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PI养羊项目在中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罗廷锦[1]（2020）在《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消除贫困,经济学界的先贤们不断探索致贫原因,并提出了诸多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形成了众多反贫困理论。然而,很多反贫困理论和对策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贫困,把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单一的经济维度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反贫困战略。其实,贫困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形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导致贫困的原因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21世纪,学术界掀起了从多维视角研究贫困问题的热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反贫困理论,而且还对反贫困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着力于数字鸿沟视角,应用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问题为导向,以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为例,理论联系实践,深入研究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科学全面的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之间存在的静态、动态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措施的减贫效应,探讨数字鸿沟对贫困的作用与影响,基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现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1.梳理中国反贫困历程与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建国以来,中国通过6个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即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脱贫攻坚工作的结束并不是扶贫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是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起点。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际组织的反贫困计划,拓展扶贫思路,探索扶贫开发的新途径。在信息化社会,由于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加深贫困,要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2.以典型欠发达地区云南为例,通过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已不是主要的致贫原因,虽然资金匮乏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进行扶贫资金投入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贡献率尤为重要。在信息社会,信息革命带来数字红利,助力反贫困工作的同时,贫困人口信息技术能力的匮乏已成为致贫的主要因素。3.使用FGLS和PAVR模型,检验和分析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和动态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综合指数。总体上,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缩小,但各地区缩小幅度不同,造成地区间差距在扩大,说明地区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FGL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显着性正相关关系。PAVR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贫困加深贫困,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相互间也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鸿沟直接作用于贫困,加深贫困;贫困也同样作用于数字鸿沟,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与贫困不仅对各自当期产生影响,还会对相互间的滞后期产生作用。从FEVD检验结果来看,贫困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并持续较长时间,说明治理贫困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贫困也对数字鸿沟产生较大、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影响,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并对贫困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数字鸿沟也会对自身产生较大影响,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贫困加大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循环积累因果关系。4.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在信息化社会,缩小数字鸿沟对贫困产生显着性影响,缩小数字鸿沟能明显降低贫困程度,数字鸿沟变得越小,贫困程度也会变得越轻;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逐渐增大;基础设施条件好、相对越富裕的地区,减贫效应越大。因此,缩小贫困地区的数字鸿沟,也是一条重要的减贫措施。5.使用Moran模型检验数字鸿沟与贫困的自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鸿沟与贫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聚集度成正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聚集度在逐步减弱,不过贫困聚集度减小的速度慢于数字鸿沟,说明贫困的治理难度大于缩小数字鸿沟。同时,由于数字鸿沟与贫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使得较为贫困的地区如迪庆州、怒江州、昭通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强化,较为富裕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贫困得到进一步减缓;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怒江州、迪庆州等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信息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玉溪市等地的数字鸿沟得到进一步缩小。所以,数字鸿沟与贫困同经济发展一样,区域间会形成“回波效应”,中心地带的发展会弱化属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地带和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强化处于起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拉大二者间的信息差距和贫富差距。6.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加入空间权重,使用空间SDM模型对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依存与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空间分布上,数字鸿沟与贫困呈显着性正相关关系,数字鸿沟不仅显着性影响本地区的贫困,还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性影响邻近地区的贫困,贫困程度越深的地区,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越大。收入水平和数字鸿沟一样,也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数字鸿沟二级指标与贫困的SD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应用和信息环境对贫困具有显着性影响,而信息意识对贫困的影响不显着。因此,需要加快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加速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经济发展,让身处中心地带的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效应”惠及广大边远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减小贫困地区数字鸿沟和贫困的外溢性。7.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反贫困对策建议,旨在为新时期脱贫攻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减缓相对贫困建言献策。
李如跃[2]（2020）在《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国政府关于消除贫困的目标是坚定的,一贯的。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大面积的贫困状况已经基本得到消除,这就要求今后的扶贫工作必须进一步下沉到村、精确到户。传统的以区域性经济增长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宏观扶贫思路,暴露出不少问题,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认识还不足够全面,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基层细节和具体落实轨迹,科学分析其中的减贫路径,探索实现旅游扶贫中精准对焦村寨中的目标主体的有效途径。贵州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已经发展了30多年,在探索减贫效果、培育地方产业、保护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经验。本文选取了贵州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民族村寨为案例地,分析了他们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历程、经验及问题,对于探索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扶贫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本次研究的思路。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分析研究背景和意义,针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案例地进行选择和调研计划。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和分析理论,掌握贫困、旅游扶贫的内容和特点,并确定反贫困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精准扶贫理论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理论基础,为之后的研究开展提供理论指引。第三,对贵州省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状况,从贫困现状、资源禀赋到民族村寨特点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了贵州民族村寨进行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并梳理了其旅游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第四,调查了黔东南州郎德上寨、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三个案例地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情况,以及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村寨居民在旅游扶贫的多方面感知,发现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整体上持支持态度,但对旅游扶贫政策满意度不高,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第五,对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中存在的经验以及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根据三个村寨的实际调查情况归纳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存在着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活动中受益不足、社区参与不足且贫困人口发展机会被剥夺、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合理、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等现实问题,并梳理了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第六,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实现长效发展的机制,重点明确了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并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为了实现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多元合作,须对六大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在旅游扶贫中进行清晰的定位,提出了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构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长效发展机制:打造合适的旅游扶贫动力机制,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旅游收益分配机制要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方便贫困人口表达观点、融入旅游扶贫发展的参与机制;从金融、产权等制度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通过系统分析,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黔东南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二,虽然目前在民族村寨开发旅游之后,当地获得了客观上的经济效益,但由于真正的贫困居民往往无法有效从旅游开发中得到更多发展机会,实际上他们没有成为旅游扶贫的重点对象,这就使得旅游扶贫的靶向性不足。