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检察信息工作

一、试论新形势下的检察信息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庄浩,杨涛^[1]（2020）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检察机关对14类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实践证明,此举不仅强化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刚性,优化了办案资源配置,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反腐败整体效能,是对监察全覆盖的积极配合与有力补充。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了一些浅显的思考。

谢树红^[2]（2020）在《对新形势下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法律监督工作以服务平安建设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平安建设考评是助推"中国之治"的重要引擎,建设平安中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工作情况是目前检察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要计分项目,直接影响到当地考核评价结果和平安建设成效。笔者围绕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法律监督工作以服务平安建设这一主题,进行粗浅的调研和思考,以期有效指导、推动和促进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王国龙^[3]（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认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包涵^[4]（2020）在《中央苏区监察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宗旨与性质要求党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中央苏区政权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便致力于党内监督制度的构建。中央苏区政权建立后,原有的党内监督制度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为了及时有效地遏制党政机关中的腐败现象,改善中央苏区经济状况、改善党群关系与民生福祉,为“反围剿”斗争提供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中国共产党对新生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肃贪倡廉、拒腐防变的伟大探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与革新,极大完善了中央苏区监察制度,形成了以党内监督、行政监察、群众监督为主的监察制度体系,三者彼此配合、互为补充,为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秉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积极致力于中央苏区监察制度的实践,使腐败分子纷纷落入法网,节省了大量经费开支,在中央苏区形成了清廉朴素的风气,并极大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中央苏区政权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由衷拥戴。尽管中央苏区监察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从整体优缺功过而言,依然瑕不掩瑜,其中的优点长处迄今依然富含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这一历史时期的监察制度是中国革命先辈们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回眸这一历史时期的监察制度,详细考察它的框架设计与实践过程,汲取其中的成功经验,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总结,对于完善当今监察制度、推动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郑雪霏^[5]（2020）在《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侦查对策》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而本次改革的焦点问题就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正式地在制度层面明确将检察机关的一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构成体系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明确了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保留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并将《刑诉法》与《监察法》有序衔接。（1）随后,《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由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管辖范围,至此,我国正式形成了完整的“以监察委员会调查为主,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辅”的职务犯罪治理格局。值此风云变幻的改革背景之下,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其中,检察侦查权更是较改革前瘦身了不少。所谓“检察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享有的侦查权,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后的检察机关侦查权体系包含了直接立案侦查权、机动侦查权与自行补充侦查权,其中,“直接立案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的核心,本次改革变动最大的也是“直接立案侦查权”这一部分。因此,本文将以检察机关的直接立案侦查权作为着手点,探讨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对策。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检察机关应当把握住此次的绝佳契机,重新梳理自身的权能定位,充分理解法律保留这部分直接立案侦查权的重大意义,重新部署侦查工作,科学分配侦查资源,集中精力、有针对性地攻克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所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案件,构建检察机关的侦查新优势,焕发检察机关的侦查新活力。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厘清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权的基本内涵,梳理其历史变迁的过程,重新认识改革调整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配置;第二章研究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分类,并分析各类案件的特点,本章共分为三个部分开展论述,第一部分将探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受理案件的分类,第二部分则会讨论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一般性特点,第三部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案件的类型化特点,以便更具针对性地提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对策;第三章将延续上一章的论述结构,分别探析司法工作人员侵权类案件与渎职类案件的侦查难点,以期检察机关能够有的放矢,针对不同案件类型的特点,结合侦查工作的难点来制定相应的侦查对策;第四章在研究新时期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新特点与侦查难点的基础之上,试图探寻新形势下检察侦查权的合理应用及侦查对策,以便对症下药,攻坚克难,在新时期圆满完成职务犯罪侦查的工作任务。

