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论文文献综述）
程晔彤[1]（2020）在《《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华为事件的报道框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选取“华为事件”作为研究个案,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基于报道框架和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语义网络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探讨两报如何呈现和阐述该国际热点事件,又如何进行话语表达和意义建构。笔者通过对报道本文的挖掘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华为事件”的报道框架有哪些?其背后的权力或话语策略如何?有何差异?中国主流媒体在针对“华为事件”上应该如何提升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地位?研究分析发现,在两大媒体针对“华为事件”的报道中总结归纳出8大框架,即冲突对抗框架、责任归因框架、危机后果框架、解决方案框架、国家关系框架、合作/合作共赢框架、科技/科技创新框架、法律框架,并解读各层次与框架之间的关系。最后,本文为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提出建议,从把握关键时间节点形成报道峰值、借力第三方信息源全方位提高国际音量、提升报道多面性情感兼容性、建立优势框架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四个方面为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提出建议,有助于中国主流媒体在构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际事件报道中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和国际制度话语权。
段勃[2]（2017）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认为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鲍晓英[3]（2014）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文中指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以莫言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以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文本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赞助人、翻译政策、读者期待、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文学译介要考察的不仅是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看文本的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传播往往是文学译介成功如否的关键。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研究课题，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明确了传播过程模式和要素，是传播学理论经典，对实现有效传播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均由“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构成。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同样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五大要素，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即是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的译介模式，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译介中国文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当前，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严重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和威胁着中国文化安全，中国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去”，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译介中国文学，设立了“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数十个重大中国文学译介项目工程，但是中国文学译介项目作品域外接受不佳、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一直步履维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理论研究成为时代要求，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内对中国翻译文学在国外传播研究相对滞后。译介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与“介”的问题，然而该研究只是在外汉译“译入”研究数十年后的今天，在谢天振、许钧、吕敏宏、潘文国、马会娟等翻译研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之下才日益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热点。本论文研究契合了国内外研究热点、顺应了时代要求，首次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极具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学理论出发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译介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进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厘清中国文学译介困境的实质。论文通过对莫言英译作品不同类型受众的问卷调查、借用国外EBSCO、WORLDCAT、OCLC等搜索系统、直接联系莫言作品出版机构等方法挖掘如收藏莫言作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莫言英译作品发行量、美国主流媒体莫言提及率等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进行推导、演算、分析、解释和判断，总结莫言英译作品“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模式提出不同的观点，针对这五大译介要素所提出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具体内容为：一、译介主体：中国文学译介主体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二、译介内容：中国文学译介内容模式应该是所选作品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基于古代文学侧重现当代作品、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模式。三、译介途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书刊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四、译介受众：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五、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译介效果。