第三,作为当地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言人,基层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第四,贫困人口是旅游扶贫的核心主体,要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人力资本,使其具备起码的参与旅游接待或相关产业链的专业技能和服务常识;并增加各类扶贫贷款或专项资金投入,强化民族地区社区和贫困居民的旅游经营能力。第五,围绕着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如何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激发其自身发展动力,完成自身能力提升,最终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要构建起来一套完整的旅游扶贫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活动在未来较长时期中的健康、稳定发展。
刘澹远[3]（2020）在《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笪玲[4]（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姚雪琳[5]（2020）在《技术治理的限度研究 ——以G市精准扶贫为分析样本》文中认为对“精准”的追求使得技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不断被强调,技术治理的限度也应当被思考。本文以安徽省一个省级贫困县为田野分析样本,深描该县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中的技术运用,并解析其精准扶贫运作机制的技术局限性,进而探究技术治理的限度。基于G市精准扶贫运用机制分析发现:精准识别中的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中信息技术的运用;精准帮扶中的“菜单式”扶贫是精准扶贫中标准化技术的运用;以痕迹管理和技术管理为规范是精准扶贫中程序化技术的运用;精准考核中的指标化是精准扶贫中数字技术的运用。通过对精准扶贫中技术运用的考察与分析,以信息技术和标准化技术为手段的精准扶贫和精准帮扶过程中产生识别靶向虚化和“内卷化”的治理限度,其原因在于理性的测量公式无法精准测量不规则的农村社会生活,标准化的帮扶与贫困户需求存在“空集”。以痕迹管理、技术管理和指标化为手段的精准管理和精准帮扶过程中引发“异化”现象,其原因在于技术嵌入科层制结构后“被执行”。精准扶贫作为技术治理的实践样本,其所展示的治理限度本质是信息技术以及理性化的技术手段与科层制的结构、乡村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张力。这使得文章的研究集中于技术治理的限度是由治理情景和组织结构的双重影响下所导致的。社会事实的模糊性制约了以清晰化为目标的技术治理效用实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阻碍了技术治理“非人格化”的运转。技术单向嵌入组织结构时导致社会治理成本的扩张和基层双向互动目标的背离。对技术治理的限度的思考,笔者认为超越技术治理最根本的是加强政府内部系统建设和对以人“为本”的治理的回归。
孙文心[6]（2020）在《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中精准扶贫阶段取得的伟大成就,使我国具备了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能力。党和政府在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提出,要建立农村扶贫长效机制,解决将会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在新的贫困形势下,保证农村扶贫工作的长效进行将成为今后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必须通过扶贫立法来保障农村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本文以凉山州为实证研究对象,结合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发展经验,讨论我国农村扶贫立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我国扶贫法律的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外扶贫立法经验的前提下,提出完善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的建议。因此,完善我国扶贫立法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第一,要在坚持精准扶贫的前提下,更新立法理念,确立贫困人口在农村扶贫中的主体地位;第二,通过制定我国农村扶贫纲领性法律、完善农村扶贫配套法律制度、并以地方性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作为重要补充性,构建完善的农村扶贫法律体系;第三,聚焦于我国农村扶贫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事权划分不清,问责机制缺失等问题,通过法律规范农村扶贫权力运行体系,保证农村扶贫工作顺利开展;最后,重点关注贫困主体的权利救济问题,确保贫困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葛云飞[7]（2019）在《精英嵌入、政策吸纳与扶贫共同体：精英扶贫有效性研究 ——基于山东省鄄城县D镇扶贫车间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不断深入,扶贫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扶贫实践发展瓶颈和困难日益浮现。单纯依靠政府力量难以完成多样化且复杂化的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精准扶贫亟待整合社会精英力量。同时,伴随着脱贫要求的精准化,如何将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巧妙结合,打造良好的脱贫与发展的环境,成为摆在政府、贫困人口以及全社会面前的难题。在此大背景下,精英群体的作用被突显出来,成为产业精准扶贫中的重要角色。在产业扶贫发展中,企业主和地方能人等精英群体一直在产业扶贫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产业扶贫实践主要是依托精英群体来展开的。然而,传统扶贫活动中的精英群体通过涓滴效应的方式参与到扶贫中,更多地表现出俘获扶贫资源等的行为异化倾向,并没有将自身的作用最大化地发挥出来。随着全社会扶贫大局面的开展,精英群体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与精英群体之间需要形成新的扶贫合作方式,从而解决当前的扶贫开发问题。本研究在于深度探索政府与精英群体如何形成有效地合作的方式,进而提炼出两者开展合作的有效性和推广性。基于对山东省菏泽市“扶贫车间”的实地调研和对有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本文将精英、贫困人口以及政府之间的共容利益视为精英扶贫有效开展的前提保障。这是因为产业扶贫具有双重属性特征,一方面,产业扶贫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定的市场化逻辑,相较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人员而言,精英群体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和行动力。加之精准扶贫新的战略要求,加重了扶贫干部的扶贫难度,地方政府难以单独完成高强度的扶贫任务。另一方面,产业扶贫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实践中需要遵循一定地社会道德逻辑,而精英群体具有较为明显的理性人行为特征。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与精英群体的协作,并且做好完善的制度化管理,清晰地界定精英群体的行为边界,避免精英俘获行为的出现。为了保障精英群体扶贫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充分挖掘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再从打造共同的价值观认同、协调各方一致行动、加以共识性规范等方面入手,从而最终形成扶贫共同体,让地方政府与精英群体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合作机制。基于以上的分析,新阶段中国的产业扶贫工作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地方政府是扶贫行动的主导者,在营造良好的协作环境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精英群体和贫困户两方面差异化的需求、调动各方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对扶贫相关主体行为异化的预防。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薄弱必然会弱化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因此,需要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精英扶贫共同体,实现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
汪连杰[8]（2019）在《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基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维度的考察》文中指出十九大以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贫困人口与全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口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易患病老年人群的医疗需求较大,老年人医疗支出占我国医疗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老年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频发。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致使老年群体成为贫困人群中一个快速膨胀的群体。因此,推进老年精准扶贫,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老年贫困治理体系,不仅是缓解老年贫困,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一场攻坚战。