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座谈会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马越[1]（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研究指明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张晓锋,程河清[2]（2019）在《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历经艰难起步、逐步恢复、全面开花、多元拓展四个阶段,为新闻传播学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文章通过语义网分析方法,梳理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关注焦点,勾勒出史学研究波澜壮阔的鲜活图景。在内容层面,各项议题全面深化,通史研究独领风骚,专题研究精彩纷呈,个案研究佳作迭出,史料整理逐步深入。在方法层面,研究范式不断创新,突破单一政治史、革命史范式,融入了现代化、社会学、生态学、阅读史等多种方法。伴随着政府支持逐年增长,研究梯队持续壮大,社会科学理论、多元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接合,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仍将继续突破。
邓绍根,张文婷[3]（2019）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史上的繁荣时期。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走过了逐步恢复、全面展开、锐意进取和创新发展的四个阶段。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巨大,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成果数量空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改革开放40年,不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四十年;而且是新闻史学科地位确立、成熟、反思和拓展的四十年;更是新闻史研究受国家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四十年。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强化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确立新闻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推进整体新闻史研究,提升中国新闻史研究整体水平。
陈印静[4]（2018）在《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为重审与再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论文以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为视角,阐释在国家有序计划与主动介入下,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手段的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被国家计划所取代的进程。从而揭示1949年至1966年国家如何推进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此时段国家权力、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市场经济?在研究思路上,本论文以各时期商业所有制的演进作为逻辑主线展开,并选取具有特殊性的小商业作为专题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进行系统论述。中共建政早期,国家引导武汉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新旧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中共建政以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已形成,建政后中共实践了新民主主义商业,并通过改组“大公”与“小公”商业、整顿合作社商业的“商人路线”、对私营商业实行分利政策等举措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武汉在新旧政权过渡时期采取了鼓励商业转业、开展物资交流、建立新商事制度等办法恢复与发展商业。其次,“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武汉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了商业从严的“五反”运动,政府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计划干预,由于限制与排挤私商过头导致商业结构失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商业计划结构的再次调整,其结果是新民主主义商业提前走向终结,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再次,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计划市场与自由市场的矛盾推动“一五”时期商业体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转型过程中借助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手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小商业等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最后,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一五计划”后计划体制得以建立,国家开始致力于稳固社会主义商业。由于国家局势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商业亦随之多次调适。国家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主要从计划性和非计划性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政府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制度与行政管理层面设计与安排计划性商业;另一方面,对自由市场进行管控,打击自发商业行为,限制非计划因素。