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论的发展轨迹

一、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论文文献综述）

张悦^[1]（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汪江欣^[2]（2020）在《王礼文学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礼（1314-1386）,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工于文章,着述甚富,但多散佚。今唯所着《麟原文集》前后共二十四卷存世。王礼的文名传扬于外,颇受时人推重,且其为人也得到了当时文学之士的认可。其文学思想理论颇为丰富,在元代文学理论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内蕴着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本文主要力求探究王礼其人及其文学思想。全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王礼的生平与交游。首先对其生平、交游情况做了考察,探究了其文学思想形成的渊源。第二章:王礼的学术渊源、心态及文学批评。首先论述其家乡文化传统,进一步探究其文学思想形成的渊源,并引出其文士、遗民与隐士的三种身份及心态。再论述王礼对于伯颜子中诗集及他人诗文的文学批评。第三章:王礼的文学思想探论。以其《麟原文集》为底本对其文学思想进行考论,提炼出了他的四个主要文学观——“传可诵者,必其善言情性”——情性论、“诗自真情实景,便异凡俗”——情景论、“文之在天地间,二气之为也”——文“气”论、“收而辑之,为士者之职”——采诗存史观。最后,于结语部分大致梳理了其四种主要文学思想在明清的延续发展,得出结论:王礼的文学思想在元代有着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后世文学理论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也颇具价值。

孔庆蓉^[3]（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提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王倩^[4]（2019）在《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文中认为陶渊明经历代文人的阐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对于该符号意义的定型与扩充,元初南方士人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元初南方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异族统治的耻辱、华夏文明的危机、社会地位的沦丧、生存处境的窘迫,于耻事二姓、严辨夷夏的儒家精神与忠义守节的遗民情怀的影响下交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群体,而陶渊明也成为这一群体不约而同推崇与效法的对象。他们以前人、时人对《陶渊明集》的整理、抄写、校订、刊刻本,与陶诗选集、苏轼《和陶诗》以及前贤评陶文献为媒介,认识、理解陶渊明,从而对其人其诗进行评价与接受,这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集》的注释、文学创作上的接受（如拟陶诗、和陶诗、题陶画诗、同题集咏以及创作上的“偷语”“偷意”“偷势”）、理性的解读、人格与诗论上的借鉴。而和陶诗作为陶渊明接受的特殊方式,亦受元初南方士人追捧,以至于和陶文人层出不穷。元初南方学陶文人数量众多,和陶、学陶形式多样,全面深刻,掀起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又一高潮,慕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元初南方普泛化的精神取向。元初南方士人从小受理学熏染,普遍重视主观修养的提升,因而强调学陶应先从其人品入手。文人们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性、时代性精神,且陶渊明人格内涵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以至于对陶渊明人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很多共性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任真自得的闲适心境”“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上。这样一来对陶渊明其人的推崇便成为了元初南方士人的一种风气,因此陶渊明真正参与士人时代精神建构。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经历遭际、文化思想等存在差异,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与接受也有出入,因此个性特征不容忽视。如方回将渊明躬耕归隐、固穷守节品质同躲避朝廷内乱的意图相连,对前贤关于陶渊明忠义精神、桃源理想的讨论进行更正,此外在评价“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时提出“自形役自身”“心即境”的创见,并由此反思自身失节行径与宽慰沉重内心。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人品的目的在于欲借渊明品质正社会风气并构建时代精神标准与典范人格,欲借渊明忠义精神强化对故国社稷的忠诚、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扞卫。可是,他们于动乱时局、思想渊源、社会风气、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形成了与陶渊明人格相左的现实人格,即“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谋身求名的重利思想”“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这制约他们真正获得渊明思想精髓。因此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程度并不高。元初南方士人因仰慕陶渊明人格,进而好其诗歌,自然接受其审美思想。因所面临的诗坛现状与文学使命趋同,加之往来酬唱互动,元初南方士人的美学趣味相契合,从而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平淡自然”“风韵之美”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从诗学思想与和陶诗等诗歌创作中加以吸收。他们对陶渊明诗品的普遍推崇,使得“平淡有味”诗品成为元初南方的审美风尚,这意味着陶渊明真正参与了南方士人诗学的建构。此外,个性解读亦不容忽视,如刘将孙从诗歌发展史与晋人风度的角度解读渊明自然诗品、将渊明冲寂诗风归结为“养气”、借《停云》诗阐发陶诗好比兴寄托而言近旨远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提出“天趣说”“清气说”。这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价值。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诗品的直接意图在于个人诗歌审美理想与创作的更正与完善,但根本目的在于看清元初诗坛弊病后欲为其寻找突破口,即:起五言古诗之衰,纠律诗现时之弊。这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进一步证实与巩固了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然而,由于未学得陶渊明精神胸腑以及元初诗坛弊病的复杂性,元初南方士人非仅守陶诗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从而形成与陶渊明诗品相左的诗学思想,如诗史精神、崇尚雅正、讲求诗法,这必然对阻碍对陶诗的接受。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踵武前贤,承旧出新,继往开来,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总结性,即继承元前接受成果,从而贯通陶渊明接受史。其次,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具有突破性,从受众而言,慕陶、学陶已成为一种文学风气;从接受方式而言,除致力于和陶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外,还开创了具有时代性的习陶方式,如同题集咏与题陶画诗;从接受内容而言,对于前代士人轻视或忽略的陶渊明人品与诗品亦作有充分阐释与效法,从而真正实现陶渊明接受的全面性;同时元初南方士人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真正落实到心灵、行为与诗论、创作上,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从而从实践上真正发挥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证实与巩固了陶渊明的典型地位。此外,元初南方士人熔铸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人格对陶渊明进行重构,将其忠义气节延伸至对民族气节与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坚守,从而进一步将陶诗的地位与价值推向更高境界。最后,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影响性,对于元中后期、明清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切入点、接受重点、观点形成、接受意图与人格精神与诗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孙伟^[5]（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车兰兰^[6]（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认为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郝青霄^[7]（2017）在《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文中指出*本索引所收录的是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高校中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索引,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条目在前,摘要附后,大致按年代顺序排列。*每个条目所列内容为:序号.作者:《题目》（某某）,院校

