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合并的泥潭（论文文献综述）
朱翠明[1]（2021）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新的阶段、新的矛盾、新的表现,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们再一次面对的新时代转折的关口,这个关口不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作为普遍性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在现代化进程中“率先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价值,不仅仅是将抓住“全面超越的历史机遇”,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起到前导与示范作用。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简称,本文将老龄化作为问题的研究出发点,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研究在社会不同的阶段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不同变动特征的原因,只有找寻出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形成的原因,进而对老龄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做出应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连续转变,而使人与社会关系产生变化的结果。因此,需要将现代化与老龄化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研究,尤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侧重点与前期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有一定区别,虽然分析侧重的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为客观认识和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无法脱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所发生的连续转变,而孤立地探讨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与人对立统一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度挖掘。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才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探寻社会中的“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进而从“因”着手,找到最为准确和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和方法,为早日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助力。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其次,对国内外关于老龄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老龄化的研究现状。老龄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在老龄化的理论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最后,指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由于研究侧重角度的不同,得到了一些较为有新意的见解,提出了未来人口衡定论,推测出人口年龄结构呈铅笔型形态等。第二章是文章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主要的基础理论。主要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三部分为介绍国外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理论。第三章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着手,通过分析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共性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结了在不同人类社会阶段下体现出的不同人口特征,阐述了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深层挖掘归纳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经验教训。第四章在世界步入老龄化背景下,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与人口关系变动情况及老龄化形成历程,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得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关系变动的原因,总结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原因,以及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老龄化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第五章基于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得到实际数据支撑,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黄金分割规律,推论出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并预测了中国至2050年各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同时,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向。第六章基于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深入剖析,提出优化人口政策、完善养老制度、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等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策略、措施。
李黎明[2]（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表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张浩威[3]（2021）在《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动因与财务后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照明行业飞速发展。但是,照明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也带来了产品创新与技术进步风险。随着产品技术的日益成熟,行业门槛低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这导致同行业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就会被迫做出战略转型。但是战略转型作为企业谋求业绩突破的手段之一,在给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风险。雪莱特作为佛山南海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民营企业,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是随着新业务的盲目开拓和企业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最终,企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并且爆发了债务危机。