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小欢[1]（2020）在《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文中指出研发创新能力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因素,它对提高生产率与稳定社会就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率地利用研发资源更是重中之重。代理理论指出,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状态下,管理者的行为无法时刻被出资人关注,因此他们会有动机与机会在制定决策时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损害了企业与出资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界的出资人为保住自己的权益,会降低出资意愿、提高出资成本,最终使企业陷入资源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使外界提供的资源无法被合理使用。尤其对于研发这类投资项目,它保密性强,跨越周期较长,产出不确定性高,致使出资人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不明晰,管理者也很可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而最终毫无成果,这种情况下,逐利的出资人会提高出资要求,理性的自利经理人会选择逃避研发,也就是说研发项目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代理问题。为了促使企业将研发资源利用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本文在概念上区分了研发与创新,并根据新会计准则的变更内容,按照研发时间进程的先后,将研发效率进一步拆分为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然后,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的投资无效率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一方面,财报数据的干净、透明是决定企业内外部人信息是否对等的关键,另一方面,相比于复杂的组织架构,简单的组织更加容易操控和管理,避免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因此,本文将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共同称之为公司透明度,探究透明度的改变能否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制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形成,也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分配资源从而有利于某些公司。由于政府对企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为了缓解资源紧缺的压力、改善政策信息不灵通的现状,企业有动力主动聘请曾经或者目前在政府等相关部门任职的人员来企业担任管理层,方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政治关系的维系是需要付出精力与资源的,它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已有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本文引入管理者政治关联作为第一个调节变量,探究其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此外,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是稀缺资源的占有者,掌握着先进的管理方法、前沿的技术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且烙印理论指出这类管理者由于早年在外求学或者工作,具备了更长远的视野,认可研发的价值,同时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高压下,会在心里形成忌惮代理问题的长久印记。因此,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与配套条例来吸引人才归国。在上述大背景下,本文将管理者海外经历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检验其是否可以影响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二者间的关系。最终,由于管理者参与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内部的机制很难对其背景作用的发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引入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融券做空,试图分析其是否能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三者间的关系起到纠偏或者强化作用。本文在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主假设,并在每个主假设下包含四个分假设,通过对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公司透明度对研发效率具有显着作用,不同于财务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对称作用,组织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作用是非对称的。当公司组织透明度降低时,内部集团效应为企业研发资本化的实现带来资金、技术与消费市场的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升高（组织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同时,公司财务透明度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而且会缓解外部资金的获取难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提高（财务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此外,组织透明度可以影响企业的研发产出效率,当组织透明度较高、企业结构较简单时,信息在内部传递速度加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提高,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效专利更多,会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得到提升;最后,财务透明度影响企业当期的研发产出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不仅会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隐形激励契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随之提高。第二,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管理者们的政治关联越强,多个子公司带来的集团效应越明显,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强;其次,相比于内部企业集团的知识分享,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自身具备的知识发挥的作用更直接,从而管理者们的海外背景越强,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弱;然后,政治关联尽管带来了融资优势,但它同样可以加重企业的代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企业习惯于躲在舒适圈中、缺乏探索惰性,二是重要岗位专业人员的缺失致使决策制定缺乏战略性。因此政治关联无法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最后,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其附带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的忌惮,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财务透明度的融资与监督作用,导致海外背景对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稳定。第三,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当管理者具有政治关联时,这种关系的维系会使企业受到掣肘,分散了企业精力与可用资源,同时这类来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在决策制定的可行性上无法与科班出身的管理者相媲美,从而会削弱组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其次,海外背景的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高效利用手中已有资金,同时依靠宽广的人脉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尽管组织在透明度低时会项目繁多,但这类管理者的能力与技术可以同时推进多个项目,从而会削弱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然后,政治关联的领导人由于资源便利,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即使研发失败没有成果产出也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也就不需要高财务质量为外界出资人提供额外的细节信息为自己担保,因此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间的关系无法发挥调节作用;最后,在中国这种“大同文化”的氛围下,被国家与企业高额引进的海归们迫切需要用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薪酬匹配,因此财务信息质量这种隐形激励合同对这类管理者产生的研发激励作用更强。第四,考虑到融券卖空的监督治理作用,将市场融券卖空机制引入作为情境变量,由于融资与融券业务对应的是同一群股票,因此按照是否被列为融券卖空标的,将样本分成做空组与非做空组,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带来的优势仅在非做空标的组公司可以实现,在做空标的组会消失;而海外经历带来的激进研发态度、能力与文化烙印会因市场做空的激励得以全面施展,因此做空组中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具有或有价值,价值的实现会受到宏观市场环境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研发效率进一步划分成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丰富了现有对投资理论的研究,同时将公司透明度进一步划分成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一方面拓宽了现有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指出财务透明度不仅是外界出资者的吹哨人,它同时具有隐性激励契约的作用,从而激励管理者可以更有动力将研发坚持到底。通过研究四者间的因果关系,对公司日后制定经营与发展策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就是说公司为了获得研发优势,需要继续保持对透明度的追求,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同时须因时制宜地适当增加企业的组织数量,不可一味追逐规模庞大的表象。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指出,公司在高薪雇用有背景的管理者时,不仅要看其附加的资源、能力等优势,还要考虑随之而来的成本与激励问题,应在考虑其横向特色与纵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当前的战略目标,实现管理者与企业的动态匹配。最后,为融券卖空机制的存在价值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持。目前监管机构对“裸卖空”采取限制措施,同时证券机构也并不情愿将证券借出,导致卖空这种外部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金融机构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卖空机制,尤其将那些公司治理不好或者结构背景复杂的公司列为融券卖空标的,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与价值。
