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实地考察

一、学术交流 田野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姜建伊^[1]（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杨国桢^[2]（2020）在《《福佬与客家之间》前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十年,我机缘巧合,参与主持厦门大学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1989年11月至1993年,我陆续在闽西龙岩地区龙岩市（今龙岩市新罗区）三个村开展田野调查。1994年后,我又参加"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的延伸计划——"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项目,在闽西龙岩地区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开展田野调查。

马一鸣^[3]（2020）在《20世纪法国藏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综合运用多语种文献资料和文献分析法,还原20世纪法国社会历史背景,多重视角地分析法国藏学萌芽的原因。梳理了20世纪上、下半叶法国藏学的萌芽、发展、停滞和探索各阶段概况。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法国学者大卫·妮尔、雅克·巴科、列维以及石泰安等人的藏学研究内容,阐述了法国学者对藏族文化、敦煌藏文文献、藏族语言文字及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情况,力求以小见大,归纳出20世纪法国藏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法国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较早开展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从19世纪肇始至今已逾百年。20世纪是法国藏学学科得以确立并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法国自然科学、社会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促进了法国藏学的萌芽。20世纪初,大卫·妮尔等探险家来到我国藏区进行考察,发表了相关论着,在许多国家引起了一阵藏族热。1908年伯希和从我国敦煌携回法国一大批重要的藏文历史文献资料,使文献研究成为20世纪上半叶法国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超常之处。到了20世纪下半叶,面对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法国藏学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进入停滞期。在学者石泰安等人不懈努力下,法国藏学改变了一直以来以古代史和文献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藏族的近现代研究上来,研究内容也扩大到文学、艺术、医药、民俗等多方面。法国藏学呈现了注重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关注藏族近现代发展情况以及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法进行研究的新面貌。目前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国内对20世纪法国藏学研究的情况和一些重要学者的研究内容还不够深入。对20世纪法国藏学发展情况进行总结,不仅对了解藏学家个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贡献具有帮助,也对明晰20世纪法国藏学的发展动态,把握国际藏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民族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英才^[4]（2020）在《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化整体视角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从服饰发生的生态环境、历史发展、社会背景、生产方式等方面作了综合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析对特定地域环境的服饰风格与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它们之间具有紧密相连的层次关系。由于舟曲藏族生活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在长期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中,创造出与舟曲地域相适应的服饰着装。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受众多文化因素和影响是服饰产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服饰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环境和传承场域。而这些基础为服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环境。由此特定地域空间和人群及环境共同构成了一套本土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生态系统。在这种文化空间视阈下,舟曲藏族服饰文化作为藏族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遗产。其类型丰富,风格独特,总体构成了自成体系的艺术格局。由于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相对封闭落后,居于这种环境氛围下,总体服饰文化保留相对完整。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各种文化不断被涌入,潜移默化地对服饰生产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过去传统服饰逐渐都已失传,而现代大众化服饰占领主导趋势,基于这种社会语境下,研究本地域服饰文化具有迫切而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即体现该民族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和精神文化的外显展示。同样它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经过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中,形成了舟曲藏族特有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不仅包涵了舟曲藏族的语言形态和居住形式及民俗习俗,保留了传统的服饰文化基因。服饰文化内涵在装束质料、工艺、构造、色泽、审美、纹样等方面得到了体现,从而使舟曲藏族历史渊源、着装习俗、装束风格、制作工艺、色彩配置及审美理念均方面得以表达,使服饰文化在各自的生产生活和地域空间里,形成为地域性传承延续的活态文化。它在发展过程中,过去在封闭的生活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下,将舟曲藏族传统服饰原汁原味地生存和保留下来。舟曲藏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等各方面受到所在地域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等的影响。而特定地域历史、社会文化、自然条件、宗教习俗等多种因素,是舟曲藏族着装产生的基本条件,也是服饰文化形成的重要环境和传承场域。这些基础因素为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环境。在服饰穿戴习俗上体现其深刻的地域特性,舟曲着装生根于传统的自然村落和民间生产生活,同样在舟曲藏族同一地域文化圈内,不同的服饰风格和艺术审美自成体系,从中透视出不同的艺术内涵和色彩审美及文化象征。这些文化内涵完整地表达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核和艺术理念。服饰在重要的人生礼仪中扮演其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这种文化语境,服饰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更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舟曲藏族社会生产和民间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本文选择舟曲藏族传统自然村落为田野点,通过舟曲藏族民间考察和实地调研及访谈相结合基础上,对舟曲藏族服饰发生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传统技艺、民间习俗、装束惯习、文化变迁等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的总结阐述。其一,从舟曲藏族源流和地域分布格局方面进行了详细总结;其二,从舟曲藏族服饰的传统纺织（纺织、制作、染色）、制作技艺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三,对舟曲藏族服饰依存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变迁方面做了分析论述;其四,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风格类型、形制要素、构造特质方面做了详细总结;其五,从舟曲藏族传统服饰蕴涵的民俗特性、禁忌事项、文化载体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其六,从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的形态美学、艺术特质、审美意蕴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其七,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符号、文化寓意、语义特性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其八,对舟曲藏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社会角色、文化认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九,对舟曲传统服饰的生存现状、社会语境、保护空间等方面做了全面论述。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舟曲藏族服饰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均与舟曲藏族所生存的环境、生活、宗教、思维方式及价值等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服饰生产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时代环境均不断在发生变迁,促使传统服饰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传统服饰文化面临消失或失传的尴尬境地。当下如何传承和保护服饰成为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随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与此服饰文化同样发生了变化,基于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下,探讨传统藏族服饰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生存空间的解决路径。在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发展中求生存,营造让服饰文化永续生存的文化空间。而本文研究能够对舟曲藏族文化保护有所借鉴或启发意义,让舟曲藏族民众意识到传统藏族服饰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更让本土民众意识到传统藏族服饰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生存境遇,更多地为传统藏族服饰生存、发展及延续。本文研究和探讨,为整个藏族传统服饰文化及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参考思路。

