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子政务的脚步——中国电子政务历程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张锐昕,钟芸,于锦文[1](2021)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政务建设20年:回顾及反思》文中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政务建设历经起步准备、快速发展和持续完善阶段,在基础设施、法制化、管理体制改革等基础条件建设,以及管理、服务、数据平台和智慧城市等系统资源建设与应用方面取得了成效。反思20年建设实践,解决电子政务的特殊性及与国家电子政务的契合性问题至为关键,实现自身电子政务的整合联通及与国家电子政务的整体接轨紧迫重要,皆为保障电子政务避免合法性危机、成为合理性存在并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政务建设需要重视解决自身的顶层设计、标准规范和平台一体化建设问题,以及在对标国家兼关顾区情、放眼国际并锚定区域、先行内部统筹而后与外部对接等方面付诸努力。
余紫垠[2](2021)在《省级政府部门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研究》文中提出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各个国家积极探寻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政务服务等方面融合的新突破,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新时代。各国相继制定数字政府发展战略,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政府信息系统建设。但是政府信息化高增长背后伴生着高失败率,导致政府IT投资效果不理想和财政资源浪费严重,信息技术治理的相关论述引起学者和行政人员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良好的信息技术治理机制能有效提高IT项目投资效果,而信息技术治理的核心就是对IT投资决策的治理。但由于政府的权力特征和多变的管理方式,导致政府IT投资决策模式及其演化实践仍处于黑箱中,阻碍了信息技术治理对政府IT投资效果影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本文尝试从决策主体及结构、决策流程和决策权配置方面剖析我国省级政府IT投资决策实践,揭开我国政府IT投资治理的黑箱,提高政府IT投资效果。本研究以权力寻租理论、信息技术治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指导,首先根据公开资料、访谈记录分析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三十年的政策法规、互联网技术发展情况及公众政务服务需求变化情况,梳理出地方政府IT投资发展的四个阶段;其次,运用多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从45个省级政府信息化项目案例中总结出四种政府IT投资决策模式,并详细剖析了每种决策模式的决策主体、决策流程及决策权配置方式;最后,通过案例统计发现四种IT投资决策模式与四个IT投资发展阶段具有对应关系,据此分析省级政府IT投资决策模式的演化规律,构建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模型。此外,本研究总结政府IT投资决策的经验教训,提出政府IT投资决策实施原则。笔者对IT投资决策模式及演化规律的分析,有力的回答了我国政府IT投资决策模式“是什么”的问题,帮助政府以史为鉴完善IT投资决策治理机制。本研究从政府部门IT投资视角回顾我国政府信息化发展阶段并构建政府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阶段模型,不仅有助于分析新形势下的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挑战,而且总结政府IT投资决策的经验教训,对未来完善政府IT治理提供实践指导。此外,本研究基于中国特殊政治背景,探索有别于西方的政府IT投资决策实践,为信息技术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和理论解释,丰富国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赵雪婧[3](2021)在《政务微信的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基于“北京发布”与“上海发布”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丁依霞,郭俊华[4](2021)在《中国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20年:一个系统性分析》文中认为系统梳理电子政务服务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反映学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也对实践活动起反思和指导作用。本文基于5W1H1P分析框架,从创新主体、创新内容、创新过程、创新原因、创新绩效、创新地点和创新历程7个方面对该领域的243篇CSSCI文献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由此勾勒出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的基本图景。总体来说,20年来学者们关于电子政务服务创新不同层面的研究不仅为更好理解政府创新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解读和分析,同时对进一步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于丽春[5](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研究表明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高斯芃[6](2020)在《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公共管理的热门领域,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则是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前沿课题与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网络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此,扎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实践,系统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逻辑内涵、演进机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为研究对象。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务服务领域的重要体现,强调政府部门坚持“人民满意”的价值取向,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服务模式、健全运行机制、创新行政手段,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与实体政务大厅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途径,面向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快捷便利、公开透明的政务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在政务服务领域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在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进行的一项以系统性与动态性为显着特征的整体性工程和全面性改革。