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分析及防控措施探讨

一、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毛和荣^[1]（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余泱川^[2]（2012）在《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着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着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着、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着作；着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着、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着、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着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着。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着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着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郭佩霞^[3]（2007）在《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文中认为贫困一直是困扰凉山彝区社会发展的难题。随着形势变化,彝区贫困问题日益复杂化,政府反贫困工作也越来越艰巨。深入研究这一地理、人文都颇具特色的地域贫困与反贫困,便成为探讨彝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学术界甚少涉足该领域。因此,笔者欲在回顾彝区政府反贫困历史与考察贫困现实的基础上,结合特定时期民族发展要求与发展内涵,捕捉凉山彝区独立个性,并从新的视角特别是民族文化角度重新审视其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从而构建一个切合地域特性的政府反贫困框架。全文由六章组成,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导论。陈述论文选题背景、意义及研究目的;按照社会学分析框架述评民族贫困的相关研究状况;介绍论文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提出论文的前提假设、逻辑思路和文章结构,并列举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民族贫困问题的一般分析。该部分主要由梳理、归纳各学科视野中的贫困理论入手,探悉“贫困”与“民族贫困”内涵,并根据“民族贫困”内涵选取切合彝区地域特性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与方法。第一节,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学科角度探讨其各自的贫困理解,同时回顾了反贫困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并简要概括了各种理论的贫困消除路径主张。第二节,通过学科视野中的贫困解读导出“贫困”内涵和“民族贫困”特殊内涵:贫困是客观存在的非自愿社会现象,它是动态层递过程,在不同阶段和地区有不同特点,主要起消极影响,其基本特征是社会公认的匮乏并体现为生理形式和社会形式的剥夺;“民族贫困”除了具备一般“贫困”内涵外,还具有特殊的主客观构成要素,它以民族关系为依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三节,由“民族贫困”的特殊内涵导出适用于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文章在简要梳理经济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社会学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特点,并具体到民族贫困研究的经济社会学重点:在静态性和分类性等形式主义研究基础上,以民族文化氛围为轴线,关注历史累积变迁过程,主张形式分析与历史描述的结合,强调习惯与社会规范、集体意识与行动、行动主体的互动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等。第三章,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历史回顾（1950-2000）。文章分别介绍了1956年前、1956-1978、1978-2000三个阶段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历史背景,包括社会结构与分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经济基础等,在此基础上,进而从政府和社会力量两大反贫困主体,对1950-1978、1979-1985、1986-1993、1994-2000年间凉山彝区反贫困进程和模式进行了简要归纳、评论,指出彝区反贫困历史演进具有下述特点:（1）地区间贫困消除的非均衡性;（2）反贫困演进中的典型外源型;（3）地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深远性。由此,文章提出,从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引导“家支”组织使其成为民间反贫困主导力量是地域性要求;应在增加扶贫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引入地域差异指标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政府主体应与社会力量形成和谐互补;置贫困人口与扶贫主体于同等地位的政府反贫困行动更有成效;彝区政府反贫困需要注意政策衔接过渡选择。第四章,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现实考察（2001-现在）。这一部分主要按照作为过程的贫困、作为行动的政府反贫困和作为互动的政府反贫困三大板块,分别论述2000年后彝区贫困状况、特点、趋势、原因和政府反贫困行动内容、运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取了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节,从地缘维度出发,分布论述低坝区、二半山区、高山区的贫困状况,重点考察社区、住户、资源三个方面的贫困特点,指出彝区贫困发生深度和政府反贫困难度先后顺序为高山区、二半山区、低坝区;文章进而分别就彝区三个地带的贫困变化特点进行归纳,得出结论:低坝区贫困有程度深化、结构年轻化、复杂化趋势;二半山区贫困有政策性分化、女性贫困人口淡化特性;高山区贫困具有程度深、政策分化显着特性。文章在此分析基础上得出彝区三个地带贫困发生原因分别是:低坝区-土地短缺、人口素质低下、扶贫政策误区;二半山区-环境恶劣、因病致贫、宗教性支出庞大;高山区-环境恶劣、人口素质低下等综合性原因。第二节,作为行动的政府反贫困解读。文章在回顾彝区反贫困的政策性保障,包括财税优惠政策、产业发展政策、扶贫开发政策、开放联合政策的基础上,分别评析了它们的作用,指出当前的政策体系在反贫困目标上还欠完善;提出当下彝区贫困线确定和目标瞄准设计与地域特性有所偏差,不仅绝对贫困线标准过低、评价指标单一,而且低收入线也存在问题,这导致彝区政府反贫困“瞄而不准”现象发生;然后,文章对彝区政府反贫困的主要内容和取得成就进行简要梳理,并重点评析扶贫管理体系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指出其因循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系统多年来的管理模式,该管理模式存在诸多缺陷。第三节,作为互动的政府反贫困解读。该部分主要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贫困社区、政府与NGO三大关系分析入手,在简要回顾其各自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缺乏市场化运作;政府过分注重其主导作用的发挥从而忽视了社区贫困人口的参与性;彝区政府与NGO之间合作领域过于狭窄,二者间缺乏有效互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彝区今后政府反贫困行动需要强化上述三者间的互动性。第四节,彝区政府反贫困现实问题分析。该小节具体分析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中的三大突出问题,即文化冲突、生态建设与产业转型矛盾、扶贫资源分配与管理不当,并进而论述其在扶贫行动中的具体表现。文章指出,政府扶贫行动漠视了彝族贫困人口的智慧和地方性知识的应用;开发式扶贫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彝区“环境-贫困”恶性循环;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彝族贫困社区居民生计造成困扰;扶贫管理体制造成政府反贫困资源浪费和分配偏差。