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诗歌中的长沙“老巢”情结

一、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刘广利^[1]（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高磊^[2]（2020）在《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文中提出神话,是诗歌产生的源头。神话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诸多诗人受到神话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借鉴和吸收神话因素进行创作,使诗歌与神话完美融合。唐诗中大量的神话典故,既起到了保存神话的作用,又增加了诗歌的浪漫效果。唐人将神话故事、神话意象、神话思维与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境界。本论文选取唐诗中的日月神话为研究对象,分八章进行研究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神话。唐诗中的日神,既有“耀灵”“东君”“朱明”“大明”之名,又有“日灵”“阳灵”“灵晖”和“郁仪”之称。唐人应制诗中常以日喻唐皇,又与“捧日”典故融合,表达效忠、侍奉、守护君王之心。《淮南子·天文训》描绘了日行轨迹及行至之处的称谓,唐诗中常见的有“旸谷”“咸池”“扶桑”“蟠木”等日出之所和“崦嵫”“虞渊”“桑榆”等日入之处。唐诗中的“若木”有两种含义,既是东方扶桑,又是西极若木。此外,《淮南子》记述的“朏晨”“正中”“晡时”“高舂”“下舂”等日行各时段之称谓,唐诗中亦可见之,且多用其本义,表示时间。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神话。唐人将以“日乌”为诗歌意象,既以咏日,又以咏乌,或将二者融合,亦或以之代指太阳。因《淮南子》等古籍有“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的记载,又产生了“羿射九日”的神话。古籍中的“羿”形象,可归纳为三种:“实有的历史人物”“箭靶’式人物”和“神话人物”。神话之羿所为之事,与历史之羿有密切联系。唐诗中的“羿”亦不离以上三种形象。羿射九日,落入大海,是为沃焦,又称尾闾、归塘。这些意象也在唐诗中出现,用以表达不同的诗意。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羲和”在古籍中有“日母”“历官”“日御”三义。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反映了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自身的演变。而“日御”之义是唐代羲和神话的主流。唐人将羲和神话意象与车、轮、鞭、辔、鞅等车马驾意象两两融合,并将“羲和驭日”典故引申化用为多种诗意表达。唐诗中的“羲和”及其相关意象,既代指太阳亦转指岁时,寄寓了时间的昼夜不停和转瞬即逝,抒发了诗人们对暮年的感喟和因时光易逝而引起的人生之叹,表达了对功成名就的追求和突破生命限制的愿望。“日车”“六龙”除了其中所含有的时间寓意之外,“日车”又衬托物之高、险,“六龙”又有“天子之驾六马”和“《易》乾卦的六爻”等义。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夸父逐日和鲁阳挥戈却日神话,二则神话本身寄寓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唐诗在化用二典时却不独从神话本身的抗争寓意出发,而是结合诗人自身的理解,进行多种解读。夸父逐日的神话本身有“远大抱负”“不自量力”等多重寓意,唐人从不同的角度化用于诗中,表达了诸多不同的情感。鲁阳却日神话在唐诗中用作咏戈之典、咏军阵之典、咏日之典,既以之状军威之盛,又寄寓了人有回天之力和希望能驻景留时之意。而在李白《日出入行》诗中,却否定了鲁阳的“回天之力”,展现了诗人合于大道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嫦娥又作恒娥、常娥、姮娥,其窃不死药而奔月的故事谓之奔月神话。目前可知的秦简《归妹》卦辞、《文选》引《归藏》《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奔月神话的相关记载,故事情节在东汉张衡《灵宪》的记载中已然完备。嫦娥的形象经文学作品的流传与修饰逐渐鲜活起来。唐人将嫦娥奔月神话中长生不死、孀居孤苦、去而无返三大主题蕴含诗中,用以抒情言志。这些诗中的嫦娥是女神的形象,并升华成为美人意象。嫦娥不仅用来比喻美人和衬托美好事物,其作为月亮的代称也在诗中出现。唐人对于嫦娥窃药之事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表现出多种态度。第六章是论述了唐诗中“蟾蜍”与食月诗歌。因为古人对月之轮廓无光之处的直观认识和蟾蜍的寓意,以及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等原因,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故而把月蚀之时的月亮残缺,想象成因蟾蜍啮食所致,谓之“蟾蜍食月”。月有后宫群臣的寓意,故而唐诗中的食月诗常作为诗人抒发政治感慨的工具。卢仝歌行体《月蚀诗》是这方面诗歌的代表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诗中有一定数量的涉蟾蜍诗,多以“蟾蜍”代指月亮。