在阐释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般性政策的基础上,选取小商小贩分析其特殊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小商小贩与批发商、零售商相比,具有特殊性所在,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属于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徘徊者”,国家一方面努力把其纳入计划轨道,另一方面又迫于流通需求保持其市场属性。因此,国家对引导小商小贩走社会道路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特殊的吸纳方式,小商小贩处于市场与计划之间的边缘身份体现了国家在处理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因人制宜政策与取向。通过对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949年至1966年,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经历了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与改组、“五反”运动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由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的历史演进。国家推动商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为扩大计划市场、缩小自由市场,商业管理权力陷入“上收——下放——上收”的反复循环。作为兼具“双重身份”的特殊存在,国家在引导小商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安排政策倾斜”与“安排过宽限制”之间的徘徊、“吸收进来”与“调整出去”的矛盾,小商贩从而成为纳入国家计划与保持市场性的“徘徊者”。在这一时期,市场与政府双方展开了长时段的博弈拉锯。面对政府在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高压管控,市场并非“坐以待毙”,其“自发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与政策变化中寻求可行的生存策略而难以消灭,国家面对市场的主动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了妥协姿态,乃至不惜采用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的方式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武汉商业社会主义道路与湖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从消费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中,呈现具有更多自主性、更注重强化商业管理权力、更加注重对小商业的改造和安排、更注重处理商业转业所引发的利益重组、更加强调内外物资交流等特征;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直辖市城市相比较,武汉具有行政层级的一般性,因此武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自主权相较于以上城市难免受到更多限制,尤其是受到来自于省级党政等多方的影响。
王新[5]（2018）在《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伍蠡甫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画论研究领域的思想成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进行综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伍蠡甫的中国画论研究通过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画论精华,并结合西方艺术理论和思想方法,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技法、艺术风格、审美范畴和美学意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释,对中国当代绘画创作、画论研究和中西艺术比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参考。伍蠡甫的西方文论研究建立在全面系统的历史和文献基础上。由他编译的西方文论着作及其相关研究,对我国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起到了辅助和参考作用,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本文的研究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围绕伍蠡甫早年从事的图书出版和外文译介活动,对他的“世界文学”观念、西洋文学史研究观念进行述评。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伍蠡甫提出应该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放置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背景下给予谋划和推动。通过增强新文学的“世界意识”拓展读者的视野和理解,从而发挥新文学推动历史进程、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二章以伍蠡甫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画论专着《谈艺录》为研究对象。通过他有关意境、艺术风格、审美范畴和艺术形式的论述和阐释,对他的画论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伍蠡甫对中国绘画艺术“意境”研究的特色在于,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创作过程和艺术风格,探究“意境”得以生成的思想基础,以及创意、构境、生成的过程与机制。他通过分析中国绘画史上曾经出现的文人画作品,结合中国古典诗论、书论、乐论,总结概括出简、雅、拙、淡、偶然、纵恣、奇崛等文人画艺术风格和审美范畴。他通过分析名家名作的创作技法,总结归纳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线为主导”的形式美学特征。第三章以伍蠡甫编着的《西方文论选》《欧洲文论简史》为研究对象,分析他在西方文论译介方面采用的研究方法、阐释方式和批评话语,对他的西方文论译介工作进行总结和评价。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西方文论选》在传播文论经典的同时,存在受意识形态操纵而产生的误读和误释。《欧洲文论简史》在服务教学研究的同时,存在过度引申、以偏概全、刻意贬损等弊端。通过对伍蠡甫西方文论编译事业的审视,分析了以选本为教材的利与弊,处理个案与通史的关系,以及正确使用批评话语等文论史编着的方式和方法问题。第四章以伍蠡甫晚年的画论着作为研究对象,对他的中国画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伍蠡甫晚年对中国古代画论、古代着名画家和中西艺术传统的研究,反映出他的特色鲜明的研究方法:绘画技巧与绘画理论并重,综合运用古今中外艺术理论,表达自我与追求创新等。结语部分回顾总结伍蠡甫在西方文论编译、中国画论研究和比较艺术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贡献,并就其学术生涯中体现出的学识素养和人生境界进行理解诠释。
