最复杂的人造空间,上述四种方法与中心-边缘结构的相结合是提高城市分工效率的主要路径。论文从分工角度,以空间交易成本为关键变量,通过历史归溯,对中国次大陆上城、市的概念形成、关系演变提出新的解释性研究框架,从中考察南京空间组织中心变迁的脉络;然后采用量化分析工具,着重研究1998-2016年间南京城市在空间交易成本、劳动力分工、连接网络、商业集聚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据此考察新街口研究范围内共同体组织、生产性组织在空间利用上的主要特点。在历史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次大陆的土地资源禀赋塑造了在集体内部、人际关系化交换为主的初始分工方式,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是集体合作的核心问题,并为此发展出最早的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对剩余权不对称分配的控制从一开始就与对定居空间组织中心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分工的规模、范围扩大需要改进组织工具和空间工具,剩余积累的主要来源也从土地逐渐转向商业,它们与中心-边缘结构相结合,衍生出中国次大陆特有的空间组织方式:城郭结构和行政等级化的城体系。工业化之前,城始终是集体合作的空间组织中心;城郭结构则是控制商业剩余权的空间工具,并在南京地区发展出规模最大的城郭空间。但是,商业财政分工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阻碍了集体合作的分工深化。工业化在中国次大陆上的扩散意味着分工的范式转换,需要围绕工业分工进行空间重组,建立新的空间组织中心。作为工业后发国家,国内的集体合作不得不将全球化作为加入国际生产分工的时间窗口,路径选择“租界贸易-国有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加工-离岸生产-互联网商业”。国内城市作为发展工业分工的主要空间载体,新空间组织中心的构建需要首先处理好与历史形成的城郭结构的关系。南京的新空间组织中心不仅未能跳出历史城郭,还因之与产业新区的空间联系松散,多中心结构发展缓慢表现为城市租金相对偏高。其次,新空间组织中心的形成是多元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国内土地相对价格偏高的约束下,中央、城市两级政府对生产要素流动实行渐进式放松,并提供连接供给;国内外商人、城市有产者据此调整空间利用方式,塑造了当下南京新街口的空间组织特征。
叶博闻[8]（2019）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研究 ——以武汉市青山区为例》文中认为工业的快速发展让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带动了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城市进入去工业化阶段,城市空间的演变也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消化。青山区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区,遗留有大量的工业厂房与职工住区,其在去工业化的更新过程中对城市公共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问题,需建立在对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相互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城市公共空间和工业遗存为研究对象,以武汉市青山区为研究范围,以图形形态学和星型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法,系统地研究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的关联性,并通过典型城市公共空间案例的公共性评价,提出了工业遗存更新背景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管控策略。本文作为对武汉市公共空间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自1955年青山区建区起至今,青山区城市空间演变与工业遗存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与分析,揭示了在工业化过程与去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与工业发展的关联性,概括了工业影响下各时期城市空间演变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针对城市道路空间、城市公园、城市商业空间、城市公建外部空间、住区公共空间、住区交通节点空间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典型类型,首先对其历史演进历程进行分析整理,再从历史演进、形态演进、空间分布、空间形态、功能使用等切入点,系统的分析总结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的关联性,揭示工业遗存演变更新影响下青山区城市公共空间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特征。第三部分,基于前文对城市公共空间、工业遗存的相关研究,筛选出四个由工业遗存更新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典型案例,对其现状、沿革、公共空间进行分析,揭示其更新前后内在的关联性。再通过星型模型对现状空间的公共性进行评价分析,发掘影响公共性的不利因素,结合其与工业遗存的关联性分析问题产生背后的成因,最后针对性的提出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管控策略。
邵帅[9]（2019）在《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文中提出船员行业的健康发展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是当前国家正实施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等战略中的重要保证。近年来船员权益保障问题也逐渐受到理论界关注,但由于船员权益涉及跨多个法律部门,环节多,情况特殊复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劳动法项下或涉及《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所列之权益,并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和认知体系,碎片化的研究对改善船员权益现状作用有限。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社会治理正处于转型期,与硬法具有的“国家强制力保障”特征不同,软法着眼于社会实效,与法社会学对法的认识一脉相承。由于与当前社会发展理念内涵高度契合,其兴起在当今中国倡导法律多元主义背景下有一定必然性。