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谈耗散结构原理与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姚渊[2]（2021）在《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结合当今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养生需求,运用中医学传统研究方法,在整理金元时期食疗相关着作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总结归纳、分析比较、分类对比的理论研究方法,对金元时期食疗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从食疗的概念开始,对历代食疗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总结金元以前食疗理论特点的基础上对金元时期食疗理论进行研究。通过对影响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分析,研究其发展的时代背景。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时段是从公元11 15年至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的一段时间,期间包括了北宋末期、辽代、南宋、金代、元代,据此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着作和医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一分析归纳,其中着作分为三类:第一,食疗类着作,例如《饮膳正要》、《寿亲养老新书》、《饮食须知》;第二,中医学方书,例如《普济本事方》、《妇人大全良方》、《世医得效方》、《御药院方》、《医说》;第三,非医学着作如《山家清供》、《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代表性医家包括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通过以上研究,概括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特点,并从基本原理、应用原则、选方原则、食禁四个方面论述食疗理论的内容,通过数据分析探索金元时期食疗方应用规律,旨在全面掌握金元时期食疗理论,提高食疗在防病治病中的地位,指导现代食疗实践。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1）食疗的含义及食疗理论的发展本部分从食疗的概念、食疗理论的发展、金元以前食疗理论现状、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对明清及对现代的影响五小节进行论述。第一节通过追根溯源明确了食疗的概念。第二节从商周时期至明清时期食疗理论发展进行梳理:商周时期食疗的萌芽,在先秦两汉时期初具理论雏形,魏晋隋唐时期快速发展,宋金元时期得以完善,至明清时期趋于成熟。第三节将金元以前的食疗理论现状总结为食药不分,药食同用;取百家所长,重视饮食禁忌;食疗方法多样,剂型丰富。第四小节金元时期食疗理论从食疗方种类、归经理论以及粥的运用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有一定影响。第五节金元时期饮食清淡和食肥甘注意配伍两方面对现代运用食疗有借鉴意义。（2）金元时期食疗发展的时代背景本部分将金元时期食疗发展的时代背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分析。在政治上,统治者重视医药的发展,并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比如两宋时期设有地方药局,金代全盘采用汉制致使医学上做到了兼收并蓄,元代设置广惠司,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医疗经验的交流。经济和科学技术得到发展,印刷术促进了医学着作典籍的保存和流传。金代重视农业生产,农作物品种增多,为食疗学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社会文化方面,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统治者重视汉族文化,并积极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人民注重养生保健。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加之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使医学流派百花齐放,这是金元时期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显着特色,因此,在食疗理论和方法方面见解独特,极具特色。（3）金元时期医学相关方书研究本部分内容分为五小节进行研究。第一节对金元时期食疗相关着作分类罗列,从其中选取部分代表性着作作为研究的载体。第二节对金元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饮膳正要》、《寿亲养老新书》、《饮食须知》作为食疗类着作进行研究。第三节对《普济本事方》、《妇人大全良方》、《世医得效方》、《御药院方》、《医说》五部方书中涉及食疗内容进行研究。第四节对《山家清供》、《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三部非医学着作进行研究。第五节对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三位代表性医家的食疗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选取的金元时期食疗相关着作和医家逐一分析总结概括,梳理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基本内容。（4）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内容本部分内容分四个小节对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内容总结并详细论述。第一节将食疗理论的基本原理总结为阴阳整体观、精气化神论、性味配伍理论、脾胃为本论四个方面。第二节概括了养生防病保健延寿、药食共用辅助治疗、病后食补防疾反复三个应用原则。第三节提出了辨证、辨病、辨体三个选方原则。