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纵横捭阖 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论文文献综述）
黎慧[1]（2021）在《先秦至宋代文史作品中信陵君形象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
耿君[2]（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杨化剑[3]（2021）在《《史记》空间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记》研究的深化伴随着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凸显出《史记》中叙事研究也得以从空间这一新视角出发而做出新的探究,最终为发掘《史记》的深厚底蕴作一番努力与成果。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史记》空间叙事的形成,《左传》从时空,《庄子》从天地,《山海经》从四方,《诗经》从场景,《楚辞》从神幻,《汉赋》从奇异六个方面,分别组成了《史记》独特的空间结构。第二章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探究《史记》的空间因素是由天人之间,也就是天地四方之内的一切空间,并以形势、域势、气势三方面分别从总体大势、地理情况、气之概念进行阐释,《史记》的天地四方之空间结构由此形成。第三章《史记》叙事空间的类型分三大类,有格局之大小、显明之程度、真实之多少之区别,其分为宏观与微观、显性与隐性、现实与超现实空间结构。本纪与世家、列传既从整体又从局部作了两种分析,揭示出空间的多元化与系统性。第四章重点是空间理论揭示出了古往今来的社会状况、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述往昔追来者的经验教训三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的中心优势心态,同时显示出对周边民族的融合交流,体现了多元之下的大一统。第五章作为经典的《史记》在空间理论主导下对文学叙事的价值与功用,在完整叙事、隐喻结构、人物揭示、塑造风格四个方面得以实现。空间与时间并行促进了叙事的完成,这种空间结构同时存在隐喻含义,然后空间侧面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最后空间推动《史记》行文风格的多样化与系统化。
宋宛骏[4]（2020）在《《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文中研究表明春秋不仅是一个诸侯混战、风云际会的时代,还是一个尊礼重信、崇尚礼乐的时代。礼乐文化所铸造的道德精神没有被时代的变革与动荡掩埋,而被一批士人躬行践履。特有的时代铸就他们独特的思想观念、风度举止以及精神追求,使之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君子。《左传》浓缩了春秋时代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记载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君子。他们时刻践履着礼乐精神,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信条。君子风度以高尚的品质为内在支撑,以优雅的气质,脱俗的言行为外在表现形式。而艺术精神是指君子在生活中能够超越于事物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追求精神的安顿,使生活富有一定的审美性与艺术性,是君子内在气质的体现。生活方式的艺术化和诗乐化是艺术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君子的艺术精神投射出君子艺术化、诗意化、德化的人生,也展现了春秋时期君子文雅的艺术气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反映了春秋时期的风雅精神。本文以《左传》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左传》中君子的嘉言善行还原春秋时期君子的风度,从多角度再现君子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而探究君子风度,回归君子精神的本质,回望历史,汲取古人智慧和精神力量。本文分为以下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君子、君子风度的内涵及表现并分析君子风度产生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探究《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构建。在礼乐文化引领下,君子形成特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采,这也使得它们的生活具有艺术性。通过“君子”与“小人”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本质不同。第三部分从思想、语言、赋诗活动、外交辞令四个方面阐释君子精神内蕴的艺术精神。第四部分阐述大族世家对君子风度的传承。春秋时期,君子多出自世族,以臧氏家族、范氏家族为例,探究君子风度的传承及家族所形成精神风貌。