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硕果(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宁[1](2020)在《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近郊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商品楼小区,众多居民从内城迁往城郊的商品楼住宅区。这些新兴城市社区是居民交流关系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本文以北京的方庄小区为个案,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生动的个人叙事,主要从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探究社区居民的居住关系。地处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方庄小区是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正式批准开发建设的高层集合住宅小区。1992年全部完工的方庄是当时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也是北京市最早对个人和外籍人士销售商品房的住宅区。它所代表的是在各个城市周边开始发生的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民集聚于同一社区的新型居住关系。方庄小区是由原地的农民、个人置业者、带有企业和单位分配住房政策性质的集团购房者所共同组成,这种居住关系的生成,意味着全体居民将要经历一个社区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公共文化实践的过程。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像原来所在村落那样成为一种绝对的需要,不同的年龄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构成各自的日常交流方式。在社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中,不同的交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设置了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个人娱乐需求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和社区认同,基于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对于社区认同的作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不依赖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居住社区。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不同的业余爱好与修养背景的居民结成形式多样的趣缘群体。参与个人喜爱的兴趣团体成为个人融入社区的重要方式。此外,社区新型居住关系的建构离不开居民自觉自愿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公益活动,做出各种实际的奉献。居民自发创作关于社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包含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想象,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人们关于社区的想象,从而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城市社区居民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日常交流实践,这些交流既满足着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满足着个人娱乐休闲的需要。居民在社区公益活动参与中获得个人成就感与社区认同感,活动参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社区生活催生人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创作促进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从而达成认同。不管个人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无法脱离社区,基于不同需求的交流实践构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虽然方庄小区具有特殊性,居民构成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人们经历了比较充分的社区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注意到家庭在社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未来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以城市居民小区为单元进行研究是可靠且具有操作性的一种方法。从文化交往的意义,关注居民如何积极建立互动合作和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传统的居住关系在蜕变为一种新型居住关系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生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认同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将个案置于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中,民俗学应该关心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如何创造自己满意的生活,他们不断提出新需求从而建立了当前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与日常生活交流方式。
康袁璐[2](2020)在《《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日报》借典型人物报道来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党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它在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人民日报》报道的典型人物的身份,总结典型人物报道的特点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社会的变迁和典型人物身份流变,便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勾画时代特征。论文将新中国70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开赴朝鲜战场的军人、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和农民;“文革”狂潮中的军人典型和机关干部典型;改革开放初期三类典型人物,即农业技术员、科学家和人民警察;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三类典型人物,即党政干部、人民教师和企业家;新世纪以来涌现的三类典型人物,包括医务工作者、运动员和航天员全体。新中国伊始,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此时最紧迫的任务便是集中一切力量,恢复工业、农业各领域的生产,工人和农民典型占据了这个时期典型人物的大多数;抗美援朝时期冲锋陷阵的军人典型也是《人民日报》此时的关注重点,如果说1950到1953年《人民日报》把军人典型报道重点放在拥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那么1954年之后的《人民日报》则更多强调亲民爱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军人典型。到了“文革”时期,军人典型和机关干部典型纷纷被赋予“革命派”“斗争派”的内涵,被戴上“突出政治”“紧跟毛主席”的帽子,不可避免带有一元化、模式化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求得知识富万家,一大批农业技术员带领农民一起走科学种田的道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吹散了一度漠视知识分子的沉郁风气,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民警察担负着惩罚罪犯、保护人民、建设先进公安队伍的重要任务。