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凤翔县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全部上收到县统一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张佳林[1]（2020）在《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知识水平低下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文盲众多是导致中国近代国家难以形成、民主制度迟迟未能建立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症结所在。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社会教育思潮在中国也流行开来,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普遍开始了社会教育的有关尝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教育机构,其中“民众学校”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实效性的机构。本文采用了广义的“民众学校”概念,对陕西省“民众学校”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陕西省“民众学校”起源于清末的识字学塾,此后又零星的在陕西各地出现了一些夜校、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等“民众学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陕西省开始了大规模社会教育办学活动,此后成立的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在西安先试办了 3期民众学校,拉开了陕西省大规模办理民校的序幕。1931年灾荒过后,陕西省教育厅成立了西安市民众学校管理处,开始在西安逐年办理民众学校,并且要求各县也进行推广。1936年开始,陕西省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开始推行民众补习教育计划,并同时设置保立小学成人班,大规模的进行扫盲运动。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民众补习计划进一步加强,各级学校、各种机关团体都纷纷投入到“民众学校”的筹办中来,在抗战的大后方形成了办理“民众学校”的高潮。此后,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计划,在国民学校内设置民教部,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进行融合,纳“民众学校”于正规的学制之内,实现了社会教育的巨大飞跃,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抗战进入末期,国民政府又开始在陕西实行反动的“特种教育”,一改社会教育的初衷,再加上内战的原因,陕西省“民众学校”办理也逐渐走向尾声。总的来看,陕西省“民众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解放战争之前办理规模在不断扩大,逐渐与学校教育相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陕西省“民众学校”发展演进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社会教育的实践过程,也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教育化”理念的贯彻。陕西省“民众学校”在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自身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以思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提高民众素质,改善社会风气具有积极地启发和借鉴作用。
李元洪[2]（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周新年[3]（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莹莹[4]（2014）在《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 ——基于稻村的个案分析》文中提出农村教师作为农村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聚焦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呼唤。同时，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和融合，历史研究从精英走向大众，回归平民和日常。将生活史研究引入到教育历史的研究，关注农村教师的生活史，也成为教育史研究的理论诉求。因此，回溯历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教师的生活史进行研究，对于农村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本研究以地处中原的稻村为个案，以扎根基层的农村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考察、口述史、教育叙事等方法与途径，对该村教师的生活史进行考察，并对农村教师生活样态的变迁与农村教育政策、教师政策，乃至和国家地方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导论阐明了研究的缘起，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对研究的主要概念“农村教师”和“生活史”以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了界定，阐明研究的价值、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力争对全文的构思及写作进行宏观的涵盖。第一章通过对稻村所在的方县、一棵树镇和稻村及村小的介绍，对该村教师生活的主要场域进行呈现。这是研究稻村教师生活史的前提。第二章还原了20世纪40到50年代，国家政权更替中稻村教师生活的历史场景。这一时期，稻村的教师们面临着社会和政治的重大转折和国家的现代转型。以白德全为代表的近代塾师退出了稻村教育的舞台，中国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也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而逐渐被消解。以李仲德、白宗贤、白宗文为代表的稻村新教师，成为稻村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第三章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农村教师生活的场景。“教育革命”成为这一时期所独有的话语，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人与人的关系和情感充斥在政治斗争中，影响着农村教师政策的运行，成为左右乡村教师命运、决定其去留的重要因素。稻村的教师在这场“教育革命”的浪潮中，被政治权力控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几乎集体沉默，进一步丧失了独立人格，为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长期无法消弭的隐患。第四章主要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和国家对农村教师政策的调整，稻村的民办教师们面临的不同人生际遇。