杜俊奇^[6]（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李冰^[7]（2019）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传承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作出的新论断、新举措。这其中,有关管党治党方法论的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因此,从方法论的层面剖析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与实践的关键步骤。本文按照理论、历史、实践三者有机统一的逻辑理路出发,对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形成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等一系列管党治党之法进行系统研究,对新时代贯彻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关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之法。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成功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沿袭。如在建党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党的领导和整党整风运动相结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等,这些历史探索经验对促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治党之法,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发展。二是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之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理论的重要遵循。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作为建党重要原则之一。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或者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或者更强调制度治党,都是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党建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调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等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梳理、学习,习近平果断做出决定,必须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个过程的融合,只有实现二者同向、同时发力,才能助力从严管党治党真正取得实效。三是关于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之法。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紧密结合起来,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两者互补短长,缺一不可,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健全监督法制建设,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扩大监督力量;创新“开门会议”的监督模式,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坚持运动式监督,推进广泛监督;完善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为促进监督主体充分发挥监督权提供组织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监督合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汲取我们党在推进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刮风、不搞运动”,强调“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四是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之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事实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要求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明确党的主体地位,完善、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党治党方法,通过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等,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十八大以来,在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要求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另一方面强调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体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等举措,激发并提高广大党员参与党的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打开了党的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五是关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之法。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系统论与重点论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的科学运用。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整顿学风;以反对宗派主义为重点整顿党风;以加强党内教育为重点开展政党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加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反复研习、总结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党建实际,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就曾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同时,要把握重点,抓关键主体、抓关键环节、抓好节点,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来带动管党治党全局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廖伟^[8]（2019）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检务公开工作的内容、方式等逐步完善,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不可否认,我国检务公开工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如检务公开立法层级不高、检务公开范围和方式设计不合理、检务公开监督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务公开对“互联网+”时代回应不足等。基于此,论文通过对检务公开的一般原理、经济学理论基础、法理基础、发展现状以及域外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对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进行了探索,以期为建立健全我国检务公开制度提供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检务公开工作深入开展。全文共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节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流动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日益显现,出现“信息孤岛”和“数据鸿沟”,形成社会不公,妨碍社会进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依托信息技术发展的条件,将检察权运行置于阳光之下,实行检务公开,维护公平正义。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检务公开既具有类同性,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检察权兼具司法与行政属性。党的十九大对检务公开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人民群众对检务公开的诉求也越来越高,检务公开制度发展和完善也变得十分紧迫,这也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第二章节探讨了检务公开的基本理论,主要对检务公开的概念、特征与类别进行了分析。检务公开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与检察职权相关的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有关活动和事项,本文在论述检务公开概念的同时,从检务公开的内容、公开的对象、启动原因、公开的权限等角度对检务公开进行分类,分析检务公开具有职责的法定性、检务公开内容的多样性、公开对象的特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检务“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引发的问题,提出检务公开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一剂良方;同时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论证了检务公开的必要性。第三章从我国检务公开的发展历程入手,回顾了检务公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起步摸索阶段、实践探索阶段、全面推进阶段、深化创新阶段”,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的发展现状:检务公开原则向规范、全面扩展,检务公开范围向纵深层面拓展,检务公开方式向更加主动发展,检务公开监督向制度化发展,以及检务公开载体向“互联网+”发展。在总结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取得成效同时,也分析出我国检务公开制度在立法、范围、方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节是检务公开的域外模式检视。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检务公开原则、范围、方式等比较,重点分析了瑞典、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务公开立法、原则以及检务实践等,归纳出各国（地区）检务公开的特点。上述国家和地区均坚持检务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而且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对检务公开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部分国家（地区）还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以保证检务公开的有效实施。文章总结出“检务公开立法、有限度的检务公开、检务公开的保障机制、检务公开例外的典范、检务公开的救济”等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五章节提出检务公开制度的完善路径。通过对检务公开的立法、原则、范围、载体以及救济程序优化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完善检务公开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我国还没有信息自由法,检务公开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主要依靠最高检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来推动。因此,有必要加快检务公开立法进程,推进检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同时提出拓展检务公开范围和内容,规范“检务公开例外”的确定,保证时效性,优化检务公开实现方式,借司法责任制改革契机,重构检务公开业务流程等等解决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检务公开的视野,大数据、媒体融合应用,给检务公开工作现代化带来新的机遇。为此文章提出以“互联网+”为载体,增强三个意识;以大数据为抓手,健全检务公开信息化模式;以媒体融合为契机,优化检务公开载体选择;以模式创新为动力,强化“互联网+检务公开”的绩效考核等措施来完善我国的检务公开模式。最后提出健全检务公开的救济依据、行使主体、救济方式等法律制度,推动检务公开科学、健康发展。

