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平的夏秋旱与水利（论文文献综述）
张容焱,庄瑶,薛峰,陈思,林昕,潘航[1]（2019）在《福建气象干旱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技术》文中研究说明利用1961-2017年逐日气温、降水、风速气象资料,根据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中定义的MCI指数,结合干旱历史记载,采用多年平均值无量纲化处理、百分位数法确定致旱因子权系数和阈值,构建与国家干旱业务体系相一致的、适合福建的气象干旱监测预警和强度评估体系:确定全省范围内监测气象干旱可能带来灾害影响的临界阈值,用于发布干旱预警;继而根据符合预警的历史干旱过程,研制了福建全省和9地市不同区域气象干旱过程强度定量化评估指标,用于动态的过程强度评估、相似过程比较和历史排位分析等。经过2018年实际业务检验、2018年历史相似年份对比分析和历史重大干旱过程的验证,表明所确定的指标具有很好的业务应用价值。通过系统平台业务化建设,实现了对区域气象干旱风险实时动态监测预警、未来一周干旱预估和过程定量化评估,为干旱灾害防御和风险控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刘静[2]（2018）在《基于古籍库中典型描述语检索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时空特征与原因分析》文中认为自然灾害和战争是人与环境关系中最为显性的事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频繁发生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在古文献中经常用“死者万计”、“人相食”、“死者枕藉”和“饿殍相望”等来进行描述,这些事件触目惊心。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对当今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本文通过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及《爱如生数据库·中国方志库》,整理了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典型描述语表征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发生频次,运用线性变化趋势分析、最小二乘法、小波分析、M-K检验及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发生原因以及社会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历史时期“死者万计”事件频繁发生。770BC—1911AD年间,古籍记载的自然灾害导致的“死者万计”事件共有237年次和336省次,主要致灾因子为水灾、疫灾、海潮、饥灾、旱灾和地震。魏晋南北朝至隋朝为第1个活跃期,明清集中了总年数的62.4%为第2个活跃期。秋季和夏季最多,七月、六月和五月最多,19世纪最多。10a频次和10a省次均呈极显着的波动上升趋势,分为频次最低—缓慢上升—频次平稳—快速上升共4个阶段,10a频次最大值在1540-1549年、1580-1589年、1830-1839年和1860-1879年,在1820年发生增多突变,10a省次最大值在1450-1459年和1640-1649年;自公元1030年以来存在350a,50a和100a共3个周期。地域分异特征明显,江苏、浙江和河南最多,重心南北迁移但以南方为主,都城所在省域是多发区,以江苏、浙江为主的长江中下游和河南为主的黄河中下游是2个高频区域,各省灾害结构不同。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来看,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发生频次和灾损程度的时间分布不相同。770BC—1911AD年间,古籍记载的战争导致的“死者万计”事件共有510年次和701省次,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为一个长的活跃期,4世纪最多。10a频次和10a省次呈波动上升趋势,分为频次最少—快速上升—相对较少—平稳上升共4个阶段,其中,10a频次最大值在880-889年、1640-1649年和1860-1869年,分别在420年和1000年发生增多突变,10a省次最大值在1860-1869年。事件演变过程中存在680a,110a和320a共3个周期。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各个朝代的地域变化和重心不同,都城较多,且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重心的变迁,在以河南、陕西、河北、山西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高频中心。从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来看,不同朝代灾损程度不相同。（2）“人相食”是粮食极度缺乏、人口大量死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770BC—1911AD年间,古籍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共有429年次和884省次,主要致灾因子为旱灾、饥灾、水灾和战争。东汉魏晋为第1个活跃期,明清集中了总年数的58.8%为第2个活跃期。春季最多,16世纪最多。10a频次和10a省次均呈极显着的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分为平缓—平稳上升—缓慢上升—快速上升4个阶段;10a频次最大值在1630-1649年,1520年发生增多突变;10a省次最大值在1640-1649年。自公元1190年以来,存在300a、140a和40a共3个周期。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最多,都城较多,事件重心南北迁移,但以北方为主,在人口密集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高频中心。（3）历史时期“死者枕藉”和“饿殍相望”事件频发。770BC—1911AD年间,古籍记载的“枕殍”事件共有518年次和1170省次,主要致灾因子为饥灾、旱灾、疫灾、水灾和战争。隋唐为第1个活跃期,明清集中了总年数的71%为第2个活跃期,且17世纪最多。自然灾害导致的事件在夏季最多,其次为春季和秋季,冬季最少。10a频次和10a省次均呈极显着的波动上升趋势,分为平缓上升—缓慢上升—快速上升3个阶段;10a频次最大值在1530-1539年、1640-1649年和1830-1869年,在1440年发生增多突变;10a省次最大值在1640-1649年。自公元1050年以来,存在350a、200a、120a和30a共4个周期。空间分布广泛且差异明显,浙江和江苏最高,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高频中心。受历史时期地域开发过程的影响,发生区域从黄河中下游逐渐向外扩展,重心由北向南迁移,但以南方为主。（4）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发生的两个最主要原因。自然因素中,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最为明显。受气候的冷暖和干湿变化影响,寒冷期内人口大量死亡事件较温暖期多,极端干旱期较湿润期多。此外,地质条件差异是地震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社会因素包括战争、人口的规模、社会的脆弱程度、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受战争的数量和性质影响,人口大量死亡事件主要发生在战争较多、规模越大和全国性战争时期。