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生活，反思生活——论卓玛的文学创作

一、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益希卓玛文学创作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喆^[1]（2021）在《勉唐派画家丹巴绕旦绘画色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藏勉唐派流传于拉萨地区,现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画家丹巴绕旦是国家级代表性勉唐派唐卡继承人,秉承传统藏族绘画理念与思想,在传承藏族艺术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使中国艺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其绘画作品画面错落有致、形象轻盈优美、绚丽多彩,色彩蕴含着丰富的藏族文化与宗教寓意,与传统唐卡画师不同之处在于他吸收多种文化,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不同题材内容中,还体现在作品的色彩运用中,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通过对画家丹巴绕旦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记录丹巴绕旦学艺背景与艺术成就,结合藏传佛教艺术文化、色彩学等研究成果进行论证分析,并对勉唐派画家丹巴绕旦以及弟子们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与学习交流。勉唐派作品富含丰富的佛教哲学观和美学观,这些体系支撑勉唐派画师的用色理念,丹巴绕旦传承传统勉唐派绘画艺术的同时,还融汇了中国山水画用色技法、西方写实绘画形式以及自我独特的审美意识与思维方式,文中详尽分析西藏文化、汉地文化等多种文化对丹巴绕旦绘画中色彩的影响,具体探讨他的色彩运用及表现,并进行对比、归纳出丹巴绕旦的作品中所蕴含的色彩象征性与民族性,试图总结丹巴绕旦对中国唐卡艺术教育与文化所做出的突出工作以及对我今后绘画创作的启发。通过以上对丹巴绕旦绘画的色彩研究与分析,更加了解丹巴绕旦的创作思想与用色理念,让更多人了解西藏民族特有的艺术文化。

肖丹丹^[2]（2020）在《“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俗作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形态,往往以其多姿多彩的生活样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储备,是文学创作重要的表现对象。在“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对兼具民族性与地域性民俗文化的书写广泛存在。民俗叙事因而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共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肩负起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历史使命。“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以建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为目标。为了配合“时代共名”的主题要求,原本具有乡土气息与自然意味的民俗文化大多经过了作家的精心编排与整合,从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征。本文试图从民俗学、叙事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入手,对“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作整体考察,力图探究特定时代语境下民俗叙事生成的过程。并且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阐释和分析“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各类民俗事象的存在形态与呈现特征,重点探究“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及相关概念的辨析与界定。第一章主要探讨时代语境与民俗叙事生成之间的关系。“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民俗叙事的生成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首先,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是伴随着对具有国家主体性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建构中衍生出来的。其中,民族政策的实施不仅保证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地位的确立,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为民俗叙事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其次,民俗叙事的生成与国家文艺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国家文艺政策向民间文化形态的倾斜进一步为民俗叙事的生成铺平了道路。最后,少数民族作家对自身族群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促进“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民俗叙事生成重要的主观因素。第二章主要探讨民俗的改造与民俗的新变。民俗叙事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文化表征。为了配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宣传需要,以融入“时代共名”的主题要求,少数民族作家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动态化的叙事建构。传统的民俗文化并非以其原始的面貌出现,而是经过了作家“苦心经营”的政治重构与改造。本章以三类具体的民俗形态,即信仰民俗、婚恋民俗、节日民俗为例,深入阐释与分析经过作家精心编排与整合的民俗文化,究竟是如何实现政治动员与民族国家想象的意图。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采取的叙事策略与呈现的叙事特征。以建构社会主义认同为目标是“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中普遍化的主题。因此,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建构也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民俗叙事最显着的特征。其中,走上神坛的“毛主席像”,在民俗叙事中突出阶级话语则是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有效的叙事策略。结语主要探讨“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民俗叙事的意义。

任玲^[3]（2020）在《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专门为少数民族文学而设立,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藏族是少数民族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民族,藏族作家立足本土,紧跟时代步伐,在汉语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文学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彰显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表现了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特定时期藏族文学的最高水平。本文将以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获得“骏马奖”的18部（篇）（1）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入手,通过文本细读,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挖掘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不同历史时期藏族文学的艺术境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与关注藏族文学与“骏马奖”,进而鼓励藏族作家的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全文分三个部分对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系统地从“骏马奖”的设立与发展、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骏马奖”与当代藏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三个方面对“骏马奖”与当代藏族文学进行阐述,“骏马奖”与当代藏族文学都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代藏族文学丰富了“骏马奖”的内容,“骏马奖”鼓励藏族作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当代藏族文学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第二章主要对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的思想性进行分析。思想是小说创作的灵魂,作品中体现出的思想性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获得“骏马奖”的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能够把握住人们的精神诉求,紧跟时代,凝聚着革命历史叙写、时代镜像展现和民族历史反思,表现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三章重点对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的艺术性进行论述。获得“骏马奖”的藏族作家以他们对本民族的深刻认知与扎实的文学功底,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出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塑造了众多典型的人物形象,注重多样化的艺术探求,极具艺术感染力。

