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亨利八世的改革

一、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褚今^[1]（2021）在《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 ——以亨利八世时期国教会信条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

魏鹤鸣^[2]（2020）在《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文中研究表明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 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扞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扞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着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扞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张晓东^[3]（2020）在《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都铎王朝时期,上下两院与国王“三位一体”的议会制度,已成为英格兰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玛丽一世以女性身份继承王位,先后发起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宗教政策,使议会与玛丽一世之间呈现空前复杂紧张的关系。本文旨在分析双方在政治事务、宗教事务和社会经济事务上的不同态度,探究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的性质和影响。本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根据目前已收集和阅读的资料,梳理了国外“辉格派”和“修正派”学者对玛丽一世和议会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国内学者对都铎王朝史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政治事务、宗教事务和社会经济事务三方面讨论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在政治事务上,通过探究建立女王统治、与西班牙联姻、1555年叛逆法和对法战争的全过程和相关法案,分析议会在政治上对王权持驯服姿态的原因,以及议会在政治上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在宗教事务上,议会支持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信仰、打击新教徒,但在回归罗马教会、剥夺流亡海外新教徒公权等议题上与女王发生冲突。玛丽一世与议会在涉及教义和教产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决定双方关系的主导因素。在社会经济事务上,由于爆发都铎中期危机,玛丽一世和议会出于提升财政使用效率、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共同体稳定等共同目标进行了积极合作。第三部分重点分析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的性质与影响。通过对法案数量、内容、上下两院发起成功率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王在议会”体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上院在英格兰议会制度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探究玛丽一世统治政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重要影响,可以看出近代英格兰王权与议会关系的发展趋势。

刘吉涛^[4]（2018）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一场被低估的宪政革命》文中提出发生于16世纪亨利八世治下的宗教改革,被誉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但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其所蕴含的宪政意义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从主权革命、宪制革命和思想革命三个层面入手,系统阐述宗教改革对英国宪政发展的重大意义,揭示英国宪政历史进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重要推进作用。

马江伟^[5]（2019）在《宗教改革之争与托马斯·莫尔之死》文中认为英国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围绕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展开的。亨利八世时期,都铎王朝面临绝嗣问题,亨利八世出于维护都铎王朝长期统治和觊觎教会财产与权力而推行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在英国宗教改革之前,托马斯·莫尔出于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求教会内部进行改革,遭到英国腐朽教会的反对。但是不久之后英国爆发彻底的宗教改革,莫尔又和亨利八世以及国内宗教改革者之间就改革的方式问题发生了冲突,导致了莫尔被以"叛国罪"处死。前人对于托马斯·莫尔的研究显得极为丰富,尤其是关于他作为北方人文主义者思想的研究和分析为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更进一步分析托马斯·莫尔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给予研究托马斯·莫尔因宗教改革的分歧被一步步推向死亡的真正原因提供了佐证。

王新刚^[6]（2019）在《约翰·费舍尔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约翰·费舍尔是英国宗教改革中为数不多的因反对亨利八世至尊王权而被处死的天主教主教。由于蒙受来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沐浴,他最终成为一名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面对罗马教会腐败的现实和各新教派别的冲击,他希望从教会内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净化积弊,使教会能够回归原始基督教的纯洁状态。从其思想和实践中,不难看出费舍尔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统一,正确认识和评价费舍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有利于全面把握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从而考量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了费舍尔的生平和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渊源。第二章主要阐述费舍尔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涉及“回归本源”的教义观、固守传统的圣礼圣事观、教皇至尊的教俗观,力图阐明其数重身份所体现出来的多维度思想取向。第三章论述费舍尔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践。他早年投身于剑桥教育事业和罗切斯特教区改造,随着宗教改革的序幕揭开,费舍尔又积极投入到反对路德思想的论战和反对亨利八世至尊王权的斗争,最终为扞卫其信仰而殉道。第四章评析费舍尔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利弊。他的思想与实践一方面推动了英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基督教信仰的纯洁,但一方面也偏离了英国民族主义的潮流,最终他被时代所抛弃。