1992年十四大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式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激烈碰撞,在这样的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树立不同领域的典型,依靠这些典型传递一致向上的价值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新世纪以来,女排精神、航天精神,这些品质教育我们要成为一个爱岗敬业、心无旁骛、沉下心来干工作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第六章是军人、工人、农民和社会精英这些不同职业身份的典型在70年历史中流变的规律的总结。军人典型报道逐渐亲民化、精英化;工农典型正在向知识型、技能型转变。企业精英除了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还体现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党员干部的实干型、廉洁型、学习型特征便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知识精英凭借“工匠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社会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周晓瑾[3](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指出《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李金碧[4](2016)在《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文中指出在20世纪初兴起的教育救国论浪潮中,阎锡山在晋省推行之教育新政及其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最具典范意义。此项新政涉及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诸领域,为山西博得了“教育模范省”的荣誉,有力地促进了晋省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历史地看,阎锡山教育新政遵循了“欲求其国,先新其民”的发生逻辑,并在此时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指引下,体现出鲜明的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其宗旨在于塑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型人格。所以,阎锡山教育新政不仅仅涉及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更是一场深刻的关乎世界观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化变革。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学术界对阎锡山教育新政及其这个“模范省”则缺乏应有之重视,相关研究亦常常淹没于民国教育史专题的洪流之中,大量的档案文献仍未得到必要的发掘与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对阎锡山教育新政做出全面而系统性的研究,将历史梳理与剖面分析相结合,厘清阎锡山教育新政之理念和实践,总结新政经验及其局限性,还原历史以为今入之借鉴。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阎锡山“新政”之前的山西教育状况。追溯了清前中期官方“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民间教育现状,以及凸显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弊端。清末张之洞的教育革新为民初新式教育改革准备了大量新式人才,大批留学生的归国成为近代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新生力量。二是阎锡山兴办乡村教育的起点与原因。总结了传统乡民“有家无国”的国家观,分析了其难以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思想弊端。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使他深受触动,在国家民族处于外侵内弱之际,中国国家主义思潮兴起,发自内心深处的“救亡”意识,吸取了日本国家主义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形成阎通过教育改造国民以自强富国的观念。三是阎锡山的乡村义务教育。阎在当时民智未开、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形下,在其辖区内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具有前瞻性。在他大力倡导推行下,虽取得了积极成效,然在中国整体社会环境亟需变革的大背景下,义务教育的推行并无法做到其“强国富民”的原初目的。相反,暴露出不少弊端。如山西村制和村长副制度,一方面保证了义务教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及民风未开,也造成教育质量低下。四是阎锡山的乡村社会教育。乡村社会教育为义务教育之补充。在全省强制推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阎锡山意识到义务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顺利促进新政、义务教育的实行,启发民智至关重要。因此,在阎主政期间对社会教育颇为重视,通过文告、标语、报纸,直接宣讲、仪式等方式不遗余力的普及社会教育,甚至于阎不时亲自下乡为普通民众宣讲。本章内容深入分析了阎锡山实行社会教育的起因,及社会教育宣传形式和效果。五是阎锡山的乡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亦为阎乡村教育内容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项教育内容。通过对阎锡山兴办职业教育的文本蓝图及推行情况的梳理,对国民师范学校进行个案分析,论述了当时山西职业教育之成效、不足和弊端。尽管阎锡山推行的乡村职业教育有其时代特征,然如何克服国民“官本位”思想,树立国民现代职业教育观,既吸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优点,切合本土实际,推行与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仍为现代教育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总而言之,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和剖析,文章展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以乡村教育为抓手,培育国民意识,开启民智,逐步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历史事实。由于历史的局限,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乡村教育也有诸多不足,未能达到预期成效,但瑕不掩瑜。
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5](2014)在《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的塔里木内陆河两岸的狭长绿洲带上,生活着维吾尔族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称之为“刀郎人”。现代刀郎人集中居住在叶尔羌河、提孜纳甫河、喀什河、阿克苏河、和田河,以及这些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等河流两岸的绿洲,同时分布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沙雅、轮台、库尔勒等地。由于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刀郎人与外界交流不便,导致刀郎人在生活习俗、性格特点、乐舞艺术等方面与其他的维吾尔族形成了一些区别,这些区别以“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刀郎民俗”等形态体现在刀郎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层面,并赋予了刀郎人“维吾尔族中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身份。本文主要把刀郎人聚居的,被称为“刀郎地区”的麦盖提、阿瓦提、巴楚三县的刀郎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文中所涉及的诸项内容,通过走进刀郎地区,感受刀郎人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关注刀郎人的存在精神、生活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法则、艺术情趣,了解作为刀郎人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的“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欣赏“刀郎热西姆”等,最终对“刀郎”形成较系统地认识。我认为dolan有“本义的刀郎”和“时尚的刀郎”两层含义。