徐寅^[4]（2020）在《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概略》文中研究指明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一方面开辟了藏族女性集体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先河,另一方面,她们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创作特征亦基本符合了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所具备的特征。与此同时,这些藏族女作家们不断摸索着在族裔、宗教、性别等多元维度之间建构创作特色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性。藏族女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大致呈现出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分期和特点归类,她们的汉语创作也经历了由初兴到嬗变的过程。

聂先泽^[5]（2020）在《80年代军旅女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的创作中,女性军旅作家创作的军旅小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军旅作家笔下的女兵形象更是具有典型意义。与男性作家比起来,女性作家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她们的感觉更敏锐、更细腻,更善于捕捉和描写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因为女性军旅作家职业的特殊性和她们军人身份的差异性,女性军旅作家有着比其他职业女作家更为特殊的经验内容和精神气质。所以,从女性军旅作家的创作角度梳理和研究军旅小说中的女兵形象,不仅可以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女兵所经历的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而且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考查军旅生活的多样风貌和丰富色彩。由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性受到西方女性意识的影响,开始对中国女性在社会中地位进行思索。在这些思索女性意识的作家中有一批身处军营的女性作家,她们在书写女性形象,凸显女性意识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由于她们所处军营,所以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军营中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女兵的形象。她们的作品大都以女性为主角,借用女兵的故事体现出女性渴望平等,追求独立的思想。所以对于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中的女兵形象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学术界虽然对十七年以及新世纪的女性军旅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进行过研究,但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并不够重视,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进行研究分析,力求还原20世纪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对于女性意识的表达,借助女性军旅作家这一特殊的创作群体对于女性意识的表达感受20世纪80年代女性寻求思想解放,渴望认同的思想状态。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严歌苓、裘山山、毕淑敏等。通过对她们小说中的女性军人形象分析,体会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风貌以及女性的思想状态。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这三个部分。绪论从本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总体概述20世纪80年代军旅题材创作及女兵形象的演变。通过对于20世纪80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整体梳理说明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中的女兵形象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其在女性意识塑造中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比较分析20世纪80年代军旅女作家对于女兵形象塑造与新世纪女兵形象的不同。感受20世纪80年代与新世纪对于女性意识,英雄形象塑造以及悲剧意识的不同。第三部分重点比较女性作家毕淑敏,裘山山、严歌苓与男性作家徐怀中,李存葆等对于女兵形象的创作对比分析。通过对于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中女兵爱情的描写,战争中的女兵形象以及和平时期的女兵形象描写的不同体会男女作家对于女性意识的不同认知。从而凸显女性作家对于女兵形象的独特视角。最后一部分提出女性军旅作家对于塑造女兵形象的独特优势以及不足之处。

彭超^[6]（2019）在《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无性别的神》为主要考察对象彭超》文中指出引言几千年未有之巨变在近代中国发生。在这天崩地裂的历史转变期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贵族之家"面临着怎样的时代困惑,他们又将如何应对?曹禺借《雷雨》控诉大家长的罪恶,揭示"圆满"的不可能与难逃的"无常"宿命,指向生命哲学的思考。巴金笔下的"家"表达传统文化高塔对年轻人的压迫戕害,反映新旧文化的碰撞。张爱玲

朱建宏^[7]（2019）在《论益希卓玛《清晨》的地域空间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地域空间书写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特征。从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的长篇儿童小说《清晨》,可看到绚丽多彩的草原风光、鲜活的藏族语言、具有现代气息的藏族人物、理想状态下的民族情怀等带有藏族风情的地域空间文化特征,作品通过对西部草原、文化、情感、意识等的空间书写,揭示了民族生活的普遍性意义,构建了富有民族本性的精神家园。

