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孤独简介

一、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论文文献综述）

蔡丽^[1]（2017）在《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人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社会上普遍推崇“知识就是力量”的言论,而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表现形式就是科学技术,因此科学技术变成了人改变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力量和权力的象征。人依靠科学技术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沦为人对人的奴役。文明越发展,对人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被科学技术异化的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自由和生存问题。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巴塔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以及犀利的语言为武器,对劳动理性造成的人的异化进行批判,阐述他对自由的、无限的、异质的世界的向往。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从巴塔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出发,对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二章论述了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找出巴塔耶思想发展的脉络,即揭示劳动理性的本质、反抗劳动理性、追求神圣世界三个阶段。第三章对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在揭示巴塔耶理论的独特意义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基础上,找出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批判。希望通过本文,社会大众能够对巴塔耶的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并借此对当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以及新时代的自由和生存危机提出警示。

高源^[2]（2014）在《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文中指出委婉语系委婉现象与语言结合的特殊产物。它从原始社会一直绵延至今,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特征存在紧密联系,并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常是说话人无意识的心理反映。归根结底,语言的委婉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内心的恐惧,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常用柔和、文雅、悦耳的话语取代那些禁忌、难听、失礼的说法。西班牙语委婉语的种类极其丰富,大致可分为禁忌性委婉语、交际性委婉语和职能性委婉语。根据具体内容,禁忌委婉现象又分为宗教神秘委婉语、死亡疾病委婉语、性指涉委婉语、排泄委婉语；交际委婉现象可细分为称谓委婉语、尊重委婉语、情绪委婉语；职能委婉现象可细化为政治委婉语、经济委婉语、军事委婉语、专业技术委婉语等。西语委婉语的构造手段千变万化、不胜枚举,有语音变异、语义转换、语法转变、修辞方法等常见的语言方式,还有外来语、儿语、缩略语、行话等其他语言手段,更有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副语言手段。不管委婉手法怎样幻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构成原理在于分散听话者的注意力,暂时终止或延长语言信息的接收过程。西语婉辞的种类丰富、构造复杂,且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信息,在各类作品中层出不穷,已成为我国西班牙语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西汉翻译中,如果在委婉语等局部细节上处理不当,往往会影响译文的整体质量。因此,在翻译领域内对委婉语进行深入地探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全面解析西班牙语的委婉现象,有针对性的对其采取翻译策略,使该语言元素在译文中更加贴切,更加通顺易懂。哪些翻译技巧最适合西班牙语委婉语的汉译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目前,在译学界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解决一切难题,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理论都有其片面性。笔者认为,融合东西方译论、吸纳各派之所长、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多元翻译观乃是翻译研究的正确路径。在多元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作者将常见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按其本质特征归纳为语言翻译、文艺翻译和文化翻译。首先,语言是翻译行为得以实现的基础,用语言学派的技巧解决特定的翻译问题毋庸置疑。对于双语中能够对应和互换的委婉语现象,译者可以通过“等值”和“等效”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建立对等。其次,翻译是二度创作,译文饱含着译者的智慧,将文学派的翻译思想运用于翻译实践合情合理。对于源语委婉语在译语中造成的各种空缺,译者可发挥文学派反复强调的主观创造性进行弥补。最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译者面对的不仅是两种文字,更是两种文化。以文化学派的方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元素行之有效。译者不妨采取文化派的主要策略“归化法”、“异化法”和“注释法”,在保持译出语文化的纯正性和保证译入语的可读性之间建立平衡。此外,上述译法并非割裂的,彼此之间具有重合性和互补性,在实践中译者应加以综合利用,才能取得最佳译文。译者是原着和译着之间的桥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纽带,理应把原文委婉语负载的语言信息和艺术美感如实地、流畅地输入译文。在文中,笔者引用了大量西班牙语委婉语和汉语委婉语的实例,结合了描述法、图表法、实证法等多种说明方法,以多部译着为案例,分析如何根据其种类和构成应用多元翻译方法。本文首次将多元理论引入西汉／汉西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专业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为西班牙语委婉语的翻译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为西汉翻译实践者和学习者在相关方面提供参考和帮助；我们还希望以西语委婉语的汉译为例建立一种多元翻译模式,并将其推广至谚语、俗语、俚语、密语、双关语等语言现象的翻译,这对西汉互译的实践与教学都有一定裨益。总之,翻译是一项传承文明的伟大事业,值得人们以严肃的态度继承和发展。我们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取长补短、博采众长。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翻译观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思想,代表了新世纪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相信多元观一定会为西汉翻译开辟崭新的视野,将为西汉互译的研究、实践与教学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孟德楷^[3]（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认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张敬娜^[4]（2012）在《略萨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巴尔加斯·略萨因其奇绝的小说技法，素有“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之称，被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赞誉为“天赋禀异的叙述者”。独特的小说叙事技巧是他在文学领域中的主要特色，本论文抓住这一特色，详细分析略萨的长篇小说，探讨略萨小说的叙事艺术。他在小说中巧妙地处理了叙事时间，在作品中构建了交错的时序、多变的时距和适当的频率，使叙事节奏时快时慢、千变万化。在叙事视角上，他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分解与流动和多个限知视角的并行与补充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立体化的描述故事和反映社会现实，从而使叙事更加客观和具体。在叙事结构上，他不断地探索创新，创造出了“对话波”结构、“连通管”式结构，在作品中也使用了“板块”式结构、“中国套盒”式结构，他运用这些结构写出的作品，层次繁杂、缤纷多彩，变化层出不穷。