“本义的刀郎”指的是生活在被称作“刀郎地区”的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三县以及分布在塔里木河两岸的刀郎维吾尔人及其文化。在2004年“时尚的刀郎”出现之前,只有“本义的刀郎”这一概念。“时尚的刀郎”指的是歌手罗林的艺名并随之打响的文化品牌。“本义的刀郎”和“时尚的刀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刀郎”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本义的刀郎”所代表的刀郎维吾尔人是维吾尔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刀郎”又是以比较独特的文化特征区别于其他维吾尔族群体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刀郎维吾尔人特有的文化形态和个性,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价值的延续,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文化存在,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优势资源。刀郎文化不是独立的文化系统,而是整体维吾尔族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刀郎维吾尔人的祖先共同创造了刀郎文化,刀郎维吾尔人的后代共同传承着刀郎文化。此外,本文从整体的角度对刀郎地区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分类界定,揭示出刀郎文化资源的悠久性和丰富性,并对刀郎文化资源的保护措施以及开发空间和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刀郎文化地域辐射面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文只关注到了刀郎维吾尔人最集中的被称作“刀郎地区”的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三县,最终成果很难体现维吾尔族刀郎文化全貌。故本文只能算是对整体维吾尔族刀郎文化进行研究的一个起点。
孟东方,王资博[6](2013)在《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梦高度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理想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刻的蕴涵。中国梦是理想与现实、共性与个性、世情与国情、静态与动态、合力与张力、求同与存异、刚性和柔性、国富和民福的统一,它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可纵向从过去、现在、未来,横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构建由强盛中国梦、法治中国梦、文明中国梦、和谐中国梦、美丽中国梦与幸福中国梦组成的"5+1"立体结构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系统探索有效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并构建保障系统,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韩笑[7](2011)在《防护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指出防护林作为我国森林法规定的森林五大林种之一,在修复生态环境、改善人类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我国历来非常重视防护林工程的建设,自1978年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以来,又陆续启动了长江流域、沿海地区等五个防护林工程,这六个防护林工程共同组成了“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防护林工程体系,是我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之一。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些工程的研究多局限在生态效益方面,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研究开展的较少,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本文首先对防护林的内涵、类型进行深入了解,对我国的防护林工程建设过程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适合防护林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采用功效系数法作为整个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并且以开展最早规模最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为对象,选取工程覆盖范围内的13个省、直辖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各地区在防护林的庇佑下,社会经济逐年平稳发展,但地区之间还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更有针对性的开展防护林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陈玉梅[8](2007)在《海南省文昌市“文明生态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端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业文明时代,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然而,牛顿—笛卡尔时代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在对自然—人—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上陷入误区,片面地把人当作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人是自然主人”的工业文明观。与工业文明观相应的发展观、价值观、伦理观、消费观等把人类行为导向为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需求而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对生态的肆意破坏,最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天人对立”,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物种减少、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枯竭、“温室效应”、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困扰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没有国界。现实的困境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促使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探求建设美好家园、走出困境之路。因此,如何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发展观、价值观、政绩观、伦理观、消费观,实现人类—自然—社会友好相处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起生态文明,已成为世纪之交的热点问题。农业经济的脆弱性,农民素质相对低下,村民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方式相对落后,农村社会的相对封闭与贫弱,管理落后、政治民主化程度低且发展进程缓慢,耕地、水资源的有限性和急剧减少,农药和化肥的巨大副作用,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与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这就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海南人提出“文明生态村”的概念并且付诸于不断的实践,在文昌市演变成了推动社会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成功模式,其所以成功,除了文昌人立足实际、充分发挥文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等优势的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建设“文明生态村”这种社会发展模式,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求。