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谈“以德治国”

一、从另一种视角论“以德治国”（论文文献综述）

唐楚茵^[1]（2021）在《新时代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落实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基层公务员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是执政党在基层的鲜活旗帜。基层公务员要承担起治理责任,落实道德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基层公务员落实道德责任有利于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基层治理工作能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新时代赋予基层公务员以新的道德责任内涵,包括理想信念坚定、敢于担当、忠诚清正、为民服务等,这也是新时代基层公务员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当前,基层公务员主要通过科层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个体内驱机制等四种机制实现道德责任的落实,其包含着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两个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或修订多项法律法规,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等,以确保道德责任落实机制的顺利运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的落实也仍然存在以下困境:首先,我国尚未建构起行政伦理法律体系,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散见于中央或地方的各项法律制度文本,定义模糊;其次,我国现有监督监察机构的行政伦理监督职能不突出,行政伦理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再次,一些基层公务员存在避责行为,道德责任意识不足。建立和完善道德责任落实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出台行政伦理的专项法律,建立行政伦理监督监察机构,加大行政伦理执法力度;二是完善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落实机制体系,包括行政伦理教育机制、容错纠错机制、监察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三是在社会中推广道德责任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汲取中国传统优秀的行政伦理观以营造良好的道德风尚。

周四丁^[2]（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研究说明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张力伟^[3]（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认为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王韵清^[4]（2020）在《典型政治的视觉建构 ——《人民画报》典型人物的媒介呈现研究（1950-1966）》文中指出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人物”,是指在各行业、各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人物。中国典型人物报道诞生于延安时期,数十年来,它在建设社会信仰体系、提升社会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功能。论文的绪论部分对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对典型、典型人物、典型示范、典型报道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典型人物（形象）的研究、典型人物报道的研究、《人民画报》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文献梳理。内容分析法是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论文的第一章对1950-1966年间《人民画报》典型人物报道的体裁作出分类,对典型人物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其体裁主要分为封面照片、成组照片、单幅照片、摄影插图和绘画作品五类。其中成组照片是典型人物报道的主力体裁,占比70%以上。年度数量分析、人群类别分析、典型特征分析是量化分析的三条路径。论文的第二章基于对1950-1966年间《人民画报》报道框架的把握,总结出其对于典型人物的选择习惯,并对典型人物报道的社会功能作出了界定。受到十七年时期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人民画报》典型人物的选择习惯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生产劳动模范”、“国家形象的承载者”、典型精神的“永恒性与时代性并存”、典型人物的“典型性与普通性统一”四个方面。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是《人民画报》典型人物报道推动社会进步的三种向度。论文的第三章重点分析了1950-1966年间《人民画报》典型人物报道中的“典型政治”。首先,图像化的典型人物报道是一种“被定格的仪式”,旨在对典型人物进行“图像授誉”,它有效地拓展了仪式的传播范围,大大加强了其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整合的功效。其次,图像化的典型人物报道也是一种视觉象征,典型人物的表情、画面的空间结构等要素,从不同角度释放着政治寓意。论文的结语旨在对1950-1966年间《人民画报》典型人物的媒介呈现进行现实性的考量。典型人物首先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真实性应当成为媒体开展典型人物报道过程中的基本遵循,只有在典型人物的普遍性中融入特殊性,才不会使人物形象流于扁平化和模式化而失去现实人物应有的生动性与多样性。“摆拍”是这一时期典型人物报道中常见的拍摄手法,它预设着主题和目的性,也可能导致典型人物报道的真实性、个别性受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科学、有效地发展典型人物报道,媒体可大胆尝试适用卡通、动漫等新技术,应不遗余力地主张抓拍的意义,使得抓拍代替摆拍成为典型人物摄影报道的主要手法。在视觉传播时代下,要提高典型人物报道的有效性,传播者也需要多从审美角度入手,令典型人物更易于引发读者的视觉关注。