本文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和阿玛蒂亚·森、马克思等西方学者的贫困理论,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框架,并基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本文研究围绕四大主线展开:一是从整体上梳理了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研究的基本背景,并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基于研究框架,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入手,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并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三是分别从以美、日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发展中国家为例,系统梳理了国际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对中国老年贫困治理的政策启示;四是基于上述研究,最后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多元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首先,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的基本背景与研究框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在健康、保障和参与等视角下存在着显着的群体性差异,这就为老年贫困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是老年贫困治理的主要承担者,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精准扶贫时期,政府为缓解老年贫困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尝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于现阶段老年群体陷入贫困问题的脆弱性特征及家庭、政府等单维主体在老年贫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构建了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以期为完善中国老年贫困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其次,基于研究框架,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维度实证分析了家庭、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并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基于学者研究和世界银行的界定,本文将家庭操作化为家庭禀赋变量,将国家、市场和社会操作化为社会资本视角,实证分析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多维贫困影响的基准结果、影响机制以及采用得分倾向匹配法得出的影响净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多维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检验,包括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此外,针对老年贫困维度“恶性循环”难题,论文首先阐释了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经济学原理,并分析了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成因和治理,最后通过对老年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进行交叉表分析,验证了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从实证上为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再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对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基于此,论文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相关法案等视角入手,以美、日为例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的老年贫困治理实践,以及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减贫效果层面,以巴西和印度为例比较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老年贫困治理实践,最后得出国外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对中国的经验启示,包括正确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老年贫困治理模式和发展策略、健全本国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和不断完善老年法律规范体系四个方面。最后,基于上述研究,论文构建了中国老年贫困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现阶段,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存在着政府作用的有限性、家庭参与老年贫困治理遭受困境和整体制度框架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存在着资源分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现实情况。基于此,论文构建了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合作—互补”关系框架,并界定了各主体的基本理念和主要职责。论文最后提出了完善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构建家庭助老脱贫政策体系、提高老年人经济和健康保障水平、开发适合贫困老年群体的商业保险项目、积极引入社会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体系和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等等。
刘倩[9]（2019）在《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及形成机制研究 ——以商洛市为例》文中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已取得显着成就,但距离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尚面临诸多挑战。集中连片特困区作为贫困人口集聚地,地理环境约束性明显,人地关系复杂,扶贫攻坚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大任务。多维贫困是贫困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针对不同贫困主体进行多维贫困考察,并探究贫困形成机制,是实现特困区多维减贫的基础,也是促进区域与个体协调发展的关键,更是政府因势利导、科学施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基于“人”、“地”和“业”视角,以秦巴山商洛市为例,构建多维贫困综合分析框架。在县域层面,从人类发展维度、经济维度和环境维度构建县域层面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通过县域多维贫困指数模型对20012017年商洛市7县区的贫困进行测度。在农户层面,从个体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构建农户层面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通过农户多维贫困指数模型对农户进行测度和识别。使用贡献率模型辨识县域层面贫困形成的主要贡献因子,通过回归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农户贫困形成的内外部因素,并探讨不同尺度多维贫困形成机理。最后,针对政府和农户分别提出多维减贫的路径和对策。（1）从“人”、“地”和“业”视角,聚焦县域层面和农户层面的多维贫困,构建县域“人类发展维度——经济维度——环境维度”与农户“能力维度——资产维度——环境维度”的多维贫困综合分析框架,探讨多尺度的“人”、“地”和“业”为一体的综合层面上的弱势或剥夺。（2）20012017年商洛市7区县在人类发展维度贫困、经济维度贫困和环境维度贫困均呈现下降趋势。20012017年7区县多维贫困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多维贫困指数变化差异较大,高度贫困区多分布在洛南县、柞水县和镇安县,低度贫困区主要分布在丹凤县、商南县和商州区。丹凤县和商南县属于人类发展制约型,商州区和镇安县属于环境制约型,洛南县属于人类发展和环境制约型,山阳县和柞水县属于经济和环境制约型。预测显示20182025年间商南县和商州区的多维贫困相对较低,镇安县、柞水县和洛南县多维贫困相对较高。（3）54.43%的农户为多维贫困户,45.57%为非多维贫困户。在“人”层面,多维贫困户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较低、家庭劳动力和健康水平薄弱;在“业”层面,多维贫困户在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存在弱势或剥夺;在“地”层面,多维贫困户在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状况有着较大劣势。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匹配率为84.02%,佐证了建档立卡识别结果的有效性。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则有效补充和纠正了建档立卡识别的遗漏、瞄准目标的错误。农户剥夺维度划分显示21.01%的贫困户为单维度剥夺型;48.52%为双维度剥夺型,30.47%为多维度剥夺型。对农户类型划分显示发展缺失型农户占38.46%,复合贫困型农户占25.74%,环境恶劣型农户占5.33%,综合贫困型农户占30.47%。（4）在县域层面,经济维度贫困是多维贫困的主要贡献维度,人类发展维度对贫困的贡献率逐步降低,而环境维度对贫困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商洛市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能力落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导致其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较低;恶劣的自然环境引发“地理资本劣势连锁效应”;社会保障不均衡、环境污染加剧农村贫困发生。在农户层面,“人”的健康水平较差,劳动能力薄弱、技能缺乏,导致农户陷入“教育技能缺乏——低水平就业——个体投入受制约——贫困”的恶性循环。“业”中农户金融资本的匮乏和排斥,物质资本薄弱、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农户抵御风险能力极度脆弱,形成次生贫困。“地”中区位劣势和灾害冲击加剧贫困发生。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从业能力和居住环境较差、产业发展滞后以及资源禀赋弱势性等外部因素加剧农户多维贫困形成。在县域和农户尺度之间,“人”、“业”与“地”三者之间的弱势和剥夺,共同导致山区的贫困陷阱,农户难以跨越“贫困门槛”。（5）政府应突出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以促进“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强化社会保障和关注乡村留守群体,以保障“人”的发展;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易地搬迁安居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降低“地”的制约。优化精准扶贫措施,通过创新多元组织,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调动农户参与积极性,加强基层干部帮扶能力建设。农户应注重自身能力提高,树立减贫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减贫的内生力;拓宽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家庭资本存量;加强防灾减灾意识,对接“精准农业”。
车四方[10]（2019）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不再是唯一衡量贫困的标准,贫困更多的表现为人们的“可行能力”被剥夺,这些可能能力包括教育获得、疾病救助、饥饿消除以及其它社会权利的获取。由此可见,贫困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现象。换句话说,从多维度衡量贫困更能把握和描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是贫困发生的“主战场”,虽然截止2017年末农村绝对收入贫困发生率降为3.1%,但是农户家庭面临着贫困程度更深、减贫难度更大以及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更加凸显等新特征。于是,本文基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开展研究。同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国家层面,消除贫困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我国农村是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在市场机制不足的农村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部分研究仅将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农户收入、健康等单维度的重要变量,并未重视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切入视角,着重解决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研究思路,基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实际,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缓解农户多维贫困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精准测度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着重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法、Probit法、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最后基于稳健的研究结论提出精准测度和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第一,借鉴并拓展了多维贫困理论,构建了中国情景下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指标权重,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及演变情况。（1）构建包含收入、教育、健康、金融等维度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相较已有研究,本文主要增加了金融指标,该指标体系更能体现当前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情况。（2）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各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总误差法建立了评判不同方法选取指标权重的优劣标准。