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性“弱势群体”处境与再就业对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常鑫[2]（2021）在《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文明、科学与技术的飞跃发展,俨然为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及其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尊重、关注、理解他们的生存及成长,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本研究基于全纳教育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运用参与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培智学校教育为主线,同时关照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生存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基本知识和技能、课程与教材、管理者及教师的情感与态度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更为客观地阐述H省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前H省培智学校以智力障碍学生为主,其生存教育更多地侧重于补足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和学段分布不均,仍存在入学困难,缺乏跟进和保障,就业支持相对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究其缘由,相对于家庭和社会需求,培智学校在教育教学设备、教育目标和理念,教材和课程,师资条件与教育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尚未能满足培智学生全纳性与创造性的拓展。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衔接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智学生的生存效度。由于受身心条件所限,培智学校学生一旦缺失家庭教育的养护和社会教育的支持,很难顺利实现学校教育效果的延续和社会性发育。因此,培智学校学生的生存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同时需要医疗、残联、民政、财政等各部门予以协同,共同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优势智能的可能空间和条件,进一步实现关注平等差异、积极融入社会、重审人的价值的全纳教育目标和理念。可见,培智学校的生存教育并不是纯粹地教会学生知识,而是利用一切教育力量,通过“身教”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从而尽力实现对每一位特殊学生产生实质性的生存培育,突出发展学生的社会能力,帮助学生从中寻求人的突破,营造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生存教育是培智学校学生获取生存意识与能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和保障力度、进一步支持和完善生存教育条件,社会要大力接纳和提供就业机会形成长期支持体系,同时家庭要及时强化和改善培育效果。只有构建各方合作和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目标,才能使学生具备服务自身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才能更完整、自由且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融合,实现他们真正的生存价价值。
杜延玺[3]（2019）在《社区矫正措施有效性实证研究 ——以B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刑罚体系和刑罚执行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作用发挥如何、社区矫正各项矫正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每一项矫正措施分别对社区矫正对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仅仅依靠规范研究难以证实或者证伪。这些问题答案的缺失,事实上已成为社区矫正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检验社区矫正措施的有效性,从理论上测度并回答社区矫正的作用和价值,显得尤为必要。当前对社区矫正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短期监禁刑的反思和对再社会化的认识。对于社区矫正效果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对国外制度经验的学习、对再社会化等理念的阐释和对实践的个案分析,通过实证方法研究社区矫正措施效果的文献较少。近年来一些本领域的实证研究,侧重于悔罪程度、心理健康、社会参与等,研究方法大多为统计性描述、少数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现有的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一是基于比较经验、理念阐释和对实践的个案分析的研究固然具有其价值,但缺乏扎实的实践论据支持其观点;二是少数实证研究缺乏对社区矫正措施及效果的系统梳理,缺乏可信的研究方法,缺乏系统的实践检验;三是我国当前尚无科学、系统化的针对有关各项措施与效果之间联系的研究。本文尝试细化社区矫正的不同措施和效果的不同维度,通过更为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验证、探索社区矫正的效果以及措施和效果间的联系,尝试填补我国当前对社区矫正效果论据和认识的空白。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深度访谈法。其一,通过阅读既有文献,对于社区矫正效果进行系统梳理,并对现有的社区矫正措施和措施产生的效果进行类型化;其二,本研究采用的实证研究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结构方程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和方差分析。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的各类信息,综合分析措施和效果的联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探索各类措施产生的效果和各类变量的调节作用;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一步分析各项措施对效果的影响;采用方差分析研究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其三,本研究对若干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区矫正对象等主要参与方进行了深度访谈,结合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探索数据分析结论的合理解释。我国社区矫正教育矫正措施可分为三类:帮助支持类措施、帮扶发展类措施和强制教育类措施。其中,帮助支持类措施包括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咨询、改善家庭关系、提供法律支持和生活帮助。帮扶发展类措施则诸如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就业技能培训、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和为未成年的社区矫正对象协调就学等。强制教育类措施包括强制社区矫正对象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社区矫正一般预防的作用较弱并无异议,但是否能实现再社会化以追求特殊预防仍然存疑。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社区矫正的特殊预防效果。社区矫正致力于再社会化,因此评价社区矫正的效果应当逐项、具体地分析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犯罪的原因,并采用针对性方法,于特殊预防的意义上使得受矫者“再社会化”。换言之,犯罪原因与矫正目标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可以认为,只有“对症下药”,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施以矫正措施,才更有可能达到降低再犯可能性、实现特殊预防并使其复归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本文梳理已有研究,将社区矫正的效果分为五类:生存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犯罪认识、道德水准以及自我认识。在问卷发放区域的选择上,选择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很有代表性的B市。挑选了B市的城市中心区、郊区、城乡结合区等多种类型的5个市辖区。在问卷发放渠道的选择上,通过各区司法局发放至所辖司法所,点对点送达调查对象,发放范围为5个区列管的全部社区矫正对象。本次问卷共发放799份,回收有效问卷共684份,有效回收率85.6%。建立了问卷数据库,在数据库基础之上,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对社区矫正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如下:第一,帮助支持类措施会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谋生能力,降低其独立性。“心理咨询”影响不显着,并起到负向作用;“改善家庭关系”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提供法律支持”和“提供生活帮助”会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能力。第二,帮扶发展类措施整体对社区矫正对象生存能力、犯罪认识、自我认识有正向影响,对道德水准有负向影响。“提供就业信息”会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道德水准;“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未产生显着影响。第三,强制教育类措施整体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在各个维度均没有显着影响。但“强制教育学习”会显着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能力和自我认识;相反,“强制社区服务”措施能显着提高社区矫正对象的生存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同时,结果指出青少年、不同性别、不同婚姻状况、不同犯罪认识等各类群体在社区矫正各项措施和效果中具有特殊性。本文将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验证了社区矫正各项措施促进了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具有特殊预防的作用,为逻辑演绎提供了实证论据;同时也探索了社区矫正各项措施可能产生的负向影响,提出了过多帮助会导致过犹不及、相同措施对不同社区矫正对象群体产生具体的不同效果等新的发现。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三类政策建议:宏观制度方面,建议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及配套制度建设,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中观理念方面,建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应用技术手段、改进矫正工作方法、积极探索分类管理、完善监督激励机制;具体措施方面,分别对帮助支持类措施、帮扶发展类措施、强制教育类措施、特殊群体社区矫正措施和青少年社区矫正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姚春霞[4]（2019）在《社会支持视角下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北京市A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全职妈妈”这一群体数量的不断上升,她们的生存现状也慢慢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很多全职妈妈来说,回家相夫教子仅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随着孩子长大,一部分的全职妈妈希望再次回归职场,然而职场“空窗期”造成的自身知识技能滞后,资源匮乏、自信不足等使得她们再就业面临巨大的困难。如何帮助全职妈妈走出困境,顺利回归职场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以北京市A区为例,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城市全职妈妈的再就业困境。