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中国入世承诺一览（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贾瑞哲[3]（2020）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研发补贴成为WTO主要成员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普遍采取的手段。研发补贴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研发补贴的合法性受到关注。WTO成立之初,各国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研发补贴具有外溢效应,WTO仅将政府对基础研究、大部分产业研究和一部分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援助视为不可诉补贴,单独规定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第8.2条“不可诉补贴”条款下。但该类补贴的合法性仅持续了5年,于1999年底到期失效。研发补贴规则制定的缘由、演进与发展历程及到期失效的原因值得探讨。研发补贴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的探讨集中在GATT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虽然各成员最终认同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也将研发补贴纳入了不可诉补贴清单,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前有关不可诉补贴规则的磋商中断。最终,研发补贴甚至不可诉补贴均没有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WTO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也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僵尸条款”。该条款的失效并不是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历史性、政治性及谈判性因素导致的。在新一轮WTO改革建议中,不可诉补贴的适用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及。鉴于WTO争端案例的“准判例”性质,本文研究了涉及研发补贴政策最多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申诉方与被诉方对有关研发补贴政策的争议点的抗辩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本文进一步剖析具体研发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并从案例中得到启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析WTO主要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情况。一方面,美国、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在内的WTO主要发达成员都十分重视研发活动,通过拨款、税收等主要的财政手段和少量的金融工具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国内研发补贴。同时,发达成员政策目标、实施主体、补贴手段等制定方面具有策略性。但这些研发补贴政策并不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重视研发补贴政策,虽然通报次数少于其他发达成员,但是研发补贴政策数量较多,研发支持强度逐年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从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来看,研发计划和研发税收政策的占比较大、争议较多,存在潜在被诉的可能性也较大;研发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但比较容易成为争端中的不利证据。其次,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值得关注。研发补贴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利用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建立起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对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贸易效应,既可以扩大出口,又能够抑制进口,总体上改善一国的贸易状况。研发补贴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具有出口促进作用,而抑制进口只体现在短期。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而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作用不显着。但整体上看,研发补贴的贸易效应较小,并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出口或减少进口,产生重大贸易影响。正因为研发补贴有限的正向效应,才导致该类政策的真实存在。但是,研发补贴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因而只是属于可诉补贴的范畴,并不是《SCM协定》直接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如果多边贸易规则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各成员政策的滥用。《SCM协定》直接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已经到期失效,而研发补贴政策的普遍性和争议性都对WTO规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主要成员针对WTO改革发表了声明、提交了建议,补贴规则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对研发补贴规则的分歧依然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技术、法律鸿沟难以跨越。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本文认为,WTO可以考虑重新将研发补贴的纳入不可诉补贴清单,同时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公平待遇;各成员还要推动建立有效的研发补贴通报制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各国应摒弃禁止性的研发补贴政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研发补贴政策。中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新一轮研发补贴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对内则需要完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的合规性审查制度,注重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策略和技巧;还要正确对待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贸易争端,提前做好应诉准备,建立政策研究和争议储备两大数据库,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朱仕旺[4]（2020）在《吸引外资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对外投资？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Dunning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论（IDP理论）动态地描述了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动态变化,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水平呈现阶段性增长。这一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多国学者的验证,也成为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性理论。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同样也印证了IDP理论:中国分别于1992年、2002年分别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第二与第三阶段,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度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意味着中国正式跨入第四阶段,双向投资并举的格局正式形成。尽管国内学者对IDP理论中描述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存在性已经达成了一致的结论,但是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相关性上,鲜有学者讨论这一理论中的两个关键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缺憾,本文基于IDP理论,研究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制度环境在这一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对IDP理论的内在机制加以补充。首先,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FDI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总结了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机制。