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较快增长的上升通道——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郑小凤[1]（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陆俊杰[2]（2020）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文中指出在法治现代化征程中,地方法治深嵌在时代发展大潮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双重关系中,需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何以可能?何以进行?何以实现?”等关键性问题。全球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处于开放型格局中的地方必然要以国际化视野认真对待经济社会和治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数字时代的信息与数据的变革,催生了地方数字政府,优化了社会规范与工具,促进了社会发育和公众参与。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地方法治受到了动力主体与要素不平衡和内在权力关系配置失衡的制约。破解社会基础薄弱和政府主导的悖论关键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建设“有效地方法治”。当下,地方法治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均存在着社会缺位等问题。多元主体力促政府与社会合作,这是地方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向。现实中,市场化利益聚合、服务型政府改革和社会力量嵌入性成长促使地方法治逐步向政社合作转型。地方性事务的平等治权、宪法与法律的涉地合作规定、地方社会的信赖机制等为合作型地方法治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和实效性基础。合作型地方法治意指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以信任为基础,充分运用已有资源和社会资本,通过平等合作和交织互动,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结合而成共同体的能动作用,有效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法治目标的地方法治模式类型,需要具备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平台等构成要件,具有强社会性、多主体性、平等性、集体行动等鲜明特征。社会权力作为合作型法治的重要力量一直存在于地方法治的实践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结构网络中,社会权力活跃于政府服务、公共治理和基层自治等领域,并且在公权力的主导下作为参与性力量参与地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权力关系结构中,社会权力在社会阶层复杂化、资源配置社会化和网络观念多元化的催生下逐步发育壮大,从而与政府权力之间基于主体、制度和结果等相互信任而迈向合作。这种合作展现了平等性地位、公共性指向和多向度开放的合作特点。法理语境中,社会权力是除国家组织和社会个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凭借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对政府、社会和公众产生影响、支配和控制作用的力量和能力,是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其生成和实施需具备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力量、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条件以及对于其他主体和权力权利产生影响等条件。“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作为地方法治权力关系的重要维度,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多元化的。社会权力的法治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域的多元主体,需具备组织化、群体化、社会化和公共资源等条件。地方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权力最重要的主体,其囊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在迈向高质量治理进程中不仅具有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主性,还具备了民间性和公共性等特点。稳定的社会群体则是基于社会利益价值需要为实现共同目标结合的社会共同体,包括较多现实结合的实体性社会群体和虚拟化网络社会群体,自组织性、利益共通性和成员认同性是其重要特点。而自治性社区组织是法定的常见社会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城乡治理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权力主体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形态,更是地方法治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是其重要的法理向度。整体而言,社会权力自组织运行不仅能够增强其在权力体系中的法治地位,还能有效发挥其外化的法治功能。首先,社会权力通过多元化方式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滥用,途径是社会权力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自限权力、扩张社会权力领域限缩政府权力实施空间、通过静态分享和动态转化方式分解政府权力。其次,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会与政府间合作,则是社会权力法治功能的重要一面。在具体实践中,社会权力通过架构陌生人互惠关系网络、培育平等合作的公共精神和构筑体制回应的社会秩序等方式丰盈社会资本的内容,增强社会权力内在动能。再次,社会权力通过“民间法”等社会规范的成熟完善,不断生成自身治理权威,架构多元权力的耦合机制,从而促成社会秩序的逐步建立。通过限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资本、生成社会秩序,社会权力致成了其法治功能。社会权力在合作型地方法治的作用主要通过其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权力运行主要依赖于地方开放复合的民主实践空间、经济和信息等多元资本以及多样繁荣的理性文化等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地方法治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集聚信任,强化平等对话与公共协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的有序参与和城乡的社区自治等方式实现深度法治合作。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是其介入地方法治进程最核心的运行机理。社会权力通过自主决策和能动机制,建立了多元权力平等合作的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多元权力主体基于项目化绩效目标,生成动态的项目合作共同体。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信任制度体系以及政社权力合作运行规范机制下,多元主体基于互惠原则展开法治合作的集体行动。社会权力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其和政府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和互惠的信息共享机制,基于信任形成项目化的虚拟合作共同体,对权力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及反馈,动态回应治理中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需要,实现地方法治目标。当然,合作型地方法治也要高度警惕社会权力的政治动机和权力溃散现象,确保权力的运行和功能以法治目标为导向。
徐浩[3]（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说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龙小燕[5]（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徐晔[6]（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变迁,教育结构变革,引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动摇,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出现偏差。基于对中等职业教育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思考和追问,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本研究沿着“逻辑功能——现实功能——价值功能”这一研究思路展开,力求回答三个问题是:第一个,本体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实然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是什么?第三个,价值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是什么?借助结构功能理论、教育病理学、职业教育民生思想,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构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分析框架,基于价值与功能,结构与功能这两对基本范畴,立足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现状,对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结构根源进行分析,探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除绪论外,本研究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探讨,由第一、二章构成。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选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功能演变的历史及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进一步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进行验证。第二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然分析,由第三、四章构成。扎根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运用访谈研究法,以学校、家庭、企业为分析场所,深入分析现阶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及结构根源。第三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由第五、六章构成。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现实表征及根源分析,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探究。并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针对研究问题,通过分析论证,本研究形成以下结论:第一,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逻辑起点,整合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对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进行动态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功能演变的基本方式:失调与调适,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具体表现为:功能取向偏颇、功能行动偏差、功能结果失调。第三,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根源:中等职业教育区域结构失调,类型结构失调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内部结构根源;“双轨制”体制下层次化、等级化的学校系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缺失的内部衔接不顺,外部沟通不畅的教育结构根源;经济社会转型期,以职业分化和资源占有为标准的社会分层和文化传统型塑教育行动者功利化生存心态,推动形成职业获得与社会升迁的竞争性流动机制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社会结构根源。第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基于功能失调的现实表征及结构根源,明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价值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结构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功能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基本样态:育人+就业+升学;中等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定位:广大平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态定位:兼顾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定位的应然选择:面向平民的职业基础教育。第五,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两轨一元”;并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实现的制度保障。