第五部分探讨《左传》中君子精神风貌对后世仁人志士、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都萧雅[5]（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刘冉[6]（2019）在《中学论辩类文言文的文与章元素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的文章历史渊远流长,对文章的研究经久不衰,文章学中的“文”与“章”元素指包含在文章学之中的的章法结构与言语表达,与古代文章学研究的“盛况”相比,中学语文教学却面临着文言文教学“文”与“章”式微的现状,这让我们不得不重视文言文的“文”与“章”元素教学。由于论辩类文言文在“文”与“章”这一价值维度上有着显着的典型性,文章作者为了说明事理、阐发见解,十分注重表达的准确性与结构的精密性,这为文言文的“文”与“章”教学找到了切入口。文言文的教学必定要经历字词知识学习、行文表达学习再上升到审美文化层面,因而忽视掉文章本身的学习直接跳跃到思想文化熏陶是不符合教学过程规律以及学生自身的认知规律的,也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文”与“章”的教学元素能够提供教学的有效途径,找到文道之争的突破口,也能够提供文言文文本解读的新视角。此外,论辩类文言文的教学基于“文”与“章”元素展开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文章的教学价值,巩固字词知识的掌握,促进学生思想文化的升华。因此,我们应从辞章入手在字里行间探寻文章深遂的意蕴、严密的结构、精湛的观点而不是深陷字词的泥沼不见全篇,或者脱离文章空谈思想情感。基于古今对于文言文文章学的研究以及现代文言文教学的现状,本研究从文章学出发,针对论辩类文言文的特点,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论辩类文言文的“文”与“章”元素教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部编版初中与高中的论辩类文言文选篇,以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进行研究并论述,旨在探究文言文“文”与“章”元素在文言文教学中的价值,并对中学论辩类文言文的教学提出合理实施策略,在实践的基础上客观衡量研究成效,以期对文章学与文言文教学的结合做出一定的贡献。
宋清员[7]（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吕紫禾[8]（2019）在《《吕氏春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氏春秋》是秦统一天下前夕,由秦相吕不韦召集天下智略之士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王朝建构理论,对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总结吸收而着就的一部集大成之书。本文从该书所呈现出的体例特征、思想特征入手,分析这种前所未有的严整书体结构和自成一派的杂家思想特色的形成原因,由此发现《吕氏春秋》独特的着书期许和编撰方式。同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书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和大一统文化意识,从而识见《吕览》丰富的文化意蕴及对此后的影响。最后,继承中有创新的文学特色和承前启后的文艺思想,彰显出《吕氏春秋》独具一格的文学价值。全文由这样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章探究《吕氏春秋》的体例、思想特征及其成因等问题。百川归海、枝叶繁茂式的书体结构,依类成章的编次结构和篇章有法的章法结构,体现了该书在着述体例上的严密整齐与系统条贯。而体例总体设置所显露出的“法天地”意味以及以“春秋”名书、指向未来王治的体例寓意,既彰显着《吕氏春秋》独具一格、自有树立的成书体例,又透露出彼时成书环境中的若干信息。在服务于治道的基础上扬弃诸子,审征古以鉴今图治,这是《吕氏春秋》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也是撰着者在特定着书期许下立言发论的应有之义。这些体例特征、思想特征的形成原因,则在于《吕氏春秋》的作者欲整合百家、建立大一统文化的着述意图,以及“集论”而成的编撰方式,于此便可一窥《吕氏春秋》的创作心态和成书过程。第二章研讨《吕氏春秋》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蕴。该书诞生于秦国,自然会对秦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有所反映。贯穿于秦人性格中的开放进取精神、尚实重用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以及秦国社会务本尚武的习俗、流行于其地的特殊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都或直接或曲折地显现于书中。特定的着书期许也使得此书的大一统文化意识十分突出,这种意识在书中的表现,便是既致力于统一事业的多方实现,又有对统一后的王治政府工作和局面进行积极规划和设想。此外,作为建构大一统文化的首次尝试,《吕氏春秋》的着述理想和政治主张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文化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第三章透视《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书中的百六十篇文章几乎都是论政说理之文,这种文体在诸子笔下不断得到发展,而在战国后期趋于成熟,于是,《吕氏春秋》在篇章组织结构、说理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所凸显出的文学特色,既是其书文学价值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集大成展现。该书对文艺思想相关内容的涉及并非自觉着论,但书中所提出的言意观、音乐政教思想及对创作手法、艺术鉴赏等问题的探讨,仍可见出此书作者对文学、文艺的基本认识,与对先秦文艺思潮的吸收采纳。