第七章是对唐诗中“月兔”进行文化阐释。《楚辞·天问》“顾菟在腹”,王逸以“月中顾望之兔”释之,月兔神话由此而生。唐人涉月诗中常言及月兔,称之为“顾兔”“玄兔”“白兔”“玉兔”“阴兔”“金兔”等。“顾菟”之义,学术界有“月兔说”“蟾蜍说”“蟾兔说”“月虎说”四说。在唐诗中,有“月兔”“蟾蜍”两种释义。“玄兔”之称,解释了月中兔的来源,亦即“阴影说”。“白兔”寓意长寿,故唐人化用“白兔捣药”的神话入诗,借之抒情言志。“玉兔”既是“白兔”的喻称和美称,又暗指其为天上之兔。而且“玉兔”“阴兔”“金兔”之称与阴阳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联。因兔代指月,故唐诗以“兔轮”“兔钩”“兔影”“兔辉”来写月,以“乌飞兔走”形容时光流逝。唐诗中月兔的不同称谓,是我国传统文化多样化的沉淀,从中亦可窥探月兔神话的起源。第八章是对唐诗“月桂”的意象及其寓意进行探析。《淮南子》记载“月中有桂树”,《安天论》又有“月中仙人桂树”之说。唐代时产生的“吴刚伐桂”和“月落桂子”进一步丰富了月桂神话。唐人化用月中桂树的典故,以写月、咏桂、誉美人、赞贤达,或以“桂”代指月亮。又将月中桂的神话意象与科举寓意结合,使之成为了功名的象征。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以月桂喻功名者甚多,而且因“蟾宫”之说而衍生出“蟾宫折桂”的熟语。月中桂树以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情感内涵为唐人喜用,以表达对功名的追求。

袁泽宇^[3]（2020）在《儒隐与道隐 ——陶渊明隐逸诗歌研究》文中指出陶渊明是着名的隐逸诗人,钟嵘更是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氏的一生中五仕五隐,在隐逸与出仕的纠结、困惑中,创作了诸多文学作品。在此历程中,有关陶渊明的思想究竟是受儒家还是道家影响,亦或是两者兼有之,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从儒隐和道隐两个角度,分析儒道两家隐逸思想对于陶渊明隐逸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以及在陶氏诗歌中的表现特征。以陶渊明五仕五隐时期的诗歌作品为立足点,以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作为大背景,探讨陶渊明隐逸文学与儒道两家隐逸精神的融会贯通,以及陶渊明的诗歌在此儒道交融的影响下所呈现的独特的审美艺术风格。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有关陶渊明隐逸诗歌的研究现状,陶渊明作为着名的隐逸诗人,一直被学界热切关注,陶渊明一生受到儒道思想的共同影响,在学界普遍认可,但其思想内核究竟偏重儒家多一些,还是偏重道家多一些,从古至今,存在着颇多争议。本文力图能够全面、深入地呈现陶渊明隐逸与儒道两家隐逸精神的内在联系。第一部分“陶渊明人生历程之‘儒道河流’”,从陶渊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思想背景、以及具体深入分析陶氏“五仕五隐”的出仕历程入手,深入探究社会环境、家庭背景、乡土环境、思想潮流、人生际遇等因素对其仕隐抉择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儒家隐逸思想在陶渊明诗歌中的表现特征”,从儒家有关隐逸的基本精神入手,探究儒家隐逸思想在陶渊明诗歌中的表现特征,伟大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剧烈冲突,为保持个人的高尚气节,不与社会同流合污,以及对于人伦亲情的深切怀恋都促使陶渊明做出了隐逸的选择。第三部分“道家隐逸思想在陶渊明诗歌中的表现特征”,从道家有关隐逸的基本精神入手,探究道家隐逸思想在陶渊明的一生中对于其仕隐选择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陶渊明一生中,崇尚自然、随物而化、热爱田园的一面是受到了道家隐逸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形成了田园诗独特的审美艺术风格。

侯婉珊^[4]（2019）在《宋代潭州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潭州凭借重要的地理位置,比较发达的经济文化而成为南方重镇,吸引越来越多的诗人来到潭州或者关注潭州。他们留下来诸多诗作,展现了潭州的景观、风俗、民情、物产、生活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宋代潭州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四章进行论述,对宋代潭州诗歌进行系统研究。第一章概述宋代潭州诗歌的创作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探讨宋代潭州诗歌发展的历史背景。为了梳理宋代潭州诗歌的流变历程,本文将其分为萌芽、发展、繁荣和衰变四个阶段,分析各阶段的创作状况和特点。此外,对潭州诗人的身份也进行分类分析,做到“知人论世”;第二章探讨宋代潭州诗歌的主题,将其分为闲适酬唱、送别伤离、贬谪思乡和爱国忧民四类,力求深入体察宋代潭州诗人的创作心态;第三章讨论宋代潭州诗歌中的文学景观,分析潭州诗歌中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承载深厚地域文化的人文景观,并探讨景观之间的虚实转化,以及“黄陵庙诗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景观层理结构;第四章分析宋代潭州诗歌的价值。