浦晗[6]（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安娜[7]（2017）在《明代时文阅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朝代,也是科目取士的鼎盛时期。时文又称制义、经义、制艺、八股文,作为科目取士的首场考试文体,是科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选士文体。明代科举制度赋予时文阅读不可替代的政治特殊性和社会地位,凡欲仕进则必读时文,时文成为明代大多数士子自幼便开始背诵研习的文体,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终其一生沉浸场屋的士子也不在少数。士子若想写得一手好时文则需要熟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语气、以经典之义理来阐释经典之蕴含。无论是阅读范围还是写作立场,时文都无疑是儒家经典于个人之理解和阐发。然而就是这样无论是内容还是视角都如此贴近经典的文体,却备受诟病。如顾炎武所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将时文之弊与焚书坑儒之害等同而视未免有些言重了。时文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实则与诗歌、古文、散文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文体表现形式,有着相对固定的写作方法和范式,唯一不同的是时文因科举制度赋予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与明代社会政治制度、出版经济发展、文学流派、士风嬗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正如郭绍虞评价时文说:“我们假设于一个时代取其代表的文学……那么于明无宁取时文……明代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以往史学界和文学界对于时文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文体形式发展演变或功过是非等方面的探讨,但也多为带着先入为主的时文无益的观念来审视时文,而并未给予时文一个客观公正的看待。本文将西方阅读史理论引入明代时文研究之中,探求时文阅读在明代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与科举制度、出版文化、文学流派、文学形式、文风士习等方面产生的内在关联。那么,首先什么是阅读史呢?阅读史是研究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过去人阅读实践的历史,研究如何阅读文本。阅读的人群由少数发展到多数,阅读人群的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变革、科学技术改革、文化政策等息息相关。阅读史中所谓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读书,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并不只表现为纸制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碑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电影、电视节目等声像资料,也可以是存储在计算机内的电子信息。阅读史是新文化史研究领域中较为受欢迎的实践史学。在众多的阅读史研究理论中,笔者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循环”理论为切入点,着重探寻明代时文阅读的作者、读者、出版商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明代时文阅读与社会制度、文化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纵观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发展历程,根据呈现的不同特点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明初萌芽期、明中期的发展期、明末的鼎盛期。明初国体方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恢复阶段,取士采用多途并进的方式,科目取士在明初并未形成垄断局面,政府更加注重培养士子的综合素质,力图选拔综合性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明初的时文出也主要以官方刊刻的《乡试录》、《会试录》以及《进士登科录》为主。坊刻和私刻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明代中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已然成为最主要的做官途径。如顾炎武言:“入仕之途虽不限出身,然非进士一科不能跻于贵显,于是宦游子弟攘臂而就功名。”时文的政治属性日渐突出,时文阅读群体不断扩大,阅读场所也不断增加,书院、文社都成为士子研习时文的重要地点。不仅如此,明代文学流派也与时文阅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明代时文大家都是各文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如前七子派的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边贡、王九思。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后七子派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等,都是明代时文大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力求将时文写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明代中期的时文备受赞誉,如方苞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盛。”纪昀亦言:“逮于正嘉,号为极盛。”时文阅读由明初的少数阅读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规模、有条规规范的群体阅读。明代中期出版行业的繁荣发展也为时文阅读需求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读者、作者、出版商之间角色自由切换也成为显着的特点。时文阅读历经明清两代,其影响也深入到明清的代表文学——戏曲、小说之中。明清戏曲、小说在创作形式和题材内容方面都深受时文阅读的影响,文人亦会将自己的时文研习经历、理想抱负、真实感受融入到戏曲、小说的创作之中。时文阅读的捷第功用无疑是成功的,晚明科举教育基本呈现“以制义攻制义”的阅读模式,尤其是时文阅读群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时文阅读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复社的影响力深入官僚阶层,不仅操选民间时文刊本的价值取向,甚至通过荐举等方式提前拟定中式名单。然而晚明科举之弊的严重程度实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时文阅读的发展,科场作弊、士风日下都在客观上说明士子逐渐趋向脱离时文阅读而直接进入仕途,当然这也与当时时文阅读话语权下移到民间有着重要关联。