人工神经网络法改善了等权重法不能区分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的缺陷,也更能体现指标之间的随机性、离散性和非线性性等特点。同时,为了说明人工神经网络法的优势,本文采用加总误差法建立评判等权重法、变异系数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法选取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优劣评判标准。测度结果显示:相较于等权重法和变异系数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更能精确测度多维贫困。（3）为了解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和致贫主素,借鉴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运用CFPS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及其演变规律。第二,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并通过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效应。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户收入、教育获取、健康改善以及金融服务等直接作用于农户多维贫困,且社会资本通过非农就业、信贷约束和社会保险等间接作用于农户多维贫困。此外,通过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作用机理。第三,总体上,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呈逐年减弱的趋势,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呈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收入、教育、金融等因素是导致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不同区域致贫主因存在显着差异。（1）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从2010年到2014年呈减弱趋势。（2）无论是多维贫困广度,还是多维贫困深度和强度,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始终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相对严重。（3）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程度呈下降直至为零,而且东部地区贫困水平下降速率显着快于中西部地区。表明农户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东部地区农户贫困维度数普遍小于中西部地区。（4）基于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收入因素、金融因素和教育因素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这表明金融服务能力低下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农户家庭发展的最大障碍;中西部地区仍为收入因素影响最大,且金融因素也逐渐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第四,社会资本能显着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但是,社会资本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之间不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还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同时,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缓解。实证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能显着降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具体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越丰富,越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2）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3）当人力资本、人均收入、金融服务和社会资本存量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社会资本才能显着的改善农户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此外,当人均收入和社会资本存量跨过门槛值后,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即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状况。第五,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成立,且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通过建立社会资本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成立,且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但是,其影响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中介效应占比不同。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表现为:（1）拓展了农户多维贫困指标评价体系;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法测算指标权重,提高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正如Sen（1999）指出,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是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据此,本文认为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是指其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标准、金融服务等方面处于不足或被剥夺的状态。特别地,本文将将金融指标纳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拓展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将该指标纳入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既是对中国农村的国情考量,也体现了多维贫困的本质和内涵。同时,鉴于等权重法不能区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本文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其好处体现在:克服了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能较准确的测算出维度的动态变化情况,也能较为科学的刻画变量之间的离散性、随机性以及复杂的非线性性等复杂关系,进而获得更加合理的指标权重。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了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广度水平,而本文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并分解了农户家庭的多为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状况。（2）丰富了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影响贫困的因素众多且复杂,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后的第三大资本,其对贫困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资本对收入贫困的理论和实证探讨,然而贫困不仅仅是收入贫困。鉴于此,本文聚焦于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研究,从理论上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从实证上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直接减贫效应和门槛效应。（3）构建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本文还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传导机理,然后运用中介效应法实证检验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变量,并测度出了中介变量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占比,为缓解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的路径选择。
二、HPI养羊项目在中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HPI养羊项目在中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点 |
| 1.2.4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反贫困 |
| 2.1.3 数字鸿沟 |
| 2.2 反贫困理论的阐释 |
| 2.2.1 促使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2 促使结构转换的反贫困理论 |
| 2.2.3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反贫困理论 |
| 2.2.4 综合反贫困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中国反贫困实践及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 |
| 3.1 建国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概述 |
| 3.1.1 “救济式扶贫”(1949-1978) |
| 3.1.2 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85) |
| 3.1.3 区域大规模开发扶贫(1986-1993) |
| 3.1.4 整村推进扶贫攻坚(1994-2000) |
| 3.1.5 综合开发攻坚扶贫(2001-2010) |
| 3.1.6 精准定点脱贫攻坚(2011-) |
| 3.2 国际组织反贫困计划:传统扶贫向数字扶贫转变 |
| 3.2.1 世界银行 |
| 3.2.2 联合国 |
| 3.2.3 世界经济论坛 |
| 3.2.4 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章 云南案例: 欠发达地区贫困与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1 云南的反贫困历程 |
| 4.2 贫困现状分析 |
| 4.2.1 已脱贫人口收入情况 |
| 4.2.2 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
| 4.2.3 贫困地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
| 4.2.4 贫困人口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
| 4.2.5 贫困人口的职业和家庭构成 |
| 4.2.6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及医疗服务状况 |
| 4.3 致贫原因统计分析 |
| 4.3.1 缺少技能和能力已成为致贫的主因素 |
| 4.3.2 教育落后迟滞信息技术发展加剧贫困 |
| 4.3.3 贫困人口主动“丧失”劳动能力 |
| 4.4 贫困地区数字鸿沟现状分析 |
| 4.4.1 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 |
| 4.4.2 贫困地区信息设备使用效率低 |
| 4.4.3 信息使用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分析 |
| 4.5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贫困的影响 |
| 4.5.1 数字红利加速反贫困 |
| 4.5.2 数字鸿沟加深贫困 |
| 第五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1 贫困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1.1 贫困单一测度指标 |
| 5.1.2 多维度贫困指标 |
| 5.1.3 贫困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2 数字鸿沟的测度与指标构建 |
| 5.2.1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变化与发展 |
| 5.2.2 数字鸿沟测度指标构建与解释 |
| 5.3 数字鸿沟与贫困指数计算与结果 |
| 5.3.1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的计算 |
| 5.3.2 数字鸿沟与贫困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数字鸿沟与贫困静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4.1 静态关系估计选择 |
| 5.4.2 FGLS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3 实证结论 |
| 5.5 数字鸿沟与贫困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
| 5.5.1 PVAR模型及检验步骤 |
| 5.5.2 平稳性检验 |
| 5.5.3 滞后阶数确定 |
| 5.5.4 GMM估计 |