因为,这是在人类面临着生态危机背景下对社会文明发展模式反思的理论成果,中央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主题及海南“建设生态省”的科学抉择,文昌市的生态与人文优势和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世界各国农村建设和发展探索积累的经验等等,构成了“文明生态村”这一发展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海南省文昌市从文昌农村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文昌的文化和生态优势,由政府主导,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发动村民积极参与,因地制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昌模式”——创建文明生态村。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带动下,注重生态文化建设,转变观念,创新理念,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发展观、价值观、政绩观、伦理观和消费观,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探索社会发展模式,通过典型示范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创建积极性,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努力争取华侨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友好相处、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改变村容村貌和整治生存环境为切入点,以经济发展、村民富裕为主要内容,以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村风文明为特色,以村治民主的制度建设为保证,以统筹发展为手段,地方政府、干部和村民三者利益的有机统一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活动在文昌逐步展开。文昌人经过六年多的努力,文昌文明生态村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生态文明观深入人心,生态文化建设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大幅度提高,村容村貌及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态产业和循环经济初具规模,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干群关系逐步密切,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初见成效等等。与国内外其他农村社会发展模式相比较,“转变观念、创新理念”,“生态经济的增长模式”,“一般经济水平基础上的村风高度文明”等,自然就成为文昌模式的特色。文昌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成功实践过程表明,无论是在生态文化建设、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是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搞好农村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昌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说明了:转变观念、创新理念、树立生态文明观和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改革干部体制,是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地方善治的关键;坚持“以农民为本”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灵魂;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农村善治的根本保证。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文明生态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自然也不能例外,因为文昌人并不是生来就会建设文明生态村的,他们靠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从而形成了独特模式的。所以,文昌人在建设文明生态村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要使文明生态村进一步拓展、完善、升级,还有更多的难题和矛盾需要解决。尽管开展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创建活动成效显着,文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差距大、农业基础薄弱、农民素质和收入水平双低、农村发展滞后、环境污染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文明生态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当前,摆在文昌人面前的现实课题是“如何推动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活动向着更高阶段发展”的问题,而要“完善、拓展、提升”文明生态村,则面临如下一系列矛盾和难题需要化解。文昌在未来文明生态村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培育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发展现代农业;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生活富裕,协调好“四个宏观关系”;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四个微观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谐共荣。
李树一[9](2006)在《义务植树结硕果 首都大地绿荫浓——纪念首都全民义务植树25周年》文中认为
赵醒[10](2006)在《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国关注文化研究的当今,尽占地利人和优势的中原之于中原文化研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在建国以后出版、刊行了许多,狭义文化所包含的文、史、哲、民间文化和文化专题类论着在已过去的五十余年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笔者主要以《全国总书目》、《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图书总目录》和其他相关书目类文献为资料来源。共对302部1949~2005年间出版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进行研究和叙录。另有330部笔者仅收集到部分信息而未能亲见的论着,收入存录部分。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着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着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着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时代受到关注情况的变化。同时,这些论着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记录性的论着较研究型的论着为多,褒扬性的文字较批判性的文字为多。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风格和水准,除了相对严肃、价值极高的学术着述,也有相对浅易、普及知识的随笔之作。此外,不同的论着也有着不同的着述目的,既有出于学术追求、研究兴趣者,也有旨在普及知识、促进发展者。 已收录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及相关信息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内容上看,各类相关研究论着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地域本位主义”倾向,强调本地域特色,而对与全体的联系重视不够;强调本地域优势,而对其他地域尊重不够;强调本地域目的,而对其他地域关怀不够;强调本地域“贡献”,而对文化创造的共同性认识不够。从风格上看,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论着多轻躁急切、主观人为、好大喜功、浮光掠影,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的是沉静笃实、科学客观、点滴积渐、深入深刻;前者的大量出现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并无更大积极意义,后者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会使中原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缓慢。
