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服装展览会概况

一、纺织服装类来华展览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鞠斐^[1]（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李思晨^[2]（2020）在《十三行时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形象解构 ——基于英国随行记录画的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人们正处于视觉性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现代人从清晨起床的那一刻开始,就被各式各样的图像包围,故有学者称当今社会已进入图像时代。伴随着图像时代而来的还有史学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图像转向”的要旨正是意识到图像作为史料并发挥文献证据价值,从而拓展史学视野与研究范围。十三行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世界贸易、文化交流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十三行图像资料是研究十三行的重要史料,本研究整理了原着绘本、编撰绘本、展览画册三类十三行时期图像绘本,归纳了画师画作、随行记录画、外销画画品、器物画作四类十三行时期图像类型。综合考量画本意义、画像内容、文字史料等因素,选取了《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两本画册进行研究。依据图像绘本的内容和性质,以及中国形象的解构指标,将画册图像分为风景画、肖像画和风俗画三类。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图像学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图像分析、新文化史观、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解读。研究结果表明,风景画展示了中国秀丽的自然和人文风景,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风景的地域认知,对港口城市的特别关注等特点,从态度上看,西方人认为中国风景散发迷人魅力。肖像画展示了中国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反映了明显的等级差异,特殊的吸烟爱好等特点,从态度上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物暴露诸多缺点。风俗画展示了中国多样的风习文化,呈现了“创新”与“落后”并存的劳动文化;贫富差距悬殊、嗜赌娼妓的休闲文化;态度包容、儒家正统、多教并存、等级森严、封建迷信的习俗文化;适度宽宏、男尊女卑、野蛮处置、皇权至上的刑罚文化,从态度上看,中西观念冲突明显。在图像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形象的解构。从文本广度和文本深度两个方面总结图像文本的特征,运用新文化史观分析西方视角态度变化和中国形象逆转的原因,运用东方主义分析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本质。总的来看,图像文本所呈现的十三行时期中国形象,既是对中国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的记录和反映,也是中西跨文化传播观念差异的展现,更是西方自身文化形态的折射。

陈日红^[3]（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指出“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瑟伊都（SEYDOU YACOUBA COULIBALY）^[4]（2019）在《面向广州马里贸易商的中国服装公司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生活水平。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营销。由于经济改革,中国的国家贸易公司和其他主要贸易集团建立了出口贸易公司。在全球经济增长多元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中国服装企业的产品技术环境和营销模式逐渐由模仿向创新逐渐增加。中国成为非洲人民的目的地,特别是马里商人来到这里做生意。广州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有超过1000名马里人贸易商在那里生意,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由于中国的新贸易政策而回国。本文将分析广州某些批发服装市场中的马里商人的消费行为,如白马,天马,玉龙等服装批发市场,并对广州地区商家的满意服务和面临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分析中国批发服装的营销策略试图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改善服务。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和分析本文设计结论的数据:由于我们知道马里贸易商由于中国的新贸易政策而回国。在广州,仅有100名马来西亚贸易商接受了采访,其中近99%在广州商业。据他们说,他们在广州时,每天都会去不同的批发市场购买他们的产品.95%的马里贸易商是男性,5%是女性。每个交易者都有自己的购买商品的目标,有些交易员为男性和女性购买,有些还为男性和女性购买。他们花费的金额取决于每个交易者获得多少钱。最高的结果是每天100,000到2000000元人民币。据贸易商说,他们面临的大问题是沟通（语言）的问题,99%的人不会说当地语言,甚至一点点咬他们也不会说话的普通话。在对调查结果的相关分析结论中,服装的质量,服装的价格,服装的种类,服装的大小,服装的样式与大多数马里贸易商对服装的购买行为有着显着相关程度,而在进一步分析中,服装的质量、男士服装种类和女士服装种类对马里贸易商的满意程度显着相关,而服装的颜色、布料、性别种类对满意度的相关性不显着。通过上述分析结果,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服装公司对马里贸易商的营销策略,包括目标营销策略和市场营销策略,旨在为中马服装贸易交易提供有益的建议。