孙金霞^[5]（2009）在《《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继承和超越》文中研究说明阿瓦德的《深谷幽城》是一部当今世界的寓言。被誉为继《百年孤独》之后拉丁美洲文学的又一座丰碑。本文从影响研究角度,研究《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继承和超越。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深谷幽城》研究现状与本文的立足点,以整理前人观点和自己的看法。第二部分是论述《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继承,分别从空间结构、人物、隐喻三个方面来探究二者在艺术上的继承关系。两部作品中都采用了地狱、炼狱、天堂的三层结构;在人物上哈科沃与但丁的相似;维吉尔和维尔吉尼娅、贝亚德和贝亚特里丝为同一人名。两部作品都采用了隐喻手法,使作品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第三部分是《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超越,从独特的散点结构,多元化的叙事视角,现实主义的回归,人物、结构、结局六个角度入手,通过比较来分析《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超越。散点结构,多元化的叙事视角,现实主义的运用都是阿瓦德采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神曲》中是不存在的。《深谷幽城》中的人物都是贯穿整个小说的始末,而《神曲》中的人物多是片段的,在诗歌的某个部分出现,只有但丁作为游历者贯穿始终;结构上,《神曲》是单线索的结构方式,《深谷幽城》采用西方十九世纪的网状结构;从结局上看,《神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深谷幽城》是现实的“喜剧”。第四部分是探究《深谷幽城》继承与超越的意义,一是现实意义;二是文学价值;三是美学意义。

陈黎明^[6]（2005）在《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寻根”小说之关系为中心》文中指出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所获得的活力与开拓性发展,是在与域外文学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这其中,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欧美现代派文学、存在主义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一起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就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言,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直接催生了20世纪后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寻根”文学,而且在整体上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哲学意识与文体意识的觉醒方面也有着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显着影响力,为我们对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的话,那么其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影响所带来的问题意识——诸如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化等,不仅是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之间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在接受、借鉴域外文学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关系的研究既是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教训也能够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如何正确处理世界化和民族化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诸多有益启示。 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文学中传播——影响研究的方法来探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20世纪后中国小说的影响,并兼顾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力求客观公正。 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由来及其演变,并就其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之间的关系作了总体性概括,提出了比较研究的依据和意义。第一章详细梳理和介绍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传播、接受和译介的状况。第二章则主要探讨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进入20世纪后期中国文坛之后,对此期中国文学“人”的观念的嬗变与思维中心的转移的重要影响,分析了这种“人”的观念的嬗变与思维中心的转移所带来的以“寻根”小说为中心的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双重超越,论述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接受过程中的变异与创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则择取了魔幻现实主义之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几个重要问题来加以探讨和研究。分别从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孤独母题、魔幻意象的创造以及叙事艺术的多样化三个层面,