郝佩林[9]（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研究指明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刘蕊[10]（2017）在《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变革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同时投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变革也愈演愈烈。“百家争鸣”的思想论争使得“谈辩”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语言活动。诸子散文作为其文字载体各具特色,伴随着谈辩风气的推进和人类思辨能力的逐步提高,在形式上由最初的语录体、结构简单的言辩演化成为逻辑严密、句式考究的专篇论文式的笔辩。在内容上也逐渐从名实之争的言意辩论过渡到学术领域的理论辨析。在谈辩方法上喻证的内容不断扩展,出现寓言式说理,类比论证得到长足发展,二难式论证的创造等都在逻辑推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谈辩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辩论双方的身份、地位、心理活动都对谈辩的内容和进程产生影响。因而谈辩活动除了辨析是非还需要讲求策略,促使对方易于接受。诸子风格迥异的语言表述,除了体现其个性风格外也是为了使谈辩内容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对语言进行的加工润色,客观上加快了诸子散文的文学化进程,对后世的政论文、汉赋、小说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论文共分十一章对“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加以分析和论述。前三章分别从战国谈辩风气的形成、发展演变、对诸子散文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论述战国诸子各家的谈辩活动。第十一章论述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的影响。第一章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诸子谈辩之风兴起的外部原因主要是与先秦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中央集权时期的文化垄断随之瓦解,官学流散,知识下移,民本意识高涨,七雄并起,社会动荡,思想领域有了放言的空间,这为谈说辩论提供了可能。其次,士阶层的崛起,为谈辩活动准备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再其次,严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各个阶层试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开始选择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思想家,他们各执一词,激烈辩论,派别林立,构成了谈辩的实践和研究的主体。第二章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首先是春秋末期谈辩之风的兴起,春秋时期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名辩思潮”的掀起成为“谈辩之风”的滥觞。其次,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当春秋末期名实之争引发百家争鸣,到战国初期号称“显学”的当属儒墨两家。墨家的兴起对谈辩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墨子不但公开倡导“谈辩”,还对“谈辩”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在辩学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理论成就。再其次,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这一时期谈辩实践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广泛存在,话题的多样性和思考的深入性又有新的扩展。诸子经过长期的谈辩实践,开始注意总结谈辩理论。笔辩初兴,它是谈辩实践的思维延伸和文字整理,是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纵横家在这一时期的勾斗权术日趋成熟,他们的谈辩实践也正是在战国末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诸子各家就生活在合纵连横运动之中无不牵涉其内,纵横家的游说之术深刻地影响着诸子谈辩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章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首先,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的关系。