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论文文献综述）

王蕊^[1]（2021）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内蕴无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要求党的年轻干部必须始终践行并传承下去。青年公职人员是党的年轻干部队伍的主要后备军和人才储备力量,是年轻一代国家行政的主体,是未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年轻干部的道德建设工作,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强调年轻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修政德、强政德,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虽不完全等同于年轻干部政德,但其内涵价值也自然蕴蓄其中。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状况不仅代表着整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总水平,还对全社会的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关乎整个民族的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因此,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在新时代尤为重要,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作尤为紧迫。新时代强调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对规范青年公职人员自身行政行为以确保正确履职尽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更是新时代为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铸魂补钙”所必须施行的关键举措。强化青年公职人员的道德有利于在国家行政人员群体中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信仰之钙、把稳思想灵魂之舵、秉承民族精神之脉。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应以政治品德建设作为中心和统领,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作为基本准则,深度融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中的总体要求和四个基本着力点,同时注意结合青年公职人员的特质和优势,为促进并形成更高水平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而不懈努力探索。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以及建设目标的最终达成需要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扎实可行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以尽快在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内外布局中形成强大合力获取最优效果。为此,本文特采取理论研宄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将全文共划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证与分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目前关于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行文思路、逻辑架构、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奠定了本论题的研究基础和起点。第二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相关问题概述。分别对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青年公职人员道德三个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同时对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各方要素包括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主要内容等进行具体解析,以此明确本研究的主体和价值。第三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分别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理论、国外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做法与经验借鉴等四个层面出发,作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理论之基,为后续章节相关结论的得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四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问题及成因。这一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首先,对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状加以概述,这部分内容主要突出我国在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具体包括:青年公职人员的个人素养多维提升、道德认同显着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先进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等几个方面。紧接着,明确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在于:理想信念面临挑战、教育培训效果欠佳、制度体系存在缺陷等,并针对现存问题着重从思想观念、制度机制、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可能导致上述现存问题出现的原因。本部分内容的论述为下一篇章部分提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优化路径明确了方向。第五部分为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的优化路径。这是本论文的又一重点部分。本篇章中认为,为了更好的解决和优化上一部分中指出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现存主要问题,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前提,即注重顶层设计和抓牢“关键少数”。紧接着重点从深化青年公职人员自身道德修养,以实现“以心修德”;强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以实现“以教强德”;完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制度设计,以实现“以制固德”;优化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环境,以实现“以境养德”等几个具体层面着力展开相关论述。通过编织全面、系统、安全的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灵活的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发展模式,加快提升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水平,有效促进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于瑶^[2]（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李泽明^[3]（2021）在《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德乃为人之本,德乃为官之基。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途径。德才兼备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建设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关键就在于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政德教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干部政德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积累了一些珍贵的经验。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也存在政治失德的现象,就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立场不坚定、纪律意识不强等问题,严重抹黑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提升领导干部的政德素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迫在眉睫。而开展领导干部的政德教育是提升政德素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势在必行。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力求通过系统论研究方法,分析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探求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总结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并对新时代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内容体系进行全面阐述,形成研究论文的主体框架。第一章阐述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理论。通过对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核心概念的学理分析和界定,理清政德与政德教育之间的关系,明晰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内容、方式、机制等维度探究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要素,并进一步分析新时代政德教育的特征。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需要、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需要。第二章梳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实践。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植根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为理论基础。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一致,中国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得到持续推进,并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创新和发展。第三章重点分析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取得突出成效。但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自身政德修养欠缺、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冲击、市场经济趋利性固有缺陷的危害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等原因,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存在着政德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有错位、政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政德教育方式创新程度不够、政德教育运行机制尚不够畅通、政德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第四章总结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目标及和内容。加强干部政德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其中增强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是干部政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帮助领导干部树立良好政德是干部政德教育的直接目标,建立系统的政德教育体系是干部政德教育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的确立为政德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具体实施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包括以筑牢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明大德教育、以强化公正廉洁为核心的守公德教育、以恪守自律慎独为核心的严私德教育。