第四节从四时、平时、病中、病后的食禁提出要求。通过四节内容,从理论和应用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的主要内容。（5）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现状金元时期食疗理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因人制宜,分段食养;第二,因病制膳,辨证食疗;第三,温胃暖脾,护卫中焦;第四,随时宜忌,节制饮食。（6）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特点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善用肉食,民族融合特色显着;第二,多用单方,药食两用简便验廉;第三,饮食清淡,食疗理论百花齐放。（7）金元时期食疗方应用规律本部分从食疗的剂型、药物的寒热特性、食疗方功效的攻补、食疗方的服用时间四个方面,运用图表直观的反映食疗方应用规律。通过研究发现,食疗方应用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食疗方剂型多种多样,以粥、汤、羹、菜为主;②食疗方中偏温补性的方剂较多;③攻邪补虚皆有,其中以补为主;④服用时间有空腹服用和饭后服用之别,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服用时间。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3]（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认为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蒿杰[4]（2020）在《宋以前儿科学术成就与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生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高地位的重要哲学概念之一,人口数量、儿童健康也是历朝历代普遍重视的社会问题,“小儿医”由此应运而生。然“小儿科”素有“哑科”之称,这对儿科疾病的诊治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在古代中医理论背景下,在长期社会医疗实践中,中医儿科有其独特鲜明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宋以前这段时期,是中医儿科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时期,为后世儿科的丰富与成熟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宋以前散落在各古籍文献中关于中医儿科内容的记述,以时间顺序为轴,用历史的眼光纵向明晰宋以前中医儿科的演进轨迹,又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及对疾病的认识等多个角度,横向梳理中医儿科的学术发展与成就。通过一线多点相结合的方式,从现有文献着录中挖掘宝贵资源,大致还原中医儿科从萌芽到确立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宋以前中医儿科的学术发展情况,以期古为今用,文献助益临床。先秦时期在甲骨文“疾”字六形中,便有了关于儿科疾病“疾子”的记录;《山海经》中所载巫方,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西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出现了“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是古代医籍中关于儿科疾病的早期记载;被称为“医书之祖”的《黄帝内经》中,已有对儿科理论的阐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入咸阳为小儿医;成书于隋唐时期的敦煌出土古医籍中,多处均涉及儿科疾病;大致成书于汉唐不着撰人的《颅囟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着;唐代大医孙思邈更是有“先妇人小儿”为“崇本之意”的论述。可见针对小儿群体的医疗活动逐渐受到重视,中医儿科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宋以前对小儿生理认识方面,其一,划定了小儿的年龄分界,将16～18岁以下认定为小儿;其二,总结出从怀胎时期到小儿出生后全过程的生长发育规律,对于何时爬、坐、立、走、咳笑、学语、应人等时间节点都给出详细论述,且认识到男女生长周期不同步,女孩要早于男孩的客观现象,并给出中医理论的阐释;其三,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在脏腑娇弱、形气未充的同时,又表现为生机蓬勃、发育迅速;其四,认识到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发热,并伴随一些特殊症状。医家认为一般情况若小儿并无痛苦,则无需治疗,并提出了变蒸学说来解释这一现象,指出变蒸为小儿长养气血。宋以前对小儿病理认识方面,其一,发现小儿虽然具有易于患病、传变迅速的特点,但如果治疗及时又具有易趋康复的特点,这为小儿的诊断、治疗提供了指导思想;其二,指出小儿的发病原因,总体与大人相类似,不外乎外感、内伤与其他因素。但由于具有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尤其在外感、乳食、惊吓这三个方面,为小儿常见的致病因素;其三,这一时期胎毒学说的提出,丰富了对小儿病因的认识,对某些特殊病症给出病因病机的阐述。对小儿病理的清晰认识,于小儿日常养护与疾病治疗意义重大。宋以前对小儿诊断认识方面,总体上也采取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式。但在具体诊法时,因小儿心智未全,问诊多依据其监护人;因小儿发育未完,脉诊与成人相比,脉位较短、至数较快,约78至为平脉,故而望诊在小儿诊断中尤其重要。此外还根据小儿皮肤娇嫩的特点,发展出小儿指纹诊法,对3岁以下小儿的诊断意义重大。然而在宋以前这一阶段,小儿指纹诊法还处于开始形成的初期,虽出现了相关论述,但尚不完善。宋以前对小儿治疗认识方面,治疗用药总体依照成人。然因小儿具有形气未充、脏腑娇嫩的生理特点,以及既易于传变又易于康复的病理特点,在对小儿疾病的治疗时,既需要细致审慎不可妄用针灸吐下,又需要及时施治,防止传变为危急重证,该下则当下,病能速愈。又因小儿服药依从性差,种类丰富、操作灵活的药物外治法为其治疗方法中的一大亮点,且小儿肌肤娇嫩,易于从皮肤吸收药物,外部用药是一有效治疗途径。