刘丹[2]（2020）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是为了对公司之前发布的财务报告遗漏的重要信息进行补充说明,或者是对财务报告中的错误信息进行更正,通常发生在上市公司管理层达到自身目的后或者注册会计师、监管部门等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不恰当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是目前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最重要的财务报告之一,也是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的重要渠道之一,投资者、债权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财务报告透露出来的信息,因此,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公司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存在不准确、不恰当等情况,会对上市公司外部融资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公司为获得资金付出更高的资本成本。本文尝试结合国内外公司财务重述基本理论和研究进展,使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为上市公司减少财务重述行为,提升财务报告质量提供经验证据和动力,同时丰富了财务重述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绪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实证分析以及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本文研究的问题的提出以及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研究创新点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是公司财务重述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包括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财务重述制度发展和相关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影响资本成本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包括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对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和两类资本成本影响差异进行理论分析以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资本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包括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变量设计、模型构建、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同时探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公司资本成本影响的异质性,并得出相关结论。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本研究选择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对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与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均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会提高公司资本成本。（2）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显着大于其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程度。（3）在财务报告质量较低的公司以及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对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显着。
王天童[3]（2020）在《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控制权市场虽处于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呈强劲崛起之势,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微观角度看,并购是公司最重大的投资经营决策和最直接的外源成长方式之一。从宏观角度看,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力地影响和转变着经济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公司并购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纵深发展、产业动能新旧转换、区域性经济重大调整的新时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公开透明不仅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原则,更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础。由于信息是市场的基础要素,是经济主体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信息透明度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面的,特别是学术界对信息透明度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研究不仅内容丰富,并且很多议题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结论。然而,信息透明度对控制权市场的影响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活跃。资本市场为控制权市场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基础。而控制权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延伸,又成为后者优化存量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关于信息透明度影响作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资本市场,而应该将其对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影响统一起来分析。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1）分析框架有待完善。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了并购交易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却忽视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然而由于作用不同,这两类信息不对称不能替代,也不能单独考虑,分析框架不完整,就很容易依据现有知识得到先入为主的结论。（2）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现有研究大多从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考查信息对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现实中会计信息质量并不能全部决定一家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平均信息成本。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强度与质量、信息中介对公司特质信息的加工生产、信息媒介的传播效果以及社会曝光的程度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所以,现有研究只分析了并购信息作用机制的一个层面,缺少综合视角的分析。（3）研究方法有待精进。现有基于市值和行业标准配对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在计量方法上存在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配对组样本可能不标准以及数据信息量降低导致的实证研究结果失真问题。（4）由点及面的系统性研究有待完成。从本文掌握的文献来看,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从交易动因到交易行为再到交易效果的系统性研究暂且处于空白。这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控制权市场中信息作用机制的了解是相对片面和不完整的。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公司并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为基础,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出发,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使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并购及未被并购的随机配对研究样本,基于Logistic、OLS计量模型和事件研究法,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进行系统地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并购目标选择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其成为并购目标的可能性存在负向影响,高声誉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加强该影响,航空枢纽距离减弱该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市场存在低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机制,信息透明度通过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经营管理水平信号以及私有信息含量作用于并购目标选择。并购金融中介存在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临近航空枢纽降低了投标公司的并购前搜寻成本及并购后监督成本,地理区位因素通过加强信息流动、降低信息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水平。（2）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存在负向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平均提高10%,并购溢价降低约2%,交易所信息质量评级提高一个等级,并购溢价降低约2.5%,以研究样本2018年为例可分别为投标公司共节约32亿或40亿元人民币交易成本。并购浪潮期间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升高,而投资者保护政策发布施行后并购溢价对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敏感度降低。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低是并购高溢价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投标公司与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于信息成本折价函数的差异决定了并购定价的信息作用机制,并购浪潮和投资者保护政策的外生冲击通过改变相对折价水平影响作用机制的边际贡献。（3）并购市场反应的信息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实证发现,目标公司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存在正向影响,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大股东侵占威胁均加强了上述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无明显作用。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通过边际信息传递能力、投资者信息风险以及委托代理顾虑作用于并购市场反应,是决定目标公司股东并购宣告财富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信息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对“好消息反应不足”,市场价格发现效率受限。低信息透明度的目标公司没有因为宣告并购以及获得高溢价而被投资者重新认识,资产的信息折价效应依然存在。投资者关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价值效应。大股东的侵占威胁使外部投资者产生投资顾虑,抑制市场对好消息的反应。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有:首先,相对完善了公司并购信息不对称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并购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补充纳入现有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了并购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信息不对称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并购研究中信息不对称分析结构的完整性。其次,拓展了基于信息作用的并购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师跟踪预测数据、股票交易的高频日内数据以及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质量等级数据刻画市场感受到的上市公司平均信息成本,超越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单一层面,从资本市场综合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再次,初步构建了基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并购研究理论基础。本文以信息透明度为作用内核,按照“动因—行为—效果”的研究思路,完成了对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定价以及并购市场反应信息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的系统性研究。第四,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大量研究分析认为地域重叠为投资主体带来显着的信息优势,并购中投标公司与目标公司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然而具有信息效能优势的财务顾问地域重叠,可能为并购公司克服信息障碍发挥的作用却未被考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初步检验了并购金融中介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第五,通过对样本设计的优化,相对提升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使用构建与并购组样本容量接近的完全随机配对控制组的方法,相对克服了中国现有并购目标选择研究中存在的极大似然估计系数偏误和实证研究结果失真的问题,得到相对更为可靠的实证结果。最后,通过对变量设计的突破,增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本文运用球面几何学的大圆距离公式通过精确计算获取上市公司航空枢纽距离变量,突破现有同地效果的研究约束,初步在中国并购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地理距离对交易活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并购信息不对称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首先,加深各方对并购活动的理解;其次,对监管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建议;再次,对交易双方分别提供相应的并购策略建议;最后,对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建议。