微观上看,外资流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宏观上看,外资流入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就业扩展、资本形成、制度环境改善,促使东道国整体经济实力增强。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外资的流入均有助于为本土企业创造机遇以建立起所有权优势,使本土企业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此外,本文梳理制度环境与FDI关系的有关文献,为后续传导机制的研究确定方向。其次,本文对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演进历程、IFDI与OFDI的整体趋势与特征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自1979年以来,中国国际投资发展在大体上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探索阶段、IFDI飞速发展阶段、OFDI快速发展阶段与双向投资共同发展阶段。伴随四个阶段的推进,中国持续开放、引导、规范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从总量上看,中国IFDI与OFDI多年位列世界前三。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IFDI与OFDI集中分布于香港,说明香港仍然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主窗口。省区分布来看,东部省份已由过去80%左右下降至50%左右,中部地区则由10%上升至36%,这反映了吸引外资由东向西转移的过程,但西部地区占比长期维持10%,也反映了转移进程的滞后;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失衡,东部省份长期作为对外投资主要地区。产业结构方面,分布于第三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攀升,反映了中国吸引外资质量正逐步改善。近十年,第三产业OFDI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保持在70%-80%的范围,说明市场寻求与技术寻求是本土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再次,本文基于以上理论机制讨论与现状分析,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通过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全样本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为正,但并不显着;而在分样本回归中,东部地区系数在1%以下显着,中、西部地区均不显着。综合来看,由于政府采用“自东向西”的对外开放战略,东部地区吸引外资较其他地区更早、规模更大,因此外资流入给东部省份带来的积极效应更显着,推动了当地企业走出去。而中、西部开放水平相较落后,因此IFDI对OFDI并未产生显着影响。利用IFDI滞后一期数据回归后得到的结论不变,因此回归结果稳健。为了进一步检验影响IFDI对OFDI正效应的因素,本文引入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这一结果也部分解释了为何IFDI对OFDI正效应在区域间存在差异。此外,本文引入制度环境作为中介变量,结合中介效应检验与安慰剂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外资流入规模扩大迫使内部体制改革,进而改善了制度环境;而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本土企业交易成本、助力企业建立所有权优势,进而推动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最后,本文根据理论机制与实证结果,针对中国区域异质性提出引资政策、对外投资建议,同时强调制度环境在推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重要意义。
曹晋彰[5]（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邬明虎[6]（2019）在《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 ——基于WG银行的风险管控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商业银行融资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占整个金融体系融资的90%。这种重要性表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水平直接影响、决定整个金融业的最终风险管控效果。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的区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暴露了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存在的不足。近1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对金融业,特别是直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业务,相似性越来越大,差异越来越小,以前分业经营的规定变得不再符合新时期变化、发展的需求,对分业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的金融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混业经营改革的安全路径,以应对这种变化。针对实体经济不景气导致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中央在19大报告里明确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张,其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进入强监管时代。在强监管时代,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本文选择从基层商业银行入手,以基层商业银行WG银行作为分析案例,去研究强监管时代,商业银行如何做好风险管控。论文首先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整体运行数据进行简要分析,从数据分布看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存在的不足;其次,对基层商业银行WG银行的风险管控数据及实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结合金融风险管控的基本理论,剖析了WG银行在风险管控,特别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针对商业银行和WG银行在风险管控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改进措施。针对论文的不足,指出了改进的方向。
赵玉华[7]（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起与进步往往伴随着对外开放。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发展路径有所不同,但均无例外地实行了对外开放。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潮流。正确认识和全面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过数十年艰辛探索和实践开拓,经过规律总结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辉煌理论成果。任何一个理论、思想体系都不会凭空产生,都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也不例外。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在其作品中较早地表达了交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着作中阐述了对外开放思想。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中,运用了大量的“分工”“交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词汇对开放进行了定义和表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整个世界联为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国际交往、民族交往和个人交往的扩大,从而构成了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一切极其珍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渊源。再次,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事业中对马克思开放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实践,形成相关的对外开放理论,加上苏联及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一切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迪和宝贵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中,经过驰而不息、接力传承的努力奋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寻求、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外开放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运用,是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完善丰富起来的思想理论。