此外对针灸疗法、简易外科手术以及病后调护亦均有涉及。宋以前对小儿疾病认识方面,本文从四大证、常见病与其他疾病三个分类,详述小儿多种具体疾病。此时还未形成后世统称的“儿科四大证”,且鉴别诊断相对不甚明确,但对麻、痘、惊、疳四种小儿危重疾病均有一定认识,对其病因、病机、症状与治疗均有阐述。又因小儿常因外感与乳食所伤,择感冒、发烧、积滞三种小儿常见疾病详以述之。另有小儿夜啼、颅囟异常与五迟三种小儿杂证,历代医家多有提及,故于文中单列。总体而言,宋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医儿科形成的奠基阶段,初步搭建起中医儿科的基本学术框架,创造了中医儿科学的良好开端,为后世儿科的逐步丰富与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义琳[5]（2020）在《具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媒介传染病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疟疾,利什曼,登革热,寨卡等媒介传染病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研究了具有季节影响、媒体报道和控制策略的媒介传染病模型的动力学行为,特别是讨论了无症状感染者对疾病传播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第一部分（对应第2章）,提出了一类具有季节变化、无症状感染者和媒体饱和效应影响的疟疾病毒在人群和蚊子之间传播的动力学模型.通过下一代矩阵和常微分方程比较定理方法,得到了决定该模型无病周期解的局部和全局渐近稳定性,以及疾病持久性的阈值条件.第二部分（对应第3章）,提出了一类具有无症状感染者的疟原虫在人和蚊子之间传播的动力学模型,讨论了模型无病平衡点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地方病平衡点的存在性与稳定性以及疾病的持久性,并利用敏感性方法,研究了模型中关键参数对疾病流行的影响.进一步,使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得到了控制疾病传播的最优策略.最后,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准确性.第三部分（对应第4章）,建立了一类利什曼原虫在传病媒介沙蝇,犬科宿主和人类宿主之间传播的动力学模型,利用下一代矩阵方法分别得到了沙蝇—犬科宿主和沙蝇—人类宿主子模型的基本再生数的精确表达式.进一步,使用RouthHurwitz准则给出了两类子模型无病平衡点的存在性与稳定性.此外,通过敏感性分析,讨论了模型主要参数对疾病传播与控制的影响.
李盈科[6]（2018）在《年龄结构传染病模型与血吸虫病的动力学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借助微分方程模型来探索和分析传染病传播规律与控制策略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年龄结构的传染病模型和周期传染病模型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并取到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具体的研究工作如下:第二章首先介绍了传染病模型研究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其次对年龄结构传染病模型、血吸虫和脉冲微分方程模型动力学行为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概括,最后简单地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三章考虑到对易感者进行接种免疫与他的年龄有关,染病者的潜伏期与疾病的复发都与年龄有关等,这些关系都影响疾病的整个流行趋势,同时也考虑了非线性发生率对疾病流行趋势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具有免疫、潜伏和复发年龄连续依赖的SVEIR流行病模型.通过将其重新化成所谓的Volterra型积分方程,推导出了模型的基本再生数R0,证明了该模型解半流的存在性,光滑性,一致持久性,获得了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通过构造适当的Lyapunov函数,证明了模型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如果R0<1,那么无病平衡点是全局渐近稳定的,如果R0>1,那么地方病平衡点是全局渐近稳定的.最后,两个数值例子验证了我们的理论结果的正确性.第四章血吸虫病在中国是一种由寄生虫-日本血吸虫（Schistosoma Japonicum）引起的寄生虫病,仍然是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其在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和云南等7个省依然流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关于湖北、湖南和安徽各省（湖泊和沼泽地地区）的血吸虫病数据显示出其按季节周期波动.在每年的夏末秋初出现了病例的高峰,而在冬天则出现了病例的低谷.通过认识疾病的寄生虫生活史和考虑这种周期现象,我们构建了一个具有周期感染的确定性模型,推导出了该模型的基本生数R0,讨论了该模型的无病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和模型的持久性等动力学行为.并利用该模型对湖北血吸虫病的月数据进行了拟合,研究了像湖北、安徽和湖南这些湖泊和沼泽地区血吸虫病的季节性动态传播规律,通过对模型的主要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高危人群的治疗、改善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和消灭钉螺是这些湖泊和沼泽地区血吸虫病的有效控制措施.第五章为了对害虫进行综合防治策略的探索,本文提出了一种食饵具有疾病的双重脉冲控制的捕食-食饵一般模型.通过使用Floquet理论、脉冲微分方程的比较定理和动力系统的持久性理论得到了如果阈值R0<1,那么易感害虫灭虫周期解是全局渐近稳定的,如果R0>1,则该模型是持久的.数值例子不仅说明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而且表明当模型是持久的时,它可能具有唯一的全局吸引的T-周期解.
