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药学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论文文献综述）
毛和荣[1]（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张震[2]（2020）在《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文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军医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更没有形成专门的军医人才培养机构,直到近代西医传入中国,西方医学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逐渐获得国内各界的认可,同时由于近代编练新军的需要,军医作为现代军医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同被引入,并逐渐得到重视,军事医学和军医教育由此起步。中央军医学校开创于清末时期,最初名为北洋军医学堂,是由袁世凯所筹建,专为北洋陆军服务。北洋军医学堂创办初期模仿欧洲和日本的军医学校,逐步建立招生、课程、考试、毕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军医学生。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被清政府接收,改称陆军军医学堂,但所有规章制度如旧。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中央军医学校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不仅改称为陆军军医学校,将校址迁往北京,并对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将学生分为普通科、本科、研究科进行不同层次的培养。但是由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频繁的战火波及学校,致使学校面临着经费不足、教工离职、停招学生等困扰,学校的发展止步不前。南京十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重视军医教育,于是将陆军军医学校接收,先后成立军医司、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军医署等机构负责军医事业的发展,并对军医学校进行管理和建设。学校由北平迁往南京,将教学模式分为学员班教学和学生班教学,增设了大量课程,校名也在1936年正式改为中央军医学校。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免受战火破坏,中央军医学校被迫迁往大后方的贵州省安顺县,并得到国民政府更多的重视,学校不仅加强了组织建设、设立分校、完善行政机构、优化附属机构,还加强师资和科研队伍建设,学校的各个方面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军医教育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医学校迁到上海,与陆军卫生勤务卫生训练所、上海陆海空军总医院等军医训练机关一同合并为国防医学院,实施综合性军医教育,建立“八类六级”的教育体系,军医教育规模空前扩大,也由此形成了军医中心教育制度。但国民政府战败后,中央军医学校也随之结束。中央军医学校是唯一一所跨越整个中国近代的军医学校,也是旧中国军医教育的最高学府,不仅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军医教育体系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专注于对医学（尤其是军事医学）的研究,在应对国内疫情防控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仍然坚守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荷池[3]（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提出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孙磊[4]（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崔良晓[5]（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刘洋[6]（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梅全喜[7]（2013）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创办10周年回顾》文中认为"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为推动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学术交流,提高医院药剂管理能力和药学学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界的欢迎,已成为广东省医院药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常规学术活动。