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主体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分别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与深刻的开放思想、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的政治智慧、国内学界众多着名学者和广大研究专家的学术探索成果、勇于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劳动成果。从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开放思想内容。从各个历史时期,全面梳理和总结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历程,能使我们清晰地把握对外开放思想的特征,促进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发展。在七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脉搏发展的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建国初期的探索中的开放思想;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中的开放思想;21世纪前后的调整中的开放思想和新时代新常态中的开放思想这样的四个思想发展阶段。这四个阶段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开放思想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开放事业中的时间演进和思想传承。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外开放思想宝库的不断丰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开放事业和思想的贡献。思想需要实践的验证和丰富,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发展。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带来了开放观念的增强、对外贸易的繁荣、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开始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不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自由贸易区,进而加速“互联互通”建设、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丰富和发展对外开放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下,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改革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全面梳理和掌握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规律、特征、成就,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认识中国现实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在新的征程上更进一步的前进。
张光润[8]（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世明,宓茜[9]（2014）在《秩序出于喧闹:中国反垄断法制定过程的内外互动互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时空延展对于各国经济法律制度造成的影响尤其明显。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不仅内容上存在"国家中心论",而且在研究范围上也存在"国家中心论",考虑问题时往往局限于国内,将国际因素视若无睹。姑且不论全球化的趋势,即便遵循转型经济法的预设前提推论,在转型过程中,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甚至构成了对转型国家制度转型的推动力,成为国内制度转型动力的一部分。所谓"改革开放",从空间上而言,恰恰涵摄了内外两个维度,即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维度正是反垄断法出台准确概括,反映了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生相引。本文从一个被学者们遗忘的研究视角解读反垄断法出台等问题的复杂成因。在中国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中,秩序在众声喧哗中得以呈现。
张建军[10]（2014）在《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透明度规则在当今国际社会已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持续获得国际法律制度、区域法律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协定开始出现透明度规则并且内容日趋完善,包括中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研究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且只有部分协定中含有明确的透明度规则。较之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度规则而言,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欠缺体系化,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的透明度规则差异性较大。需要通过透明度规则的内容趋于具体化、统一化的方法来逐步改善其体系化不足这一缺陷。之所以需要完善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意义在于:以信息经济学为视角,透明度规则改善了国际投资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促进国际资本高效地跨国流动;从国际政治学理论来看,各协定中透明度规则的差异性反映了国家实力的不同,透明度规则内容的发展反映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是维护各国利益需求的必要手段;从国际法治理论出发,透明度规则体现了自由、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最优化的均衡。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两类,透明度规则的内容都包括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以及透明度例外条款两部分。两类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既有规定一致的地方,也有内容表述上的差异。当缔约方之间既有双边投资协定也有自由贸易协定时,自由贸易协定中会具体规定二者透明度规则冲突的解决方法,并使两类协定的透明度规则融合在一起。由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影响较大,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内容发展为例,把握透明度规则内容的演变规律,表现为:从缔约方单一的公布义务发展到通知、行政程序的具体要求等多义务,步步推进对外资的高标准保护。而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特定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东道国国内法中的实施却有一定的阻碍。首先,透明度规则在投资者一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实施不畅。实施不畅的原因是,不管涉案国际投资协定中有无具体的透明度规则,仲裁庭基本直接适用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但是在协定中规定投资者可以依据透明度规则提请仲裁的前提下,仲裁庭不应忽视对具体的透明度规则的适用。其次,透明度规则在东道国国内直接适用也有障碍,投资者需要依据东道国的相关国内法来保障自身获取信息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据各国关于信息公开或信息自由方面的法律。中国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大量的中外投资协定中没有透明度规则;透明度规则过于简单;不同协定中的透明度条款以及透明度例外条款差异大。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中国投资政策的统一执行,因而需要改进。而对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予以改进的途径是制定一个中外双边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范例,然后用于指导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对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而言,中国不应完全接受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透明度规则,而是在维护本国利益并考虑美国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谈判策略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使其成为实现中美两国国家目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自由化必不可少的措施和手段。
二、2004年中国入世承诺一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中国入世承诺一览（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WTO框架下规制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研究 |
| 1.3.2 与不同国家研发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有关的相关研究 |
| 1.3.4 与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