谈辩过程中喻证法的普遍运用,寓言说理的出现都是“言有象”的表现,是一种具象化的谈辩方式。它使得论证更形象、生动,是诸子散文走向文学的自觉的表现。其次,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诸子散文在形式上进行语词的铺排,在内容的逻辑关联上进行类比论证的说理方法既形象易被人接受,语势具有冲击力,是“谈辩”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国诸子散文形成“言有象,事有比”特点的根源。再其次,谈辩“辞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战国时期理性精神被高高举起,诸子百家各执一辞,诸子散文记载了他们之间思想交锋的实录。各家的观点迥异,论证方法巧妙多变,层出不穷,形成战国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性特征。最后,“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战国诸子谈辩既注重内容在逻辑关系上的严密性,也注重形式上话语策略的运用,体现了文学在这一时期还是以实用性为主,但已经具有局部的文学自觉的特性。诸子散文在行文中普遍运用“取象”、“比辞”的创作手法虽然都只是谈辩中“取胜”的语言工具,但也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寓言故事,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各种巧妙的谕证手法。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对战国诸子各家进行个案研究。墨家作为“百工”的代表,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以“非儒”的姿态出世,一开始就要以谈辩作为抗击儒家思想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生活的阶级斗争当中,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更倾向语言这种非暴力抗争。他们倡导“谈辩”应遵循“诽”（批判）、“争”和“胜”,总结出“三表法”,在诸子谈辩活动中,其谈辩理论的建构成就最高。儒家以孔子的“克己复礼”创世,代表新、老统治者利益。他们把谈说作为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而非斗争的武器。因此坚决反对以“争胜”为目的的具有批判性和挑战性的谈辩。战国初期儒学式微,孟子常常慷慨陈词,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到战国晚期,荀子看到如果一味“法先王、顺礼仪”却“不好言,不乐言”（《荀子·非相》,）将被诸子谈辩的喧嚣湮没。他提出“君子必辩”但反对“奸言”和“小人之辩”,倡导“循礼”、“中仁”的“君子之辩”。他们衡量是非的标准是“礼”而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道家延续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思想,体现了农业小生产者与世无争的思想要求。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从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提出“辩无不胜”的观点。他的“齐物论”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彼”和“此”相互转化、相互依赖,无需区分,否定了辩论的前提,即是非的存在。然而庄子本人却是辩论的高手,他的寓言充满奇思妙想,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同时也是极有说服力论证方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精于笔辩。战国晚期诸子谈辩的风气愈演愈烈,而六国军队却步函谷关,政治格局趋于统一,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主张文化专制,因此韩非致力于统一思想,反对辩论,多次强调“辩无用”。他把善辩的人称为五蠹之一,是被专政的对象。韩非最擅长二难驳论法,其论证严密,语锋犀利,试图以辩止辩。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是战国诸子谈辩大潮中最热衷形式逻辑论辩的,他们的论题鲜少关注时政,也没有完整的理想国家设计方案,而是专注于春秋以来的“名实之争”。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说如“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等,为他们博取不少声名。他们围绕自然界的事物名实关系,如“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展开辩论,进行抽象分析,虽不免坠入诡辩的泥潭,但对于先秦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宇宙观和本体论的研究都有裨益。纵横家,是战国、秦汉之际的显学之一,不追求理论上的建造,却锐意现实斗争中的功利。