这些教师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教育，属于被文化大革命所耽误的一代，时代在他们身上刻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在精神层面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乡村文化。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教师的社会认同与以往相比有所下降，一些教师离开学校，成为商海弄潮儿，或从事其他职业。但大多数教师藉由对教师身份的认同，默默坚守，最终在机会来临之时，成为公办教师，摆脱了亦教亦农的尴尬身份。第五章考察了稻村小学在21世纪的没落与乡村教师的坚守。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村小处于教育资源分配的金字塔的最底端。稻村的学校历经“五三制”改“六三制”和“撤点并校”的冲击，以及“南水北调”风波的影响，不断被边缘化，逐渐走向没落。仅剩下田华新等乡村教师，撒播希望的种子，成为乡村教育的守望者。结语部分通过对前面各章进行回顾，发现稻村教师生活变迁的内在本质，并探究农村教师个体与国家、社区之间的关系。国家对农村教师政策的演变成为影响农村教师生活变迁的重要因素，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正是国家各项政策运行的土壤。扎根于此的农村教师，自觉亦或不自觉地对这些政策进行相同或者不同的个体选择，应对着生活中的种种事件。
彭华[5]（2010）在《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行都是有成本的,而制度改革及其创新同样需要付出成本。过去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30年。虽然我们在一些重大的体制和制度改革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不乏流产的案例和失败的教训。尤其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进展和成效很不相同,有的改革进展顺利,有的则一波三折；有的广受赞誉,有的抗议不断；有的如愿以偿,有的事与愿违!如此等等,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为何不同的制度改革和转型有不同的成效和后果?导致不同结局和后果的原因何在?本论文以湖北省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案例,尝试从制度转型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及成本分摊机制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导论介绍了研究方法和选题的缘起。制度是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但是未能说明预期收益等于或小于预期成本时,制度能否实现成功转型。通过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认为,如能建立成本合理分摊机制,使成本内部化达到成本均衡分摊进而实现成本最小化是制度成功转型的可能条件。第一章对我国乡镇体制改革进行分析。以撤并为特征的乡镇改革是对“人民公社”政治理想运动和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下的冲击-回应行为,但没有实现乡镇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服务性型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湖北乡镇改革不仅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建立的“以钱养事”机制也是对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的再造,实现了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第二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乡镇改革面临的直接困难是经济成本,即制度转型的费用。它主要包括分流人员经济补偿、社会保障费用、乡镇历史债务化解费用、机构撤销和重复建设费用,这是当前乡镇改革中面临的经济成本。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情况下,应该加大中央财政投入以分担改革的经济成本。第三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成本。“改革者历来没有好下场”,这是改革者个人面临的政治成本；同时,改革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会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和认同,这也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面临的政治成本。中央应该对地方政府改革者予以保护、支持、激励,分担改革政治成本,化解政治风险。第四章分析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很大压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后分流人员再就业困难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补偿低导致个人发展能力的相对剥夺,及由此引发的自杀、上访、动乱等社会问题,这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政府帮助下岗分流职工的再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化解社会成本的有效途径。第五章讨论与结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有经济成本压力、政治风险和一定的社会后果,虽然化解改革风险存在困难,但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政府认同是有益的。因此,要对改革成本予以合理分担,以有利于推进乡镇改革。从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得出结论是成本合理分担是制度转型的条件。
蒋斌[6]（2008）在《我国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县级财政困难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负债高,财政风险高,财政收入偏低,财政空转现象和“空壳”化严重。县级财政作为我国财政体系的最基层的部分,一旦陷入困境必然会引起广泛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建设怎样的县级财政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都必须关注的课题。为此,本研究跟踪和研读了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将县级财政看作地方财政的一部分,即使有少量以县级财政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也着眼于如何摆脱现有的财政困境,研究成果显得较为零散,没能对县级财政的未来模式进行系统的回答。本文在重新梳理前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县级财政的建设目标应该是可持续的。考虑到县级财政效应的广泛性,本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本研究是财政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西方对财政的研究由来已久,即使在我国也经历了一段时间。