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拿大遏止结核病组织:面对实现全球结核病控制目标的挑战,发达国家大有可为（论文文献综述）
周文强,初乃惠[1]（2020）在《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进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耐药结核病（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DR-TB）始终是结核病控制的重中之重,根据结核分枝杆菌对药物耐药的数目和种类分为单耐药、多耐药、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结核病,其中耐多药结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TB）因其治愈率低,全球平均水平仅维持在55%左右,被WHO确定为全球结核病控制的三大挑战之一。虽然有多种治疗方式,但化学治疗被认为是治疗耐药结核病最重要的手段。随着耐药结核病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全球在耐药结核病研究领域的投入增加,
陈子恒[2]（2020）在《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及扩大会议是东盟主导下的地区防务协调机制,旨在通过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地区稳定与和平。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认识其发展变化以及功能发挥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2006年从立至今,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经历了从初始、完善再到扩容三个阶段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在组织架构、涉及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是,作为制度叠加下的产物,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虽然有其创新之处,但在机制安排、议题设置和成员分配等方面,都承袭了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在内的区域组织的传统,显示出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此外,主导区域一体化二十年的经验累积,东盟以制度为抓手,塑造区域政治局势的技巧愈发炉火纯青,通过发挥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制度功能”,从“机会创造”、“行为限制”和“规范重塑”三个方面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各个行为体。总而言之,本文探讨的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机制功能是如何完善且持续发挥,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在东南亚区域安全合作体系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程雪军[3]（2020）在《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消费金融由于科技突破、经济深化、社会发展以及法律支持而获得创新发展,但是这种小额、分散、无抵押的互联网信用贷款,主要面对中低净值的“长尾”用户,类似于中国版“次贷”,倘若缺乏有效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与风险防范,则有可能诱发中国版“次贷风险”。目前对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以及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由于该问题横跨法律、金融与互联网三大学科,所以众学科讨论者甚多,但是深入研究者甚少。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其逻辑起点在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通过对“消费金融”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有效明晰消费金融的概念与主要模式。然后通过对消费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分析,厘定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并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互联网金融、消费金融、网络借贷进行比较研究,明确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对比传统金融理论,作为新型金融科技业态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虽起源于域外但却在中国迅猛发展,这有其发展的应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本文采用Citespace对互联网消费金融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并结合1000余份《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风险调研问卷（2019）》,基于传统金融基础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理论支柱主要包括发展动因、发展模式、风险规制以及法律规制等,并具有逻辑推进关系。关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参照互联网技术成熟度曲线,可以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分为萌芽发展、新兴成长、快速成长以及主流市场阶段。并基于数据分析测算出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为23062.10亿元左右。此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以及法律、经济、社会、科技视角下的发展动因。而在这些快速发展背后,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相较于域外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一种两分法发展模式: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然后对其进行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分析。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的背后,我国也存在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的问题与风险。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及司法裁判现状,分别选择“两分法”发展模式下消费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捷信消费金融公司案）与互联网机构的消费金融化（分期乐公司案、腾讯公司案）三起典型案件,对其进行案例剖析与法律问题探究。并基于这些微观法律现象问题,将其上升到宏观法律风险层面。然而,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的非法学分类方法,更多的是构建于行业内部特点之上,而非基于法学视野。通过借鉴“主客体关系”分析方法,本文将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解构为主体风险（经营者主体风险与消费者主体风险）以及行为风险（经营者行为风险与消费者行为风险）。从法学视野对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之后,本文进一步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经验考察。通过对国内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与消费者适格性风险比较研究,深度剖析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在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方面,本文对综合利率上限、经营者不正当竞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的违约信用以及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方面比较研究,并且充分借鉴域外风险规制经验。通过对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模式以及风险研究,构建与完善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则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需要明晰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逻辑以及目标,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行业稳健发展、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其二,通过分析我国当前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构建一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其三,从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与行为风险两方面加强法律规制,前者包括加强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与消费者适格性规制;后者包括积极推进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引入“监管沙盒”以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风险的动态平衡,加快信用体系等互联网消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规制以构建公平化、法治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构建金融科技监管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金丹依[4]（2020）在《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特朗普上台后,明确提出美国将奉行“能源统治”战略,并在能源政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激烈的改革,勾勒了一幅以“能源新现实主义”为核心的美国能源发展路线图。