郑言[7]（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任善静[8]（2018）在《具有年龄结构的肺结核流行病模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肺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可致命的慢性传染病。它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三个传染病之一,对人类的影响己有数千年的历史。近年来,由于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的增加、多重耐药结核菌增多、艾滋病毒感染的传播等原因,众多发展中国家疫情明显回升。面对结核病流行的严峻局面,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以控制结核病的流行。本文利用传染病动力学的建模思想,根据肺结核的传播机理,并考虑不同因素建立了三个肺结核传播模型。本文共分为五章。在第一章中,首先,介绍了结核病的背景知识、传染病仓室模型及研究现状、年龄结构模型及建立、具有年龄结构的传染病的仓室模型研究现状。其次,介绍了传染病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如:Lyapunov-Lasalle不变原理、Routh-Hurwitz判别准则、基本再生数等等。在第二章中,我们建立并且研究了一个具有潜伏年龄和康复年龄的SEIR肺结核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们考虑了不完全治疗、复发等因素。首先,观察该模型平衡点的存在性并获得基本再生数。研究了一致持续性。其次,通过构造李雅普诺夫函数得到:当基本再生数小于1时,无病平衡点全局稳定;当基本再生数大于1时,无病平衡点不稳定且出现唯一的地方病平衡点,并且证明了此时地方病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最后给出了数值模拟,模拟的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理论结果是正确的。在第三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具有年龄结构的SVEIR肺结核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们考虑了不完全治疗、复发、不终身免疫等因素。观察该模型平衡点的存在性并获得基本再生数。证明了一致持续性。通过构造李雅普诺夫函数得到:当基本再生数小于1时,无病平衡点全局稳定;当基本再生数大于1时,无病平衡点不稳定且出现唯一的地方病平衡点,并且证明了此时地方病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在第四章中,我们建立并且研究了一个有限医疗条件下年龄结构肺结核模型。因为肺结核具有较长的潜伏期,因此在此模型中我们考虑了快慢进程因素。又由于我们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医疗条件的有限性,所以,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饱和治疗函数。首先,得到了该模型平衡点的存在性并获得基本再生数。证明了当基本再生数小于1时,无病平衡点是局部渐近稳定的;当基本再生数大于1时,无病平衡点不稳定但存在唯一的地方病平衡点,并且此时地方病平衡点是局部渐近稳定的。其次,证明了一致持续性,并且当基本再生数小于1时,得到了无病平衡点的全局吸引性,进而得到无病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通过构造李雅普诺夫函数得到当基本再生数大于1时,地方病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在第五章中,结论部分总结了当前的工作并给出了今后研究的目标。
王梅[9]（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刘洋[10]（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二、试谈耗散结构原理与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谈耗散结构原理与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食疗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
| 1.1 食疗概念 |
| 1.2 食疗理论发展概述 |
| 1.2.1 商周时期:食疗的萌芽 |
| 1.2.2 先秦两汉时期:食疗理论开始出现 |
| 1.2.3 魏晋隋唐时期:食疗理论快速发展 |
| 1.2.4 宋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得以完善 |
| 1.2.5 明清时期:食疗理论趋于成熟 |
| 1.3 金元以前食疗理论状况 |
| 1.3.1 食药不分,药食同用 |
| 1.3.2 取百家所长,重视饮食宜忌 |
| 1.3.3 食疗方法多样,剂型丰富 |
| 1.4 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对明清时期食疗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