虽然这些研究或是因为财政体制的差异,或是因为研究目的不同,减弱了对本研究的借鉴意义,但不妨碍其理论成果成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这些理论主要是指:公共财政理论、财政分权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同时,大量有关我国财政、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以及相互关系的学术成果对本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了了解我国县级财政的体制环境。论文首先对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分别进行了阐述,试图作为分析我国财政体制的参照以及为未来的体制设计提供参考。其次对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强调了财政制度中的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也对近些年我国财政政策走向,未来财政发展的重点进行了描述。基本上明确了县级财政未来建设的体制约束条件。为了加深对本研究现实意义的认识,本文还对我国县级财政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概括,认为县级财政建设不尽如人意,任重而道远。此后,对县级财政所带来的效应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利用重庆县际数据对县级财政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良性发展的县级财政会对县域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此外,县级财政还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会直接冲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值得强调的是,县级财政的效应不仅仅限于县域范围内,而会在横向上和纵向上向外传播。由此加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县级财政的重要性,同时明确了建设可持续发展县级财政的现实基础。针对目前的县级财政运行状况,本研究罗列了现有的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坚持要实现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必须着眼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社会发展、财政体制等居多因素。在居多因素之外,本研究还针对县级政府可能存在的夸大县级财政困难的冲动,建立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模型。博弈分析的结果显示这种冲动是存在的,而上级政府的对应策略是降低对下级财政的支持,从而减弱了转移支付对建立可持续发展县级财政的贡献。体制设计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本文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本文从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转移支付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强调应多种手段、多种政策综合运用,各项改革同时进行,多管齐下,才有可能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县级财政。并对构建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加强了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县级财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有大量的理论成果为工程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需要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方法、工具进行不断的创新,丰富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内涵。本文虽然试图初步构建起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但是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本研究还留下了不少遗憾。在本文结尾,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论文的研究成果能在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康文峰[7]（2008）在《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其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农村税费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县乡财政是基层政府执政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许多省市地方财政发展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目前,县乡财政困难已经成为困扰地方财政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成为财政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不仅影响了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而且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稳定,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许多省市对此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也广为关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部,经济发展水平低,是西部困难省份。县域经济发展落后、不平衡;财政体制不完善、财力配置和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县乡财力增长缓慢、财政困难,是贵州县乡财政的现状表现。尽管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了很多转移支付。但是贵州省绝大多数县乡财政依然十分困难,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地方可用财力不足。刚性支出压力很大,历史债务包袱沉重。加快推进贵州省“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提高贵州县乡基层财政自我保障能力,保障基层政权正常运行所需经费,推动贵州城乡发展,发展和壮大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意义重大。是一个目前、今后一个时期贵州财政仍需解决的问题。