因此,本文选取雪莱特战略转型的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丰富了企业战略转型财务后果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为其他企业实施战略转型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依次介绍了战略转型的涵义、特征与类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列举了战略转型的动因,并阐述了与企业战略转型的动因与财务后果的相关理论。第三部分为案例介绍,包括雪莱特企业概况、战略转型前的经营状况与战略转型历程。第四部分为动因分析,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阐述了雪莱特实施战略转型的动因。第五部分结合战略转型前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的相关财务指标变化,分析战略转型给雪莱特带来的财务后果,并从融资方式、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匹配度和战略布局三个层面探究财务后果的成因。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结合理论基础和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雪莱特之所以决定战略转型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业绩瓶颈和管理层发展理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行业竞争与国家政策的驱动。通过对雪莱特战略转型前后的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发现战略转型之后雪莱特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都受到了严重削弱。之所以战略转型会给雪莱特带来这种负面的财务影响,本文认为:直接原因是雪莱特过于依赖短期债务融资;潜在原因是雪莱特的财务战略与业务战略不匹配;而根本原因则是雪莱特战略布局过于激进。基于对雪莱特战略转型财务后果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融资方式不合理增大了雪莱特战略转型的财务风险;其次,雪莱特战略转型的过程突出了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相匹配的重要性;最后,快速追求战略转型会为企业的发展埋下隐患。并在雪莱特战略转型财务后果的成因分析上得出了其他企业进行战略转型的启示:第一,战略转型应科学合理布局;第二,企业应构建与战略相匹配的财务资源集中管控模式;第三,企业战略转型应注意培育核心竞争力。
白子冉[4]（2021）在《“2020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模拟同传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两国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新机遇。着眼于世界形势变化,同时也顺应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使得新形势下两国合作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国和俄罗斯将共同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在政治、安全、经贸、军事、人文交流和国际协作等领域的合作。本篇实践报告的翻译材料选自2020年9月8日于莫斯科召开的“2020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主要讨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本篇实践报告是在口译衔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作者分别从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个方面入手,对同声传译文本进行分析。译后,作者对本次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归纳出此次同传实践中的难点,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金融工作会议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未来金融市场的走向以及短时期内的金融工作部署。作者希望本篇实践报告能够为其他俄语口译学习者和平行文本提供参考。
张古悦[5]（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认为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曲晓燕[6]（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说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王尧[7]（2020）在《ST超日破产重整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面临着债务规模大、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在激烈地市场竞争中很多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甚至被交易所终止股票交易,成为退市企业。2018年11月16日,《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的发布,构建了全新的退市制度体系,维护了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对于陷入债务危机但所处行业未来仍有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来说,实行破产重整既可以让企业获得重生,也保护了各方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如何有效的通过破产重整谋求生存,成为了我国特色市场经济环境下许许多多企业首要考虑的内容。深入研究企业进行破产重整的动因以及如何进行破产重整后的绩效评价是很多学者正在研究的领域,具有很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案例公司ST超日破产重整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首先,介绍了案例公司ST超日破产重整的整个事件,包括ST超日公司概况、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重整的过程及方案;其次,从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三个方面,对此次重整事件进行绩效分析研究;最后,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发现其在破产重整过后存在股价低迷、企业财务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及整合风险加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同时,得出破产重整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新生、提升绩效的研究结论,并探索其经验对于其他类似问题的上市企业实施破产重整的启发。ST超日破产重整案是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行市场化重整成功的经典案例,通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民营企业实施破产重整的相关理论,为企业去产能、摆脱债务危机和提高效益总结经验,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民营企业提供借鉴。