冯永佳[4]（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频繁的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也不免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政府也同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干预经济发展,比如,4万亿人民币投资刺激计划、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效缓解了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各种困境、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然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政府往往无法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其政策通常较为滞后,再加之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可预测性、不透明性和模糊性,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此外,在全球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下,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也可能造成一定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内外因素制定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可能。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国内外大量学者开始着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宏微观影响。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负向冲击,在宏观层面,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延缓经济衰退周期、减少劳动力就业岗位、破坏股票市场正常运行;在微观层面,降低企业资本投资、加大企业融资难度、增加企业融资成本、恶化企业资产配置等。当然,尽管政策不确定性给大部分企业带来了不利冲击,但同时也给某些企业带来了有利机遇,利用机会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寻求更好的发展前景。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微观影响,企业的投融资等财务决策都是比较明显的可观测变化,相较而言,企业信息披露决策更为隐蔽。在公司发布的信息中,尽管财务报表具有严格的披露要求以及规范的发布格式,却仍然存在不易于识别的盈余管理。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同样难以察觉,并且相对财务报表信息,公司在业绩预告信息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裁决权,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其发生的变化更能够探索出公司意图。除了经营性信息之外,社会责任信息作为重要的非经营性信息,补充了经营性信息无法传递的内容,同时,公司也拥有足够的自主决策空间,披露决策的变化亦蕴含了公司目的。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信息披露相关制度,探索公司在信息披露决策方面存在的自由裁决权,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法,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从财务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个角度分析公司信息披露发生的变化。具体而言,在财务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8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差异性、财务信息披露违规概率的影响;在业绩预告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8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意愿、业绩预告准确度、业绩预告精确度、自愿披露不同性质业绩预告差异性、业绩预告出现乐观性偏差概率等的影响;在社会责任信息方面,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7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积极性、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社会责任披露评级展望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时,公司总体的财务信息披露表现比较积极。具体而言,在总体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下降,尤其是正向盈余管理,即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上升,此外,公司发生财务信息披露违规的可能性也降低。在进行了排除多重共线性、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更换计量模型以及更换关键变量衡量方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银行借款水平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财务违规披露的中间机制,而银行贷款成本只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中间路径。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在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盈余情况不同的情况下存在异质性。第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时,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积极性显着增加,同时所有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准确度、精确度也显着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仅提高了公司自愿发布好消息预告的积极性,而对坏消息预告没有显着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在预测时就越可能出现乐观性偏差,且这种乐观性偏差主要存在于好消息预告中,由此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效应在预告性质为好消息时被削弱。在排除多重共线性、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内生性、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更换回归方法以及更换业绩预告精确度衡量指标后,结论依然稳健。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公司业绩预告精确度的中间机制,而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仅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发布业绩预告的中间路径。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预告信息披露的影响在行业竞争度以及分析师跟踪人数不同的情况下也存在异质性。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增加时,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样也是积极的。包括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显着增加、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显着提高,不过,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公司未来的社会责任评级展望逐渐下降,即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增长趋势偏向稳定或是消极。在进行排除多重共线性、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更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数据来源以及更换计量方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发现,经营销售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意愿、提高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股票回报率只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在自愿与应规、公司产权性质、市场制度环境、公司财务绩效不同的情况下存在异质性。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整体而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上升的宏观背景下,公司银行借款水平下降、分析师预测误差加大、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上升、公司经营销售额度下滑以及股票回报率降低,在这一系列信贷资源冲击、信息环境冲击、总需求冲击以及金融市场冲击等产生的负面影响下,公司基于战略角度权衡利弊后,提高了财务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增加了自愿披露业绩预告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信息的积极性。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直观结果,应该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是从根本上改善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驱动因素,该影响很可能是短暂的,随着经济政策的稳定、不利经济冲击的减弱而逐渐消失。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建立经济政策预期机制,加强全球经济协作,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2）“双管齐下”,从外部制度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两个方面推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达到高水平;（3）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及持续程度,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融资难度;（4）提高分析师的专业素养,发挥信息中介优势,减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信息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5）重新评估制定公司销售策略,扩大公司销售渠道,积极投入研发更多新产品,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需求冲击。本文可能的贡献为,从外部环境考察公司的信息披露,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显着影响,并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已有文献倾向于从内部因素研究公司的信息披露,较少涉及外部政策环境的考虑,即使有涉及也多为对既定经济政策的考察。本文以外生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视角,丰富了外部政策方面的相关文献。
