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执掌中国公立学校的成就

一、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论文文献综述）

吕彩霞^[1]（2021）在《从蔡元培到胡适：现代中国大学品格的锻造》文中提出

张晓东^[2]（2019）在《开拓者的足迹:王敬芳与中国公学》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公学是国内第一所由留学生创办的私立学校。三十年沪上办学（1906-1936）,培养出胡适、冯友兰、吴晗、罗尔纲、吴健雄、任鸿隽等数百名杰出人才。进步教育家王敬芳三度掌校,接力完成公学先中学、而专门、后大学的艰难办学之路。王敬芳所倡导的"着重西学教育,以作留学之预备"、"教育、实业救国并举,以实业改善教育"、"办学必以良师为先导"等较为先进的办学思想,在中国公学得以施行,对学校的创建和发展起到奠基与推动作用。正是秉承王敬芳确立的务实、灵活、与时代同步的教育理念和办学风格,学校数经劫难而屹立未倒,三次薪火续接而弦歌不绝。晚清民国社会转型之际,时人多诋訾王敬芳为立宪"旧人",而以中国公学观之,可谓"旧人"办新学,功大在斯人。在历史的尘埃处,发现湮没已久的这些"旧人",有助于还原某些历史真相,至少能够最大限度还原他所主导的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真相。

王峰^[3]（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

杨习超^[4]（2016）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三,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三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着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张真^[5]（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指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严海建^[6]（2014）在《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史事述论》文中指出胡适在1928年春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选择,并无久居的打算。得益于胡适的个人声望及其开明的治校风格,中国公学在其任内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面临的基本困境并未因胡适掌校而消除。随着时势演变,国民党对上海教育界的控制日益加强,加上北平的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胡适最终选择北返。胡适辞职后,中国公学的问题集中爆发,在胡适任内未实现的党化渗透,并未因其离职而避免。胡适离职不到半年,学校即发生大的风潮,导致中国公学由兴盛急剧转向衰败。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偶然结果,故而其在中国公学创造的成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王瑞瑞^[7]（2014）在《胡适与中国公学》文中指出中国公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其特殊的创办历史和管理模式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求学、任教的经历,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后期担任校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校务和学风建设,大大推动了中国公学的发展。对于胡适本人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对于胡适与中国公学的研究不是特别深入。②本文将在史料的基础之上,探讨早期中国公学对胡适思想的影响以及作为校长的胡适对中国公学后期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揭示近代名人与大学的特殊关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

栗蕊蕊^[8]（2013）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民众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的现代化之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越来越踊跃投身于现代性人格养成的教育实践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中本没有公民、公民教育的提法。作为外源性事物,公民教育在中国历经与其发源地迥异的演进历程,前行的步履艰难而多舛。整体而言,中国公民教育依托于思想先导,成熟于思想引导与教育实践的互动,思想与实践构成公民教育发展中的两个支点。因此论文第一章重点探讨公民、公民教育思想的理论推进。回望公民及公民教育思想萌蘖的历程,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公民理想渐次导入的历程,即公民观念在中国中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历程。从清末进步思想家、出使人员及传教士的思想传播,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有关公民人格的初步构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民主教育思想的绽放,再到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启蒙,国人在进步人士的思想引领下生发了对公民人格的热切向往。其二,国人引入异域公民教育理论,以图在时代际遇中为社会发展塑造适宜人格的努力。从凯兴斯泰纳到杜威,域外的公民教育理论经教育界、思想界的译介在中国得以传播,为公民教育落地生根进行了理论铺垫。从根本上讲,前者侧重从臣民到公民的思维转换,后者侧重公民人格的理论探求,在历史时空中是胶着融合而须臾不可分。公民教育的实践推进集中呈现于第二章,其本土演进的纵向脉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修身教育的更易与公民教育的萌生（清末-1922年）,清末修身教育向公民教育的历史转轨因循了自下而上、自民间而至官方的路径。其次,公民教育的实地讨论与本土实践（1923-1927年）,围绕公民科的性质、理念、教学、课外陶冶等问题民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触角深入学校层面,这一时期掀起的公民教育运动是公民教育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契机。再次,公民教育趋向异变（1928-1949年）,自由宽大的社会氛围为权威主义所取代,公民教育遁入党治意味浓厚的新时期。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是公民教育中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公民教育历史变迁的时代缩影。因而,第三、四、五章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分别围绕课程、教科书、课外活动展开。第三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程变迁。课程层面,中小学公民教育历经修身科——公民科——三民主义与党义科——公民与公民训练科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课程变迁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的主线,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不同历史阶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既有差异性,又有千丝万缕的连续性,这正是公民教育本土演进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民间与官方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生动写照。第四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变迁。清末以降,教科书的编审制度、出版机构、教科书种类和数量等都有所变化。教科书文本更是历经更易,内容导向、表述方式、编写体例及语体形式都有所不同。整体而言,形式上愈加完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教科书的递演中不难窥见自臣民到公民再到党治下“公民”的历史转轨。第五章重点探讨民国时期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课外活动变迁。重点择取了学生自治会和童子军两项,分析公民教育推进过程中在课外活动层面的展现。学生自治会迂回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不同阶段公民教育培养导向变化的印记,因而侧重从纵向展开讨论；童子军自民国前后引入中国,主要历经民办至官办、军事训练而及政治训练的变迁。