刘文霞[7]（2018）在《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贫困落后的状态。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不仅生活得到显着改善,财产及财产性收入也取得较快增长。但是,从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分布来看,快速增长的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并不平衡,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也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为解决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增长问题,我国在与其相关的制度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由于我国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旧相对滞后,与财产性收入分配的需求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矛盾,并且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尽早建立起健全与完善的多层次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加以解决。本文除导论以外,共有七部分,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相关概念与相关理论。首先,本文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界定与回顾,涉及到的概念主要有: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等。其次,本文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涉及到的相关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二是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三是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具体涉及到交易成本理论、寻租理论、利益集团等理论。最后,本文对有关制度合理化的研究进行了简要述评,提出了本研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又要借鉴其他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分析我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特征。在这部分,主要运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数据与资料,分析并论证了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呈现的特征:不平衡增长。第一,财产性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迅速增长;第二,财产性收入差距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断扩大。“增长”与“差距”的并存凸显了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探究我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不平衡增长的制度性原因。首先,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原因:“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财产积累的提供了制度基础;宪法与各种相关法律法规为居民财产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多层次的交易市场为财产的多元化的投资提供了市场和投资工具;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为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分配依据。其次,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制度不合理。制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初次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财产积累不公平;再分配制度的有效性未得到充分发挥;非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也存在缺陷。第四部分:提出实现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平衡增长的关键——制度合理化。鉴于财产性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但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制度合理化的内涵应该是指能够促进“增长”与缩小“差距”的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制度合理化能够解决财产性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平衡增长问题,因为制度合理化能够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也能够调节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制度合理化的发生机理是制度的稳定性、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对利益极大化追求的努力三者之间持久的冲突。第五部分:进行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实证分析。这部分选取学者们公认的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通过对这些国家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基本做法的分析,得出值得借鉴的经验。第六部分:考察我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制度合理化的现状。这部分主要探究我国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进而分析制约我国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原因,一是制约初次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因素: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及微观工资增长机制、产权结构、市场化改革。二是制约再分配制度的因素: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欠缺。三是制约非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合理化的因素:制度设计者的理性与偏好、制度变迁的“时滞”、制度的实施机制等。第七部分:提出促进我国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政策分析与建议。具体包括:初次分配制度合理化——提高劳动者收入;优化要素价格的市场环境;完善财产运营的各类相关制度。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提高制度的有效供给;健全财产税、赠与税和遗产税制度;完善个人财产评估与登记制度。非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和合理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强化不平衡促进平衡发展战略;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在研究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方面尝试有以下突破:（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的理论去分析我国财产性收入差距问题。在坚持所有权是决定参与分配的最终杠杆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首先分析了财产性收入差距主要源于财产积累中的劳动报酬偏低,而广大中低收入者主要以劳动报酬为主;其次是特殊人群的收入畸高,加剧了财产积累的不平等。接着运用交易成本等理论论证了财产运营中由于各个制度缺陷导致了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改变这种财产及其财产性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必须实现制度合理化。（二）运用制度合理化的发生机理去分析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过程。本文认为财产性收入分配中从来不缺乏制度这一元素,唯一变化的是制度集合的选择,制度合理化的过程是制度稳定性、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及人对利益极大化追求的努力之间持久冲突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原有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集合已经显示出了许多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弊端。与此同时,鉴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有正效应,而财产性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因此必须变革原来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以制度的合理化推动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与“缩差”,即实现其平衡增长。在研究过程中,本人深感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时,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足。其次,由于时间、能力及其条件的限制,本人对财产性收入的直接调研数据较少,文章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或者其他二手资料。第三,本文只是对财产性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变迁做了粗略的研究,有关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具体制度设计和路径实现等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李慧玲[8]（2018）在《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研究》文中提出交通运输业作为重要的基础性产业,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交通运输业的贯穿始终、基础性支撑的发展过程。尽管很早的研究就认识到交通运输业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但很少关注区域间的空间依赖性,从空间视角来研究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相对薄弱。交通运输业除了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外,由于其在空间上所具有的网络性和外部性等特征,空间上引起的时间距离的缩短、要素流动的加快、市场辐射范围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即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在不断演化动态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处于结构调整的特殊时期,需要从根本上把握交通运输业与区域增长间的关系,以更好的发挥其基础性支撑作用。