徐静琪[8]（2017）在《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史料的整理、归纳与分析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着重探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书籍设计在设计风格、形式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视觉变迁及其背后设计价值标准的转变;同时,也对出版体制、文化方针对设计师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与阐述;并进而从国外设计理念的本土化、设计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审美标准的充实、更新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书籍艺术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因。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试图呈现出中国当代书籍艺术图景,为重新审视并理解当代书籍设计的本土内涵提供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回顾当代,书籍设计的理念经历了一个由“封面画”向“整体设计”的演进过程,与此相伴随着的,是设计价值的重建和演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四章组成。论文第一章主要围绕“新中国”出版体制下的书籍展开讨论。通过体制的保障及设计人员政治身份的确立,延安文艺传统在新中国“十七年”得到了延续,集体创作的模式下建构了书籍视觉图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形成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第二章是对“文革”书籍进行解读,揭示其“样板化”的特征,反思其中所包含的设计价值极度扭曲和倒退。第三章考察了八九十年代书籍面貌,主要围绕“整体设计”理念的深化,从三个方面,即民国书籍美学的传承、国外设计潮流影响下的风格模仿、书籍设计理论的形成,探讨八九十年代书籍所呈现出的“先锋”与“参照”问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设计师大多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个体化的表达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设计的手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诚然,本文对书籍视觉语言与设计思维的把握与阐述,实质上是对人、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回顾和反思。它渗透着审美和风格的转换,其根源正是时代背景下产生对社会文化的不同关注、理解与接受。通过以上研究以求勾勒中国书籍设计转变的轨迹,对构筑完善的书籍设计价值体系有所裨益。
严芳[9]（2017）在《《萌芽》转型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机制》文中指出本文就《萌芽》的期刊转型进行了现象分析和成因探究,展现了以《萌芽》为代表的这一类既保留一定的文学性追求又寻求市场认同,既非作协体制内专业作家写作又非纯粹的市场化娱乐化通俗化写作的“中间派”文学及文学刊物的存在状态,并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的角度对《萌芽》转型的成因、价值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萌芽》转型所代表的一种文学发展路向。文学期刊的市场化转型曾饱受诟病,对催动其转型的文学生产机制变迁进行剖析将有助于对部分文学“市场化”转型的正确理解。本文首先从纯文学”到“青春文学”的作品转换、“写作导师”到“青春伙伴”的编者和作者间的身份转换、中青年到青少年的读者转换和“培养文艺新战士”到“培养文化青年”的办刊理念转换这四个方面对《萌芽》的期刊转型路线进行了分析。接着,本文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的角度对推动《萌芽》转型的多方动因进行了探究,包括文学生产机制的冲击带来的《萌芽》的资金困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市场的新变、人口结构变动催生新的文学审美需求这三个方面,对《萌芽》转型前后面临的内外环境展开论述,展现《萌芽》转型不仅是期刊的自主选择,也是大环境发生改变情况下的被动之举。最后,本文就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生产机制变迁的环境下,《萌芽》所承载的在“主流”和“市场”的夹缝中发展的“中间文学”的存在状态进行了探析,揭示《萌芽》转型所代表的一种文学发展路向。具体表现为在作协体制“边缘”的办刊方式和创作心态,在“纯文学”和“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的办刊立场和文学创作立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等。《萌芽》的转型过程表现出了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生产机制变迁的环境下部分文学期刊发展在“纯文学”与“市场化”之间进退两难的办刊取向,对《萌芽》转型的研究是研究1990年代文学生产机制变迁作用下当代文学发展路向和问题的有效视点,能够揭示当代文学发展的特征,有益于丰富对当代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毕晟[10]（2016）在《1949-1999年中国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49-1999年的中国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为研究对象。论文考察了不同时期的政治决策、社会思维、中西方文化交融对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重点研究了不同时期文学书籍封面的图像、字体、色彩、构图、设计风格、印刷技术等方面的特点。