立足于“变”的观点,认为完全能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为成功”（《战国策·燕策一》）。纵横家的游说辞制胜法宝在于密切关注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利”为先导,不惜“为设诈称”,善借外力以成其私,表现出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第十一章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谈辩之辞始于战国,诸子各家工于驰说,谈辩的方式技巧及语言运用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初立休养生息,黄老之学当道,思想活跃以求治为中心的谈辩活动围绕秦亡的历史教训展开。武帝之后独尊儒学,经学的官方化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依经立论,随声是非,使谈辩局限在古今文之争的学术论争中。西汉覆灭王莽篡权,使东汉的统治者试图从古文经中找到治国的道路,古今文经的辩论再度高涨,古文学家博古通今,使辩题内容偏向于抽象的形而上哲学问题,这也为魏晋的清谈开启了大门。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生活困苦但却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清谈在口辩和笔辩方面都常于互相诘难,语辞骈俪,策略多变,进入谈辩的一个高潮期。东晋以后佛教的引入儒释道三教的论争成为主流,至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建立隋朝,科举举士,门阀士族被削弱,谈辩之风息止。战国时期谈辩产生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加快而不断呈现高峰。语言表述的滞后促进思维的发展,思辨能力的提高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诸子散文也是诸子生命的体验,它们的发展演变和语言观念及思维方式的发展演变是同步的。诸子散文作为战国谈辩活动的载体讲求“言有象”、“事有比”、“辞贵奇”,随着思辨水平的提高,从实用性、学术性逐渐走向文学性的自觉。因之,战国诸子谈辩与诸子散文的发展是同步发展互为表里,谈辩活动是战国诸子散文发展的内在动因。
二、纵横捭阖 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纵横捭阖 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史记》空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史记》空间叙事的形成 |
| 第一节 《史记》继承《左传》的时空 |
| 第二节 《史记》继承《庄子》的天地 |
| 第三节 《史记》继承《山海经》的四方 |
| 第四节 《史记》继承《诗经》的场景 |
| 第五节 《史记》继承楚辞的神幻 |
| 第六节 《史记》继承汉赋的奇异 |
| 第二章 究天人之际与《史记》叙事空间 |
| 第一节 形势:天人距离与勾连 |
| 一、天人空间合转分 |
| 二、天人空间:天地四方 |
| 三、天人与空间贯通 |
| 第二节 域势:空间的表现形式 |
| 一、平面立体:二维与三维 |
| 二、古今继承:阿房宫与未央宫 |
| 三、核心辐射:华夏与蛮夷 |
| 第三节 气势:司马迁心中雄阔壮观的空间表现 |
| 一、个人修养“气”的空间呈现 |
| 二、实地考察之空间描绘 |
| 三、《史记》材料勾勒:雄阔粗犷 |
| 第三章 《史记》叙事空间的类型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宏观与微观空间 |
| 一、宏观空间:高屋建瓴,把握大局 |
| 二、微观空间:具体细节,服务人事 |
| 第二节 显性与隐性空间 |
| 一、显性空间:脉络分明,行踪清楚 |
| 二、隐性空间:隐约幽微,暗处运转 |
| 第三节 现实与超现实空间 |
| 一、现实空间:贴近人间,叙述世情 |
| 二、超现实空间:传奇色彩,奇异神怪 |
| 第四章 《史记》历史文化底蕴的空间表征 |
| 第一节 上古至武帝时期社会的空间揭示 |
| 一、秦前之社会:大处着眼,宏阔叙说 |
| 二、秦汉之社会:揭示更详,涉及更广 |
| 第二节 展现了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与文明交流 |
| 一、汉族与周边民族空间上的打通 |
| 二、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等从空间融汇 |
| 第三节 从空间梳理历史脉络:以古鉴今、继承发展 |
| 一、以历史镜鉴后世 |
| 二、继血脉追赶时代 |
| 第五章 空间对《史记》叙事的文学影响 |
| 第一节 与时间并行,完整叙事 |
| 一、空间助力时间,双线并进 |
| 二、空间对叙事因素的纳置 |
| 第二节 空间架构的隐喻 |
| 一、对人、事的态度倾向 |
| 二、社会道德观念的喻示 |
| 第三节 人物塑造的空间喻示 |
| 一、以空间的变换写出人物的性格 |
| 二、构造场景,为个性作发挥 |
| 第四节 空间对行文风格的推动 |
| 一、空间的气势转换成《史记》的文势 |
| 二、各纪传的风格特征的个性化表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左传》及“君子”研究现状 |
| (一)《左传》的相关研究 |
| (二)“君子”相关的研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春秋时期君子风度的形成 |
