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新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一、实施新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妍^[1]（2021）在《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研究》文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传家宝,也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党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各个历史时期中心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把思想政治工作上升到“生命线”的高度加以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十分重视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红”与“专”的关系、政治立场的极端重要性等高度来认识和开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历史定位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历史使命和目标任务,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高度重视培养一大批政治信仰坚定、政治素质过硬、政治智慧水平高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为推动新时期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朝着学科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方向引领和政策支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能否把青年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靠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担负起“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取决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衔接是否合理与科学是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环节。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使命,也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中还存在的各种各样与新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科学衔接,己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实际上就是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构建问题,包括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以及组织实施等各个方面。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无论是2005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还是2019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都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以及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2020年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对整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专业指导。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衔接是否无缝,是否有机,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构建,学界对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未曾中断。总体看来,以往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的研究尚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联系新时代发展要求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尚未开启。随着新时代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势在必行。本研究适应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基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衔接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则进行探讨,最后落脚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全文分六部分展开,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本论题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本研究遵循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的思维逻辑展开。研究设计从历史与现实两大维度出发,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将理论透视、历史梳理与实证调研结合起来,力求揭示我国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适应新时代场发展的创新性改进方案。第二部分是概念阐释。首先对“新时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梳理,特别对“新时代”这一概念提出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释,这是本论题立论的时代境遇和前提条件。对“思想政治教育衔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进行梳理之外,主要对这一概念的本质要求进行探讨,这是开展本论题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部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理论来源与现实依据”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四大理论,并运用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来检视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工作的当代境遇和创新之路。第四部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当代境遇”首先对以往相关实践经验进行了回顾总结,然后梳理当前学校思政政治教育衔接所存在脱节、断层的具体表现,再深挖其所引发的消极影响,并剖析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衔接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则”尝试勾勒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原则。重申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必须统筹规划、协同制定好目标衔接、课程衔接、教材衔接、内容衔接、方法衔接、管理衔接、队伍衔接七大核心要素。并提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应该遵循整体性原则、协同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创新性原则四大基本原则。第六部分“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针对当前学校思政政治教育衔接所存在的断层和脱节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四大建议:科学做好顶层设计、发挥各级学校之间的协同作用、创新思政教育沟通机制和牢固夯实“娃娃教育”的基础。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在教育效果上追求高质量,那就是满足青少年知识、能力、情感等各个方面的更高需要,培养服务于新时代发展的合格人才。