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行政改革(1954—1963)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任慈[2]（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李峰[3]（2020）在《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在区域研究中,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普遍被认为起源于二战后兴起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之中,当前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兴起过程中域外行为体所推动的多边乃至区域实践,此类实践与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区域合作间联系的系统研究尚属欠缺。在东南亚的主要域外大国中,英国最早提出了“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理念,该理念最早出现于1944年12月的英国内阁文书中,并在此后成为战后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与政策的核心理念。但是,英国的这一“东南亚区域合作”是否为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仍备受争议,其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的联系与影响,与此后东盟区域合作的联系与影响因而也存有争议。本文基于相关英国解密档案及已有研究,通过梳理1945至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辨析其属性的同时探究其影响。具体地,在这一时期,英国倡议并实践了哪些“东南亚区域合作”?此类合作的性质如何?此类合作对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此后的东盟区域合作是否具有影响?若有,又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对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为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本文基于区域合作理论,建构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史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域外行为体在推动区域身份认知中谋求特定地位的”区域身份地位化”为主要切入点。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将通过对二战末期“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战后初期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最高专员、“科伦坡计划”、“英—马防务合作”以及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规划”等案例的分析,揭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这种阶段性中的连续性,以进一步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在组织、规范及机制等层面的影响。本文指出,“区域身份地位化”是英国提出并实践“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也是使该政策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因素。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可分为5个阶段,即从二战期间的政策酝酿至战后初期依托SEAC进行初步尝试的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借由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围绕粮食危机开展区域层面技术合作的第二阶段;1948年5月至1955年5月,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合并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政策实践重点转向、政策性质转变的第三阶段;1955年5月最高专员麦克唐纳去职至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区域实践由国家机构向区域机制发展,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呈现不同格局的第四阶段;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至1967年东盟成立,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流于失败的第五阶段。第一与第二阶段属于“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在第一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实践机构是民事化改革中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但是由于这一民事化改革并未成功,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也未开展有效实践。在第二阶段,为应对东南亚突出的粮食危机,新设立的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成为主要实践机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现了“机构化”。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其在东南亚的区域霸权“身份地位化”,但是,其对东南亚的区域认知仍是英帝国思维的遗产,特别专员署所展开的合作实际上是具有殖民性质及模式特征的“技术性合作”。在区域影响上,特别专员署的实践要强于同时期越南等域内行为体推动的多边合作,因而英国的实践在规范、制度等层面将对现代东南亚的区域建构及区域合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规范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向东南亚渗透了区域及区域合作这两大核心规范,以及“政府间合作”与“协商”、“全体一致”等若干子规范。第三阶段是由“殖民式的区域合作”向现代区域合作过渡的阶段,合并了特别专员署的最高专员及其附属机构成为主要实践机构。就“身份地位化”而言,英国试图在尚未实现的区域霸权基础上进一步依托英联邦合作来挽救其帝国地位。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着变化,呈现出由基于传统殖民纽带的合作向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过渡,由国内机构主导合作向国际机制领导过渡。在区域影响上,最高专员的实践在推动东南亚冷战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同一时期的内生区域合作旨在谋求东南亚的区域自主与中立化,因而,英国在安全领域与东南亚的矛盾尖锐。第四阶段总体上符合现代区域合作的特征,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国际机制架构、行为体、合作方式等方面此外,这一时期的区域实践还体现出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相互分离的趋势。在身份认知上,英国试图谋求区域经济与政治—安全的双重领导,但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处于前一阶段的“身份地位化”进程中。在区域经济层面,“科伦坡计划”成为主要机制载体;英联邦被确认为合作纽带;建构了以双边与协商规范的结合以及包容性区域合作规范等为核心内容的“科伦坡规范”;塑造了“科伦坡五国”这一集体身份,后者为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区域政治—安全层面,英美在东南亚的安全互动逐渐形成了“美主英从”的格局,同时英国的区域防务组织建设进一步激化了印尼—马来（西）亚—英国三边矛盾,引发了“印马对抗”,英国在东南亚安全领域成为众矢之的,其原本意图谋求的区域经济向安全领域的外溢也以失败告终。在第五阶段,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已呈现无可挽回的衰弱趋势,政治—安全领域的上述地位竞争与区域影响迫使英国从东南亚军事撤出,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内生区域合作的发展中进入“东盟时间”。英国在东南亚的“身份地位化”也因军事撤出及东盟的成立而被迫沦为东南亚普通的域外大国。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阶段与同一时期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本文认为,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以及后来的东盟区域合作都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共享合作成员、集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影响,这种影响同时涉及实践与理念层面,体现出以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响为辅的特征。此外,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国家政策,而非基于区域公益,旨在建构区域公共产品的区域合作。