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文学书籍的概念及类型,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二章阐述建国“十七年”的社会发展状况及文学书籍出版概况,分析这一时期不同文学题材作品的封面,以及文学书籍封面的图像、字体、色彩、构图等设计元素;第三章阐述“文革”时期极端政治对文学出版的冲击以及书籍设计的艰难发展;第四章阐述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体裁文学书籍封面的图像、字体、色彩、构图等设计元素,以及开放的设计理念和多样化的设计风格,并论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技术对书籍设计的影响;第五章梳理总结建国后50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理念、设计风格的演变及特点,阐述新中国书籍封面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座谈会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座谈会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 3.1.3 SCC编撰特色 |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建国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艰难起步 (1949-1978) |
| 二、中国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 (1978-1992) |
| 三、中国新闻史研究全面开花 (1992-2007) |
| 四、中国新闻史研究多元拓展 (2007-2019) |
| 五、收获与反思 |
| (一) 总体取向:由冷门到兴盛 |
| (二) 研究队伍:老中青三代梯队搭建完善 |
| (三) 研究内容:近代报刊史位居中心 |
| (四) 研究范式:机遇与挑战并存 |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及其学科确立(1978—1989) |
| (一)新闻史着作厚积薄发,相继问世 |
| (二)新闻史文章涌现,史料整理工作成效显着 |
| (三)当代新闻史研究受到重视 |
| (四)中国新闻史分支学科地位被确立 |
| 二、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及其学科成熟(1989 1999) |
| (一)通史、断代史着作影响深远 |
| (二)报刊个案研究与专题史研究百花齐放 |
| (三)地方新闻史志编写工作渐入高峰 |
| (四)新闻史研究队伍壮大,学术团体成立,不断发挥学术组织作用 |
| (五)新闻史学科地位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 |
| 三、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锐意进取及其学科反思(2000—2009) |
| (一)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蓬勃开展 |
| (二)报刊报人研究新意迭出 |
| (三)新闻教育史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
| (四)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日益成熟 |
| (五)世纪回顾中国新闻学术史发展 |
| (六)反思新闻史研究的路径与取向 |
| 一是对“新史学”运用与借鉴的思考。 |
| 二是针对“学术内卷化”的研究范式思考。 |
| 三是关于新闻史研究“本体意识”的思考。 |
| 四、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及其学科拓展(2010—2018) |
| (一)新闻史研究成果蔚为壮观,新闻史料整理工作成效明显 |
| (二)当代新闻史颇受关注,研究成果显着 |
| (三)新闻史研究范式不断革新,多角度书写精彩纷呈 |
| 1. 口述历史。 |
| 2. 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
| 3. 媒介生态史。 |
| 4. 报刊阅读史。 |
| 5. 新闻图史。 |
| (四)外新史研究“走出去”“引进来” |
| (五)新闻史研究受到国际关注,提升了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
| (六)新闻史研究队伍结构合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增多 |
| 五、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新趋向及其学科展望 |
| 第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
| 第二,整理史料,做好个案研究。 |
| 第三,多元视角,齐头并进。 |
| 第四,放开眼界,沟通中外。 |
（4）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中国商业史研究 |
| (二) 计划经济时期商业史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体制改革的研究热潮 |
| 三、问题意识与创新空间 |
| (一) 关键词释义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局限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局限 |
| 五、主要研究资料 |
| (一) 档案类资料 |
| (二) 报刊类资料 |
| (三) 汇编类资料 |
| (四) 其他类资料 |
|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商业秩序重建 |
| 一、中共建政前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形成 |
| (一) 建政前的中共与商业 |
| (二) 新民主主义商业理念的特征及对中共建政的影响 |
| 二、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建制 |
| (一) “大公”、“小公”商业的改组 |
| (二) 合作社“商人路线”的整顿 |
| (三) 私营商业的分利政策 |
| 三、武汉商业秩序的新旧过渡 |
| (一) 商业转业 |
| (二) 物资交流与商业联营 |
| (三) 新商事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反”运动与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五反”运动的起因 |
| (一) 从增产节约运动到“三反”运动 |
| (二) 从“三反”运动到“五反”运动 |
| 二、武汉“五反”运动始末 |
| (一) 由工商界“四反”走向“五反” |