针对有的地方和学校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教材内容还不够鲜活,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仍存在短板、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等客观问题,高质量地实施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势在必行。因此,批判性地检视新时代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并剖析其根本原因,是本论题研究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将各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作为一个高度统一、有机延续的整体进行研究,从核心要素界定、遵循原则廓清,到顶层设计调控、学段层次协同、承载形式创新、沟通机制创新和幼儿教育等多个角度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力争破除传统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局限,力求最大程度地完善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体系建构,最大限度地实现衔接的有序与高效。本论文力求在研究结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就研究结论来说,联系新时代发展给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在以往主要对纵行衔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各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等系统衔接,试图构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行之有效的运行模式。在要素衔接上,把教育内容、方法、队伍等各要素囊括其中;在过程衔接上,注重“从娃娃抓起”的家庭教育,夯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方位衔接上,把组织领导、课程思政、校园文化、社会环境建设等纳入其中,充分拓展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的有效空间,实现其服务于新时代发展的目的。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为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四大理论,通篇贯穿系统科学方法,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两大维度展开,以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为研究主体,来检视思想政治教育衔接工作的当代境遇和创新之路。

陈立刚^[2]（2021）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完善的教育问责体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根据联邦宪法,教育属于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除国会授权外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教育事务,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由各州来分配教育经费和制定教育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突出了其主体性地位。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变化,剖析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逻辑,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环境结构”“制度复合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复合体中“理念”“利益”“制度”三项核心要素的变化产生的张力与矛盾。以联邦政府的角色作为切入点,为全面理解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萌芽期（二战前）、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初步发展期（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蓬勃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基础教育问责制度的完善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共四个时期。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的演变历程及内在逻辑,探寻联邦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的变迁。本文根据制度变迁的三种逻辑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其一,从历史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制度萌芽、制度生成、制度发展、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二,从理念变迁来看,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遵循“结构环境、行动者、制度复合体”的复合式逻辑,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其三,从“利益”“理念”“制度”三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看,它们是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的内聚力。联邦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在美国基础教育问责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认为:首先,从历史变迁来看,联邦政府能成为美国基础教育问责主体的原因包括:其主导政策理念的合理性、环境带来的机遇、联邦政府的行动能力。其次,从角色实践中,联邦政府扮演了问责理念实践者、基于标准问责的推广者、激进的权力的行使者三种角色。最后,探讨了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问责制度变迁历程中,其角色是有界限的。

常鑫^[3]（2021）在《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文明、科学与技术的飞跃发展,俨然为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及其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尊重、关注、理解他们的生存及成长,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本研究基于全纳教育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运用参与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培智学校教育为主线,同时关照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生存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基本知识和技能、课程与教材、管理者及教师的情感与态度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更为客观地阐述H省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前H省培智学校以智力障碍学生为主,其生存教育更多地侧重于补足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和学段分布不均,仍存在入学困难,缺乏跟进和保障,就业支持相对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究其缘由,相对于家庭和社会需求,培智学校在教育教学设备、教育目标和理念,教材和课程,师资条件与教育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尚未能满足培智学生全纳性与创造性的拓展。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衔接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智学生的生存效度。由于受身心条件所限,培智学校学生一旦缺失家庭教育的养护和社会教育的支持,很难顺利实现学校教育效果的延续和社会性发育。因此,培智学校学生的生存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同时需要医疗、残联、民政、财政等各部门予以协同,共同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优势智能的可能空间和条件,进一步实现关注平等差异、积极融入社会、重审人的价值的全纳教育目标和理念。可见,培智学校的生存教育并不是纯粹地教会学生知识,而是利用一切教育力量,通过“身教”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从而尽力实现对每一位特殊学生产生实质性的生存培育,突出发展学生的社会能力,帮助学生从中寻求人的突破,营造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生存教育是培智学校学生获取生存意识与能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和保障力度、进一步支持和完善生存教育条件,社会要大力接纳和提供就业机会形成长期支持体系,同时家庭要及时强化和改善培育效果。只有构建各方合作和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目标,才能使学生具备服务自身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才能更完整、自由且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融合,实现他们真正的生存价价值。