阐述了10年来,每届"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召开的形式与积极作用,为今后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广东省医院药学界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礼永[8]（2011）在《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过几番磨难,终于深刻地体会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教育行政者有感于教育的落后,故而从清末的“预备立宪”开始,到辛亥以后的“五族共和”,以及北伐后的“定都南京”,都将“教育普及”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只是中央政府愿虽宏,力却薄,且贫困至极,又不可能走“先富后教”的道路,只好借助民间的力量,但是千余年来民众未曾有过团体生活的训练,不能全部交由民间,故而只能走官倡民助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新式学堂,树立现代学制,没有丝毫的经验能够传承,也不能依靠一两位学者的个人见解,故而需要众人商议,群策群力,这就使得中国的教育研究,从最初就不是学者的业务,而是众人的事务,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教育会,与西方的不一样,这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一类。随着新式学校的逐渐发展,教育上出现了一些急需要解决、但是行政机关一时无力解决的问题,如职业教育问题、儿童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等,故而出现了指向于各种问题的各式教育社,它们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二类。到了一定的阶段,教育学术落后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并且成为教育继续发展的障碍,故而又出现了新一类的教育研究组织,即教育学会。从地方型的教育会,到事业型的教育社,再到学术型的教育学会,由此构成了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力量,三者随着新式教育发展逐渐出现：民国前期（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前）,立足于地方的教育会,因中央及省级教育行政的萎缩,而联合组成全国性的教育会联合会,并和后起的教育社密切联系,在军阀混战的空隙中,直接指导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实为本国民间教育研究运动的一个高峰。民国后期（北伐战争后至解放前）,执政的国民党鉴于此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感受到了有“威胁”,故而对于社会组织加强了控制,地方的教育会面临着被停摆的困境,其后经过整顿才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不复此前光景。教育社当时亦受波折,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稳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类别、数量、人员诸方面均有进步。此后,它们与教育学会又联合组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继续坚持着教育的研究,展现了我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三级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也有所变化,如从自然人变成了社团法人,从会长制转向了委员制,就教育研究而言,从民间代议的形式,转向了民间合议等等。走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教育,原本为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符合国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至于走这条道路所经受的种种波折,以及道路本身的起起伏伏、疙疙瘩瘩,则可能是学习所免不了的学费。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很不富裕,普及教育的追求也未更改,教育学术研究水平依然需要加以提高,历史的经验值得加以关注。
余依婷[9]（2011）在《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中药的主要生产地区、大多数中药资源须仰赖进口提供。自明清以降,带有中国传统医药理论的大陆进口中药材,再加上台湾本地民间草药的使用经验,二者共存并用,成为台湾中草药的在地文化特色。十九世纪末,清王朝因战败将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后,殖民地政府有计划地引入西式医学教育及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民间则延续中国中医药与台湾民间草药的传统,但也开始学习流传到台湾的日本汉方医学临床经验。台湾光复、日本战败、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众多的大陆菁英及传统中医药人士来台,受过西方科学思潮洗礼的科学家与西医师,及满腹经纶的名中医,同时主导着台湾中医药体系的发展。1960年代初期,台湾在中药本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以“中药科学化”为基础,导入了以西药制剂为基础而开发的中药科技,开发了具有高度创意的“中药浓缩制剂”,自此奠定了台湾中医药产业朝向中药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主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中医药体系开始往不同的方向演进。对台湾自1949年起迄今的中药科学化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性探讨,可以填补我国中医药发展历史的研究空白,建立台岛地区中医药科学体系发展架构之研究骨干,对海峡两岸及国际有关传统医药发展战略提供借鉴经验与学术支撑。因此,研究台湾的中药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具有历史性及科技前瞻性的现实意义。