| 一、君子、君子风度的内涵 |
| (一)君子内涵的发展与演变 |
| (二)君子风度的内涵 |
| (三)《左传》中的君子及君子风度的表现 |
| 二、城邦文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
| 三、礼乐文化的浸染赋予人格力量 |
| 四、教育内容的丰富奠定文化基础 |
| 第二章 《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建构 |
| 一、博学多识的个人修养 |
| (一)礼仪规范的坚守 |
| (二)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和同思想 |
| 二、细腻雅致的生活方式 |
| (一)诗乐相成的歌诗活动 |
| (二)优雅从容的仪表风度 |
| (三)谦和文雅的言辞之美 |
| 三、护国佑民的赤胆忠心 |
| (一)锐意进取的变革精神 |
| (二)宁鸣而死的谏诤精神 |
| 四、《左传》中君子风度的背离 |
| (一)昏庸无能的昏君 |
| (二)心怀叵测的奸臣 |
| 第三章 《左传》中君子艺术精神的呈现方式 |
| 一、三不朽的生命审美意识 |
| 二、精致典雅的外交辞令 |
| (一)棉针泥刺的表达 |
| (二)委婉含蓄的应对 |
| (三)洞悉入微的说理 |
| 三、典致雍容的赋诗活动 |
| (一)赋诗言志的政治功用 |
| (二)诗可以观的艺术形式 |
| 四、典雅美华的语言艺术 |
| (一)引经据典的言语模式 |
| (二)情辞并美的语言形式 |
| 第四章 《左传》中世家大族与君子风度的传承 |
| 一、知书识礼的臧氏家族 |
| (一)臧氏之起 |
| (二)臧氏之兴 |
| (三)臧氏之衰 |
| 二、睿智忠勇的范氏家族 |
| (一)范氏之起 |
| (二)范氏之兴 |
| (三)范氏之衰 |
| 第五章 《左传》中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的影响 |
| 一、君子精神风貌对后世文人士子的影响 |
| (一)家国情怀,生死以之 |
| (二)自强不息,人格独立 |
| 二、战国说辩对春秋君子辞令的继承 |
| 三、《左传》中的志人小品开志人小说先河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思想与时代》的时代、思想背景与主旨 |
| 第一节 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
| 一、民族危机:民族生存与民族认同 |
| 二、伦理危机:新旧伦理的冲突与科学、人文的冲突 |
| 第二节 思想承续 |
| 一、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 |
| 二、《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一脉相承的伦理观 |
| 三、《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伦理思想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 |
| 一、伦理旨趣:融贯新旧、沟通中西 |
| 二、伦理精神指向:习道术、明人伦 |
| 三、伦理目标:“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 |
| 第二章 守望伦理传统 |
| 第一节 传统伦理文明的合理性 |
| 一、西化论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二、科学主义否定传统伦理之反思 |
| 三、传统伦理“尽人性”的合理生活态度 |
| 第二节 继承儒家伦理的路径探索 |
| 一、人文主义路径 |
| 二、非理性主义路径 |
| 三、新黑格尔主义路径 |
| 第三节 儒家伦理之“常德” |
| 一、人生态度与理想人格 |
| 二、孝亲与忠国 |
| 三、礼之别与乐之化 |
| 四、伦理承续与方法转变 |
| 第三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启蒙 |
| 第一节 科学的伦理启蒙 |
| 一、“重德轻智”之弊 |
| 二、科学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中的科学伦理 |
| 三、责任伦理之先声 |
| 第二节 “自由”“平等”的伦理启蒙 |
| 一、从“天命”到自由意志 |
| 二、从等级依附到自由平等 |
| 第三节 伦理启蒙的特质 |
| 一、民族性之常与时代性之变 |
| 二、教育的伦理启蒙导向与功用 |
| 第四章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建构 |
| 第一节 伦理实体与伦理范式的转型 |
| 一、华夏、诸夷到“中华民族” |
| 二、“家-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建构 |
| 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一性 |
| 二、“王权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基础 |
| 第五章 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伦理的政治:以伦理导政治 |
| 一、政治有道德论 |
| 二、伦理对政治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伦理 |
| 一、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 |