本质上,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以特朗普能源新政为政策表现,大力开发并积极出口国内具有价格优势的油气资源,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消费的低碳化,从而实现美国减少对他国能源的依赖,进而打造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战略优势。具体来说,在能源战略设计层面,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遵循的是在霸权体系下维护霸权结构性利益与霸权制度性利益的内在逻辑;在能源战略实施层面,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将欧盟国家、俄罗斯、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等国作为其在国际能源版图上的主要发力点与国际路径。因此,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奉行的是以实用主义为最高宗旨的能源发展路线,这是对奥巴马政府奉行以国际合作为核心的“能源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替代,也是对小布什政府以奉行能源自主为核心的“能源现实主义”的转型升级。鉴于美国在全球能源版图中至关重要的地位,美国能源政策转向“能源新现实主义”势必将对国际能源体系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既有的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国际能源结构版图、国际能源价格机制、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与国际能源转型治理等都将面临变革的压力。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奉行“能源新现实主义”也将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中美能源关系中的供需格局、贸易版图、定价机制、地缘政治、气候治理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动。作为对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回应,中国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国际能源体系变局和中美能源关系调整予以警惕,并做好战略预判与政策预案。具体而言,中国要立足国内能源增储,积极拓宽能源进口渠道;要调整从美能源进口,深化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单一美元计价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勇担气候治理大国责任。
晏娇[5]（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王宇[6]（2019）在《中国旅游保险发展与创新研究》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和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2012至2017年间,全国旅游业年收入平均增速15.9%,全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平均增速达18.87%,两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GDP增速,2015年互联网旅游保险兴起之后,旅游保险市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投保覆盖率不断上升、主动投保意识增强,旅游保险的发展不仅为我国不断攀升的旅游人群提供了必要的风险保障,还为居民出境旅游保驾护航、解决了后顾之忧,旅游保险发展对我国旅游业持续发展、居民旅游风险的转移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第一部分进行研究对象梳理,通过第一、二章,完成对旅游保险的相关背景和相关概念的介绍与阐述;第二部分运用优化SWOT分析法（DSWOT）从五个角度全面分析我国旅游保险市场的现状,通过第四章,对国外旅游保险市场发展经验做了详细的介绍,归纳出中国旅游保险发展可以借鉴的经验;最后一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建议,在4C营销理论的框架下以消费者需求的视角提供发展建议,并对产品、服务的创新提出了诸多方案,同时作了适当的可行性评价。经过本文的分析论证,发现几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旅游保险市场存在老龄化、超前消费化的特点;第二,中国出境旅游保险投保覆盖率接近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但人均保费和市场规模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第三,满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成本关键,在于将旅游风险意识传递给那些风险厌恶的潜在投保人;第四,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成立旅游保险协会组织,对市场的产品、参与主体进行规范化管理;第五,旅游保险的产品创新,可以考虑乡村旅游保险、定制旅游保险、老年旅游保险、孕妇旅游保险、家庭出游保险、天气旅游保险、海外购物保险、旅行负面体验保险、无条件取消保险。
李波[7]（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万祥春[8]（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汪建明[9]（2017）在《生态殖民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论文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支继超[10]（2016）在《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需要成熟理性的大国关系作为支撑,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环境。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国强必霸”逻辑,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和现实选择,也是中美两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大国责任。本文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模式,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面临的时代选择,论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基本原则和建构路径。第一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搭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关系互动的学理性分析框架。论文对国际体系、体系大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要素和主要影响;分析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大国角色和大国互动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转型时期的大国互动,为研究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与分析方法。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呈现出三大基本态势,即世界权力的流散、系统效应的强化和体系混沌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挑战方面,体系结构的转型客观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体系规范的转型影响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竞合,体系文化的转型则凸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机遇方面,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中美两国重新调整双方的发展战略,国际体系的治理则要求中美共同担负国际责任,为大国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第三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从利益、制度、共识三个视角论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利益基础方面,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呈现逐步拓展的趋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动因。