| (二) “五反”运动的四个阶段 |
| 三、新民主主义商业的终结 |
| (一) “五反”运动的特征 |
| (二) “五反”运动对商人的过度打击 |
| (三) 商业、市场与商人思想的变化 |
| (四) “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变局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商业改造与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局势变动 |
|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 武汉商业的新形势与商人的新矛盾 |
| 二、武汉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一) 动员与起始阶段 |
| (二) 经销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三) 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阶段 |
| (四) 经济改组与安排阶段 |
| 三、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建构与运用 |
| (一) 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缘由 |
| (二)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管理 |
| (三)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运用——以零售商改造为例 |
| 四、社会主义商业的形成 |
| (一)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向社会主义商业的过渡 |
| (二) 商业过渡的困境与曲折——以武汉绸布座商为例 |
| (三) 社会主义商业的确立 |
| 小结 |
| 第四章 巩固计划体制与社会主义商业的调适 |
| 一、保障计划性: 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 |
| (一) 商业机构市区分工改革 |
| (二) “大跃进”与“大商业”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三) 国民经济调整与改进零售商业管理体制 |
| 二、限制“非计划”因素: 自发商业的市场管理 |
| (一) 自发商业的生存策略 |
| (二) 自发商业的限制与管理——基于1957年的分析 |
| (三) 取缔计划商品流入自由市场 |
| 小结 |
| 第五章 计划与市场间的“徘徊者”:小商贩的特殊社会主义之路 |
| 一、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
| (一) 小商贩的改造办法 |
| (二) 小商贩改造的定税政策 |
| 二、小商贩的安排及其调整 |
| (一) 安排小商贩的政策倾斜 |
| (二) 安排偏宽及其限制 |
| 三、残存小商贩的整顿改造 |
| (一) 残存小商贩的分类整改 |
| (二)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矛盾 |
| (三) 残存小商贩整顿改造的争议及处理 |
| 四、商业整改与调整退出小商小贩 |
| (一) 恢复合作商店与合作小组 |
| (二) 退出国合商业小商贩的安排政策 |
| 五、自发个体商贩的清理整顿 |
| (一) 自发个体商贩的井喷 |
| (二) 清理整顿自发小商贩的政策界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
| 二、市场与政府间的“应然”与“实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五、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伍蠡甫的“世界文学”观念与实践 |
| 第一节 创办黎明书局与早期文学译介 |
| 第二节 伍蠡甫的“世界文学”观念与1930 年代文学 |
| 第三节 伍蠡甫的早期西洋文学史研究观念与方法 |
| 第四节 伍蠡甫“世界”意识指导下的本位文化建设观 |
| 第二章 伍蠡甫的中国古代画论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中的艰难执教与捐机画展 |
| 第二节 伍蠡甫绘画艺术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与新视野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绘画的意境及其创生机制研究 |
| 第四节 文人画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范畴 |
| 第五节 线为主导: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形式美的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伍蠡甫西方文论编译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西方文论选》:意识形态裹挟中的文论经典阐释 |
| 第二节 《欧洲文论简史》的成就与瑕疵 |
| 第三节 伍蠡甫西方文学译介事业再审视 |
| 第四章 伍蠡甫比较艺术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受聘国家画院期间的创作与研究 |
| 第二节 晚年的中国画论研究 |
| 第三节 兼收并蓄的古代画家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绘画艺术传统的结构分析 |
| 第五节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方法论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伍蠡甫生平活动年表(1900.9——1992.10) |
| 致谢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7）明代时文阅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阅读史研究背景 |
| 二、明代时文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代时文阅读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从经典到试录程文:明前期时文阅读的萌发 |
| 第二节 “非举业不览”:明中后期时文阅读的普及化与群体化 |
| 一、时文阅读的普及化 |
| 二、时文阅读的群体化 |
| 第三节 科举竞争与商业出版:明代时文阅读的时代需求与文本基础 |
| 一、日趋激烈的科举竞争 |
| 二、拟题之风的盛行 |
| 三、时文的商业出版 |
| 四、时文的私刻出版 |
| 第二章 明代时文阅读中的作者、读者与出版者 |
| 第一节 阅读的作家 |
| 一、为应试而写作 |
| 二、书坊与科举士子的双向需求 |
| 三、为指导子弟研习时文而写作 |
| 第二节 书写的读者 |
| 一、以仕进为目的的阅读 |
| 二、时文序撰写之风的盛行 |