伴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人口大量死亡事件也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且事件多发期往往造成人口的急剧下降。受人类社会的脆弱程度影响,在朝代的晚期、社会动荡时期、朝代更迭时期和社会分裂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频发且强度较大。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生态脆弱区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明显增多。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区域差异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空间分布不均的一个主要原因。（5）人口大量死亡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发生导致人口数量的严重减少,造成频繁的人口迁移,对魏晋南北朝和两宋之际的人口大规模南迁影响较为显着,致使人的生活质量异常低下和人的素质低下,影响人口的发展。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导致劳动力的锐减,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土地的荒废,粮价的波动,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出现暴乱,促进了农民起义的发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导致城市人口的锐减和市政建设的破坏,影响城市的发展。
梁彦,魏重艳[3]（2017）在《浅析南平市山垅田现状及复垦改造措施》文中研究指明南平市是福建省的粮食主产区,山垅田面积多、分布广,基础设施薄弱。本文通过对南平市山垅田现状的调查、山垅田复垦改造后增粮潜力的分析及20142016年山垅田改造的实践,提出山垅田复垦改造的方法与措施,为南平市山垅田复垦改造、稳粮增粮提供参考依据。
刘琼[4]（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李常生[5]（2017）在《苏轼行踪考》文中研究说明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大文豪,创新的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家,工程师,憎恶假道学的人,静坐冥想者,诗人,和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怕还不是苏东坡的全貌。我可以这麽说来作个最好的终结----在中国,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露出真挚而称许的笑容。」九百多年来,有许多学者研究苏轼的文学、思想、艺术,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完整的走过苏轼一生所走过的行程。要追踪与研究苏轼的行踪,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体力。由於缺乏苏轼行走各地的考证,因此,历代有关研究苏轼的论文、书籍当中,总会因此而造成一些误刊和缺憾。特别是方向、位置、时间上的错误。在正式研究苏轼的学问以前,首先必须要研究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并且必须循路线跟随苏轼走一遍,才能深入了解苏轼的一生。有了《苏轼行踪考》这个研究以後,也比较容易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全程走过一遍苏轼一生所曾经到过的所有地方,并且经过考证与研究其确实的位置,然後,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除了作为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作为准备,也希望给其他研究苏轼的学者作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参考用途。
苏东敏[6]（2016）在《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频繁,研究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查阅民国时期重要的报纸、两省的新方志资料,运用文献整理、时空分析的方法,以年度为纲,疫灾要素为目,建立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疫灾序列,以此揭示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闽浙一年四季均有疫灾流行,夏秋季节是多发季,与闽浙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象灾害繁多,水旱灾频繁发生有关。民国前期闽浙地区年年受灾,疫灾频度为100%,疫灾广度为72.46%；民国中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均达到100%,疫灾广度为89.86%；民国后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仍为100%,疫灾广度高达96.38%,波及县数呈上升趋势。福建省疫情以闽南、闽东各县最为严重；浙江省疫情以钱塘江中下游地区的浙东北最为严重。在闽浙地区涉及的十一种疫灾种类中,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流行最广的传染病。在民国后期闽浙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卫生行政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制度。省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市卫生行政机构、县卫生院、区（乡,镇）卫生所逐步建立行使卫生行政职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除省立医院后,1938年以后闽浙各县逐步建立起了县卫生院、区卫生分院、乡镇卫生所,除了公立卫生部门逐渐完善外,私人诊所、教会医院、华侨医院也构成了闽浙地区重要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卫生防疫体系方面,对环境卫生、饮水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检疫防疫体制不断完善；中公私立高等医科院校和护士、助产等中等医学校不断建立,同时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也是重要的防疫力量。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契机正是疫灾对其的影响,疫灾的流行客观上促进了闽浙地区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虽然疫灾流行对卫生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如导致政府官员罹难,工作系统崩溃,难以有效应对疫灾,医院人满为患,经费短缺,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环境更加恶化,疫病继续流行。但是疫灾流行促使人类积极去应对这种生命攸关的挑战,对政府部门来说,疫灾流行不仅仅是责任,更是需要履行的义务,政府通过不断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建立善后救助机构,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应对。疫灾和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矛盾体。同时在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相互作用下,民众的防疫意识、政府防疫制度、精英防疫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防疫观念从毫无防疫思想到对传染病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精英人群逐渐认识到瘟疫的传播主要由病源体、传播媒介和易感人群三方面组成,所以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防控；政府逐渐对法定传染病的预防、上报、隔离、诊治、善后制定了专门防疫制度条例,并且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治理、陆路和海陆交通防疫、特殊人群保护的制度。