在制度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两国政府间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对话机制。它们为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和协商,消除分歧与争端,开展战略协调与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制度平台。在战略共识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自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两国元首和高级官员逐渐凝聚起了共同经营的战略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观念动因。第四章,深入论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议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中美两国关照对方的国家利益,维护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以及相互认同对方的大国地位。中美两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冲突、不对抗;深化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夯实两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基础;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防止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应当秉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原则,通过维护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打造稳定优良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大国贡献。第五章,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路径。首先,体系权力的全球性流散和系统效应的强化,要求摒弃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制度合作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搭设了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中美有条件实现大国协调与合作;第三,通过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在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等理念上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第四,通过发展协同促进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进化”。在国际体系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责任。它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将造福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二、加拿大遏止结核病组织:面对实现全球结核病控制目标的挑战,发达国家大有可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拿大遏止结核病组织:面对实现全球结核病控制目标的挑战,发达国家大有可为（论文提纲范文）
（1）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耐药结核病的分类 |
| 2 耐药结核病的化学治疗 |
| 2.1 化学治疗的药物选择 |
| 2.2 化学治疗方案的制订 |
| 3 耐药结核病的其他治疗方法 |
| 3.1 外科治疗 |
| 3.2 营养支持治疗 |
| 3.3 宿主导向治疗 |
| 3.4 介入治疗 |
| 3.5 中医中药治疗 |
| 4 结语 |
（2）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拟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东南亚地区 |
| 第二节 制度堆叠:东盟防长会议之前的东南亚防务一体化趋势 |
| 第三节 行动者:东盟的考量与个别国家的盘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东盟防长会议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
| 第一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机制特点 |
| 第三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面临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运作模式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路径依赖”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机会创造:东盟内部与外部双重受益 |
| 第二节 行为限制:反哺东盟“中心地位” |
| 第三节 重塑规范: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目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中的南海问题 |
| 第一节 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中的南海议题 |
| 第三节 东盟调整南海策略的战略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历届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联合声明中关于南海问题的表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3）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边界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四、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规制逻辑 |
| 五、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与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法律结构 |
| 第一节 消费金融概述 |
| 一、消费金融的界定 |
| 二、消费金融的主要模式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内涵厘定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边界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基本业务模式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结构 |
| 第二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与规制的基础理论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理论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理论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风险规制理论 |
| 四、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理论 |
| 第三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动因与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与动因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演进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特征 |
|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动因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模式概述 |
| 二、域外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 |
| 三、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具体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一、电子商务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二、分期购物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三、网络借贷平台类消费金融的运作机理与法律关系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与风险重构 |
| 第一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现状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依据与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司法层面的规制现状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案例与问题剖析 |
| 一、捷信消费金融公司与陈建民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二、崔华与分期乐网络科技公司等培训借款合同纠纷案 |