就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传播问题，歌德总结了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文化的三个阶段，即让翻译作品披上译入语文化外衣的起始阶段、吸收源文本思想将其伪装为译入语思想加以传播的渐进阶段、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的全译阶段。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还处在最初尝试的第一阶段，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际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选译介模式重点考虑的是译入语语言文化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翻译文学对译入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帮助中国文学在译入语国家渐渐形成稳定的持久场域。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提出的译介模式结论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和文学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研究的不断加深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调整、改变和完善。
唐佳希[4]（2010）在《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本研究试图揭示中国传媒公共性功能背后的传媒结构问题,探讨中国传媒公共性困境是怎样发生的,论述公共性功能与传媒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过程。为了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采用传播社会学分析取向,把大众传播行为及传媒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和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对大众传播的行为及体系进行分析,如结构功能主义模式、AGIL模式、社会发展理论等。本研究选取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范式,对1979年中国传媒改革以来的传媒结构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因为传媒公共性不但是传媒的一种属性判断,还是一种功能判断。对传媒公共性的考察要判定传媒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结果。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对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主题划分作下列设想,即：（1）传播行为,（2）传播体系的结构与功能,（3）传播体系的结构变动。从这个设想出发,本研究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结构系统中检视传媒的属性和功能问题,确立传媒公共性和公共性传媒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一是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二是力图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所造成的效果或发挥的功能；三是探寻如何使各种要素协调起来并使之一体化。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系统看作一个必然具有满足某些基本要求的功能的结构来进行结构功能的分析。传媒公共性问题与结构功能主义在逻辑分析上的一致性：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是从行为分析入手；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要以交换理论为其思考的核心；两者都是采用广义的系统分析方法。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想把大众传媒的结构理解为制度化的、以规范为依据的大众传播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这样理解传媒体系的制度化结构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社会已经走向产业的大众传媒中形成的制度化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市场原理、组织原理和公共原理。本研究正是论述在中国传媒结构变动和调整中,这三种类型的结构是如何生成、作用和发展的。力图深入到大众传媒的结构内部,尤其是分析具有产业化性质的传媒集团化改革之后传媒的结构,以此来拷问中国传媒公共性的问题。第二部分考察中国传媒结构调整和改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传媒结构特征的演变。1979年以来中国传媒发生了两次重要的结构变动。第一次是1979年到1990年代,我国传媒资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和由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扩散的过程。第二次是1990年代末以来,传媒资源从地方重新向中央级、省级集中,从社会向政府和市场集中。在报业结构中,研究探讨了行业报的衰落、划转和市场转型、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困境和市场化转型、以及党报内部的结构分化。在结构转型中,两股力量在不断的加强——政治和市场,形成了以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为主的报业结构,而党报及以党报为主的报业集团成为这种二元结构的集中体现。在行业报的划转、社团报的衰落和县市报的转变的基础上,我国报业集团吸收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报业集团兼具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两股势力相互竞争、博弈,而又相互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政治优势（垄断）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中国报业结构的扁平化,则表明中国传媒资源纵向分配的不均,传媒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向所谓的主流人群集中。在广播电视传媒结构中,本研究在横向上考察了有线台、无线台、教育台的合并,在纵向上考察了县级广电的变迁和公共频道的功能。可以说,我国广电传媒结构的调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第一次结构转变主要是广播电视传媒结构即从组织原理向市场原理的转换,表现为传媒资源从政治到市场的扩散。广播电视纵向结构的调整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1983年以前的中央级和省级二级办广播电视转变成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格局。第二次是从四级结构重新调整变成二级结构。这次调整,一方面缘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缘于传媒市场化运营,广播电视充分竞争,传媒资源进一步向中央级省级大台集中的利益分配。报纸、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的同一指向和结果就是兼具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的产业集团化,纵向结构扁平化的最终指向就是传媒资源向城市精英阶层集中,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则成为主导传媒发展和格局变动两大核心力量。