崔自勤^[4]（2021）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校教学组织变革研究》文中提出高考作为联结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其改革动向直接牵引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式启动。新高考直接催生了新的高中教育目标和学校组织形态,尤以对教学组织的影响为最。为符应新高考的要求,作为高中学校组织的关键构成——教学组织的变革势在必行。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研究法,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校教学组织的变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运用文献研究法选择以人为中心、以组织为中心和强调情境互动的学校教学组织变革理论,并将之作为贯穿始终的理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法厘清了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教学组织的结构及特征,为探索我国高中学校教学组织变革提供了域外视野;藉由案例分析法提炼出部分高中学校改革的先行经验,为高中学校课程组织和年级组织的变革提供了参考路径;运用问卷调查和观察法明晰了高中学校教学支持组织的现状和问题,为探究高中教学支持组织建设指明了解决思路。围绕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本研究从实践、政策和理论层面分析了高中学校组织变革的逻辑起点,以高中学校教学组织的构成要素,如教学管理组织、课程组织、教研组织、班级组织、年级组织和教学支持组织等为变革重点,提出了高中学校教学组织变革的策略和路径。本文认为:其一,教学管理组织变革应从结构扁平化、人员专业化、职责明确化、系统信息化等方面进行有序推进。其二,课程组织变革需要运用职能分类法对机构设置、组织设计和制度建设进行适当调整。其三,教研组织变革应从明晰职能定位、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活动内容等路径进行合理实施。其四,班级组织变革则需要从强化班级育人功能、变革班级组织形式、创新班级组织架构、转换班主任角色定位、凸显班级空间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逐步落实。其五,年级组织变革应充分借鉴我国高中学校年级组织变革的先行经验,从定位明确、权力集中、职能发挥、特色构建、环境创设等角度进行深入探索。其六,教学支持组织变革则需要从基点、方向、出路、保证、趋势等方面进行改进完善。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高中学校对新高考改革需要整体谋划和未来高中学校组织变革发展的主要趋势两大方面对未来高中学校组织变革进行了展望。

张慧^[5]（2020）在《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提出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创业教育组织在推进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力推动下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数量快速增长,但组织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升。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缺位是造成其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功能缺位致使组织目标模糊和零散,进一步导致组织行为低效和泛化,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与审视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与价值。在异质性视阈下,探讨高职院校这个特殊场域中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问题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基本前提。基于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进一步分解为功能实现方式和实现机理,文章整体遵循“客观功能（是什么?）—功能实现方式（怎么样?）—功能实现机理（为什么?）—功能实现路径（如何做?）”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为了探究出更科学合理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本研究将组织功能定位于客观展现出来的实际结果,而非主观逻辑推导出来赋予组织的结果。据此,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典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基础上,具体运用三级编码、单案例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构建了“客观功能—社会实践（组织行为）—行为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实践也就是组织的行为方式,它决定和反映组织的客观功能,行为机理体现组织行为的内在规律和作用关系。因此,首先从调研的实证数据中提炼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与分析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最后,在厘清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由于组织行动逻辑偏差和实践障碍导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组织功能实现的优化路径。通过对调研数据的三级编码分析得出,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呈现出“决策实施功能”、“中介融通功能”、“类型强化功能”和“文化聚散功能”四项客观功能。其中,决策实施和中介融通是显功能,即组织有意安排而产生的作用;类型强化和文化聚散是潜功能,即组织无意安排,由组织行动间接、内隐地产生的作用。创业教育组织作为高职院校推动创业教育精细化发展的专门性组织,除了设计、实施和服务于创业教育发展;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破解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推动专创融合发展;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行动,无形中强化与凸显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化教育的特征;同时在行动中逐渐形成浓厚的高职创业文化氛围,并成为创业文化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实现上述四项功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主要采用“组织变革”、“融合策略选择”、“适应性联结”和“树立标志”的方式。从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到组织自身改革和具体的行为实践,再到创业教育文化孕育与认同的历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实践行动体现出从外围实践到专创融合的纵深推进过程、从局部试点到浸润体系的范围扩展、以及从具体实践到抽象升华的逻辑向度。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就是组织选择采用上述行为方式的原因,内在地体现了“资源赋能机理”、“规则调适机理”和“互动整合机理”。在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始终处于“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的过程中,组织通过反复的实践行动形成自身,并通过组织行动再生产出行动条件;再生产的过程包含着意义、规范性要素和权利的交织与互动。