| 三、腾讯公司与力天无限网络技术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 第三节 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重构 |
| 一、传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与反思 |
| 二、法学视野下的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划分 |
| 第五章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风险与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主体风险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经营者适格性风险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消费者适格性风险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行为风险 |
| 一、综合利率上限风险 |
| 二、经营者不正当竞争风险 |
| 三、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
| 四、消费者的违约信用风险 |
| 五、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 |
| 第六章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及路径建构 |
| 第一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与目标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逻辑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目标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一、当前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体系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多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重构 |
| 第三节 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建构 |
|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主体风险的法律规制 |
| 二、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为风险的法律规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中图示清单 |
| 附录二 文中表格清单 |
| 附录三 互联网消费金融法律规制的立法情况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学术贡献 |
| 1.4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提出及其内在逻辑 |
| 2.1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内容及历史演进 |
| 2.1.1 由奥巴马能源政策转变为特朗普能源新政 |
| 2.1.2 由“能源新自由主义”修正为“能源新现实主义” |
| 2.1.3 由“能源现实主义”升级为“能源新现实主义” |
| 2.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 |
| 2.2.1 维护霸权结构性利益 |
| 2.2.2 维护霸权制度性利益 |
| 3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对国际能源体系的影响 |
| 3.1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的国际路径 |
| 3.1.1 欧盟 |
| 3.1.2 俄罗斯 |
| 3.1.3 中东国家 |
| 3.1.4 东亚地区 |
| 3.2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深刻影响国际能源体系 |
| 3.2.1 国际能源供需格局之变局 |
| 3.2.2 国际能源结构版图之变局 |
| 3.2.3 国际能源价格机制之变局 |
| 3.2.4 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之变局 |
| 3.2.5 国际能源转型治理之变局 |
| 4 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 |
| 4.1 中美能源供需格局之变动 |
| 4.1.1 拓宽能源供应渠道 |
| 4.1.2 能源采购成本降低 |
| 4.2 中美能源贸易版图之变动 |
| 4.2.1 贸易现状逐步改善 |
| 4.2.2 贸易形势日益复杂 |
| 4.3 中美能源价格机制之变动 |
| 4.3.1 “石油人民币”崛起 |
| 4.3.2 “天然气人民币”崛起 |
| 4.4 中美能源地缘政治之变动 |
| 4.4.1 地缘合作空间拓宽 |
| 4.4.2 地缘政治风险突出 |
| 4.5 中美能源气候治理之变动 |
| 4.5.1 气候治理合作受阻 |
| 4.5.2 中国引领气候治理 |
| 5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5.1 立足国内能源增储,积极拓宽能源进口渠道 |
| 5.2 调整从美能源进口,深化能源技术创新合作 |
| 5.3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单一美元计价机制 |
| 5.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
| 5.5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承担气候治理国际责任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6）中国旅游保险发展与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旅游保险研究背景 |
| 1.1.2 旅游保险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旅游保险相关概念与发展历程 |
| 2.1 旅游风险概述 |
| 2.1.1 旅游风险定义 |
| 2.1.2 旅游风险分类 |
| 2.1.3 旅游风险特征 |
| 2.1.4 我国旅游风险现状 |
| 2.2 旅游保险的相关介绍 |
| 2.2.1 旅游保险定义 |
| 2.2.2 旅游保险的分类 |
| 2.2.3 旅游保险的特征 |
| 2.2.4 旅游保险相关指标介绍 |
| 2.3 旅游保险发展历程 |
| 2.3.1 国际旅游保险的历史 |
| 2.3.2 中国旅游保险发展历程 |
| 第三章 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旅游保险发展特点 |
| 3.1.1 政策环境的特点 |
| 3.1.2 市场环境的特点 |
| 3.1.3 旅游地域环境特点 |
| 3.2 中国旅游保险发展亮点 |
| 3.2.1 市场发展亮点 |
| 3.2.2 相关部门工作亮点 |
| 3.2.3 社会影响亮点 |
| 3.3 中国旅游保险发展不足 |
| 3.3.1 发展程度不充分 |
| 3.3.2 行业配合度不高 |
| 3.4 我国旅游保险的发展机遇 |
| 3.4.1 市场增长机会 |
| 3.4.2 国际化扩张机会 |
| 3.4.3 服务升级机会 |
| 3.5 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挑战 |
| 3.5.1 旅游保险市场混乱 |
| 3.5.2 竞争过度 |
| 3.5.3 消费者信心缺失 |
| 3.6 DSWOT分析总结 |
| 第四章 国外旅游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
| 4.1 美国的发展经验 |
| 4.1.1 美国旅游保险市场发展概况 |
| 4.1.2 美国旅游保险协会的成功 |
| 4.1.3 美国旅游保险消费者的特点 |
| 4.2 澳大利亚的发展经验 |
| 4.2.1 澳大利亚旅游保险市场概况 |
| 4.2.2 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 |
| 4.2.3 澳大利亚保险的经验 |
| 4.2.4 澳大利亚旅游保险的警示 |
| 4.3 英国的发展经验 |
| 4.3.1 英国旅游保险发展概况 |
| 4.3.2 英国旅游保险市场经验 |
| 4.4 国外发展经验总结 |
| 4.4.1 旅游风险宣传的重要性 |
| 4.4.2 旅游保险协会的监督 |
| 4.4.3 大力发展救援组织机构 |
| 第五章 我国旅游保险的发展与创新建议 |
| 5.1 满足消费者最大的需求 |
| 5.1.1 提升安全保障 |
| 5.1.2 满足产品期待 |
| 5.2 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成本 |
| 5.2.1 关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建议 |
| 5.2.2 关于道德风险的建议 |
| 5.2.3 关于逆向选择的建议 |
| 5.3 消费者的便利性改善 |
| 5.3.1 自动引导游客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 |
| 5.3.2 优化保单服务 |
| 5.3.3 加强行业合作 |
| 5.4 消费者的沟通改善 |
| 5.4.1 设立旅游保险协会 |
| 5.4.2 培养保单认识 |
| 5.5 产品创新建议 |
| 5.5.1 场景化创新思路 |
| 5.5.2 特殊标的创新思路 |
| 5.5.3 优化创新思路 |
| 5.6 服务创新建议 |
| 5.6.1 构建游客信用账户 |
| 5.6.2 应用智能穿戴设备 |
| 5.6.3 提供当地医疗资源 |
| 5.6.4 应用无人机技术 |
| 5.6.5 应用VR眼镜于旅游、救助服务 |
| 5.6.6 应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服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8）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五、论文研究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安全与安全观概论 |