作为社会先行产业,长期以来交通运输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发放了四万亿资金以刺激国内经济发展,而其中一半以上资金用于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的正式运营,这不仅是我国铁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这轮交通运输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关心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交通建设投入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呢?交通运输业如何在空间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本文尝试从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入手,研究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的作用机理,并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其空间格局和溢出效应。具体来讲回答现实问题,“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即修路应该在哪里修、何时修、修多少?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交通方式（公路和铁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交通运输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科学命题的前提下,基于“文献述评和基本理论→研究框架和机制分析→发展现状和空间格局→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公路与铁路运输的动态面板模型→结论与对策”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首先从文献梳理入手,通过总结现有研究的进展和不足并结合现实背景,寻找本研究的切入点;接着构建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以此分析交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路径和影响因素;随后,研究的重心转向对交通运输业现状与格局的分析,从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和社会客货运总量两个视角分析了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公路与铁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以期发现交通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动态规律及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并以此提出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的路径和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论文的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这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展示了研究的内容框架和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概括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工具,以及研究的贡献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这部分主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进行简要的回顾,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方面的进展,并进行简要述评,了解现有研究的已有成果和不足之处,找到进一步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第三章,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机理分析。这部分以交通运输业在塑造空间形态中起着重要支撑为前提,主要围绕着交通运输、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构建了交通运输、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阐述了交通运输、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宏观路径、微观路径以及其反馈路径,分析了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影响机制。第四章,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特征分析与空间格局。这部分首先从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出发,介绍了建国以来我国五种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运输规模及结构变化。从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和社会客货运总量的视角分析了其在空间上呈现出的空间格局分布;进一步用莫兰指数Ⅰ和吉尔里指数C衡量了人均GDP、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和社会客货运总量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明确经济活动与交通运输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的聚集。第五章,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分析。这部分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1995-2015年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相关性进行考察,并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估计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采用空间偏微分方法回归法,实证分析了交通运输网络密度、社会客货运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度、劳动力、产业结构及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溢出、间接溢出及总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了在2小时、4小时、6小时时间距离下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性。第六章,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公路和铁路的分析。我国属于内陆型国家,全社会总运输量的90%以上由公路和铁路交通来完成,公路和铁路交通是综合运输体系中的骨干和主体,由此本部分对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作用进行分析。这部分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对1995-2015年间空间相关性和其溢出效应的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在四大经济地区和省域空间的差异性。第七章,结论与展望。该部分首先对全文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总结,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关于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从空间格局看,我国经济增长和交通运输业呈现出高度的空间不平等和集聚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区域间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2）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时间距离的缩短加强了区域间溢出效应。（3）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性正向影响,铁路交通的产出弹性始终高于公路交通,公路铁路交织的运输网络体系将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连接成一个整体,通过对邻接地区的扩散效应,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使得一个区域的发展带动相邻区域的发展。（4）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都呈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在时间距离的缩短导致了所谓的“时空收缩”、同城经济圈的现象,使得集聚经济在周边地区之间共享,形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情况。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围绕在对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交通运输业如何更好的全面支撑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破除地区间行政壁垒,充分释放交通运输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性区域战略;第三,优化交通运输网络结构,特别加快铁路网和公路网的覆盖和建设;第四,不断优化和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时期持续发挥交通运输的支撑引领作用。论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从动态空间的视角分析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刻画和分析交通运输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新见解。在空间计量模型中,采用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来刻画交通运输业对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不同时间距离下交通经济圈的差异。
董文杰[9]（2017）在《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均衡、不协调等问题并没有根除,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事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释放改革红利,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将其确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化的关键,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财政支农政策作为国家调节城乡经济关系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职责。2004-2017年连续14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勾勒出了中央政策实施思路的概貌,在中央政策的强有力支持和引导下,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扶持模式逐渐完善,制度障碍逐步破除,“三农”资金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但是,“三农”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较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还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有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放缓,社保、教育、运转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新增动力和后劲不足的影响,然而更多的是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效率问题。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经济关系运行特征如何?