| 5.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FEVD检验 |
| 5.5.7 实证结论 |
| 5.6 缩小数字鸿沟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6.1 模型的选择 |
| 5.6.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6.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4 实证结论 |
| 第六章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关系实证分析 |
| 6.1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计量研究 |
| 6.1.1 空间数字鸿沟 |
| 6.1.2 空间贫困 |
| 6.2 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6.2.2 SDM模型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选择变量说明 |
| 6.4 数字鸿沟与贫困的空间SDM检验与分析 |
| 6.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4.2 空间SDM实证结果分析 |
| 6.5 实证结论 |
| 第七章 缩小数字鸿沟,防止返贫的对策建议 |
| 7.1 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减贫效应,健全防止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
| 7.1.1 减缓贫困需要缩小数字鸿沟 |
| 7.1.2 建立健全缩小数字鸿沟的组织保障长效机制 |
| 7.2 补齐信息技术教育短板,提高贫困地区居民信息素养能力 |
| 7.2.1 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和培训 |
| 7.2.2 加大人力资本开发 |
| 7.2.3 着力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
| 7.3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接入鸿沟 |
| 7.3.1 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
| 7.3.2 完善农村信息应用服务平台 |
| 7.4 强化信息应用与保护,减小使用鸿沟 |
| 7.4.1 完善信息应用条件 |
| 7.4.2 加强信息监管与保护 |
| 7.5 加快智慧农村、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数字经济 |
| 7.5.1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 7.5.2 构建统一完备的城乡信息服务体系 |
| 7.5.3 完善农村数字化物流集散中心建设 |
| 7.6 强化信息扶贫与其他扶贫措施融合,提高扶贫成效 |
| 7.6.1 信息技术与产业扶贫融合 |
| 7.6.2 信息技术与教育扶贫融合 |
| 7.6.3 信息技术与金融扶贫融合 |
| 7.6.4 信息技术与医疗救助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1978-2020年扶贫标准、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 |
| 附录-2 2016-2019年云南省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3 2016-2019年云南省深度贫困县分布情况 |
| 附录-4 2016-2018年云南各地州市贫困村分布变化情况 |
| 附录-5 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2018年居民收入基本情况 |
| 附录-6 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情况 |
| 附录-7 信息扶贫典型案例 |
| 附录-8 农村居民互联网及信息使用现状调查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课题 |
（2）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旅游扶贫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2.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田野调查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贫困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1.3 贫困线 |
| 2.1.4 绝对贫困的衡量方法 |
| 2.1.5 旅游扶贫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反贫困理论 |
| 2.2.2 分配正义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社区参与理论 |
| 2.2.5 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6 精准扶贫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3.1 贵州民族地区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贫困状况较严峻 |
| 3.1.2 扶贫工作难度大 |
| 3.2 贵州民族村寨实施旅游扶贫开发的条件 |
| 3.2.1 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 |
| 3.2.2 可开发旅游资源丰富 |
| 3.2.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基础广泛 |
| 3.2.4 国内外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
| 3.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 |
| 3.3.1 探索起步阶段 |
| 3.3.2 初步发展阶段 |
| 3.3.3 快速发展阶段 |
| 3.3.4 攻坚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案例调查 |
| 4.1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1.1 西江苗寨概况 |
| 4.1.2 西江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1.3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1.4 西江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2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2.1 郎德上寨概况 |
| 4.2.2 郎德上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2.3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2.4 郎德上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发展调查 |
| 4.3.1 肇兴侗寨概况 |
| 4.3.2 肇兴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3.3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3.4 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状况 |
| 4.4 西江苗寨、郎德上寨和肇兴侗寨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调查研究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被调查居民的基本情况 |
| 4.4.3 量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黔东南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的经验和问题分析 |
| 5.1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5.1.1 探索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 |
| 5.1.2 旅游扶贫效果显着,产业带动能力强 |
| 5.1.3 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
| 5.1.4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增强。 |
| 5.1.5 社区居民维权意识和自治能力不断提高。 |
| 5.2 黔东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贫困人口在村寨旅游扶贫中受益不足 |
| 5.2.2 贫困人口社区参与不足 |
| 5.2.3 旅游扶贫开发利益分配不合理 |
| 5.2.4 村寨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缺乏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民族地区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施 |
| 6.1 对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认识 |
| 6.1.1 旅游扶贫动力机制应该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
| 6.1.2 旅游扶贫参与机制应有利于贫困居民发展 |
| 6.1.3 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应适度向贫困居民倾斜 |
| 6.1.4 旅游扶贫保障机制应持续有力 |
| 6.2 旅游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2.1 政府主导原则 |
| 6.2.2 协同发展的原则 |
| 6.2.3 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
| 6.2.4 居民主体的原则 |
| 6.2.5 因地制宜的原则 |
| 6.3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内容 |
| 6.3.1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动力机制 |
| 6.3.2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
| 6.3.3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利益分配机制 |
| 6.3.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保障机制 |
| 6.4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实施 |
| 6.4.1 政府要发挥关键性作用 |
| 6.4.2 贫困居民的积极参与是根本 |
| 6.4.3 利益分配是核心 |
| 6.4.4 制度建设是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结论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调查问卷 |
| 2.访谈纪要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3）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扶贫开发行动主体 |
| 2.1.2 扶贫资源配置 |
| 2.1.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个案访谈法 |
| 2.2.2 文献研究法 |
| 2.2.3 田野图景 |
|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3.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贫困理论 |
| 3.2.1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2.2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3 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
| 3.2.4 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
| 3.2.5 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4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
| 4.1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4.2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4.3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4.4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基本特征 |
| 4.4.1 经济获得感缺乏,市场扶贫式微 |
| 4.4.2 福利获得感较强,政府扶贫强劲 |
| 4.4.3 社会获得感微弱,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 |
| 4.5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5.1 获得和获得感的关系 |
| 4.5.2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5.1 D镇的政府扶贫 |
| 5.1.1 D镇政府扶贫的历史过程 |
| 5.1.2 精准扶贫阶段政府扶贫对D镇的影响 |