笔者通过对北京市A区的部分全职妈妈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深入访谈,了解她们再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困难,然后从社会支持的视角分析造成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原因,并为促进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对社会支持理论进行阐释,为分析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成因、对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第二,对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并通过问卷调查把握城市全职妈妈的再就业意愿以及基本情况,为后面的论述做好铺垫。第三,通过深度访谈,总结全职妈妈再就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在研究中发现,当下全职妈妈再就业所面对的困境主要有:女性就业歧视依然存在;择业条件多,就业范围窄;年龄偏大,缺乏竞争力;知识技能相对滞后,自信不足;家庭工作难以平衡;职业角色中断,心理落差大等。第四,结合相关访谈,从社会支持的视角分析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原因,笔者认为全职妈妈缺乏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其再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分别从社会支持来源单一,结构不完善;社会支持的功能发挥不均衡;个体缺乏挖掘、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这三个方面分析困境的形成原因。其中,又具体从正式社会支持的匮乏;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局限;各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缺乏联动等方面阐述了社会支持来源单一,结构不完善。最后,本文从社会支持视角出发,从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破解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徐云辉[5]（2019）在《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公益性岗位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理论视角,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比较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解析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运行情况,在厘清制度发展中的困境及其成因基础上,明确公益性岗位制度实质,提出今后该项制度的发展路径,力图为促进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世纪初,受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影响,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大批冗员亟需安置和再就业,同时,国家治理模式变革也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变迁和转型,因而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受到政策社会取向、维稳思维及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应运而生。公益性岗位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安置了大批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性失业人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益性岗位制度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开发和购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岗位,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体系。该项制度运行以来,在市场就业之外,开拓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失业压力,较好地补充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力量,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本文认为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产生于经济社会转型及变革时期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政策,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过渡性的、非正规的就业途径。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中国就业保障政策从补偿性福利思维向积极性福利转型的有益探索,更是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从依赖福利转向工作福利的一种实现手段。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发展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已逐渐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相继帮扶了数百万困难人员就业,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发挥了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难题和补充公共服务力量的双公益作用,也成为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方式。但作为一项保障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性安排,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具有强制性、滞后性和单一性等特征,制度由于原有的惯性或路径依赖而陷入非效率的锁定状态,主要表现为:公益性岗位制度尚缺乏理论支撑和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存在风险和漏洞,公共资金投入大幅增长,管理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而从业人员薪酬待遇较低,并存在退出机制与市场就业衔接不畅等现象和难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给政府部门、基层服务平台带来困扰,而且导致部分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心理失衡,形成了岗位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还引发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风险。为此,本研究以公益性岗位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为对象开展了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和掌握不同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重点分析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瓶颈,探求科学合理的解决途径。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面对中国仍然巨大的就业压力,作为就业保障的重要手段之一,维持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高质量地运行对促进和保障困难群体就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运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理论解释、分析,研判制度的实质和必要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吸收、借鉴国外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本文提出了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目标,即建立积极的“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围绕目标的实现,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应坚持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就业困难群体发展需要为导向,以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为切入点,以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为契机,以拓宽资金渠道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在明确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积极“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即在构建“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的过程中,在制度的“入口”即确定公益性岗位帮扶对象或聘用人员范围时坚持优先机制,实现需要优先、自愿优先、适合优先;在政策制定和宏观管理层面坚持统筹机制,实现制度统筹、开发统筹和管理统筹;在制度“出口”公益性岗位人员退出帮扶岗位时实行转化机制,实现渐退机制、岗位机制、市场机制;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资金实行多元筹资机制。
黄全仙[6]（2019）在《工伤女工的赋权实践 ——基于T机构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权是一种改变弱势群体无权状态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实践。社会转型背景下,保障工伤工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制度逐渐完善,但工伤女工在现实社会中仍面临着无权的问题。如何保障工伤工人的权益一直是劳工社会组织关心的问题,而赋权因在维护工伤工人权益和促进其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愈发被社会组织视为一种有效的介入手段。在现有研究中,关于赋权的探讨往往关注个人或群体层面的变化,探索它们的哪些行动策略是有效的问题,较少涉及组织策略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本研究从劳工社会组织的层面进行分析,旨在揭示组织层面赋权工伤女工的具体过程及其策略。本研究选取位于珠三角地区专注于服务工伤工人群体的T机构为个案,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搜集资料,访谈的对象主要是机构帮助过的工伤女工和机构工作人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对T机构活动的田野调查和部分机构档案资料,包括了工伤女工的访谈资料、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等。本研究是一个关于劳工社会组织赋权策略的研究,借助工伤女工这一案例呈现赋权策略,不是一个关于女性群体的研究。研究发现,工伤女工在权益受损后仍然面临着工伤知识淡薄、社会资源缺乏、交往空间狭窄和工伤再就业难的困境,这些困境导致工伤女工在维权及后续生活中易陷入无权的状态。劳工社会组织对工伤女工的赋权策略分为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教育策略:培育信任和法律服务;人际层面的活动策略:发展志愿者领导力和增强女工文化互动;社区层面的宣传策略:工伤再就业倡导和学术研究呈现。这三个层面的策略能对工伤女工赋权,并给工伤女工带来积极的改变:唤醒工伤女工的权力意识、重建工伤女工的交往自信、提高工伤女工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洁华[7]（2018）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释放了社会生产的巨大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绩,实现了中国国民财富的突破性创造与积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也从无到有呈现出累积性增长,它们不仅表现为人们财富的损失和天然资源的提前耗竭,如国企股份化改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和改革后人们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还表现为较不确实的价值损害,如下岗职工的生存、发展困境,及单位福利解体后经济市场化和社会福利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消费品及公共服务所出现的普遍涨价现象。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严重降低并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福利,更加恶化了社会公平。