财政支农政策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析国内外相关经济理论,广泛挖掘和科学吸收,结合我国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情况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找到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构建理论框架,揭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其次,围绕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格局,总结运行特点、不足,并探析原因,测度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再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索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应,充分揭示财政支农政策的作用方向,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依据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根据实证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完善扶持体系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1）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让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兼顾各相关实施主体利益,规避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通过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局部溢出模型分析,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具有明显的区位粘性,表明资本和资源在“逐利本质”的驱动下,必然会投向回报周期短、利润率高的城市部门,城乡之间的差距会逐步加大,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也将逐步明显。在传统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下,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新古典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经济效率模型,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财政资金的有效配置,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基于上述两点,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促进资金和资源投向农村、农业领域,补齐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农”短板。但是,在财政支农政策实施的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不一致的,需要增加双方在重复博弈过程中背叛的惩罚成本,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风险和实施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的道德风险。（2）财政支农规模逐年增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总产值份额比重在逐年提高,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呈现倒“U”发展态势,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度较高。从财政支农政策执行情况看,1995-2016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总产值份额占比在逐年提高,反映出各级政府逐步重视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三农”领域的投入和关注度持续增加。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看,两种方法测度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均呈倒“U”发展态势,且以2004年为分界点,前期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呈恶化趋势,随着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城乡经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逐步改善。从两者之间的关联度看,财政支农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标和农业总产值指标的关联度比较高,都在0.72以上,表明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3）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中西部省市多属于“双高型”,而东部地区多属于“双低型”,且现阶段财政支农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从Moran,s I指数测度情况看,全国30个省市1997-2015年间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且中西部省市多属于“双高型”,东部地区多属于“双低型”,表明内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关联度不高。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实证期间财政支农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一结果并不是否认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反映出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支农政策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管理欠佳,致财政支农资金“错配”或“外溢”,财政支农资金的效果不佳。除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具有“负向”外溢效应外,其他变量均具有“正向”外溢效应,符合经济假设。此外,受到现行城乡市场交易体制、交易税费、运输成本等相关因素的制约,影响着按一价定律确定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的准确性。（4）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发展的效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有小幅上升趋势,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效率最低,受到结构不合理和配置水平低下双重因素制约。一方面,静态分析结果显示,1997-2015年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值为0.67,尚有33%的提升空间。从达标情况看,20年间达标次数前五的省市分别是河南、河北、安徽、贵州和广东,其中安徽省作为其他省市学习标杆的次数最多为166次。从规模报酬情况看,大多数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但是绝大部分西部省市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从区域比较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效果较低,仅为24%。无效率分析结果显示,重庆、贵州、青海省市的财政支农资金表现为冗余或者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动态分析结果显示,1997-2015年间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均值为1.01,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等于1,表明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与财政支农政策相关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从区域比较看,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变化指指数小于1,表明这一期间,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或配置水平低下。本研究针对实证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经济新常态和财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现实背景,从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视角,体制、机制、管理、投入、配置等五个方面来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具体看主要是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构建绿色生态补贴制度,健全支农体制;改进财政支农管理方式,完善运行机制;转变财政支农扶持方式,优化投入规模;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提高配置水平。以期为下一步财政支农政策调整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更好地提升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果。总之,本研究通过历史演进过程的对比归纳,明确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和基本特征;通过时空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揭示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际效应和效率状态;通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决策模式,提出了优化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然而,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地理等方方面面,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全面与重点的结合等方面做的还不够好,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肖炎舜[10]（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较快增长的上升通道——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较快增长的上升通道——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2）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复杂背景下地方法治变革的动因 |
| 第一节 时代变革叠加驱动地方法治转型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
| 二、数字时代信息扁平化的喜与忧 |
| 第二节 内在结构失衡期待地方法治转型 |
| 一、法治变迁动力机制的结构失衡 |
| 二、权力纵横配置的内在关系失衡 |
| 第二章 治理现代化语境地方法治的合作型转向 |
| 第一节 基于“控制—依附”结构的地方法治类型 |
| 一、国家试错分析模式的试验型地方法治 |
| 二、政府竞争分析模式的竞争型地方法治 |
| 三、压力发包分析模式的承包型地方法治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有效法治的可能范式 |
| 一、逐步趋向合作的地方法治 |
| 二、合作型地方法治的法理证立 |
| 三、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内在特征 |
| 第三章 社会权力的法治合作及其法理意蕴 |
| 第一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在场 |
| 一、政社关系结构网络的社会权力实践连接 |
| 二、社会权力对法治合作机制的内生要素扩展 |
| 第二节 合作型地方法治语境社会权力的法理属性 |
| 一、域外关于社会权力的经典论述 |
| 二、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权力的解读 |
| 三、合作意蕴的社会权力法理界定 |
| 第四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地方性社会组织 |
| 一、法律语境的社会组织 |
| 二、社会组织高质量转向 |