| 5.2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5.2.1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5.2.2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5.2.3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5.2.4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5.2.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5.3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6.1 D镇的市场扶贫 |
| 6.2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6.2.1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6.2.3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6.3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7.1 D镇的社会扶贫 |
| 7.1.1 社会扶贫概述 |
| 7.1.2 D镇的社会扶贫情况 |
| 7.2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7.2.1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7.2.2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7.2.3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7.2.4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7.2.5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不公平感的产生 |
| 7.3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1.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1.3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2.1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2.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2.3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 |
| 9.2.2 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
| 9.2.3 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
| 9.2.4 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感访谈问卷 |
| 附录2 村干部访谈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 |
| 五、资料数据来源与田野调查 |
| 第一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民族村寨 |
| 三、民族村寨旅游 |
| 四、旅游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环境贫困理论 |
| 二、资源诅咒理论 |
| 三、精准扶贫理论 |
| 四、乡村治理理论 |
| 五、土地产权理论 |
| 六、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特点 |
| 第四节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及局限性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 |
| 一、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
| 二、贫困原因错综,贫困治理复杂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的主要特征 |
| 一、是交融散布于崇山峻岭中的“活化石” |
| 二、拥有着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 |
| 三、凝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结构之中 |
| 四、通过仪式性的活动确定社会结构关系 |
| 五、风险依靠有限自我救助社会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条件 |
| 一、资源禀赋 |
| 二、脱贫攻坚 |
| 三、市场驱动 |
| 第四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阶段 |
| 一、起步期(改革开放-1990年) |
| 二、成长期(1991年-2010年) |
| 三、成熟期(2011年-现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整体效果 |
| 一、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大格局形成 |
| 二、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推动经济发展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促进减贫增收 |
| 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改善人居环境 |
| 五、民族村寨旅游扶贫重构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以黔东南为样本 |
| 一、绩效评价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扶贫绩效计算 |
| 三、绩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一、福利的内涵及测量 |
| 二、基于可行能力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体系 |
| 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福利评估 |
| 四、福利改进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及挑战 |
| 第一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经验 |
| 一、政府主导:贫困地区的合理逻辑 |
| 二、搭建平台:高标准开展国际合作 |
| 三、生态补偿:优化旅游及人居环境 |
| 四、长效管护:乡村设施的投管机制 |
| 五、文旅融合:以旅游激活文化传承 |
| 六、村民主体: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挑战 |
| 一、异化与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的“脱嵌” |
| 二、机会与风险:产业机会的盲目与麻木 |
| 三、能人与穷人:精英剥夺与贫富差距 |
| 四、扶贫与养贫:难以避免的“公地悲剧” |
| 五、增长与消亡:贫困减缓中“无根的增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扶贫困境与乡村治理:来自肇兴侗寨的调查 |
| 一、肇兴侗寨概况 |
| 二、肇兴侗寨的传统社会组织及现代意义 |
| 三、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四、旅游扶贫中基层行政与乡村社会的拉锯 |
| 五、破局:村寨旅游扶贫权利的有序归位 |
| 第二节 扶贫质量与土地产权:来自纳灰村的调查 |
| 一、万峰林纳灰村概况 |
| 二、布依族传统的农地习俗 |
| 三、纳灰村旅游扶贫历程 |
| 四、华冠背后:景区核心村寨的尴尬 |
| 五、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升村寨旅游脱贫质量 |
| 第三节 扶贫创新与文化资本:来自岜沙苗寨的调查 |
| 一、岜沙苗寨民族文化 |
| 二、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 |
| 三、岜沙旅游扶贫推动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
| 四、岜沙旅游扶贫创新激活民族文化资本价值 |
| 第四节 案例思考: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方向 |
| 一、重组乡村治理结构是破解村寨旅游扶贫困境的重要基础 |
| 二、重赋乡村产业活力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
| 三、重构乡村文化价值是促进村寨旅游扶贫创新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及举措 |
| 第一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一、调整贵州村寨旅游扶贫战略的依据 |
| 二、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 |
| 第二节 贵州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举措 |
| 一、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 |
| 二、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 |
| 三、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不足及展望 |
| 结论 |
| 不足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村组干部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部门及案例点主要访谈人员基本信息 |
| 附录五 “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六 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5）技术治理的限度研究 ——以G市精准扶贫为分析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一) 国内外关于技术治理的研究 |
| (二) 国内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三) 既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样本和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精准扶贫:技术治理的实践样本 |
| 一、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信息技术 |
| (一) 信息采集:贫困户识别与认定 |
| (二) 信息加工:贫困原因分析与扶贫计划 |
| (三) 信息输出:“建档立卡” |
| 二、“菜单式扶贫”:精准帮扶的标准化技术 |
| (一) 拟制订单:扶贫对象需求分类化 |
| (二) 编制菜单:扶贫资源整合模块化 |
| (三) 精准上菜:资源投入项目化 |
| 三、过程监管:精准管理的可视化技术 |
| (一) 痕迹管理:扶贫行为可视化 |
| (二) 技术管理:过程监控实时化 |
| 四、指标化:精准考核的数字技术 |
| (一) 扶贫目标指标化 |
| (二) 工作成效指标化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的技术限度 |
| 一、识别技术限度 |
| (一) 识别技术靶向虚化 |
| (二) 扶贫项目目标偏离 |
| (三) 识别行动内卷化及其原因分析 |
| 二、过程管理技术限度 |
| (一) 痕迹管理异化 |
| (二) 指标管理异化 |
| (三) “数字悬浮”及其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技术治理的限度 |
| 一、技术应用与治理场景 |
| (一) 技术工具的单一性和社会场景的多样化 |
| (二) 技术目标的清晰化与社会事实模糊性 |
| (三) 技术运行的“非人格化”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
| 二、技术嵌入与组织结构 |
| (一) 技术嵌入与治理成本的扩张性 |
| (二) 技术应用的贯通性与组织体系的分割性 |
| (二) 技术嵌入的单向性与社会治理的双向互动 |
| 第五章 结论与思考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农村扶贫的发展历程与地方实践 |
| 2.1 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1.1 我国精准扶贫阶段前的扶贫工作历程 |
| 2.1.2 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扶贫工作历程 |
| 2.2 我国农村扶贫的地方实践——以凉山州为例 |
| 2.2.1 凉山州贫困原因分析 |
| 2.2.2 凉山州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成果 |
| 2.2.3 凉山州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制度成果 |
| 第3章 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成果 |
| 3.1 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的指导思想 |
| 3.1.1 提出精准扶贫的历史背景 |
| 3.1.2 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 |
| 3.1.3 精准扶贫的对扶贫立法的指导作用 |
| 3.2 我国农村扶贫法律的价值追求 |
| 3.2.1 保障贫困人口基本人权 |
| 3.2.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3.3 我国农村扶贫立法成果 |
| 3.3.1 农村扶贫相关法律梳理 |
| 3.3.2 国家层面农村扶贫以政策为主 |
| 3.3.3 地方层面地方性法规发展迅速 |
| 第4章 我国农村扶贫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1 扶贫立法理念缺乏对于贫困人口自身的关注 |
| 4.1.1 贫困人口在扶贫过程中地位不明确 |
| 4.1.2 贫困人口在扶贫过程中内生动力不足 |
| 4.2 农村扶贫法律体系尚不完整 |
| 4.2.1 农村扶贫开发纲领性法律缺失 |
| 4.2.2 地方性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内容不全 |
| 4.2.3 扶贫配套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