辛冠初[8]（2020）在《东方资产处置大连银行不良资产的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是金融领域永恒的课题,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所以只要商业银行正常生存发展,就不可能完全杜绝不良资产的存在。历史上,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会伴随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局,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在盘活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了流动性过剩问题。救市计划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出现后遗症,不良资产“双升”等问题最近几年逐渐暴露,重创了很多中小型商业银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处置不良资产的国有AMC公司,一直以传统处置方式灵活运用为特色,不断丰富不良处置策略,创新各类处置手段。成立初衷是为了完成当时国家赋予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目前公司总资产超过万亿元,处置各类不良数万亿元,服务网络遍布全国。2014年,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加快,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内部经营不善的大连银行出现了资产缩水,财务指标恶化等现象,深陷不良资产的泥潭之中。处于商业化改革进程的东方资产渴望寻找到一家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拿到“银行”牌照,完成金融全牌照布局。因此,东方资产为了顺利完成对大连银行不良的处置,实现自身未来战略规划,首先通过增资入股的方式补充大连银行自有资金,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随后折价吸收大连银行的高风险不良资产包,最终顺利完成处置工作,走出困境后的大连银行逐渐恢复正常经营水平。本文在相关文献阅读和有关理论基础的运用之上,使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财务指标分析法,利用搜集到的数据,对大连银行的财务状况和处置效果进行前后对比,深入分析案例中处置方式的选择和特点。探究在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偏高,不良资产持续“双升”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如何合理选择处置方式,避免自身陷入不良资产困境。最后得出结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该依靠自身独特优势,发挥在不良资产市场上主力军的作用,帮助难以自救的商业银行走出困境,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我国经济金融的安全与稳定。
周子健[9]（2020）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国内、国际局势,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了一套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模式,巩固了属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政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境界。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政权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为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启发了列宁对俄国具体实际的有益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列宁逐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党建学说、苏维埃组织的政权构想、革命军队与革命战争理论、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主张等等,为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是包括党的领导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工会及合作社等群众组织的关系、苏维埃国家权力机构与行政机关、军事机构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的有机整体,贯穿着普遍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及苏维埃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无产阶级意志的双重上升渠道,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键核心。人民委员会的经济建设工作及工农红军的革命斗争任务维护了国内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双重架构。工会的生产联合职能及合作社的产品分配职能加强了国家与社会的密切联系,构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社会细胞。在关键核心、双重架构和社会细胞的协同作用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接近民主、发展与稳定的历史目标。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深刻地回答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动态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应该如何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异化现象,焕活社会机体中的僵死细胞,使国家、社会及群众组织逐渐统一于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其能,按需分配”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建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与历史反思。当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进行长期的社会生产力建设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实践中借鉴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付秀莹[10]（2020）在《他乡》文中提出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我更愿意谈论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似乎不算太坏。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能够经得起深究,或者追问。那谁说过,难得糊涂。不是吗?上篇一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喝酒这件事的呢?好像是,来北京之后。帝都太大了,大到
二、银行──合并的泥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银行──合并的泥潭（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现代化概述 |
| 2.1.2 人口老龄化 |
| 2.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主要内容 |
| 2.2.1 “两种生产”理论 |
| 2.2.2 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再生产理论 |
| 2.2.4 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3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2.3.1 中国领导人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3.2 国内学者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
| 2.4 国外关于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理论 |
| 2.4.1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 2.4.2 保罗·埃里奇的人口爆炸论 |
| 2.4.3 兰德里的人口转变理论 |
| 第3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3.1 工业革命促成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 |