软法理论具有较大拓展性,将软法与船员权益保障相结合,推动船员行业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文章在船员权益保障领域,结合公权力的运行,通过层层推导辩证地将国内软法和国际软法在多维度展开论述和剖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建立完善船员权益保障综合制度框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方案。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包括6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首先对于涉及到的船员、权益等概念根据本文研究需要界定了范围。之后通过综合各方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当前实际仍从事船员职业的人数已经处在下降拐点,群体质量也不容乐观,船员群体已经开始衰落,对其权益保障具有紧迫性。实践中硬法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存在不足,对船员权益保障不力也导致了船员社会评价不断降低,同时也加剧了船员衰落趋势。而软法理论为解决船员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2章主要对文章涉及的理论进行全面系统论述,包括软法、弱势群体和公权力等法理。软法与法社会学一脉相承,是船员社会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对船员权益的保障离不开公权力,克服公权力异化缺陷需要对权力进行制衡,国家公权力由于具有先天优势而成为制衡的主要对象,解决途径除了对国家公权力分权形成内部制约,以及培养其他公权力形成一定程度外部制衡外,通过软法模式改善公权力的运行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合法性分析方面,本章从人权理论延伸到其下位的弱势群体理论,通过比对和价值梳理,最终得出中国船员的弱势群体属性定位,对其权益予以特殊保障具备法律正当性和必要性。第3章进一步对软法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的优势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软法不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硬法保障不足,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法概念的重构使当前尚运行于法律之外的部分公权力纳入法范畴并受其规制成为可能,对船员领域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随后,通过对船员权益保障较好的典型国家的作法和制度进行分析归纳,这些国家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不但采取积极的硬法保障手段,而且更重视政策、行政协议、指导手册等软法手段的保障,取得显着成效。第4章将视野投放于国际法,国际法语境下软法构成也颇为丰富,包括不具有强制性义务内容的国际条约,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的跨国协议,以及国际公约中的软法条款。在海事领域,国际海事公约中的软法部分对缔约国履行条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国际海事组织强制审核制度及港口国监督制度的实施,国际海事公约约束力呈加强趋势,而且由于这些公约普遍规定了不给予非成员国更优惠待遇条款,海事公约中的公权力效力已不限于成员国范围,其中软法作用也愈加突显。履行国际海事公约对船员权益保障具有重要影响,本章系统论述了国际软法在《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三大主要涉船员海事公约中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脉络。最后对港口国备忘录这种特殊的国际软法形式进行了专门研究,以期通过借鉴国际法中的成功经验提高我国履行国际海事公约、保障船员权益的水平。第5章从国家和社会的国内软法角度对涉及船员权益保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涉及的具体领域问题包括:由于部门职责划分缺位交叉造成的公权力本身对船员权益损害;船员社会组织的孱弱导致船员自治程度低下并在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缺少话语权;船员市场的有序和自律需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通过对相关领域问题中所涉及的软法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突显了软法在解决船员权益问题中的价值。在所涉及的问题中,一些是源于公权力自身缺陷导致的对船员权益的损害,另外则涉及公权力对由其他原因造成船员权益损害时的保障不力。同时分析了我国在履行公约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不足。第6章一方面主张应加强软法的应用和理论研究,提出以软法和硬法为表、公权力为里的社会治理理论架构。强调通过与硬法的协调配合,逐步建构起符合我国船员权益保障需要的国际、国家及社会软法体系;另一方面从实现路径方面,结合前文提及的船员权益保障相关问题,提出各公权力主体通过分工协作不断推进船员权益保障,开创船员领域软法与硬法共治的新局面。同时在一些具体领域如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完善标准体系、加强与国际船员工会组织合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许英[10]（2019）在《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近年来各项旅游业发展战略规划的落地,为旅行社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同时,在信息时代,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影响,客户的旅行需求和旅行社的经营模式也发生着巨大而快速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旅行社的发展战略问题,对于推动传统业态的旅行社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深入分析了企业的宏观外部环境、产业竞争环境和内部资源和条件,运用SWOT分析法确定了企业的基本战略取向,进而提出了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总体发展战略,和核心职能战略,规划了战略实施的具体步骤和主要保证措施。研究表明: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发展环境中,既存在市场快速扩张、技术设施日趋完善、新技术进而新业态快速发展的巨大机遇,也面对着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快速变化等威胁;企业自身既有市场基础、资源实力雄厚的优势,也存在产品陈旧、经营模式落后等劣势。企业应采用密集性增长和相关多元化战略,整合营销渠道,加强品牌建设,推动“旅游+”新产品开发和新业态培育,抓好高素质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也要在人力、财务、组织、文化方面为战略实施提供可靠保障。本研究不仅对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同类型企业战略的决策也具有借鉴价值。