耀友福[5]（2020）在《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以及“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金融监管在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证券监管机构正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伴随着2013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的正式实施,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一线监管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审核”,问询制度成为“事后审核”的重要手段。2019年以来,证监会积极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科创版试点注册制”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使得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市场化监督机制越发重要。问询制度作为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一种非处罚性的预防监管方式,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放松管制、加强监管”这一理念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贯彻。问询函是一种监督公司会计政策的合规性、信息披露质量、日常投资及并购重组等重大财务决策乃至防范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问询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刨根问底”式问询的监管效力如何呢?国内关于问询函的研究才刚刚兴起,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识别与治理效应的研究尚属空白。作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投资活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决策和源动力,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我国转型经济发展中,诸多上市公司面临着资源配置低效、产能过剩等的窘境;并且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深受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对有损公司价值创造、资本市场金融风险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过热投资所造成后果之产能过剩的情景中,问询监管政策可能会重点关注。在我国2014-2018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中,且存在过度投资的样本公司中,大约有46%上市公司被问询涉及“投资行为”,并购问询函数量与年报中的“投资特征”问询函数量也旗鼓相当。这一问询监管新政的实施为深入探索交易所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一线监管有效性提供了研究契机。基于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架构,本文主要研究如下重要问题:（1）交易所问询函能否有效甄别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即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的公司是否易于被监管问询?在过度投资行为后果特征之产能过剩公司中,问询监管是否给予高度关注?（2）基于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监管识别后,问询监管能否有效抑制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这种问询治理作用是否在具有“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包括并购问询、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中更加明显?（3）如果问询监管能够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发挥积极治理效用,问询监管影响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背后机理是什么呢?（4）在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后,本文从威慑效应视角,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是否具有威慑性的“溢出效应”?我们将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和同一企业集团公司三个层面来探究问询监管对未被问询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监管效用。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年报问询函和并购问询函为研究样本,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考察了问询监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控制公司财务业绩和治理特征的基础上,交易所问询监管能有效甄别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历史过度投资行为严重、产能过剩的公司更易于被监管问询。这说明,交易所在问询决策中关注了国家金融风险防控范畴中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并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事项之产能过剩化解问题融入问询监管决策中。（2）在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方面,问询监管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效果,这种积极治理作用在“投资特征”问询监管情景中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控制内生性后,该研究结论亦稳健。进一步从年报问询函的文本内容,将“投资特征”的年报问询函区分为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后,发现历史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和瞻前性投资的年报问询函对公司未来过度投资行为均具有显着的治理效用,这从问询关注公司历史性投资事项抑或瞻前性投资事项来更体现了交易所精准问询施策的路径效果。此外,当问询力度越大,问询机制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管效用更突显。（3）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助长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1986;Richardson,2006）。基于这一理论路径,本文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高（盈余信息不透明度、分析师跟踪较少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和代理问题突出的公司中更明显。其中,本文将代理问题刻画为代理成本考量和代理行为特征,代理行为特征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超额现金持有和激进负债行为。代理成本考量方面,发现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双重代理成本较严重的公司中更显着;在代理行为特征中,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在管理层过度自信较高、公司持有较多超额现金和具有较高激进负债行为的公司中更显着。（4）基于威慑效应理论,问询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还具有一定的溢出威慑效力。问询监管对同行业或同一企业集团内未被问询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治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用在“投资特征”的问询监管情景中也呈现。但本文未发现问询监管在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中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兼具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第一,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交易所问询监管特色的经验证据,拓展了问询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注册制改革下年报问询和并购问询的监管新政,不仅发现了我国的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能力,还发现交易所结合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问询一线监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的“产能过剩”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为关注。以往关于问询监管的动因研究主要从监管方的监管风格（Baugh et al.,2017;Peter and Zhang,2018）、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治理等（Cassell et al.,2013）、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刘柏等,2019）、并购重组信息披露（李晓溪等,2019a）,以及政治关联（Heese et al.,2017;Chen et al.,2018）等方面。在转型经济发展的中国,交易所在执行问询监管时,更有可能考虑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意愿,将资本市场金融风险防范事项之公司过度投资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项目之产能过剩化解议题融入问询决策函数中,以更好推动问询制度服务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对融合问询函的信息披露监督机制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通过问询机制来有效化解企业过热投资的信息风险、产能过剩风险等具有重要启示。第二,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提供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拓展了精准问询施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问询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公司信息披露（Bozanic et al.,2017;Brown et al.,2018;陈运森等,2018a;李晓溪等,2019a）、税收规避（Kubick et al.,2016）、盈余管理（Cunningham et al.,2019;陈运森等,2019）、分析师行为（Wang,2016;Bozanic et al.,2017）和审计师行为（Gietzmann and Pettinicchio,2014;陈运森等,2018b）等方面。本文则从公司过度投资角度分析了问询监管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投资特征”问询监管的治理效果,丰富了证券监管机构对资本市场的问询政策研究,也对完善交易所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分类问询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第三,丰富了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以往公司投资行为的治理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Stein,2003;Chen et al.,2017;焦豪等,2017）、独立审计（Tong and Sapra,2009;Kausar et al.,2016;雷光勇等,2014;王兵等,2017）、新闻媒体（张建勇等,2014;陈泽艺等,2017）、反腐改革（钟覃琳等,2016;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制度环境（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等方面。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函的非处罚预防性监管视角,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框架下将问询监管制度纳入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中,丰富了公司投资行为治理的相关文献;同时对规范公司投资事项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投资的价值效应和防控资本市场过热投资的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第四,基于公司过度投资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信息不对称和双重代理问题考察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不同治理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司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对全面解读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问询治理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在政策实践方面,交易所实施一线问询监管时要重点关注信息不对称严重、公司代理成本较高,以及管理层更具过度自信特质、公司持有大量超额现金和激进负债行为,此种公司中更有动机或能力实施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应充分发挥问询函一线监管的精准度。第五,从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层面,发现了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溢出效应,丰富了问询监管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威慑效应研究;同时也从问询机制视角对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现有研究发现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存在较高的过度投资水平（Larrain et al.,2019;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窦欢等,2014）、存在财务违规及市场风险的传染效应（纳鹏杰等,2017;刘丽华等,2019;周利国等,2019）和较高金融投资行为的传染性问题（李馨子等,2019）。本文则从交易所问询监管的信息嵌入的治理角色,考察了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成员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溢出效应,这对防控企业集团组织内部的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企业集团的外部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此外,关于问询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可为监管机构在分配有限的监管资源、提高问询监管效率方面提供有益参考。总而言之,本文从公司过度投资视角研究了我国注册制改革下问询监管的有效性,从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两方面拓展了非处罚性预防监管之问询制度的研究。