刘雪宁^[8]（2019）在《论新时期以来的藏族作家女性汉语写作》文中指出在藏族文学中,女性作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为数不少,却多被视为“点缀”,连带着其独特的反阐释功能、特殊的书写特色和曲折的思考、实践过程,一并隐没于藏族文学中“大家”与“经典”的阴影之下。久而久之,藏族女性写作就成为了不可不说,却又无话可说的尴尬存在。论文以80年代后出现的藏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汉语小说为例,来探讨藏族女性写作在藏族文学的贡献、作用和价值,以及其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求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首先阐明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研究价值,而后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仔细梳理,并从中展现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研究重点,最后是对本次研究中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的说明。正文部分则分为四章:第一章对藏族女性作家作为女性的立场与界定进行概述与分析,说明藏族女性在学会（或能够）自我认知之前,被社会和男性所定义的、大众所普遍认可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内容,从而指出藏族女性进行写作的先天缺憾。第二章主要探讨藏族女性写作过程中的三大符号——部落、江城和凹村,并从中体现出在不同时代、社会以及生活状态下藏族女性作家们不断深化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愈发矛盾的精神状态。第三章从藏族女性写作所展现出的矛盾与困境出发,探讨在全球化不断推进下的中国,属于藏族文学一部分的藏族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创作困境和文化失语状态。第四章就前文所提及的矛盾和困境,为藏族女性写作提出主动寻找和自觉混血两种途径,用以承受来自汉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压力。结语则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藏族女性写作应认清其作为少数的写作这一现实,并在这一现实中实现与男性、外来文化以及自身的和解,将重心放在对人类普适问题的思考上,从而获得其用以延续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文学生命力。