其中,艺术价值主要是屈贾凄恻风格和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史料价值主要从诗史互证和补史不足两方面论述。地域文化价值侧重考察潭州诗歌对本土风俗、气候和物产的书写,对考察潭州地域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地理研究价值是从文学作品和地理环境二者之间互相影响进行探析,有助于展现出人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孙家愉^[5]（2019）在《《潘氏八世诗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潘氏八世诗集》是以明末的潘润民为首的贵州潘氏家族的诗歌总集,是黔省家族文献的大宗。本文以此诗集为中心,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的研究与文艺学的研究相结合为研究方法,分六章对此潘氏家族及《潘氏八世诗集》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其中,第一章为外部研究;第二至六章为内部研究,此中之二、三章为文献学的研究,四、五、六章则重点在文艺学的研究。第一章,首先考察潘氏的源起、早期地望及本文研究所涉及的黔中潘氏家族的源流:潘氏受氏於周初的“命氏”制度,最初的地望在今河南固始县,所谓“潘乡”。後来,潘氏徙居各地,本文所研究的此潘氏即起於江苏潘氏。曹官潘氏与麦项潘氏同气连枝,本出一源,即明代昭勇将军潘克常也。其次从移民之家以耕读传家、重视以科举教育兴家、谨守家学以诗文传家、以忠孝传家四个方面考察此潘氏家族文化在黔中长盛不衰的内外文化因素。再次考察《潘氏八世诗集》以外的此潘氏诗文人的其他着述存佚、卷次等情况。第二章,重点考察《潘氏八世诗集》的成书源流。首先,考察此集中各子集的版本、目录:各子集除《黔阳潘氏六世诗》《潘氏八世诗集》抄本外,仅少数有单行本尚存。其次,考察从《潘氏三世诗集》到《潘氏八世诗集》的成书源流:《潘氏三世诗集》约成书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间;《黔阳潘氏六世诗》抄成时间当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六月以後,道光十九年（1839）前,且并不在从《潘氏三世诗集》到《潘氏七世诗集》,再到《潘氏八世诗集》这样一个连贯的成书环节之内。《潘氏七世诗集》初成於嘉庆十三年（1808）以前,此後又有增补;《潘氏八世诗集》初成时间在道光二十年（1840）,最後成书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现存抄本《潘氏八世诗集》分元、亨、利、贞四集,共收八世十七位诗人的诗集,存诗八百余首,集中多有潘元炜、傅汝怀的钤印,以及傅汝怀、傅玉书等人的批注。再次,比较研究《黔阳潘氏六世诗》与《潘氏八世诗集》的版本差异,及其异文、异字的类型与产生原因。最後,考察潘氏九世、十世诗人的相关问题。第三章为《潘氏八世诗集》分期研究,自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潘克常入黔至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潘润民卒,这二百四十余年间是潘氏诗家的形成与兴起时期,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潘润民的诗歌创作上;明崇祯十五年（1642）至清康熙（1662-1711）年,这七十余年间,潘氏诗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期的诗人主要有潘驯、潘骧、潘德徵和潘珍四人;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至乾隆十九年（1754）潘晓卒,约四十余年间,为潘氏诗歌的繁盛期,以潘淳的诗歌创作最为显着;约从乾隆二十年（1755）至清末同治（1862-1874）年间,潘氏诗人有潘以澂、潘以溶到第八代诗人潘桐、潘樳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日趋衰落,而在潘元炜、潘堦等人的诗中则呈现出末世余音的光景。第四章主要研究潘氏诗歌创作的儒学内涵。第一节研究潘氏诗歌中的家族情怀;第二节研究潘氏诗歌中的政治情怀;第三节研究潘氏诗歌创作中的女性贞节观;第四节研究潘氏诗歌中的山水隐逸情怀,共从这四个方面研究了潘氏诗歌中的儒学内涵。第五章主要对《潘氏八世诗集》作文学研究。第一节研究潘氏家族交游的形式、内容及其意义;第二节考察明清诗坛与地域环境中的潘氏诗人对明清诗学观念的接受与传播。第三节从五个方面研究《潘氏八世诗集》的艺术风格:其一、温柔敦厚、风雅不坠;其二、奇正相宜,情性自然;其三、格高调遒,沉郁顿挫;其四、炼字炼意,意境幽远;其五、典据坟籍,气畅神凝。第四节首先研究《潘氏八世诗集》的一个基本选诗标准:以诗存人;其次研究此集中所蕴含的编选者、批注者的文学批评思想:其一、以“情性”论诗;其二、以“温柔敦厚”论诗;其三、以《诗》论诗;其四、以“风格”论诗。