王海霞^[5]（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裴世东^[6]（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范晓君^[7]（2019）在《画展：中国学院派写实油画家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学学科建立以来,艺术一直是人类学文化、社会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人类学家对艺术的反思和批评成为当代艺术制度和艺术实践的重要补充和启示。本研究通过中国当代学院油画家艺术生活中的核心实践——画展（绘画展示）来阐释他们学习、传承的过程,进而揭橥学院油画家群体的“大师文化”,也丰富了画展对油画实践者艺术生涯意义的理解。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主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进行,通过参与观察、访谈、个人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展现画展之于油画实践者主体的意义。在学院画室的“巡看”、“汇看”,画展中的参观、教学、临摹等艺术实践,展示了学院油画家“言必称大师”的大师文化,他们以艺术史中油画大师作品所体现的绘画基本特征、画面品质、艺术高度作为自己艺术活动的追求,在不断的观看和绘画训练过程中受到“大师文化”的濡化并形成文化直觉。通过参展、投展等活动中,揭示了油画实践者主体间的职业竞争和生活压力与他们在大师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共同艺术追求之间的张力。全文共有六章。第一章是人类学艺术研究的回顾、田野调查情况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二章以学院油画家林建寿油画个展为案例,论述了画展之于油画实践者社交、学习的作用;第三、四章对学院油画实践者在画室和下乡写生进行阐释,结合他们的观看实践,描述大师文化具体的成因和文化细节;第五章,以油画家简历中的参展情况诠释油画家主体的画展实践与艺术生命之间的相关意义。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绘画展示是学院油画实践者艺术追求过程中核心的实践方式,在观看和绘画实践过程中,他们受到群体内的大师文化濡化,他们的社会交往、艺术传承、艺术实践在大师文化的影响下而展开。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扩大了人类学艺术实践者研究的范围,是国内少见的人类学关于艺术文化精英群体的研究;同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该群体所特有的大师文化,这对将来进一步关于该群体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李明奎^[8]（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宋能能^[9]（2019）在《新时代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建设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文中指出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以培养少数民族专门人才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民族学是民族院校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在民族院校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从创立、发展到繁荣,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学科队伍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人才培养质量逐渐提高、服务社会能力普遍增强、对外交流合作日趋扩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和民族工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和“双一流”建设深入推进,既为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对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民族院校能否提高民族学学科水平,把民族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乃至世界一流学科,不仅关系到民族院校能否保持学科优势和特色,而且关系到民族院校在高校之林的生存与发展。如何提高学科水平,向一流学科的目标奋进,是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广西民族大学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学学科在师资队伍、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科条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还存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薄弱、高层次领军人才数量不足、标志性科研成果数量有限、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缺乏、社会服务能力有待增强等问题。在新时代,各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科学制定学科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学科发展目标,理清学科发展思路,着力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科研水平,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全面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打造民族学一流学科,不断增强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张福强^[10]（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提出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二、学术交流 田野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术交流 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福佬与客家之间》前言（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法国藏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7）画展：中国学院派写实油画家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建设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学术交流 田野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福佬与客家之间》前言[J]. 杨国桢. 区域史研究, 2020(02)
• [3]20世纪法国藏学发展研究[D]. 马一鸣.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舟曲藏族服饰文化研究[D]. 曹英才.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7]画展：中国学院派写实油画家人类学研究[D]. 范晓君. 浙江大学, 2019(07)
• [8]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9]新时代民族院校民族学学科建设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D]. 宋能能.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10]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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