| 1.3.5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 2.1.1 补贴的经济学含义及理论基础 |
| 2.1.2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补贴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研发补贴的含义 |
| 2.2.3 WTO框架的含义 |
| 第3章 WTO框架下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国际规则 |
| 3.1 WTO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1 《SCM协定》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2 WTO研发补贴规则的演进 |
| 3.1.3 WTO研发补贴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
| 3.2 与研发补贴政策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 |
| 3.2.1 欧洲空客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2 美国波音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3 案例的启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4.1 WTO主要发达成员实施研发补贴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英国 |
| 4.1.4 法国 |
| 4.1.5 德国 |
| 4.1.6 西班牙 |
| 4.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 |
| 4.2.1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 |
| 4.2.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5.1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总体情况 |
| 5.1.1 中国研发补贴通报时间虽短但政策数量多 |
| 5.1.2 中国的补贴政策与发达成员存在差异性 |
| 5.1.3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中国研发补贴政策 |
| 5.2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分析 |
| 5.2.1 中国对研发活动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
| 5.2.2 基金拨款和税收优惠是主要手段 |
| 5.2.3 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
| 5.3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体系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5.3.1 研发规划 |
| 5.3.2 研发计划 |
| 5.3.3 研发税收政策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选择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计量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
| 6.3.2 子样本分析:直接性与间接性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
| 6.3.3 拓展分析:研发补贴政策对进口的影响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新一轮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背景 |
| 7.1.1 研发补贴政策兼具合规性和合理性 |
| 7.1.2 研发补贴政策实践面临着WTO规则改革 |
| 7.2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实践的建议 |
| 7.2.1 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 |
| 7.2.2 制定和实施合规合理的研发补贴政策 |
| 7.2.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吸引外资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对外投资？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内容框架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 一、IFDI外溢效应的概念 |
| 二、关于IFDI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
| 三、影响IFDI外溢效应的有关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
| 一、发达国家OFDI经典决定理论 |
| 二、发展中国家OFDI决定理论 |
| 三、OFDI决定理论的新进展 |
| 四、对中国OFDI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IFDI对 OFDI影响的有关研究 |
| 一、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
| 二、关于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两者关系的讨论 |
| 第四节 制度环境与FDI |
| 一、IFDI与制度环境 |
| 二、制度环境与OFDI |
| 第三章 中国FDI发展历程梳理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梳理 |
| 一、第一阶段:探索阶段(1979-1991) |
| 二、第二阶段:吸引外资飞速发展阶段(1992-2000) |
| 三、第三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阶段(2001-2014) |
| 四、第四阶段:双向投资全面发展阶段(2015-) |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国IFDI特征 |
| 一、IFDI概况 |
| 二、IFDI国别（地区）分布 |
| 三、IFDI区域分布 |
| 四、产业结构与行业分布 |
| 第三节 现阶段中国OFDI特征 |
| 一、OFDI概况 |
| 二、OFDI国别（地区）分布 |
| 三、OFDI区域分布 |
| 四、OFDI产业结构与行业分布 |
| 第四章 IFDI对 OFDI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影响机制与假设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基准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二、基准回归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IFDI影响OFDI的机制检验 |
| 一、调节效应检验 |
| 二、中介效应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 ——基于WG银行的风险管控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金融的本质与风险管理 |
| 1.1.2 金融业务创新与金融监管 |
| 1.1.3 金融监管: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的演进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
| 1.2.2 商业银行经营的规模效应与负债融资的高杠杆效应 |
| 1.2.3 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三性”原则 |
| 1.2.4 信用风险管理的6C框架 |
| 1.2.5 信用风险的度量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概述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商业银行监管政策的变化与分析 |
| 2.1 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一统(1948-1978) |
| 2.2 经济转轨时期的逐渐分业(1978-2002) |
| 2.3 入世时期的监管成型(2002-2008) |
| 2.4 金融危机后的监管创新 |
| 2.4.1 金融危机后的监管(2008-2012) |
| 2.4.2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
| 2.4.3 大资管时代的监管(2012-2017) |
| 2.5 强监管时代的到来(2017-至今) |
| 2.6 银行监管发展趋势展望 |
| 第三章 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理论框架与现状 |
| 3.1 宏观审慎原则下的巴塞尔国际新资本协议金融风险框架分析 |
| 3.2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体系 |
| 3.3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现状 |
| 3.4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执业要求 |
| 3.5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理论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WG银行案例的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分析 |
| 4.1 WG银行概述 |
| 4.2 WG银行风险管控 |
| 4.2.1 信用风险管理 |
| 4.2.2 操作风险管理 |
| 4.3 WG银行风险管控案例分析 |
| 4.3.1 基于ZR—PBH高速信托贷款案例分析 |
| 4.3.2 基于DXLT项目授信案例分析 |
| 4.3.3 贷款项目信用风险比较分析 |