吕姝焱^[6]（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徐放^[7]（2017）在《韦庄诗浅议》文中研究表明韦庄是生活在唐代末年、五代前期的诗人、词人、政治家,他的诗歌多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情致婉曲、内涵深厚,词作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与温庭筠并成为“温韦”。本论文首先简要论述了韦庄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接着分别从诗中所体现出的崇仕情怀、感伤意绪、清丽诗风出发,对韦庄诗中的突出特点进行叙述。第一章是韦庄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章内各节分别从生平研究、诗研究、词研究以及韦庄作品的整理工作等四个方面,对韦庄诗歌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第二章是从韦庄诗的思想方面出发,论述了韦庄诗中所体现的崇仕情怀。第一节把对崇仕思想有所体现的三类主要的诗歌进行了分别的论述,第二节则从政治、文化和韦庄家族的角度对韦庄形成崇仕情怀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第三章叙述的是韦庄诗中感伤的意味。第一节把体现感伤意绪的诗歌按照内容的不同分为四类,并分别加以描述,第二节则从意象的选取和典故的使用两个方面分析了韦庄构筑感伤意绪的方式,第三节则简要分析了韦庄诗歌中感伤意味形成的原因。第四章则是对韦庄诗中清丽的风格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第一节先对历史上的“清丽”风格进行了考据,第二节则从韦庄在诗文中对清丽诗风和具备清丽特色的诗人的推崇看出韦庄对清丽诗风的倡导,而第三节是从具体的诗句入手,从体裁、语言、剪裁、色彩四个方面,对清丽诗风的构造进行了分析。

王见楠^[8]（2016）在《晚唐咏物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咏物诗是古典诗歌题材的一个重要门类。就题材特点看,咏物诗以物象审美为中心,难以反映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情感,故历来不为诗论家所重,也未得到今人充分的研究。不过,若从咏物题材和诗歌发展的双重流变过程中截取一个典型时段,从审美、诗学、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侧面对此期咏物诗进行系统考察,充分发掘其艺术特质与人文色彩,那么必有其研究价值。晚唐正是这样一个时段。晚唐是咏物诗创作的繁荣期,就诗歌整体发展而言,它处于唐代诗艺的总结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学时代。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咏物诗的起源尤为必要。咏物意识萌生于农耕背景下的物性文化土壤,在对鸟类、鱼类、树木等等图腾物的宗教表达中逐渐衍化出审美的性质。传统唯象思维所表现出的仰观俯察的认知精神、物类相感的联想观念以及对客观物象的事理阐释,既催生了诗歌比兴外物、依微拟义的传统创作手法,又推动了咏物意识走向深化。儒家以道德理性统摄外物,使比德成为咏物意识的新源头;而道家则舍己顺物,倡导人复归自然本性,为物象审美提供了一种充满诗意的言说方式。咏物诗侧重于语言形式美的表达。循迹咏物形式这一线索可以看到,咏物题材广泛地渗入各类诗体中,并随着先秦至唐代各个时期诗体的演进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六朝“备其制”,盛唐“擅其美”。相较六朝咏物诗对形式美的探索,晚唐咏物诗更加注重形式与情感的融合。遵循诗歌语言形式的层次性,可以引入刘勰提出的“声文”、“形文”和“情文”概念,从声律安排、辞藻营构和情感内涵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剖析晚唐咏物诗的语言艺术。“声文”诉诸人的听觉;“形文”诉诸人的视觉;而“情文”则指向人的深层知觉和情感。这三者的统一,体现了晚唐诗人形式美与内蕴美兼重的创作观。晚唐诗人对于时代诗学思想观念的把握与践行是造成咏物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诗格理论在晚唐时期尤为盛行,诗格作者对于诗歌“内外意”的强调,与晚唐咏物诗的求意倾向相契。“内外含蓄”之“意”在晚唐咏物诗中的实现,大致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意在象前”的构思方式,二是“意句俱到”的写作技法。此外,“诗有物象比”说与晚唐咏物诗创作的类型化特征也有着声气相通之处。一些晚唐诗人兼具诗格作者与诗人的双重身份,如齐己、徐夤等人,从他们的咏物诗歌中,可以很好地看到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晚唐诗人师法齐梁,在创作中有意向着南朝“体物”诗学传统复归,表现在务以精微之笔展现物性,巧构营思,设色绮艳,借咏物之笔抒写艳情。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晚唐诗人大多具有很深的怀古、隐逸情结,热衷于以追思古人、优游林泉的方式安顿身心。于是,与古人相关的各种园林景物往往成为晚唐诗人抒发幽思的载体,并以咏物诗的形式呈现出来,造成了晚唐咏物诗与怀古诗、园林诗在题材内容、审美意识等方面的勾连。晚唐咏物诗与方兴未艾的词体之间也有着斩不断的亲缘关系。在晚唐诗词趋近的交互影响过程中,咏物题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唐时期战乱频仍,大批士子因避难、贬谪、入幕、交游、隐逸等原因聚集到南方,造成了诗坛创作中心向南方的推移。江南、荆湘、巴蜀等地独特的地缘特性与人文环境因素,为晚唐咏物诗注入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方等地潜在的诗性文化精神。