崔翠翠[4]（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黄建华[5]（2019）在《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文中提出台湾京剧从1948年至2018年间的发展,历经多次转变,充满不同发展时期的时代印记。这相关发展现象及其动力机制,既有内在的需求,也有外在影响。总体而言,这七十年间台湾京剧的发展,尝试并经历了古今合流和中西合流,还有京崑合流,由此建构了台湾现代京剧发展的基本脉络。1948年前台湾的京剧,混杂了不少地方戏元素,发展并不显着。随着台湾政府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及很多来台军人需要休闲娱乐,军中京剧剧团一时便如雨後春笋,扩枝散叶,对台湾京剧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1980年代中後期,这些军中京剧团发展逐渐脱离现代社会思潮,於是,台湾京剧究竟将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强烈地提出来了,不久便孕育了台湾京剧的改革:传统京剧逐渐被现代京剧所取代。从1990年代中後期开始,台湾京剧不仅尝试古今合流、中西合流,还注意京崑合流。这些带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构成了当代台湾京剧的基本格局及未来发展基础。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共有六章,分别梳理并研究探讨了如下基本内容: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来台艺人与京剧团的发展,不仅有三大民间京剧团,更有以历史悠久四大军剧团为主体的公办专业京剧团;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传承发展与时代思潮、市场需要的互动,尤其是京剧广电传播反映市场机制对京剧曲艺变化的影响;台湾三军京剧教育、民间京剧教育和高等教育学院三大方面对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的深刻影响;台湾京剧在艺术美学方面努力於古今合流、中西合流和京崑合流所带来的传承与发展效果。感於现代京剧在台湾普遍受到观众喜爱,全文在回顾其发展历史各阶段特色基础上,着眼於研究新京剧美学的传承与创新,并对未来展望提出了期盼与省思。
朱玲[6]（2019）在《“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变动中“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事实。关于“反叛乱”的定义学界有不少阐释,但究其实质,“反叛乱”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等手段击败“叛乱”,在越战中具体是指美（南）越打击北越及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凤凰计划”是美（南）越联合实施的,最初为了情报共享而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准确打击共产党的领导人。凤凰在越南文化中是权力的象征,意味着“凤凰计划”能确保南越当局稳固并使得“反叛乱”项目取得成功。不过“凤凰计划”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为了找出农村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通过逮捕、劝降或暗杀的手段,偏离了其最初设置的目的。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既使用了军事手段,同时也使用了“反叛乱”手段,两种方式互相配合,以期赢得战争。从军事角度的发展脉络来看,肯尼迪时期越战发展为有限战争,约翰逊升级了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时期边打边撤军。从“反叛乱”角度看,在“反叛乱”理念发展的基础上,肯尼迪正式推出了“反叛乱”政策。约翰逊继承并发展了肯尼迪的“反叛乱”政策,发起了“凤凰计划”。尼克松充分利用了“凤凰计划”“反叛乱”项目,在巴黎和平谈判期间,纵使南越疯狂实施“凤凰计划”以威慑北越,同时,也起到了辅助美国体面撤军的目的。美国最初为了配合南越当局发起了“凤凰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凤凰计划”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除了组织部门协调情报信息以外,其实施单位,如,临时侦察部队（PRU）逮捕、暗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及平民。这引起了后人对“凤凰计划”的极大争议,对于其性质界定问题争论不休。本文通过研究“凤凰计划”缘起、发展及衰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凤凰计划”在越战“越南化”进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凤凰计划”从发起之时就是一个“越南化”项目,尼克松初期,因为尼克松制定了边谈、边打、边化、边撤的对越政策,所以南越把“凤凰计划”作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尼克松随之提出了越战“越南化”政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关岛主义,又四个月之后,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从亚洲收缩战略形成。本文主要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做为研究美国对南越“反叛乱”政策的档案材料,“凤凰计划”的档案材料主要使用德州理工大学的电子化越南战争档案。此外,本文还以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DDRS）、中情局档案为辅助材料。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既有的“反叛乱”理论和“凤凰计划”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创新的大体方向。主体部分介绍了美国在南越“反叛乱”政策出台及“凤凰计划”发起的背景、约翰逊政府对“反叛乱”政策的传承以及“凤凰计划”的缘起、约翰逊末期“反叛乱”政策的转变及“凤凰计划”的扩大、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凤凰计划”的改革及越战“越南化”政策的出台、尼克松的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衰落。最后是结语部分,内容包括给“凤凰计划”的定位,以及评析“凤凰计划”、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乃至越战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此外,除了侧重论述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背景下“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这条主线外,本文兼顾阐述了尼克松时期的越战“越南化”政策、尼克松主义的起源、美国的官僚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提及了一些与当代问题的联系,如,“凤凰计划”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关系等问题。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南越的“反叛乱”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行动模式。