具体而言,其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受到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驱动与引导。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典型的外部驱动型,创业教育经费投入和大学生创业园建设推动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短期内广泛实践;与此同时,组织行动受到行政权利和专家权利的共同影响。其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受到合法性秩序和表意性符码的规约与调适作用。政策导向是组织行动及其自我调控的风向标;高职创业教育理念和文化是组织行动及其行动调控的助力器。其三,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互动整合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和特色化选择。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同级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系统之间”的互动整合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联盟合作、互利共生等提升组织的适应性,而准确定位、组织竞争、文化认同等促进组织的特色化选择。基于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推演出组织功能实现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要想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组织行动的驱动力应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共同推动;在多元交互网络中组织应当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明确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挖掘并培育组织的优势与特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组织化”并非组织行动的目的,任何组织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目的或需求,对于创业教育组织来说,创业教育理念逐渐融入高职教育系统的过程,正是组织功能得到全面、彻底实现的过程,组织本身则处于“去组织化”过程中。然而反观现实,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模仿趋同现象、多元协同藩篱与组织行为异化等问题依然明显。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理念先行—以点带面—错位发展—多元联动”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刘亮亮^[6]（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7]（2020）在《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今全球激烈的竞争以及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培养学术能力高以及创新能力强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对于中蒙两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的研究中,以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课程论和教学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发展现状,对比分析了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在设置、实施以及管理方面的异同。在SWOT分析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课程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蒙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相互学习借鉴的建议。由于两国教育管理体制不同,蒙古教育社会化程度越来越深,蒙古国强调的是硕士教育的过渡性和职业性,而中国强调的是学术性,因此蒙古国的课程价值取向以社会为主,而中国以学科为主。同时,蒙古国教育学课程设置的优点是课程设置比较灵活,重视方法论课程和研究方法课程,以及重视课程设置的社会价值取向,然而其课程设置过于灵活影响了培养质量。中国教育学课程的主要优点则是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建立以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课程体系。然而,选修课的数量和类型还不够丰富;课程内容陈旧;有些课程与本科课程没有合理的联系;课程内容不够实用;教育学课程没有人文学科课程。总之,基于中国的经验或者说优点,建议蒙古国在改进课程方面,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教师课程实施办法三个方面出发,具体而言,需要强调选修课的重要性,要强调实践教育,要提高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更新教师课程实施理念,改进教师课程实施办法,同时综合考虑确立课程目标,正确合理进行课程评价;而就中国而言,基于蒙古国的有点与经验,需要重视并增加方法论的课程,强调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与科学性,注重跨学科的设置,合理调整课程结构,突出课程设置的个性化,加强课程的国际化研究,以及改进课程实施的取向与策略,并且优化课程目标与评价。总之,中蒙两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发展可以借鉴对方优秀的经验,从而弥补自身的不足。

刘新国^[8]（2020）在《舆情视角下外语教育政策回应性探究 ——基于高考英语政策变迁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推进国际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回顾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过程,尽管以自上而下的规划路径为主导,但社会调查和征求民意也是其中重要的规划活动;同时,外语教育规划也激发国人对外语教育的复杂的情感。然而,当前的研究很少探讨外语教育政策应如何回应公众意见和感受,提高公众的满意度。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公民的话语空间发生改变,公众意见表达异常活跃,社会舆情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以舆情为研究视角,探索外语教育政策的回应性。高考英语是我国重大的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规划与高考英语政策变迁息息相关。本研究以高考英语的政策变迁为主线,并选取其中四个关键节点为经验案例,探究高考英语舆情与政策回应性的关系。本研究分析认为,政策回应性受制于制度语境、外部环境和由公众意见与媒介话语构成的社会舆情。为探究舆情与政策回应性的一般关系,本研究提出三个具体研究问题:（1）高考英语舆情特征如何?（2）高考英语舆情与政策回应性关系如何?（3）舆情与政策回应性关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研究在理论视角上,借鉴政治学、公共政策学、新闻传播学相关的舆情-政策关系分析理论,以话语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综合的理论视角审视高考外语政策变迁过程,构建出政策回应性的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融合量化分析方法对三种来源数据进行分析:（1）政策文本、历史研究文献和智库研究报告;（2）慧科新闻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3）新浪微博,其中数据采用第三方爬虫软件采集获得。在研究路径上从总体和特定节点两个方面探究外语教育政策回应性。论文共分七章。前三章阐述了研究现状和基础概念与理论,论文第四章从总体上考察了高考英语政策变迁的制度文化语境。高考英语政策主要体现在科目地位、命题方式、考试内容和方式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考英语政策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稳定上升期、调整变化期和巩固发展期,政策的变化可视为对外部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社会舆情的积极回应。论文第五章分析了高考英语舆情的总体特征。本章从报纸媒体、社交媒体和学术期刊三种媒体描述高考英语舆情的时空分布特征、舆情主题和热点事件。