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

一、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王利民,李生俊^[3]（2021）在《论民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以人民利益为目的的文化,以人民为本是民法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在联系与特征。民法精神以社会规范与秩序构造的本体性和自主自为的自律性构成了法治文化的民本生态属性。它既体现法治文化的主体性,又体现法治文化的行为性。民法精神作为自律的行为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则是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化,具有道德本体的文化属性。民法精神是根植于民族传统的社会精神,以其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必然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并展现民族传统的法治文化属性。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具有市场经济法治文化的本质属性与特征。

孟桢^[4]（2021）在《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文中指出权利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权利正义命题的追问穿越时空,从对权利神授论的顶礼膜拜到对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的极致推崇,权利正义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被当作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无论是权利神授论还是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眼中都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权利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义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权利正义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权利正义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虽然有抽象的方面,但是不能仅仅诉诸抽象的理解。权利正义并非一般的正义,而是一种意蕴丰富的有根的存在和特殊的存在,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规范性范畴,这种规范性范畴所表达的是一种应当的、合理的价值取向或要求,它既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要求。人从天然的自然界分离出来,作为人存在,他实际上就有一定的作为人存在的权利。人的权利既表现在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中,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们经常谈到的所谓认识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交往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政治的权利、道德的权利、宗教的权利,以及近代商品经济以来讼争不休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力等等,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权利在各个不同活动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人的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因而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权利就会有不同的特性。在自然的领域中,人的权利要受到人的活动能力的约束,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的发展还要受到阶级利益与法律、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在自然领域中,人的权利突出的表现为对外部自然力的打破与占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则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过去活动的超越与自己活动权利的扩充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权利时,需要注意和澄清的问题是人的权利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域中,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物,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人的世界必然面对和遭遇的权利正义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权利产生中的正义,二是权利分配中的正义,三是权利享有中的正义,四是权利保障中的正义。当权利正义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凝固僵死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从而在归根究底的意义上,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革新、运动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正义关系,在以贵族为主的等级社会阶段是等级权利正义,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形式权利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达到真正的实质权利正义。从而,权利正义的本质属性现实地表现为历史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方面。因此,权利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奋斗,斗争与权利正义具有历史共生性。由于,权利正义范畴是社会规范价值的反映,既有规范的功能,又有评价的功能,因而,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在历史合理与否的问题上,民粹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都不能作为评价历史合理与否的尺度,在马克思历史观看来,衡量一种正义价值是否具有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本尺度与参照坐标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一是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蚀的思想武器;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指南,特别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有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四是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促进社会进步;五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权利文化。