| 3.1.1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2 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变化 |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人口向老龄化转变 |
| 3.2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
| 3.2.1 死亡率和出生率变化是表层原因 |
| 3.2.2 人与社会关系变化是深层原因 |
| 3.3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问题的共性影响 |
| 3.3.1 导致人口生育率降低 |
| 3.3.2 使人与社会矛盾尖锐 |
| 3.3.3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 3.3.4 将促使生产关系调整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不足 |
| 3.4.1 使人的生产屈从于物质资料生产 |
| 3.4.2 强调老龄化措施作用忽略根本矛盾 |
| 3.4.3 忽视中产阶层对人口结构调整作用 |
| 3.4.4 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造成生育率低迷 |
| 第4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老龄化 |
| 4.1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与老龄化的形成历程 |
| 4.1.1 1950-1970 年:农业经济形态人口进入爆发增长期 |
| 4.1.2 1971-1980 年:工业经济形态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 |
| 4.1.3 1981-2010 年:人口增速下降并向老龄化趋势过渡 |
| 4.1.4 2011-2020 年:服务经济形态促使老龄化程度加深 |
| 4.2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特殊性原因 |
| 4.2.1 50-60 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
| 4.2.2 计划生育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转化 |
| 4.2.3 可支配收入低造成生育欲望下降 |
| 4.2.4 主体经济结构变化促老龄化形成 |
| 4.3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具体问题 |
| 4.3.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
| 4.3.2 社会与家庭负担加重 |
| 4.3.3 加速社会养老保险枯竭 |
| 4.3.4 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分化 |
| 4.3.5 社会文化逐渐趋于保守 |
| 4.4 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1 将对传统经济增长依存点产生强烈消极影响 |
| 4.4.2 促使区域间发展失衡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程度 |
| 4.4.3 长期看有利于加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蝶变 |
| 第5章 人口结构隐含规律与中国老龄化走势及展望 |
| 5.1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黄金分割 |
| 5.1.1 “两种生产”理论决定了人口黄金分割的必然 |
| 5.1.2 人口黄金分割揭示了死亡率与出生率博弈关系 |
| 5.1.3 人口黄金分割解释了现代化国家的繁荣与衰退 |
| 5.1.4 人口黄金分割失衡对“两种生产”产生反作用 |
| 5.2 以人口黄金分割推论人口结构形态的改变 |
| 5.2.1 过去-人口扩张型的金字塔形态 |
| 5.2.2 现在-出生率收缩型的菱形形态 |
| 5.2.3 未来-人口衡定型的铅笔形形态 |
| 5.3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
| 5.3.1 2021-2025 年老龄人超过0-14 岁人口 |
| 5.3.2 2026-2035 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
| 5.3.3 2036-2050 年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阶段 |
| 5.4 中国老龄化问题应对的目标和原则 |
| 5.4.1 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阶段性目标 |
| 5.4.2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
| 第6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措施 |
| 6.1 优化人口政策 |
| 6.1.1 提倡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
| 6.1.2 以人口黄金分割结构平衡为调整基准 |
| 6.1.3 政策需考虑与社会各因素的动态匹配 |
| 6.1.4 追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
| 6.2 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
| 6.2.1 统筹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互补 |
| 6.2.2 改进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多渠道增值 |
| 6.2.3 健全企业年金制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
| 6.2.4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拓宽保障覆盖面 |
| 6.3 经济与教育手段并重 |
| 6.3.1 改变生养抚育造成的财富挤出效应 |
| 6.3.2 提升人口素质以弥补人力资源缺口 |
| 6.3.3 扶持“成人二次教育”推动多维就业 |
| 6.3.4 建立就业公共信息体系提供引流服务 |
| 6.4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
| 6.4.1 推动以信息科技化为载体O2O老年服务体系建设 |
| 6.4.2 建立含医疗、教娱、关爱及监控的综合服务中心 |
| 6.4.3 建立社区互助体系鼓励适龄老年人发挥就业余热 |
| 6.4.4 发展以基层社区为主干线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 |
| 6.5 深化社会养老服务 |
| 6.5.1 多渠道扶持与支撑家庭养老模式 |
| 6.5.2 建立居家养老“三级”服务体系 |
| 6.5.3 注重综合性福利养老服务体建设 |
| 6.5.4 培育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养老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动因与财务后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企业战略转型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战略转型财务后果的研究 |
| 1.2.3 关于战略转型财务后果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战略转型的相关理论 |
| 2.1 战略转型的概述 |
| 2.1.1 战略转型的涵义 |
| 2.1.2 战略转型的特征 |
| 2.1.3 战略转型的类型 |
| 2.2 战略转型的动因 |
| 2.2.1 内部动因 |
| 2.2.2 外部动因 |
| 2.3 战略转型的理论基础 |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风险管理理论 |
| 2.3.3 动态能力理论 |
| 2.3.4 资本循环理论 |
| 3 雪莱特战略转型的案例介绍 |
| 3.1 雪莱特公司概况 |
| 3.1.1 雪莱特公司简介 |
| 3.1.2 转型前期雪莱特发展战略及财务状况 |
| 3.2 雪莱特战略转型历程 |
| 3.2.1 提出“一体两翼”战略规划 |
| 3.2.2 强化光科技应用领域 |
| 3.2.3 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 |
| 3.2.4 进军智能制造领域 |