罗金满[7]（2016）在《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具有时间和空间两重属性。文化地理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空间现象、空间过程及规律的科学。以文化区域地理、文化发源、文化扩散、空间分布、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分区差异为主要研究主题和对象。戏曲文化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大腔戏是明代弋阳腔入闽后与地域方言、民间宗教、民间音乐、歌舞以及木偶戏等相关因素融合形成的古老声腔剧种,流布于福建中北部的永安、大田、尤溪、沙县、南平、三明等县市,其历史悠久、渊源复杂、积淀丰厚、形态独特,至今仍为福建乃至全国戏曲保存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大腔戏的形成、发展、生存及分布与地域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人口迁移、经济交通、宗族社会、地域方言、民间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等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在文化地理学理论指导下,结合戏曲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音乐学、文献学等多门科学知识,采用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从大腔戏流行区的地理背景,大腔戏的发展历史与分布,大腔戏艺术形态的文化整合,大腔戏发展的文化生态,大腔戏发展的文化景观,以及大腔戏发展的分区差异等方面,对大腔戏发展的文化地理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挖掘其丰富的文化蕴涵,探究其内在联系及规律,不仅是对大腔戏文化遗产进行及时抢救、挖掘和整理、研究,为其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经验与思考,而且是对戏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与开拓,从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借鉴。
蒋明明[8]（2015）在《明代湖南疫灾防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探究明代湖南地区相关疫情史实基础之上,着重探讨了明代湖南疫灾的流行及其防治问题,试图对明代湖南区域社会医疗文化史领域做一些初步研究。首先,通过对疫病的一系列发展特性,界定了论文所要探讨的疫病主要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易引起高伤害高死亡率的一类传染病；所要讨论的疫灾是指极易引发社会危害的疫病事件。界定了疫病的定义与范围后,笔者通过收集明代湖南地区方志、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制成《明代湖南地区疫灾年表》,依据年表的疫时、疫区及疫情等具体数据统计,分析了明代湖南疫灾流行的基本概况,分布特点及其疫灾爆发的起因。发现明代湖南疫灾呈现“疫区三大片,三次大疫情,三年来一次”的基本规律。而疫灾爆发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冬季发病率最少,这也符合传染病疾病夏秋高发的特点；还有就是王朝前期疫灾较少,中期逐渐频繁,到了后期到达最高峰等规律。同时,发现水旱灾害与饥荒是诱发明代湖南地区疫灾最为主要的因子。其次,从社会医疗文化史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明代湖南地区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上是如何践行疫灾防治的问题。总体来讲,政府的疫灾防治措施还是及时有效的,挽救了大量疫病患者,帮助疫民重建了家园；但也出现了一些官员漠视生命、玩忽职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明朝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势力逐渐成为了疫灾防治的主要力量。最后,总结了湖南地区官民疫灾防治的总体特征及对防治举措总体评价。可知,疫灾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配合,全面参与。不管是政府引导还是民间自发的救灾,直到近代慈善公益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救灾日益社会化。全民动员,凝聚共识,政府主导,积极调动社会力量救灾,是古今救灾的通识规律。这对当今我们多元化的救灾体制之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何六生[9]（2014）在《明朝湖南农业发展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文中提出农业是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因此,历朝历代莫不把管理农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农业生产过程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错的过程。土地、气象等自然因素对农业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是人们在自然环境约束下进行的制度选择,对农业发展道路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制度是连结和协调农业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纽带,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制度选择的正确与否,农业发展的效果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明朝200多年间,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农业制度选择的曲折演变过程。明朝继承了历史上的重农传统,运用国家机器,加强农业管理,从宏观上的一系列立法,到微观上的劝农生产,都是十分具体的,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田宅交易、虫害除治等。明朝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的各种配套措施,这是明初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制度根源所在。但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宦官群体与文官群体在权力博弈中的消长,各项农业制度或因僵化无法适应需要,或因吏治腐败遭遇破坏,农业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被严重削弱。