广义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具有明显的生态性。本研究以构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为主线,按照“两个理论、一个模型、逐步具象”的思路渐进式展开。全文共分为七章,研究内容逐步深入、逐步具象:首先,阐释整体政府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关系,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进而,探究“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形态及进化机理,构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进而,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系统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的阶段性逻辑,并对生态进化趋势进行验证;进而,在确定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具象化研究,得出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全要素具象化形态;最后,提出基于模型的实践启示。本研究立足国情,在更多强调改革实践的背景下,旨在一定程度弥补“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中全要素关联模型及成熟度等级模型的学术研究不足,以及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中生态性思维的学术研究不足,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三点研究成果:第一,探索了一个理论研究视角。紧密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自身特点,通过跨界的研究思维,将生态系统理论植入到“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过程中,这是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一大创新。在生态视域的内蕴特征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审视相契合的背景下,提出利用生态系统方法论中的生态因子、时空结构、共生及协同进化等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辅助深度剖析“互联网+政务服务”逻辑内涵、成熟度等级、优化路径等内容,不仅有助于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拓宽了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思维宽度,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第二,延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理论模型研究。完成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建模,明晰了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系统阐释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逻辑内涵、演进机理及发展趋势。首先,通过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因子、生态结构、共生及协同进化机制以及目标、特征、功能等进行深入分析,解析“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基本形态;通过形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的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解析模型的动力机制及政策整合、结构整合、文化整合、信息整合的进化趋势。即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视域下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为模型研究的动力机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模型构建的方法论,提出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其次,借助生态位优位差异与能力成熟度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CMM),将生态进化阶段与模型成熟度等级相匹配,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的阶段性逻辑,同时基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连续5年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以及3个典型建设案例的分析对生态进化趋势进行验证。为系统地、发展地看待“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丰富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方法工具。形成了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明晰了组成“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全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从而确定发展路径,这是将学术模型应用于指导实践的一种创新探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理论研究成果与指导实践相结合,丰富“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方法工具,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关注。基于模型构建、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分析,进而从政府供给侧视角,基于NVivo对检索、筛选出的有关电子政务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整体性建设指导的11份政策文本进行质性研究,完成模型第一、二阶段的具象化分析;从公众需求侧视角,基于 SPSS 及 LISREL,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公众接受模型,完成模型第三阶段的具象化分析。以“供给侧+需求侧”双视角以及“纵向静态完整性+横向动态发展性”双维度的模型具象化形态研究,为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提供了方法工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取向、“生态思维”为根本遵循、“环体因子”为建设基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对策建议。
朱琳,刘雨欣,顾文清[7](2020)在《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电子政务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子政务政策分析对于推动政府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选取1992-2020年间122份中央层面的电子政务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从高频主题词、政策聚焦点等角度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电子政务政策经历的各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政策特征,电子政务的发展从信息发布、信息共享到数据开放、数据资产化转变,从碎片化向一体化、平台化发展,展示出从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全面建设转变的变迁逻辑。