| 4.3 农村扶贫权力运行缺少法律规范 |
| 4.3.1 各级扶贫主体权责划分过于宽泛 |
| 4.3.2 缺少专职农村扶贫机构 |
| 4.3.3 缺失重大农村扶贫决策问责制度 |
| 4.4 农村扶贫法律救济机制不完备 |
| 4.4.1 农村扶贫行政调解缺少制度规范 |
| 4.4.2 农村扶贫行政救济制度不完善 |
| 4.4.3 农村扶贫刑民事司法救济力度不足 |
| 第5章 扶贫立法研究的域外借鉴 |
| 5.1 英国扶贫立法的经验借鉴 |
| 5.1.1 英国扶贫立法实践 |
| 5.1.2 英国扶贫立法经验 |
| 5.2 美国扶贫立法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扶贫立法实践 |
| 5.2.2 美国扶贫立法的经验 |
| 第6章 完善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的建议 |
| 6.1 明确农村扶贫立法的基本理念 |
| 6.1.1 确立贫困人口主体地位 |
| 6.1.2 充分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 |
| 6.2 健全农村扶贫法律体系 |
| 6.2.1 制定《农村扶贫开发法》 |
| 6.2.2 《地方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作为有力补充 |
| 6.2.3 完善扶贫配套法律制度 |
| 6.3 规范农村扶贫的权力运行 |
| 6.3.1 明确农村扶贫行政主体角色职责安排 |
| 6.3.2 建立独立的专职农村扶贫机构 |
| 6.3.3 立法确立重大农村扶贫决策问责制度 |
| 6.4 完善贫困人口权利救济制度 |
| 6.4.1 健全农村扶贫行政调解救济制度 |
| 6.4.2 强化农村扶贫行政救济制度 |
| 6.4.3 优化农村扶贫领域刑民事司法救济制度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精英嵌入、政策吸纳与扶贫共同体：精英扶贫有效性研究 ——基于山东省鄄城县D镇扶贫车间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贫困的定义与分类 |
| 二、乡村精英 |
| 三、有效性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鄄城县D镇的贫困与扶贫 |
| 第一节 鄄城县D镇区域自然与文化传统 |
| 一、D镇的地理环境 |
| 二、D镇的历史文化 |
| 三、D镇的经济基础 |
| 四、D镇的贫困原因 |
| 第二节 鄄城县D镇扶贫发展概况 |
| 一、D镇的社会救济式扶贫阶段(1986—1999) |
| 二、D镇的开发式扶贫阶段(2000-2013) |
| 三、D镇的精准扶贫阶段(2013—至今) |
| 第二章 精英群体嵌入扶贫开发 |
| 第一节 从“小窝棚”到“扶贫车间”:精英嵌入扶贫的基础 |
| 一、“小窝棚”:精英嵌入的自发阶段 |
| 二、扶贫车间:精英嵌入的自觉阶段 |
| 第二节 精英嵌入扶贫的行为路径 |
| 一、精英群体的制度嵌入 |
| 二、精英群体的经济嵌入 |
| 三、精英群体的社会嵌入 |
| 第三节 精英嵌入扶贫的巩固 |
| 一、经济发展增强精英嵌入 |
| 二、治理效应提高政府积极性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政策吸纳与管理扶贫精英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政策吸纳精英扶贫 |
| 一、人才政策吸纳精英 |
| 二、专项资金吸纳精英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制度性管理扶贫精英 |
| 一、精准识别奠定扶贫基础 |
| 二、扶贫制度化厘清精英扶贫责任 |
| 三、全面监督保障精英扶贫落实 |
| 第四章 基于共容利益的精英扶贫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精英扶贫中的共容利益 |
| 一、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 |
| 二、地方政府的扶贫开发 |
| 三、市场经济下精英的发展 |
| 第二节 扶贫共同体形成基础 |
| 一、共同的价值观认同 |
| 二、一致的行动协作 |
| 三、共识性规范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基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维度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福利多元主义 |
| 二、老年多维贫困 |
| 三、贫困治理 |
| 四、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及其主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
| 二、福利多元组合理论和福利三角模型 |
|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个四维度的分析范式 |
|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国老年贫困研究框架的理论实现 |
| 第三节 西方贫困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其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 |
| 一、能力与权利贫困:阿玛蒂亚·森对传统贫困理论的变革 |
| 二、国家、资本与文化视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的精髓 |
| 三、西方多维贫困理论:理论基础、指标选取与研究进展 |
| 四、西方贫困理论对本文老年贫困治理研究的理论贡献 |
| 第三章 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与基本框架 |
| 第一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特征及群体间差异 |
|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及主要特征 |
| 二、中国老年人口的群体性差异:基于健康、保障和参与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老年贫困治理演变历程: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精准扶贫时期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老年贫困治理的探索与发展 |
| 二、扶贫开发时期中国政府老年贫困治理的探索与发展 |
| 三、精准扶贫时期中国政府老年贫困治理的探索与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研究框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视角的考察 |
| 一、中国老年贫困的“脆弱性”及传统福利供给格局困境 |
| 二、从单维治理到多维治理:中国老年贫困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 |
| 第四章 家庭主体如何影响老年贫困?——基于家庭禀赋资源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说明、变量界定与模型构建 |
|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检验处理 |
| 二、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
| 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三、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净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 |
| 第三节 进一步分析: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
| 一、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年龄差异 |
| 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 |
| 三、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城乡差异 |
| 第五章 政府、社会和市场如何影响老年贫困?——基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处理、变量界定与模型构建 |
| 一、数据筛选与共线性检验 |
| 二、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
|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一、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基准回归分析 |
| 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三、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净效应——基于得分倾向匹配法 |
| 第三节 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
| 一、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年龄差异 |
| 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 |
| 三、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多维贫困影响的城乡差异 |
| 第六章 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 |
| 第一节 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经济学阐释 |
| 一、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成因及治理 |
| 第二节 家庭禀赋、社会资本能够调节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吗? |
| 一、我国老年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叉表分析 |
| 二、家庭禀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贫困维度“恶性循环”的调节效应 |
| 第七章 老年贫困治理的国际比较及其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老年贫困治理比较分析:以美、日为例 |
| 一、基于社会保险层面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二、基于社会救助层面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三、基于法律法规层面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老年贫困治理比较分析:以巴西、印度为例 |
|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二、基于微观层面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三、基于减贫效果的老年贫困治理比较 |
| 第三节 国外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
| 一、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老年贫困治理模式与发展策略 |
| 二、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是老年贫困治理成效的制度保证 |
| 三、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是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 |
| 四、完善的老年法律体系是老年贫困治理成效的法治保障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老年贫困治理政策实践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对现阶段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实践的反思 |
| 一、政府主导老年贫困治理实践与作用的有限性 |
| 二、家庭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实践的困境与职责重塑 |
| 三、老年贫困治理实践顶层设计缺乏与协同效应不足 |
| 第二节 中国老年贫困治理新理念的提出——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视角 |
| 一、中国多元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实践:分配与转化 |
| 二、中国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合作—互补”关系框架 |
| 三、中国老年贫困治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践:基本理念与职责界定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
| 一、落实“常回家看看”制度条款,构建家庭助老脱贫政策体系 |
| 二、不断健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提高老年人经济和健康保障水平 |
| 三、加强商业保险的监督管理,开发适合贫困老年群体的保险项目 |
| 四、发展互助式养老,积极引导社会主体参与老年贫困治理体系 |
| 五、合理界定多元主体职责和功能,加强主体协同治理沟通与协调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及形成机制研究 ——以商洛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研究进展及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贫困概念及演变 |
| 2.1.2 多维贫困内涵 |
| 2.1.3 集中连片特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系统 |
| 2.2.2 空间贫困 |
| 2.2.3 多维贫困 |
| 2.2.4 可持续生计框架 |
|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3.1 多维贫困识别与测度 |