第五章阐述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成效的原则和措施。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内容的针对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相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为原则,由此,构建起以政德教育需求分析机制、领导调控机制、考核激励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为内容的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优化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应提升政德教育主体素养和能力、创新立体化的政德教育方式、构建特色且相对完善的教材体系、建设高素质政德教育师资队伍。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归纳演绎,力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构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通过研究可见,政德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有明确的目标指引。构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是从源头上增强政德教育针对性、有效性的举措。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日久弥新的时代课题。

赖雪梅^[4]（2019）在《“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05方案”实施以来,“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为一门课程,然而实际教学效果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个现象,为解除“基础”课教师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门课中认知上的困惑,促进教材到教学的有效转化,本文探究了“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两张皮”现象,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并以此进行实践验证。从理论层面而言,把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整合于“基础”课当中,不仅是因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有机融合,更是因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学理上的联系,这是促成“基础”课诞生的最根本的缘由。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从未分离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合法性。系统梳理和澄清“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助于提升“基础”课的理论深度,增强课程学术魅力。从现实层面而言,基于前述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的考证,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提出系统的教学实施建议,全方位推进“基础”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真正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研究的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习近平主席对青年人提出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要求,中宣部“05方案”设计的“基础”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但是,“基础”课的教学实施现状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很大差距:一线教师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为了帮助一线教师打通对“基础”课学理认知上的困惑,使其认识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价值趋同性、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致性,学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且对“基础”一线教师的困惑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直接探究“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实施现状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并进行实践验证,希望借此帮助“基础”课一线教师解除学理困惑,为增强“基础”课教育教学实效性提供方法和途径上的借鉴。第二部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首先对“基础”课、“德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法制教育”这几个关键词语进行阐释和界定。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同源性、同质性、价值趋同性和互补性差异的理论是“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在一门课程中的内在学理依据。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中国德法相济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德法融合的思想也为“基础”课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这部分研究将为实现“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历史基础。第三部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及其维度。从现实来看,道德与法律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意识形态,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建立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现实基础之上。“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结合正是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此部分的深度分析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一线教师对“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建立有效的认同感。第四部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分析。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和教学的惯性导致他们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在教学中不能将“05方案”的指导精神贯彻到位,从而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诸多方面。唯有透析“基础”课教学“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改进对策与实践。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也是课题创新价值的集中所在。基于前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考察和分析,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当中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系统的实施建议,并进行实践验证,全方位推进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基础”课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陈晓晨^[5]（2018）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企领导干部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是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导核心,是实现现代化企业制度完善的骨干支撑。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紧密结合当下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对国企领导干部自身的综合道德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加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仅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有企业现实工作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与阐述,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说明。通过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过程来总结以往教育经验。并针对当前我国国企领导干部道德与道德教育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原则,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并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实现机制进行探索与说明。全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论构成,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旨在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并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一步分析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与短板,为深入探索研究指明方向,并对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点做重要说明。第一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首先从国有企业的定义与特性入手分析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而引述国企领导干部的身份特性及其重要作用。其次分别对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涵进行阐述分析,进而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定义进行概括说明。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特性与重要功能。第二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历程进行分析。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确立和特色进行说明,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理论进行梳理,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其次,通过分析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变化以来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实践历程,并总结其基本经验,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第三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成因进行分析。