孟月鹏[8]（2008）在《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研究》文中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规范了中央和省的财政关系,随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开始推进,在省与市县财政体制逐步规范的同时,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以及乡镇级财政困难问题却日益突出,如何缓解乡镇级财政困难,理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成为财政部门和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中国的国情,在目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积极探索乡镇财政解困之路意义尤为深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共财政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运行和管理的条件及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需要,乡镇财政的运行和管理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本文从宁津县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回顾和乡镇财政面临的困境分析入手,通过对“乡财县管”改革的背景、理论基础、管理模式、主要内容的系统论述,在肯定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反思“乡财县管”所带来的问题,探讨乡镇财政困难与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政府层级改革的关系,探索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径。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对基层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解决基层财政困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以及研究范围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第二章为基层财政管理体制理论与改革实践综述。从分税制关于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划分、目前的预算级次、乡镇财政职能定位出发,分析了乡镇财政面临的困境,进而论述了基层财政管理改革的新方式—“乡财县管”的研究现状。第三章着重对东部地区欠发达农业大县的代表—宁津县的“乡财县管”改革进行回顾和评述。第四章对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进而拓展思路,探索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新路径,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因地制宜,在财政改革中坚持体制调整和管理创新并行。
覃乐敏,吴永华,姚培文,蒋林文[9]（2008）在《玉林市“乡财县管”的实践与探索》文中研究表明
朱守银,闫辉[10]（2007）在《新时期的乡镇机构改革试点:进展与评析》文中认为
二、凤翔县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全部上收到县统一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凤翔县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全部上收到县统一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1、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的理论研究 |
| 2、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的相关研究 |
| 3、近二十年“民众学校”史研究 |
| 4、陕西省民众学校及社会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民众学校”概念界定 |
| 2、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陕西省社会概况 |
| 一、军阀混战,地方动荡不堪 |
| 二、灾害频仍,人民生活困顿 |
| 三、教育落后,社教起步较晚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陕西省“民众学校”发展演变 |
| 一、萌芽与探索时期(1911-1926) |
| 二、起步与实践时期(1927-1930) |
| 1、强迫教育运动大会的召开 |
| 2、成立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 |
| 三、推广与鼎盛时期(1931-1940) |
| 1、西安民校管理处的设置与民众学校的创办 |
| 2、“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与“保立小学”的设立 |
| 3、战时民众补习教育计划的推行 |
| 四、转型与停滞时期(1940-1949) |
| 1、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 |
| 2、创办特种教育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陕西“民众学校”的类型 |
| 一、专设类“民众学校” |
| 1、从平民学校到民众学校 |
| 2、露天学校 |
| 3、乡农学团 |
| 二、附设类“民众学校” |
| 1、各级学校附设民众学校 |
| 2、民众教育馆附设民众学校 |
| 3、各机关附设民众学校 |
| 三、班级式“民众学校” |
| 1、保立学校成人班 |
| 2、国民学校民教部 |
| 第四章 “民众学校”的行政管理研究 |
| 一、“民众学校”的内部行政组织 |
| 二、办学场址的选择与分布 |
| 三、经费来源与开支 |
| 1、经费的来源 |
| 2、经费的开支 |
| 四、奖励与惩处 |
| 1、对于办学人员的奖励与惩处 |
| 2、对于学生的奖励与惩处 |
| 五、学生及老师的构成情况 |
| 1、学生的年龄及身份 |
| 2、教师的来源 |
| 第五章 “民众学校”的教学管理研究 |
| 一、招生与留生问题 |
| 1、招生问题 |
| 2、留生问题 |
| 二、教材的选择及课程的设置 |
| 1、教材的选择 |
| 2、课程的设置 |
| 三、教学方式的选择 |
| 1、定点与流动式教学 |
| 2、好汉传习制 |
| 四、时间安排与学级编制 |
| 1、修业期限与授课时间 |
| 2、学级编制 |
| 第六章 陕西省“民众学校”的成效及其不足 |
| 一、陕西省“民众学校”的贡献 |
| 1、扫除文盲,承担社教重任 |
| 2、平衡差别,妇女受教增多 |
| 3、精神教育,有力支援抗战 |
| 二、陕西省“民众学校”的不足 |
| 1、政策迭变,办理成绩有限 |
| 2、经费欠缺,政府苛征横敛 |
| 3、薪俸微薄,教师积极性差 |
| 4、偏重省会,地方办理不善 |
| 5、背离初衷,实行特种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权力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的研究 |
| 1.2.3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背景的研究 |
| 1.2.4 关于乡镇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涉及理论与核心概念 |
| 1.4.1 理性选择理论 |
| 1.4.2 核心概念 |
| 1.5 个案选取及研究方法 |
| 2 历史与现状:乡镇权力的历史变迁 |
| 2.1 中国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1 乡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2 镇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2 沙镇“镇治”的历史沿革 |
| 2.3 沙镇的权力与科层体制 |
| 3 乡镇权力运作之一:与县域主体的互动 |
| 3.1 与县委、县政府的互动 |
| 3.2 与县财政局的互动 |
| 4 乡镇权力运作之二:与镇域主体的互动 |
| 4.1 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互动 |