邹鹏^[5]（2020）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其概念内涵、结构、代表性内容和发展方向等要点问题。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有独特的内涵和结构体系,其代表性话语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为更好的发挥法治话语的作用,可以从逻辑规则、体系思维和话语形式内容等角度探索对其完善。本文首先阐释研究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缘起,以此作为论文第一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是法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获得话语权的基础。法治话语的意义体现其为法治建设提供支撑、指引和保障。“法治”的话语在中国有一个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从“百家争鸣”“经学时代”到近代“法治”的话语嬗变,不同时期的话语反映出相应的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治话语发展进入了全新时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法治“16字方针”到“全面依法治国”,不同阶段的话语反映法治建设的成效及对于法治理解的深入。在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关注一些问题:一是法治话语的体系建设还有完善空间,二是话语发展的路径需要深入探寻,三是话语传播的世界面向需要进一步强化。在凝练研究缘起和问题后,本文对法治话语的理论基础和含义进行解读,以此作为论文第二章。本章从理论入手,尝试总结三代话语理论,对福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具有代表性三位思想家、哲学家关于话语的观点进行整理,总结话语具有权力性、规范性、知识性、持续性、实践性等特征。结合话语理论,参考法律话语、法学话语、政治（学）话语等各类专业话语的含义、特征以及国内学界对于法治话语概念的阐释,本文将法治话语理解为对法治建设实践和内在规律进行的反映、凝练与应用（表述）,基于法治现象（决策和实施）产生的意识反映的语言表达,为蕴含主观思想的话语系统,具有权力性、知识性、指引性、实践性等特征。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是法治话语在当代的展现。从建构上说,当代中国法治话语来源于当代法治建设的客观实施和内在规律,是基于当代中国情况的专业话语体系,是反映法治建设意识内容和回应问题的表达。笔者认为,法治话语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狭义法治话语是广义法治话语的基础。在分析法治话语理论以及含义之后,本文力图从结构层面去认识法治话语,以此作为本文第三章。本文认为,法治话语具有形意结构体系。语言（实践）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形”,思想维度视为法治话语的“意”。对于“形”,主要是指话语的外部形式,即法治的语言及其表述,可以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来审视。宏观上,法治话语体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四个维度。微观上,分为法治词语、语句和语篇。对于“意”,主要是话语的内部理念,内化在中国法治话语之中的,基于中国法治建设目标和经验形成的,具有指导、支撑、推动作用的思想。法治话语理念是一种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应当具备融贯性特征,反映思想与语言的辩证协同关系,体现将法律作为修辞的追求和意识形态立场。内部理念由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社会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等构成,对于话语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功能,法治话语“形意”结构应当具备较好的融贯性。作为语言和思想,“形意不二”应当是法治话语在实践中的基本形态。为对法治话语进行更加聚焦研究,本文选取十八大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七个话语表述进行解读和阐释,以此作为论文第四章。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代表性话语是基础,其他话语可以理解为对代表性话语的阐释、评述和解读。本文认为,代表性话语之间存在关联性,共同阐释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微观路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法治的战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战略实施的具体方式,是关键招数之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强调法治对于权力的监督制约,是关键招数之二,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明确了改革和法治的协同关系,是关键招数之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协同关系,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是关键招数之四。以法治话语含义、特征、结构体系以及代表性话语所蕴含的知识为支撑,本文讨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发展方向,以此为论文第五章。本文认为,中国法治话语发展具有包容性和“后发法治”优势。依托中国法治优势,展望新时代法治话语发展方向可以是:在逻辑层面上完善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探索融贯古今中西资源的法治话语发展路径;基于问题导向,完善法治话语形式与内容。具体来说:一是尊重和彰显法治话语的逻辑。在发挥逻辑作用上,首先是对法律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其次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设计应当符合逻辑,最后是对法治话语核心表述的解释和评述应当符合逻辑。二是坚持法律至上的体系思维。在立足于体系思维发展完善法治话语过程中,首先要审慎把握话语体系的开放标准。其次要用好法律方法论,包括用好法律修辞、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最后要推动道德话语和法治话语有机融合。三是全面完善话语方式,科学充实话语内容。在完善话语方式方面,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话语影响;要优化不同类型法治话语表达;要把握差异,尊重话语言说规律;要立足专业思维推动话语发展;要加强中国原创意义法治话语的诠释、翻译和传播。在科学充实话语内容方面,要精准外引西方法治话语资源;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要彰显法治话语专业性、知识性和权利性特征;要注重中国民间法话语资源吸收;要加强话语内外体系要素融合。