随着农业制度的变迁,湖南区域农业经济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历程。因此,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深入研究和剖析这一段历史,从中梳理出传统农业发展与制度变迁演变的内在规律性,以史为鉴,对于指导新时期现代农业的发展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明朝湖南农业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分析为研究视角,剖析明朝湖南农业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着重分析农业行政管理、人口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农田水利和耕作制度、荒政等制度的产生、发展、变迁,探讨农业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如何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以期揭示农业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农业绩效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联系当前实际,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农业制度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和创新的角度,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
王跃峰[10]（2014）在《闽江流域降水径流时序变化特征与洪旱事件识别》文中研究指明降水是水循环过程的基本环节,也是地表径流的根源,其时空分布上的不均往往会引起洪涝、干旱等灾害；径流是地理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直接影响着防洪、灌溉、航运和发电等。五十年代以来,闽江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导致流域下垫面条件发生了变化,引起了水资源利用及其分布的改变,因此分析流域水文气象要素的变化特征,对今后水利水保工程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闽江流域的降水和径流资料,应用数理统计、Mann-Kendall及其改进、标准化降水指数（SPI）、经验正交函数分析（EOF）、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1950～2010年不同时间尺度的径流趋势特征,分析了1960～2006年流域干湿时空变化,并探讨了SPI在闽江流域极端水文事件识别中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1）闽江流域降水、径流年际变化明显,均表现为正偏态分布。（2）由于闽江流域径流序列普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TFPW-MK方法更为适合该流域径流趋势检测。（3）1950～2010年,闽江流域近年均流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汛期、春季径流以下降趋势为主,非汛期、夏秋冬季径流均呈上升趋势,且冬季趋势显着,月最大和月最小径流分别呈现下降和上升趋势,且多数站点趋势显着。（4）从时间上来看,闽江流域呈现出干旱向湿润发展的趋势,47年间共发生7次主要干旱事件和8次湿润事件,春、夏、冬季干湿变化均呈现由干向湿的转变趋势,而秋季表现为相反的变化趋势。（5）从空间上来看,全区一致型为闽江流域年际干湿变化的主要空间分布型态,春、夏、冬季第一个特征向量整体形态与年的第一特征向量相似,而秋季则有所差异。（6）短时间尺度（1-3个月）的SPI与径流存在高相关性,且二者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季节差异。（7）SPI-2可以识别出闽江流域近47年发生的极端洪旱事件,对流域特大洪水和干旱有一定的预警和评估作用。
二、南平的夏秋旱与水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平的夏秋旱与水利（论文提纲范文）
（1）福建气象干旱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区域、资料和方法 |
| 1.1 区域和站点选择 |
| 1.2 资料来源 |
| 1.3 方法 |
| 1.3.1 连旱日数 |
| 101.3.2 MCI指数和干旱等级 |
| 1.3.3 相关性检验、临界阈值划分标准和评估模型权系数确定方法 |
| 2 干旱指标适应性研究 |
| 3 气象干旱监测预警指标设计 |
| 3.1 综合指数的表达方式 |
| 3.2 逐日监测预警指标 |
| 3.3 预警指标设计的历史拟合率 |
| 4 气象干旱过程强度评估指标设计 |
| 4.1 干旱过程起始时间定义 |
| 4.2 干旱过程命名规则 |
| 4.3 过程强度指数 |
| 4.4 DI评估指标 |
| 5 监测预警和过程强度评估指标客观合理性分析 |
| 5.1 业务验证 |
| 5.2 与2018年干旱过程相似过程的验证 |
| 5.3 干旱过程历史排位评估验证 |
| 6 结论 |
（2）基于古籍库中典型描述语检索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时空特征与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综述 |
| 1.2.1 根据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典型描述语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2.2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时空特征研究 |
| 1.2.3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成因研究 |
| 1.2.4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数据来源 |
| 1.3.4 数据处理 |
| 1.3.5 研究方法 |
| 1.3.6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死者万计”事件的时空特征 |
| 2.1 自然灾害导致的“死者万计”事件时空分布特征 |
| 2.1.1 时间分布 |
| 2.1.2 空间分布 |
| 2.1.3 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口损失分布 |
| 2.2 战争导致的“死者万计”事件时空分布特征 |
| 2.2.1 时间分布 |
| 2.2.2 空间分布 |
| 2.2.3 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分布 |
| 2.3 小结 |
| 第3章 “人相食”事件的时空特征 |
| 3.1 时间分布 |
| 3.1.1 朝代分布 |
| 3.1.2 世纪变化 |
| 3.1.3 季节分布 |
| 3.1.4 年份分布 |
| 3.1.5 六次多项式拟合 |
| 3.1.6 周期特征 |
| 3.1.7 突变分析 |
| 3.2 空间分布 |
| 3.2.1 频次的空间分布 |
| 3.2.2 重心的空间变化 |
| 3.3 小结 |
| 第4章 “死者枕藉”与“饿殍相望”事件的时空特征 |
| 4.1 时间分布 |
| 4.1.1 朝代分布 |
| 4.1.2 世纪变化 |
| 4.1.3 季节分布 |
| 4.1.4 年份分布 |
| 4.1.5 六次多项式拟合 |
| 4.1.6 周期特征 |
| 4.1.7 突变分析 |
| 4.2 空间分布 |