吴嘉臣[8](2020)在《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而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核心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之举。根据《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9)》内容,甘肃省省级层面推进政务事项网上办理方面在全国排名较后,存在一定问题和改进空间,所以对其进行研究,以求探索提升网上办事效率的措施。在分析甘肃省省级层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实际情况基础上,通过查阅文献、请教导师等方式,首先,确定了以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作为本文理论基础指导写作。其次,从《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9)》中选取与网上办事效率内容最为契合的办事指南发布情况、事项办理深度、网办效率、便民利企四个评价指标对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现状进行评价。再次,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结果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与负责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的工作人员访谈,找出存在的缺少专门负责机构、事项审批服务不到位、存在“信息孤岛”和政府投入不足等4方面影响因素。最后,将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与问卷、访谈情况结合分析,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得出以下措施:建立专门统筹机构、增加政府投入、提升数据共享使用水平、提升后台事项审批速度、以达到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及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提升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并提出建立大一统政务服务平台承载所有网办事项以倒逼上述措施有效实施,采用前沿技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蛙跳式”赶超。此外,本文还提出要挖掘网上办事结果蕴含的数据价值,助力政府决策和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
黄玉辰[9](2020)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研究 ——无缝隙政府理论之视角》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于此建构“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改革新路径,识别和回应人民需求,倒逼各级政府实质性地推动“放管服”改革,充分挖掘信息技术的潜能,提供更加人性化、多元化的政务服务,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政务流程再造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推手,以公众为核心,对政府内部流程和面向公众的服务流程进行再造,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全国“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当前江西省已经进行了多轮次的政务流程再造,以“一次不跑”为牵引,进一步激发各职能部门的创新动力,聚焦江西省“放管服”改革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大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水平。但当前江西省的政务流程再造仍然存在具体业务流程太繁琐、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基层服务能力滞后等问题,亟待发现存在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对策。本文综合采用访谈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放管服”改革中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为研究对象,运用无缝隙政府理论,从中提取两个价值导向以及公共组织流程再造的七大原则为关键点,构建了一个“主体—问题—治理”的分析框架,剖析政务流程再造存在的思想观念、横向部门、纵向层级、信息技术以及操作层面等五维治理缝隙及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跨部门式流程再造、打造五级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等路径以推动政府内部的无缝化,从复杂事项的流程优化、“全生命周期式”整体流程再造、流程标准化建设等路径以促进政府与公民的无缝化的若干对策建议,最终形成“双轨多维度”的政务流程再造路径,以期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
张贝尔[10](2020)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中国“互联网+”国策的明朗,电子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帮助政府履职方面作用明显,不可替代。得益于政府的独特地位、丰富资源和巨大权能,以及互联网的强大场域,电子政府的施用已然从政府及其服务和监管对象范畴扩展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凸显出规范其言行、限制其权力以及监控其执行的必要和重要。为此,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还需要提高电子政府自身的信用度,并加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力度,以此为“互联网+各行各业”和“互联网+行政”创设安全可靠的信用环境。作为电子政府构建亟待突破的障碍因素之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涵义既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又可从多种层面来解读。首先,从技术、组织、关系等方面来理解电子政府信用,把电子政府信用理解为多方面信用的集合,如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信用,政府的信用及其内外部关系的信用等。其次,可以从伦理学、经济学、法学、人机工程学等层面来解读电子政府信用。从伦理层面,电子政府信用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在其内网、外网和互联网上“诚实无妄、信守诺言、言行一致”履行职责,涉及道德、职业精神、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等,是政府处理内外部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和践约行为。从经济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守信践诺,在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以更低成本、更高质量和绩效令公众满意。