研究方法本论文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即对台湾社会中医药历史发展过程的相关资料进行发掘、收集、调研、整理、描述、分析、归纳的综合系统方法,以时间顺序、以医学事件、以着名人物着作及学术成就等为切入点,对自明清以来台湾医药早期情况、日据时代及至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迄今影响台湾中药科学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人物进行研究。具体包括：文献回溯分析：围绕台湾中药科学化发展历程,进行文献资料的查询收集,发掘整理,归纳分析,探讨台湾中药科学发展的学术内涵及社会背景,而资料的来源除图书报刊杂志外,更应该重视人物访谈及田野调查的记录。公文征集归类：主要针对政府公报、法令规章、会议论文、报刊杂志等关于中药科学化及中药科技的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个案剖析探究：针对产业体系（顺天堂、胜昌制药等二家成功发展中药科学化制剂的标竿企业）,行政体系（卫生署、药政处、中医药委员会、药物食品检验局、药物食品管理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以了解其对台湾中药科学化的重大影响。口述历史及专家访谈：针对台湾中医药产业相关人士进行访谈,包括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卫生行政人士、教育工作者、产业工作者等,以求全面汇整台湾中药科学化的有关情势,并深入了解发展中药科技发展之解决方案。本论文研究采用的参考文献包括数据库资料,来源主要有台湾近代医疗文物数据库系统、台湾政府公报信息网、全国法规数据库、中医药信息网。研究结果遵循上述研究方法,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形成本论文的正文三个部份与附录六个专篇。论文正文“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史研究”,重点针对台湾中药科学技术发展的代表人物及事件进行记述。从日据时期到二十世纪底,台湾的中药科学化从局限于实验室的学术研究,成为医学界可具体接受的中医药处方新观念,并发展成为可于临床医疗使用的中药浓缩制剂。奠定台湾中药科学化发展基础的科研者以杜聪明、颜焜荧、许鸿源为主要代表人物。第一部份台湾历史背景之回顾及医药资料收集整理,以中医药人力变迁之统计,检视台岛地区医药历史的沿革。从传教士医疗进入台湾起,台湾民众接触到西医技术及西药治疗,开始期望医药现代化。日本殖民政权把当代国际卫生观念及医学研究思想带入台湾,建立西医学校,台湾人可在本地或到日本接受科学的研究训练,培养出一批批具有现代化思潮的西医药科研菁英。反观国民政府及日本政府对中医药均采取漠视或逐步淘汰的旁观态度,中医药行业只能朝向卖药或民间行医发展,中医药教育只靠父子或师徒相传,中医药科研无法建立学术及研究的体制化基础。第二部份奠定台湾中药科学化发展的先行者,找出开展台湾中药科学化的探索力量。①台湾中药科学化发展的先行者杜聪明。开台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于日据时期在台湾倡导汉医药研究思想,选定台湾本土药用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倡议于台大医院及高雄医学院附设医院设立汉医治疗门诊,坚持于西化制度的台大医学院及高雄医学院亲自主讲中西医学史略及中医药学评论,导入伤寒论、本草学、针灸学成为西医教育一环,在“中西医学一元化”的理念下,撒下了“中药科学化”台湾生根萌芽的种子。②台湾中药科学化的开创者颜焜荧。如果说张仲景《伤寒论》开创了中医临床治疗进入汤剂的新纪元,那么颜焜荧对中药浓缩制剂制定产制流程与质量标准的作为,可算是开创了中医临床治疗进入科学化制剂的里程碑。颜焜荧为日本京都大学药学博士,开发日本长仓制药第一款汉方新处方“人蔘当勺散”取得药证审批。首先开发出台湾第一个“中药科学化中药浓缩制剂产品原型,协助转移至顺天堂药厂。率先制定及统一中药浓缩制剂质量指标。创立“颜氏汉方理论”,以台北医学院为基地教育出最多中药科研人材。台湾中药科学化研究的泰斗颜焜荧是唯一在台湾二度荣获政府壹等奖励之中医药科学家。③许鸿源创立顺天堂药厂,并担任台湾省卫生试验所副所长及卫生署药政处第一任处长、卫生署药物食品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国文化学院指导药用植物研究,始终强调中药研发检验技术的重要性,以“免煎易服、药效确实”宣传中药浓缩制剂,打响顺天堂制药厂“科学中药”,透过其创立的台湾必安研究所及美国汉方医药研究所检验数据证实科学中药质量,许鸿源实为台湾中药科学化的实践者。第三部份中药科学化在台湾发展及其影响,说明中药科学化对台湾中药制造产业的影响,并解释台湾中药浓缩制剂的演进、质量评估及检验方法的开发、临床试验及新药开发等中药科技技术发展过程。①台湾区制药公会主任委员李沐勋先生发展中药浓缩制剂之主要贡献—导入日本汉方GMP观念于台湾,推动中药GMP产业训练。主持《订定中药标准方》研究计划,成为日后《台湾传统药典（中华中药典）》公告《中药基准方200方》之基础。②中药制造厂在研发制造中药浓缩制剂的时候,必须参考《中药基准方200方》,影响中药厂对配方、包装、制造、申请全民健康保险费用给付等策略,连带地也会影响产业界的科研开发意愿。③以“中药科学化”方式制造中药浓缩制剂的中药厂,由顺天药厂及胜昌制药在上世纪60年代为首创。截至2011年1月1日,台湾实施中药GMP的中药厂将近120家,浓缩制剂中药厂将近50家,仍然是以顺天堂集团及胜昌制药的中药科研实力最为突出,为台湾生技医药产业的中药制造标竿典范。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果具有以下价值：①开创中医药临床体系的临床决策新流程,②新科技的传播在于说服大众的过程,③台湾的中药科学化将处于动态的演进。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中,笔者积累1949年迄今的资料,汇编成为论文的第二部份“台湾中药科技发展进程及史料汇编”作为附录。分成六个专篇讨论①现代化科学标准管理中药制造,②以中药为基础的新药开发,③与中药管理有关的政府机构,④中药管理的有关法规,⑤中药科研之重大计划及主要机构,⑥台湾中药制造产业的发展。具体说明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食品药物管理局、中央健康保险局与全民健保、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等单位与推动台湾中药科学化之关连性。