二、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硕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硕果(论文提纲范文)
(1)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结构 |
五、资料的来源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北京城郊不同的居住关系 |
第一节 北京内城居住关系 |
一、北京城市空间格局 |
二、胡同里的四合院和大杂院 |
三、邻里之间的生活互助 |
四、邻里之间的信仰结社 |
第二节 近郊菜农村落 |
一、近郊农村 |
二、作为生产共同体的村落:蔬菜种植 |
三、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落 |
第三节 北京住宅:从平房到高楼 |
小结 |
第二章 从蒲黄榆到方庄小区 |
第一节 搬迁上楼:村落共同体的解体 |
第二节 北京首个商品楼住宅区 |
一、方庄地区的建立 |
二、方庄地区的居民组成 |
三、空间资本化与城市居住空间的高楼化 |
小结 |
第三章 小区中家庭之间的交流 |
第一节 以舞为媒:“越跳越熟,越跳越亲” |
一、舞队之中 |
二、舞场之外 |
第二节 共享养娃与家长社交:“快乐小陶子”公益绘本读书会 |
一、扎根社区的亲子阅读 |
二、社区之内的居民交流实践 |
三、走出社区的儿童集体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休闲模式与社区认同 |
第一节 方庄民间艺术馆 |
一、从地下群租房到方庄民间艺术馆 |
二、串珠手工艺术班 |
第二节 美娘合唱团 |
第三节 书画协会 |
一、“这是我的另一个家” |
二、以书画结友 |
第四节 围圈踢毽 |
一、作为传统体育运动的踢毽 |
二、结伴踢毽 |
第五节 社区邻里节 |
小结 |
第五章 作为公共服务的社区参与 |
第一节 寻找地方历史、手绘方庄地图 |
一、寻找“蒲黄榆”的由来 |
二、手绘方庄地图 |
第二节 “十姐妹”志愿环保服务队 |
第三节 治安巡逻队 |
第四节 八老议政团 |
第五节 “掌上四合院” |
一、掌上四合院 |
二、从网络社群到面对面交流 |
小结 |
第六章 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
第一节 作为心理认同的集体想象 |
第二节 “想象的共同体”:社区生成的重要方式 |
一、社区小报《方庄生活》 |
二、网络互动 |
三、参与和旁观:个人叙事的社区活动 |
第三节 社区的真实与想象:围绕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 |
一、文字书写:现代社区的重要认同方式 |
二、观看与记录:方庄的光影记录 |
三、歌唱“我们的社区” |
四、画中“方庄”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说明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49-1965)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一、赤胆忠心的军人模范 |
二、勤勤恳恳的工人模范 |
二、务实上进的农民模范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一、新中国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 |
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
三、用劳动精神感召农民 |
第二章 “文革”时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66-1977)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一、一元化、绝对化的军人典型 |
二、模式化、公式化的机关干部典型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一、“四人帮”调动反革命因素 |
二、以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指导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78-1991)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一、为民服务的农业技术员 |
二、勇攀知识高峰的科学家 |
三、保民安邦的人民警察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一、社会重视发挥农业技术员的作用 |
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
三、建设先进公安队伍的需要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下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1992-2000)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下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一、克己奉公、贴心热心的党政干部 |
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 |
三、不断探索、积极进取的企业家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二、社会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差异化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典型人物的职业身份构成(2001-2019)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概况 |
一、妙手丹心的医务工作者 |
二、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
三、问鼎苍穹的航天员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 |
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
第六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第一节 军人典型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一、军人典型的精英化 |
二、军人典型的亲民化 |
第二节 工农典型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一、从底层受压迫者到改革开拓者 |
二、工农典型的知识型、技能型转变 |
第三节 社会精英的职业身份流变规律 |
一、企业精英 |
二、党政精英 |
三、知识精英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类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 |
四、博硕士论文 |
后记 |
(3)《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一)研究方法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一、创刊及发展 |
二、功能地位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一、政治品质 |
二、劳动品质 |
三、道德品质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数量变化 |
二、英模形象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四、社会效应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数量变化 |
二、英模形象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四、社会效应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二、形象分析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四、社会效应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清代山西教育状况 |
第一节 “庙学合一”的官学体制 |
第二节 张之洞与山西书院改革 |
第三节 清代山西的民间教育 |
第四节 清末山西教育革新 |
第三章 阎锡山新政及其乡村教育理念 |
第一节 乡民意识与国民观念 |
第二节 国民观念的形塑 |
一、推行“用民政治” |
二、倡办国民教育 |
三、奉行军国主义 |
第三节 阎锡山乡村教育理念的思想基础 |
一、民族危机与救亡意识 |
二、日本国家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经验借鉴 |
三、20世纪初期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 |
第四节 阎锡山乡村教育的制度保障 |
一、民国时期的山西村制 |
二、阎锡山的编村制度 |
三、阎锡山的村本政治 |
第四章 阎锡山的乡村义务教育 |
第一节 晋省教育行政组织 |
第二节 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村学经费筹措 |