| 4.2.1 频次的空间分布 |
| 4.2.2 重心的空间变化 |
| 4.3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原因分析 |
| 5.1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发生的自然因素 |
| 5.1.1 气候变化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1.2 地质条件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2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发生的社会因素 |
| 5.2.1 战争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2.2 人口数量变化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2.3 社会的脆弱程度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2.4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口大量死亡事件 |
| 5.3 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时空差异的原因分析 |
| 5.3.1 时间差异的原因分析 |
| 5.3.2 空间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第6章 历史时期人口大量死亡事件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严重减少 |
| 6.1.2 影响人口发展的格局 |
| 6.1.3 影响人口生活质量 |
| 6.1.4 人口素质严重下降 |
| 6.2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打击 |
| 6.2.2 土地的荒废 |
| 6.2.3 粮价的波动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4 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历史借鉴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浅析南平市山垅田现状及复垦改造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南平市山垅田基本现状 |
| 1.1 气候特点 |
| 1.2 耕作状况 |
| 1.3 灾害情况 |
| 1.4 基础条件 |
| 2 山垅田复垦改造的效益分析 |
| 3 山垅田复垦改造的措施 |
| 3.1 利用政策扶持, 做好山垅田复垦改造统筹规划 |
| 3.2 坚持田间工程措施为主, 综合治理山水田林路 |
| 3.3 农业措施与科技措施相结合, 充分提高复垦改造效果 |
（4）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简述 |
| (二) 清代环境史研究述略 |
| (三) 土家族环境史述评 |
| 四、相关问题说明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土家地区早期的环境和开发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
| 三、水系分布和土壤特性 |
| 三、动植物资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环境 |
| 一、民族政策与管理方式 |
| 二、民族格局及其人口变迁 |
| 三、文化生态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以前的开发概况 |
| 第二章 清政府对土家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制度的沿袭与强化 |
| 二、土司政权的相对自主性 |
| 三、清前期的开发措施 |
| 第二节 清中叶的制度与开发 |
| 一、土司的改流与改流后的制度 |
| 二、人口增长与民族结构 |
| 三、清中叶的开发状况 |
| 第三节 晚清政局与开发 |
| 一、旧制维持与洋务新政 |
| 二、近代工商业的开发与发展 |
| 三、文化殖民与新式教育的出现 |
| 第三章 土家社会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游耕生计方式与环境适应 |
| 一、山区游耕与汉区畲田 |
| 二、游耕生产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 三、游耕生计方式与社会环境的适应 |
| 第二节 农耕生计方式与环境利用 |
| 一、从游耕到农耕的社会环境因素 |
| 二、农耕生计方式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利用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生态文化的调适 |
| 一、“无为而有为”的朴素生态观 |
| 二、人地和谐的环境伦理观 |
| 三、因地制宜的习俗调适 |
| 四、因时而为的物候调适 |
| 第四章 土家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响应 |
| 第一节 原生性自然生态环境变迁 |
| 一、经济开发与森林资源退化 |
| 二、生物多样性减少 |
| 三、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 |
| 四、自然灾害的增长趋势 |
| 第二节 官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 |
| 一、流官政府环境意识的提高 |
| 二、政府的引导与调控 |
| 三、民间社会的参与 |
| 余论: 区域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5）苏轼行踪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上册 |
| 第一篇 绪论 |
| 第一章 撰写“苏轼行踪考”之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三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表达的方式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与理论 |
| 第五章 完成“苏轼行踪考”後的後续研究 |
| 第二篇 苏轼源乡及先祖 |
| 第一章 苏轼源乡 |
| 第二章 眉山 |
| 第三章 苏轼族系 |
| 第三篇 眉山苏轼 |
| 第一章 苏轼出生时与出生地考 |
| 第二章 苏轼十岁前纪事 |
| 第三章 苏轼十一至二十岁纪事 |
| 第四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 |
| 第四篇 第一次进京 |
| 第一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苏轼赴京 |
| 第二章 嘉佑二年（1057) 丁酉 |
| 第五篇 母丧回乡 |
| 第一章 嘉佑二年（1057)丁酉，母丧回乡 |
| 第二章 嘉佑三年(1058)戊戍 |
| 第三章 嘉佑四年（1059)己亥 |
| 第六篇 三苏南行行踪考 |
| 第一章 南行前集行踪考 |
| 第二章 南行後集行踪考 |
| 第三章 总结 |
| 第七篇 第二次进京 |
| 第一章 嘉佑五年（1060)庚子 |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 |
| 第八篇 陕西凤翔倅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苏轼赴凤 |
| 第三章 嘉佑七年（1062)壬寅 |
| 第四章 仁宗嘉佑八年（1063)癸卯 |