中药科学化产品个案说明包括第一张中药新药药品许可证“寿美降脂一号胶囊（卫署药制字第047152号,2005年9月30日核可）”,及第一张植物新药药品许可证“怀特血宝PG2黄耆多醣注射剂（卫署药制字第054853号,2010年6月24日核可）。研究结论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史是当代中医药学史的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自1949年国民政府迁徙迄今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台湾医药学界为努力发展中药科学技术所采用的模式及所取得成就。本论文以此为题材进行研究,其创新点：一是从史料汇集的层面,系统性记录台湾中药科学化的历史进展,资料具有原创性及“存史”价值。二是对台湾中药科学化具有奠基贡献的杜聪明、颜焜荧、许鸿源等三人之学思历程及科研经验进行研究。三是总结台湾中药科学化理念与实质学术内涵,其与中药制品质量管理标准、与临床试验的演进新药开发、与台湾中药制药GMP、与中药基准方二百方颁布相关。台湾同样也肩负着对全球传播交流中医药文化的重责大任,以中药科学技术手段所创造的实体产品,正是利用现代科学语言帮助国际友人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内涵的一大助力。深入研究中医药这个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的丰富宝藏,考察台湾推动中药科学化及发展中药科技的历程,共同探索中医药,传承中医药,将是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大融合的必然。
潘荣华[10]（2010）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二、中国药学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药学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2）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央军医学校创办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军医的沿革 |
| 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医学观念的转变 |
| 三、编练新军的需要 |
| 第二章 清末中央军医学校的开创 |
| 一、北洋军医学堂创办 |
| 二、北洋军医学堂招生 |
| 三、北洋军医学堂教学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调整与纷扰 |
| 一、管理体制与校址发生重大变化 |
| 二、推行分科教学与强化学生管理 |
| 三、军阀混战严重破坏学校的发展 |
| 第四章 南京十年中央军医学校的巩固与加强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中央军医学校的管理 |
| 二、学校推行学员生班教学与增设教学课程 |
| 三、撤换校长风潮震动蒋介石 |
| 第五章 全国抗战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迁徙与坚守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由南京迁往安顺 |
| 二、中央军医学校加强组织建设 |
| 三、中央军医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科研工作 |
|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与结束 |
| 一、中央军医学校的改组以及引发的争议 |
| 二、国防医学院教育规模的扩大 |
| 第七章 中央军医学校的影响 |
| 一、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军事医疗专门人才 |
| 二、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军医教育的先河 |
| 三、在防治国内重大疫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创办10周年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1 创办沙龙为交流, 当初并无“首届”头 |
| 2 二届沙龙打基础, 确立沙龙一路走 |
| 3 三届沙龙推高潮, 层次规模都提高 |
| 4 四届沙龙规格高, 从此步入正轨道 |
| 5 五届沙龙入特区, 抱病筹办兴致高 |
| 6 六届沙龙闯粤西, 领导重视创佳绩 |
| 7 七届沙龙东莞办, 二陈主任尽全力 |
| 8 八届沙龙回娘家, 领导前辈肯定她 |
| 9 九届沙龙到客家, 有声有色效果佳 |
| 1 0 十届沙龙小总结, 再办十届不能歇 |
| 1 1 结语 |
（8）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告别"鸡肋"的教育组织之研究 |
| 一、本项研究的缘起 |
| 二、相关研究之发达 |
| 三、既有研究之不足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教育组织再认识:中国探索教育建设之路 |
| 一、从"教育政论"走向"教育新政" |
| 二、谋求新式教育在中国之普及 |
| 三、贫困之国不可能"先富后教" |
| 四、贫困之国宜选"第三条道路" |
| 第三节 以教育研究推动教育普及的实现 |
| 一、教育研究从学者事业到众人事务 |
| 二、教育研究合众人之力的取向 |
| 三、官办的教育研究组织之不良 |
| 四、民治的教育研究组织之得力 |
| 第一章 教育会:地方自治制下教育事业的推动者 |
| 第一节 教育会的"前三阶" |
| 一、努力兴学的各地学务会 |
| 二、补助行政的奏定教育会 |
| 三、改行研究的部定教育会 |
| 第二节 各省教育会的事业 |
| 一、教育会与地方自治 |
| 二、教育会与地方教育 |
| 三、教育会的权力漩涡 |
| 第三节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
| 一、教育研究的民间代议 |
| 二、"双十节"的集议及议案 |
| 三、全教联的建树与冒进 |
| 四、全教联的消退与再议 |
| 五、全教联的毁誉共存 |