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意味着经济绩效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者或社会公众的福利,即社会成本问题无法根除;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治理实践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国有企业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虽然无法根除但是可以通过政府与时俱进的建立合理的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寻找适宜的政策组合予以解决。从理论起源和发展来讲,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从“工资侵蚀利润”到“国企政策性负担”,从张维迎到林毅夫,因为学者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机制的推崇及对“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机制的排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既有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始终按照稀缺资源配置的问题来处理,被视为企业经济绩效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暗伤。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问题从来没有因此而消失。本文继承了社会政策学家蒂特马斯对社会成本的研究,并在其基础之上跳出既有的经济学解决框架,明确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置于社会体系中来衡量。聚焦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解读,围绕“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这一核心观点,对社会成本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发展特点,将其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第三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在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孵化阶段,从社会变迁来看,国家政权稳定、经济文化开始自由化、社会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不断给企业赋权、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经济政策。这些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经济政策为社会成本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开始出现分化。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直到80年代末才出台,属于滞后且严重不健全的补偿性社会政策。这种滞后性无法妥善应对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大规模爆发,第二阶段经济社会变迁的市场化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爆发性出现。一方面,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规范操作,各种暗箱操作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另一方面,企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逃避应尽的责任。不仅直接解雇在岗职工降低其劳动力成本,而且很多企业虽然推行了职工聘用制,却并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导致了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以上,而且城市出现了新的社会贫困群体——下岗职工。同时,城市社会消费品涨价和公共服务的欠缺又间接巩固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各项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诸如扩大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针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针对公共服务的欠缺和社会服务市场的空白积极将原有企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推向市场。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在社会政策的调控下渐趋稳定。本轮国企去产能改革主要是在煤炭和钢铁行业进行,仅煤炭行业就涉及约150万个从业人员岗位,占现有煤炭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6%。在改革伊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分别设立专项资金和配套政策来管控相关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成本。如中央政府拿出了1000亿元来安置职工,而地方政府对煤炭钢铁行业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通过内部分流方式安置职工,而实现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给予稳岗补贴;同时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企业,按不超过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等。可以说,该阶段的社会政策是在第二阶段社会政策基础上的进化,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提前出台社会政策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进行预先防控。本文通过对H省J煤业集团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典型案例的分析,将劳工利益损害纳入社会成本考察与管控的范畴。深入分析了调研中出现的内退员工、一线员工、年轻员工与企业经济绩效发生的现实利益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试图提供社会政策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认知逻辑。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社会政策学科研究,而且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和社会政策应对的发展历史再次论证了:“只有社会政策才能有效管控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可能带来的损害”。而对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分析则是试图在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典型案例提供社会政策建议并展望适宜的社会成本管控之道,即构建能够妥善解决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政策,从主体来看应该是能够充分动员并发挥各方力量,从管控效果来看应该是能够融合企业（市场）、政府、社会的不同利益。只有这样的社会政策才能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袁婷婷[8]（2018）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尤其民粹主义愈发灼人,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一般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推崇“人民”、拒斥精英,其以“人民”的现实关照为起点,并脱离实际极力夸大“人民”的社会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它有民主内涵,却容易走向专制;有爱国情怀,却常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有后现代主义素材,却将“解构权威”推向“大众狂欢”的激进路向。就一般特征而言,民粹主义具有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表达不满的批判性和群体集聚的非理性。民粹主义变化多端、形式各异,探讨民粹主义必须结合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而展开。聚焦至中国,改革开放前,时人所谈论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俄国语境中的狭义民粹主义,即企图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农村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推进,人们所探讨的民粹主义演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即推崇“人民”并批判精英的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调整,政治制度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在此形势下,民粹主义在我国逐渐滋生并裂变,成为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公民意识、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重要因素。就表现形式而言,当前我国民粹主义碎片化的渗透在社会各领域,或在政治领域通过“广场狂欢”彰显大众权利,或在文化领域产出崇尚大众审美并拒斥高雅文化的文艺内容,或是在民族精神层面渗透极端民族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当代我国民粹主义坚持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秉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遵循以上哲学方法论,当代我国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出以下具体特征: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文化取向上的拒绝高雅、主体构成上的草根性、存在形式上的碎片化与依附性。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我国民粹主义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实质上却具有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因“人民”“民主”口号的迷惑性,我国民粹主义更具潜在威胁性。由于使用人民、公平、民主等词汇,民粹主义很容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歪曲与渗透。作为一个必然结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势必会遭遇民粹主义的挑战。当前民粹主义主要通过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秩序、政治认同、民族精神等层面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反思如何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自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为我们审视如何应对当前民粹主义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力、在经济层面强化人民的获得感、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在西方民粹主义集中迸发的形势下,我们也亟需汲取西方民粹主义生发的教训,着力在全球化时代下维护社会公平、夯实党的认同基础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探寻和对民粹主义西方镜鉴的审视,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现在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在理论层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粹主义的能力,又要审慎调合全球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中我国所暴露出的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同在、政治转型与公民意识不成熟、全民用网与网络治理不到位等深层次矛盾。本研究从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夯实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多轮驱动地疏导民粹主义,尝试分析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能路径。