舆情分析表明,在高考英语政策调整变化时期,公众舆论对待英语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英语作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工具性特征,另一方面要求弱化高考英语的科目地位、减少高考英语考试的社会功能比较强烈。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以来,社会舆论聚焦在一年两考和中外文化冲突方面,容易引发成社会热点事件。高考英语听力是最为频繁的高考突发性事件,地方政策回应方式不一,但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回应的重点是加强考试管理,稳妥推进高考英语听说考试。接下来的论文第六章通过高考英语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的探究高考英语舆情与政策回应性的关系。研究表明,尽管1999年以来国家高考制度改革政策突出高考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但是公众舆论的焦点在科目分值、计分方式和考试方式上。1984年第一次高考改革后高考英语确立了和语文、数学同等的统考科目地位和分值权重,并在实际中得到强化。新世纪以来公众对英语热开始反思,弱化英语的呼声比较强烈,2006年江苏省通过对民意的积极回应和协商,首次降低了高考英语分值。2013年北京高考改革迎合社会舆论,提出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的方案,但是公众意见中专业话语发挥了重要影响,维持了高考英语地位。2017年以来为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高考英语“一年两考”,虽然降低了高考英语听力事故的风险,但是测试技术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成为“一年两考”的制约因素。论文第七章为启示和结论部分,将舆情的政策回应总结为四种模式,即主动咨询型、积极协商型、消极协商型和压力回应型,从三个方面提出回应性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可能路径,即正确认识观念性冲突、合理运用舆情调查、做好舆论环境建设。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应用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基础上,以多学科知识为基础建构外语教育政策回应性的理论内涵,为外语教育规划探索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科学路径;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将质性探究与媒介框架分析和政策叙事相结合,拓展了质性研究的内涵;最后是本研究的应用创新,政策回应性为当前的高考改革和外语教育规划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郝亚梅^[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对于创新人才的需求从未中断。尤其是近年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更加明确了社会发展对于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具有高度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推动知识经济时代向前高质化发展的最关键资源。国家的创新发展要通过创新人才去推动,创新人才的培育与高质量产出离不开教育工作的重点实施。在创新因子充满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创新时代,作为经济社会“知识中心”、“人才中心”、“科技中心”主力军的高校,实施并高度重视以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提升为重点目标的创新教育的开展,承担起培育创新人才、提升创新人才全面发展的责任,已毫无疑问也义不容辞。高校开展创新教育,是对高等教育内涵式深化发展迫切需要的回应,其对于人才的创新综合素养、科学研究的创新水平、社会服务的创新能力提升都有着重要且明显的意义,目前更是成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双动力驱动机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从多方面、多视角出发,对我国高校创新教育工作开展研究,并屡创佳绩。但是从政策支持、理论研究、具体活动三个关键维度出发,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演变历程及其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次研究正是基于此,以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的方法观作为指导,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理念,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为纵向研究区间,以与高校创新教育相关的政策支持、理论研究、具体活动为研究的横向基础内容,并以此三个关键维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为梳理、划分其演变历程的依据,较为客观、全面、系统化的展现探索与萌芽、上升与发展、多元化发展、全面深化发展四段演变历程下我国本科高校创新教育的发展状况,力求通过对此类感性材料的掌握,上升到理性层面,探究其宏观层面的演变特征,展望未来发展新趋势。本次研究主要由以下几个重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在理析国内外高校创新教育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创新教育、高校创新教育等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并力求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与思路,为后续演变历程的分析做好铺垫。第二部分:我国高校创新教育的演变历程。该部分包括文章的一至四章节,主要划分了我国高校创新教育的探索与萌芽、上升与发展、多元化发展、全面深化发展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将高校创新教育置于政策支持、理论研究、具体活动三个研究维度之下,力求客观、系统化的探究不同阶段我国高校创新教育的发展情况与特点。第三部分: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演变特征。与民族振兴紧密结合、由模仿西方到本土化探索、从校内探索走向社会整体联动、创新人才培养范畴不断丰富、国家层面制度设计全方位持续保障、由精英化培养向大众化、普及教育过渡。第四部分: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在演变历程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展望高校创新教育未来发展新方向。

徐文秀^[10]（2019）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提高教师质量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高度,“新教师教育改革”趋势正在形成。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在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和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基础上,正在着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部文件提出,“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教育部,2014）。为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很多师范大学正在建立“大学——政府——学校”协同创新培养教师的模式,加强教育实践在教师培养中的作用。但如何改革传统师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建立与新模式相适应的课程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现代教师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并改革高等教育机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立了基于实践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情况,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研究对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英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理念是怎样的?