综合来看,在传媒结构的调整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不停的进行着角逐、博弈甚至合谋。缘于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的调控,其结果指向当然不是公共性的最大化。传媒体系的结构变动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它揭示了当今中国传媒结构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政治和市场两股力量是如何不断增强的。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传媒集团化的考察来分析中国传媒的结构和功能。传媒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结构调整的脉络是：在加强市场原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组织原理,在权力分散和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权力的重新集中。经过两轮传媒结构调整,党报和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不断做大做强,中央级、省级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也完成了全国和区域性的布局。随着我国传媒集团化拉开序幕,传媒集团成为传媒结构的主要组成单位,也成为传媒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传媒集团和传媒集团化应该成为本部分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组建模式和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中的组织原理都揭示出组织原理传媒结构中的权力逻辑。而传媒集团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则体现了市场原理结构中的资本逻辑。无论是组织原理还是市场原理,都存在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发生以部门利益代替公共利益或以市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情况。组织原理与市场原理二元传媒结构的形成以传媒的双重属性的认定为开端,并在媒介产业化集团化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力和资本两种逻辑不断增强进而侵犯社会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对传媒公共性的双重宰制。第四部分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探讨传媒公共性功能发挥。结构功能主义不仅重视结构研究,同时也重视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告诉我们媒介公共性作为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可能性,揭示了主观能动对于媒介公共性正向功能发挥的意义。传媒公共性不仅受到传媒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也需要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全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尤其有赖于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主动地对媒介进行干预、监督、协商与合作,督促大众传媒承担其公共责任,运用大众传媒去争取和维护公共利益。因为与其他任何系统一样,传媒也具有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对媒介的参与,就是要促进传媒显现的潜在的正功能的发挥,抑制反功能的发挥。本部分研究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在促进家庭暴力公共化、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互动,从中发掘大众传媒的各种功能表现和公民社会组织传媒参与的可能性。学术界在公民社会构成主体上达成共识,认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它是由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将越来越和公民的媒介参与相关,本章研究旨在揭示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大众传媒的可能性和作用机制。
黄仁国[5]（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认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林丽君[6]（2009）在《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 ——以2008年三大事件报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对于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掌握其“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因素,试图探索我国媒体的相应策略,最终塑造中国内外一致的良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运用内容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以《纽约时报》2008年涉华三大事件拉萨“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5·12汶川地震的报道为研究样本,探询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塑造”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剖析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在我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应当注重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接收心理和接收习惯,并增加对外传播信息的实用性、针对性和趣味性。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客观认识和深入分析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有助于我国媒体不断提高与美国的强势媒介、媒介集团争夺舆论话语权的能力。
何霞[7]（2004）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对于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掌握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理念和运行机制，改进中国的对外传播体制，最终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与评说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纽约时报》新世纪以来的涉华报道，对其数量与类别、常规议题、重大事件、封面故事以及倾向明显的典型案例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进一步解读了其蕴含的意义及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指出涉华报道是一面反映中国形象变化的镜子，折射出中美两国关系的多个层面；涉华报道本身存在一套运行机制，通常情况下，《纽约时报》基本能够遵循新闻的规律性来进行客观报道，但是一旦涉及与美国利益密切的新闻事件，报道就会显示出倾向性，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报道的倾向性愈加明显；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受到新闻理念、文化背景、商业利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我们应当客观认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从中寻求启示。