本文研究结论对通过问询监管机制来防范公司过度投资的金融风险和化解企业产能过剩风险,以更好科学引导企业生态、健康的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发现也为提高问询监管的精准性和建立分类问询监管机制,强化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孟德富[6]（2020）在《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研究》文中认为财务信息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与决策的基础,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不仅可以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风险,还可以帮助信息使用者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决策。西北五省作为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环节,对于国家政策的施行有较大影响。但目前关于财务信息质量的评价多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西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因此,对西北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经营过程中的财务信息短板并及时弥补,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十分必要。首先,论文在梳理财务信息质量特征、研究内容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财务信息和财务信息质量的内涵,得出财务信息是会计信息的延伸和拓展的结论。其次,通过分析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现状,针对其披露质量较差的短板,以结果导向为主,过程导向为辅的评价思路,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对人工神经网络结构设计,确定评价模型中的隐含层层数、各层节点数,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考虑审计意见、财务风险、披露质量作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期望值。然后将西北上市公司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输入人工神经网络,经过训练和检验,得到各指标权重,确定评价模型。最后,应用该模型对西北上市公司进行评价,结果与西北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实际情况相符,从而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得到以下结论:（1）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定量评价模型适用于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评价。（2）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是盈利能力较差,现金流不足以及内部控制有缺陷。
张善焜[7]（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司治理和股价信息含量是公司金融领域两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当前我国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点,面对国内外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对于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构成上市公司而言,相关层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意味着公司能够在满足公司股东利益诉求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经营风险,保障股价信息含量增长。因此,本文试图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本文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及股价信息含量的基本概念,同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接着,本文从理论角度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各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随后,本文以2015-2019年为样本区间,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激励、财务信息披露与透明度以及股东高管亲属关系等5个方面出发选取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假设,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股权结构角度,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呈倒U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正相关,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其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持股比例的变动亦随之改变;对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有助于激励效应进一步发挥作用,使得股东能够更加严格规范代理人的实际工作;（2）从董事会特征来看,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董事会人数的增加虽然会使得企业决策更为合理,但是决策效率受到影响的情况日益凸显,不利于公司整体发展;两职兼任情况的存在加大了“内部人控制”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不利于股价信息含量的提高;独立董事的设立仍然形式大于实质,并未起到实际的监督效果。通过对样本数据分组后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外资及合资企业而言,两职兼任可以解决公司治理中权利核心不一致的问题,有利于公司运营效率优化、股价信息含量增长,而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则反之;（3）从薪酬激励来看,对于公司高管及董事,货币激励及股权激励均能起到正向作用,相比于公司董事,公司高管所表现出的正向激励作用更为显着;（4）从财务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来看,交叉上市的存在并没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后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在我国上市的外资及合资企业而言,交叉上市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股价信息含量,而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反之,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力度还有较大改善空间;（5）从股东与高管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看,公司股东与高管存在亲属关系与股价信息含量显着正相关,这说明当股东高管存在亲属关系时,公司管理者与公司持有者之间的利益达成一致,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形成统一战线。
张存[8]（2020）在《异地财务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文中指出围绕“独立董事是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这一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均展开深层次研究,但少有学者从财务独立董事的地域特征角度考察其影响。实际上,我国独立董事声誉机制尚不健全,很多上市公司舍近求远跨省聘请异地财务独立董事这一做法受到质疑。财务独立董事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在与外部审计师沟通交流、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保持公司会计政策稳健,进而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等方面产生影响。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基于不同研究假设,研究独立董事地域特征的监督效果,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然而,公司财务独立董事的地理距离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产生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由于财务独立董事监督的委托代理冲突重点不同,那么监督效果是否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试图从财务独立董事角度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董事的日常工作地与任职公司注册地是否一致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地理距离的远近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明确了异地财务独立董事监督失效的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在国有企业占主导作用的第一类委托代理冲突和在非国有企业占主导作用的第二类委托代理冲突,检验了产权性质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异地财务独立董事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如果上市公司存在异地财务独立董事,那么该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较差。第二,根据产权性质的差异,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与民营企业,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异地财务独立董事的比例低于民营企业,说明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聘任本地的财务独立董事,本地的财务独立董事能够利用当地的信息优势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且国有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总体上高于民营企业。第三,异地财务独立董事的监督失效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财务独立董事的地理距离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但是不显着。
刘莉明[9]（2019）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后期,机构投资者在西方资本市场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而且也为公司治理提供有效的外部治理方法。二十一世纪初,为了紧随全球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发展的脚步,我国政府也颁布、实施各项政策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其行为会在资本市场上传递某种信号或讯息影响广大投资者的行为,本文选择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视角出发,研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问题,从而使上市公司主动从自身角度出发来改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确保财务报告盈余质量披露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而吸引机构投资者持有股票,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本文选取2013-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5510个样本数据,通过借助STATA 15.0和SPSS 23.0等统计分析工具、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信息披露透明度和财务报告盈余质量的可靠性、真实性两个视角定量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问题,并且以投资者与被投资单位是否有业务和利益关系的独立性特征为依据,将机构投资者细分为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探究会计信息质量对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好持有信息披露透明度高和盈余质量可靠性、真实性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独立型机构投资者也更加倾向选择持有信息披露透明度高和盈余质量好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而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更加关注信息披露透明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与盈余质量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并不显着。