向鹏[9]（2019）在《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改革开放的顺利实现,解决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犯罪的重要类型,我国学者对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问题的研究还只停留在个别问题的讨论上,本文以社会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从犯罪学、刑法学及统计学等多视角开展研究工作,尝试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处女地”,对我国犯罪学理论无疑是一种丰富和提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一共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界定社会性弱势群体;第二章分析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第三章剖析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第四章探究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理念和治理政策;第五章探寻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治理模式及路径。社会性弱群体现在已成为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科对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界定不尽相同,研究重点也不一样。从犯罪学视角界定社会性弱势群体,以“权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一个人若要正常生活或者正常发展,必须要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平等权等。若一类人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未能享有上述权利,而这类人若要享有这些基本权利需靠国家保护,或者需社会保护才能得以实现（这类人没有明显的生理缺陷,具有基本的劳动能力,但这类人的素质普遍不高）,则这类人就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城市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等。从以往的研究来看,通常犯罪类型划分标准包括:犯罪性质、犯罪经历、年龄、性别、组织形式等。研究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主要依据犯罪人享有的权利不平等为标准对犯罪进行类型划分。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城市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等,由于农民工、城市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等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平等,对他们犯罪可以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来进行研究,也即是本文研究的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本文研究思路为探究农民工、城市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的个性犯罪,总结这些个性犯罪现象、规律及犯罪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进一步研究社会性弱势群体类型化犯罪现象、规律及犯罪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从而达到遏制和减少犯罪的目的。目前我国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呈现出犯罪人年龄低龄化的趋势,且文化程度不高,在犯罪前没有工作或以临时工和散工为主,性格存在缺陷,犯罪后不知后悔所占的比例较高。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抢劫和盗窃为主,二是经济损失较大。就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特征而言,有的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对公权力部门不满,进而报复社会,有的因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而伤害或杀害企业老板,还有的因经济问题和情感问题引发犯罪。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人以判重刑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性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发泄途径不畅通,产生仇恨心理;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性失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富差距过大等因素造成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在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上,要体现公平、人本主义、禁止歧视,进行倾斜保护及增强权利保障理念;在治理政策上,摒弃“严打”的方式,注重社会支持政策,形成以“社会支持为主,以打击为辅”的治理政策。在治理模式上,现有的治理模式存在不足,应采用“公众参与”的新治理模式,从社会性弱势群体在犯罪前情景预防、犯罪后的刑事应对及其他社会治理路径等方面对其犯罪进行治理。在犯罪前情景预防的具体路径包括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和降低犯罪刺激、减少犯罪诱因;在犯罪后的刑事应对表现为加强对社会性弱势群体的刑事法律保护,包括在立法上、刑事司法上的对策,对被害人救助措施的完善;社会政策治理路径包括健全社会性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其排泄路径,保障其平等权;打破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影响,鼓励社会性弱势群体就业,保障其生存权、劳动权;调整社会结构,确保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机会公平,实现其受教育权、发展权;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等内容。通过对社会性弱势群体在犯罪前进行情景预防、犯罪后的刑事应对及其他社会治理路径对其犯罪进行治理,其目的是保护社会性弱势群体的权利,从根本上遏制和预防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发生。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路径如下图所示: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问题实质上是人权保障问题。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形势严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的权利保障不够,是社会制度方面的缺陷与影响所造成的,对他们的关爱与支持不够。这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应当全力维护他们的权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友爱。
詹国辉[10]（2018）在《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发展也到了此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过近4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82万多亿元的新台阶,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应当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限度:一是从本质上讲,高速发展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增长;二是无法有效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现实需求,由此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对于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仍然面临着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转型及乡村社会维稳压力,尽管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及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有所消退,但乡村治理质量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更多关注的是绩效考核的任务指标,尚未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乡村场域”内的与乡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分权机制,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事务治理的调整过度频繁,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质量不能有效匹配当前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为此,本研究首先解构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过渡关注数量层面上的局限性,随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建构出乡村治理的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以及四维结构要素等具体勾勒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图景架构,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是本研究的开篇起点。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的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国内外不同主题内容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向。三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社会质量”理论是理解和爸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的内在逻辑,其内在始终秉持了从政府质量逻辑朝向社会质量的逻辑转向。二是,阐述了“社会质量”理论创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脉络、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同时还论述了其与乡村治理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构成了“乡村治理”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三是,尝试性建构出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四维结构要素等三方面内容型构出乡村治理的立体框架,以期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第三章,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本章节主要立足于乡村治理质量中的单一向度——制度支持的视角来厘清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在应然层面上,以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支持型构出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而乡村宗族、乡村社会组织、合作社与乡村集体所型塑出的乡村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正式制度支持。而在实践中,乡村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的实践样态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诱致了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非耦合性支持障碍。第四章,乡村治理行动者特征及其行动逻辑。