首先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的基本现状进行分析,并从经济、文化、制度、自身及教育五个方面探讨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诱因。其次,通过调查国有企业开展道德教育工作的具体情况,正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为后续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工作改进提供方向。第四章对新时代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面对的新变化和新要求进行分析。本章通过分析当代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自身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详细说明环境变化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的影响,针对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提出新的要求。第五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明确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及基本原则,为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导向。其次,在把握思想政治导向的同时,确定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责任教育、诚信教育、廉洁教育、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再次,提出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应采用的基本方法,包括: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结合,自我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第六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实现机制进行分析。首先,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实现的驱动力即教育客体的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科学认识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的关系,加强道德他律规范国企领导干部从业行为,强化道德自律提升国企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其次,对道德教育实现的重要保障即构建长效机制进行论述。提出从完善领导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加强道德教育机制建设。再次,拓展道德教育传播途径,加强国企道德文化建设,明确企业道德文化建设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发挥其教育功能、约束功能、规范功能与凝聚功能,进一步提高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结论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不同环境变化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影响及新要求,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实现途径进行了强调,突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鼓励将道德教育工作渗透到国企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中以提高教育实效。

杨云成^[6]（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王盛旺^[7]（2014）在《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建和谐社会》文中认为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刘春滚^[8]（2013）在《制度伦理视域中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随着社会实践和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建设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对社会思想道德的根本性影响日益突显,在新形势下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说教和引导很难起到道德教育和整合的作用。针对当前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也更多地从制度的层面去探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本文以制度伦理的视域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进行重新的研究和审视,以求通过制度伦理的全新视域把制度的强制力和道德的引导力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以解决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的问题,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平。总的来说,本文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思想指导,坚持把社会主体的“人”作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以人性的内在特性作为研究的根本依据,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人性的社会化改造为根本手段,以构建良秩社会为根本途径,以领导干部最终奋斗目标为根本价值判断取向,以改善和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最终任务。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坚持以制度伦理的视域来研究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又坚持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出发,明确领导干部制度伦理的改革方向。坚持把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终极目标与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现状相结合,研究如何通过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良序社会,为实现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发展的最终目标构建现实的渠道。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首先,从理论上阐述制度伦理及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本质。不管是制度伦理的研究,还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都是服务于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最终目标,在消灭了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在理论本质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必须直接服务于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建立一个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伦理的理论本质是以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方法服务于人的生存状况的改善,这一理论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目标是同一的。从这一理论本质出发,在论文的研究和论述过程中坚持围绕社会主体的“人”,即人民群众这个根本和中心来展开,来分析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如何构建适合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制度伦理构架,研究如何把制度伦理的相关理论运用到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实践中去。重点论述了制度伦理价值取向如何确定的问题,制度伦理激励引导机制、惩戒制约机制如何发挥的问题,制度与伦理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如何有效地扩张人性中善的一面、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重要问题,也是能否把制度伦理的理论有效地运用到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关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明确以制度伦理为视域来研究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具体路径。接下来,对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内部及外部因素进行研究。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内在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研究人类自身的特性对制度伦理及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对人性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并结合对制度伦理及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身规律性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不管是制度伦理的研究还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研究都必须以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为基础。通过研究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如何把人性中善的方面发挥到最大的程度,把人性中恶的方面进行有效的遏制是制度伦理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从外部影响和制约因素来说,主要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从宏观上把握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方向。最后,从制度伦理的视域来分析和研究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及问题,对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出现滑坡和失范的原因从制度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找出当前干部制度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制度伦理和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最终目标,提出改进的思路和具体的对策,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刘彦芬^[9]（2013）在《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项社会事务，构成了全社会最高层次的道德实践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德是领导干部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事务时应具有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准则。领导干部官德对社会道德有导向作用，其核心就是如何用好权的问题。新时期领导干部官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综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官德建设的研究成果，尽管学界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早已达成共识，但官德建设研究倾向于理论建构，主要是对官德的内涵、特征、功能、基本规范以及官德建设的基本对策进行学理性研究，而实践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则相对逊色。