| 第四节 教育会的"后三段" |
| 一、教育协会的兴起及冲击 |
| 二、教育会的恢复与调整 |
| 三、成为法人的教育会 |
| 第二章 教育社:以推进教育事业为中心任务 |
| 第一节 教育的"目的之会" |
| 一、地方之会与目的之会 |
| 二、联合而成与扩充而来 |
| 三、教育研究的民间合议 |
| 第二节 业有专攻的教育社 |
| 一、传播"新教育"的共进社 |
| 二、改进中国教育的改进社 |
| 三、发展职业教育的职教社 |
| 四、推动儿童教育的儿教社 |
| 五、促进社会教育的社教社 |
| 第三节 教育社的事业 |
| 一、对内的交流与向外的传播 |
| 二、实现和未克实现的教育丛书 |
| 三、拓宽了教育实验的范围 |
| 四、与国际教育组织的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 一、应对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之产物 |
| 二、由联合办事处至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
| 三、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之解散 |
| 第三章 教育学会:以开展教育学术研究为重点 |
| 第一节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考 |
| 一、别有隐情的成立 |
| 二、三重的成立动机 |
| 三、教育学者的自由结合 |
| 第二节 教育学会的定位及事业 |
| 一、中国教育研究的中心 |
| 二、教育学会的七项任务 |
| 三、教育学会与教育部的关系 |
| 四、教育学会与编译馆的合作 |
| 五、构建中国的教育专业组织 |
| 第三节 中国教育学会的终结 |
| 一、两支教育大军的会师 |
| 二、又一次的教育七团体 |
| 三、中国教育工会的兴起 |
| 结论 |
| 第一节 民治教育研究组织发展的趋势及特征 |
| 一、作为社会组织之一员有五点变化 |
| 二、作为教育组织之一类有五点变化 |
| 三、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亦有五点变化 |
| 第二节 教育研究意识的觉醒与规范之追求 |
| 一、教育合群之道心智为上 |
| 二、追求教育研究的规范性 |
| 第三节 教育研究组织与教育行政机关的距离 |
| 一、辅助机关与咨询机关之间 |
|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中 |
| 第四节 教育建设需契合本国国情的缩影之一 |
| 一、贫困之国的权宜之计 |
| 二、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引言 第一部分 台湾历史背景之回顾及医药资料收集整理(1653-1970年) |
| 一、荷兰、明郑成功父子、清朝统领台湾的时期 |
| 二、传教士医疗进入台湾开启现代化医疗体系 |
| 三、日据时期台湾的医药卫生 |
| (一) 以生物学原理殖民台湾的日本帝国医学主张 |
| (二) 在日本近代西化医学思潮下所培育的台湾本土菁英 |
| 四、日据时期的中医药管理 |
| (一) 日据时期与汉医汉药有关的管理法令 |
| (二) 日据时期与中医药有关的医事人员 |
| 五、台湾光复后的医药环境 |
| (一) 医事团体 |
| (二) 药商管理 |
| 六、中药科学化在台湾发展之滥觞 |
|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奠定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先行者:杜聪明、颜焜荧、许鸿源 |
| 一、启蒙中药科学化的思潮:杜聪明—台湾医学之父 |
| (一) 生平传记 |
| (二) 学术贡献 |
| 二、开创中药科学化的时代:颜焜荧—台湾中药科学化的泰斗 |
| (一) 人生阅历 |
| (二) 学术成就 |
| 三、实践中药科学化的商品:许鸿源—顺天堂药厂创办人 |
| (一) 生平传记 |
| (二) 成就与贡献 |
| 参考文献 第三部分 中药科学化在台湾发展及其影响 |
| 一、"中药科学化"理念的探讨 |
| (一) 中药科学化与中药产业质控品管标准结合 |
| (二) 中药科学化与临床试验的演进、新药开发相关 |
| (三) 中药科学化与传统中医药发展的关系 |
| 二、台湾中药浓缩制剂与中药制药GMP的演进关系 |
| (一) 中药浓缩制剂的起源与管理 |
| (二) 台湾中药制药GMP的演进 |
| 三、台湾中药制剂、中药材质量管理及中药新药开发 |
| (一) 中药制剂以TLC薄层层析检验法确认成份 |
| (二) 中药材质量以HPLC高效液相层析法定量指标成份 |
| (三) 中药新药的开发 |
| 四、台湾中药科学化的标杆企业:顺天堂药厂、胜昌制药 |
| (一) 顺天堂药厂(集团) |
| (二) 胜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 (三) 台湾中药标竿企业对中药科学化的贡献 |
| 五、台湾中药基准方二百方 |
| (一) 订定中药标准方计划 |
| (二) 公告二百个中药基准方 |
| (三) 中药基准方对台湾中药制造业之影响 |
| 六、中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cience)的探讨 |
| (一) 社会及时代需求对推进方向的影响 |
| (二) 学者专家个人的学思主张及科研态度 |
| (三) 中药科研的体系建立及知识传递 |
| (四) 中药科学化发展历程的考察 |
| 参考文献 结语 附图 |
| 图录一 |
| 图录二 |
| 图录三 |
| 图录四 |
| 图录五 |
| 图录六 |
| 图录七 |
| 图录八 |
| 图录九 |
| 图录十 |
| 图录十一 |
| 图录十二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致谢 |
（10）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近代报刊、西医报刊、西医传播和报刊传播西医的研究 |
| (二) 相关近代医学史研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本文努力的方向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