二、改制重组 水运发展的新希望——湖南水运企业改制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制重组 水运发展的新希望——湖南水运企业改制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主要概念辨析 |
| 2.1.1 城市群 |
| 2.1.2 空间互动与区域联动 |
| 2.1.3 城市群协同发展 |
| 2.1.4 城市群联动发展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2.4 系统科学相关理论 |
| 2.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 2.3.1 国外城市群联动文献与研究方法 |
| 2.3.2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 2.3.3 国外城市群联动研究述评 |
| 2.4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进展 |
| 2.4.1 国内城市群联动文献资料概况 |
| 2.4.2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知识演进 |
| 2.4.3 国内城市群联动研究重点内容 |
| 2.5 述评与启示 |
| 3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建构与路径选择 |
| 3.1 城市群联动发展基础 |
| 3.1.1 空间集聚与扩散 |
| 3.1.2 产业升级与整合 |
| 3.1.3 科技创新 |
| 3.1.4 文化和制度融合 |
| 3.2 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 3.2.1 城市群联动发展动力机制 |
| 3.2.2 城市群联动发展运行机制 |
| 3.2.3 城市群联动发展保障机制 |
| 3.3 城市群联动发展影响因素 |
| 3.3.1 联动发展思想认识落后 |
| 3.3.2 跨域城市群发展落差大 |
| 3.3.3 联动发展缺乏合作平台 |
| 3.4 城市群联动发展实现路径 |
| 3.4.1 城市群要素联动发展 |
| 3.4.2 城市群市场联动发展 |
| 3.4.3 城市群产业联动发展 |
| 3.4.4 城市群空间联动发展 |
| 3.4.5 跨域城市群联动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现实基础 |
| 4.1 三大城市群范围界定 |
| 4.1.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
| 4.1.2 长江中游城市群 |
| 4.1.3 成渝城市群 |
| 4.2 三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4.2.1 城市规模 |
| 4.2.2 经济总量 |
| 4.2.3 产业布局 |
| 4.3 三大城市群发展特征比较 |
| 4.3.1 城市群发展阶段差异比较 |
| 4.3.2 城市群要素禀赋差异 |
| 4.3.3 城市群职能分工比较 |
| 4.3.4 城市群发展动力比较 |
| 4.3.5 城市群社会经济联系比较 |
| 4.3.6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比较 |
| 4.4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历史进程 |
| 4.4.1 新中国建立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 4.4.2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 |
| 4.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启示 |
| 4.5.1 政治经济变化是城市群联动的基本环境 |
| 4.5.2 对外开放是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基本动力 |
| 4.5.3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群联动的基础条件 |
| 4.5.4 基本构建起了流域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联动分析 |
| 5.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5.1.1 引力模型及修正 |
| 5.1.2 QAP相关分析 |
| 5.2 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
| 5.2.1 三大城市群整体的关联强度 |
| 5.2.2 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关联强度 |
| 5.2.3 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强度 |
| 5.3 三大城市群经济联动驱动因素分析 |
| 5.3.1 指标选取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功能联动分析 |
| 6.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
| 6.2 基于交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2.1 网络密度分析 |
| 6.2.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2.3 空间结构分析 |
| 6.3 基于信息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3.1 网络密度分析 |
| 6.3.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3.3 空间结构分析 |
| 6.4 基于企业流的三大城市群网络关联分析 |
| 6.4.1 网络密度分析 |
| 6.4.2 网络中心性分析 |
| 6.4.3 空间结构分析 |
| 6.5 总结 |
| 6.6 本章小结 |
| 7 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对策设计 |
| 7.1 对策设计目标 |
| 7.2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
| 7.2.1 联动发展理念认识不够深入 |
| 7.2.2 水运联动体系尚没有建立 |
| 7.2.3 环保联动合力还没有形成 |
| 7.2.4 重复建设依然没有根本改观 |
| 7.2.5 城市群联动发展任重道远 |
| 7.3 对策设计的基本逻辑 |
| 7.3.1 遵循长江流域空间单元基本特征 |