| 1.4.1食疗方种类增多 |
| 1.4.2 归经理论运用于食疗 |
| 1.4.3 拓展粥的运用 |
| 1.5 金元时期食疗经验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
| 1.5.1 饮食清淡用单方 |
| 1.5.2 食肥甘注意配伍 |
| 2 金元时期食疗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 |
| 2.1 政治背景 |
| 2.2 经济背景 |
| 2.3 社会背景 |
| 3 金元时期食疗相关着作及代表性医家的研究 |
| 3.1 金元时期食疗着作概况 |
| 3.2 金元时期代表性食疗着作研究 |
| 3.2.1 《饮膳正要》倡饮食“守中” |
| 3.2.2 《寿亲养老新书》重“养胃气” |
| 3.2.3 《饮食须知》:知反忌,勿多食 |
| 3.3 金元时期食疗相关方书研究 |
| 3.3.1 《普济本事方》 |
| 3.3.2 《妇人大全良方》 |
| 3.3.3 《世医得效方》 |
| 3.3.4 《御药院方》 |
| 3.3.5 《医说》 |
| 3.4 其他非医学书籍 |
| 3.5 代表性医家 |
| 3.5.1 刘完素 |
| 3.5.2 张从正 |
| 3.5.3 朱丹溪 |
| 4 金元时期食疗理论主要内容 |
| 4.1 基本原理 |
| 4.1.1 阴阳整体观 |
| 4.1.2 精气化神论 |
| 4.1.3 性味配伍理论 |
| 4.1.4 脾胃为本论 |
| 4.2 应用原则 |
| 4.2.1 合理配伍,卫生饮食 |
| 4.2.2 药食共用,辅助治疗 |
| 4.2.3 病后食补,防疾反复 |
| 4.3 选方原则 |
| 4.3.1 辨证选方 |
| 4.3.2 辨病选方 |
| 4.3.3 辨体选方 |
| 4.4 食禁原则 |
| 4.4.1 四时禁忌 |
| 4.4.2 平时禁忌 |
| 4.4.3 病中禁忌 |
| 4.4.4 病后禁忌 |
| 5 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现状 |
| 5.1 因人制宜,分段食养 |
| 5.2 因病制膳,辨证食疗 |
| 5.3 温胃暖脾,护卫中焦 |
| 5.4 随时宜忌,节制饮食 |
| 6 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特点 |
| 6.1 善用肉食,民族融合特色显着 |
| 6.2 多用单方,药食两用简便验廉 |
| 6.3 饮食清淡,食疗理论百花齐放 |
| 7 金元时期食疗方应用规律 |
| 7.1 食疗剂型:剂型多种多样,粥汤羹菜为多 |
| 7.2 食疗方药物寒热特性:药性有寒有热,多数方剂偏温 |
| 7.3 食疗方主要功效:攻邪补虚皆有,其中以补为主 |
| 7.4 食疗方服用时间:多数不拘时候,亦分饭前饭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卫生健康委规定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
| 附录二: 卫生健康委公布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名单 |
| 附录三: 保健食品禁用中药名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3）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4）宋以前儿科学术成就与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宋以前对小儿生理的认识 |
| 1.1 年龄界定 |
| 1.2 生理特点 |
| 1.3 变蒸学说 |
| 2 宋以前对小儿病理的认识 |
| 2.1 病因病机 |
| 2.2 胎毒学说 |
| 3 宋以前对小儿诊法的认识 |
| 3.1 望诊 |
| 3.2 脉诊 |
| 3.3 小儿指纹诊法 |
| 4 宋以前对小儿治疗的认识 |
| 5 宋以前对儿科四大证的认识 |
| 5.1 麻 |
| 5.2 痘 |
| 5.3 惊 |
| 5.4 疳 |
| 6 宋以前对小儿养护的认识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 “儿”字 |
| 1.2 儿科 |
| 1.3 儿科学 |
| 1.4 儿科史 |
| 1.5 儿科史观 |
| 2 宋以前对小儿生理的认识 |
| 2.1 年龄界定 |
| 2.2 生长发育 |
| 2.3 生理特点 |
| 2.4 变蒸学说 |
| 3 宋以前对小儿病理的认识 |
| 3.1 病理特点 |
| 3.2 病因特点 |
| 3.3 胎毒学说 |
| 4 宋以前对小儿诊断的认识 |
| 4.1 望诊 |
| 4.2 闻诊 |
| 4.3 按诊 |
| 4.4 脉诊 |
| 4.5 小儿指纹诊法 |
| 5 宋以前对小儿治疗的认识 |
| 5.1 用药原则 |
| 5.2 药物外治法 |
| 5.3 非药物疗法 |
| 5.4 病后调护 |
| 6 宋以前对小儿疾病的认识 |
| 6.1 小儿疾病的相关文献 |
| 6.2 儿科四大证 |
| 6.3 小儿常见疾病 |
| 6.4 小儿其他疾病 |
| 7 宋以前对小儿养护的认识 |
| 7.1 胎养 |
| 7.2 新生儿养护 |
| 7.3 日常养护 |
| 8 宋以前儿科相关医家与医着 |