巩晓悦^[9]（2018）在《贾平凹、莫言、阿来小说中的神秘气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文学有神秘叙事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自古就有,且延续至今。贾平凹、莫言、阿来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神秘叙事,中国本土的神秘文化影响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受到了西方神秘叙事的影响,中国的神秘文化与西方神秘主义对他们三人创作的影响角度十分不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文学的神秘叙事有自己的本源,前者的影响是内在的,主要表现为对文本的情感、精神等的影响;后者的影响主要是外在的,表现为对叙事语言与叙事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的神秘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对文本叙事的影响是“持续增生”的。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神秘叙事经历的演变并不是简单地从“含魅”到“祛魅”再到“复魅”的线性过程,它表现出转移、折返、复归等多种样貌。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着神秘叙事,这一传统从未消失,且会继续存在。“文学主于气”,“气韵”中的“气”即生命之气,它是宇宙元气和创作主体之元气化合的产物,是艺术的本体和生命。有了气韵,作品就有了生命。所谓“气韵生动”阐释的是宇宙的生机勃勃,展现宇宙以及生命的秘密,揭示的是对整个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觉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气”和“道”相互连接。“神秘”之所以可与“气韵”组成一个特定的审美术语就在于神秘与“气”相关,是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性情之一种,神秘写作赋予了文本以生命之气,文本因而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秘气韵”是一种美感特征。神秘是作家在领悟宇宙万物深层生命意蕴的天、道、气、浑然合一的“大美”境界时生发出来的,具有灵性,也有“清浊”之分。作家要想在文本进行神秘叙事时做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就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之气与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气交合融一。“神秘”与“气韵”是十分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文学品质,将它们二者结合在一起,一是能够为了更好地梳理作家受到了哪些神秘文化的影响;二是能更加立体地解读三人文本中呈现的具有普遍性的审美气质,也可以在普遍共有的审美气质中解读出各自独有的特质;三是神秘气韵涉及的不仅是文本内容层面的问题,还包括作家如何在文本叙述中呈现神秘气韵,神秘气韵被镶嵌到文本中,落实在语言上,又呈现了哪些不同的风格。“神秘气韵”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浓厚的抒情意味,文本中的神秘内容是作家在“灵气”引导下的自然描摹。90年代,“神秘气韵”被作家“为我所用”,作家对神秘的情感减弱了很多,他们迫切地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焦虑与困惑,想通过文本与时代对话。到了 21世纪,作家身上的名气和责任感与日俱增,他们对文本中的神秘内容在情感上变成了“需要”,他们的小说创作已渐出现了乏力与停滞地现象,强迫创新之后残存下来的“匠气”与“文气”已不足以完成新文学时代的使命,即便亟待表现现实与真实,也显得没有特别的气韵了。本文中所说的神秘,一是文本中涉及的神秘写作的内容;二是出现在文本中的神秘内容受到哪些传统文化,尤其是和民间习俗、民间伦理等的息息相关的神秘文化;三是神秘叙事不仅是一种写作现象,神秘的内容因其具有模糊性、虽看似难以言说,却又可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来琢磨,有很多可言说的空隙,因而具特殊气韵。最为重要的是,当“神秘气韵”作为一种特定的气韵出现在文本之中时,作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这种特殊的气韵镶嵌到文本当中的?神秘气韵在文本中又是以怎样的形态出现的?神秘气韵的形态可以是流动、潜伏、固态的等,它以不同的形态出现,达到的叙事效果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文学时代,三位作家将神秘气韵镶嵌到文本中的方式是不同的,所受的来自于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再进一步需要探究的问题是,文本中的神秘气韵要以何种方式潜入文本,才会显得自然和谐呢?作家有没有实现进行神秘写作的初衷?神秘写作到底存在哪些缺陷与希望呢?本论文的主体将主要聚焦于这些问题来展开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平凹、莫言、阿来取得的文学成就受人瞩目,以他们的小说创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有很多便利之处,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之前的诸多研究者已经有了很多达成一致的观点,研究成果很丰硕,要想在其中找到继续言说的空隙与增长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之所以选取三人的小说创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故乡都是他们作品最初的灵魂,赋予了他们强大的创作生命力。二是无论他们萌芽时期的创作还是在不同时期、重要时间节点上发表的小说体现的美学特质,以及持有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尤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小说创作有共同的“神秘气韵”。三是在梳理了三位作家的创作经历之后,发现他们都发表了诗歌,目前对于这些诗歌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从神秘气韵这个角度进入的研究还未见。他们的诗歌创作经验与小说创作息息相关。贾平凹与阿来都是先有诗歌创作的经验,诗歌创作影响了后来的小说,而莫言在近期也陆续公开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中也含着“神秘气韵”。本文主体共有五章,第一章以“重返”的态度回顾三位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个时期以及重要节点的小说创作原貌,“重返”过去的历史是想重新审视文学时代里的真实,带着反思意识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话,用“在场”与“再现”的方式来重述三人的文学创作。神秘叙事在我国的文学中有很悠久的历史,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内在源头性质的,有很多踪迹可寻;而西方神秘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外在的,本文把它归结为“外衣”的影响。两种影响“双管齐下”,但本文认为源头的影响是最原初的、更重要的。“气韵”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被用来言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的研究不太多见,与“神秘”组合为一个特定的审美范畴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很多生长点。第二章主要挖掘神秘气韵背后的精神资源,新东方化文学是在原有的西方理论之上,根据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把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以及古代文学为根本出发点,建构具有全新生命力的文学称之为新东方化文学。贾平凹、莫言、阿来的作品中具有强大的神秘气韵就在于它们立足于自己的故乡,深受传统文化及古典文学的影响。故乡是他们创作中的诗性的光束,对故乡的讲述带有诗意。他们的书写终究是要表现历史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真实,而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与纠葛,行进时产生的焦虑与困境等,都对神秘叙事产生了影响。第三章重点论述几种重要的神秘内容,也许类型化的描述难以概述出神秘写作的全貌,但“抽枝拨穗”过后,可以做到更好地聚焦“主干”。悟道的神秘是精神层面的神秘,“天人合一”是中国神秘主义哲学的核心观念,也是“神与物游”后可以达到的境界。贾平凹、莫言与阿来的作品中充满了驰骋的想象力,他们将悟道的神秘落实在文本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神与物游”的过程。巫史传统是人类符号的本源,最初在原始人类对宇宙与生命运动的认识中逐渐演变并固定下来,是人类对生命力体验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宇宙间存在着永恒的、神秘的生命力。巫文化与不同地域的自然生态、风土人情等密切联系对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贾平凹作品中的招魂、报庙、踏穴、祭祀、敬神,阿来作品中出现的藏地歌谣、群舞等都与此相关。无论是悟道的神秘还是巫史传统都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里影响出发来进行论述的,而小说最终以文字呈现,结构性神秘的研究是必须的,本文从不可靠叙事、因果关系省略与空间腾移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结构性神秘的论述。文本细读是本文在分析文本时采用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就是在文本细读的视野下研究这三位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中的神秘叙事。梦、幻觉与死亡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神秘叙事的内容,对于它们三者的叙述往往有神秘之感。根据贾平凹、莫言、阿来在文本中叙事中体现的各具特色的叙事特征而总结了三种形态各异叙事模型,分别对应为:星轨叙事、原色叙事与锥体叙事,神秘写作就包容在这三种叙事模型之中。这三种叙事模型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未出现过,是一次创造性的研究尝试。神秘叙事在文本中达到的效果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在三人前期的创作中,神秘叙事使得文本具有了很强的自然力,神秘的内容大多是自然流露的;到了作家想要开始尝试转变、刻意创新的时候,神秘叙事又表现得扭曲,显现出芜杂感;在21世纪正在行进的这十年的创作里,神秘的内容往往只是作为素材夹杂在小说中,灵性变少,钝感加重了。第五章论述了贾平凹、莫言、阿来的神秘写作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困境,作家在几十年的创作中出现疲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等现象是很正常的。分析他们在神秘叙事中有哪些局限和缺失以及有哪些创作理念是一直在坚持的是很有必要的。贾平凹、莫言与阿来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还写了散文与诗歌,诗歌与散文往往呈现着与小说不一样的气息。诗歌与散文的创作成了他们能够在小说创作突“进”遇到困难时,“退”受的属于自己的安心的园地。他们在诗歌与散文中的表达轻松惬意,葆有着真挚性情,这些是研究时绝不能忽视的部分。作家需要在创作时控制好自己的写作情绪,不能过于滔滔不绝,也不必过分禀生敛气,要能够把控“克制与任性”、“驰骛与敛束”的尺度,如果把握不好自己的创作情绪,就有可能使作品丧失“气韵”,失去作品的活力支撑。通过对贾平凹、莫言、阿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中心的研究,采用“以点及面”的研究方式是想以“神秘气韵”为聚焦点和切入口,返回历史、立足当下,最终要抵达的问题是他们在文本中借由神秘气韵来如何表现历史与现实,如何反映故乡人事以及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等。当下的作家要能够从中国的本土出发,创作有中国性情与气韵的文学作品,当下的小说依然需要美、性灵与诗性。一个最具生命力的故事其内部永远是活动的,并且具有开放性,能与其他文学开启自信的对话。神秘写作是生命力旺盛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未来充满生机。当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是行进的、流动着、有无限可能的,作家和研究者都要坚守住自己的文学使命,保持赤诚之心,在日益浓厚的全球化经验面前,珍惜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中值得借鉴的内容,在作品中体现更多坚韧的本土意识与民族性。