| 第一章 传教士开创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之先河(1807-1911年) |
| 一、动机与路径:西医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
| (一) 藉医传教: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艰难博弈 |
| (二) 传播路径:从医疗空间到舆论空间的多维渗透 |
| 二、传教士:报刊传播西医之发端 |
| (一) 报刊:一种面向中国人的新型传播媒介 |
| (二) 西医传播:从综合报刊到专业报刊的嬗变 |
| 三、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国人自办启蒙报刊传播西医之早期动员(1886-1911年) |
| 一、尹端模:第一份自办医刊的创办者 |
| 二、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以《医学卫生杂志》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中心 |
| (一) 从革命报人到着述医: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 |
| (二) "着述医"陈垣的医学着述及其历史影响 |
| 三、赴日留学:德日西医体系的传入 |
| (一) 留学日本:国人留学习医的"终南捷径" |
| (二) 日本: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外努力 |
| (三) 上海:留学生报刊传播西医的域内探索 |
| 四、自办西医启蒙报刊的示范意义 |
| 第三章 以城市为中心西医传播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912-1949年) |
| 一、民国时期西医报刊历史传承的特点 |
| (一) 时空分布 |
| (二) 阶段性顿挫和持续性发展 |
| (三) 地域性分异和网络化扩散 |
| 二、上海:西医传播全国中心的确立及其动因 |
| (一) 经济繁荣的拉动 |
| (二) 西学东渐的推动 |
| (三) 西医群体的努力 |
| (四) 租界卫生的示范 |
| (五) 政府决策的导引 |
| 三、抗战时期传播中心的西移及其影响 |
| (一) 抗战时期传播中心西移的原因 |
| (二) 传播中心西移的重要意义 |
| (三) 传播中心西移后西医传播内容的拓展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的勃兴(1931-1949年) |
| 一、土地革命时期卫生报刊的萌芽及其防疫宣传 |
| (一) 卫生专业报刊的萌芽 |
| (二) 综合性报刊的防疫动员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发展及其卫生宣教 |
| (一) 新四军二、三师的《医务生活》与《先锋医务》 |
| (二) 山东军区的《军医杂志》、《山东医务杂志》和《胶东医刊》 |
| (三) 陕甘宁边区的《国防卫生》及其它综合性报刊 |
| 三、解放战争时期卫生报刊的拓展 |
| (一) 《山东卫生》 |
| (二) 《健康报》(复刊) |
| (三) 《野战卫生》与《中南卫生》 |
| 四、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的历史经验 |
| (一) 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各级领导身体力行 |
| (二) 强化组织保障,确保政策跟进 |
| (三) 因陋就简,充分利用党报专刊 |
| (四) 目标明确,突出重点 |
| (五) 科学实用,务求实效 |
| 第五章 多主体传播格局下中国近代医学的走向(1912-1949) |
| 一、多元主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 医校报刊蓬勃发展 |
| (二) 社团报刊脱颖而出 |
| (三) 专科报刊异军突起 |
| (四) 卫生副刊异彩纷呈 |
| 二、教育传播的国家化与西医群体的成长——以校办报刊为中心 |
| (一) 教育体制的转换及其对西医教育的影响 |
| (二) 医校报刊的繁荣 |
| (三) 医校报刊成为西医群体成长的舞台 |
| 三、现代医学体制的移植与再造——以专业社团的学术期刊为中心 |
| (一) 中华医学会与西医体制的构建 |
| (二) 中华护士会与中国护理学的发展 |
| (三) 中国生理学会与中国生理学的奠基 |
| (四) 中华民国药学会与中国药学的肇兴 |
| 四、传统卫生模式的颠覆与超越——以民间社团的普通报刊为中心 |
| (一) 政府施为与社会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之滥觞 |
| (二) 让公众理解传染病:以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例 |
| (三)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以节育运动和慈幼运动为例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
四、中国药学杂志第九届编辑委员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2]中央军医学校研究（1902-1949）[D]. 张震.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3]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5]“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7]珠三角地区医院药学沙龙创办10周年回顾[J]. 梅全喜. 亚太传统医药, 2013(10)
- [8]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D]. 张礼永.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9]台湾中药科技发展史研究[D]. 余依婷.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1(09)
- [10]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