第二,英国教师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即:该课程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第三,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因素有哪些?第四,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研究者利用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学的机会,以世界教育领域排名第一位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中学英语PGCE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简称PGCE课程）为个案,通过课堂观察、访谈、调查问卷和课堂录像观察与文本分析等方法,对该学院PGCE课程教学组织和实施进行考察,获得关于英国PGCE课程实施的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建设提供参照和建议。首先,英国PGCE课程是在大学和实习学校两种不同情境下开展的教师教育课程。大学的PGCE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主导环节。通过对大学课程教学研究发现,英国PGCE课程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批判反思能力为目标取向,以主题单元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以两个目标为线索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包括:学科教学技能与学科理解、一般教学技能与学会教学的方法、课程政策与教学、学生知识与教育价值观、自我知识与职业认同等。教学活动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学生观察体验活动、实践反思活动和理论反思活动。以培养教学能力为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观察体验、实践反思两个层次的教学活动;以培养批判反思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阅读观察、个人经验反思和理论反思三个层次的教学活动。对PGCE课程实施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该课程丰富和发展了“反思”的内涵,既包括实践活动反思（元认知）,也包括理论反思,同时也包括对个人经验史的反思。其次,通过对英国PGCE课程大学与实习学校两种情境下的教师培养活动研究发现,教师培养活动流程包括集体教学活动（如大学的学科讲座）、小组研讨活动（导师组讨论和小组研讨）、教学实践和个人反思活动（任务与作业）。对这个培养流程进一步分析发现,英国PGCE课程教师培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和社会互动的教师学习与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教师培养模式。它以动态发展的“语境主义知识观”和“情境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学生在实践和教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导师（大学和学校）是促进学生在专业共同体情境下学习和发展的技能示范者、教学活动指导者和反思促进者。研究还发现,英国教师教育课程严格遵照国家《教师标准》（2011版）和《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和支持建议》（2016版）要求,紧紧围绕中小学校《国家课程标准》内容和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同时鲜明地体现和坚持大学的学科教育思想和专业教育特色,是大学专业性与国家管理体系的协商统一。本研究还对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伦敦大学学院所有PGCE课程都被教育标准局评价为“优秀”,该评价结果涵盖教师培养质量、课程教学质量和领导与管理三个方面。对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PGCE课程教学效果很满意,认为自己能够自信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经常对教学活动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思。学生们认为教学实践对发展教学能力很重要,大学导师对发展教学能力最有帮助,学校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也有帮助,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对大学与实习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情况满意度一般。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发现,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学校教师流动率很高,导致大学与实习学校合作关系缺乏稳定性。国家管理评价机制使培养机构和学生过度关注教学行为,导致课程教学受到限制,抑制教学能力自主发展。另外,PGCE课程的学制时间较短,与学生本科教育关联性不强,也是影响PGCE课程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发展的因素之一。最后,研究提出了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师培养的启示和建议。首先,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计要紧密围绕中小学教育教学需求,为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课程内容和创新教学活动,建立成果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引领示范作用,加强教师教育团队合作,凝练学科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和创新教学活动,提升“体验观察—实践—反思”培养模式的连贯性和累积效应。同时,加强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大学导师与实习学校导师们的有效沟通,基于对基础教育实践研究基础上,创新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活动,提高教师培养质量。鼓励各大学结合地区需求和自身专长,提炼和创建多样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不同层次和具有多样化专长的教师。

二、实施新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施新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校教学组织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舆情视角下外语教育政策回应性探究 ——基于高考英语政策变迁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实施新的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衔接研究[D]. 陈妍.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美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变迁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研究[D]. 陈立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D]. 常鑫.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校教学组织变革研究[D]. 崔自勤.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D]. 张慧. 天津大学, 2020(01)
• [6]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7]中蒙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比较研究[D]. 宝勒尔图雅（Erdenebileg Bolortuya）.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舆情视角下外语教育政策回应性探究 ——基于高考英语政策变迁的经验研究[D]. 刘新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创新教育演变历程及其特征分析[D]. 郝亚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10]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D]. 徐文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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