| 7.3.2 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脉络 |
| 7.3.3 参照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理论 |
| 7.4 具体对策设计 |
| 7.4.1 统一观念,构建城市群联动多极治理体系 |
| 7.4.2 通过联动,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走廊 |
| 7.4.3 对策设计之路径规划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推动跨域城市群联动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最有效途径 |
| 8.1.2 促进流域城市群联动首先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
| 8.1.3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机制的动态执行比建构设计更加重要 |
| 8.1.4 非中心城市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
| 8.1.5 经济层面数据不能全面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轨迹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流域空间城市群联动理论研究将会强化 |
| 8.2.2 跨域城市群全面联动研究主题将更加丰富 |
| 8.2.3 带状都市连绵区形成与治理将成研究热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拟解决的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6 研究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对象 |
| 2 建国后的行政区划演变及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关系 |
| 2.1 地级行政区划建制的演变格局 |
| 2.2 县级行政区划建置的演变格局 |
| 2.3 行政区划与城市规划的作用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3 建国后扬州的行政区划建置演变研究 |
| 3.1 专区与地区时期的建置演变研究 |
| 3.2 地级市时期的建置演变研究 |
| 3.3 本章小结 |
| 4 行政区划演变对城市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城市化与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格局的演变 |
| 4.2 基础设施与行政区划演变的相互关系 |
| 4.3 生态环境与景观绿地格局的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一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 |
| 一、综合运输迅速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 |
| 二、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完善之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 |
| 一、国家重视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利政策导向 |
| 二、现行综合运输法律的基础支持 |
| 三、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 |
| 四、国家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提升 |
| 第二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 |
| 一、综合运输法的定义 |
| 二、综合运输法的调整对象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 |
| 一、法的价值与经济法的价值 |
| 二、综合运输法律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 |
| 三、综合运输法律的秩序价值 |
| 四、综合运输法律的效率价值 |
| 五、综合运输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 |
| 一、确立综合运输立法目的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立法的具体目的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基本原则 |
| 一、基本原则确立的依据 |
| 二、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
| 三、《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特殊原则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 |
| 一、综合运输法律制度确立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管理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规划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 |
| 一、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 |
| 一、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章 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和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一、《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 |
| 二、《综合运输法》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建议 |
| 一、总则 |
| 二、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 |
| 三、综合运输规划 |
| 四、综合运输市场管理 |
| 五、综合运输资金支持 |
| 六、综合运输普遍服务 |
| 七、综合运输安全保障 |
| 八、综合运输信息共享 |
| 九、综合运输绿色环保 |
| 十、法律责任 |
| 十一、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1 1978-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指标对比情况 |