| 第一节 安全相关概念与安全类型 |
| 一、安全的概念与重要性 |
| 二、安全化与安全困境 |
| 三、永久和平——安全的理想状态 |
| 四、安全类型 |
| 五、实现安全的实力途径 |
| 第二节 安全观及其类型 |
| 一、安全观的含义 |
| 二、安全观的类型 |
| 三、海洋安全观、陆地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
| 四、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和建构原则 |
| 五、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 |
| 六、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观及其中国化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思想的持续发展 |
| 一、海洋新航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器 |
| 二、对外开放的海洋经济政策 |
| 三、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海洋开放战略 |
| 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科技 |
| 第二节 海洋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和平利用黑海海峡,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
| 二、反对美国干涉西太平洋的海洋外交政策 |
| 三、经济优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政策 |
| 四、和谐海洋思想 |
| 第三节 海洋军事思想的连续演进 |
| 一、机器大工业实力是海洋暴力的本质 |
| 二、海军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不懈追求 |
| 第四节 海洋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对中国大陆文化的深刻剖析和前景展望 |
| 二、反对海洋殖民文化,倡导新民主义文化 |
| 三、海洋文化交流中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
| 四、倡导海洋文化多样化,维护文化安全 |
| 第五节 海洋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提升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蕴含的海洋生态思想 |
| 二、绿化海岸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思想 |
| 三、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
| 四、保护海洋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 |
| 五、建设美好海洋家园 |
| 第三章 塑造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政治安全是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一、优良海洋政治政策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
| 二、海洋政治确立了中国海洋安全的目标 |
| 三、海洋政治影响海洋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政治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形势 |
| 一、海洋世纪带来的安全冲击 |
| 二、错综复杂的海洋划界争端 |
| 三、激烈交锋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三节 构建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体系 |
| 一、构建海峡两岸政治安全共同体 |
| 二、近睦远交的海洋安全外交观 |
| 三、倡导亚洲海洋新安全观 |
| 四、构建海洋政治共同安全机制 |
| 五、以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共同维护各方海洋权益 |
| 第四章 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是海洋安全的基础 |
| 一、海洋经济是海权的推进器 |
| 二、海洋经济是海洋政治议题的推动器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安全的现状 |
| 一、中国经济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不断上升 |
| 二、海洋航线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
| 三、大而不强的海洋经济 |
| 第三节 积极实施互利共赢海洋经济策略 |
| 一、建设互利互惠的蓝色粮仓 |
| 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 |
| 三、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贸易体制 |
| 四、发展互利合作的南北极海洋事业 |
| 五、共同开发新能源科技解决海洋能源运输安全问题 |
| 六、一带一路倡议是互利共赢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五章 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军是海洋安全的战略保障 |
| 一、海军是海外经济利益的坚强保障 |
| 二、海洋军事外交是外交的有效形式 |
| 三、海军是保护黄金海岸的移动钢铁长城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一、陆缓海急的总体安全形势 |
| 二、中国海军建设面临的不足 |
| 第三节 建设共同竞合的强大海军 |
| 一、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维护者——中国海军的世界定位 |
| 二、近海防御、远洋防卫的战略 |
| 三、海军高新技术是维护共同海洋安全的第一战斗力 |
| 四、海军人才是实现共同竞合安全观的第一资源 |
| 五、战训合一的训练体制是共同竞合安全观的强大保障 |
| 第六章 倡导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文化是海洋安全观的软实力 |
| 一、海洋文化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
| 二、海洋文化是海洋军事安全的导航灯 |
| 三、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文化面临的挑战 |
| 一、陆主海从的传统文化特征 |
| 二、海洋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
| 三、西方海洋文化冲击的威胁 |
| 第三节 促进海洋文化共同繁荣的新举措 |
| 一、用海洋传统文化增强海洋文化吸引力 |
| 二、以海洋文化自强推动海洋文化共同繁荣 |
| 三、积极实施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开放战略 |
| 第七章 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宝藏 |
| 一、海洋是人类未来的重要富源 |
| 二、海洋是全球气候调节器 |
| 三、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
| 第二节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现状 |
| 一、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水水质恶化 |
| 二、部分珊瑚礁面临灭绝危机 |
| 三、近海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共同保护和建设美丽海洋家园 |
| 一、坚持依法治海、规划用海 |
| 二、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
| 三、划定并严守海洋生态红线 |
| 四、建设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
| 五、建立严格的海洋生态政治制度 |
| 结语: 海洋安全观为海洋强国保驾护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洋意识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9）生态殖民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四、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生态殖民主义内涵和表现 |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现实场域与理论场域 |
| 一、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现实场域 |
| 二、旧殖民主义的没落的历史场域 |
| 三、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理论场域 |
| 四、生态殖民主义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表现类型 |
|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表现类型 |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现实表现类型 |
| 三、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阶段性表现 |