| 4 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动因分析 |
| 4.1 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内部动因 |
| 4.1.1 寻求新的业绩增长点 |
| 4.1.2 打造新型高科技企业 |
| 4.2 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外部动因 |
| 4.2.1 照明行业市场格局变化 |
| 4.2.2 新兴领域得到国家政策支持 |
| 5 雪莱特战略转型的财务后果分析 |
| 5.1 雪莱特战略转型前后财务指标分析 |
| 5.1.1 盈利能力下滑 |
| 5.1.2 营运能力下降 |
| 5.1.3 偿债能力恶化 |
| 5.1.4 成长能力波动 |
| 5.2 雪莱特战略转型之后业绩不佳的原因分析 |
| 5.2.1 直接原因是雪莱特过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 |
| 5.2.2 深层原因是财务战略与业务战略不匹配 |
| 5.2.3 根本原因是雪莱特战略布局激进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融资方式不合理增大了财务风险 |
| 6.1.2 战略转型突出业财战略匹配的重要性 |
| 6.1.3 快速追求战略转型为企业发展埋下隐患 |
| 6.2 启示 |
| 6.2.1 企业战略转型应科学合理布局 |
| 6.2.2 企业应构建与战略相匹配的财务资源集中管控模式 |
| 6.2.3 企业战略转型应注意培育核心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2020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模拟同传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前言 |
| 第一章 “2020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模拟同传任务过程 |
| 1.1 译前准备 |
| 1.1.1 会议主题 |
| 1.1.2 发言人身份和语言风格 |
| 1.1.3 经济类相关词汇整理 |
| 1.1.4 其他方面 |
| 1.2 翻译实践 |
| 1.3 译后整理 |
| 第二章 “2020 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模拟同传案例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口译衔接理论 |
| 2.1.2 语篇单位界定 |
| 2.2 语法衔接 |
| 2.2.1 省略 |
| 2.2.2 替换 |
| 2.2.3 照应 |
| 2.2.4 连接 |
| 2.3 词汇衔接 |
| 2.3.1 重复 |
| 2.3.2 搭配 |
| 第三章 “2020 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模拟同传译后总结 |
| 3.1 翻译心得 |
| 3.1.1 重视心理调节 |
| 3.1.2 重视译前准备 |
| 3.1.3 口译笔记体系 |
| 3.2 翻译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翻译材料整理 |
| 致谢 |
（5）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7）ST超日破产重整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破产重整的概念及模式 |
| 2.1.1 破产重整的概念 |
| 2.1.2 破产重整的模式 |
| 2.2 破产重整的理论依据 |
| 2.2.1 营运价值论 |
| 2.2.2 利益与共论 |
| 2.2.3 社会政策论 |
| 2.2.4 交易费用理论 |
| 2.3 破产重整的绩效分析方法 |
| 2.3.1 事件分析法 |
| 2.3.2 财务指标分析法 |
| 2.3.3 EVA分析法 |
| 第三章 ST超日破产重整案例介绍 |
| 3.1 重整双方情况介绍 |
| 3.1.1 重整方超日太阳公司概况 |
| 3.1.2 出资方江苏协鑫集团概况 |
| 3.2 破产重整的动因分析 |
| 3.2.1 外部原因 |
| 3.2.2 内部原因 |
| 3.3 破产重整的过程 |
| 3.4 破产重整的方案 |
| 3.4.1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3.4.2 债权分类和债权调整方案 |
| 3.4.3 经营方案 |
| 第四章 ST超日破产重整的绩效分析 |
| 4.1 ST超日破产重整的市场绩效分析 |
| 4.1.1 破产重整对公司的短期股价影响 |
| 4.1.2 破产重整对公司的长期股价影响 |
| 4.2 ST超日破产重整的财务绩效分析 |
| 4.2.1 偿债能力分析 |
| 4.2.2 盈利能力分析 |
| 4.2.3 营运能力分析 |
| 4.2.4 发展能力分析 |
| 4.3 ST超日破产重整的EVA绩效分析 |
| 4.3.1 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 |
| 4.3.2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
| 4.3.3 计算EVA与分析 |
| 4.4 ST超日太阳破产重整的非财务绩效分析 |
| 4.4.1 利益相关者角度 |
| 4.4.2 企业战略发展角度 |
| 第五章 ST超日破产重整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5.1 破产重整后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1.1 破产重整对于长期股价提升作用不明显 |
| 5.1.2 财务状况未根本改善 |
| 5.1.3 整合风险加剧 |
| 5.2 相关建议 |
| 5.2.1 规避债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 |
| 5.2.2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
| 5.2.3 注重后续资源整合 |
|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
| 6.1 结论 |
| 6.2 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东方资产处置大连银行不良资产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文献综述 |
| 1.3.2 资产管理公司的文献综述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情况 |
| 2.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成因分析 |
| 2.2.1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 |
| 2.2.2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成因分析 |
| 2.3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成功案例的归纳总结 |
| 2.3.1 由政府出资进行资产置换的锦州银行 |
| 2.3.2 由战略投资者出资购买的成都银行 |
| 2.3.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央行票据置换和政府土地的置换 |
| 2.3.4 广发银行:粤财控股接收不良和政府税收返还 |
| 2.3.5 本节成功案例小结 |
| 第3章 东方资产处置大连银行不良的案例介绍 |
| 3.1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情况介绍 |
| 3.1.1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
| 3.1.2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
| 3.2 大连银行情况介绍 |
| 3.2.1 大连银行介绍 |
| 3.2.2 大连银行发展历程 |
| 3.3 不良资产处置过程 |
| 第4章 东方资产处置大连银行不良的案例分析 |
| 4.1 处置成因分析 |
| 4.1.1 东方资产为迈向金控集团做好准备 |
| 4.1.2 大连银行陷入不良困境,无法自救 |
| 4.2 处置方式分析 |
| 4.2.1 增资入股大连银行,补充其自有资金 |
| 4.2.2 吸收打包不良资产,处置高风险不良资产 |
| 4.3 处置效果分析 |
| 4.3.1 盈利能力状况 |
| 4.3.2 资产质量状况 |
| 4.3.3 资本充足状况 |
| 4.3.4 流动性状况 |
| 4.3.5 杜邦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专业化的AMC极大提升了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