| 第三节 重要的推动者——出版商 |
| 第三章 明代时文群体阅读 |
| 第一节 学校与时文阅读 |
| 第二节 书院与时文阅读 |
| 一、书院科举职能的承接 |
| 二、书院时文阅读活动的特点 |
| 第三节 文社与时文阅读 |
| 一、松散的结社与时文阅读 |
| 二、时文阅读的规模化发展 |
| 第四章 时文阅读与明代文学流派 |
| 第一节 前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活动 |
| 一、前七子派时文复古创作的政治背景 |
| 二、前七子派时文复古的文学背景 |
| 三、前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 |
| 第二节 唐宋派的时文创作主张与实践 |
| 一、对“时文载道”的肯定及“文道合一”的倡导 |
| 二、取法唐宋上溯史汉六经 |
| 三、对时文创作过程中“法”的探索 |
| 四、对时文与圣学同一性的认同 |
| 第三节 后七子派时文创作实践 |
| 一、后七子派时文复古运动的政治环境 |
| 二、后七子派时文创作倡导 |
| 第五章 时文阅读对明清戏曲、小说的影响 |
| 第一节 时文阅读对戏曲的影响 |
| 一、以“代言”为切入点发挥戏曲的儒教功用 |
| 二、以戏曲之“形”行议论说理之“实” |
| 三、时文写作布局与戏曲创作的互文 |
| 四、“填词”与“曲调”的离散 |
| 五、时文阅读与戏曲的交互影响 |
| 六、讽喻现实——时文与戏曲的融通 |
| 第二节 时文阅读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
| 一、骈偶对应模式对小说的影响 |
| 二、“破题”之法对小说的影响 |
| 三、以经历入写作——时文阅读对明清小说题材的丰富 |
| 第六章 时文阅读与晚明社会 |
| 第一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科举 |
| 一、时文阅读与科举之弊 |
| 二、时文阅读与文题嬗变 |
| 第二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出版 |
| 一、晚明出版管理的失效 |
| 二、时文阅读话语权的下移 |
| 第三节 时文阅读与晚明士风 |
| 一、时文阅读选择与士风 |
| 二、时文阅读功能的弱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研究维度、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 研究思路 |
| 3. 研究方法 |
| 四、关于装帧、书籍设计等概念的解释 |
| 第一章 设计与体制—建国十七年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图书出版业概况 |
| 一、建国初期的出版业概况 |
| 二、向苏联学习 |
| 三、大跃进影响下的图书浮夸风 |
| 第二节 书籍外观与文字要素的变化 |
| 一、书籍结构要素的设置及开本的变化 |
| 二、简化字的改革与汉字印刷字体 |
| 三、图书横排变革 |
| 第三节 领袖着作的设计风格分析 |
| 一、毛泽东着作 |
|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 |
| 三、鲁迅全集 |
| 四、《中国》画册 |
| 第四节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获奖书籍分析 |
| 第五节 “整体设计”与“集体创作” |
| 一、“整体设计”与书籍美术教育 |
| 二、“集体创作”与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
| 三、“集体创作”与人民美术出版社 |
| 第六节 设计要素分析 |
| 一、文字的运用 |
| 1. 书法体 |
| 2. 印刷体 |
| 3. 美术字 |
| 4. 手写体 |
| 二、图像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红色与样板——文革时期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图书出版概述 |
| 一、“文革”前期的停顿与破坏 |
| 二、“文革”中后期的动荡与恢复 |
| 第二节 文革书籍的视觉类型分析 |
| 一、红色狂飙——毛泽东着作 |
| 二、移植元素——“革命样板戏”书籍 |
| 三、图像崇拜——官方期刊与红卫兵刊物 |
| 四、文艺俗化——“文革”文学读物 |
| 五、地下流通——黄皮书与灰皮书 |
| 小结 |
| 第三章 多元与发展—八九十年代的书籍设计 |
| 第一节 书籍装帧事业的复苏 |
| 第二节 书籍出版协会与展览 |
| 第三节 设计观念的引入 |
| 一、日本书籍设计理念的传入 |
| 二、民主德国书籍设计的影响 |
| 三、香港设计潮流的引入 |
| 第四节 八九十年代书籍的形式美学 |
| 一、美学的回响 |
| 二、文化的回馈 |
| 三、诗性的塑造 |
| 四、网格的探索 |
| 五、构成的先锋 |
| 六、设计的参照 |
| 七、神态的朦胧 |
| 八、系列的设计 |
| 第五节 书籍理论研究与设计理念 |
| 一、“书卷气”的思考 |
| 二、书籍的形态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图版说明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9）《萌芽》转型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萌芽》期刊的转型 |
| 第一节 作品转换——从“纯文学”到“青春文学” |
| 第二节 作者与编者间的身份转换——从“写作导师”到“青春伙伴” |
| 第三节 读者转换——从中青年到青少年 |
| 第四节 办刊理念转换——从“培养文艺新战士”到培养文化青年 |
| 第二章 《萌芽》期刊路线转型的多重动因 |
| 第一节 文学生产机制的冲击和《萌芽》的资金困境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市场的新变 |
| 第三节 人口结构变动催生新的文学审美需求 |
| 第三章 在“主流”与“市场”的夹缝中——《萌芽》所承载的“中间文学”的存在状态 |
| 第一节 作协体制“边缘”的办刊方式与作家心态 |
| 第二节 在“纯文学”与“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的办刊立场与文学创作立场 |
| 第三节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追求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萌芽》简史 |
| 附录二: 1981-1997年《萌芽》文学创作荣誉奖获奖名单 |
| 附录三: 1988—2014年全国文学、艺术类期刊出版概况 |
| 附录四: 《萌芽》获奖作品集锦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1949-1999年中国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文学书籍的概念与分类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国内外中国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研究文献综述 |