第三节 开展学龄儿童调查 |
第四节 强迫劝导就学的措施与办法 |
第五节 义务教育的阻力及村制下义务教育的不足 |
一、乡村义务教育的阻力 |
二、村制下推行乡村义务教育的不足 |
第五章 阎锡山的乡村社会教育 |
第一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动因与基本情况 |
一、乡村社会教育的动因 |
二、乡村社会教育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形式 |
一、文字宣传 |
二、口头宣传 |
三、仪式中的宣传 |
第三节 乡村社会教育的效果 |
第六章 阎锡山与山西职业教育 |
第一节 阎锡山的职业教育观 |
一、社会治理及民生改善之需要 |
二、解决“毕业即是失业”困境之途径 |
三、“教育生产化”之要求 |
第二节 山西职业教育的兴办及发展 |
一、职业教育的文本创设 |
二、山西职业教育的推行 |
第三节 山西职业教育创办的成就与不足 |
一、职业教育创办之成就 |
二、职业教育推行中的不足 |
三、职业教育改进之举措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由来、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第一章 “刀郎”(dolan)与“刀郎人” |
第一节 “刀郎”(dolan)的语源与语义 |
第二节 “刀郎人”的历史渊源 |
第三节 “刀郎人”的内涵与外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走进“刀郎”地区 |
第一节 离塔克拉玛干最近的绿洲——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田野点 |
第二节 古老的胡杨林中间的社区——巴楚县阿瓦提镇田野点 |
第三节 阿克苏河畔的村庄——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田野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刀郎人”的生计方式 |
第一节 狩猎业和渔业 |
第二节 畜牧业——作为宠物的“刀郎羊” |
第三节 农业 |
第四节 民间贸易 |
第五节 传统手工技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刀郎人”的婚姻家庭与社会关系 |
第一节 婚姻习俗 |
第二节 木屋居住结构与家庭关系 |
第三节 亲属关系与称谓 |
第四节 “绿洲”社会结构与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刀郎人”的语言特征 |
第一节 底层语言遗迹 |
第二节 近代主体语言变迁 |
第三节 现代多元语言交融 |
第四节 现代刀郎人的语言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刀郎人”的生死观与信仰 |
第一节 送葬和停尸 |
第二节 灯观念 |
第三节 宗教信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刀郎麦西热甫 |
第一节 刀郎麦西热甫的种类 |
第二节 刀郎麦西热甫的组织结构——“依格提毕西” |
第三节 刀郎麦西热甫的功能分析 |
第四节 刀郎麦西热甫的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刀郎木卡姆 |
第一节 刀郎木卡姆的特殊载体——刀郎乐器 |
第二节 刀郎人演艺生活 |
第三节 刀郎木卡姆的社会功能 |
第四节 刀郎木卡姆与刀郎麦西热甫的关系及其音乐特点 |
第五节 刀郎木卡姆的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刀郎画(热西姆) |
第一节 刀郎画的产生 |
第二节 刀郎画的风格及特征 |
第三节 刀郎画家的创作活动 |
第四节 刀郎人对刀郎画的认同 |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刀郎人”及“刀郎文化” |
第一节 “时尚的刀郎”与“本义的刀郎” |
第二节 刀郎人文化特征的当代诠释 |
第三节 刀郎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 |
第四节 刀郎人文化的整体性解读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访谈资料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
(一) 中国梦的含义 |
(二) 中国梦的特征 |
(三) 中国梦的价值 |
二、中国梦的结构 |
(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高市场化水平, 建设强盛中国 |
(二) 以民主政治为保障, 加快法治化进程, 建设法治中国 |
(三) 以文化强国为引领, 增强国家软实力, 建设文明中国 |
(四) 以社会民生为基础, 提升社会和谐度, 建设和谐中国 |
(五) 以生态文明为支撑, 优化生态和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 |
(六) 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共同筑梦和圆梦, 建设幸福中国 |
三、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
(一)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前提 |
(二)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 |
(三) 实现中国梦的保障系统 |
(7)防护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背景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的目标、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2 林业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研究综述 |
2.1 防护林的概念和内涵 |
2.1.1 防护林的概念 |
2.1.2 防护林的分类 |
2.1.3 防护林体系的概念 |
2.2 林业统计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
2.2.1 一般林业及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研究 |
2.2.2 林业重点工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2.2.3 其他生态领域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
2.2.4 有关防护林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研究 |
2.2.5 研究综述小结 |
3 我国防护林建设现状分析 |
3.1 我国防护林建设发展的阶段分析 |
3.1.1 百废待兴阶段 |
3.1.2 林业工程起步阶段 |
3.1.3 全面生态建设阶段 |
3.2 防护林建设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
3.2.1 经济效益 |
3.2.2 社会效益 |
3.3 我国防护林建设的监测与评价现状分析 |
3.3.1 目前林业重点工程的监测情况 |
3.3.2 现有监测指标的不足之处 |
4 我国防护林体系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 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 |
4.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4.3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 |
4.4 指标体系的构成 |
4.5 指标的解释 |
4.5.1 产业发展 |
4.5.2 区域经济发展 |
4.5.3 社会安定和谐 |
4.5.4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
5 防护林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方法 |
5.1 赋权方法的选择 |
5.1.1 熵值法的基本原理 |
5.1.2 改进的熵值法 |
5.1.3 改进的熵值法基本步骤 |
5.2 评价方法的选择 |
5.2.1 功效系数法的基本原理 |
5.2.2 计算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值 |
5.2.3 计算各评价对象的总功效系数 |
6 "三北"防护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实证研究 |
6.1 数据的选择和处理 |
6.1.1 数据的获得 |
6.1.2 数据的处理 |
6.2 各地区防护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
6.2.1 综合评价 |
6.2.2 分层评价 |
7 结论和建议 |
7.1 结论 |
7.2 建议 |
7.2.1 评价指标体系要根据不同的防护林功能进行调整 |
7.2.2 控制住外界因素的影响,提高被评价对象的可比性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导师简介 |
个人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8)海南省文昌市“文明生态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一、研究文明生态村的理论意义 |