宁冲[10]（2019）在《制度情境下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其价值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法律法规、政策管制等正式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对经济社会的稳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地,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来说,正式制度是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往往为其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约束力。然而,我们在研究正式制度的影响机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文化规范、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途径,毕竟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演进。相比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新兴市场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并不甚完善,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治理角色。而文化传统对于经济发展、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早已在学术界形成共识,然而在其影响渠道与作用机制方面仍然没有较好的解释。文化规范是基于内在动机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近期的文献较多地探讨了宗教传统、腐败文化等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表明基于个人内在特质的文化因素对公司行为与决策上有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对于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尚且有限,我国的传统文化较多地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公司运营与商业交易中也多表现出关系文化特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员的跨国流动,各国的文化差异、碰撞与融合为我们基于文化趋同视角探究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特征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情境。本文基于我国海外交流与人才引进的政策背景,着眼于文化规范的传播以及根植于内心的规则与道德,以海归董事对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效应为逻辑主线,分别从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和企业社会责任三个维度,深入探究了董事通过海外经历获取的文化规范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本文弥补了现有文献对非正式制度视角下海外文化与公司治理特征相关研究的不足,其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基于“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研究范式下的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结合制度经济学相关知识,厘清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从国内外文献中挖掘非正式制度之文化传统因素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价值效应;其次,对我国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主要文化特征展开论述,指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现状;最后,从我国各省市实行“引智”计划的政策背景出发,描述了我国目前存在较大规模的海内外人才流动现状,并进一步指出除了知识技术的溢出之外,文化的传播性同样对公司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从文化传播性、文化趋同等方面,构建了海外文化作用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本部分既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前沿,也有助于梳理与构建本文的研究架构。（2）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了基于规则、透明特质的海外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影响,具体探讨了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不同类型文化背景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雇佣了具有海外背景董事的公司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拥有更高的公司透明度,表现在具有更高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更多分析师追踪,更低的盈余预测偏差以及更倾向于选择四大进行审计;相对于海外较弱的透明特质文化,较强的透明特质文化对公司透明度具有更为显着地正向效应;董事通过工作与教育经历获取的海外文化背景对公司透明度均有显着地提升作用,两者没有明显的差异;若公司CEO或CFO以及监事会成员具有海外文化背景,则公司具有更高的透明度水平。另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海外文化对公司透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着。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实证结果依然支持假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规则特征的海外文化能够显着规范我国的信息披露,提升公司透明度水平,而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是保障并实现海外文化传播与趋同的重要条件。（3）分析与检验了海外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影响效应,分别从公司违规概率、公司违规程度以及盈余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探讨了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文化背景类型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基于规则特质的海外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具有显着的抑制效应;较强的规则特质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董事的海外教育经历可以显着抑制公司违规行为,而工作经历与教育经历同样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显着抑制。同样地,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海外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抑制效果越明显。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董事的海外文化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合规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律规范、政策管制等正式制度不甚完善的情况下,海外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减少公司的违规与不当行为。（4）分析和检验了海外文化对我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分别从总的社会责任表现、各项社会责任表现以及慈善捐赠三个方面,考察了海外文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海外文化能够显着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体表现在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消费者责任以及环境保护责任上,而受到海外文化影响的公司却有更低的慈善捐赠;海外较强的社会责任履行规范对我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为显着的促进作用;董事海外工作经历获取的文化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仅有显着正向效应,而教育经历的作用效果并不显着。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果依然支持假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我国公司治理以及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更为规范性社会责任特征的海外文化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良好借鉴。（5）对海外文化影响下的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合中介效用模型,探究了海外文化、公司治理特征以及公司价值的影响渠道以及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海外文化对公司价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定程度上起着中介作用,即海外文化通过提升公司透明度、抑制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以及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文章最后基于对制度情境下海外文化对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其价值效应的研究,概括了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对公司治理特征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并以此提出相关的研究启示与不足之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与贡献:（1）基于中国制度情境,在“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下,已有文献大多从我国传统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而本文创新性地从海外文化视角考察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并厘清了海外基于规则特征之文化特质的作用机理。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也可以深入理解文化传播、文化趋同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带来的文化冲击及其经济效应。（2）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了海外基于规则特征的文化特质作用于我国上市公司之研究体系,从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海外文化背景类型等多个视角,分别从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从文化层面单一维度进行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和全面。（3）文章紧密结合我国制度现状,深入考察了我国正式制度下海外文化的传导机理,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我国新时代文化战略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二、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发效率 |
| 2.2 公司透明度 |
| 2.3 管理者背景特征 |
| 2.4 融券卖空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衡量与模型构建 |
| 第5章 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
| 5.2 假设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
| 5.4 进一步检验 |
| 5.5 假设汇总与分析讨论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务重述的文献综述 |
| 1.2.2 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1.2.3 财务重述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文献综述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财务重述 |
| 2.1.2 资本成本 |
| 2.2 财务重述的制度背景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3 信号传递理论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
| 3.2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
| 3.3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两类资本成本影响差异 |
| 4 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设计 |
| 4.3 模型构建 |
| 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 相关性分析 |
| 4.6 多元回归分析 |
| 4.6.1 财务重述对债务资本成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
| 4.6.2 财务重述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
| 4.6.3 财务重述对两类资本成本的影响差异分析 |
| 4.7 异质性分析 |
| 4.7.1 财务报告质量、财务重述与资本成本 |
| 4.7.2 信息不对称、财务重述与资本成本 |
| 4.8 稳健性检验 |
| 4.8.1 PSM检验 |
| 4.8.2 替换变量法 |
| 4.8.3 增加控制变量 |
| 4.8.4 更换样本区间 |