| 表1-2 全社会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3 各运输方式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4 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港口 |
| 表1-5 2018年全国铁路运输量与其他交通运输业比较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城市分工深化 |
| 1.1.2 交易成本攀升已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发展的共性问题 |
| 1.1.3 互联网商业正在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分工演进的新动力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研究范围和时间段 |
| 1.5 相关研究综述 |
| 1.5.1 城市体系研究 |
| 1.5.2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
| 1.5.3 城市中心地区空间结构研究 |
| 1.5.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空间交易成本与中心-边缘结构 |
| 2.1 空间上的并存,时间上的继起 |
| 2.2 从分工角度研究中心-边缘结构 |
| 2.2.1 分工是人类集体合作的内生属性 |
| 2.2.2 分工的关键问题是降低成本 |
| 2.2.3 空间交易成本 |
| 2.2.4 组织的关键问题是剩余权的不对称分配 |
| 2.2.5 中心-边缘结构是分工的基本空间组织方式 |
| 2.3 降低空间交易成本的四种方法 |
| 2.3.1 连接 |
| 2.3.2 集聚 |
| 2.3.3 生产性组织的兼并拆分 |
| 2.3.4 共同体组织的第三方实施 |
| 2.4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中心-边缘结构 |
| 2.4.1 自组织分工与有计划分工 |
| 2.4.2 自组织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 2.4.3 有计划分工的中心-边缘结构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的分工与集聚的萌芽 |
| 3.1 定居的出现 |
| 3.2 初始要素禀赋决定初始分工方式 |
| 3.2.1 美索不达米亚的初始分工方式 |
| 3.2.2 中国次大陆的初始分工方式 |
| 3.3 礼器的组织试验 |
| 3.3.1 组织试验一:辽河流域 |
| 3.3.2 组织试验二:长江下游 |
| 3.3.3 组织试验三:黄河中游 |
| 3.3.4 组织试验四:江汉平原、黄河上游、黄河下游 |
| 3.4 青铜礼器的分工 |
| 3.4.1 青铜礼器的发明(二里头) |
| 3.4.2 青铜礼器应用于单一集体内部的分工(二里岗) |
| 3.4.3 邑、国、市的概念出现(殷墟) |
| 3.4.4 青铜礼器作为大空间尺度下维系集体合作的组织工具(西周) |
| 3.5 新组织工具的试验 |
| 3.5.1 组织试验一:管仲+城郭结构的出现 |
| 3.5.2 组织试验二:孔子+中轴对称 |
| 3.5.3 组织试验三:商鞅+行政官僚+郡县制 |
| 3.6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 3.6.1 新组织工具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实施成本偏高(秦) |
| 3.6.2 土地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两汉) |
| 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财政的分工和集聚的兴衰 |
| 4.1 商业财政的组织试验 |
| 4.1.1 从土地财政向商业财政的转型(东吴) |
| 4.1.2 北方生产要素与组织工具的移植(东晋) |
| 4.1.3 商业财政在中等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南朝) |
| 4.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构建 |
| 4.2.1 基于国家安全的商业财政设计(隋) |
| 4.2.2 商业财政在超大空间尺度下的建立(唐) |
| 4.2.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 |
| 4.3 商业财政的结构调整 |
| 4.3.1 商业财政结构调整的组织试验(五代十国) |
| 4.3.2 海外贸易作为商业财政主要来源的制度化(两宋) |
| 4.3.3 商业财政对欧亚贸易的高度依赖(元) |
| 4.3.4 元集庆路与平江路的空间对比分析 |
| 4.4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 |
| 4.4.1 商业财政的分工扭曲与古典全球化(明) |
| 4.4.2 明应天府与苏州府的空间对比分析 |
| 4.4.3 商业财政的内在不稳定性与城市化停滞(清) |
| 小结 |
| 第五章 初始工业化与新集聚区位的出现 |
| 5.1 初始工业化的路径探索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一次选择(1864-1911 年) |
| 5.1.1 国内外商人共同推动的私营工业化 |
| 5.1.2 洋务官僚主导的官营工业化 |
| 5.2 私营工业化和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1911-1927 年) |
| 5.2.1 私营工业在不同空间的际遇 |
| 5.2.2 新老产业交替与新老集聚区位的并存 |
| 5.3 国有工业化的萌芽和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1927-1949 年) |
| 5.3.1 第一次全球化波动与国有工业化 |
| 5.3.2 新集聚区位的第二次选择 |
| 5.4 国有工业化的全面建立和集聚的消解(1949-1978 年) |
| 5.4.1 第一次全球化逆转 |
| 5.4.2 计划分工的构建及其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化转型与集聚的强化 |
| 6.1 工业化转型的路径探索与市场主体重现(1978-1988 年) |
| 6.1.1 国际生产分工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 |
| 6.1.2 城市改革从放松商业管制开始 |
| 6.1.3 城市工业转型路径的自下而上探索 |
| 6.2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的应用和市场重建(1988-1998 年) |
| 6.2.1 两种工业化转型路径对城市的不同影响 |
| 6.2.2 进口替代对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的影响 |
| 6.3 离岸生产和市场扩大(1998-2008 年) |
| 6.3.1 离岸生产与外部市场扩大 |
| 6.3.2 快速城市化和内部市场扩大 |
| 6.4 全球化波动和互联网商业的兴起(2008-2016 年) |
| 6.4.1 第二次全球化波动 |
| 6.4.2 实体市场与互联网商业的此消彼长 |