梁娟^[9]（2019）在《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高压反腐的态势下,农村“蝇贪”之害仍然突出,甚至呈高发态势,基层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村干部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是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如何有效治理这类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是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对村干部犯罪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预测这类犯罪趋势的相关指标,梳理出刑事风险防控点,凸显应用法学领域研究方向;针对当前村干部犯罪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的实际,运用系统论和现代治理理论,构建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提出治理的目标、原则、结构、方法等,弥补当前对基层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研究的不足;将程序主义法律观引入村民自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通过完善制度从根本上预防村干部犯罪;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探索村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有效控制村干部犯罪,对防范化解重大矛盾和风险、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张翔^[10]（2019）在《新时代海南省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纪检监察机关是执行党纪政纪的专门机关,是作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监督者,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纪检检察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就具备高度忠诚、高度自觉,并且勇于责任担当,才能肃清党内纪律,形成清明的党风党纪,而这一切的形成格力依赖于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着党内权力不被滥用的重任,手握惩恶扬善的利剑,必须做到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忠诚坚定。当前,海口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非常注重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并以此为抓手,不断纵深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是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对于纪检监察工作来说,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新时代就有新任务,新阶段就有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对纪检监察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快纪检体制改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都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海口市的纪检监察干部来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开展工作,变得迫在眉睫。一是必须要转变思想观念,找准职责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不断健全完善监督体系;二是推动全面融合,凝聚反腐合力,只有人员充分融合,反腐合力才能形成,才能顺利完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三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高效组织体系,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健全监督体系、健全完善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工作机制;四是狠抓自身建设,提升综合素质,以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为基础,以练就扎实的业务功底为抓手,进一步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打造过硬的心理素质。通过分析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成效,我们可以看到海口市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从严从实,在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当前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严峻形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建设不到位;二是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履职能力不强;三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所以,对标新时代的要求,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建设永远在路上。结合当前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笔者通过在海口市纪委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实践和经验,经过研究分析和归纳总结,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以及具体做法。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二是要聚焦主业主责,提升组织建设水平;三是要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塑造有活力、专业化队伍;四是要健全激励和监督考核机制;五是要加强培训多元化,增强履职新能力;六是从严从实监督管理,完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筑牢纪检监察工作根基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全方位、深入地运用多方面措施,才能肩负起新的历史重任,才能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才能把海口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营商环境,为海南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区、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的纪律和法律保证。

二、试论新形势下的检察信息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新形势下的检察信息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对新形势下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法律监督工作以服务平安建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央苏区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侦查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6）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代海南省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新形势下的检察信息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实务问题研究[A]. 庄浩,杨涛. 2020年贵州省检察院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集, 2020
• [2]对新形势下加强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法律监督工作以服务平安建设的思考[A]. 谢树红. 2020年贵州省检察院理论研究年会优秀论文集, 2020
•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
• [4]中央苏区监察制度研究[D]. 包涵.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5]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的侦查对策[D]. 郑雪霏.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7]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D]. 李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7)
• [8]我国检务公开制度研究[D]. 廖伟. 重庆大学, 2019(06)
• [9]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D]. 梁娟. 南昌大学, 2019(01)
• [10]新时代海南省海口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D]. 张翔. 海南大学,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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