| 4.4 WG银行风险管控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
| 4.4.1 WG银行风险管控的挑战 |
| 4.4.2 针对WG银行风险管控的应对措施 |
| 第五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社会改革理想的对外交往思想 |
| 一、莫尔《乌托邦》中的城邦交往观 |
| 二、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城邦交往观 |
| 三、安德里亚《基督城》中的城邦交往观 |
| 第二节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交往关系思想 |
| 一、圣西门“实业制度”中的对外交往思想 |
| 二、傅立叶“和谐社会”中的对外交往思想 |
| 三、欧文“新和谐公社”中的对外交往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外交往思想的经典文本 |
| 一、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与交往理论 |
| 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思想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进程思想 |
| 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世界市场和自由王国思想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外交往思想的观点梳理 |
| 一、生产力的发展与交往关系扩大是相伴随的 |
| 二、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三、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将各民族之间紧密联系起来 |
| 四、地域性的封闭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 |
| 五、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思想回溯 |
| 第一节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实践 |
| 一、列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对外关系实践 |
| 二、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关系实践的演变 |
| 第二节 列宁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 |
| 二、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
| 三、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 |
| 四、社会主义要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 |
| 五、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
| 第三节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政策与实践 |
| 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思想与政策思路 |
| 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实践演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建设探索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持续探索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关系实践(1949 年-1956 年)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对外关系实践(1956 年-1966 年)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外关系实践(1966 年-1976 年) |
|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关系理论 |
| 一、毛泽东对外关系思想的主要着作 |
| 二、毛泽东对外关系思想的观点梳理 |
| 第三节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对外关系思想 |
| 一、周恩来对外关系论述 |
| 二、刘少奇对外关系论述 |
| 三、陈云的对外关系论述 |
| 四、张闻天对外关系论述 |
| 五、李先念对外关系论述 |
| 第四节 我国学术领域对外关系思想的探讨 |
| 一、孙冶方的对外关系观点 |
| 二、卓炯的对外关系观点 |
| 三、薛暮桥的对外关系观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第一节 历史转折时期对对外关系的理性反思 |
| 一、历史转折时期对外关系的环境 |
| 二、历史转折时期对外关系的反思 |
|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对外开放战略措施 |
| 一、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 |
| 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提出 |
|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四、开放型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中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二、邓小平时代主题理论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第四节 我国经济学家对对外开放思想的研究探索 |
| 一、于光远对外开放观点 |
| 二、许涤新对外开放观点 |
| 三、刘国光对外开放观点 |
| 四、萧灼基对外开放观点 |
| 五、厉以宁对外开放观点 |
| 第五节 中国学术界对邓小平开放思想的研究探索 |
| 一、关于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 |
| 二、关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 |
| 四、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内涵及特点的研究 |
| 第六节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 |
| 一、开放信念的不断增强 |
| 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
| 三、经济体制改革有了突破 |
| 四、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0 世纪90 年代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 21世纪前后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挑战 |
| 一、全面改革深入化 |
| 二、开放观念多元化 |
| 三、国际环境复杂化 |
| 四、开放格局立体化 |
| 第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对外开放的贡献 |
| 一、对外开放要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基点 |
| 二、对外开放要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动力 |
| 三、对外开放要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 |
|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对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经济社会发展是对外开放的目的 |
| 二、以人为本是对外开放的核心立场 |
|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
| 四、统筹兼顾是对外开放的根本方法 |
| 第四节 20 世纪90 年代至党的十八大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 |
| 一、强调“走出去”对外开放战略 |
| 二、丰富经济特区“对外窗口”思想 |
| 三、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思想 |
| 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思想 |
| 五、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第五节 20 世纪90 年代至党的十八大前国内学术界对对外开放的探讨. |
| 一、我国学界对国际形势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研究 |
| 二、我国学界关于树立新开放观研究 |
| 三、我国学界对对外开放三十年整体研究 |
| 第六节 21世纪初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开拓 |
|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 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
| 三、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环境 |
| 一、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 |
| 二、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 |
| 三、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显现 |
| 四、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日趋突出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 |