| 4.2 与镇域乡镇企业的互动 |
| 5 乡镇权力运作之三:与村域主体的互动 |
| 5.1 与村两委的互动 |
| 5.2 与村域社会精英的互动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适应性治理 |
| 6.2 对话与讨论 |
| 6.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主要访谈对象一览表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 ——基于稻村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一） 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呼唤 |
| （二） 教育史研究视野下移的理论诉求 |
| （三） 史料发掘的迫切需要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农村教育的研究 |
| （二） 农村教师的研究 |
| （三） 生活史的研究 |
| （四） 农村教师生活史的研究 |
| 三、 相关概念和范畴的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空间的界定 |
| （三） 时间的界定 |
| 四、 研究价值 |
| （一） 学术价值 |
| （二） 应用价值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六、 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一个地处中原的村落 |
| 一、 方县与一棵树镇 |
| （一） 方县概况 |
| （二） 一棵树镇概况 |
| 二、 稻村概况 |
| （一） 村庄的地理与水文 |
| （二） 村庄的历史 |
| （三） 稻村的经济 |
| （四） 村里唯一的学校 |
| 第二章 政权更迭中农村教师的新生与适应 |
| 一、 新教育在稻村的孕育与萌芽 |
| （一） 稻甜保小的创办 |
| （二） 保小的教学 |
| （三） 扎根乡村的启蒙者 |
| 二、 困境中求生存的近代塾师 |
| （一） 耕读之家：职业的承继 |
| （二） 再学习：教学生涯的维系 |
| （三） 保长之死：教学生涯的终结 |
| （四） 重归耕读：乡村文化人的归宿 |
| 三、 新学校里的新教师 |
| （一） 走向历史舞台的民办教师 |
| （二） 多元化的角色与身份 |
| （三） “五班七人”：对新学制的适应 |
| （四） 从“薪粮供给制”到“货币工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革命”与知青教师的改造 |
| 一、 “教育革命”中的稻村教师 |
| （一） “四集体”中失声 |
| （二） 整风与反右运动的冲击 |
| （三） 勤工俭学的尝试 |
| （四） 耕读学校的创办 |
| （五） 学校下放与“戴帽初中” |
| 二、 知青教师与农村“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一） 知青教师在稻甜大队 |
| （二） “黑五类”教师的生活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办教师的欣喜与尴尬 |
| 一、 从“臭老九”到“光荣的人民教师” |
| （一） 两位民办教师身份的“失”与“得” |
| （二） 基于社会认同的职业选择 |
| （三） 基于自我认同的敬业奉献 |
| 二、 民办教师离职之殇 |
| （一） 家庭与职业的权衡 |
| （二） “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
| （三） 主动离职的商海弄潮儿 |
| 三、 稻村教师队伍的艰难维系 |
| （一） 民办教师的晋级 |
| （二） 民办教师的转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教育的守望者 |
| 一、 稻村小学的衰落 |
| （一） “五三制”改“六三制” |
| （二） “撤点并校”的冲击 |
| （三） “南水北调”风波 |
| 二、 坚守的乡村女校长 |
| （一） 高考落榜 |
| （二） 工人身份教师 |
| （三） 波折的晋级路 |
| （四）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国家：农村教师身份与地位的法定建构 |
| （一）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建 |
| （二） 教育革命时期：停滞 |
| （三） 拨乱反正时期：调整与整顿 |
| （四） 乡镇统筹时期：矛盾重重 |
| （五） 深化改革时期：不断完善 |
| 二、 社区：基于关系与人情的政策运作 |
| （一） 农村教师的社会关系类型 |
| （二） 农村教师社会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三） 农村教师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 |
| 三、 个体：基于身份认同的策略选择 |
| （一） 社会认同——农村教师的情感皈依 |
| （二） 自我认同——农村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 |
| 参考资料与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检视 |
| 三、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概念界定 |
| 四、基本内容框架 |
| 五、个案选取与说明 |
| 第一章 一场颇有争议的制度转型:湖北乡镇综合改革 |
| 一、冲击—回应:撤并下的乡镇改革 |
| (一) 行政主导的乡镇撤并 |
| (二) 财政压力下的乡镇撤并 |
| (三) 乡镇撤并后之职能 |
| 二、突破体制:湖北乡镇综合改革 |
| (一) 制度创新: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二) 制度转型: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再造 |
| 第二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及其分担 |
| 一、经济成本:制度转型的费用 |
| (一) 乡镇事业单位:机构膨胀下的财政压力与职能异化 |
| (二) 补偿:一种成本分担方式 |
| (三) 补偿的措施 |
| (四) 经济成本分担:社会保障与经济补偿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收益 |
| (一) 变"养人"为"养事":财政减负与政府职能转换 |
| (二) 转制后的双赢:经济意识增强与收入增加 |
| (三) 政府责任的凸显与社会经济发展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经济成本分担思考 |
| 第三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成本及其分担 |
| 一、政治成本:制度转型中改革者的政治风险 |
| (一) 低效的税费征收:经济表象下的政治内容 |
| (二) "赢利性"的乡镇事业单位:国家合法性流失 |
| (三) 改革者宋亚平 |
| (四)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风险与分担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政治收益 |
| (一) 制度均衡破解 |
| (二) 政府认同提升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政治成本分担的启示 |
| 第四章 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及其分担 |
| 一、社会成本:制度转型的社会风险 |
| (一) 职位:一种体制资源 |
| (二) 职位与个体利益 |
| (三) 社会风险:职位失去后果 |
| (四) 社会成本分担: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探索 |