从法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电子政府中工作的、与电子政府打交道的和享受电子政府服务的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二是指各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因此,电子政府信用应要求电子政府持有诚信、善意、不欺诈的主观态度,没有伪装的客观事实,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利益。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府实施诚信行为的一种反馈或评价。从人机工程层面,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包括技术、网络和设施的信用,电子政府系统的信用,以及政府本身的信用。上述信用关系的承载者和信用活动的行为者遍及政府、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私人组织。由于这些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各自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追求利益的“经济人”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失信行为的泛滥必定表明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从而使经济人发现选择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有利可图”,可见,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中涉及的众多信息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使电子政府信用受累于目前缺乏制度建设和规则约束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尤其是在电子政府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产品,依赖网络及其他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我国在信息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方面严重依赖国外的现实境况无疑令电子政府信用保障形势严峻。基于电子政府信用的量化和可操作,遵从集合的确定性、互异性、无序性原则,可以基于信息的观点将电子政府信用集合中的元素归类为信息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信用、信息人信用。可将这五个组成元素作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模型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基于技术和管理参数将这五个组成元素归类为技术型要素和管理型要素。其中,技术型要素包括信息基础信用中的硬件环境基础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而管理型要素涵盖信息基础信用中的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信用和信息人信用。在五个基本要素中,信息人信用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可以获取大量有关自身、其他政府及其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状况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还混杂有主观的成分,需要政府在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深入挖掘、辨识和使用,如何确定数据信用以及保证据此做出的管理和决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取决于政府的能力,所以,政府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与企业和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公众虽不是信息基础、信息平台、信息系统的直接建设者和运维者,却因广泛渗透与频繁使用信息基础、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而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信用主体。进一步地,本文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管理型信用要素部分解构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信息人和信息信用,并基于“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予以分别建构,搭建起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整体性框架结构。最后,分析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打造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此外,本文在对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吉林省信用评估中心以及负责吉林省信用信息平台搭建的祥云科技公司等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吉林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信用数据来源,验证了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其现实构建的难题和策略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文献研究和积累方面看,国内尚没有关于电子政府信用体系这一论题的研究专着,也鲜见有学者和专家对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部分成果概念繁杂,没有结合电子政府的特征进行界定,难免顾此失彼,层次不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府信用”、“政府公信力”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信用的内涵和外延,很少有人以“电子化”和定量化的视角去分析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逻辑内涵。本文通过对电子政府信用内涵的多方面、多视角阐释,以及对电子政府信用的构成要素的概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电子政府信用概念模糊和难量化的问题,创新性地阐释了电子政府信用的核心思想。第二,本文提炼出电子政府信用构成的五大要素:信息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平台信用、信息基础信用和信息系统信用,明确解析出的电子政府信用涉及到电子政府的软硬件环境、平台、系统、信息、人等多方面信用,相应地,牵涉到其各个构成要素的构件、结构、关系、流程、权限、结果等各个层面或环节,指出其体系构建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关涉社会公众对与之相关的所有信用主体的多方面、各层面、全流程的诚信行为实施的反馈或评价,由此要求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必须兼具平台性和延展性、生态性和合作性、创新性和革命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等特征。