余柏青[7]（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提出《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区少铨（Au Siu chuan）[8]（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王晓强[9]（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刘亮[10]（2018）在《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我国高考命题变革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历史进行了重点考察,还对命题方式变革下的命题内容变迁进行了阐述,也对高考命题的部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若将绪论和结论包括在内,本研究共分为8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考察了从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余年间的科举考试命题制度的变革历程,重点分析了犹如现代高考的科举考试在命题方式、考试科目、试题难度上的发展脉络。第二章梳理了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的变革,以国、公立大学招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为主线,审视了不同命题方式下的考试科目及试卷设置形式的演变,以及命题技术、题型、命题立意等方面的变化。第三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沿革情形,主要内容包括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本世纪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第四章探究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境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的变革情况,并重点考察了美国的SAT和ACT、日本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台湾的大学联考等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和内容的变革。第五章展示了当前高考命题改革的现状,不仅包括分省命题和全国统一命题两种方式的实施情况,还包括与命题内容相关的科目、考纲、试卷、试题等的设置情况。第六章阐发了高考命题涉及的部分理论问题,运用有关的学科理论视角重点探讨了高考命题的高效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等基本原则。通过以上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得到几项关于我国高考命题变革的主要结论:一、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受到考试文化传统、国家结构形式、考试发展规律、高校办学要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二、高考命题从不分类的统一命题方式发展到分类命题方式符合世界范围内高校招考命题变革的一般趋势;三、统一高考与高校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机制符合当代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统一命题考试+高校自主命题考核”的招生模式;四、不同的高校招考命题方式所对应的考试内容各有侧重点;五、实行不同命题方式的高校招生考试都能引发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
二、台湾行政改革(1954—1963)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行政改革(1954—1963)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思路及其创新性与不足 |
| 第四节 文献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域外行为体与区域合作:一种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区域合作与域内外行为体 |
| 第二节 域外行为体的“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三节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身份地位化” |
| 第二章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二战后英国东南亚身份及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特别专员署与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开端 |
| 第三节 特别专员署实践的区域影响 |
| 第三章 最高专员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东南亚最高专员与英国的区域身份变化 |
| 第二节 马来亚“紧急事件”与英国东南亚政策转向 |
| 第三节 东南亚政策转向的区域影响 |
| 第四章 “科伦坡计划”与东南亚区域经济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经济地位竞争与“科伦坡计划”的产生 |
| 第二节 “科伦坡计划”与ECAFE在东南亚的竞合 |
| 第三节 “科伦坡计划”的区域影响 |
| 第五章 英国的东南亚防务建设与区域安全竞合 |
| 第一节 英美安全地位竞争与区域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二节 “印马对抗”与英国的东南亚防务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防务组织建设的区域影响 |
| 第六章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其区域影响 |
| 第一节 关于东盟起源及其性质的争议 |
| 第二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与内生区域合作的比较 |
| 第三节 “东南亚区域合作”对东盟及其起源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 |
| 一、台海两岸京剧艺术与教育推广 |
| 二、检视当代京剧艺术发展的传承与创新 |
| 三、再探台湾跨文化剧场的流动与现象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
| 一、台湾演剧生态与京剧发展现状 |
| 二、台湾京剧表演与舞台实践 |
| 三、台湾京剧教育传承与创新 |
| 四、跨文化台湾戏曲的发展现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四节 章节大纲 |
| 第二章 1948年後的台湾政社艺文环境 |
| 第一节 相对紧张的文化氛围 |
| 一、政局环境 |
| 二、政策与奖励制度 |
| 第二节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
| 二、剧本审查,少年国剧欣赏 |
| 第三节 地方意识抬头 |
| 一、政治社会环境 |
| 二、文化建设政策 |
| 第四节 两岸开放与台湾文化发展 |
| 一、开放交流的推动 |
| 二、地方的积极坚持 |
| 第三章 1948年後台湾京剧的传承起步 |
| 第一节 初期来台艺人与剧团 |
| 一、初期来台的京剧艺人 |
| 二、1948年後京剧活动 |
| 第二节 三大民间京剧团 |
| 一、剧团的脉络 |
| 二、活动情况 |
| 第三节 顾剧团结束後的京剧活动 |
| 一、演艺活动与整编 |
| 二、海派京剧——麒麟厅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办专业京剧团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四大历史悠久军剧团 |
| 一、大鹏国剧队 |
| 二、海光国剧队 |
| 三、陆光国剧队 |
| 四、明驼国剧队 |
| 第二节 历时较短的军剧团 |
| 一、大宛国剧队 |
| 二、龙吟国剧队 |
| 三、干城国剧队 |
| 第三节 军剧团主要目的任务 |
| 一、劳军戏演出 |
| 二、藉由竞赛传递政治讯息 |
| 第四节 学校附属的京剧团 |
| 一、国光剧团 |
| 二、台湾京崑剧团 |
| 小结 |
| 第五章 1980年代後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市场需要 |
| 一、新剧团与京剧现代化 |
| 二、「京剧改革」论争 |
| 三、京剧演出活动 |
| 第二节 广电传播与市场机制 |
| 一、京剧与广播电台 |
| 二、戏曲现代传播之再发挥 |
| 第三节 面对时代改变的京剧之变化 |
| 一、剧本内容之变化 |
| 二、演出制作层次之提昇 |
| 三、演出风格之多样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京剧教育及人才培养发展与变迁 |
| 第一节 三军京剧教育学校 |
| 一、(空军)大鹏戏剧实验学校 |
| 二、(陆军)陆光戏剧实验学校 |
| 三、(海军)海光戏剧实验学校 |
| 第二节 军团及艺工总队京剧教育机构 |
| 一、大宛国剧训练班 |
| 二、国光艺术戏剧学校 |
| 第三节 民间京剧教育机构 |
| 一、少年国剧欣赏会 |
| 二、大专青年国剧研习会 |
| 三、剧本五年计画暨教育课程制定标准 |
| 四、复兴国剧特刊 |
| 五、创办「金龙奖」竞赛 |
| 六、首度引进大陆师资交流 |
| 七、两岸六校京剧联演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学院 |
| 一、中国文化大学 |
| 二、台湾戏曲学院 |
| 三、台湾艺术大学 |
| 小结 |
| 第七章 京剧新美学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政策解禁下的交流与发展 |
| 一、两岸开放交流带来的发展动力 |
| 二、台湾京剧面向大陆和世界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京崑合流——多元融合 |
| 一、京崑腔体融合——李宝春 |
| 二、崑生改行京剧——温宇航 |
| 三、蓬瀛五弄——曾永义、周秦 |
| 第三节 中西合流——走向国际 |
| 一、与西方经典对话——吴兴国 |
| 二、听觉演员邂逅视觉导演——魏海敏、罗伯·威尔森 |
| 三、全能剧场——高行健 |