张汇文^[5]（2017）在《近现代我国服装展演的演变及启示》文中指出服装展演指用静态展示和动态表演展示服装的行为,是伴随工业经济而产生的新兴事物。我国的服装展演自近代时期而起,经历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期间经历了繁荣、沉寂到复兴这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历程,最终迎来了顺利发展。它的发端、演变及发展,都反映着服装业的发展、民众思想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近代我国的服装展演,具有文化交流、商业推广与公益等性质,且参演人群较为多样化,对于当时服装行业的发展、社会思想的解放以及女性权益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小的推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战时思想延续和经济尚未复苏等原因,但依然在1955到1956年间,在中央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解放思想,迎来了服装展演的小高峰。这个阶段出现的服装展演通常为静态展示,用人形模特、人台衣架和手绘款式图等形式进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服装展演逐渐复苏,迎来了快速发展。政策的支持,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都为服装展演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后的服装展演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由禁止到开放,由业余到专业,这些都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动态服装表演的复苏,为服装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展示我国服装文化,让社会风气变得开放,美化人民的生活,带动了许多周边行业的发展。本文对近现代我国服装展演的成因、性质和特征进行归纳,从服装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分析,旨在还原我国服装展演发展历程,从而探究它的发展规律,得出其在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和意义,这对未来服装行业和服装展演行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帮助。

胡清清^[6]（2016）在《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时期,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严格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延续并影响到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然而,新中国时期美术的创作环境并非完全处于封闭性的状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有选择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交流,对新中国造型艺术的变革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成为新中国全面学习的对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方法成为新中国美术界学习的方向。苏联在华举行的一系列油画、宣传画、版画等展览,成为新中国美术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最直观、生动的学习对象。本文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对这种在苏联美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利弊予以客观、全面的评析。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虽然以现实主义美术为主要交流对象,但来自各个国家的展览,其展品的内容与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呈现一种多元化的面貌。当时,朝鲜、蒙古、越南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华举办的美术展,作品的主题多以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但包含在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的价值或者西方元素的魅力是不能被遮蔽的,例如,越南的磨漆画展览、波兰的宣传画展览等。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美术展览也为新中国的美术家们展现了传统审美要素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的异域风采,例如印度阿旃陀壁画展、墨西哥壁画展等。在同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美术展览交流时,新中国美术界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审慎地选择和引进具有民主性质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展览。文章对当时新中国美术界评析西方艺术的“现实主义”标准进行了再讨论。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是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外国的来华美术展览为我国的人民大众打开了视野,也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可供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其次,通过向国际舞台或其他国家输出高质量的美术展览,不仅能够塑造国家的美好形象,也展现了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现代艺术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美术展览交流,可以紧扣当时的国际背景来传达友谊与和平的愿望,为搭建国际友谊的桥梁做出贡献。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形象化地传达了我国的政治、外交理念,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田国鹏^[7]（2016）在《我国服装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相关性分析 ——以1979-2014年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国的服装市场一直处于计划经济阶段,1983年12月,商业部发出通告宣布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此后中国的服装产业逐步转向市场经济。正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系,研究总结我国服装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及相互关系,已经成我国服装营销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着眼于我国服装营销理论和营销实践发展脉络,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我国服装营销理论发展脉络①依据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文献增长模型,对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服装营销类文献逐年数量进行回归分析,判定我国服装营销理论的发展阶段共分为:服装营销理论研究的萌芽期、成长I期、成长II期。②依据文献可视化理论,提取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3642篇服装营销类文献关键词,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及相关系数矩阵,通过聚类分析法,得出我国服装营销类文献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计算聚类图中17个词团（主题）内高频关键词的中心度和密度,绘制我国服装营销理论战略坐标图,揭示不同时期内我国学者在服装营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其成熟度。③以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3642篇服装营销类文献为研究样本,初步筛选代表性营销理论47项,通过问卷调研,最终得到41项我国代表性服装营销理论,按照时间维度绘制我国服装营销理论历程表。（2）我国服装营销实践发展脉络以《上海时装报》、《中国服饰报》、《中国纺织报》、《现代服装》、《中国服装》、《服装科技》、《时装》等七份服装类报刊、期刊为研究样本,提炼出1979-2014年我国服装营销代表性实践事例共766件。对766件事例进一步筛选,初步得出116项具有代表性的实践,通过问卷调研,最终得到45项我国代表性服装营销实践,按照时间维度绘制成我国服装营销实践历程表。（3）我国服装营销理论与实践相关性分析以766项我国服装营销实践为研究样本,提炼营销实践关键词1608个,统计相近类别关键词频率,得出不同时期我国服装营销实践的倾向性,结合我国服装营销理论聚类图、我国服装营销理论战略坐标图,对比分析我国营销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张安华^[8]（2015）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王新春^[9]（2012）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简称“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在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的学术考察团体。它是近现代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成员包括了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学者,考察时间长达8年,考察地域包括了中国北方、西北、中部的十二个省份,考察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脊椎动物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力图全面、系统、细致地总结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成果,探讨其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目的,本论文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论述,指出了考古方面是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争议的核心,分析中国学者和斯文·赫定在考古学方面的态度和作为。第二章全面论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工作。本文首次将非考古专业学者的考古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展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田野考古的完整面貌,促进了人们对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第三章以调查搜集品的流散和保存为核心,首先梳理整个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搜集品的运输情况,弄清考古搜集品的内容和运输过程,然后对斯文·赫定借出考古搜集品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最后细致调查、梳理了考古搜集品的存放地点、损失情况、流散情况和最后的保存地。第四章概述了中国和瑞典的考古研究着述,主要论述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状况,并在细节方面进行了考证。第五章论述了瑞典学者的考古研究情况,以期展现瑞典关于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研究成果之全貌,并对这部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评述。第六章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两位专门的考古学者贝格曼与黄文弼进行专题研究,系统总结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价值,并从学术背景、考察目的、考察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二人的考古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西北考古研究之异同,并对他们在现代中国西北考古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第七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研究与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兴起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影响,从而对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有一准确的定位。