| 5 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3）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信息透明度 |
| 1.3.2 公司并购 |
| 1.3.3 并购目标选择 |
| 1.3.4 并购溢价 |
| 1.3.5 并购市场反应 |
| 1.3.6 其他重要概念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创新点 |
| 1.6.1 理论创新 |
| 1.6.2 方法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文献 |
| 2.1.1 信息透明度的内涵 |
| 2.1.2 信息透明度的测度 |
| 2.1.3 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
| 2.2 并购目标选择的相关文献 |
| 2.2.1 并购目标选择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2.2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并购目标选择研究 |
| 2.3 并购溢价的相关文献 |
| 2.3.1 并购溢价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3.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的影响 |
| 2.4 并购市场反应的相关文献 |
| 2.4.1 并购市场反应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的影响 |
| 2.5 并购地理区位的相关文献 |
| 2.5.1 并购地域重叠的信息溢出效应 |
| 2.5.2 并购地理距离的信息成本效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信息透明度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公司并购理论 |
| 3.1.1 公司并购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1.2 公司并购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3.2 委托代理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4 行为金融理论 |
| 3.4.1 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
| 3.4.2 行为金融理论与本研究的关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目标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目标选择 |
| 4.2.2 地理区位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4.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相关性检验 |
| 4.4.3 回归分析 |
| 4.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4.5.1 内生性检验 |
| 4.5.2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溢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溢价 |
| 5.2.2 外生事件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5.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相关性检验 |
| 5.4.3 回归分析 |
| 5.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5.5.1 内生性检验 |
| 5.5.2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透明度对并购市场反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1 信息透明度与并购市场反应 |
| 6.2.2 行为和代理因素的调节作用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2 变量选取与操作性定义 |
| 6.3.3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相关性检验 |
| 6.4.3 回归分析 |
| 6.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内生性检验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结构安排、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制度背景及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与现状揭示 |
|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趋势 |
| 二、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 |
| 一、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揭示 |
| 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
| 第二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财务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影响机制分析 |
| 五、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三、进一步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影响机制分析 |
| 六、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的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影响机制分析 |
| 五、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问询监管的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演进 |
| 一、美国SEC问询函的制度概要 |
| 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问询制度 |
| 三、中国问询监管的制度概要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问询监管模式的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管制理论的研究 |
| 一、政府管制的重要性 |
| 二、政府管制的产权分析 |
| 三、政府管制的经济后果 |
| 第二节 问询监管的研究 |
| 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 |
| 二、问询监管的经济后果 |
| 第三节 过度投资的研究 |
| 一、过度投资的形成动因 |
| 二、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 |
| 三、过度投资的监管治理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四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分析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历史性过度投资的甄别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产能过剩的甄别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综合过度投资行为的甄别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二、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五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
| 二、问询监管、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过度投资 |
| 三、问询监管、代理问题与公司过度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检验 |
| 二、信息不对称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三、代理问题下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内生性控制 |
| 二、过度投资的替代变量检验 |
| 三、拓展年报问询函区间的检验 |
| 四、问询力度的检验 |
| 五、考虑公司治理的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六章 问询监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
| 三、主要变量的样本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分析 |
| 一、问询监管对同行业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二、问询监管对同地区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三、问询监管对企业集团内公司过度投资的溢出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更换过度投资指标 |
| 二、重新定义企业集团成员公司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一、本章结论 |
| 二、本章贡献 |
| 第七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财务信息质量特征 |
| 1.2.2 财务信息质量评价内容 |
| 1.2.3 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方法与模型 |
| 1.2.4 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研究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会计信息与财务信息 |
| 2.2 财务信息的分类 |
| 2.2.1 按表达方式分类 |
| 2.2.2 按时态分类 |
| 2.3 财务信息质量 |
| 2.4 人工神经网络概述 |
| 2.5 相关理论 |
| 2.5.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5.2 委托代理理论 |
| 2.5.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三章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现状 |
| 3.1.1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违规情况 |
| 3.1.2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环境 |
| 3.1.3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
| 3.1.4 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对比分析 |
| 3.2 构建原则 |
| 3.2.1 可操作性 |
| 3.2.2 系统性 |
| 3.2.3 重要性 |
| 3.2.4 成本—效益性 |
| 3.2.5 科学性 |
| 3.3 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标准 |
| 3.4 财务信息质量评价指标设计 |
| 3.4.1 相关性指标 |
| 3.4.2 可靠性指标 |
| 3.4.3 透明度指标 |
| 第四章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设计 |
| 4.1 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设计 |
| 4.1.1 层数的设计 |
| 4.1.2 节点数的设计 |
| 4.2 人工神经网络的期望值 |
| 4.2.1 期望值对于人工神经网络的作用 |
| 4.2.2 期望值的选择范围 |
| 4.2.3 期望值的设计 |
| 4.3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财务信息质量评价运行原理 |
| 第五章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 |
| 5.1 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
| 5.2 样本训练及相关参数设计 |
| 5.3 人工神经网络训练结果分析 |
| 5.4 模型应用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7）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薪酬激励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董事会特征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 |
| 第五节 关于股价信息含量的研究 |
| 第六节 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影响的研究 |
| 第七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及我国发展现状 |
| 一、公司治理结构概念 |
| 二、股价信息含量相关概念 |
| 三、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管理主义理论 |
| 四、股票价格信息的形成路径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一、股权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
| 二、薪酬激励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
| 三、董事会特征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
| 四、财务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
| 五、董事高管亲属关系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 |
| 第四章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样本处理 |
| 第二节 变量定义 |