| 三、迈向治理的组织类型 |
| 四、变塑社会的特征优势 |
| 第二节 稳定性社会群体 |
| 一、社会群体的学理维度 |
| 二、虚实结合的多元社群 |
| 三、主体特征的社会面向 |
| 第三节 自治性社区组织 |
| 一、基于法定的主体地位 |
| 二、社区自治的力量条件 |
| 三、自治效应的典型实践 |
| 第五章 社会权力之于合作型地方法治的功能 |
| 第一节 控约地方政府权力 |
| 一、制约政府权力的传统机制及其式微 |
| 二、社会权力阻却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
| 三、社会权力对政府权力的分解与转化 |
| 第二节 丰盈民间社会资本 |
| 一、社会资本与合作型地方法治 |
| 二、地方法治中社会资本的孱弱 |
| 三、社会权力重塑法治社会资本 |
| 第三节 生成地方社会秩序 |
| 一、社会权力生成地方法治的“民间法”资源 |
| 二、基于社会权力合作治理的社会秩序生成 |
| 第六章 合作型地方法治社会权力的运行机理 |
| 第一节 开放多元的运行条件与场域 |
| 一、开放复合的民主社会实践空间 |
| 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等现代化资本 |
| 三、多样繁荣的地方社会理性文化 |
| 第二节 深度合作的有序运行方式 |
| 一、对话与协商: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 |
| 二、有序参与:政社权力的深层互动 |
| 三、自主治理:社会权力的自主实现 |
| 第三节 制度化网络的集体合作行动机制 |
| 一、自组织决策的项目绩效合作机制 |
| 二、制度化政社权力的集体行动机理 |
| 余论:对社会权力的法治制约 |
| 一、对社会权力保持政治警惕 |
| 二、防止社会权力的溃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二、教育功能 |
| 三、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依据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二、教育病理学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三、职业教育民生思想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 |
| 一、逻辑起点:“整合” |
| 二、分析思路: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依托 |
| 三、动态分析:功能的过程分析 |
| 四、功能演变:功能的失调与调适 |
| 五、内外结构:功能失调与调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历史及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阶段梳理 |
| 一、第一个发展周期(1949年-1979年) |
| 二、第二个发展周期(1980年-2004年) |
| 三、第三个发展周期(2004年以后) |
| 第二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内在逻辑 |
| 一、社会结构变革:功能变迁的环境基础 |
|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功能变迁的重要依托 |
| 三、需求变化:功能变迁的直接动力 |
| 四、功能演变:功能失调与调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 |
| 第一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取向偏颇 |
| 一、社会取向对育人取向的僭越 |
| 二、升学取向与就业取向的博弈 |
| 第二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行动偏差 |
| 一、招生行为不适且不公 |
| 二、教学行为偏差与低效 |
| 三、毕业生出口不畅 |
| 第三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结果失调 |
| 一、重社会适应功能,轻社会引领功能 |
| 二、重社会分化功能,轻社会整合功能 |
| 三、重经济、政治功能,轻文化功能 |
| 四、重社会化功能,轻个性化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结构根源 |
| 第一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内部结构根源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区域结构失衡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类型结构失衡 |
| 第二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教育结构根源 |
| 一、“双轨制”学制下的层次化、等级化的学校系统 |
|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衔接不顺、外部沟通不畅 |
| 第三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社会结构根源 |
| 一、我国社会转型的解读 |
| 二、以职业分化和资源占有为标准的社会分层 |
| 三、文化传统型塑教育行动者功利化生存心态 |
| 四、职业获得与社会升迁的竞争性流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 |
| 第一节 价值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 |
| 一、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属性 |
| 三、整合社会功能观与育人功能观:民生功能观 |
| 第二节 结构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
| 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础 |
| 三、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 |
| 第三节 功能层面:整合中等职业教育的多元功能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应然样态:育人+就业+升学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定位:面向广大平民 |
| 三、中等职业教育的形态定位:兼顾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 |
| 四、中等职业教育定位的应然选择:面向平民的职业基础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 |
| 第一节 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一、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 |
| 二、基于国家资格框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运行 |
| 第二节 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双轨一元” |
| 一、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 |
| 二、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双轨一元” |
| 第三节 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实现的制度保障 |
| 一、优化教育分流制度及招生考试制度 |
| 二、改革就业制度及薪酬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状态,步入经济相对富裕的阶段 |
| (二)居民收入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 |
| (三)通过运营财产,居民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 |
| (四)财产性收入差距日益突显 |
| 二、研究意义 |
| (一)丰富了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理论 |
| (二)促进了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探索与完善 |
| (三)聚焦了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财产性收入性质的科学界定 |
| (二)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重要性和意义 |
| (三)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状态及影响因素 |
| (四)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实现路径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已有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点”层面的研究较多,从整体上研究的比较少 |
| (三)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运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 |
| (四)立足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研究成果与数量较少 |
|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中等收入阶段 |
| (一)中等收入阶段是世界银行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划分阶段 |
| (二)中等收入阶段的特点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
| 二、财产性收入 |
| (一)收入 |
| (二)财产 |
| (三)财产性收入 |
| (四)收入、财产与财产性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
| 三、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 |
| (一)财产性收入分配 |
| (二)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 |
| (三)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 |
| (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 |
| (三)新时代的共享发展理论 |
| 二、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 |
| (一)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 |
|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
| (三)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
| (四)缪尔达尔的“累计因果循环”理论 |
| 三、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合理化的相关理论 |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 (二)寻租理论 |
| (三)利益集团理论 |
| 四、理论评述 |
| (一)发展不能彻底解决分配问题 |
|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理论为指导 |
| (三)经济理论在中等收入阶段应重点指导人民富裕 |
| (四)积极借鉴其他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特征：不平衡增长 |
| 第一节 财产性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迅速增长 |
| 一、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与增速持续提高 |
| (一)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与增速的变化 |
| (二)不同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与增速的变化 |
| 二、财产性收入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 |
| 三、财产性收入在收入结构中增速最快 |
| 第二节 财产性收入差距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断扩大 |
| 一、城乡、地区、阶层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 (一)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
| (二)地区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
| (三)不同阶层居民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
| 二、在收入来源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差距增速最快 |