文旭^[10]（2018）在《西藏当代创作歌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当代音乐发展在短短的60多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的发展是建立在西藏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其发展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大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别赋予了各历史阶段不一样的功能与意义。本论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与人物采访的形式对整个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的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文章的选题来源及意义;国内外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对西藏当代创作歌曲发展现状进行梳理、研究。发展现状的梳理主要通过四大历史时期逐一进行。对各历史时期创作歌曲产生的背景及条件;创作现状;歌曲功能、意义;代表作品;发展特点等进行梳理与研究。第三部分,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的分类。根据对其表演形式进行划分为:独唱歌曲（包含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合唱歌曲、重唱歌曲三大类。之所以这样分类,是为了对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的发展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第四部分,西藏当代创作歌曲发展所引发的思考。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探索新时代的发展之路?新媒体技术已经充斥了传统固有的音乐发展模式,对未来的发展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抉择等问题作出思考与探索。西藏当代创作歌曲的创作元素集国内外文化于一体。从作曲技法的角度来审视,也有借鉴了西方作曲技法与自身民族调式相融合的手段等。整个当代创作歌曲发展紧紧围绕了时代的脚步进行,有很大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有很大的共性,亦有鲜明的个性。

二、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益希卓玛文学创作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益希卓玛文学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1）勉唐派画家丹巴绕旦绘画色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概略（论文提纲范文）

（5）80年代军旅女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无性别的神》为主要考察对象彭超（论文提纲范文）

（7）论益希卓玛《清晨》的地域空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时期以来的藏族作家女性汉语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9）贾平凹、莫言、阿来小说中的神秘气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藏当代创作歌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参与生活与反映生活——益希卓玛文学创作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勉唐派画家丹巴绕旦绘画色彩研究[D]. 李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D]. 肖丹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研究[D]. 任玲. 西藏民族大学, 2020(08)
• [4]当代藏族女作家汉语创作概略[J]. 徐寅. 西藏研究, 2020(02)
• [5]80年代军旅女作家小说中的女兵形象研究[D]. 聂先泽.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6]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无性别的神》为主要考察对象彭超[J]. 彭超. 南方文坛, 2019(06)
• [7]论益希卓玛《清晨》的地域空间书写[J]. 朱建宏. 河西学院学报, 2019(03)
• [8]论新时期以来的藏族作家女性汉语写作[D]. 刘雪宁.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贾平凹、莫言、阿来小说中的神秘气韵研究[D]. 巩晓悦. 山东大学, 2018(02)
• [10]西藏当代创作歌曲发展研究[D]. 文旭. 西藏大学,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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