| 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收益 |
| (一) 个人:尊严与发展 |
| (二) 社会:整合与和谐 |
| 三、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担解读 |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成本分担与制度转型 |
| 一、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成本与分担 |
| 二、成本分担与降低风险 |
| 三、成本分担:制度转型条件 |
| 四、推进乡镇综合改革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我国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基本思路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7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借鉴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2 理论借鉴 |
| 2.2.1 公共财政理论 |
| 2.2.2 公共财政分权理论 |
| 2.2.3 财政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各国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比较借鉴 |
| 3.1 国外财政管理及实践概述 |
| 3.1.1 美国财政制度及评价 |
| 3.1.2 日本财政制度及评价 |
| 3.1.3 欧盟财政制度及评价 |
| 3.1.4 俄罗斯财政体制改革及评价 |
| 3.2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及实践综述 |
| 3.2.1 我国财政现行框架体制结构 |
| 3.2.2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情况 |
| 3.2.3 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 |
| 3.2.4 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5 财政政策研究 |
| 3.2.6 财政中长期投资的方向和重点 |
| 3.3 国外财政管理体制的借鉴点 |
| 3.3.1 按税种划分收入 |
| 3.3.2 财权与事权相称 |
| 3.3.3 适度集权与合理分权 |
| 3.3.4 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
| 4 县级财政运行机理及效应分析 |
| 4.1 县级财政运行评价 |
| 4.2 县级财政运行的效应分析 |
| 4.2.1 县级财政的经济效应 |
| 4.2.2 县级财政的社会效应 |
| 4.2.3 县级财政的政治效应 |
| 4.2.4 县级财政与构建和谐社会 |
| 5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 |
| 5.1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非体制因素分析 |
| 5.1.1 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
| 5.1.2 经济发展基础与条件 |
| 5.1.3 社会稳定与进步 |
| 5.1.4 县域产业结构 |
| 5.1.5 政策因素 |
| 5.1.6 制度缺陷 |
| 5.1.7 财政管理能力 |
| 5.2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因素分析 |
| 5.2.1 分税制的不完善 |
| 5.2.2 转移支付存在缺陷 |
| 5.3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博弈分析 |
| 5.3.1 表象之下的博弈 |
| 5.3.2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
| 5.3.3 混同均衡 |
| 5.3.4 对县级财政困境的解释 |
| 5.3.5 博弈视角下的体制设想 |
| 6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设计 |
| 6.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1.1 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
| 6.1.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
| 6.2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
| 6.2.1 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 |
| 6.2.2 三角模糊权的确定 |
| 6.2.3 熵权的确定 |
| 6.2.4 确定组合权 |
| 6.2.5 关于评价方法运用的说明 |
| 7 重庆市武隆县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 |
| 7.1 武隆县财政运行情况 |
| 7.1.1 武隆经济发展现状特征 |
| 7.1.2 比较分析 |
| 7.1.3 武隆县财政收支执行情况 |
| 7.2 武隆县财政收支预测 |
| 7.2.1 基于BSP 神经网络的预测方法 |
| 7.2.2 基于BP 对武隆县财政收入的预测 |
| 7.2.3 基于BP 对武隆县财政支出的预测 |
| 7.3 武隆县财政可持续发展评价 |
| 7.3.1 财政收入结构及其评价 |
| 7.3.2 财政支出结构及其评价 |
| 7.3.3 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水平及变化趋势 |
| 7.3.4 武隆县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量化分析 |
| 7.3.5 武隆县财政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4 武隆县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4.1 高度重视财源建设，落实增收措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
| 7.4.2 完善、健全财政支出管理，节约支出，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
| 7.4.3 管好用活财政资金 |
| 7.4.4 加强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
| 7.4.5 精简机构，扭转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的局面 |
| 7.4.6 建立领导责任制，遏制县级赤字与债务 |
| 8 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
| 8.1 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 |
| 8.1.1 近期目标：取消乡镇一级政府 |
| 8.1.2 远期目标：逐步建立规范的三级政府结构 |
| 8.2 构建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对称机制 |
| 8.2.1 明确县级政府事权 |
| 8.2.2 扩大县级政府充分的财权 |
| 8.3 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
| 8.3.1 完善我国对县级转移支付制度的方向和原则 |
| 8.3.2 转移支付的分类 |
| 8.3.3 完善县级转移支付的设想 |
| 8.4 建立有效的风险检测预警系统 |
| 8.4.1 财政风险指数预警系统的构建 |
| 8.4.2 政策建议 |