| 一、中国梦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二、新发展理念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四、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五、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理念中的对外开放思想 |
|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对外开放思想的贡献 |
| 一、走出去的战略思想更明确 |
| 二、全球化应对的思维更确定 |
| 三、对外开放依托文化传统的思路更鲜明 |
| 四、由近及远的开放战略考量更周密 |
| 第四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扩大对外开放的理论探讨 |
| 一、关于全球化问题与对外开放 |
| 二、关于参加全球治理体系与对外开放 |
| 三、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对外开放 |
| 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开放 |
| 第五节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实践的深化 |
| 一、加速“互联互通”建设 |
| 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进展 |
| 三、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的启迪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力量 |
| 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根本保障 |
| 三、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活力源泉 |
| 四、走向世界是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 |
| 图表清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秩序出于喧闹:中国反垄断法制定过程的内外互动互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治竞争作为经济竞争法产生的诱因 |
| 二、问题学视角的考察 |
| (一)是否立法与国外的参照系 |
| (二)行政垄断是否纳入争论与入世的关联 |
| (三)跨国公司与立法争论的互动关系 |
| 三、中国反垄断法对国外的影响 |
| (一)对外国人的中国形象的影响 |
| (二)对外国企业产生的影响 |
| (三)对其他竞争法律制度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竞争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 |
| (四)对国外反垄断活动的域外效力 |
（10）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已有研究的梳理 |
| 四、研究基本思路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起源和发展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概念厘定 |
| 一、透明度 |
| 二、透明度规则 |
| 三、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历史起源 |
| 一、理论探讨 |
| 二、国内立法实践 |
| 三、国际立法实践 |
| 四、美国国内法对当代国际经济条约出现透明度规则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发展 |
| 一、透明度规则的发展阶段 |
| 二、透明度规则的发展特点 |
| 三、透明度规则的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论 |
| 一、信息经济学理论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政治学理论 |
| 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
| 二、国际政治格局变革 |
| 第三节 法学理论 |
| 一、国际法治理论 |
| 二、知情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第一节 BITs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BITs样本概览 |
| 二、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的例外 |
| 第二节 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FTAs样本概览 |
| 二、缔约方的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的例外 |
| 第三节 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关系 |
| 一、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的冲突 |
| 二、BITs和FTAs中透明度规则冲突的解决 |
| 三、融合的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演变——以美国BIT范本为例 |
| 一、美国BIT范本的发展概况 |
| 二、美国BIT范本透明度规则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影响 |
| 三、美国BIT范本中透明度规则的内容演变 |
| 四、美国BIT范本透明度规则发展规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实施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ICSID裁决案件中的适用 |
| 一、核心案件案情 |
| 二、仲裁庭对透明度规则的适用 |
| 三、对仲裁庭适用透明度规则的分析 |
| 第二节 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透明度规则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与公正待遇 |
| 二、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透明度规则的关系 |
| 三、透明度规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中适用的应有轨迹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国内法的贯彻 |
|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概要 |
| 二、国际投资协定与各国国内法关系 |
| 三、国际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在国内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完善 |
| 第一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内容 |
| 一、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类型化 |
| 二、中外投资协定中缔约方透明度义务 |
| 三、透明度规则例外条款 |
| 第二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一、部分中外BITs中没有透明度规则 |
| 二、部分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过于简单 |
| 三、透明度条款内容差异性较大 |
| 四、透明度规则例外条款的参差不齐 |
| 第三节 中外投资协定透明度规则的改进 |
| 一、透明度规则改进的途径 |
| 二、透明度规则改进的要求 |
| 三、透明度规则改进的具体方案 |
| 第四节 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中的中国策略 |
| 一、中美BIT谈判历程 |
| 二、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的难点 |
| 三、中美BIT透明度规则谈判中的中国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表一: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透明度规则一览表 |
| 附表二:中国(内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投资透明度规则一览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4年中国入世承诺一览（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 贾瑞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吸引外资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对外投资？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D]. 朱仕旺.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6]强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 ——基于WG银行的风险管控案例分析[D]. 邬明虎.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7]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发展研究[D]. 赵玉华. 兰州大学, 2019(08)
- [8]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9]秩序出于喧闹:中国反垄断法制定过程的内外互动互制[J]. 张世明,宓茜.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4)
- [10]国际投资协定之透明度规则研究[D]. 张建军.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