王瑞瑞^[9]（2012）在《胡适与中国公学》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公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其特殊的创办历史和管理模式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求学与掌校,与中国公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图重现中国公学真实面貌的同时,重在研究胡适与中国公学相互关系。通过对胡适与中国公学关系的探讨,一方面揭示早期中国公学对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探究胡适“成名”之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中国公学命运改变所起的作用。本文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胡适与中国公学的早期渊源,中国公学的特殊吸引力成为胡适投考的重要原因,公学的民主管理模式使胡适受到民主气息的“熏陶”,逐渐养成了参与意识。胡适与中国公学关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贯穿文章的始终。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论述胡适担任校长时期对中国公学的校务建设和学风的塑造。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参与改组校董会、调整院系、扩建学校,进行校务建设；承扬自由理念,培养了学校的民主气息,实行“无为而治”,把中国公学的发展推向高峰。然而,由于个人自由主义思想言论的影响,开罪国民党当局,学校的立案也受阻碍。第四章主要论述离任之后的胡适对中国公学摆脱困境及复兴所做的努力及晚年的追忆。中国公学的革命与民主传统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早期重要渊源之一,而三十年代中国公学的发展与胡适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分不开,中国公学的立案因胡适个人的自由主义言论而受影响,其实质是胡适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和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统制”的矛盾体现。

戴升华^[10]（2012）在《胡适的一流大学梦》文中提出胡适是我国现代学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在中国创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是其一生的梦想。胡适通过对国内外的考察与现实分析,以实用主义观、教育救国观、教育独立观为理论基础的《非留学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五年计划的纲要》等着述中凝聚了建立一流大学的目的、方法、关键等一系列富于远见的思想,充分反映出他对创建一流大学的终生提倡和一以贯之的深刻见解。胡适不但有较为系统的一流大学思想,更是将其付诸实践,他对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设计的宏伟蓝图为指导,孜孜不舍地拼搏,自北大教授到文学院长,自中公校长到北大校长,自中央研究院院士到台湾研究院院长,他无不是为了流大学的梦想矢志不渝。他一生都想做中国的吉尔曼,为中国开创大学化时代,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研究院,为中国培养拔尖人才,为中国的学术在世界潮流中争得一席之位而殚精竭虑。胡适作为一个为了梦想而终生努力拼搏的国人导师,直接影响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觉醒,掀起了国人的一流大学热,今天所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与胡适的一流大学梦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探究与评析胡适的一流大学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论文提纲范文）

（2）开拓者的足迹:王敬芳与中国公学（论文提纲范文）

（3）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胡适与中国公学（论文提纲范文）

（10）胡适的一流大学梦（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适出掌中国公学的实绩（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蔡元培到胡适：现代中国大学品格的锻造[D]. 吕彩霞. 西南大学, 2021
• [2]开拓者的足迹:王敬芳与中国公学[J]. 张晓东. 江汉论坛, 2019(08)
• [3]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 王峰.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9)
• [4]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杨习超. 苏州大学, 2016(03)
• [5]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6]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史事述论[J]. 严海建. 安徽史学, 2014(05)
• [7]胡适与中国公学[J]. 王瑞瑞. 近代史学刊, 2014(01)
• [8]社会文化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本土演进 ——基于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历史考察[D]. 栗蕊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3)
• [9]胡适与中国公学[D]. 王瑞瑞.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1)
• [10]胡适的一流大学梦[D]. 戴升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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