| 5.1.2 AMC“对症下药”灵活使用处置方式帮助商业银行走出困境 |
| 5.1.3 不良资产“双升”的压力下,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挑战 |
| 5.2 建议 |
| 5.2.1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
| 5.2.2 利用“互联网+不良资产”丰富不良资产的处置策略 |
| 5.2.3 政府应该加大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支持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国外研究综述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创新及缺陷 |
| 5.研究内容的界定 |
| 1.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起源与基础 |
| 1.1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 |
| 1.1.2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 1.2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对西方经验的借鉴 |
| 1.2.1 提出“美国式道路”的土地革命纲领 |
| 1.2.2 将苏维埃政权与进步的资本主义相结合 |
| 1.3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 |
| 1.3.1 建立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
| 1.3.2 苏维埃逐步发展为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 |
| 1.3.3 实行无产阶级民兵制以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
| 1.3.4 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要转变为阶级斗争 |
| 2.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键核心 |
| 2.1 “议行合一”原则下的苏维埃制度 |
| 2.1.1 更高类型的民主形态 |
| 2.1.2 “议行合一”的中央机关组织架构 |
| 2.1.3 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形式 |
| 2.2 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布尔什维克 |
| 2.2.1 由“分掌政权”发展为一党执政 |
| 2.2.2 党的领导是党对政治的领导 |
| 2.2.3 强化党内民主与党内监督 |
| 2.3 党和苏维埃的辩证统一关系 |
| 2.3.1 协调运转的“两个轮子” |
| 2.3.2 互为前提的有机统一 |
| 3.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双重架构 |
| 3.1 总管一切政务的人民委员会 |
| 3.1.1 壮大经济机关组织社会主要活动 |
| 3.1.2 发展国民教育提升群众文化水平 |
| 3.1.3 推进国家机关改革消除官僚主义弊病 |
| 3.2 武装无产阶级的工农红军 |
| 3.2.1 属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军事力量 |
| 3.2.2 帝国主义时代下的“自卫战争” |
| 3.2.3 工农红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人民委员会与工农红军的辩证统一关系 |
| 3.3.1 人民委员会与工农红军的组织关系 |
| 3.3.2 经济战线与军事战线的重心转移 |
| 4.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社会细胞 |
| 4.1 工人阶级联合的工会 |
| 4.1.1 党和国家的“传动装置” |
| 4.1.2 以苏维埃的纪律代替奴役的纪律 |
| 4.1.3 维护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 |
| 4.2 改造小农经济的合作社 |
| 4.2.1 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遗产 |
| 4.2.2 合作社国有化的艰难进程 |
| 4.2.3 实现小农经济向共耕制的逐步过渡 |
| 4.3 工会与合作社的异同比较 |
| 4.3.1 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
| 4.3.2 共产主义原则下的生产组织与分配组织 |
| 5.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历程 |
| 5.1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 |
| 5.1.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5.1.2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5.2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实践历程 |
| 5.2.1 社会主义道路的迂回前进 |
| 5.2.2 对中农阶层的适当妥协 |
| 5.2.3 苏维埃民主体制的嬗变 |
| 6.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 |
| 6.1 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借鉴 |
| 6.1.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6.1.2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
| 6.1.3 坚持以战略思维总揽全局 |
| 6.1.4 坚持群团组织工作动员人民群众 |
| 6.2 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反思 |
| 6.2.1 坚持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方式 |
| 6.2.2 坚持重农固本的治国之要 |
| 6.2.3 坚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他乡（论文提纲范文）
| 上篇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彼此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跌宕 |
| 九 |
| 十 |
| 十一 |
| 十二 |
| 十三 |
| 下篇 |
| 十四 |
| 十五 |
| 十六 |
| 十七 |
| 十八 |
| 十九 |
| 二十 |
| 二十一 |
| 二十二 |
| 二十三 |
| 二十四 |
| 谁起了反叛之心 |
| 二十五 |
| 二十六 |
| 二十七 |
| 二十八 |
| 二十九 |
| 三十 |
| 三十一 |
| 三十二 |
| 人生若只如初见 |
| 三十三 |
| 断章，或者浮云 |
| 三十四 |
| 亲爱的某 |
四、银行──合并的泥潭（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应对研究[D]. 朱翠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雪莱特战略转型的动因与财务后果分析[D]. 张浩威.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2020年莫斯科金融论坛战略会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模拟同传报告[D]. 白子冉.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6]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7]ST超日破产重整绩效研究[D]. 王尧.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2)
- [8]东方资产处置大连银行不良资产的案例分析[D]. 辛冠初. 湘潭大学, 2020(02)
- [9]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研究[D]. 周子健. 武汉大学, 2020(04)
- [10]他乡[J]. 付秀莹.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