| 二、国家主权至上与反对强权 |
| 第三节 以启蒙民众为导向的国内政治伦理 |
| 一、“高调民主观”与“有组织的自由观” |
| 二、五权宪章之制度正当性 |
| 结语 救亡与启蒙的调和 |
| 一、道德选择型的个体身份认同模式 |
| 二、不可通约的民族价值与自由价值 |
| 附录:《思想与时代》作者发文统计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中学论辩类文言文的文与章元素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辨析 |
| (一)文言文 |
| (二)论辩类文言文 |
| (三)“文”与“章”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章学研究经久不衰 |
| (二)文章学教学研究量少力微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论辩类文言文教学的应然与实然 |
| 一、论辩类文言文教学的应然 |
| (一)课程标准层面：重视逻辑思辨能力的发展 |
| (二)教材层面：选文以论辩类文言文为主 |
| 二、论辩类文言文教学的实然 |
| (一)教师的教受到限制 |
| (二)学生的学难有兴趣 |
| 三、进行文与章元素教学的意义 |
| (一)突出论辩类文言文的文章特质 |
| (二)促进论辩类文言文教学 |
| 第三章 文与章元素教学价值取向 |
| 一、以“文化”为旨归 |
| (一)课程目标重视文化导向 |
| (二)论辩类文言文承载优秀中华文化 |
| 二、以“文章”为根本 |
| (一)文章是审美的基础 |
| (二)文章是把握主旨的关键 |
| (三)文章是文道之争的突破点 |
| 第四章 文与章元素教学策略 |
| 一、教学意识 |
| (一)树立学情意识选择文章教学维度 |
| (二)树立结构意识层层展开教学 |
| (三)树立定篇意识实现教学旨归 |
| 二、文本解读 |
| (一)着眼于文体进行文本解读 |
| (二)着眼于章法考究处进行文本解读 |
| (三)着眼于炼词炼句处进行文本解读 |
| 三、教学过程 |
| (一)通文意辨文体 |
| (二)品表达赏章法 |
| (三)感精神承文化 |
| 四、作业与评价 |
| (一)作业致力于逻辑内化 |
| (二)评价致力于思辨能力发展 |
| 结语：文与章元素教学的辨证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以《过秦论》为例的教学探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吕氏春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体例、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体例特征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思想特征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体例、思想特征之成因 |
| 第二章 《吕氏春秋》独特的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所反映的秦地文化特色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透露出的大一统文化意识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对秦汉大一统文化形成的影响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文学特色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文艺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9）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战国谈辩风气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官学流散民间,文士阶层崛起 |
| 一、“天子失官,学在四野” |
| 二、“士”阶层的崛起 |
| 第二节 “六艺”、“六经”教育之更替：“技”之学习变为“道”之深究 |
| 一、官学的“六艺”教育是“技”的学习 |
| 二、孔子“六经”——道的探求 |
| 第三节 语言观的更替：“文辞以行礼”变为“文辞”以“鼓天下之动” |
| 一、周人“文辞以行礼” |
| 二、春秋战国“文辞为功” |
| 第四节 救亡图存,纵横抵巇,“各以其道易天下” |
| 一、纵横之世 |
| 二、策士雄辩 |
| 第二章 战国谈辩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谈辩之风在春秋末的滥觞 |
| 一、“谈辩”的考证 |
| 二、“谈辩”产生的原因 |
| 三、“谈辩”在春秋末期的发展 |
| 第二节 谈辩在战国初期的发展 |
| 一、名家首开谈辩风潮 |
| 二、墨子首倡“谈辩” |
| 三、墨家谈辩概说 |
| 第三节 谈辩在战国中期的盛行和笔辩之初兴 |
| 一、孟子“予岂好辩哉” |
| 二、道家“辩无胜” |
| 三、名家“乐辩” |
| 四、纵横家“飞钳” |
| 五、笔辩之初兴 |
| 第四节 谈辩在战国后期的发展和笔辩的成熟 |
| 一、谈辩的衰落 |
| 二、韩非“息辩” |
| 三、纵横家“盛极而衰” |
| 四、荀子“君子必辩” |
| 五、《吕氏春秋》“辩议而苟可为” |
| 六、笔辩的成熟 |
| 第三章 战国谈辩对诸子散文的整体影响 |
| 第一节 谈辩“言有象”与诸子散文的“深于取象” |
| 一、喻证法与诸子散文“深于取象” |