袁玥^[5]（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飞跃。工业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自18世纪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次次颠覆性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迹。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引领着全球的创新浪潮,中国也正参与其中。在如此巨大的、颠覆性的变革面前,如何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人类对工业革命的反思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黄金期。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亲历者,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给人们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进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当初发轫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迥乎不同,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革命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和对不同制度下工业革命发展特殊性的剖析,现在看来仍是具有生命力的,特别是一些前瞻性的探索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为我们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有益借鉴。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方法,立足经典文献,力图形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具有系统性、创新性、时代性的研究成果。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生成理路。第一,从时代背景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是在19世纪欧洲的土壤中孕育,在大工业时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下萌发,在无产阶级反抗奴役和剥削的斗争中锻造的,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第二,从主观条件看,马克思恩格斯自少年时期就树立起来的远大的抱负,对工业发展动态的持续性关注与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使他们成长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第三,从思想来源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特别是对同时代理论家的批判与反思,形成了对工业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第二部分（第3-6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身处工业革命勃兴的时期,他们系统、深入地考察了工业革命形成和发展,揭示了工业变革的内在机理,从而形成了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制度下大工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第3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产生条件、标志、性质的认识。从产生条件看,工业革命是社会分工、市场经济以及科技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发展标志看,工业革命是以工具机为核心的生产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包括工具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部门中的运用,用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以及工厂制度成为与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从革命的性质看,工业革命也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变革的社会革命。第4章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正面效应的分析,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四个维度阐释了工业革命的进步作用。第5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负面效应的剖析,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困境与危机。第6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与未来社会的探索,重点突出了大工业的发展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重要意义,描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发展等方面的美好愿景。第三部分（第7章）: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工业革命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对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袭不可阻挡,它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兼具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的价值导向、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和现代化迈向新高度、走向新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贯穿于其学术研究的始终。他们关于工业革命的深入剖析体现了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因此,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不仅对深入理解工业革命本身、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对剖析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勇^[6]（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长达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历史中,伦理道德在稳定社会生活、建构社会秩序和引导人们善的求索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传统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伦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经济伦理遭到严重危机和挑战,传统的经济伦理已无法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社会经济生活中伦理失范现象突出。1919年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并将之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实际相结合,对传统经济伦理予以现代改造,实现创造性超越,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就此逐步生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即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价值目标、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综合体系,以其独特的视角引导并规范党的经济政策、法规决策、执政手段等。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涉及诸多学科、诸多领域、诸多层次的理论体系。从不同学科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学和伦理学,还涉及诸如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从不同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大时期,期间又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存在数个小阶段。从经济活动环节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包括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生产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生产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生产手段选择;交换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交换形式选择,公平的交换尺度确立;分配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分配原则确立,公正的分配方式探寻;消费伦理思想,包括合乎道德的消费目的确立,合乎道德的消费形式选择。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体系庞大的理论体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无疑至关重要。这个切入点应是在整体把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演进时期脉络基础上,通过对经济运行不同环节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以此才能探寻到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经济活动就是经济伦理最直接的研究对象,它主要体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最基本的经济环节,因此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应该围绕这四个环节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亦是如此。尽管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是包含不同视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庞大思想体系,但是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伦理思想为基本研究对象时,就已经包括诸如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伦理研究。因此,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消费伦理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开展研究,明确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理论渊源,划分不同环节伦理思想之阶段时期,探究中国共产党各环节伦理思想之内涵,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生成与演进阶段的最优选择和最全面的考量。在结合具体时代背景与建设需要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汲取各思想流派之合理要素,产生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和消费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生产伦理思想经历对旧生产制度道德批判、单一追求物质需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重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四个阶段,明确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的善、以人为本的生产主体思想和生产与生态相协调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交换伦理思想经历局部商品交换、社会主义计划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市场商品交换三个阶段,孕育出尊重与运用价值规律、竞争合作并存、等价交换和诚实守信原则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分配伦理思想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包括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分配主体、兼顾公平效率的分配标准和实现共同富裕分配目的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消费伦理思想经历量的节约、质的合理增长和质量并重三个阶段,形成适度消费、均衡消费、绿色消费的基本内涵。围绕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进行伦理探寻,有利于更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伦理思想核心理念包括坚持根本原则是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经济公正、目标旨向体现为和谐共生关系的构建,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义利兼顾的手段,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贾佳^[7]（2021）在《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思远^[8]（2020）在《《资本论》中的生产和需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资本论》文本,以《资本论》中的生产和需求为研究对象,阐释了《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及二者关系的原旨属性,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和需求及二者关系原旨属性的异化。本文科学地、具体地论证了《资本论》中不同条件下,生产和需求及二者关系原旨属性的异化,这些条件包括价值增殖目的、价值增殖下降趋势和社会再生产,从而阐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超过需求的内在原因和必然性。本文在充分肯定《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决定需求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证明了《资本论》中批判的不是生产决定需求本身,而是生产决定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不了,即生产决定需求只有在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本文的研究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矛盾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的核心理论工具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率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本文对《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的研究共包括7章。第1章绪论,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研究背景分为历史背景、学科背景和时代背景,包括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和需求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往学者对《资本论》中相关观点的片面性理解,以及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研究的密切联系。研究意义分为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包括具体的、历史的看待《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关系真实主张,以及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阐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生产和需求关系的不同观点。国内研究现状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就生产决定需求和需求决定生产两种观点分别进行了阐述和评析;国外研究现状以经济学学派为划分依据,对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相关观点分别进行了阐述和评析。研究思路主要阐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脉路,研究方法主要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在本文中的应用。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向的创新,不足之处在于对文献资料占有和理论结合实际的欠缺。第2章《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的原旨属性,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中生产的原旨属性、《资本论》中需求的原旨属性、以及《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关系的原旨属性。本文认为,《资本论》中生产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人类生产耗费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别创造有用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产实际只受生产要素总量和使用效率的限制。本文认为,《资本论》中需求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人类对有用物的需求始终是对有用物使用价值的需求,但人类对有用物使用价值的需求必须通过以有用物价值为中介的支付能力实现。本文认为,《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关系的原旨属性是生产决定需求,但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动摇了生产决定需求,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实现生产决定需求。第3章《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目的下的生产和需求,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目的下的生产,《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目的下的需求,以及《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目的下的生产超过需求。本文认为,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是为价值生产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价值增殖的追求必然导致使用价值的生产无限扩大,而资本主义生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决定了资本家的资本价值的增殖程度。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价值总量决定了社会的总体需求能力,财富价值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社会成员的需求能力。因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力价值决定了雇佣工人的需求能力,增殖价值决定了资本家的需求能力。本文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全社会的总体需求能力由雇佣工人生产创造,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对增殖价值的剥削使雇佣工人需求能力受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生产和需求失衡,破坏生产决定需求。第4章《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趋势下的生产和需求,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趋势下的生产,《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趋势下的需求,以及《资本论》中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趋势加剧了生产超过需求的矛盾。本文认为,价值增殖程度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而价值增殖程度下降趋势必然迫使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扩大和对增殖价值的剥削程度加大。本文认为,价值增殖程度下降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和劳动力贬值并存,而二者共同作用必将使社会整体需求能力下降。本文认为,价值增殖程度趋向下降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生产过剩,从而促使资本主义扩大海外市场的同时,必然将生产和需求失衡的矛盾引向全球。第5章《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和需求,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对生产和需求的规定,《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生产和需求平衡的可能性,以及《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生产和需求平衡的不可能性。本文认为,社会再生产要求生产既要实现价值补偿,又要实现物质补偿,即社会再生产要求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本文认为,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和需求的平衡条件是物物交换和社会计划,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内在的排斥物物交换和社会计划,无法实现社会再生产条件下生产和需求的平衡。第6章《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关系的时代价值,重点研究了《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和需求的研究对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关系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和需求平衡条件的阐释,有助于科学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和需求的性质,即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定位生产和以人民需要为核心定位需求。本文认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和需求平衡批判,奠定了处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和需求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破坏生产决定需求的批判,要求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和需求关系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7章是结论,重点阐释了《资本论》中生产和需求关系研究的核心要义。本文认为,生产决定需求并不是《资本论》的外化观点,而是蕴藏在马克思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破坏生产决定需求的批判中。本文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始终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而生产决定需求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也必将通过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因此,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和需求的矛盾,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汪大贺^[9]（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表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潘从义^[10]（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二、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民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资本论》中的生产和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10）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论民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J]. 王利民,李生俊.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4]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D]. 孟桢.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D]. 袁玥. 辽宁大学, 2021(02)
• [6]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江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7]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资本论》中的生产和需求研究[D]. 刘思远. 吉林大学, 2020(03)
• [9]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10]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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