这些研究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具体化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第三,本文依据“目标定位——顶层设计——保障机制——运行模式”路径对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进行逻辑设计,创造性地提出行政生态环境基础信用的基本样式,凸显出其构建目标的具体化与可行性,旨在填补战略目标和具体样态之间的间隙。基本样式是由宏观至具体的设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有力保证总体目标定位与具体任务实现之间的关联、匹配和衔接,进而为其他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组成要素提供构建前提。考虑到信用难得易失,失去又很难恢复,且信用体系构成要素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令电子政府信用减量、受损甚至失去,以致影响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和普及深化,为保证电子政府信用不因一时一事被破坏或毁掉,除了利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五大要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之外,还必须保证所有应用电子政府功能和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人和组织都能从中体验到电子政府言行的守信践诺,并分享到电子政府及其信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不但要借助与各类组织的合作持续完善电子政府信用体系,使其渐趋系统和完整,同时,以政府为代表的信用主体还要进行经常性的诚信宣传教育,实行常态化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诫,以及加强个体乃至全社会的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以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引导个人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是正途和根本,只有做到人人讲信用、所有组织都讲信用,诚信社会才有建立根基,诚信国家形象才有望树立。
二、电子政务的脚步——中国电子政务历程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子政务的脚步——中国电子政务历程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政务建设20年:回顾及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发展历程回顾 |
(一)起步准备阶段(2000-2004年) |
1.基础设施和系统资源建设重点:政府入口网站和部门信息服务 |
2.法制化建设重点:《电信纲要法》及相关指导文件 |
3.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机构重组与跨部门协作 |
(二)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1年) |
1.基础设施和系统资源建设重点:电子化服务网站和跨部门信息系统 |
2.法制化建设重点:信息安全法律及政策规范指引 |
3.管理体制改革重点:重组新设服务中心及专责部门 |
(三)持续完善阶段(2012-2020年) |
1.基础设施和系统资源建设重点:服务点自助服务机和移动应用程序 |
2.法制化建设重点:《网络安全法》和发展规划 |
3. 管理体制改革重点:设立智慧城市发展专责委员会和网络安全事故预警及应急中心 |
二、实践反思 |
(一)顶层设计方面 |
(二)标准规范方面 |
(三)平台一体化方面 |
三、对策建议 |
(一)顶层设计实现:对标国家兼关顾区情 |
(二)标准规范厘定:放眼国际并锚定区域 |
(三)平台一体化建设:先行内部统筹而后与外部对接 |
(2)省级政府部门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创新点 |
1.4 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权力寻租 |
2.1.2 信息技术治理(ITG) |
2.1.3 公共选择理论 |
2.2 政府信息化发展阶段研究综述 |
2.3 IT投资决策研究综述 |
2.3.1 IT投资决策方法研究 |
2.3.2 IT投资决策模式研究 |
2.3.3 IT投资决策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
2.3.4 IT投资决策模式研究评述 |
第三章 政府IT投资发展阶段 |
3.1 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
3.2 通用业务系统建设阶段 |
3.3 专用业务系统建设阶段 |
3.4 统筹集成阶段 |
3.5 政府IT投资发展阶段总结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对象 |
4.2 调研方法 |
4.3 数据分析 |
第五章 省级政府部门IT投资决策模式研究 |
5.1 模式A |
5.1.1 模式A的决策主体及结构 |
5.1.2 模式A的决策流程 |
5.1.3 模式A的决策权配置 |
5.2 模式B |
5.2.1 模式B的决策主体及结构 |
5.2.2 模式B的决策流程 |
5.2.3 模式B的决策权配置 |
5.3 模式C |
5.3.1 模式C的决策主体及结构 |
5.3.2 模式C的决策流程 |
5.3.3 模式C的决策权配置 |
5.4 模式D |
5.4.1 模式D的决策主体及决策结构 |
5.4.2 模式D的决策流程 |
5.4.3 模式D的决策权配置 |
第六章 省级政府部门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与实施原则 |
6.1 政府决策模式与IT投资的共同演化 |
6.1.1 模式A与IT基础设施建设 |
6.1.2 模式B与通用型业务系统建设 |
6.1.3 模式C与专用型业务系统建设 |
6.1.4 模式D与政府一体化项目建设 |
6.1.5 政府决策模式演化模型构建 |
6.2 决策模式-IT投资特征的匹配与投资效果 |
6.3 政府IT投资决策实施原则 |
6.3.1 用户参与决策原则 |
6.3.2 权力与知识-能力匹配原则 |
6.3.3 权力与责任匹配原则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2.1 研究局限性与不足之处 |
7.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中国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20年:一个系统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研究设计 |
1.1 分析框架 |
1.2 数据来源与编码过程 |
2 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的基本情况 |
3 基于5W1H1P的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议题分析 |
3.1 Who:创新的实施主体 |
3.2 Where:创新的发生地 |
3.3 What:创新的主要内容 |
3.4 When:创新的演进历程 |
3.5 Why:创新的影响因素 |
3.6 How:创新的过程及发生机制 |
(1)顶层设计和地方试点相结合。 |
(2)省级统筹是电子政务服务的主流发展趋势。 |
(3)数据共享与数据开放是电子政务服务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 |
(4)技术创新和技术管理标准是电子政务服务创新发展的 |
3.7 Performance:创新的影响及评估 |
4 研究总结与未来进路 |
4.1 研究总结 |
4.2 未来进路 |