| 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城市空间交易成本特性分析 |
| 7.1 长三角区域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概况 |
| 7.2 城市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量化计算 |
| 7.2.1 指标体系的构架 |
| 7.2.2 研究数据 |
| 7.2.3 计算公式 |
| 7.2.4 计算结果 |
| 7.3 租金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分析 |
| 7.3.1 用波士顿矩阵对19 个城市进行类型划分 |
| 7.3.2 用相关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 7.3.3 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城市租金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规模的关系 |
| 7.4 租金峰值的位置判断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京城市劳动力分工特性分析 |
| 8.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 8.1.1 区位熵指标设计 |
| 8.1.2 研究数据 |
| 8.2 长三角19 个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结构分析 |
| 8.2.1 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水平分析 |
| 8.2.2 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分析 |
| 8.3 南京工业、第三产业结构演变 |
| 8.3.1 南京工业结构变化分析 |
| 8.3.2 南京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
| 小结 |
| 第九章 南京城市连接网络特性分析 |
| 9.1 基于道路交通的南京城市网络演变 |
| 9.2 中外四个城市连接网络的对比分析 |
| 9.2.1 芝加哥与巴塞罗那:用轨道交通改善初始集聚区位的缺陷 |
| 9.2.2 南京与苏州:用轨道交通强化新老集聚区位之间的连接 |
| 9.3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路径结构分析 |
| 小结 |
| 第十章 南京新街口的集聚特性分析 |
| 10.1 商业服务业的整体空间发展变化 |
| 10.1.1 初始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864-1949 年) |
| 10.1.2 国有工业化阶段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49-1978 年) |
| 10.1.3 工业化转型以来的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1978-2016 年) |
| 10.1.4 消费需求的空间分析 |
| 10.2 新街口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 10.2.1 老城土地利用变化 |
| 10.2.2 新街口研究范围的土地交易成本分析 |
| 10.3 新街口街区尺度分析 |
| 10.4 新街口商业零售设施的空间发展 |
| 10.4.1 空间分布特征 |
| 10.4.2 开发规模变化 |
| 10.5 新街口商务办公设施的空间发展 |
| 10.5.1 空间分布特征 |
| 10.5.2 开发规模变化 |
| 10.6 南京新街口研究范围与芝加哥中心地区(The Central Area of Chicago)的对比分析 |
| 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 |
| 11.1 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机制 |
| 11.2 主要创新点 |
| 11.3 建议 |
| 11.4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论文和成果清单) |
（8）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研究 ——以武汉市青山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主要概念界定及释义 |
| 1.4.1 城市公共空间 |
| 1.4.2 工业遗存 |
| 1.5 相关理论综述 |
| 1.5.1 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研究 |
| 1.5.2 工业遗存相关研究 |
| 1.5.3 星型模型相关研究 |
| 1.6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2 工业影响下的青山区城市空间演变分析 |
| 2.1 青山区城市概况及工发展背景 |
| 2.1.1 青山区行政区划 |
| 2.1.2 青山区历史沿革 |
| 2.1.3 青山区工业发展背景 |
| 2.2 城市空间演变阶段划分原则 |
| 2.2.1 时间维度 |
| 2.2.2 空间维度 |
| 2.2.3 经济维度 |
| 2.3 前序时期——青山古镇时期(1955 年之前) |
| 2.4 工业萌芽——一五二五时期(1955-1965) |
| 2.4.1 工业发展历史背景:武汉钢铁公司初建 |
| 2.4.2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空间分区与边界定型 |
| 2.4.3 城市空间演变:点状扩张与指向延伸 |
| 2.5 工业奠基——波折发展时期(1966-1980) |
| 2.5.1 工业发展历史背景:“文革”与“一米七” |
| 2.5.2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边界延展与住区聚集 |
| 2.5.3 城市空间演变:南向扩张与跳跃式发展 |
| 2.6 工业鼎盛——快速扩张时期(1980-2000) |
| 2.6.1 工业发展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与企业改制 |
| 2.6.2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边界突破与空间侵占 |
| 2.6.3 城市空间演变:面状扩张与内向填充 |
| 2.7 去工业化——工业转型时期(2000 至今) |
| 2.7.1 工业发展历史背景:产业结构调整与工业去产能 |
| 2.7.2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空间更新与功能更替 |
| 2.7.3 城市空间演变:由外扩转向内构 |
| 2.8 本章小结 |
| 3 青山区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1 城市道路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1.1 城市道路空间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1.2 形态演变关联性特征:“K”字形路网 |