艾险峰^[10]（2011）在《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文中研究指明博览会事业发展至今,其对人类科技文明的传播、思想的交流,以及城市建设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武汉作为近代以来积极参与和率先举办博览会事业的城市之一,在展览业的发展历程上取得过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本文选取晚清至当代以来的武汉博览会事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展开对武汉市博览会事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全面把握武汉博览会事业,并谋求使武汉博览会事业更好地为推动地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服务。第一,首先从宏观的层面考察我国博览会事业与城市发展之间互动发展的总体状况。重点考察博览会与城市社会互动发展中对意识形态的塑形,博览会对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象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二,考察近代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代,武汉参加了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举办的全国性博览会。湖北率先于1909年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地方性博览会。民国时期在湖北也举办了3次规模较大的国货展览会。博览会与城市社会是互动发展的。在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的发展驱动了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博览会事业也促进了武汉城市社会的趋新发展。其作用可从博览会有利于城市发展的积极的宗旨和主观愿望,以及博览会的所作所为对城市发展所能起的效用看到。第三,考察建国后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变动的关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都开始发生异质性的发展演化,中国博览会事业也基本如此。新中国博览会事业更多强调展示、交流功能,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主,成为新政府巩固新政权,强化社会对新政权及社会主义认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综合分析此段时期武汉的展览会,可以看出无论哪一种展览会都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1949至1979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的互动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指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办力量,通过展览会展示出来。同样,这些展览会通过强化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动员效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第四,考察1980年代以来会展业与武汉城市社会的互动发展。1980年代后,武汉市一切工作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开展经济建设。近三年来,在“两型社会”战略指针下,大武汉城市圈获得了较大发展。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大环境变动的影响下,随着武汉经济社会发生的变迁,1980年代后,武汉的诸多展览会也褪去了高度政治化的色彩,基本与经济和商品有关了。1980年代到2000年间,武汉的展览会基本是一种经贸活动,纯属为了推销商品；2000年以后武汉的展览会逐步开始具有独立性,回归博览会之本位,逐渐产生会展行业,形成了会展经济。武汉最有影响的品牌博览会主要是“机博会”、“光博会”、“食博会”和“农博会”。最后,在概述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的总体情况后,阐述了在武汉大力发展会展业的重要意义和如何促进武汉博览会事业的优化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武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二、纺织服装类来华展览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纺织服装类来华展览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十三行时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形象解构 ——基于英国随行记录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面向广州马里贸易商的中国服装公司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我国服装展演的演变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服装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相关性分析 ——以1979-2014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论文提纲范文）

四、纺织服装类来华展览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2]十三行时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形象解构 ——基于英国随行记录画的研究[D]. 李思晨.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4]面向广州马里贸易商的中国服装公司营销策略研究[D]. 瑟伊都（SEYDOU YACOUBA COULIBALY）.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5]近现代我国服装展演的演变及启示[D]. 张汇文. 江南大学, 2017(03)
• [6]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D]. 胡清清. 南京艺术学院, 2016(12)
• [7]我国服装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相关性分析 ——以1979-2014年为例[D]. 田国鹏. 东华大学, 2016(04)
• [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08)
• [9]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D]. 王新春. 兰州大学, 2012(10)
• [10]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互动发展研究（1909-2010）[D]. 艾险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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