| 8.5 加强其他相关制度建设 |
| 8.5.1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
| 8.5.2 建立完备的听证与审批制度 |
| 8.5.3 完善县级政府干部的政绩考核和评估制度 |
| 8.5.4 建立对不当举债与违规举债的追究制度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3、研究对象的选择 |
| 1.4、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
| 1.5、国内研究现状和水平综述 |
| 2.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
| 2.1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 |
| 2.1.1 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2.2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 |
| 2.2.1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总体情况 |
| 2.3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部分省区实践情况 |
| 2.3.1 浙江 |
| 2.3.2 河北 |
| 2.3.3 安徽 |
| 2.3.4 陕西 |
| 3 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历程研究 |
| 3.1 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
| 3.1.1 摸索阶段 |
| 3.1.2 试点阶段 |
| 3.1.3 总结逐步全面推进阶段 |
| 3.2 贵州县乡财政体制改革阶段性成绩 |
| 3.2.1 纠正错误的"权力"观 |
| 3.2.2 有效解决了收入及时入账问题 |
| 3.2.3 有效解决了严控支出问题 |
| 3.2.4 降低了改革运行成本 |
| 3.2.5 财务软件的开发使用,提高了行政效率 |
| 3.3 贵州县乡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
| 3.3.1 县乡政府的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 |
| 3.3.2 基层政府债务包袱沉重 |
| 3.3.3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 |
| 3.3.4 政府层级过多 |
| 3.3.5 个别税种归属或分享不明确 |
| 3.3.6 政府机构队伍膨胀迅速 |
| 3.3.7 公用经费标准过低 |
| 3.3.8 乡镇财政所建设与职能转变不相适应 |
| 3.4 案例分析 |
| 3.4.1 修文县"乡财县管乡用"财政体制改革分析 |
| 3.4.2 贞丰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工作的概况 |
| 3.4.3 修文县、贞丰县"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措施 |
| 3.4.4 修文县、贞丰县实施"乡财县管乡用"改革的初步成效 |
| 3.4.5 修文县、贞丰县实施"乡财县管乡用"改革的问题 |
| 4 对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思路的分析 |
| 4.1 对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分析 |
| 4.2 对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方案的分析 |
| 4.2.1 预算统编 |
| 4.2.2 帐户统设 |
| 4.2.3 集中收付 |
| 4.2.4 采购统办 |
| 4.2.5 票据统管 |
| 4.3 对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分析 |
| 4.4 对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分析 |
| 4.4.1 因地制宜、全面实施原则 |
| 4.4.2 预算管理权不变原则 |
| 4.4.3 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不变原则 |
| 4.4.4 促进经济发展原则 |
| 4.4.5 有利于提高效率原则 |
| 5 完善贵州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
| 5.1 明确界定、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 |
| 5.1.1 明确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 |
| 5.1.2 合理划分县乡政府的财权 |
| 5.2 妥善解决基层政府债务问题 |
| 5.3 建立规范完善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5.3.1 运用科学方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 5.3.2 合理确定转移支付种类,综合考虑 |
| 5.3.3 以立法形式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
| 5.4 精简或虚化某些政府层级 |
| 5.5 充分利用税收杠杆推动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
| 5.6 不断深化"乡财县管"改革 |
| 5.7 深化乡镇机构改革,严格控制乡镇人员编制 |
| 5.8 着手解决乡镇财政所运转人手问题,加强网络建设 |
| 5.8.1 控制编制,选拔高素质人才 |
| 5.8.2 加强网络硬件建设,提高人员技能 |
| 5.8.3 合理分工,提高效率 |
| 5.9 建立完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县财政预算 |
| 5.10 厉行节约艰苦奋斗 |
| 6 结论与讨论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版一 修文县、贞丰县"乡财县管乡用"改革试点工作结构设想 |
| 图版二.修文县、贞丰县"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业务流程图 |
（8）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与方法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4 我在该论文中的主要工作 |
| 第二章 基层财政管理体制理论与改革实践综述 |
| 2.1 基层财政管理体制理论 |
| 2.1.1 分税制关于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划分 |
| 2.1.2 目前的预算级次 |
| 2.1.3 乡镇财政管理的内容 |
| 2.1.4 公共产品 |
| 2.2 乡镇财政改革实践综述 |
| 2.2.1 乡镇财政改革背景 |
| 2.2.2 “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的提出 |
| 2.2.3 基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新方式―“乡财县管”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的回顾与评述 |
| 3.1 宁津县乡镇财政现状分析 |
| 3.1.1 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收入缺口大 |
| 3.1.2 乡镇财政债务风险加剧 |
| 3.1.3 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居高不下，人员经费支出比重偏高 |