| 8.1 医家 |
| 8.2 医着 |
| 结语 |
| 1 宋以前中医儿科学的主要成就 |
| 1.1 实现独立分科 |
| 1.2 初建学术体系 |
| 1.3 完备治疗方法 |
| 2 宋以前中医儿科学的主要特点 |
| 2.1 重视小儿 |
| 2.2 多为杂病 |
| 2.3 养护详致 |
| 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具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媒介传染病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主要工作及内容安排 |
| 第2章 具有季节与媒体饱和效应影响的疟疾传播模型研究 |
| 2.1 模型建立 |
| 2.2 解的非负性与有界性 |
| 2.3 疾病的持久性与灭绝性 |
| 第3章 具有无症状的疟疾传播模型动力学分析及最优控制 |
| 3.1 模型建立 |
| 3.2 平衡点的稳定性与疾病的持久性 |
| 3.3 敏感性分析 |
| 3.4 最优控制 |
| 3.5 数值模拟 |
| 第4章 具有多宿主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利什曼传播模型研究 |
| 4.1 模型建立 |
| 4.1.1 犬科种群模型 |
| 4.1.2 人类宿主模型 |
| 4.1.3 沙蝇种群模型 |
| 4.1.4 解的非负性与有界性 |
| 4.2 模型分析 |
| 4.2.1 沙蝇-犬科宿主子模型分析 |
| 4.2.2 沙蝇-人类宿主子模型分析 |
| 4.3 R_0的敏感性分析 |
| 第5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年龄结构传染病模型与血吸虫病的动力学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
| 1.1 传染病模型产生的背景、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文主要工作及内容安排 2 预备知识 |
| 2.1 Volterra公式 |
| 2.2 抽象的柯西问题 |
| 2.3 脉冲微分方程解的理论 |
| 2.4 周期系统理论 |
| 2.5 拟合优度检验 3 具有免疫、潜伏和复发年龄依赖的传染病模型的全局稳定性分析 |
| 3.1 具有免疫、潜伏和复发年龄依赖的传染病模型 |
| 3.2 解的存在唯一性 |
| 3.3 解半流的渐近光滑性 |
| 3.4 疾病的一致持续性 |
| 3.5 无病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
| 3.6 地方病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
| 3.7 数值模拟与讨论 4 季节影响的血吸虫病传播的动力模型在中国湖泊及池沼地区的建立及应用 |
| 4.1 中国湖泊和池沼地区模型的建立 |
| 4.1.1 模型的基本性质 |
| 4.1.2 疾病的灭绝性 |
| 4.1.3 疾病的一致持续性 |
| 4.2 血吸虫病在湖北省的控制 |
| 4.2.1 模型参数的估计 |
| 4.2.2 数据拟合 |
| 4.2.3 敏感性分析 |
| 4.3 结论与讨论 5 具有双脉冲控制的害虫治理模型的动力学行为分析 |
| 5.1 模型建立 |
| 5.2 基础知识 |
| 5.3 害虫根除周期解的全局稳定性分析 |
| 5.4 种群的持续性 |
| 5.5 数值模拟与讨论 6 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致谢 |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具有年龄结构的肺结核流行病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结核病的介绍 |
| 1.1.2 结核病对人类的破坏与威胁 |
| 1.1.3 传染病仓室模型介绍及研究现状 |
| 1.1.4 年龄结构模型的介绍 |
| 1.1.5 年龄结构的传染病模型的建立 |
| 1.1.6 年龄结构传染病模型的研究现状 |
| 1.2 预备知识 |
| 第二章 具有不完全治疗的年龄结构肺结核模型的全局稳定性 |
| 2.1 引言 |
| 2.2 模型建立 |
| 2.3 模型的稳定性分析 |
| 2.3.1 局部稳定性分析 |
| 2.3.2 全局稳定性分析 |
| 2.4 数值模拟 |
| 2.5 讨论 |
| 第三章 具有年龄结构的SVEIR肺结核模型的稳定性 |
| 3.1 引言 |
| 3.2 模型构建 |
| 3.3 平衡点的存在性 |
| 3.4 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
| 3.5 一致持续性 |
| 3.6 平衡点的全局稳定性 |
| 3.7 讨论 |
| 第四章 有限医疗条件下考虑快慢进程的年龄结构肺结核模型 |
| 4.1 引言 |
| 4.2 模型建立与预备结果 |
| 4.3 主要结果 |
| 4.3.1 局部稳定性 |
| 4.3.2 一致持续性 |
| 4.3.3 全局稳定性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和待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关于社会救济史的整体研究 |