史非[8]（2000）在《《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文中提出目前美国政府对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的调查还在继续,无论将来是否定罪,他的生活都已经被几篇不负责任的新闻报导永远改变了,而其中最令新闻从业者蒙羞的正是被视为权威的《纽约时报》。新创刊不久、专门报道美国媒体事务的《内容》（Brill’sContent）杂志11月号刊出 Robert Schmidt（罗伯特·施米特）的长篇报道,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间谍案:准备,开火,瞄准!》为题,详述《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
二、《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论文提纲范文）
（1）《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华为事件的报道框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理论基础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案设计 |
| 2 《纽约时报》《人民日报》“华为事件”报道基础类目分析 |
| 2.1 报道数量:时报发声及时,日报后势强劲 |
| 2.2 新闻体裁分布:新闻报道事实评论彰显态度 |
| 2.3 消息来源:谁是“华为事件”的“框架定义者” |
| 2.4 议题主体:揭示话语偏向 |
| 2.5 议题内容:语义网络分析报道焦点 |
| 2.6 报道情感:对立观点彰显立场态度 |
| 3 框架化解读:中美两报“华为事件”报道框架对比 |
| 3.1 两报各层次类目统计 |
| 3.2 两报各层次报道框架归纳和分析 |
| 3.3 两报报道框架差异产生机制分析 |
| 4 中国主流媒体提升国际话语权策略 |
| 4.1 把握关键时间点集中报道,有效形成议题峰值 |
| 4.2 借力第三方消息来源,全方位提高国际音量 |
| 4.3 提升报道叙事多面性,情感兼容性 |
| 4.4 建立优势框架,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 |
| 5 结语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不足 |
| 5.3 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7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中美调查性报道源流梳理 |
| 2.1 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2.2 美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3 中美调查性报道采访实务观照 |
| 3.1 调查性报道题材选择比较 |
| 3.2 调查性报道采访对象比较 |
| 3.3 调查性报道采访特点比较 |
| 4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实务辨析 |
| 4.1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特点比较 |
| 4.2 中美调查性报道叙事比较 |
| 4.3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语言比较 |
| 5 中美调查性报道的差异归因 |
| 5.1 中美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
| 5.2 中美新闻体制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作用 |
| 5.3 中美新闻调控规制对调查性报道的制约和保障 |
| 6 结语 |
| 6.1 中国调查性报道要有独立个性 |
| 6.2 中国调查性报道相对不成熟 |
| 6.3 网络时代的中美调查性报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 |
| 1.1.2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紧迫性 |
| 1.1.3 翻译文本“走出去”的重要性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翻译与传播学研究 |
| 1.2.2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 |
| 1.2.3 莫言和葛浩文研究 |
| 1.2.3.1 莫言研究 |
| 1.2.3.2 葛浩文研究 |
| 1.3 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定性研究 |
| 1.3.2.2 定量研究 |
| 1.3.3 研究意义 |
| 1.3.3.1 理论意义 |
| 1.3.3.2 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译介学 |
| 2.1 译介学 |
| 2.1.1 译介学的产生 |
| 2.1.2 译介学主要内容 |
| 2.1.2.1 译介学 |
| 2.1.2.2 “译”与“介” |
| 2.1.2.3 “译入”与“译出” |
| 2.2 译介模式 |
| 2.2.1 传播模式 |
| 2.2.2 译介模式 |
| 第三章 译介主体 |
| 3.1 译介主体的作用和身份 |
| 3.1.1 译介主体的作用 |
| 3.1.2 译介主体的身份 |
| 3.2 中国文学“走出去”当前译介主体模式 |
| 3.2.1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模式 |
| 3.2.2 中国文学“走出去”当前译介主体现状 |
| 3.3 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主体 |
| 3.3.1 莫言 |
| 3.3.2 葛浩文 |
| 3.3.3 葛浩文作为莫言作品译介主体的作用 |
| 3.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模式探索 |
| 3.4.1 本土译介主体模式的不足 |
| 3.4.2 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的不足 |
| 3.4.3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模式 |
| 第四章 译介内容 |
| 4.1 译介内容的选择 |
| 4.1.1 选择译介内容 |
| 4.1.1.1 选择作者 |
| 4.1.1.2 选择作品 |
| 4.1.1.3 选择翻译策略 |
| 4.1.2 影响译介内容选择的因素 |
| 4.1.2.1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
| 4.1.2.2 主流诗学 |
| 4.1.2.3 赞助人 |
| 4.1.2.4 译者的文化立场 |
| 4.2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模式 |
| 4.2.1 国家机构赞助下译介内容模式 |
| 4.2.2 本土商业出版社选择译介内容模式 |
| 4.2.3 译者自主选择译介内容模式 |
| 4.3 莫言英译作品译介内容 |
| 4.3.1 作家作品的选择 |
| 4.3.2 翻译策略的选择 |
| 4.3.2.1 改写 |
| 4.3.2.2 删除 |
| 4.3.2.3 添加 |
| 4.3.2.4 归化 |
| 4.3.3 影响葛浩文译介内容选择的因素 |
| 4.3.3.1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
| 4.3.3.2 诗学 |
| 4.3.3.3 美国文化市场 |
| 4.3.3.4 莫言的象征资本 |
| 4.3.3.5 莫言作品的普适性和异质性 |
| 4.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模式探索 |
| 4.4.1 作者的选择 |