鉴于这种情况，新时期官德建设研究一方面应发挥理论研究的基础作用，深入探讨官德的培养机理和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分析官德建设面临的实践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深化官德建设研究，离不开从道德生活实践和道德知识中汲取思想资源。其中，中国古代以“为政以德”为核心的官德思想，提倡以道德约束权力；西方官德建设基于基督教的原罪论和人性恶的认识，崇尚法治，致力于在制度层面寻求制约权力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官德建设理论，则为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官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是新时期官德建设的逻辑起点，为我们思考当前中国官德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官德建设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意领导干部官德建设问题，在官德建设实践中，不但确立了领导干部基本的官德规范，不断深化了官德建设的具体内容，而且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官德建设的方式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官德建设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领导干部的重要法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现代社会转型是导致当代中国包括官德失范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原有的体制、秩序和观念已被冲破，而新的体制、秩序和观念还未形成。在这种情境下，由于监督机制缺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多层次的文化冲突和思想道德教育失误等原因，引发了领导干部官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精神懈怠、腐败现象、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等，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要科学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中进行全面的考量。新时期官德建设只有与官德失范问题的有效解决相结合，才能彰显出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换言之，官德失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时期官德建设目标的科学化，社会主义官德规范体系的建立，现代性价值理念的教育与积淀，各种制度措施的设计与实施以及公民和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的全面提升。具体而言，新时期官德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官德建设科学化的目标。提高官德建设科学化水平，一是实现官德建设理论的科学化；二是在官德制度体系建设中，完善官德教育制度、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建设；三是官德建设方法的科学化，包括官德建设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和遵循道德形成的规律等。其次，确立官德建设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和集体主义是新时期官德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再次，按权力行使的不同领域确立领导干部官德规范的内容。任何道德建设都有一个标准的问题。一般来说，官德的内涵是与政府和官员的职能密切相关的，因此，官德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范围几乎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不同领域领导干部有不同的道德行为规范。在政治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忠于国家和勤政为民；在经济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清正廉洁；在文化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兼容并包；在社会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公正无私；在生态建设领域，领导干部的官德规范是和谐共存。而自我节制是官德规范由外在他律转化为内在自律的基础。最后，提出官德建设的路径。道德是社会规则与个人品德的统一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建设的路径不外是制度保障、道德教育、自我修养与环境熏陶。因此，新时期官德建设要实现教育、制度、监督和修身四位一体，一方面重视发挥道德软约束的作用，积极探索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和道德评价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用制度力量保证官德得以实现的途径，以增强官德规范的权威性和约束力。

崔永学^[10]（2012）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更是一种渗透着伦理精神的道德化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并体现着丰富的道德意蕴，因此，应当有其坚实的道德基础。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世界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理所当然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然而，社会生活中道德上的种种失范使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研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基本范畴、理论框架、价值意义以及实践构建等都处于探索之中。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要素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必须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协调发展。木桶理论决定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且应该包括道德等“软实力”的巨大提升。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发展中存在不和谐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更要用和谐理念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紧紧围绕和谐社会建设，以分析和谐社会道德基础为出发点，以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理论维度、主体维度、关系维度、实践维度为理论线索，以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身与心的和谐为切入点，以探索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实践路径为落脚点，初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四章内容：第一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基本理论分析。本章解读了和谐、和谐社会、道德、道德基础几个相关概念的涵义；从和谐社会提出的道德视角、和谐社会目标的道德旨归、和谐社会内涵的道德意蕴三个方面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意蕴；探讨了社会主义道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作用；阐述道德基础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互动共进关系；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二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行为主体分析。本章指出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分析了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忠诚、勤政、廉洁、民主团结、求真务实五个方面提出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干部道德基础；指出了青少年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传承性作用，探讨了青少年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礼貌、孝敬、感恩、责任四个方面提出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青少年道德基础；指出了普通群众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分析了普通群众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五个方面提出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普通群众道德基础。第三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和谐关系分析。本章论述了人际道德对人际和谐的意义，分析了人际关系存在的问题、原因，从平等尊重、友爱互助、宽容谅解三个方面提出构筑人与人和谐的人际道德基础；论述了社会道德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分析了社会道德存在的问题、原因，从以人为本、公平正义、集体主义三个方面提出构筑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道德基础；论述了生态道德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原因，从善待自然，热爱自然、人口增长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适度生产与节制消费、尊重生命与保持生物多样性、坚持可持续发展观五个方面提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道德基础；论述了身心道德对身心和谐的意义，分析了人身与心不和谐的表现、原因，从克己自律、随心所欲不逾矩、心胸开阔、乐观进取四个方面提出构筑人身与心和谐的身心道德基础。第四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实践路径分析。本章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和谐道德思想资源建设，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作用建设，加强和谐社会的制度道德建设，加强和谐社会的道德信仰建设等五条路径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问题。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建和谐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8）制度伦理视域中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青年公职人员道德建设研究[D]. 王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3]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D]. 李泽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D]. 赖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5]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D]. 陈晓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12)
• [6]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共建和谐社会[J]. 王盛旺. 管理观察, 2014(17)
• [8]制度伦理视域中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研究[D]. 刘春滚. 南昌大学, 2013(01)
• [9]新时期中国官德建设研究[D]. 刘彦芬.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研究[D]. 崔永学.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标签：道德教育论文;  公职人员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道德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