从诗画融通的角度来看,晚唐花鸟画的独立成科与咏物诗的兴盛相得益彰。花鸟画与咏物诗不仅在题材方面具有融通的特点,在技法和意境等层面也相互借鉴、互有呼应,尤其是折枝花鸟的构图方式及其审美特质在晚唐吟咏各类花卉的咏物诗中皆有迹可循,构成唐代诗画交融的审美典范。儒、道和禅宗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构筑起晚唐诗人的哲学观基础,它们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对晚唐咏物诗的情感抒发、诗境营构和审美旨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说,晚唐咏物诗中表现出的爱物情怀与讽刺力度来自于儒家仁爱思想和忧患意识;清虚浑融、奇幻艳丽的咏物诗境则与道教上清派的修习方式、宗教玄想以及女性崇拜意识有所关联;而诗中流露出的清寂心性、佛理禅趣则受到禅宗空观及其相关流派禅学观念的启迪。

李晶^[9]（2014）在《情怀与学术的共鸣—余英时为何钟爱陈寅恪》文中指出余英时是当代着名思想文化史家，其学术博大而精深，在中国史学、思想和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跨越科际、时空和议题的影响力。回顾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对余英时明清思想史、史学方法与路向、文化观等领域的探求已不乏力作，但对其近现代的学术成果却鲜有涉足。故本文选定余英时对陈寅恪的研究，拟对其近代学术做一尝试。文章主体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别从三个方面解释余英时为何钟情于陈寅恪研究：第一部分叙述余英时的陈寅恪情结。由于学术环境、教育背景、生平际遇、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的相似性，使余英时在文化与情怀上和陈寅恪产生了共鸣，随之余英时产生了陈寅恪情结；第二部分叙述余英时研究陈寅恪的学术原因。由于二人的学术姻缘和对陈寅恪学术的崇敬，使得余英时对陈寅恪有着特殊的学术情感。此外，探究陈寅恪晚年的学术转向及心境变化也增进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研究兴趣；第三部分叙述余英时研究陈寅恪的社会原因。“冯衣北”对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的批驳使得余英时卷入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论战，也推进其陈寅恪研究走向深入。长期身居美国形成的独特政治视角使余英时的政治心境与大陆产生隔膜，陈寅恪研究成为增进其对大陆了解的窗口。再加上强烈的中国情怀的推动，使得余英时十分关怀像陈寅恪这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史家。综上可知，情怀共鸣与学术相知是造成余英时钟爱陈寅恪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使得余英时对陈寅恪有着超越一般研究客体的情感。分析余英时在陈寅恪研究中的情感与学术纠葛将作为本文的结论。

李天星^[10]（2013）在《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文中认为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义宁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学术成果卓着,尤以隋唐史研究着称于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思想中既有对传统史学优点的融会与继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吸收了近现代史学的诸多积极因素,是这一学术转型时期的典范。陈寅恪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相当重视,是其一生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人物多种多样,陈寅恪对不同历史人物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大体可以分为人物个体研究和人物群体研究两部分。其中既有曹操、王导、崔浩等政治军事人物,也有陶渊明、元稹、白居易等学术文化人物。人物研究成果丰富,且形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不仅有《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专着,亦有《论韩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崔浩与寇谦之》、《武曌与佛教》、《论李怀光之叛》、等单篇文章。同时,在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着述及《诗集》中也对各种历史人物研究有所涉及。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同样也充分体现了其史学思想与方法。他所选择和研究的历史人物,深刻反映了他的研究旨趣,这主要包括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和恪守,以及在研究中对种族与文化之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观念之关系、家族地域与文化传承之关系、宗教信仰与政治变革之关系、婚缘姻结与政治立场之关系等“史识”的探求。