|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 |
| 三、控制变量的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模型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数据含义分析 |
| 第二节 面板数据分析 |
| 一、共线性检验 |
| 二、Hausman检验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四、引入交互项分析 |
| 第三节 稳定性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8）异地财务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文献综述 |
| 0.2.1 异地财务独立董事 |
| 0.2.2 异地财务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 |
| 0.2.3 文献述评 |
| 0.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0.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0.4.1 研究内容 |
| 0.4.2 框架结构 |
| 0.5 论文创新点 |
| 1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异地财务独立董事的界定 |
| 1.1.2 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界定 |
| 1.2 相关理论基础 |
| 1.2.1 委托代理理论 |
| 1.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1.2.3 社会网络理论 |
| 2 实证研究设计 |
| 2.1 研究假设 |
| 2.1.1 异地财务独立董事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 |
| 2.1.2 产权性质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 |
| 2.1.3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
| 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2.3 变量选择 |
| 2.3.1 被解释变量 |
| 2.3.2 解释变量 |
| 2.3.3 控制变量 |
| 2.4 模型构建 |
| 3 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
| 3.1 描述性统计 |
| 3.2 相关性分析 |
| 3.3 回归分析及结果 |
| 3.3.1 异地财务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回归分析 |
| 3.3.2 产权性质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影响的回归分析 |
| 3.3.3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
| 3.4 稳健性检验 |
|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4.1 研究结论 |
| 4.2 政策建议 |
| 4.2.1 发挥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独立董事的监督管理作用 |
| 4.2.2 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
| 4.2.3 加强独立董事自身的职业素质建设 |
|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会计信息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概述 |
| 2.1 会计信息质量的概念与衡量 |
| 2.1.1 会计信息质量的概念 |
| 2.1.2 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 |
| 2.2 机构投资者的概念与类型 |
| 2.2.1 机构投资者的概念 |
| 2.2.2 机构投资者的类型 |
| 2.3 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概念 |
| 第3章 会计信息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
| 3.1 会计信息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文献综述 |
| 3.1.1 会计信息质量的文献综述 |
| 3.1.2 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文献综述 |
| 3.1.3 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文献综述 |
| 3.1.4 文献述评 |
| 3.2 会计信息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相关理论 |
| 3.2.1 信号传递理论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4章 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研究设计 |
| 4.1 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研究假设 |
| 4.1.1 会计信息质量对总体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 |
| 4.1.2 会计信息质量对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 |
| 4.1.3 会计信息质量对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 |
| 4.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 变量的定义 |
| 4.3.1 解释变量 |
| 4.3.2 被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4 模型的建立 |
| 第5章 会计信息质量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实证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回归分析 |
| 5.3.1 会计信息质量对总体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3.2 会计信息质量对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3.3 会计信息质量对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的回归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 |
（10）制度情境下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其价值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文化相关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高阶梯队理论 |
| 2.2 文化规范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
| 2.3 海外经历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4 公司透明度相关文献回顾 |
| 2.4.1 公司透明度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2 公司透明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
| 2.5 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相关文献回顾 |
| 2.5.1 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2.5.2 公司违规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
| 2.5.3 公司不当行为相关文献 |
| 2.6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回顾 |
| 2.6.1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2.6.2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
| 3 制度背景分析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的分析 |
| 3.1.2 境外国家或地区制度背景分析 |
| 3.2 非正式制度之海外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分析 |
| 4 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 |
| 4.1 问题的引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4.2 海外文化与公司透明度:基础检验 |
| 4.4.3 海外文化异质性与公司透明度 |
| 4.4.4 不同类型海外文化背景与公司透明度 |
| 4.4.5 海外文化、制度环境与公司透明度 |
| 4.4.6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 |
| 4.5.1 外资与内资公司差异性检验 |
| 4.5.2 国有与民营企业差异性检验 |
| 4.5.3 “罪恶”行业企业与其它企业差异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对公司违规和不当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的引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4.2 海外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影响:基础检验 |
| 5.4.3 海外文化异质性与公司违规(不当行为) |
| 5.4.4 不同类型海外文化背景与公司违规(不当行为) |
| 5.4.5 海外文化、制度环境与公司违规(不当行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研究 |
| 5.5.1 外资与内资公司差异性检验 |
| 5.5.2 国有与民营企业差异性检验 |
| 5.5.3 “罪恶”行业企业与其它企业差异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6.1 问题的引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2 海外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础检验 |
| 6.4.3 海外文化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
| 6.4.4 不同类型海外文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
| 6.4.5 海外文化、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 |
| 6.4.6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外资与内资公司差异性检验 |
| 6.5.2 国有与民营企业差异性检验 |
| 6.5.3 “罪恶”行业企业与其它企业差异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治理特征的价值效应 |
| 7.1 问题的引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7.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7.4.2 海外文化与公司价值:基础检验 |
| 7.4.3 不同组别海外文化特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
| 7.4.4 海外文化、公司透明度与公司价值 |
| 7.4.5 海外文化、公司违规(不当行为)与公司价值 |
| 7.4.6 海外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2.1 对构建我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的启示 |
| 8.2.2 对完善我国制度安排的启示 |
| 8.2.3 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论文成果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C.附表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四、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D]. 徐小欢.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D]. 刘丹. 西南大学, 2020(01)
- [3]信息透明度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王天童. 吉林大学, 2020(08)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信息披露影响研究[D]. 冯永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问询监管与公司过度投资[D]. 耀友福.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西北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评价研究[D]. 孟德富. 青海大学, 2020(02)
- [7]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D]. 张善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异地财务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D]. 张存. 辽宁大学, 2020(01)
- [9]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研究[D]. 刘莉明.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9(05)
- [10]制度情境下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其价值效应研究[D]. 宁冲. 重庆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