| 三、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扩大 |
| (一)财产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
| (二)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扩大趋势 |
| (三)财产性收入或将发展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不平衡增长的制度性原因 |
| 第一节 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制度性原因 |
| 一、“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为财产积累奠定制度基础 |
| (一)“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
| (二)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激发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
| (三)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极大提高了居民的财产积累 |
| 二、宪法与各种相关法律法规为居民财产的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
| 三、市场化改革和多层次的交易市场促进了财产的多元化投资 |
| (一)市场化改革为居民的财产商品化、资本化提供了平台 |
| (二)多层次的交易市场使财产所有者处置财产成为可能 |
| (三)股份制为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提供一种投资方式 |
| 四、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为财产性收入分配提供依据 |
| 第二节 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分配制度不合理 |
| 一、初次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居民财产积累不公平 |
| (一)劳动报酬偏低 |
| (二)特殊人群的收入畸高 |
| (三)财产运营的各类市场制度缺陷 |
| 二、再分配制度的有效性未得到充分发挥 |
| (一)个人所得税的“逆向调节” |
| (二)财产收入的税收征管及财产税征收制度漏洞 |
| (三)分类征收的税制模式缺陷 |
| 三、非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存在缺陷 |
| (一)城乡二元制度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 |
| (二)实现教育公平的制度欠完善 |
| 第四章 实现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平衡增长——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 |
| 第一节 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是调控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不平衡的有效途径 |
| 一、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内涵 |
| (一)财产性收入增多具有正效应 |
| (二)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具有负效应 |
| (三)合理化的制度是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与缩差”的制度 |
| 二、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能够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
| (一)提供关于人们行动的信息 |
| (二)为个人选择提供激励机制 |
| (三)节约交易成本 |
| 三、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能够调节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
| (一)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 |
| (二)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 |
| 第二节 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及其发生机理 |
| 一、制度的稳定性 |
| (一)稳定性是理解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 |
| (二)稳定性是推进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协同因素 |
| (三)稳定性具有条件性与阶段性 |
| 二、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 |
| 三、人对利益极大化的追求 |
| 第五章 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日本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经验 |
| 一、日本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概况 |
| 二、日本中等收入阶段的财产性收入分配状况 |
| (一)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
| (二)财产性收入引起的不平等急速加剧 |
| (三)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急速增强 |
| 三、日本中等收入阶段对财产性收入制度合理化的调控及其经验 |
| (一)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 |
| (二)注重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的征收 |
| (三)保障且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
| 第二节 韩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经验 |
| 一、韩国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概况 |
| 二、韩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状况 |
| (一)家庭财产性收入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 |
| (二)土地投机与房屋投机引起房地产价格飞涨 |
| (三)金融资产具有很高的集中度 |
| 三、韩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制度合理化的调控及其经验 |
| (一)缩小工资差距 |
| (二)运用税收进行调节 |
| (三)落实金融实名制 |
| 第三节 新加坡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经验 |
| 一、新加坡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概况 |
| 二、新加坡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状况 |
| (一)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多 |
| (二)财富差距大于收入差距 |
| 三、新加坡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制度合理化的调控及其经验 |
| (一)采取劳动工资收入稳定上涨的集体谈判机制 |
| (二)将全民“居者有其屋”作为基本国策 |
| (三)视廉洁为党和政府的第一生命 |
| 第六章 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制度合理化的现状 |
| 一、初次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现状 |
| (一)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制度改革 |
| (二)完善市场体系的各类相关制度改革 |
| (三)财产运营的相关制度改革 |
| 二、再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现状 |
| (一)全面取消农业税 |
|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 |
| (三)财产税及其相关改革 |
| 三、非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合理化现状 |
| (一)国民收入倍增战略与户籍制度 |
| (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 (三)教育公平制度 |
| 第二节 制约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因素 |
| 一、制约初次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因素 |
| (一)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与微观工资增长机制 |
| (二)产权结构 |
| (三)市场化改革 |
| 二、制约再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因素 |
| (一)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
| (二)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三、制约非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合理化的因素 |
| (一)制度设计者的理性与偏好 |
| (二)制度变迁的“时滞” |
| (三)制度变迁中的实施机制 |
| 第七章 促进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初次分配制度的合理化 |
| 一、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
| (一)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
| (二)建立合理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
| (三)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
| 二、优化要素价格的市场环境 |
| (一)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
| (三)健全完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治 |
| 三、完善财产运营的各类相关制度 |
| (一)健全房地产制度 |
| (二)完善股票相关制度 |
| 第二节 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 |
| 一、提高制度的有效供给 |
| (一)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
| (二)改变分类税制的征收方式 |
| (三)个税扣除应该以家庭为单位 |
| 二、健全财产税、赠与税和遗产税制度 |
| (一)重视财产税在调节收入中的作用 |
| (二)确定房产税为财产税的主体税种 |
| (三)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
| 三、完善个人财产评估与登记制度 |
| 第三节 非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的合理化 |
| 一、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
|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
| (二)实现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 |
| (三)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 |
| 二、强化以不平衡促平衡发展战略 |
| (一)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提升 |
| (二)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落后地区流动 |
| (三)推动产业扶贫,形成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 |
| 三、推进优质教育优化配置 |
| (一)要持续不断地改善教育教学条件 |
| (二)要持续不断地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
| (三)要持续不断地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8）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交通运输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 |