| 2.3.2 贫困空间分异特征 |
| 2.3.3 致贫机理研究进展 |
| 2.3.4 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研究进展 |
| 2.3.5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研究 |
| 2.4 多维贫困综合研究框架 |
| 2.4.1 贫困研究框架 |
| 2.4.2 多维贫困研究框架构建原则和目的 |
| 2.4.3 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内容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集中连片特困区概况 |
| 3.1.1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范围 |
| 3.1.2 社会经济与生产生活条件 |
| 3.1.3 贫困状况及减贫情况 |
| 3.2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地理特征 |
| 3.2.1 自然地理概况 |
| 3.2.2 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 |
| 3.2.3 秦巴山区的贫困特征 |
| 3.3 商洛市基本情况 |
| 3.3.1 自然地理概况 |
| 3.3.2 社会与经济发展 |
| 3.3.3 贫困水平及精准扶贫 |
| 第四章 县域多维贫困的特征及时空演化 |
| 4.1 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 |
| 4.1.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1.2 多维贫困评价体系 |
| 4.2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处理 |
| 4.2.3 研究方法 |
| 4.3 多维贫困的时空演变 |
| 4.3.1 人类发展维度时空变化 |
| 4.3.2 经济维度时空变化 |
| 4.3.3 环境维度时空变化 |
| 4.3.4 多维贫困时空变化 |
| 4.4 多维贫困的时空差异性分析 |
| 4.4.1 人类发展维度变异性分析 |
| 4.4.2 经济发展维度变异性分析 |
| 4.4.3 环境维度变异性分析 |
| 4.4.4 多维贫困变异性分析 |
| 4.5 多维贫困类型划分和特征 |
| 4.5.1 县域贫困类型划分 |
| 4.5.2 不同贫困类型的主要特征 |
| 4.6 Logistic曲线拟合与预测 |
| 4.6.1 Logistic曲线拟合与外推 |
| 4.6.2 模拟结果的启示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多维贫困的特征 |
| 5.1 多维贫困评价体系构建 |
| 5.2 数据与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与农户情况 |
| 5.2.2 数据信度检验 |
| 5.2.3 数据处理 |
| 5.2.4 多维贫困指数及识别方法 |
| 5.3 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
| 5.3.1 多维贫困的类型 |
| 5.3.2 多维贫困的识别 |
| 5.4 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差异分析 |
| 5.4.1 能力维度差异性 |
| 5.4.2 资本维度差异性 |
| 5.4.3 环境维度差异性 |
| 5.5 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匹配 |
| 5.6 多维贫困分解和类型划分 |
| 5.6.1 多维贫困分解 |
| 5.6.2 多维贫困户类型划分与特征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多维贫困的形成机制 |
| 6.1 县域尺度多维贫困的形成机理 |
| 6.1.1 因子贡献率模型 |
| 6.1.2 县域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分析 |
| 6.2 农户尺度多维贫困的形成机理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农户多维贫困的形成内部机理 |
| 6.2.3 农户多维贫困形成的外部影响机制 |
| 6.3 多维贫困形成跨尺度影响 |
| 6.3.1 不同尺度贫困形成关键影响因素不同 |
| 6.3.2 不同尺度贫困跨尺度影响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减贫路径与对策 |
| 7.1 区域层面多维减贫路径与对策 |
| 7.1.1 突出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业‖的可持续发展 |
| 7.1.2 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带动―人‖的发展 |
| 7.1.3 加快新型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以降低―地‖的制约 |
| 7.2 精准扶贫措施的优化与完善 |
| 7.2.1 整合产业资源突出优势产业 |
| 7.2.2 增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
| 7.2.3 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 |
| 7.2.4 加强基层干部帮扶能力 |
| 7.3 农户减贫对策与建议 |
| 7.3.1 提高自身能力发展和减贫的内生力 |
| 7.3.2 树立减贫的主体性意识 |
| 7.3.3 拓宽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家庭资本存量 |
| 7.3.4 加强防灾减灾意识对接“精准农业”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论文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社会资本理论 |
| 2.1.2 多维贫困理论 |
| 2.1.3 非农就业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多维贫困的发展与内涵演进 |
| 2.2.2 社会资本与多维贫困的研究 |
| 2.2.3 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研究 |
| 2.2.4 非农就业与多维贫困的研究 |
| 2.2.5 文献简要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多维贫困 |
| 3.1.2 社会资本 |
| 3.1.3 非农就业 |
| 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2.1 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 |
| 3.2.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 |
| 3.2.3 社会资本与健康改善 |
| 3.2.4 社会资本与金融获取 |
| 3.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作用机理 |
| 3.3.1 理论机理构建 |
| 3.3.2 数理模型构建 |
| 3.4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机理 |
| 3.4.1 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4.2 社会资本、信贷约束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4.3 社会资本、社会保险与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村贫困的历史演变与特征事实 |
| 4.1 农村贫困的特征事实分析 |
| 4.1.1 贫困人口规模 |
| 4.1.2 贫困人口分布 |
| 4.1.3 农村居民生活标准现状 |
| 4.1.4 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 |
| 4.2 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自然资本贫困 |
| 4.2.2 物质资本贫困 |
| 4.2.3 人力资本贫困 |
| 4.2.4 文化资本贫困 |
| 4.2.5 社会资本贫困 |
| 4.3 我国农村的扶贫政策回顾 |
| 4.3.1 农村贫困与反贫困政策梳理 |
| 4.3.2 农村反贫困方式的变迁过程 |
| 4.3.3 农村反贫困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 |
| 5.1 农户多维贫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的选择与说明 |
| 5.2 农户多维贫困的识别与量化 |
| 5.2.1 农户多维贫困的静态识别与量化 |
| 5.2.2 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与量化 |
| 5.3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1 数据、指标与权重 |
| 5.3.2 多维贫困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3 稳健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直接作用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与赋值 |
| 6.3 内生性处理与计量模型 |
| 6.3.1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2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6.3.3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 7.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2.2 变量描述与赋值 |
| 7.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7.3.1 门槛模型 |
| 7.3.2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广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深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强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7.4.4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
| 8.1 引言 |
| 8.2 实证研究设计 |
| 8.2.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与程序 |
| 8.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8.2.3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8.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3.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广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2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深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3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强度的中介效应估计 |
| 8.3.4 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智能监测 |
| 9.2.2 提高农村地区缓解多维贫困福利水平 |
| 9.2.3 培育社会资本参与治理农村多维贫困 |
| 9.2.4 优化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治理路径选择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HPI养羊项目在中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鸿沟与中国欠发达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以云南为例[D]. 罗廷锦.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2]黔东南州苗侗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李如跃.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3]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D]. 刘澹远.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4]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5]技术治理的限度研究 ——以G市精准扶贫为分析样本[D]. 姚雪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我国农村扶贫立法研究[D]. 孙文心.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精英嵌入、政策吸纳与扶贫共同体：精英扶贫有效性研究 ——基于山东省鄄城县D镇扶贫车间的个案分析[D]. 葛云飞.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8]老年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基于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维度的考察[D]. 汪连杰. 武汉大学, 2019(06)
- [9]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及形成机制研究 ——以商洛市为例[D]. 刘倩. 西北大学, 2019(07)
- [10]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车四方.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