本章节基于乡村治理中的另一向度——行动者视角来观察乡村行动者的特征及其行动逻辑互动与博弈。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析不同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进而阐释其不同关系中差异化的行动者的利益选择和行动规律,最终刻画出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如上逻辑的陈述内在昭示了政府主导的隐性行动脉络,致使乡村其它主体（自治组织、社会本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外部缺陷,难以型构出乡村“社会性”。第五章,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本章是以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内的四维象限结构要素（乡村社会经济保障、乡村社会凝聚、乡村社会包容、乡村社会赋权）来具体刻画出乡村治理的具体形态。通过梳理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限度,发现乡村社会民生保障日渐匮乏、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排斥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的稍显不足。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度在地化实践的偏差、上传下达沟通机制不畅、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第六章,乡村治理的保障路径。本章节通过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等三方面路径的设计,一是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由此有必要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其两者间的互动均衡支持,进而相互架构出耦合性路径;二是凸显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强强关系,同时保障建立在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实现并构筑出行动者的互构路径;三是倡导乡村社会质量结构要素的嵌入路径,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构造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创新乡村社会公众的参与方式,最终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乡村治理及乡村建设的未来研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乡村社会建设的进程,把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内的全体乡村社会民众包容进来,追求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乡村社会质量和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的同时,应警惕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社会制度重构的逆向风险。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处境与再就业对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性“弱势群体”处境与再就业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培智学校学生主体教育的意义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的人文关怀价值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的社会融合目标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概念界定 |
| (一)生存教育 |
| (二)培智学校学生 |
| (三)智力障碍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问卷法 |
| (四)访谈法 |
| 六、理论基础 |
| (一)全纳教育理论 |
| (二)多元智能理论 |
| 七、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应然状态 |
| 一、培智学校学生与生存的关系 |
| (一)学校是培养学生社会规则的主阵地 |
| (二)家庭是建立学生生活需要的原发动力 |
| (三)各界联动帮助学生主动适应社会文化 |
| (四)学生自身与生存建立完形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理想状态 |
| (一)培养目标应是健全人格的人 |
| (二)教育理念应是独立的生存者 |
| (三)生存实质应是维护学生自由公正的权利 |
| (四)生存机制应是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的体系 |
| 第二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实然状态 |
| 一、调查设计 |
| (一)调查思路 |
| (二)调查点的选取及基本情况 |
| (三)调查样本 |
| (四)调查工具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开展情况 |
| (一)目标定位 |
| (二)管理措施 |
| (三)课程设置 |
| (四)教材使用 |
| (五)师资配备 |
| 三、培智学校学生家庭生存教育的培育情况 |
| (一)家庭结构 |
| (二)家庭生存教育环境 |
| (三)家庭生存教育内容 |
| (四)家校合作的生存教育模式 |
| 四、培智学校学生社会生存教育情况 |
| (一)资本分配情况 |
| (二)考试选拔情况 |
| (三)社会沟通情况 |
| (四)社会就业情况 |
| 第三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面临的困境 |
| 一、培智学生生存教育的学校育化困境 |
| (一)教育管理特殊化不足 |
|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学习桎梏 |
| (四)学校育化的生存实践脱节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家庭维护困境 |
| (一)家长育人意识薄弱 |
| (二)家长育人方法欠缺 |
| (三)家校合作教育固化 |
| (四)家长支持条件缺乏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社会给养困境 |
| (一)社会文化给予生存空间不足 |
| (二)法律保障弱化 |
| (三)社会匹配资源较少 |
| (四)社会育人结果被忽视 |
| 第四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学校干预困境成因 |
| (一)生存教育定位模糊 |
| (二)校园文化的智能环境缺乏 |
| (三)教师专业素养支持力不足 |
| (四)管理者的决策粗浅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家庭教养困境成因 |
| (一)家庭教育结构残损 |
| (二)家庭教育意识窄化 |
| (三)家长教育方式不当 |
| (四)家校合作不对称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社会融合困境成因 |
| (一)社会规则与沟通的适应不调 |
| (二)同伴关系存在距离 |
| (三)就业效度岌岌可危 |
| (四)教育分层处于劣势 |
| 第五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的解决策略 |
| 一、加强政府对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保障力度 |
| (一)建立学生入学综合诊断评估与档案追踪机制 |
| (二)扩大培智学校办学总量 |
| (三)扩大培智学校教师培养力度 |
| (四)政府、专家、一线教师参与校本教材推广 |
| (五)开设临床教育学,推动五位一体的康养模式 |
| 二、完善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实施条件 |
| (一)改善教育特殊化环境,促进多元智能发展 |
| (二)拓宽教师招聘渠道,提高教师培训实效 |
| (三)教育评价中引入社会性评价机制 |
| (四)改进教育管理普教化倾向 |
| 三、改善培智学校学生家庭培育效果 |
| (一)设立家长学校提高家长教育意识与能力 |
| (二)提供家长公益岗位 |
| (三)建立家长心理干预调节机制 |
| (四)改善家长与学校教育的衔接 |
| 四、提高培智学校学生社会生存支持 |
| (一)加强义工的专业性 |
| (二)民办培智幼儿教育公助化 |
| (三)健全职前教育,设立专业性托养机构 |
| (四)进一步融合培智学校学生的就业支持 |
| 结论 |
| 附录一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现状调查校长问卷 |
| 附录二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现状调查教师问卷 |
| 附录三 访谈提纲概要 |
| 附录四 课堂参与观察记录表 |
| 附录五 双鸭山市S培智学校总课程表1 |
| 附录六 哈尔滨市H培智学校总课程表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社区矫正措施有效性实证研究 ——以B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情况 |
| (二) 国内研究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社区矫正的理论变迁和历史沿革 |
| 一、社区矫正的理论变迁 |
| (一) 刑事古典学派之于社区矫正 |
| (二) 刑事近代学派之于社区矫正 |
| (三) 新旧之争后的社会防卫学派之于社区矫正 |
| (四) 理论变迁对现代社区矫正的影响 |
| 二、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一) 西方国家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三、域外社区矫正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域外社区矫正措施 |
| (二) 域外社区矫正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二章 我国社区矫正措施有效性的理论考察 |
| 一、社区矫正措施 |
| (一) 帮助支持类措施 |
| (二) 帮扶发展类措施 |
| (三) 强制教育类措施 |
| 二、社区矫正的效果 |
| (一) 生存能力 |
| (二) 人际关系能力 |
| (三) 犯罪认识 |
| (四) 道德水准 |
| (五) 自我认识 |
| 三、社区矫正措施有效性的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基本模型建构与研究 |
| 一、问卷设计 |
| 二、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
| 三、效度信度检验 |
| 四、基本模型分析 |
| (一) 模型方法介绍 |
| (二) 各类措施的整体效果 |
| (三) 各类措施对不同人群的适应性 |
| 第四章 社区矫正三类措施的具体效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一) 八项措施的描述性统计 |
| (二) 五类效果的描述性统计 |
| 二、模型结果分析 |
| 三、帮助支持类措施分析 |
| (一) “提供心理咨询”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二) “改善家庭关系”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三) “提供法律支持”措施的效果分析 |
| (四) “提供生活帮助”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五) 总结 |
| 四、帮扶发展类措施分析 |
| (一) “提供就业信息”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二) “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的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三) 总结 |
| 五、强制教育类措施分析 |
| (一) “强制教育学习”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二) “强制社区服务”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三) 总结 |
| 第五章 青少年社区矫正措施效果分析 |
| 一、非刑化的青少年刑事政策体系 |
| 二、青少年特殊刑事政策的依据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心理特征 |
| (三) 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 |
| 三、青少年社区矫正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一) 措施整体效果分析 |
| (二) 各类具体措施检验结果分析 |
| (三) 帮助支持类措施分析 |
| (四) 帮扶发展类措施分析 |
| (五) 强制教育类措施分析 |
| 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 制度和队伍建设 |
| (二) 矫正理念 |