(5)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述评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三)协同学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节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一)目标不一致 |
(二)行动不一致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一)政治维度 |
(二)经济维度 |
(三)社会维度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一)组织载体 |
(二)运行前提 |
(三)技术支撑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一)合作需求 |
(二)合作困境 |
(三)生成逻辑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启示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在线政务服务有关研究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关研究 |
三、“互联网+政务服务”建模有关研究 |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有关研究 |
五、现有研究总体评述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整体政府及生态系统的理论溯源 |
第一节 整体政府理论基础 |
一、整体政府理论起源与内涵 |
二、整体政府改革兴起动因 |
三、整体政府范式 |
四、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 |
第二节 整体政府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分析 |
一、价值取向相耦合 |
二、知识结构相耦合 |
三、要义特征相耦合 |
第三节 生态系统理论基础 |
一、生态系统基本含义 |
二、生态系统衍伸含义 |
第四节 生态系统理论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耦合分析 |
一、生态视域的内蕴特征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审视 |
三、生态系统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视界融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建模 |
第一节 “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形态探究 |
一、“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因子 |
二、“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结构 |
三、“互联网+政务服务”共生及协同进化机制 |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的目标、特征及功能 |
第二节 基于整体政府观的生态系统进化机理探究 |
一、行政体制改革语境中的整体政府观 |
二、基于整体政府最佳实践模式的动力机制 |
三、基于整体政府基本特征的进化趋势 |
第三节 模型总体构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模型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分析 |
第一节 进化阶段即成熟度等级界定 |
一、进化阶段界定 |
二、成熟度等级匹配 |
第二节 生态进化即成熟度等级演进逻辑 |
一、“供给侧优位”阶段即初始级 |
二、“供给侧+需求侧优位”阶段即受管理级 |
三、“需求侧优位”阶段即优化级 |
第三节 进化趋势验证 |
一、基于评估结果的趋势验证 |
二、基于案例研究的趋势验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分析 |
第一节 供给侧分析视角 |
一、政策文本质性研究设计 |
二、生态因子提取 |
三、文本深度遍历 |
第二节 需求侧分析视角 |
一、公众接受模型定量研究设计 |
二、结构方程与数据检验 |
第三节 模型全要素具象化形态 |
一、生态因子具象化形态 |
二、模型总体具象化形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模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启示 |
第一节 “人民满意”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价值取向 |
一、贯穿生态进化全过程 |
二、影响生态因子全链条 |
第二节 “生态思维”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根本遵循 |
一、把握生态系统构成以全面破解建设难题 |
二、尊重生态进化规律以稳步推进建设步伐 |
第三节 “环体因子”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基础 |
一、坚持网络基础设施的集约性与普惠性 |
二、坚持法律标准体系的完备性 |
三、坚持网络信息安全的可靠性 |
四、坚持信息技术赋能的敏锐性 |
五、坚持服务供给评价的规范性 |
六、坚持创新应用扩散的针对性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回顾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公众接受“互联网+政务服务”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7)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电子政务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研究文献综述 |
(一)政策变迁的研究 |
(二)政策变迁的研究方法 |
(三)电子政务领域政策变迁研究 |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基础 |
(一)研究方法 |
(二)数据基础 |
三、中国电子政务政策变迁 |
(一)政策间断松散期(1992-2001年) |
(二)政策发布低密集期(2002-2014年) |
(三)政策发布高密集期(2015-2019年) |
(四)政策发展新时期(2020年起始) |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
(一)研究结论 |
⒈电子政务政策的发文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
⒉电子政务政策的高频关键词变化关联性和承接性较强 |
⒊电子政务政策聚焦点转变阶段性特征明显 |
(二)结语 |
(8)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主题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互联网+政务服务 |
2.1.2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 |
2.1.3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
2.2 理论基础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2.2.3 数字治理理论 |
第三章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现状评价 |
3.1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历程回顾 |
3.1.1 第一阶段: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推进网上办事阶段 |
3.1.2 第二阶段: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网上办事阶段 |
3.2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现状 |
3.2.1 总体概况 |
3.2.2 多部门共同协作机制 |