第五章,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历史演绎。本章立足于第三、四章彝区贫困与反贫困的历史与现实考察,引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提取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历史差异、现实共性与个性,从而为构建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框架做铺垫。第一节,从宏观环境局势、微观社会氛围、利益群体格局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所面临的历史性差异,指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增长方式转变、生态环境政策出台、地区性照顾政策调整是今后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之宏观环境与历史相区别所在,它们都对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形成了较大冲击。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彝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入手,指出当下彝区处于“多元复合”的微观社会氛围之中,传统文化调适能力降低、毒品问题猖獗、“家支”盛行是其基本特性;除了文化氛围外,彝区政府反贫困的微观社会氛围还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稀缺等。最后,文章指出,当下彝区利益群体格局已不是改革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结构,尽管其社会具有浓厚的“身份制”分层特点,但利益群体格局已围绕十大阶层而构建,其中,“家支”又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利益群体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第二节,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三个方面分析彝区过去与现在政府反贫困行动所面临的共性,指出当下彝区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落社会,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缺乏流动;血缘关系是主导性社会关系,“家支”在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内维护着社会秩序,是彝区具有现实意义的功能性群体;传统的宗教信仰仍然是彝族民众日常生活之重心;“德古”等精英阶层是彝区自然权威的归集,在社区生活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宗教性、礼俗性、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仍然是彝区社会基础的概括。第三节,从彝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调适归纳当下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之独立个性,即传统与现代之冲突。文章在阐述彝文化衰退和张力膨胀的具体表现基础上指出,现代化不是对个性的泯灭,政府反贫困要力戒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它应立足于民族文化土壤。第六章,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的理性选择。这部分内容主要从反贫困民族文化资源整合和地缘维度的反贫困立体行动两大板块来设计彝区富有特色的政府反贫困行动框架。第一节,政府反贫困与民族文化整合。该小节在界定“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并梳理了彝区“贫困文化”:重名轻利、安于现状、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过度嗜酒、厚死薄生、思维僵化和一些陈规陋习,指出彝区“贫困文化”是彝人对环境适应的结果,它不是彝人之天性。进而,文章基于反贫困视角,提出消除“贫困文化”必须实现彝文化的现代转型,具体措施包括:改善彝区物质条件,发展教育和信息交流,倡导民族文化自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最后,文章从彝文化现代转型和反贫困视角,指出政府反贫困行动必须和彝文化互动,包括:在政府反贫困管理机构设计中引入“家支”组织;借助彝区自然权威推进扶贫行动;利用地方性知识设计扶贫项目;彝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并具体梳理了彝文化中可与经济相嫁接的因子且分别就其开发提出对策建议。第二节,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框架设计。本部分从彝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重构、地缘维度的反贫困主导行动立体建构、反贫困辅助行动选择三个方面设计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框架。在目标瞄准机制上,文章指出,当下彝区穷人识别机制过于软弱、贫困指标体系也不符合彝区社会,建议在今后彝区贫困线确定方法上增加返贫率、面积等变量;在穷人识别指标体系中增加土地指标和性别敏感指标;建立允许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强化扶贫工作者的穷人识别培训。在政府反贫困主导行动立体建构方面,文章从地缘维度出发,指出彝区三个地带的政府反贫困行动重点:低坝区-开展就业扶持、职业培训、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救济式投入;二半山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灾害救助、消费引导和引进妇女反贫困项目;高山区-开展移民扶贫、牧林扶贫、外贸扶贫工程。在政府反贫困辅助行动设计上,文章针对彝区毒品泛滥和基层政权建设缺陷,分别进行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设计,指出彝区应以彝族阻隔吸毒社会仪式活动开展禁毒运动;从规范乡镇政府职责、依托彝区自然权威强化乡村治理和增强乡镇财权三个方面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所涉及到内容是如此庞杂,加上可参阅的资料不多,系统地研究彝区贫困问题,其难度之大超过笔者预想。尽管如此,本文仍然在下述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研究:1、社会学的贫困分析框架。将凉山彝区贫困分解为过程、互动和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板块,重点关注贫困与反贫困基础、贫困的发生与再生机制、反贫困的多维主体探讨等问题。2、多学科视野与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本文将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问题的分析起点延伸到1950年。这一起点选择,充分考虑了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等对贫困的影响。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分析,深入把握凉山彝区贫困与反贫困的历史性因素。3、重视民族文化处理。就民族文化与贫困的这一互动研究来看,本文在倡导民族文化尊重与自觉的基础上,其贡献主要包括:梳理彝族“贫困文化”;阐释彝族“毕摩”文化、“家支”组织等资源与反贫困的互动;在文化变异和衰退的宏观背景中探讨彝文化的现代转型。4、地缘维度的政府反贫困行动体系建构。文章在构建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时,分别根据低坝区、二半山区、高山区地理人文差异和贫困特性设计政府反贫困行动框架。此外,除了主导性反贫困行动设计外,文章指出,彝区政府反贫困行动必须开展富有地域色彩的禁毒运动,并强化彝区基层政权建设,建议增强彝区自然权威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5、贫困线与目标瞄准设计。本文在分析彝区特性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彝区政府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提出在现有基础上引入土地、性别等指标,并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贫困识别机制。6、重视反贫困与环境建设的互动性。文章深入分析了彝区环保政策的贫困影响,指出今后彝区应发展环境-贫困项目,并就二者之互动性进行了探讨。