| (三) 矫正措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社会支持视角下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北京市A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 |
| 1.2.1 全职妈妈 |
| 1.2.2 再就业 |
| 1.2.3 社会支持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全职妈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女性就业、再就业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地点的选择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理论基础 |
| 第2章 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现状 |
| 2.1 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必要性 |
| 2.1.1 基于全职妈妈的自身发展 |
| 2.1.2 基于全职妈妈的家庭稳固 |
| 2.1.3 基于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
| 2.2 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可能性 |
| 2.2.1 缓解劳动力短缺 |
| 2.2.2 强烈的就业意愿 |
| 2.2.3 自由支配的时间 |
| 2.3 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基本情况 |
| 2.3.1 北京A区全职妈妈样本的情况 |
| 2.3.2 北京A区全职妈妈再就业的基本情况 |
| 第3章 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的主要困境 |
| 3.1 女性就业歧视依然存在 |
| 3.2 择业条件多,就业范围窄 |
| 3.3 年龄偏大,缺乏竞争力 |
| 3.4 知识技能相对滞后,自信不足 |
| 3.5 家庭工作难以平衡 |
| 3.6 职业角色中断,心理落差大 |
| 第4章 社会支持视角下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原因 |
| 4.1 社会支持来源单一,结构不完善 |
| 4.1.1 正式社会支持的匮乏 |
| 4.1.2 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局限 |
| 4.1.3 各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缺乏联动 |
| 4.2 社会支持的功能发挥不均衡 |
| 4.3 个体缺乏挖掘、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 |
| 第5章 社会支持视角下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的对策分析 |
| 5.1 政府主导 |
| 5.1.1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 5.1.2 优化再就业环境 |
| 5.1.3 鼓励多渠道就业 |
| 5.1.4 完善社会保障 |
| 5.1.5 推动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 |
| 5.2 社区促进 |
| 5.2.1 构建社区再就业平台 |
| 5.2.2 挖掘社区再就业岗位 |
| 5.2.3 开展再就业能力培训 |
| 5.2.4 创建社区托幼中心 |
| 5.3 社会组织帮扶 |
| 5.3.1 寻求再就业援助 |
| 5.3.2 提供专业社工服务 |
| 5.4 家庭支持 |
| 5.4.1 行动的支持 |
| 5.4.2 精神的慰藉 |
| 5.5 自身努力 |
| 5.5.1 不断学习,增强竞争力 |
| 5.5.2 做好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
| 5.5.3 自我调节,适应新环境 |
| 第6章 总结与启示 |
| 6.1 总结 |
| 6.2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6.2.1 创新点 |
| 6.2.2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关于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意愿的调查问卷 |
| 附录B 北京市A区全职妈妈再就业问题的访谈提纲 |
| 致谢 |
（5）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价值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
|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视角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
| 1.4.2 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
| 1.4.3 研究目标的创新性 |
| 1.4.4 研究过程的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文献述评 |
| 2.1 公益性岗位制度研究述评 |
| 2.2 公益性岗位政策文件述评 |
| 2.2.1 国家层面的公益性岗位法规政策 |
| 2.2.2 各地出台的公益性岗位政策性文件 |
| 第3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及路径依赖 |
| 3.1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3.1.1 经济体制转型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 |
| 3.1.3 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行政体制改革 |
| 3.1.4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转型 |
| 3.2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原因 |
| 3.2.1 维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 |
| 3.2.2 满足社会成员对基层公共服务的需求 |
| 3.2.3 计划安置就业的路径依赖与维护国企改革的现实选择 |
| 3.3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的意义分析 |
| 3.3.1 从直接的经济补偿到提供就业岗位援助 |
| 3.3.2 从保障基本生活到促进社会融入 |
| 3.3.3 从被动下岗分流到主动提供社会服务 |
| 第4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情况—基于部分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现状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
| 4.2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
| 4.2.1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历程与建设情况 |
| 4.2.2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和人员构成 |
| 4.2.3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情况调查实证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视角 |
| 4.2.4 吉林省不同类别公益性岗位案例调查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开发、使用部门视角 |
| 4.2.5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社会效益分析 |
| 4.3 东中南部5省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对比分析 |
| 4.3.1 五省公益性岗位政策体系建设 |
| 4.3.2 五省公益性岗位的开发 |
| 4.3.3 五省公益性岗位管理体制 |
| 4.3.4 五省公益性岗位筹资渠道及从业人员薪酬待遇 |
| 4.3.5 五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综合比较 |
| 第5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成因 |
| 5.1 岗位依赖 |
| 5.1.1 出口不畅 |
| 5.1.2 “一岗难求”现象 |
| 5.2 制度风险 |
| 5.2.1 政府负担过重 |
| 5.2.2 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新的排斥 |
| 5.2.3 公共服务作用发挥不充分 |
| 5.2.4 公益性岗位管理模式不适应就业发展趋势 |
| 5.3 困境的成因 |
| 5.3.1 制度原因 |
| 5.3.2 结构原因 |
| 5.3.3 体制原因 |
| 第6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优化—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 |
| 6.1 公益性岗位制度优化的必要性 |
| 6.2 其他国家及地区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及启示 |
| 6.3 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优化路径 |
| 6.3.1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目标 |
| 6.3.2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构建需要坚持的四个原则 |
| 6.3.3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6）工伤女工的赋权实践 ——基于T机构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劳工社会组织的研究 |
| 2.2 关于赋权理论的研究 |
| 2.3 小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框架 |
| 3.2 概念界定 |
| 3.3 研究方法 |
| 4. 劳工社会组织与工伤女工现状 |
| 4.1 劳工社会组织的状况 |
| 4.1.1 T机构的成立与发展 |
| 4.1.2 T机构的特征 |
| 4.2 工伤女工的状况 |
| 4.2.1 工伤知识淡薄 |
| 4.2.2 缺乏基本服务机会 |
| 4.2.3 交往空间狭窄 |
| 4.2.4 工伤再就业难 |
| 5. 赋权实践:劳工社会组织的策略 |
| 5.1 个人层面赋权:教育策略 |
| 5.1.1 培育信任 |
| 5.1.2 法律服务 |
| 5.2 人际层面赋权:活动策略 |
| 5.2.1 培养志愿者领导力 |
| 5.2.2 增强女工文化互动 |
| 5.3 社区层面赋权:宣传策略 |
| 5.3.1 工伤再就业倡导 |
| 5.3.2 学术研究呈现 |
| 6. 赋权实践的局限性 |
| 6.1 权力认知差异 |
| 6.2 赋权理念冲突 |
| 6.3 制度性约束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主题与范围 |
| 1.2.1 研究主题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1.5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5.1 概念界定 |
| 1.5.2 理论基础 |
| 第2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外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2 国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政策应对的理论分析 |
| 2.2 国内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营企业股份化社会成本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研究 |
| 2.2.3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 |
| 2.2.4 有关经济转轨社会代价的研究 |
| 2.3 评价与发现 |
| 第3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历史发展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1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逐渐孵化(1978-1991年)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社会背景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孵化的政策温床 |
| 3.1.3 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雏形及社会政策应对 |
| 3.2 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1992-2002年) |
| 3.2.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背景 |