3.2.3 基本建成省级政务服务平台 |
3.2.4 稳步推进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
3.2.5 网上办事效率在全国处于偏下水平 |
3.3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现状评价 |
第四章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4.1 基于问卷调查的网上办事效率影响因素梳理 |
4.1.1 组织机构情况 |
4.1.2 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易操作性 |
4.1.3 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服务情况 |
4.1.4 政府投入情况 |
4.2 基于问卷调查的网上办事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2.1 调查问卷设计及发放情况 |
4.2.2 问卷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
4.2.3 问卷结果的回归分析 |
4.3 基于问卷调查的网上办事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结论 |
4.3.1 缺少专门统筹负责机构降低工作效率 |
4.3.2 事项审批服务不到位 |
4.3.3 “信息孤岛”阻碍数据共享使用 |
4.3.4 政府投入不足 |
4.4 影响因素未能较好提升网上办事效率的原因分析 |
4.4.1 机构改革中未能统筹考虑“互联网+政务服务”组织机构 |
4.4.2 责任担当意识缺失 |
4.4.3 部分用户不熟悉网上操作 |
4.4.4 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
4.5 访谈情况 |
第五章 国内外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经验及启示 |
5.1 国外经验 |
5.1.1 美国的“三位一体服务” |
5.1.2 日本的网上行政审批流程再造 |
5.1.3 新加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经验 |
5.2 国内经验 |
5.2.1 上海“一网通办”服务模式 |
5.2.2 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 |
5.3 借鉴启示 |
5.3.1 需要专门负责网上办事的组织机构 |
5.3.2 建设综合服务平台为载体 |
5.3.3 扩大政务服务事项范围 |
5.3.4 以信息资源共享应用为数据支撑 |
5.3.5 提供一站式服务 |
5.3.6 法制化保障 |
5.3.7 发展趋势是主动服务 |
第六章 提升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的对策建议 |
6.1 建立专门统筹机构和加强顶层设计 |
6.1.1 建立专门统筹机构 |
6.1.2 加强顶层设计 |
6.2 增加政府投入 |
6.2.1 对内增强政府工作力量 |
6.2.2 对外提高公民网上办事能力 |
6.2.3 加强法制建设 |
6.2.4 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作 |
6.3 提升数据共享应用水平 |
6.3.1 明确数据管理责任 |
6.3.2 完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
6.3.3 提高数据质量 |
6.3.4 推广数据使用 |
6.3.5 创新数据服务应用体系 |
6.4 提升后台事项审批速度 |
6.4.1 规范管理工作人员 |
6.4.2 新兴技术与事项审批相结合 |
6.4.3 提升审批系统可用性 |
6.4.4 为网上审批提供良好环境 |
6.5 提供一站式服务 |
6.5.1 建设大一统政务服务平台 |
6.5.2 政府内部联审联批 |
6.5.3 重造业务流程 |
6.5.4 跨地区办理事项 |
6.6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
6.6.1 转变政府治理理念 |
6.6.2 主动推送政府政策 |
6.6.3 主动提醒办事 |
6.6.4 实行承诺制容缺办理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调查问卷 |
附录 B 访谈提纲 |
致谢 |
(9)“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研究 ——无缝隙政府理论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研究述评 |
1.4 研究创新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思路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务流程再造:一个分析框架 |
2.1 理论基础 |
2.1.1 无缝隙组织的产生 |
2.1.2 无缝隙政府理论的内涵 |
2.1.3 无缝隙流程再造的基本原则 |
2.2 政务流程再造研究——“主体—问题—治理”分析框架 |
2.2.1 主体:政务流程再造行为相关者识别 |
2.2.2 问题:政务流程再造制约要素 |
2.2.3 治理:弥合政务流程再造缝隙的对策建议 |
第3章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的历程与现状 |
3.1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历程回顾 |
3.2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务流程再造现状 |
3.2.1 “物理整合”:只进“一门” |
3.2.2 “化学反应”:“一枚印章管审批” |
3.2.3 “一次”:“一次不跑”和“只跑一次” |
3.2.4 “一网通办”:“赣服通” |
3.2.5 集成式流程再造:“六多合一 |
3.3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务流程再造评价 |
3.3.1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务流程再造取得成效 |
3.3.2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务流程再造存在的不足 |
第4章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1 思想观念缝隙:行政人员和公众均存在观念误区 |
4.1.1 部分行政人员对“放管服”改革认识不到位,角色定位模糊 |
4.1.2 公众习惯亲自跑,对优化后的办事流程存疑 |
4.2 横向部门缝隙:“门易进,协同难”“重审批,轻监管” |
4.2.1 部门之间协同难 |
4.2.2 审管衔接不畅 |
4.3 纵向层级缝隙:基层承接能力不足,没有“一步到位” |
4.4 信息技术缝隙:存在信息壁垒 |
4.4.1 没有从源头上一次捕捉信息:没有统一的数据库 |
4.4.2 “信息孤岛”现象,数据互联互通不到位 |
第5章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路径 |
5.1 部门内部的无缝化:提高协同性 |
5.1.1 顾客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
5.1.2 围绕结果:跨部门式流程再造 |
5.1.3 直接接触顾客:打造五级公共服务体系 |
5.1.4 数据库建设: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
5.2 政府与公众的无缝化:增强回应性 |
5.2.1 事项并行:注重复杂事项的流程再造 |
5.2.2 围绕“主要序列”:“全生命周期式”整体流程再造 |
5.2.3 标准化建设:编制统一的职权规范手册、办事指南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10)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一)美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二)欧盟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中国电子政府信用研究和实践现状 |