| 四、小结: 兼谈环境剧场 |
| 第四节 古今合流——继往开来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台湾演剧生态与京剧发展现象 |
| 二、台湾京剧艺术与教育推广 |
| 三、台湾京剧表演与舞台实践 |
| 四、当代台湾戏曲发展的跨界与创新 |
| 参考书目(按年份排序) |
| 附录一: 国军文艺金像奖历届京剧竞赛表 |
| 附录二: 台湾京剧发展年表 |
| 附录三: 台湾出版之京剧论述书籍 |
| 附录四: 1982年～2018年台湾京剧硕博士论文 |
（6）“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
| 一、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初步规划 |
| 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最终确立 |
| 第二节 美国的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
| 一、法国势力从越南的退出 |
|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越南事务 |
|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
| 第三节 美国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的提出 |
|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
|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
|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
| 一、约翰逊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
|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
| 三、军事-民事“反叛乱”协调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
|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凤凰计划”的基础 |
|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凤凰计划”的由来 |
|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的实施 |
| 一、“召回计划”的由来及其发展过程的决策 |
|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
|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
| 第一节 “反叛乱”政策调整的背景 |
|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生 |
|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
| 第二节 “反叛乱”政策的调整 |
|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
|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
|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
|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与“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
|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
| 二、尼克松政府初期对柬埔寨的轰炸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
| 一、“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
|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
|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
| 二、尼克松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
|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战略的显着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
|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
|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
|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
|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
| 一、“凤凰计划”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
| 二、“凤凰计划”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
| 一、改革后“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失败原因 |
|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项目的实施和失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
|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与当代“反叛乱”战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9）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10）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科举考试命题的演进 |
| 第一节 隋唐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二节 宋代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三节 明清科举考试命题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演变 |
| 第一节 大学自主招考命题阶段 |
| 第二节 国家统一招考命题阶段 |
| 第三节 多种招考命题方式并存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沿革 |
| 第一节 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 |
| 第二节 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 |
| 第三节 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境外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一节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二节 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命题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考命题改革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分省命题方式的实施情况 |
| 第二节 高考全国统一命题方式的实施现状 |
| 第三节 高考命题内容的设置情况——以科目、考纲、试卷、试题为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考命题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高考命题效率问题的理论探讨 |
| 第二节 高考命题公平性的理论探讨 |
| 第三节 高考命题科学性的理论探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台湾行政改革(1954—1963)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论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影响[D]. 李峰. 南京大学, 2020(08)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京剧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948-2018）[D]. 黄建华. 苏州大学, 2019(08)
- [6]“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D]. 朱玲. 南京大学, 2019(04)
- [7]《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10]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D]. 刘亮. 厦门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