| 3.2.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及后果 |
| 3.2.3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特点 |
| 3.2.4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全面爆发的社会政策应对 |
| 3.3 第三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2003年至今) |
| 3.3.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背景 |
| 3.3.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渐趋稳定的社会政策应对 |
| 第4章 现阶段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典型案例分析—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 |
| 4.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及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1.1 J煤业集团发展概况 |
| 4.1.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背景 |
| 4.2 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典型案例分析—基于K公司的调研 |
| 4.2.1 K公司代表性及调研结果 |
| 4.2.2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成因分析 |
| 4.2.3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结果分析 |
| 4.2.4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分析 |
| 4.2.5 K公司契约化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应对建议 |
| 第5章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与启示 |
| 5.1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社会政策应对的反思 |
| 5.1.1 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产生 |
| 5.1.2 国有企业改革巩固并恶化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 |
| 5.1.3 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缺位”导致社会政策保护缺失 |
| 5.2 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及其社会政策应对的启示 |
| 5.2.1 发挥国有企业的主体力量 |
| 5.2.2 深入挖掘社会各主体活力 |
| 5.2.3 完善积极型社会政策体系 |
| 第6章 发达国家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经验 |
| 6.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
| 6.1.1 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对比 |
| 6.1.2 社会政策学视野下发达国家的借鉴意义 |
| 6.2 自由市场福利国家的美英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
| 6.2.1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 6.2.2 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的实践 |
| 6.2.3 企业社会责任在英国的实践 |
| 6.3 国家福利的德瑞X+社会福利模式 |
| 6.3.1 共同治理+法团主义社会政策的德国模式 |
| 6.3.2 工会监督+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瑞典模式 |
| 第7章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及具体路径 |
| 7.1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必要性 |
| 7.1.1 合理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政府公共服务升级的体现 |
| 7.1.2 正确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备条件 |
| 7.1.3 有效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需要 |
| 7.2 重构社会政策应对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具体路径 |
| 7.2.1 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健全职业福利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完善社会服务机制 |
| 7.2.3 巩固社会主义政体,发挥财政福利优势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民粹主义的学理考究与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民、民粹及民粹主义 |
| 一、民、民粹 |
| 二、民粹主义 |
| 三、基本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
| 一、民粹主义之于西方演进 |
| 二、民粹主义之于中国流变 |
| 三、中西方民粹主义沿革之启示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及其一般特征 |
| 一、自诩代表人民的虚伪性 |
| 二、表达不满的批判性 |
| 三、群体集聚的非理性 |
| 第二章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嬗变与存在样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流变 |
| 一、“改革潮”的到来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发酵(1978-1992)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生成(1992-2000) |
| 三、社会矛盾的集聚与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频发(2000 至今)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形成背景 |
| 一、改革深水区中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其爆发的重要诱因 |
| 二、民主政治发展中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是其形成的政治土壤 |
| 三、市场经济中价值取向的多元所导致的精神迷失是其酿发的价值因素 |
| 四、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兴起的媒介条件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样态 |
| 一、政治民粹主义 |
| 二、文化民粹主义 |
| 三、民族民粹主义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新左派思潮 |
| 二、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与群体性事件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与实质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考辩 |
| 一、机械抽象的人性设定 |
| 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
| 三、名不副实地建构人民话语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 |
| 一、政治理念上的极端民主 |
| 二、经济诉求上的绝对平均 |
| 三、文化取向上的拒斥高雅 |
| 四、主体构成的草根性 |
| 五、存在形式的碎片化与依附性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的实质 |
| 一、反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思想价值 |
| 二、绝对理想化的政策主张 |
| 三、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判定标准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功能 |
| 二、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 |
|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判定标准探析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人民”的名义曲解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二、“民主”口号歪曲了民主理念 |
| 三、个体权利的过分张扬遮蔽了健康的公民意识 |
| 四、绝对平均的利益诉求扭曲了公平正义原则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 |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冲击 |
| 三、对道德秩序的破坏 |
| 四、对政治认同的解构 |
| 五、对民族精神的悖离 |
| 第五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学理思考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早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 |
| 一、对盲目推崇农民的指摘 |
| 二、对“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批驳 |
| 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对民粹主义的警觉 |
| 一、推进民生建设从而预防群体性事件及其向民粹主义的衍化 |
| 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防范民主政治倒向民粹主义 |
| 三、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从而防止弱势群体滋生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着力点 |
| 一、在理论层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
| 二、在经济层面强化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的获得感 |
| 三、在政治层面实现广泛真实的民主 |
| 第六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域外镜鉴 |
| 第一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考察——以“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获胜”为例 |
| 一、特朗普的选举策略及其民粹主义表征 |
| 二、对民粹主义影响的理性审视 |
| 第二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
| 一、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经济根源 |
| 二、代议民主的政治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政治诱因 |
| 三、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价值因素 |
| 四、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重要温床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
| 一、以维护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平为基本方向 |
| 二、以夯实党的认同基础为主要定位 |
| 三、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途径 |
| 第七章 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统领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 |
|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以及时澄明民粹主义的文字陷阱 |
| 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立体呈现民粹主义的真实面相 |
| 三、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扬弃以充分发挥对民粹主义的价值引领 |