| 第二章 生态殖民主义的当代特征、根源与本质分析 |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当代特征 |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产生的当代根源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根源 |
| 二、资本主义文化异化根源 |
| 三、经济全球化根源 |
| 第三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实质分析 |
| 一、现实本质上的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剥夺性 |
| 二、理论本质上的生态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全面侵蚀性 |
| 第三章 生态殖民主义批判的理论范式、生态尺度及其适用性 |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理论范式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生态危机理论范式 |
| 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 |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 |
| 一、生态尺度的内涵 |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具体类型 |
| 三、西方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的生态尺度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
|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理论价值 |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传统尺度适用限度 |
| 三、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适用性分析 |
| 第四章 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批判及其消解 |
| 第一节 从唯物史观看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 |
| 一、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 |
| 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构建生态史观的启示 |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消解思想 |
| 一、西方学术界关于消除生态殖民主义的思想——以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例 |
| 二、西方生态殖民主义问题解决方案的根本缺陷 |
| 三、走向中国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例 |
| 一、破除生态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殖民主义的消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大国关系 |
| 一、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元论 |
|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分析 |
| （二）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 |
| （三）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体系大国 |
| （一）转型理论中的大国意涵 |
| （二）转型实践中的大国角色 |
| （三）转型历史中的大国互动 |
| 三、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大国关系模式 |
| （一）维也纳体系为代表的权势均衡模式 |
| （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表的集团对抗模式 |
| （三）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两极争霸模式 |
| 第二章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 |
| 一、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态势 |
| （一）世界权力的流散 |
| （二）系统效应的强化 |
| （三）体系混沌的凸显 |
| 二、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现实挑战 |
| （一）体系结构转型中的中美权力矛盾 |
| （二）体系规范转型中的中美制度竞合 |
| （三）体系文化转型中的中美战略互疑 |
| 三、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
| （一）国际格局调整与中美大国发展 |
| （二）国际秩序重构与中美大国战略 |
| （三）国际体系治理与中美大国责任 |
| 第三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基础与条件 |
| 一、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利益基础 |
| （一）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化 |
| （二）中美共同利益的拓展 |
| 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制度条件 |
| （一）中美制度合作的现状 |
| （二）中美制度合作的前景 |
| 三、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战略共识 |
| （一）中美战略观念的互动 |
| （二）中美战略共识的凝聚 |
| 第四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 |
| 一、相互尊重国家利益 |
| （一）主权原则与领土完整 |
| （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 |
| （三）大国地位的彼此认同 |
| 二、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坚持和平共处外交原则 |
| （二）深化合作共赢利益格局 |
| （三）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
| 三、实现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 |
| （一）共生系统与系统共生 |
| （二）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 |
| （三）稳定优良的世界秩序 |
| 第五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
| 一、权力分享：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权力分享 |
| （二）中国实力上升与中美实力差距 |
| （三）中美在彼此尊重前提下分享权力 |
| 二、制度合作：新时代的“大国协调”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制度合作 |
| （二）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与美国制度霸权 |
| （三）中美在相互依存背景下开展制度合作 |
| 三、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思维创新 |
| （二）超越历史局限与中美全方位交流 |
| （三）中美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创新互动观念 |
| 四、发展协同：中美两国的“共同进化” |
| （一）国际体系大国之间的共同进化 |
| （二）化解旧有矛盾与规避新型冲突 |
| （三）中美在国际体系进化趋势中协同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加拿大遏止结核病组织:面对实现全球结核病控制目标的挑战,发达国家大有可为（论文参考文献）
- [1]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进展[J]. 周文强,初乃惠.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20(12)
- [2]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D]. 陈子恒. 暨南大学, 2020(06)
- [3]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D]. 程雪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4]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及其对中美能源关系的影响[D]. 金丹依. 浙江大学, 2020(01)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中国旅游保险发展与创新研究[D]. 王宇. 广西大学, 2019(01)
- [7]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8]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D]. 万祥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9]生态殖民主义研究[D]. 汪建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2)
- [10]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D]. 支继超. 吉林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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