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与价值重塑——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思维

一、文明转型与价值重铸——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硕^[1]（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指出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荣洁^[2]（2021）在《中国艺术区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毕然^[4]（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王永^[5]（2020）在《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以来,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类逐渐造就了一个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不再是自然的奴隶,而自以为成了自然的主人。然而,还没等到人类从这场人对自然的伟大胜利的喜悦中醒来,自然界便开始了他无情的“报复”。由于大规模的开发与无止境的利用,自然界已超过了自身的负荷,生态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疾病肆虐等全球性问题开始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并没有最终的胜利者,人们必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问题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构建正确的生态文化观显得紧迫而严峻。生态文化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和旨趣的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和心理素质的全部集合,是评价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考量标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是马克思本人对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全部思维形式,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关系的整体理解。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产生及社会话语权增加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促进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产生,实践唯物的生态自然观,有机和谐的生态社会观和回归自身的生态人学观构成了其生态文化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吸收并继承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德国古典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人类统治自然、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发展出发,把生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将实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对人本身的理性的复归作为最终目的,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观。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历史生成和主要内涵;其二,马克思的生态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与当代中国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系。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以及生态文化的相关概念进行初步的阐述;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来源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学理来源及由以产生的理论积淀;第三章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分析找出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形成的逻辑脉络;第四章是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内涵、外延以及基本特征进行综合性的说明;第五章则在前文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的探讨;第六章主要是站在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意义上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分析与介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相结合,从而更加全面地凸显选题的时代意蕴。马克思生态观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了自然与环境,其最重要的是把人与社会作为生态问题的核心要义。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不是单向度的需求与被需求,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双向互动。人能够创造环境,但同样环境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人与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性是人与自然沟通的中心环节,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社会性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社会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社会才能够进入人类的视野,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内容上,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包括了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观、以实践为纽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异化现象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具体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具有基于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视野和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的特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马克思生态文化观视野广阔、内涵丰富,对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以及人类生态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思想中所包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的价值观逐渐成为我们当前解决生态问题的宝贵财富。透过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为生态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所确立的科学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当前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困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价值。

康玲玲^[6]（2020）在《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传统生命教育主要从人类生命角度出发,确认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缺乏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视野。重新确立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拓展生命教育的主旨与目标,打造关爱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与行动,实现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是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一个崭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以及西方生态文化为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目前大学生生命教育在课程教材、高校师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方式中普遍缺乏生命共同体意识,需要结合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成长的主要特点,通过将生命关怀的对象和范围拓展到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其他个体以及自然界的非人类生命,促进大学生树立尊重生命共同体的意识,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正确处理好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个体生命与他者生命的相互关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索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思路、目标和行动。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梳理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理论资源。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为主要理论基础,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生态文化中的生命思想。第二,运用整体性思维审视当下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理论基础,分析并确立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目标、意义、原则和内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旨在引导大学生关注他者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在生命共同体中的价值,让和谐共生的思想观念浸润到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全过程之中,有助于深化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有益于丰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是大学生生命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升生命教育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应然之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要把握好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体验性原则,以建立生命共同体思想、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关爱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容,使生命教育成为引导大学生更加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大学生生命教育要努力在核心概念、基本内容、实现手段等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对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理念,正确把握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人类生命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相互关系,塑造尊重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命观和价值观。第三,探索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以生命体验激发大学生生命责任感,以艺术熏陶提升大学生生命感受力,运用对话、交谈强化大学生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关怀,并从校园生态文化、家庭生活方式、社会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文化氛围,在大学生生命教育中发挥好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作用。

赵嘉雯^[7]（2020）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生态环境遭受巨创。面对愈发窘迫的生态困境,如何协调“人”、“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代社会发展必须回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强调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生态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党的十七大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及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写进宪法,生态文明建设升级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文明形态站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立足“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理念,秉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论文以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文献着作为基础,在广泛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特色,从中国意蕴和世界视域的角度凝练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表明,秉持与坚守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基本精髓,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总结和升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态理念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基层探索生态文明的实践积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深度把握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核心要义,从习近平生态文明的六大原则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彰显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其作为一种全新理念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境界,不仅是指引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其中蕴含的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人类情怀,也是推动世界文明转型与重塑全球生态治理、建构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新世界的中国方案。

杨伟荣^[8]（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童美华^[9]（2019）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急需科技的生态化转向,以提供消除科技造成人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破坏的路径,推进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工具技术系统。生态科技观是蕴含了生态学理论、原则和思维的,将引导科技的生态化转向为目标,具有生态旨向的科技观。本课题试图在分别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科技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技的生态批判和重建、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科技观、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进行多维审视,以系统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对人们廓清当今纷繁复杂的审度科技与生态关系的理论,指导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确立生态化的科技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导论介绍了本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说明了本课题的重要性;对本课题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创新和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章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科技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观点和主要特征。从19世纪科技发展状况、环境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科学知识的吸收和对自然观的变革多个角度考察其背景。指出它的主要观点包括科技本质观的生态意蕴、对科技生态价值的探讨、从认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对科技造成自然异化的根源和解决路径的探讨。并指出其具有系统整体性、循环性、社会历史性和人文性四个特征。第二章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生态批判与重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主要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其背景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其理论来源的多元性;主要对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科技观进行了概括。以此为基点,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科技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对后者的维度拓展。第三章考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科技观的形成发展背景和主要观点。主要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其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其生态科技观的内容主要包括:科技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利用科技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探讨、对推动科技生态化的路径探讨。在此基础上,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科技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后者从对其进行了视野延伸。第四章首先从形成发展和主要内涵两个方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科技观进行研究。指出了其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从四个阶段梳理了其形成发展过程,指出生态文明理论对其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理论起点、理论核心和理论归宿三个方面概括其内涵。在此基础上,把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科技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对后者的思维传承。第五章从生成逻辑、内涵体系和理论特质三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进行了多维审视。指出其生成逻辑包含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其内涵体系包括生态的科技本质观、生态的科技价值观、生态的科技伦理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科技与生态对立根源的探讨、科技生态化路径探讨;其理论特质包括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对科技乐观主义和科技悲观主义的批判性超越、对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的社会建构理论的批判性超越,以及对后现代生态科技观的批判性超越。

边莉娟^[10]（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二、文明转型与价值重铸——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明转型与价值重铸——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明转型与价值重铸——可持续发展的人道主义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艺术区变迁研究[D]. 荣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永.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6]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D]. 康玲玲.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赵嘉雯.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9]马克思主义生态科技观研究[D]. 童美华. 厦门大学, 2019
•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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