| 2.1.1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
| 2.1.2 区域非均衡增长与空间结构:点、线到面 |
| 2.1.3 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运输与集聚 |
| 2.1.4 空间计量的相关理论:空间维度的分析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2.2 关于空间溢出的研究 |
| 2.2.3 关于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研究 |
| 2.2.4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3章 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机理分析 |
| 3.1 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分析框架 |
| 3.1.1 交通运输业的空间组织 |
| 3.1.2 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 |
| 3.1.3 分析框架 |
| 3.2 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路径分析 |
| 3.2.1 宏观路径 |
| 3.2.2 微观路径 |
| 3.2.3 反馈路径 |
| 3.3 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与运输网络和贸易 |
| 3.3.2 交通运输与集聚经济 |
| 3.3.3 交通运输与区位选择 |
| 3.3.4 交通运输与分工和专业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特征分析与空间格局 |
| 4.1 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与统计描述 |
| 4.1.1 公路交通的发展 |
| 4.1.2 铁路交通的发展 |
| 4.1.3 水运交通的发展 |
| 4.1.4 航空交通的发展 |
| 4.1.5 管道运输的发展 |
| 4.2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空间分布情况 |
| 4.2.1 我国交通运输线路的空间分布 |
| 4.2.2 我国交通运输量的空间分布 |
| 4.3 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统计分析 |
| 4.3.1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空间特征的一般描述 |
| 4.3.2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的空间不平等与集聚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分析 |
| 5.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5.1.1 空间相关性及其检验 |
| 5.1.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及空间溢出 |
| 5.2 变量说明与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1 变量说明 |
| 5.2.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3.2 普通计量回归检验 |
| 5.3.3 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 |
| 5.3.4 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 |
| 5.4 空间溢出差异的进一步探讨:基于“N小时经济圈”的视角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路和铁路空间溢出对区域增长的分析 |
| 6.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6.1.1 基本模型的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 空间回归结果及讨论 |
| 6.2.1 模型选择 |
| 6.2.2 公路与铁路溢出效应分析 |
| 6.2.3 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2.4 不同省市区的溢出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9）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问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财政支农政策的研究 |
| 1.2.2 关于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 |
| 1.2.3 关于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参考资料 |
| 1.5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基本增长模型 |
| 2.1.2 哈罗德—多马模型 |
| 2.1.3 索洛增长模型 |
| 2.1.4 内生增长理论 |
| 2.1.5 理论评述及研究应用 |
| 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1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 |
| 2.2.3 公共选择理论的类别 |
| 2.2.4 理论评述及研究应用 |
| 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内涵 |
| 2.3.2 委托代理风险规避 |
| 2.3.3 理论评述及研究应用 |
| 2.4 城乡发展理论 |
| 2.4.1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4.2 西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4.3 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理论 |
| 2.4.4 理论评述及研究应用 |
| 第3章 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1 研究框架 |
| 3.1.1 财政支农政策 |
| 3.1.2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
| 3.1.3 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 3.2 城乡经济关系的形成机理 |
| 3.2.1 基本假设 |
| 3.2.2 短期均衡 |
| 3.2.3 长期均衡 |
| 3.3 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博弈分析 |
| 3.3.1 财政支农政策行为主体博弈分析 |
| 3.3.2 财政支农政策委托代理运行机制 |
| 3.4 财政支农政策作用于城乡经济一体发展的机理 |
| 3.4.1 关联度分析 |
| 3.4.2 作用机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演进 |
| 4.1 财政支农政策历史演进 |
| 4.1.1 计划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49-1977） |
| 4.1.2 转轨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78-1993） |
| 4.1.3 改革时期财政支农政策（1994-2002） |
| 4.1.4 发展时期财政支农政策（2003-2010） |
| 4.1.5 新常态下财政支农政策（2011-至今） |
| 4.2 财政支农政策体系 |
| 4.2.1 财政支持农业方面的政策 |
| 4.2.2 财政支持林业方面的政策 |
| 4.2.3 财政支持水利方面的政策 |
| 4.2.4 财政支持扶贫方面的政策 |
| 4.2.5 财政支持农综方面的政策 |
| 4.3 城乡经济关系的主要发展阶段 |
| 4.3.1 城乡“二元结构”形成阶段 |
| 4.3.2 城乡经济关系缓和阶段 |
| 4.3.3 城乡经济关系失衡阶段 |
| 4.3.4 城乡经济统筹发展阶段 |
| 4.3.5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 |
| 第5章 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运行特征 |
| 5.1 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特征 |
| 5.1.1 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规模状况 |
| 5.1.2 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变化趋势 |
| 5.1.3 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相对比较 |
| 5.1.4 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区域差异 |
| 5.2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征 |
| 5.2.1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变化趋势 |
| 5.2.2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
| 5.3 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联度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5.3.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效应 |
| 6.1 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
| 6.1.1 测度方法介绍 |
| 6.1.2 空间分布特征 |
| 6.2 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应的模型构建 |
| 6.2.1 理论模型设计 |
| 6.2.2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3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财政支农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绩效评价 |
| 7.1 评价指标选择 |
| 7.2 基于DEA的静态分析 |
| 7.2.1.综合效率分析 |
| 7.2.2 综合效率分解 |
| 7.2.3 无效率分析 |
| 7.2.4 综合评价 |
| 7.3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动态分析 |
| 7.3.1 整体动态运行评价 |
| 7.3.2 效率变化指数分解 |
| 7.3.3 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
| 7.4 效率改进路径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
| 8.1 财政支农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 |
| 8.1.1 坚持市场为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
| 8.1.2 坚持持续投入，强化支农政策管理 |
| 8.1.3 坚持因地制宜，增强地方的自主权 |
| 8.1.4 坚持当期稳定，兼顾长期可持续性 |
| 8.2 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体制机制，提高财政支农政策纯技术效率 |
| 8.2.1 拟解决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
| 8.2.2 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
| 8.2.3 构建绿色生态补贴制度，健全支农体制 |
| 8.2.4 改进财政支农管理方式，完善运行机制 |
| 8.3 增强财政支农资金配置能力，提高财政支农政策规模效率 |
| 8.3.1 拟解决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
| 8.3.2 转变财政支农扶持方式，优化投入规模 |
| 8.3.3 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提高配置水平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基本原则 |
| 9.2.2 主要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一）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四）关于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五）关于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机理和作用 |