| 二、寓言说理与诸子散文“深于取象” |
| 第二节 谈辩“事有比”与诸子散文的铺排语辞 |
| 一、孟子善喻 |
| 二、墨子善比 |
| 三、荀子“不悖” |
| 四、韩非“规矩”论 |
| 五、纵横家之类比 |
| 第三节 谈辩“言贵奇”与诸子散文风格的多样 |
| 一、鬼谷子“辞贵奇” |
| 二、战国散文风格多样化 |
| 第四节 “张罝网而取兽”的谈辩宗旨与诸子的“筌蹄”语言观 |
| 第四章 谈辩与墨子(及其后学)、《墨子》 |
| 第一节 墨家倡谈辩之业、授谈辩之术 |
| 一、墨家倡谈辩之业 |
| 二、墨家授谈辩之术 |
| 第二节 墨子及其后学的谈辩、笔辩 |
| 一、什么是“辩” |
| 二、为什么“辩” |
| 第三节 墨家的谈辩理论 |
| 一、归纳式的类推论辩方法 |
| 二、比喻式的类推论辩方法 |
| 三、比喻式类推谕证方法的运用原则 |
| 四、比喻式类推归谬方法及其运用 |
| 第四节 谈辩与《墨子》文本 |
| 一、《墨子》文本中对“辩”的具体方法的解释 |
| 二、墨子文本中与各家的辩论 |
| 第五章 谈辩与纵横策士 |
| 第一节 纵横策士以谈辩为能为业 |
| 一、战国策士的兴起 |
| 二、纵横之世,谈说之术备受重视 |
| 三、纵横术之衰落 |
| 四、《战国策》是纵横家言论的主要载体 |
| 第二节 纵横策士的谈辩 |
| 一、司马错论伐蜀 |
| 二、范雎说秦王远交近攻 |
| 三、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 |
| 四、顿弱论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 |
| 五、颜斶论士贵王贱 |
| 六、莫敖子华对楚王问 |
| 七、楼缓、虞卿论割地赂秦 |
| 八、鲁仲连义不帝秦 |
| 九、乐毅报燕王书 |
| 十、武安君白起与昭王论伐赵 |
| 第三节 《鬼谷子》对纵横谈辩理论的建构 |
| 一、辩证法思想的运用 |
| 二、游说策略的制定 |
| 第六章 谈辩与孟子、《孟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孟子的辩之不得已 |
| 第二节 孟子的谈辩理论 |
| 一、言 |
| 二、类 |
| 第三节 谈辩与《孟子》文本 |
| 一、比喻式类推论证 |
| 二、归谬式类推反驳 |
| 三、孟子谈辩中的谬误 |
| 第七章 谈辩与庄子、《庄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庄子的“无辩”思想 |
| 一、泯灭一切事物对立的“齐物” |
| 二、泯灭是非对立的“齐论” |
| 三、辩无胜 |
| 第二节 庄子的寓言说理与谈辩 |
| 一、无拘无束的寓言说理 |
| 二、庄子寓言说理的艺术特色 |
| 三、庄子寓言说理对后人谈辩思维的影响 |
| 第三节 谈辩与《庄子》文本 |
| 一、与惠施的论辩 |
| 二、与其他人的论辩 |
| 第八章 谈辩与名家诸子及其散文 |
| 第一节 名家以辩“胜人为名” |
| 一、专决于名 |
| 二、反人为实 |
| 第二节 惠施的谈辩理论及谈辩 |
| 一、历物十意 |
| 二、辩者二十一事 |
| 三、“譬”的运用和理论总结 |
| 第三节 公孙龙的谈辩理论及谈辩 |
| 一、公孙龙的谈辩理论 |
| 二、公孙龙的谈辩实践 |
| 第九章 谈辩与荀子、《荀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荀子的“君子必辩”思想 |
| 第二节 荀子的“谈说之术” |
| 一、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 |
| 二、譬称以喻之 |
| 三、分别以明之 |
| 四、以情度情,以类度类 |
| 第三节 谈辩与《荀子》文本 |
| 一、用名以乱名 |
| 二、用实以乱名 |
| 三、用名以乱实 |
| 第十章 谈辩与韩非、《韩非子》 |
| 第一节 谈辩风气与韩非的息淫辞思想 |
| 第二节 韩非的笔辩 |
| 一、什么是辩 |
| 二、矛盾之说 |
| 三、二难推理 |
| 四、寓言说理 |
| 第三节 韩非的游说论 |
| 一、进说的对象与内容 |
| 二、进说之难 |
| 三、进说之术 |
| 第十一章 战国谈辩对汉魏六朝谈辩的影响 |
| 第一节 西汉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第三节 魏晋六朝时期的谈辩发展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纵横捭阖 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至宋代文史作品中信陵君形象的接受研究[D]. 黎慧. 西南大学, 2021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史记》空间叙事研究[D]. 杨化剑.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4]《左传》中的君子风度与艺术精神[D]. 宋宛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5]《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6]中学论辩类文言文的文与章元素教学研究[D]. 刘冉.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8]《吕氏春秋》研究[D]. 吕紫禾. 宁夏大学, 2019(02)
- [9]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10]战国谈辩与诸子及其散文研究[D]. 刘蕊.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