| 第五章 治平元年（1064)甲辰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九篇 第三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治平二年（1065)乙已 |
| 第三章 治平三年（1066)丙午 |
| 第十篇 父丧回乡守丧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治平四年（1067) 丁未 |
| 第三章 熙宁元年（1068)戊申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一篇 第四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二年（1069)己酉 |
| 第三章 熙宁三年（1070)庚戍 |
| 第四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 第五章 本篇小结 |
| 第十二篇 任杭州倅 |
| 第一章 宋代杭州 |
| 第二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 第三章 熙宁五年（1072)壬子 |
| 第四章 熙宁六年（1073)癸丑 |
| 第五章 熙宁七年（1074)甲寅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三篇 山东知密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七年（1074)曱寅 |
| 第三章 熙宁八年（1075)乙卯 |
| 第四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四篇 江苏知徐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 第三章 熙宁十年（1077) 丁已 |
| 第四章 元丰元年(1078)戊午 |
| 第五章 元丰二年(1079)戊午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下册 |
| 第十五篇 江苏知湖与乌台诗案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二年(1079)苏轼行踪考 |
| 第三章 乌台诗案纪事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六篇 贬谪黄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三年（1080)庚申 |
| 第三章 元丰四年（1081)辛酉 |
| 第四章 元丰五年（1082)壬戊 |
| 第五章 元丰六年（1083)癸亥 |
| 第六章 元丰七年(1084)甲子 |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七篇 万里来去,登州五日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七年（1084)曱子 |
| 第三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八篇 第六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离登赴京 |
| 第三章 元佑元年（1086)丙寅 |
| 第四章 元佑二年（1087) 丁卯 |
| 第五章 元佑三年（1088)戊辰 |
| 第六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 |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九篇 浙江知杭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苏轼离京赴杭 |
| 第三章 元佑五年（1090)庚午 |
| 第四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篇 第七次进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 第三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入京城後纪事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一篇 安徽知颍与江苏知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苏轼离京赴颍 |
| 第三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二篇 第八次进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离扬後 |
| 第三章 元佑八年（1093)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三篇 河北知定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八年（1093)苏轼出京赴定 |
| 第三章 绍圣元年（1094)甲戍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四篇 贬谪惠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绍圣元年（1094)曱戍，苏轼贬惠 |
| 第三章 绍圣二年（1095)乙亥 |
| 第四章 绍圣三年（1096)丙子 |
| 第五章 绍圣四年（1097) 丁丑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五篇 贬谪儋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绍圣四年（1097)丁丑，苏轼贬儋 |
| 第三章 元符元年（1098)戊寅 |
| 第四章 元符二年（1099)己卯 |
| 第五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六篇 北归常州,埋骨郏县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苏轼北归 |
| 第三章 建中靖国元年（1101)辛已 |
| 第四章 本章 结论 |
| 第二十七篇 结论 |
| 第一章 新发现与新理解的阐述 |
| 第二章 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难题 |
| 第三章 继续解决难题的方法 |
| 附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後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2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概况 |
| 2.1 地理区位 |
| 2.2 政区沿革 |
| 2.3 社会概况 |
| 3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疫灾时间特征 |
| 3.1.1 季节变化特征 |
| 3.1.2 年际波动特征 |
| 3.2 疫灾空间分布 |
| 3.2.1 疫灾总体分布特征 |
| 3.2.2 单个疫种分布特征 |
| 3.3 小结 |
| 4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4.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4.1.1 卫生行政机构 |
| 4.1.2 卫生行政制度 |
| 4.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4.2.1 公立卫生部门 |
| 4.2.2 私立医疗机构 |
| 4.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4.3.1 公共卫生管理 |
| 4.3.2 检疫防疫体制 |
| 4.3.3 医学教育体系 |
| 4.3.4 民间社团组织 |
| 4.4 小结 |
| 5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和疫灾的互动 |