| (二) 关于甘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西北及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区域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青海的自然环境 |
| 一、地貌 |
| 二、气候 |
| 三、土壤与植被 |
| 四、河流 |
| 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 |
| 一、多民族聚居和传统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
| 二、宗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 |
| 三、近代因素的发轫与地方社会 |
| 第三节 近代青海的行政区划及建置的沿革 |
| 一、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建置 |
| 二、近代以来青海的基层行政组织 |
| 第二章 济贫事业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族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官方的济贫活动 |
| 一、官办救济机构 |
| 二、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
| 第三节 民间的慈善救济 |
| 一、血缘组织下的互助与济贫(汉族的宗族、撒拉族的孔木散、土族的舍房、藏族的“日科尔”) |
| 二、地缘组织(村落、藏族部落内、城镇会馆组织)下的互助济贫 |
| 三、宗教组织的慈善救济 |
| 四、民间社会团体的慈善救济活动 |
| 五、融入民间习俗中的济贫行为 |
| 第四节 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 |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发展情况 |
| 二、教会在医疗和助学方面的济贫活动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济贫事业的成效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灾荒救济 |
| 第一节 灾荒概况 |
| 一、灾荒概述 |
| 二、灾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方救灾 |
| 一、近代国家和青海地方的救灾机构及其制度建设 |
| 二、灾前预防 |
| 三、临灾赈济 |
| 四、灾后善后 |
| 第三节 民间救灾 |
| 一、防灾备荒的探索 |
| 二、民间赈灾款物的筹集与对政府救灾的支持 |
| 三、民间的应灾举措 |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政府救灾活动的成效及评价 |
| 二、民间力量救灾活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反映的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 |
|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
| 二、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 |
| 三、多层次和多样化 |
|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 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有关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部分法规 |
| 附录二 近代青海自然灾害发生统计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试谈耗散结构原理与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2]金元时期食疗理论研究[D]. 姚渊.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3]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宋以前儿科学术成就与特点研究[D]. 蒿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5]具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媒介传染病模型研究[D]. 王义琳. 新疆大学, 2020(07)
- [6]年龄结构传染病模型与血吸虫病的动力学行为研究[D]. 李盈科. 新疆大学, 2018(12)
- [7]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8]具有年龄结构的肺结核流行病模型的研究[D]. 任善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9]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