黄由芬,周光成,李增光^[4]（2000）在《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 ] 为探索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及防治对策。 [方法 ] 收集 1994～ 1998年医院病例资料 ,并作 1999年现状调查 ,运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和规范管理 （GMP）方法实施防治对策 ,作效果观察。 [结果 ] 误诊病例多 ,铁路流动人口多 ,菌痢传入机会频率高 ,环境卫生质量差 ,是报告发病率高的原因 ,运用HACCP和 GMP方法后 ,误诊率由原来的 42 %下降到 8% ,发病率 （6 8.34/10万 ）比前五年年均 2 12 .5 /10下降了6 7.8%。 [结论 ] 诊断欠规范、误诊病例多 ,是报告发病率的关键因素 ;其次为铁路客运从业人员接触传染机会多、流动人员多 ,运用 HACCP和 GMP管理方法能够有效地控制急性菌痢的高发病率。

二、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论文提纲范文）

（3）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2]广东当代中医学术史研究（1949至1979年）[D]. 余泱川.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09)
• [3]凉山彝区政府反贫困研究[D]. 郭佩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07(04)
• [4]湘南铁路地区急性菌痢高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J]. 黄由芬,周光成,李增光. 实用预防医学, 2000(06)

标签：中医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中国凉山论文;  文化扶贫论文;  中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