| 5.1 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 |
| 5.1.1 对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 |
| 5.1.2 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 |
| 5.1.3 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 |
| 5.2 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 |
| 5.2.1 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 |
| 5.2.2 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 |
| 5.2.3 建立善后救助机构 |
| 5.2.4 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 |
| 5.2.5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举办卫生运动 |
| 5.2.6 设立临时防疫医院 |
| 5.2.7 管制交通,隔离患者 |
| 5.2.8 发放疫苗,强制注射 |
| 5.3 小结 |
| 6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 民众防疫观念的嬗变 |
| 6.2 精英防疫思想的嬗变 |
| 6.2.1 传染源防控 |
| 6.2.2 传播途径防控 |
| 6.2.3 易感人群防控 |
| 6.3 政府防疫制度的变迁 |
| 6.3.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3.2 清洁卫生法规 |
| 6.3.3 交通防疫法规 |
| 6.3.4 学生防疫法规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7）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大腔戏流行区的地理背景 |
| 第一节 政区概况 |
| 第二节 自然地理 |
| 第三节 人口迁移 |
| 第四节 社会经济与交通 |
| 第二章 大腔戏的发展历史与分布 |
| 第一节 大腔戏的文化渊源 |
| 第二节 大腔戏的发源与形成 |
| 第三节 大腔戏的兴衰与扩散、萎缩 |
| 第四节 永安一路大腔戏的分布 |
| 第五节 南平一路大腔戏的分布 |
| 第六节 大腔戏的分布特征 |
| 第三章 大腔戏艺术形态的文化整合 |
| 第一节 声腔音乐整合 |
| 第二节 演出剧目整合 |
| 第三节 舞台艺术整合 |
| 第四节 大腔戏的艺术形态 |
| 第四章 大腔戏发展的文化生态 |
| 第一节 地域方言生态 |
| 第二节 宗族社会生态 |
| 第三节 民间宗教信仰生态 |
| 第五章 大腔戏发展的文化景观 |
| 第一节 演艺民俗景观 |
| 第二节 演出场所景观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景观 |
| 第六章 大腔戏发展的分区差异 |
| 第一节 大腔戏不同文化区的划分 |
| 第二节 大腔戏的区域差异 |
| 第三节 区域差异缘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任务及研究成果 |
| 致谢语 |
| 个人简历 |
（8）明代湖南疫灾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1、学术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1、医史学界的研究 |
| 2、历史学界的研究 |
| (三) 研究时间、区域范围及疫病慨念的界定 |
| 1、时间的界定 |
| 2、区域范围的界定 |
| 3、概念的界定 |
| (四) 研究思路、方法与史料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主要史料 |
| (五)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明代湖南疫灾概况 |
| (一) 明以前湖南疫情 |
| (二) 明代湖南疫情 |
| 1、明代湖南疫灾基本概况 |
| 2、明代湖南疫情主要资料说明及疫灾表 |
| (1) 年表的资料来源、数据统计说明 |
| (2) 明代湖南疫灾表 |
| (三) 明代湖南疫灾流行的分布特点 |
| 1、疫灾时间的分布特点 |
| 2、疫灾空间的分布特点 |
| (四) 明代湖南疫灾起因探析 |
| 1 、疫灾流行的自然因素 |
| (1) 水灾 |
| (2) 旱灾 |
| (3) 蝗灾 |
| (4) 其他原因 |
| 2 、疫灾发生的社会因素 |
| (1) 饥荒因素 |
| (2) 战乱因素 |
| (3) 人口因素 |
| 二、明代湖南疫灾的政府防治 |
| (一) 疫前的防灾备荒 |
| 1、仓储防灾备荒 |
| (1) 预备仓 |
| (2) 常平仓 |
| 2、水利建设之防灾 |
| 3、大力垦荒,发展农业防灾 |
| (二) 疫中的积极救助 |
| 1、严格的报灾、勘灾、救灾程序 |
| 2、采取有效的减灾救灾措施 |
| (1) 遣医送药,医治患者 |
| (2) 掩埋尸骨,控制疫情 |
| (3) 派员祈禳,安定民心 |
| (三) 疫后的安抚与重建 |
| 1、赈济养恤 |
| (1) 赈给 |
| (2) 赈贷 |
| (3) 施粥 |
| (4) 养恤 |
| 2、蠲与减免 |
| (1) 蠲 |
| (2) 减免 |
| 3、以工代赈与安辑流民 |
| (1) 以工代赈 |
| (2) 安抚流民 |
| 三、明代湖南疫灾的民间救助 |
| (一) 绅富救助与民间慈善 |
| 1、绅富势力之救助 |
| 2、民间组织之救助 |
| (二) 民间医学界医疗救助 |
| 1、医学界之理论研究 |
| 2、医学界之实践救助 |
| 四、明代湖南疫灾防治总体特征与评价 |
| (一) 总体特征 |
| 1、救灾措施日趋细化 |
| 2、救灾物资的多元化 |
| 3、救灾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
| 4、民间救灾成为官方救助的有力补充 |
| (二) 总体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明朝湖南农业发展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明朝农业政策与制度及其变迁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全文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选题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研究范畴与理论基础 |
| 2.2 研究范畴界定 |
| 2.2.1 明朝湖南疆域范围 |
| 2.2.2 明朝湖南农业在全国的地位及其成就 |
| 2.2.3 明朝湖南农业研究的重点及其历史价值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制度均衡理论 |
| 2.3.2 制度变迁理论 |
| 2.3.3 传统农业相关理论 |
| 第3章 明朝的农业管理制度 |
| 3.1 农政管理机构 |
| 3.1.1 中央农政管理机构 |
| 3.1.2 地方农政管理机构 |
| 3.1.3 农业监察机构 |
| 3.2 涉农法规 |
| 3.2.1 土地管理立法 |
| 3.2.2 赋役立法 |
| 3.2.3 牛事法律 |
| 3.2.4 农田水利法规 |
| 3.2.5 防治虫害的法规 |
| 3.3 劝农制度 |
| 3.3.1 将劝农之职责列入各级官吏的“考课” |
| 3.3.2 将劝农之职责延伸到最基层 |
| 3.3.3 将劝农督农的措施具体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明朝湖南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 |
| 4.1 人口户籍制度 |
| 4.1.1 户籍的等级划分 |