|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 |
| 四、本文的写作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交锋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 |
| 第一节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交替演进中的财政政策主张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二、“斯密革命”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四、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五、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以及各自的财政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20世纪 30~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型的财政政策 |
| 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侧重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 |
| 三、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经济学”总量与结构并重的财政政策 |
| 四、新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 |
| 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
| 第三节 二战之后英国、德国、日本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英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德国（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三、日本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第四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阶段性 |
| 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 |
| 三、经济运行状况和财政状况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三维宏观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侧重生产力发展角度的考察 |
| 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台阶式增长 |
| 三、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跃迁 |
| 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变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供给约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 二、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 |
| 三、从供给侧角度看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和特点 |
|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改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 |
| 二、宏观调控以总需求管理为主，也高度重视供给管理 |
| 第四节 21世纪头10年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性问题演变成主要矛盾 |
| 二、财政政策调控把加快结构调整和加强财政公共职能作为主线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财政政策 |
| 第五节 过去30多年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几点启示 |
| 一、供给侧管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
| 二、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
| 三、财政总量政策也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三个阶段 |
| 一、第一阶段：探索改革目标模式（1978年到199年） |
| 二、第二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1992年到2000年） |
| 三、第三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从财政“三大关系”看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二、改革目标模式探索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构建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三大因素” |
| 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趋势性变化 |
| 一、财政政策调控由行政手段转向市场手段 |
| 二、财政政策调控由单层调控转向分层协同调控 |
| 三、财政政策调控对象由国有经济转向多元市场主体 |
| 四、财政政策调控日益被机制、制度建设所替代 |
| 五、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中的地位越来越让位于货币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 |
| 第二节 1979年~1981年宏观调控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针对经济过热采取紧缩取向的宏观调控 |
| 二、这轮财政政策调控总体上是紧缩性的 |
| 三、“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1985年~1986年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在此之前已经连续3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 |
| 二、1985年实施“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三、1986年“双紧”财政货币政策“半途而废” |
| 第三节 1988年~1990年“治理整顿”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这一轮宏观调控聚焦治理通货膨胀 |
| 二、对经济增速下滑容忍度比较大 |
| 三、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硬着陆” |
| 四、“双紧”政策在力度把握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 |
| 第四节 1993年~1997年“软着陆”调控中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各方面对经济过热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
| 二、经过充分酝酿推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
| 三、始终注重保持改革开放势头不发生逆转 |
| 四、审慎提出“适度从紧”的概念 |
| 五、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
| 第五节 1998年~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背景是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
| 二、经济增速跌破预期、货币政策效果不彰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
| 三、这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次进行较大力度的相机调整 |
| 四、这轮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比较平缓 |
| 第六节 2004年~2008年“结构式”调控中稳健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2004年底提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
| 二、采取“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综合措施 |
|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 |
| 第七节 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积极财政政策出手快、措施实 |
| 二、为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重要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 |
| 三、实现特殊情况下非常措施的有序退出 |
| 第八节 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控的经验借鉴 |
| 一、要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
| 二、要加强形势预研预判，把握好财政政策调控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
| 三、要选准主要调控目标，并通过财政政策组合促进实现多重目标 |
| 四、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
| 五、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更加注重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
| 六、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衔接，把握好总量政策“松紧度”和“有效性” |
| 七、要综合运行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财政政策调控取得预期效果 |
| 八、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第六章 对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建议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
|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
| 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重点把握结构性问题的新变化 |
|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财政政策调控提出新要求 |
| 第二节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立足点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调控要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坚持把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
| 第五节 切实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较快增长的上升通道——2002年回顾与2003年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D]. 郑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合作型地方法治的社会权力研究[D]. 陆俊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3]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D]. 徐晔. 天津大学, 2019(06)
- [7]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制度合理化研究[D]. 刘文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交通运输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研究[D]. 李慧玲.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8)
- [9]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应研究[D]. 董文杰. 西南大学, 2017(04)
- [10]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