张晶^[8]（2017）在《攀援在美学与诗学的道路上——《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自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时值岁暮,马上就要进入2015年了。岁月匆匆,不想自己已经满一个甲子了。回首自己走上学术道路30余年,七七八八写了不少文字,现在把它们收拾一下,又加以沙汰,选出较有代表性的东西按着内容编排这样几册文选。本拟请学界好友为序,友人说你自己作序,最能道出其中三昧。于是我便遵从其意,自己为这个《美学与诗学》的学术文选写篇"自序"。一之所以把这部文集名之为"美学与诗学",是因为其中所选的内容都在美学和诗学的范畴之内。我从少年时便喜欢

袁媛^[9]（2017）在《清初遗民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探讨“遗民意识”影响下的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民初遗民诗学、明代诗学及清代诗学发展之承继关系,以求全面、系统、客观的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诗学史及遗民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从政治环境、学术背景、诗歌创作、诗学渊源论清初遗民诗学生成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研究清初遗民诗学需先“论世”,知遗民“身处”。第二章概论清初遗民诗学的相关问题。清初遗民诗学是遗民意识影响下的诗学,遗民意识直接影响遗民心态与行为。遗民选择诗歌表达眷念故国之情与保存故国文献、遗民文献的愿望,然传统诗论束缚了遗民的表达,遗民亟需重新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以适应遗民情怀的抒发,清初遗民诗学应运而生。清初遗民诗学是以诗情观与诗史观为中心,以诗法与批评为重心,以求真与贵变为特征的诗学体系。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三章,清初遗民诗情观是清初遗民诗学的中心,亦是清初遗民诗学的统帅。从诗学发展史来看,清初遗民诗学与元初遗民诗学共同构成遗民诗学史之主体,清初遗民诗情观是对元初遗民诗情观的继承、深化、拓展,是遗民诗学之集大成。就诗情理论本身来说,清初遗民诗情观以清初性情论为哲学基础,以真性情、情与理、情与景、归本忠孝界定性情的范畴,极大拓展了诗情论的广度与深度。第四章,清初遗民诗史观不仅在创作上自觉以诗为史,且在理论又有所拓展,内容上主张以诗为史、以心为史,功能上强调以诗补史之阙,以诗证史之讹。清初遗民之诗史理论于创作、理论、批评之规模与影响皆超越元初遗民,与元初遗民诗史理论共同构成遗民“诗史”史。第五章,清初遗民辨析唐宋论诗法,非分唐宋之优劣,而是藉此建构遗民作诗之法。遗民学唐宋诗之优势,总结并建立符合遗民表达的诗法:诗法杜甫,重振风雅;重视学问,根柢经史;就彼声律,舒我性情。遗民所论诗法,充分肯定诗法的价值,主张诗出之以性情,规之以法度,同时又强调诗法始终以性情为本,反对刻板的死法。第六章,清初遗民的诗歌批评受诗人经历、情志与遗民意识的影响,批评态度中正公允,论诗人重于诗、论诗真重于工,建构以“清”为中心的审美标准,论诗多清刚之气、冰雪之气,追求清寒古澹的诗风。清初遗民将淳厚的乡邦意识与坚定的遗民情怀相融合,极力宣扬西北亢厉质朴、岭南雄直悲怨的诗风,开启清代地域诗学的发端,共同建构清初遗民诗歌批评体系。余论部分论清初遗民诗学之影响。本文研究清初遗民诗学,将其置于遗民诗学与清代诗学的坐标系中,横向可见时下遗民诗学,纵向可观遗民诗学发展史,以此评价清初遗民诗学在遗民诗学史、诗学史的地位与价值。

陈媛^[10]（2017）在《元前期江南学官诗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元前期江南学官诗人群体,是宋亡后出任江南地方学官的仕元南人群体。这一群体从宋末遗民中分化而出,成为异族王朝的边缘仕宦群体,他们因贫而仕、既仕而悔、悔而复归的复杂心态及人生历程集中而鲜明地反映了宋元易代背景下的南人群体的历史境遇。该群体以诗歌作为抒发心灵呼声、交游唱和甚至是影响元诗发展的工具。他们身仕而心隐,用诗歌抒写在仕与隐的夹缝中挣扎而后回归隐逸的心路之旅。诗歌唱和的对象也偏向于隐逸群体,即便是与仕元群体的交游也主要是书画艺文方面的切磋,并无干谒之意。因此,江南学官诗人群体的内在心态与外部交游,决定了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隐逸群体。这一群体隐于学舍,以续宋之斯文为己任,群体代表所提出的“宗唐得古”、“诗主性情”等主张力矫宋末诗坛之弊,促进了宋元诗歌的良性过渡,对元代诗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论文提纲范文）

（1）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王礼文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4）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8）攀援在美学与诗学的道路上——《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自序（论文提纲范文）

（9）清初遗民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元前期江南学官诗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2]王礼文学观研究[D]. 汪江欣. 安徽大学, 2020(07)
• [3]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D]. 王倩. 西南大学, 2019(06)
• [5]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7]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J]. 郝青霄.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2)
• [8]攀援在美学与诗学的道路上——《美学与诗学——张晶学术文选》自序[J]. 张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11)
• [9]清初遗民诗学研究[D]. 袁媛.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元前期江南学官诗人群体研究[D]. 陈媛. 南昌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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