| 4.1.2 户籍立法的创立与调整 |
| 4.2 对流动人口(流民)的管理 |
| 4.2.1 严申“游民之禁” |
| 4.2.2 对游民、逃户和流民户籍立法及其调整 |
| 4.3 地籍整编 |
| 4.3.1 明朝鱼鳞图册的编制 |
| 4.3.2 明朝中叶鱼鳞册的紊乱与废弛 |
| 4.4 明朝湖南农民的田赋和渔课负担 |
| 4.4.1 田赋制度 |
| 4.4.2 渔业与鱼课 |
| 4.4.3 田赋制度的改革与“一条鞭法” |
| 4.4.4 财政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
| 4.5 明朝湖南农民的徭役负担 |
| 4.5.1 里甲正役 |
| 4.5.2 泛役或杂役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屯垦与农田水利制度 |
| 5.1 明朝的田土之制 |
| 5.1.1 官田的主要类别 |
| 5.1.2 民田 |
| 5.2 土地屯垦制度 |
| 5.2.1 军屯 |
| 5.2.2 民屯 |
| 5.2.3 商屯 |
| 5.3 农田水利与土地开发利用 |
| 5.3.1 农田水利建设 |
| 5.3.2 土地开发利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耕制度变迁与农业技术进步 |
| 6.1 明朝湖南农耕制度的发展 |
| 6.1.1 湖南区域种植制度的演变 |
| 6.2 明朝湖南区域农业技术的演变 |
| 6.2.1 农具和农机动力的变化 |
| 6.2.2 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 |
| 6.2.3 应用新的施肥技术 |
| 6.2.4 农业育种和栽培技术 |
| 6.2.5 主要害虫防治 |
| 6.2.6 农业节候习俗的运用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明朝农业救灾和社会救助制度 |
| 7.1 明朝湖南农业自然灾害概貌 |
| 7.1.1 明朝湖南区域自然灾害特点 |
| 7.1.2 明朝湖南区域农业自然灾害的成因 |
| 7.2 仓储政策 |
| 7.2.1 预备仓 |
| 7.2.2 义仓 |
| 7.2.3 社仓 |
| 7.3 设立慈善救济机构 |
| 7.4 田赋减免政策 |
| 7.4.1 蠲免 |
| 7.4.2 改折、缓征、停征 |
| 7.5 其他赈灾方式 |
| 7.5.1 急赈 |
| 7.5.2 以工代赈 |
| 7.5.3 借粮、贷种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明朝湖南农业制度的形成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8.1.2 明朝湖南农业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 |
| 8.1.3 国家初步实践了对农地产权为核心的农业保护政策 |
| 8.2 对当代湖南发展现代农业的启示 |
| 8.2.1 治国即治吏、治农先治官 |
| 8.2.2 提升农业政策性保护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
| 8.2.3 统筹处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
| 8.2.4 进一步完善农村有效率的农地产权制度结构 |
| 8.2.5 全面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闽江流域降水径流时序变化特征与洪旱事件识别（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文时间序列特征研究进展 |
| 1.2.2 干湿变化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地理位置 |
| 2.2 地质地貌 |
| 2.3 闽江流域水文气象要素特征 |
| 2.3.1 基础数据情况 |
| 2.3.2 闽江流域降水基本特征 |
| 2.3.3 闽江流域径流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闽江流域多时间尺度径流趋势特征 |
| 3.1 水文趋势分析方法 |
| 3.1.1 Mann-Kendall法 |
| 3.1.2 Pre-whitening MK法 |
| 3.1.3 Trend-free Pre-whitening MK法 |
| 3.2 三种方法结果对比分析 |
| 3.3 闽江流域多时间尺度径流趋势分析 |
| 3.3.1 年径流趋势分析 |
| 3.3.2 季节径流趋势分析 |
| 3.3.3 月径流趋势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闽江流域气候干湿变化时空演变特征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标准化降水指数 |
| 4.1.2 经验正交函数分解 |
| 4.1.3 线性趋势法 |
| 4.2 闽江流域不同时间尺度的干湿变化过程 |
| 4.3 闽江流域干湿过程的时间变化特征 |
| 4.3.1 年际变化 |
| 4.3.2 季节变化 |
| 4.4 闽江流域干湿过程空间变化 |
| 4.4.1 年际特征 |
| 4.4.2 季节特征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闽江流域洪旱事件的识别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Pearson相关分析法 |
| 5.1.2 气象、水文干旱指数 |
| 5.2 闽江流域洪早事件 |
| 5.2.1 洪水特征 |
| 5.2.2 干旱特征 |
| 5.3 闽江流域多时间尺度SPI的径流响应 |
| 5.3.1 多时间尺度SPI与逐月连续径流序列相关分析 |
| 5.3.2 多时间尺度SPI与各月径流序列相关分析 |
| 5.4 基于多SPI-2的闽江流域洪旱事件识别研究 |
| 5.4.1 SPI-2在闽江流域洪水事件识别中的应用 |
| 5.4.2 SPI-2在闽江流域干旱事件识别中的应用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基本结论 |
| 6.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南平的夏秋旱与水利（论文参考文献）
- [1]福建气象干旱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技术[J]. 张容焱,庄瑶,薛峰,陈思,林昕,潘航. 灾害学, 2019(03)
- [2]基于古籍库中典型描述语检索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时空特征与原因分析[D]. 刘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3]浅析南平市山垅田现状及复垦改造措施[J]. 梁彦,魏重艳. 上海蔬菜, 2017(04)
- [4]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5]苏轼行踪考[D]. 李常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6]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苏东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大腔戏发展研究[D]. 罗金满.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8]明代湖南疫灾防治研究[D]. 蒋明明.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5)
- [9]明朝湖南农业发展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D]. 何六生. 湖南农业大学, 2014(04)
- [10]闽江流域降水径流时序变化特征与洪旱事件识别[D]. 王跃峰.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