| 第二节 以维护社会公平为核心奠定疏导民粹主义的现实根基 |
| 一、落实机会公平以保证共建 |
| 二、改善民生以促进共享 |
|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实现共富 |
| 第三节 以强化广泛深入的公民政治参与为保障构筑疏导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 |
| 一、增强党的执政权威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领导助力 |
| 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依托 |
| 三、推进民主政治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法治保障 |
| 第四节 以培育健康的公民意识为手段塑造疏导民粹主义的主体要素 |
| 一、发挥新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导向功能 |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教化作用 |
| 三、优化外部场域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环境氛围 |
| 第五节 以互联网治理为重点构建疏导民粹主义的媒介环境 |
| 一、以心系网民为导向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
| 二、以队伍建设为依托强化网络正能量 |
| 三、以法治化治理为手段规范网民行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案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性弱势群体概述 |
| 第一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界定 |
| 一、不同学科对弱势群体的界定 |
| 二、弱势群体界定遵循的原则 |
| 三、从犯罪学的角度界定弱势群体 |
| 四、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犯罪学界定 |
| 第二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状况 |
| 一、数量大,占的比例非常高 |
| 二、遭受各种歧视 |
| 三、一些制度与法律对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漏洞 |
| 四、社会性弱势群体权益受损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群体事件不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现象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个性犯罪实证研究 |
| 一、农民工犯罪现象及特点 |
| 二、城市贫困群体犯罪现象及特点 |
| 三、农村贫困群体犯罪现象及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
| 一、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人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行为特征 |
| 三、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目的和动机特征 |
| 四、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人以判重刑为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性弱势体犯罪原因剖析 |
| 第一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个性原因 |
| 一、农民工犯罪原因 |
| 二、城市弱势群体犯罪原因 |
| 三、农村贫困群体犯罪原因 |
| 第二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共性原因 |
| 一、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宏观原因 |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微观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理念与治理政策 |
| 第一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理念 |
| 一、公平理念 |
| 二、“人本主义”的理念 |
| 三、禁止歧视,倾斜保护理念 |
| 四、权利保障理念 |
| 第二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现有的治理政策 |
| 一、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以“严打”为主导的治理政策 |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严打政策的合理性 |
| 三、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严打政策的弊端 |
| 第三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政策的选择 |
| 一、社会支持政策的内涵 |
| 二、社会支持政策的功能 |
| 三、社会支持政策选择的必要性 |
| 四、社会支持政策为主、严打为辅的治理政策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治理模式及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治理模式 |
| 一、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现有的治理模式 |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 |
| 第二节 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的治理路径 |
| 一、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现有的治理路径 |
| 二、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路径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概括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从政府质量到社会质量 |
| 一、政府质量: 传统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二、社会质量: 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三、基于社会质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 发展社会学下的新理论 |
| 一、理论创生背景 |
| 二、理论溯源 |
| 三、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 乡村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
| 一、制度支持 |
| 二、行动者 |
| 三、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三章 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 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 |
| 一、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 |
| 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 乡村“内生性支持” |
| 一、宗族 |
| 二、乡村组织 |
| 三、合作社与集体行动 |
| 第三节 非耦合性支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均衡互动 |
| 一、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 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 |
|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 |
| 第四章 乡村治理行动者的特征及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体制时期乡村行动者的政经统合 |
| 一、公社制度为主导的行动载体 |
| 二、政治运动式治理为特色的实践模式 |
| 三、政经统合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时期乡村行政者的逐利导向 |
| 一、乡村主体的逐利交织网络 |
| 二、积极转型及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治理 |
| 三、逐利导向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基层政治竞标赛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模式的治理限度 |
| 一、村民组织的自治能力羸弱 |
| 二、乡村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 |
| 三、乡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建构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一节 结构性要素 |
| 一、乡村社会经济保障 |
| 二、乡村社会凝聚 |
| 三、乡村社会包容 |
| 四、乡村社会赋权 |
| 第二节 结构要素下乡村治理的限度 |
| 一、乡村社会民生保障的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 |
| 三、乡村社会排斥现象仍显普遍 |
| 四、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稍显羸弱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的困顿之源 |
| 一、政策制度在地实践的偏差 |
| 二、上传下达沟通机制的阻塞 |
| 三、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 |
| 四、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 |
| 第六章 乡村治理路径: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耦合路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型构 |
| 一、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 |
| 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 |
| 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 |
| 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支持 |
| 第二节 乡村行动者的主体互构路径 |
| 一、治理主体间的互构 |
| 二、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 |
| 第三节 调适路径: 社会质量要素的嵌入 |
| 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 |
| 二、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 |
| 四、创新乡村社会民众的参与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社会性“弱势群体”处境与再就业对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D]. 常鑫.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社区矫正措施有效性实证研究 ——以B市为例[D]. 杜延玺. 吉林大学, 2019(06)
- [4]社会支持视角下城市全职妈妈再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北京市A区为例[D]. 姚春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5]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D]. 徐云辉. 吉林大学, 2019(10)
- [6]工伤女工的赋权实践 ——基于T机构的个案研究[D]. 黄全仙.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国有企业改革社会成本的社会政策学研究 ——以H省J煤业集团契约化改革为例[D]. 马洁华. 吉林大学, 2018(12)
- [8]民粹主义批判视域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袁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9]社会性弱势群体犯罪治理研究[D]. 向鹏.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D]. 詹国辉.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