梁月倩^[7]（2004）在《“堂吉诃德”在18、19世纪的英国》文中研究说明四百年来，塞万提斯早已成为无数学者研究的对象，不仅西班牙人研究他，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及其他国家的学者都对他做出过评价。因而，《堂吉诃德》这部伟大的小说一直以来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也引发了他们的种种好奇探索。同时这部小说也已成为某种执着特征的源起。本课题分析了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通过他的名作—《堂吉诃德》—对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堂吉诃德》对英国小说创作缘起造成的影响，以《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爱玛》、《诺桑觉寺》、《匹克威克外传》、《双城记》等作品为例，分析了它们与《堂吉诃德》在内容、形式、人物等方面的相似之处。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集中于生活在18、19世纪的菲尔丁、奥斯丁和狄更斯三位小说家。通过仔细阅读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本题检验了它们体现的《堂吉诃德》影响，每部小说都体现出了对《堂吉诃德》接受的不同侧面，因为每位作家因为身处不同环境不同时代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就各不相同。菲尔丁体现的是一种直接模仿，他对《堂吉诃德》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史诗性及滑稽性上；奥斯丁体现的是一种间接影响，她的特点在于刻画了许多女性堂吉诃德人物，而且她对于塞万提斯的模仿是通过菲尔丁等英国作家的间接介绍完成的，有着含蓄、幽默的与众不同之处；狄更斯的早期和晚期分别各有特色，早期是一种直接模仿，而且令人捧腹的描写决不次于塞万提斯，晚期的模仿更加贴近精神层面，即是堂吉诃德的执着幻想。堂吉诃德不是基于细节真实的毕肖描摹的卓越的典型形象，而是具有极大的夸张性、荒诞性，因而具有一定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影响其它作品能力的形象。他成为一个可以无限开掘的阐释源。各国作者在接受了堂吉诃德原则中的某一特点之后融合到自己作品之中。像英国作家们模仿的就是其中的滑稽和荒诞的梦想，而且具体渗透到英国传统的幽默感之中，使堂吉诃德在英国小说中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人物。

赵德明^[8]（2001）在《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用宏观扫描的方式勾画出拉丁美洲文化嬗变的轨迹 ,其中对一些具有代表性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又做了重点介绍 ,目的在于探索新大陆文化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一探索 ,作者试图寻找在 2 1世纪全球多元化同时并存、各自发展的大背景下 ,拉丁美洲这一经济不发达地区为什么出现了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文学界的“拉丁美洲意识”。但是这一整体意识非但不妨碍和限制作家的个性发展 ,反而形成了集体对个人创新意识和劳作的鼓励机制。此外 ,本文还试图通过拉丁美洲文学的辉煌成就论证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徐丽梅^[9]（2001）在《名家历时五载编就“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文中指出 为了使广大散文爱好者能更加系统而全面地欣赏到世界经典散文中的旷世佳作,一套13卷本、近700万字的散文经典丛书"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最近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全部出齐。这也是迄今为止工程巨大的散文丛书,全部由国内着名的权威专家策划选目,资深的文学编辑历经5年的编撰梳理,整套丛书涵盖了世界各地

二、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论文提纲范文）

（1）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4）略萨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继承和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6）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寻根”小说之关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堂吉诃德”在18、19世纪的英国（论文提纲范文）

四、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论文参考文献）

• [1]巴塔耶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 蔡丽. 黑龙江大学, 2017(06)
• [2]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D]. 高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12)
• [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4]略萨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D]. 张敬娜. 河北大学, 2012(08)
• [5]《深谷幽城》对《神曲》艺术的继承和超越[D]. 孙金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09(06)
• [6]魔幻现实主义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寻根”小说之关系为中心[D]. 陈黎明. 苏州大学, 2005(05)
• [7]“堂吉诃德”在18、19世纪的英国[D]. 梁月倩. 黑龙江大学, 2004(01)
• [8]摆脱孤独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导言[J]. 赵德明.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1(04)
• [9]名家历时五载编就“世界经典散文新编”[J]. 徐丽梅. 全国新书目, 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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