| 3.2 宁津县乡镇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 |
| 3.2.1 乡镇经济规模小 |
| 3.2.2 乡镇财政职能弱化 |
| 3.2.3 乡镇政府机构改革滞后，“事减人不减”的现象严重 |
| 3.2.4 乡镇财政支出缺乏监督机制 |
| 3.3 宁津县“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 |
| 3.3.1 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3.3.2 “乡财县管”改革的具体内容 |
| 3.3.3 “乡财县管”改革的主要配套措施 |
| 3.3.4 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成果评价 |
| 第四章 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存在问题的反思与探索 |
| 4.1 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的反思 |
| 4.1.1 反思一：“乡财县管”改革能真正保证“一级政府一级财权”吗？ |
| 4.1.2 反思二：怎样妥善解决乡村债务问题？ |
| 4.1.3 反思三：乡镇公共产品的提供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
| 4.1.4 反思四：乡镇财政职能怎么重新定位？ |
| 4.1.5 反思五：怎样降低改革的运行成本？ |
| 4.2 解决问题的思路 |
| 4.2.1 “乡财县管”作为一种过度管理方式变革下的解决思路 |
| 4.2.2 “突变式”的解决思路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玉林市“乡财县管”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改革现行乡镇财政管理方式, 实行“乡财县管”的必要性 |
| (一) 乡镇财政管理面临的问题。 |
| (二) 实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的必要性。 |
| 二、玉林市“乡财县管”改革实践 |
| (一) 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 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 改革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
| (四) “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的成效。 |
| 三、“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探讨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解决问题的意见。 |
（10）新时期的乡镇机构改革试点:进展与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基本背景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政府组织的变化。 |
| (二) 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三)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机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
| 1.农村税费改革后, 乡镇收入减少, 需要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 |
| 2.乡镇政府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 迫切要求乡镇政府转变职能。 |
| 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总体部署与总体进展 |
| (一) 总体部署。 |
| (二) 总体进展。 |
| 三、各地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基本相似的做法 |
| (一)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 探索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途径和方式方法。 |
| 1.探索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2.探索乡镇政府职能具体化。 |
| 3.探索转变乡镇政府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具体途径。 |
| (二) 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 压缩领导干部职数, 探索建立用人新机制。 |
| 1.压缩乡镇领导职数。 |
| 2.实行乡镇党政“一把手”“一肩挑”、干部“交叉任职”。 |
| 3.精简乡镇富余人员。 |
| 4.探索建立用人新机制。 |
| (三) 调整区划, 撤并乡镇。 |
| 四、各地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差异性做法 |
| (一) 乡镇党政机构和岗位设置改革。 |
| (二) 乡镇党政领导产生方式的改革。 |
| 1.湖北省试行的“双推双选”办法。 |
| 2.安徽省试行的“一推两考”办法。 |
| 3.云南省红河州试行的“联合双推、党员直选”。 |
| (三) 乡镇事业站、所的改革。 |
| 五、乡镇机构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一) 主要成效。 |
| (二) 困难与问题。 |
| 1.乡镇机构改革试点范围仍较小, 各地进展不平衡。 |
| 2.多数试点乡镇的改革试点工作深入不够、创新性不强、可持续性不明显。 |
| 3.乡镇政府真正转换职能面临诸多困境。 |
| 4.富余人员分流和分流人员安置都面临较大困难。 |
| 六、对乡镇机构改革中两个问题的思考 |
四、凤翔县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全部上收到县统一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陕西省“民众学校”研究（1927-1949）[D]. 张佳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3]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4]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 ——基于稻村的个案分析[D]. 王莹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4)
- [5]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析 ——以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分析对象[D]. 彭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6]我国县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D]. 蒋斌. 重庆大学, 2008(06)
- [7]贵州省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研究[D]. 康文峰. 贵州大学, 2008(02)
- [8]宁津县“乡财县管”改革研究[D]. 孟月鹏. 电子科技大学, 2008(04)
- [9]玉林市“乡财县管”的实践与探索[J]. 覃乐敏,吴永华,姚培文,蒋林文. 经济研究参考, 2008(17)
- [10]新时期的乡镇机构改革试点:进展与评析[J]. 朱守银,闫辉. 经济研究参考, 20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