| 3.1.3 功能使用关联性特征:从服务生产到服务生活 |
| 3.2 城市公园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2.1 城市公园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2.2 空间分布关联性特征:紧临住区交错分布 |
| 3.2.3 空间形态关联性特征:格网控制下的规则形态 |
| 3.3 城市商业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3.1 城市商业空间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3.2 空间分布关联性特征:沿和平大道线性集中 |
| 3.3.3 空间形态关联性特征:外部空间的强化 |
| 3.4 城市公建外部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4.1 城市公建外部空间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4.2 空间分布关联性特征:“大分散小集中” |
| 3.4.3 功能使用关联性特征:从服务企业职工到服务市民 |
| 3.5 住区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5.1 住区公共空间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5.2 形态演进关联性特征:阶段性成片拓展 |
| 3.5.3 空间分布关联性特征:区块化独立分布 |
| 3.6 住区交通节点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3.6.1 住区交通节点空间演进历程与历史演进关联性 |
| 3.6.2 空间分布关联性特征:从集中到分散 |
| 3.7 本章小结 |
| 4 青山区工业遗存更新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典型案例研究 |
| 4.1 案例筛选原则 |
| 4.2 和平公园:功能更新下的城市公园再生 |
| 4.2.1 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4.2.2 公共空间分析 |
| 4.2.3 基于星型模型的公共空间公共性评价 |
| 4.2.4 样本分析总结 |
| 4.3 武商众圆广场:空间突变下的城市商业广场再造 |
| 4.3.1 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4.3.2 公共空间分析 |
| 4.3.3 基于星型模型的公共空间公共性评价 |
| 4.3.4 样本分析总结 |
| 4.4 青江化工有限公司:空间更替下的住区公共空间型塑 |
| 4.4.1 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4.4.2 公共空间分析 |
| 4.4.3 基于星型模型的公共空间公共性评价 |
| 4.4.4 样本分析总结 |
| 4.5 钢花新村(西区):城市微改造下的住区公共空间更新 |
| 4.5.1 工业遗存关联性分析 |
| 4.5.2 公共空间分析 |
| 4.5.3 基于星型模型的公共空间公共性评价 |
| 4.5.4 样本分析总结 |
| 4.6 本章小结 |
| 5 工业遗存更新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管控策略 |
| 5.1 典型案例公共性评价总结分析 |
| 5.2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管控策略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语 |
| 6.1 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启示 |
| 6.1.1 工业发展主导下的青山区“西住东工”、“片状发展”的城市空间特征 |
| 6.1.2 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的关联性:模式趋同化与转化模式单一化 |
| 6.1.3 典型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演变的联动性和同步性 |
| 6.1.4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管控策略 |
| 6.2 研究局限不足和后续研究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船员群体困境及船员权益硬法保障之不足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及检视 |
| 一、船员与海员概念界定 |
| 二、船员权益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我国船员群体特点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船员群体特点分析 |
| 二、我国船员发展面临瓶颈 |
| 三、我国船员队伍发展困境成因 |
| 第三节 船员权益硬法保障的不足 |
| 一、船员领域硬法建设现状 |
| 二、船员权益硬法保障方面不足的具体表现 |
| 第二章 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相关概念及法理分析 |
| 第一节 软法的本体理论 |
| 一、软法概念、特征和基本构成 |
| 二、软法的分类 |
| 三、软法是改善公权力服务社会个体的有效模式 |
| 第二节 软法与硬法的界分及相互关系 |
| 一、软法与硬法的界分标准 |
| 二、硬法与软法相互关系 |
| 第三节 实施船员权益特别保障的法理与实证分析 |
| 一、社会弱势群体理论 |
| 二、对船员权益特别保障具备法理正当性 |
| 三、加强船员权益保障的实证分析 |
| 第三章 软法保障船员权益的优势分析及国外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的优势 |
| 一、符合船员治理的时代需要 |
| 二、弥补硬法保障船员权益不足 |
| 三、有利于船员领域实现法治化 |
| 第二节 国外船员权益软法保障的启示 |
| 一、部分国家船员发展与保障情况 |
| 二、国外船员权益保障经验归纳和启示 |
| 第四章 国际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一节 船员领域国际软法价值和发展趋势 |
| 一、海事公约中软法作用和价值 |
| 二、海事公约中软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与船员有关的主要海事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一、海事劳工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三、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公约中之软法表现 |
| 四、与船员有关主要海事公约中软法的发展脉络 |
| 第三节 港口国监督备忘录——特殊的国际软法存在 |