肖新平^[6]（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王长恒^[7]（2019）在《当代大学生礼仪教育研究 ——基于先秦儒家礼育思想的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德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制度规范功能、社会教化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其本质是仁、敬、和,具有传承性与发展性并存、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存、约束性与自觉性并存的特点。大学生礼仪教育是教育者根据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礼仪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大学生传授礼仪知识,提升礼仪素养,培育礼义精神,增强文明素质,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社会活动。在大学生中开展礼仪教育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但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礼仪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总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部分大学生礼仪素养不高;有效礼仪教育场域相对不足;中国传统礼仪教育传承不够;教师纠错作用发挥不及时;大学生错失礼仪教育最佳时期等。传统礼文化在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层面的消解与缺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解决当前大学生礼仪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礼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礼文化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培育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先秦儒家礼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源头,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大学生礼仪教育,需要实现对先秦儒家礼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先秦儒家礼育思想是指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创建于孔子、发展于孟荀的一套关于礼的制度、仪式和礼义精神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宇宙伦理的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约束个人行为,协调人际关系;陶冶道德情操,提升文明素养等历史作用。它的主要特征包括:礼义为本、人道自觉、道德教化、经世致用、日用常行等。大学生礼仪教育对先秦儒家礼育思想进行传承与借鉴,就要传承其以时为大、因人之情、适度权变、关系对等、多维共建的教育理念,借鉴其知行合一、礼乐同构、礼法互补、榜样示范、自我修养等教育方法。先秦儒家礼育思想自身所具有的合理内涵为其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传承依据,人民大众的价值认同为其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普遍的文化心理基础,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为其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社会现实基础。实现先秦儒家礼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需要革故鼎新,优化礼的作用场域;与时俱进,注入时代发展元素;优化整合,构建现代礼仪教育体系。实现先秦儒家礼育思想在大学生礼仪教育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进一步弘扬其以仁、敬、和为核心的礼义精神,赋予其具有时代特征的礼仪规范,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当代大学生礼仪教育需要积极建设礼仪课程,系统设计校园仪式,制定完善规章制度,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徐文粉^[8]（2017）在《十八大以来国内“全面依法治国”研究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党的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已成为近几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学界主要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背景、内涵、逻辑关系、意义、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今后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要深化对其背景、内涵以及逻辑关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理论解读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研究视角上要注重国内视角与国际视角的结合。

刘法杰^[9]（2011）在《孟子“善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又一位杰出的儒学大家。其思想博大精深,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其“善政”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转变,孟子的善政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德治要求之间产生了契合点。可以说孟子的善政思想对当代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是当代中国善政、善治等思想的源头。本文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从社会、文化和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等三个方面来阐述孟子“善政”思想的渊源。第三部分论述孟子“善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挖掘孟子“善政”思想的人性基础,通过“孟子道性善”来推衍“性善论”的核心思想,进而分析“性善论”与“善政”之间的关联。其次厘清孟子“善政”思想的原则——民贵君轻。最后阐述“善政”思想的核心,即经济上主张惠民,恢复井田制,让人民有土地耕种,同时“制民之产”发展个体经济,通过富民来实现富国。通过轻徭薄赋、农商并重保护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政治上提倡“以德行仁”、“以民为本”、“尊贤使能”的王道政策。文化上标榜善教,教民孝悌明人伦、为政者效法先王治国之道。第四部分探讨了孟子“善政”思想的优越性和理想性。第五部分探寻了孟子“善政”对构建当代“善治”社会的启示。

王传林^[10]（2011）在《论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运行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述学”、“明变”、“求因”为写作运思之基本路径,旨在从西汉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维度予以审视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通过对《春秋繁露》、《士不遇赋》等相关作品的深度研究,力图对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运行机制从动态的角度做一次较为系统的剖析。同时,尝试运用“技术化处理”的方法,即图示化、逻辑化、表格化等,力求对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本文逻辑结构与理路之展开,主要有绪论、分论与总论三个主要部分。绪论主要简述了自汉到今,后世学人对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基本情况。分论主要论述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基本建构与运行机制、理论特征与历史影响。总论简要概述了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特性与起伏跌宕的人生悲剧之成因。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经过董仲舒的丰富与拓展,基本适应了西汉维护君主集权专制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且更加直接地完成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成为引导及影响君主集权专制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董仲舒及其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的特色在于融汇诸子、弥纶众言,其理论既呈现出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继承和超越,又呈现出体系化与包容化的基本特征。概之,做为传统儒家道统中的重要一环,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承继了前人之哲思而且对后世学人也多有启发。尤其是他极力宣扬的“大一统”、“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天谴论”等思想,不仅为西汉与此后历代王朝的政治伦理规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范式,而且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从另一种视角论“以德治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另一种视角论“以德治国”（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落实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3）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4）典型政治的视觉建构 ——《人民画报》典型人物的媒介呈现研究（1950-1966）（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大学生礼仪教育研究 ——基于先秦儒家礼育思想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8）十八大以来国内“全面依法治国”研究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9）孟子“善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运行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另一种视角论“以德治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基层公务员道德责任落实机制研究[D]. 唐楚茵.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3]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4]典型政治的视觉建构 ——《人民画报》典型人物的媒介呈现研究（1950-1966）[D]. 王韵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8)
• [5]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研究[D]. 邹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当代大学生礼仪教育研究 ——基于先秦儒家礼育思想的思考[D]. 王长恒.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8]十八大以来国内“全面依法治国”研究回顾与前瞻[J]. 徐文粉.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7(03)
• [9]孟子“善政”思想研究[D]. 刘法杰. 湖北大学, 2011(07)
• [10]论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及运行机制[D]. 王传林. 黑龙江大学,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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