| 4.4.2 作品的选择 |
| 4.4.3 翻译策略选择 |
| 4.4.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模式 |
| 第五章 译介途径 |
| 5.1 译介途径主要种类 |
| 5.1.1 出版社 |
| 5.1.2 大众传播媒介 |
| 5.1.3 文学代理人 |
| 5.1.4 书展 |
| 5.2 中国文学“走出去”主要译介途径 |
| 5.2.1 本土出版社 |
| 5.2.2 媒介 |
| 5.2.3 书展 |
| 5.3 莫言作品译介途径 |
| 5.3.1 海外出版社 |
| 5.3.2 电影 |
| 5.3.3 大众媒介 |
| 5.3.4 网上书店 |
| 5.3.5 文学代理人 |
| 5.3.6 书展 |
| 5.4 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途径探索 |
| 5.4.1 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 |
| 5.4.2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模式 |
| 第六章 译介受众 |
| 6.1 译介受众的地位 |
| 6.1.1 传播受众的地位 |
| 6.1.2 译介受众的地位 |
| 6.2 译介受众的分类 |
| 6.2.1 译介受众的分类 |
| 6.2.2 不同受众间关系 |
| 6.3 影响受众接受译介作品的因素 |
| 6.3.1 译入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 |
| 6.3.2 受众心理 |
| 6.3.2.1 受众的阅读心理 |
| 6.3.2.2 受众的心理效应 |
| 6.3.2.3 受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 |
| 6.4 中国文学作品英语译介受众 |
| 6.4.1 西方受众 |
| 6.4.2 西方受众眼中的中国 |
| 6.5 莫言英译作品译介受众 |
| 6.5.1 莫言英译作品受众 |
| 6.5.1.1 专业人士 |
| 6.5.1.2 大学生群体 |
| 6.5.1.3 普通受众 |
| 6.5.2 莫言作品英语受众调查 |
| 6.5.2.1 专业人士 |
| 6.5.2.2 美国大学生为主的知识群体 |
| 6.5.2.3 普通受众 |
| 6.6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受众模式探索 |
| 6.6.1 确立以译介受众为中心的译介理念 |
| 6.6.2 以受众为中心的译介策略 |
| 6.6.2.1 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 |
| 6.6.2.2 顺应西方受众的心理 |
| 6.6.2.3 专业人士和大众读者并重 |
| 6.6.2.4 顺应西方语言习惯 |
| 6.6.2.5 民间姿态 |
| 6.6.3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受众模式 |
| 第七章 译介效果 |
| 7.1 译介效果的重要性 |
| 7.1.1 传播效果的重要性 |
| 7.1.2 译介效果的重要性 |
| 7.2 影响中国文学译介效果的因素 |
| 7.2.1 译介主体 |
| 7.2.2 译介内容 |
| 7.2.3 译介途径 |
| 7.2.4 译介受众 |
| 7.3 莫言作品英语译介效果 |
| 7.3.1 获奖 |
| 7.3.2 英译作品世界收藏图书馆数量 |
| 7.3.3 图书销售量 |
| 7.3.4 媒体提及率 |
| 7.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效果探索 |
| 7.4.1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效果 |
| 7.4.2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效果的提高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 |
| 8.1.1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 |
| 8.1.2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的开放性特征 |
| 8.2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提出的主要依据 |
| 8.2.1 中国文化地位和影响力 |
| 8.2.2 中国文学译介所处阶段 |
| 8.3 研究不足和前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的目的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一、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 |
| 二、新闻专业理念视角的相关研究 |
|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相关研究 |
| 四、制度变迁理论与传媒公共性研究 |
| 五、传播社会学取向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二章 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中的传媒研究 |
| 第一节 传媒公共性的内涵 |
| 一、作为历史范畴的公共性 |
| 二、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
| 三、传媒公共性的功能 |
| 第二节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和理论 |
| 二、传媒公共性问题与结构功能主义在逻辑分析上的一致性 |
| 第三节 传媒公共性社会学分析的主题 |
| 一、传播行动分析 |
| 二、传媒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三、传媒体系的结构变动 |
| 第三章 中国报纸传媒的结构变动 |
| 第一节 行业报的衰落与功能分析 |
| 一、行业报的衰落 |
| 二、行业报的功能 |
| 三、行业报的市场化转变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报的发展转变 |
| 一、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和利益诉求 |
| 二、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困境 |
| 三、社会团体报的市场化转型 |
| 第三节 党报内部结构的分化 |
| 一、晚报的市场化生存 |
| 二、都市报的市场化生存 |
| 三、党报的市场化生存 |
| 第四节 报业结构的纵向调整 |
| 一、全面扩张期与县市报的发展 |
| 二、报业结构调整与县市报的变迁 |
| 三、报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及其意义 |
| 第四章 中国广播电视传媒结构调整 |
| 第一节 组织原理向市场原理的结构转换 |
| 一、广播电视传媒结构的组织原理 |
| 二、我国广播电视结构的转换 |
| 三、广播电视传媒的市场原理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传媒结构的纵向调整 |
| 一、四级办台方针与广播电视大发展 |
| 二、中国广播电视结构调整 |
| 三、我国教育电视台的公共性的结构障碍 |
| 四、市县级广电的功能安排与功能改变 |
| 第三节 公共频道的公共性辨析 |
| 一、公共电视的公共原理 |
| 二、公共频道的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 |
| 第五章 中国大众传媒结构与公共性困境 |
| 第一节 组织原理的权力逻辑 |
| 一、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组建模式 |
| 二、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中的组织原理 |
| 第二节 市场原理的资本逻辑 |
| 一、资本逻辑在大众传媒中的作用机制 |
| 二、《珠海特区报》房地产报道的实证分析 |
| 三、传媒公共性困境的世界性难题 |
| 第六章 公民参与和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公民、公民社会组织介入公共问题的大众传播 |
| 一、家庭暴力问题的媒体责任 |