| 第五章 国内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一节 国家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一、组织类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二、公共政策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三、规制行政裁量权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二节 社会软法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一、信用制度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二、标准化体系制度对船员权益的保障 |
| 第三节 我国在履行船员海事公约方面存在不足 |
| 一、宏观层面的不足 |
| 二、实践层面的不足 |
| 第六章 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模式建构及相关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船员权益保障的软法模式架构 |
| 一、规制与船员相关的国家软法 |
| 二、培育与船员相关的社会软法 |
| 三、吸收国际软法经验 |
| 四、重构与软法相协调的船员硬法 |
| 第二节 船员权益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协调与衔接 |
| 一、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协调 |
| 二、实现双轨保障模式下软法与硬法的有效衔接 |
| 第三节 实现船员权益保障软法与硬法共治路径 |
| 一、国家应建立便捷高效的权责体系 |
| 二、国家和社会需共同推进船员信用和标准等领域建设 |
| 三、推动各主体在船员领域国际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环境分析 |
| 2.1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基本情况 |
| 2.2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宏观外部环境分析 |
| 2.2.1 政治法律环境 |
| 2.2.2 经济环境 |
| 2.2.3 社会和文化环境 |
| 2.2.4 技术环境 |
| 2.3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行业竞争性分析 |
| 2.3.1 旅游行业最主要的经济特征 |
| 2.3.2 行业内的竞争威胁 |
| 2.3.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
| 2.3.4 替代品的威胁 |
| 2.3.5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 2.3.6 客户的议价能力 |
| 2.4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业务发展内部资源分析 |
| 2.4.1 资源现状 |
| 2.4.2 管理现状 |
| 2.4.3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5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SWOT分析 |
| 2.5.1 优势 |
| 2.5.2 劣势 |
| 2.5.3 机会 |
| 2.5.4 威胁 |
| 2.5.5 SWOT矩阵分析 |
| 第3章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业务发展战略方案制定 |
| 3.1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愿景和使命 |
| 3.2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战略方案 |
| 3.2.1 密集性增长战略 |
| 3.2.2 相关多元化战略 |
| 3.3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战略目标 |
| 3.3.1 发展战略总体目标 |
| 3.3.2 发展战略具体目标 |
| 3.4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关键职能战略 |
| 3.4.1 市场营销战略 |
| 3.4.2 产品开发战略 |
| 3.4.3 人力资源战略 |
| 第4章 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业务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保障措施 |
| 4.1 发展战略的实施 |
| 4.1.1 发展战略发动阶段 |
| 4.1.2 发展战略计划阶段 |
| 4.1.3 发展战略运作阶段 |
| 4.1.4 发展战略的控制与评估阶段 |
| 4.2 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
| 4.2.1 完善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
| 4.2.2 供应链资源赋能保障 |
| 4.2.3 组织制度保障 |
| 4.2.4 财务保障 |
| 4.2.5 企业文化保障 |
| 4.3 发展战略实施后的预期效果 |
| 4.3.1 盈利模式和能力的突破 |
| 4.3.2 对发展转型机遇的把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改制重组 水运发展的新希望——湖南水运企业改制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研究[D]. 秦月.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新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以扬州为例（1949-）[D]. 王吉臣.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D]. 曹译文.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7]基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城市中心结构演化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为例[D]. 肖蓉. 东南大学, 2019(08)
- [8]城市公共空间与工业遗存关联性研究 ——以武汉市青山区为例[D]. 叶博闻.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9]船员权益的软法保障研究[D]. 邵帅.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10]湖南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发展战略研究[D]. 许英. 湖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