三、理论依据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二)三维信用论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分析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相关概念 |
一、政府信用相关概念的理解 |
(一)信任 |
(二)信用 |
(三)政府信用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特征 |
(一)电子政府信用的概念理解 |
(二)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内涵范畴 |
(三)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主要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目标定位 |
(一)文化定位 |
(二)制度定位 |
(三)平台定位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顶层设计 |
(一)基于治理视角的顶层设计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顶层设计 |
(三)基于政治生态的顶层设计 |
三、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保障机制 |
(一)信息人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二)信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三)技术信用的环境保障机制 |
四、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模式 |
(一)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样式 |
(二)行政生态环境信用的运行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人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根本性要素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人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人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人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一)电子政府行政人的权利解析 |
(二)电子政府行政人的义务解析 |
(三)“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信用的权义解析 |
三、对信息人信用的检验研究 |
(一)构建评估指标的现实目标 |
(二)构建评估指标的层次逻辑 |
四、信息人信用的建构路径 |
(一)目录式建构——相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核心信用功能需求 |
(二)互动式建构——提高电子政府信息人的协同治理能力 |
(三)监督式建构——完善电子政府信息人的行政治理意愿 |
(四)成果式建构——适应电子政府信息人的主流信用评价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核心性要素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信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信息信用的属性 |
二、信息信用规制解析 |
(一)信息建设的整体性规制 |
(二)信息治理的制度性规制 |
(三)信息供给的异质性规制 |
(四)信息管控的格式化规制 |
三、对信息信用的实证研究 |
(一)构建模型推演的背景描述 |
(二)构建模型推演的取样调查 |
(三)构建模型推演的实证研究 |
(四)构建模型推演的回归分析 |
四、信息信用的形塑路径 |
(一)改善信息传递性,塑造信用形象 |
(二)增强信息互动性,提升信用影响 |
(三)提高信息响应度,巩固信用粘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信用:电子政府信用体系的支撑性要素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及属性 |
(一)技术信用的概念模型 |
(二)技术信用的属性 |
二、技术信用配置解析 |
(一)技术信用与供需配适的差异化 |
(二)技术信用与制度驱动的缺失化 |
(三)技术信用与全球网络的安全化 |
三、对技术信用的优化研究 |
(一)技术信用的危害案例 |
(二)构建技术信用的现实描述 |
四、技术信用的发展路径 |
(一)协同技术制度发展 |
(二)划归技术规范界限 |
(三)提升技术治理高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策略 |
一、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现实难题 |
(一)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
(二)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推进合力 |
(三)缺乏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执行保障 |
二、构建电子政府信用体系构建的实施策略 |
(一)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信用化 |
(二)建立系统的法规政策,推进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合法化 |
(三)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制度化 |
(四)建立普适的共享体系,达到各要素建设、运维和使用最大化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后记 |
四、电子政务的脚步——中国电子政务历程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政务建设20年:回顾及反思[J]. 张锐昕,钟芸,于锦文. 中国行政管理, 2021(08)
- [2]省级政府部门IT投资决策模式演化研究[D]. 余紫垠. 吉林大学, 2021(01)
- [3]政务微信的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基于“北京发布”与“上海发布”的比较分析[D]. 赵雪婧.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4]中国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研究20年:一个系统性分析[J]. 丁依霞,郭俊华. 中国科技论坛, 2021(01)
- [5]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6]整体政府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研究[D]. 高斯芃.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7]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电子政务政策变迁研究[J]. 朱琳,刘雨欣,顾文清. 电子政务, 2020(11)
- [8]甘肃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效率提升研究[D]. 吴嘉臣. 兰州大学, 2020(01)
- [9]“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江西省政务流程再造研究 ——无缝隙政府理论之视角[D]. 黄玉辰. 南昌大学, 2020(01)
- [10]电子政府信用体系及其构建研究[D]. 张贝尔.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