| 二、家庭暴力问题公共化中的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介 |
| 第二节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参与传媒治理 |
| 一、建立传媒监测机制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 |
| 二、通过媒介批评对媒介报道进行积极的干预 |
| 三、在社会性别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媒体网络 |
| 四、直接参与传媒报道影响媒介议程设置 |
| 五、发布广告向公众传达利益主张 |
| 第三节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与传媒互动的典型意义 |
| 一、与大众传媒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
| 二、塑造意见领袖影响公共舆论 |
| 三、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业守则参与传媒治理 |
| 结语 建构国家—市场—社会三维系统中的合理传媒结构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2005年—2010年) |
| 后记 |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第一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第二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第三节 |
|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第四节 |
|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第二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第一节 |
|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第二节 |
| 中国代表团访美 第三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第一节 |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二节 |
|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三节 |
|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第四节 |
|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第六节 |
|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第四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第一节 |
|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
|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第三节 |
|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第四节 |
|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第六节 |
|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第五章 |
|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第一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第二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第三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第四节 |
|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6）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 ——以2008年三大事件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概论 |
| (一) 《纽约时报》简述 |
| (二) 选取三大事件报道的意义 |
| (三) 国家形象与媒介塑造 |
| 二、《纽约时报》三大事件报道分析 |
| (一) 议程设置分析 |
| (二) 报道"塑造"出的中国形象 |
| 三、影响《纽约时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的作用 |
| (二) 国家利益的驱使 |
| (三) 受众心理的影响 |
| 四、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一) "塑造"中国形象的优势 |
| (二) "塑造"中国形象的目的 |
| (三) "塑造"出正负两面的中国形象 |
| 五、对我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思考 |
| (一) 全面发挥对外传播媒体的作用 |
| (二) 不断提高报道的时效性 |
| (三) 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强调报道的客观性 |
| (四) 媒体传播应适应国外受众的心理需求 |
| (五) 以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外受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妖魔化中国”说 |
| (二) 国家形象说 |
| (三) 国家利益说 |
| (四) 新闻构架说 |
| 二、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 涉华报道的数量与类别分析 |
| (二) 涉华报道的常规议题分析 |
| (三) 涉华重大事件报道分析 |
| (四) 涉华报道的封面故事分析 |
| (五) 倾向明显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三、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解读 |
| (一) 涉华报道是折射中国的一面镜子 |
| (二) 涉华报道的机制探讨 |
| (三) 制约涉华报道的因素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后记 |
四、《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论文参考文献）
- [1]《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华为事件的报道框架研究[D]. 程晔彤. 暨南大学, 2020(07)
- [2]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3]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 ——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D]. 鲍晓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4]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D]. 唐佳希. 武汉大学, 2010(05)
-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6]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塑造 ——以2008年三大事件报道为例[D]. 林丽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2)
- [7]《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D]. 何霞. 暨南大学, 2004(04)
- [8]《纽约时报》报道李文和案的前前后后[J]. 史非. 科技潮, 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