历史人物各具特色,进行历史人物研究,既要有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也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得以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史学家治史方法的重要体现。陈寅恪在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中,无论是在搜集与运用历史人物史料时采用的宋贤长编考异之法,还是还原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人物时所运用的其他研究方法,都充分体现了陈氏学识之渊博,方法之独特。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也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物言行、才学、品格的评价,既有如社会进步或发展标准和历史主义标准等评价标准,又有如“真了解”和方面论等评价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陈氏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旨趣,也是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陈氏运用正确、恰当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对历史人物作出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总体而言,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成果丰富,类型多样,研究旨趣鲜明且深刻,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方法也是颇具特色,依据史料努力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最后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评价,并且求的了许多“史识”。其中既有博通古今以求“通识”的新观点,又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覆”的新见解。对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加以关注,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同时,对于现当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3）儒隐与道隐 ——陶渊明隐逸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代潭州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潘氏八世诗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7）韦庄诗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8）晚唐咏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情怀与学术的共鸣—余英时为何钟爱陈寅恪（论文提纲范文）

（10）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陈寅恪诗文中的长沙“旧巢”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2]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D]. 高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3]儒隐与道隐 ——陶渊明隐逸诗歌研究[D]. 袁泽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宋代潭州诗歌研究[D]. 侯婉珊.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5]《潘氏八世诗集》研究[D]. 孙家愉. 贵州大学, 2019(12)
• [6]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7]韦庄诗浅议[D]. 徐放. 青岛大学, 2017(01)
• [8]晚唐咏物诗研究[D]. 王见楠. 南京大学, 2016(05)
• [9]情怀与学术的共鸣—余英时为何钟爱陈寅恪[D]. 李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3)
• [10]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D]. 李天星. 安徽大学,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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