二、文明生态村的文化意义 |
三、文明生态村与乡村善治的实现 |
四、文明生态村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
五、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一、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综述 |
二、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一、基本内容及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背景 |
第一节 理论背景 |
一、文明的本质特征及结构 |
二、生态文明 |
三、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 |
第二节 时代背景 |
一、国家“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战略构想 |
二、海南省“建设生态省”的科学抉择 |
第三节 人文背景 |
一、文昌市的人文条件 |
二、文昌农民对发展的渴望 |
三、文昌农民的基本需求 |
第四节 国际背景 |
一、生态村建设的发端 |
二、德国的生态村 |
三、“不丹模式”的启示 |
第三章 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实践过程 |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的由来及内涵 |
一、文明生态村概念的形成及演变 |
二、文明生态村的科学内涵 |
三、文明生态村的标准 |
四、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发展阶段 |
第二节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实践过程 |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
二、文昌创建文明生态村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 |
第三节 文昌市典型村的创建实践 |
一、培龙村 |
二、三多村 |
三、美柳村 |
第四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活动的升级──白鹭湖文明生态片区建设 |
第四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的特色与效应 |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的巨变 |
一、文明生态村创建水平的“三大跨越” |
二、文明生态村创建实践中的“五大转变” |
三、文昌农村的“五大变化” |
第二节 文明生态村的文昌特色 |
一、注重生态文化建设 |
二、高度的村风文明 |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 |
第三节 文明生态村的效应 |
一、社会效应 |
二、经济效应 |
三、政治效应 |
四、文化效应 |
第五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一、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二、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瓶颈──创建经费投入不足 |
三、思想认识水平亟待提高 |
第二节 文明生态村未来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难题 |
一、“四个文明”建设同时并举与实际能力有限的矛盾 |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
三、文明生态村建设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矛盾 |
四、文明生态村建设过程中的“点”与“面”的矛盾 |
第三节 对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未来发展的建议 |
一、培育新型农民,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 |
二、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生活富裕 |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协调好“四个宏观关系” |
四、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四个微观关系” |
五、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谐共荣 |
第六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经验 |
一、生态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注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
三、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法 |
四、改革体制、创新机制的组织保证 |
五、整合力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第二节 文昌经验的启示 |
一、转变观念、创新理念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
二、改革干部体制,是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地方善治的关键 |
三、坚持“以农民为本”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灵魂 |
四、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农村善治的根本保证 |
主要参考书 |
后记 |
(10)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第一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论 |
第一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形式 |
一、单册专着 |
二、多册丛书 |
三、工具书 |
四、非正式出版物 |
第二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内容 |
一、文学类 |
二、史学类 |
三、哲学类 |
四、民间文化类 |
五、文化专题类 |
第三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主要特点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的几点不足 |
第二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 |
第一节 文学类 |
第二节 史学类 |
第三节 哲学类 |
第四节 民间文化类 |
第五节 文化专题类 |
第三章 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存目 |
参考书目 |
后记 |
四、首都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结硕果(论文参考文献)
- [1]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D]. 李晓宁. 山东大学, 2020(07)
- [2]《人民日报》典型人物职业身份流变研究(1949-2019)[D]. 康袁璐.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 [3]《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4]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乡村教育研究(1917-1937)[D]. 李金碧. 山西大学, 2016(05)
- [5]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D]. 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 兰州大学, 2014(01)
- [6]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J]. 孟东方,王资博. 重庆社会科学, 2013(05)
- [7]防护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 韩笑. 北京林业大学, 2011(11)
- [8]海南省文昌市“文明生态村”研究[D]. 陈玉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7(05)
- [9]义务植树结硕果 首都大地绿荫浓——纪念首都全民义务植树25周年[J]. 李树一. 国土绿化, 2006(05)
- [10]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D]. 赵醒. 郑州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