| 1.4.2 文献综述总结 |
| 1.5 基本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1 基本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论文重点 |
| 1.6.2 论文难点 |
| 1.6.3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1949-1966年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 开局与初步繁荣 |
| 2.1 1949-1966年文学书籍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
| 2.1.1 建国“十七年”的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
| 2.1.2 文学出版概况 |
| 2.2 1949-1966年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 |
| 2.2.1 建国“十七年”书籍设计概况 |
| 2.2.2 革命题材文学封面 |
| 2.2.3 农村题材文学封面 |
| 2.2.4 古典文学封面 |
| 2.2.5 外国文学封面 |
| 2.3 1949-1966年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元素 |
| 2.3.1 由繁到简的文字 |
| 2.3.2 写实图像、传统纹饰与图形 |
| 2.3.3 略显单调的构图 |
| 2.3.4 黑白与彩色的运用 |
| 2.4 1949-1966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特点 |
| 2.4.1 书籍设计为政治服务 |
| 2.4.2 设计的民族特色 |
| 2.4.3 材料和印刷工艺的局限 |
| 第三章 1966-1976年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 “文革”十年的艰难发展 |
| 3.1 1966-1976年: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及对文学出版的冲击 |
| 3.1.1 “文革”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批判 |
| 3.1.2 “文革”对文学出版的冲击 |
| 3.2 1966-1976年文学书籍封面的设计 |
| 3.2.1 “文革”小说与“地下小说” |
| 3.2.2 毛主席诗词与精装工艺 |
| 3.2.3 “样板戏”书籍 |
| 第四章 1976-1999年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 新时期的再次繁荣 |
| 4.1 1976-1999年: 巨变的新时代与文学书籍的出版 |
| 4.2 1976-1999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 |
| 4.2.1 小说 |
| 4.2.2 诗歌、散文 |
| 4.3 1976-1999年文学书籍封面的设计元素 |
| 4.3.1 变形的文字 |
| 4.3.2 多变的构图 |
| 4.3.3 缤纷的色彩 |
| 4.3.4 多元化的表现 |
| 4.4 设计理念的转变和设计的多元化实践 |
| 4.4.1 文艺为人民服务与书籍设计 |
| 4.4.2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
| 4.4.3 印刷技术与新的设计手段 |
| 第五章 1949-1999年文学书籍封面的设计特点及借鉴意义 |
| 5.1 1949-1999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演变及特点 |
| 5.1.1 设计理念:从为政治服务回到书籍设计本身 |
| 5.1.2 设计风格:从单一的现实主义到“百花齐放”的多元化风格 |
| 5.1.3 书籍设计民族化风格的探索 |
| 5.2 1949-1999年文学书籍封面设计对我国书籍设计的借鉴意义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片来源 |
| 附录一 1949-1999年文学艺术及书籍装帧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1959年第一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主要作品一览表 |
| 附录三 1979年第二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主要作品一览表 |
| 附录四 1986年第三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主要作品一览表 |
| 附录五 1995年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主要作品一览表 |
| 附录六 1999年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主要作品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程座谈会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2]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1949-2019）[J]. 张晓锋,程河清.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08)
- [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 邓绍根,张文婷. 新闻春秋, 2019(01)
- [4]中共建政早期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建 ——以武汉为中心（1949-1966）[D]. 陈印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伍蠡甫文艺美学思想研究[D]. 王新. 河南大学, 2018(12)
- [6]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7]明代时文阅读研究[D]. 安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8]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D]. 徐静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 [9]《萌芽》转型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生产机制[D]. 严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10]1949-1999年中国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研究[D]. 毕晟. 北京印刷学院,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