任巧^[7]（2019）在《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伊拉斯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生旅居欧洲多个国家,为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他多次往来于欧洲大陆和英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新学”成果带到英国,也将自己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深深根植于英伦大地。在他的影响下,英国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方向、学校的教学重心和宗教氛围都发生了转变。可以说,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被英王和主教、大主教所接受,从而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指明了方向。伊拉斯谟旅居英国时,英国刚从长期的封建混战中走出。都铎朝两代君主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力图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新君主制。新的政治秩序建立之后,英国人开始追求文化的繁荣。英国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积极倡导和国王、贵族的大力支持,为英国的人文主义研究打下了基础。不久,伊拉斯谟来到英国,通过与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出版新学着述、在学校开设课程等途径,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广泛传播,受到了英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喜爱,也引发了学界的思考和争论。他引领了英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同时代许多杰出的英国学者都因受他影响而转变了研究方向。他也推动了英国教育的近代化,有助于剑桥大学摆脱经院哲学束缚转而研究新学。在其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基础教育的理念和课程设置也有所改变。伊拉斯谟一直致力于改革教会内部的种种弊端,恢复原始教会的纯洁信仰。以此为出发点,他提出了研究圣经和早期教父着作的方法,重视对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使人远离愚昧,重塑社会道德规范。这些思想通过伊拉斯谟和他的后继者的传播,被英国官方发起的宗教改革和民间改革家所吸收,最终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发生和转变成为一个中庸持点显着的新教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超^[8]（2019）在《罗伯特·巴恩斯新教思想研究（1531-1540）》文中研究说明罗伯特·巴恩斯（1495-1540）是英国16世纪早期第一代宗教改革家和新教殉道士。他的新教改革思想既反映了宗教改革时代英国民族国家走向政治独立的发展趋势,也展现了其追求福音教会的宗教理想,推进了新教在民间的发展,从而为都铎官方宗教改革的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文章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梳理了巴恩斯的主要经历及新教思想渊源。作为民间改革家,他促进了路德改革思想的传播。当改革大幕在英国拉开时,他又充当了英王与德意志新教同盟之间联络的特使。而他的新教思想形成得益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观以及威克里夫的民族教会主张的影响。第二章系统地归纳、分析了巴恩斯新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教义观方面,他将信仰视为信徒得救的唯一途径,否认了天主教会宣扬的信徒可依靠自由意志行善得救的说教,并抨击了教会错误的圣礼观。在教会观方面,他主张建立纯洁、无误的真教会,提倡“凡信徒皆祭司”的观点,破除教士宣扬的特权。在信徒生活观方面,他在规范国王、教士及平信徒的宗教生活的同时,着力勾勒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的蓝图。第三章评述了巴恩斯新教思想的影响及其对英国宗教改革的贡献。他的思想是主要是教父时期的正统教义与新教思想的一种融合,体现出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特征。他的新教思想不但支持了亨利八世时期的官方改革,也引导英国广大平信徒去接受新教思想。此外他身体力行,用自身的宗教实践推动了英国国教纲领的形成。巴恩斯的新教思想是英国宗教早期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他对转型时期英国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由于他的理念偏向于大陆信义宗,与亨利八世的改革诉求相左,最终落得殉道的下场。尽管如此,他的大部分改革思想都在此后的国教信纲中得到了确认,成为都铎宗教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樊华^[9]（2019）在《伊丽莎白时期马修·帕克国教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马修·帕克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不仅经历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不成熟的新教改革,还经历了玛丽一世时期激进的天主教复辟。这些经历促使帕克在担任大主教后,采取温和的方案对国教会进行改革。本文以马修·帕克担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英国国教会进行了多方位改革为主线进行论述。首先,以玛丽一世时期到伊丽莎白一世初期,英格兰复杂多变的宗教状况作为时代背景进行介绍。这段时期,英格兰宗教局势堪忧,不仅天主教和新教冲突不断,还有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清教也加入了宗教争斗;在政治外交方面,英格兰正面临着罗马教廷和其它天主教国家对其的胁迫。帕克正是在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他原是一位专注文学艺术的学生,其后则转变为一位知识渊博且颇具理性的神学家。他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选中,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国教会进行改革。其次,论述了帕克对国教会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他从三方面对英国国教会进行了改革,包括国教会的礼拜仪式、教义以及管理制度。改革后的国教会焕然一新,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中和了三教派间的矛盾,并促成了伊丽莎白一世初期平和的宗教环境。最后,论述了由帕克主导的国教会改革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帕克的国教会改革,不仅让更多的民众信仰国教,还帮助女王建立了平和的国内宗教秩序。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国教会改革,加强了女王的至尊权威,为其后英国走向帝国之路奠定了政治与宗教的基础。

陈艳艳,李勇^[10]（2017）在《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文中研究说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对英国社会发展最为深远的影响因素,并非是至尊法案,而是其关于修道院土地的解散政策。修道院土地解散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再分配,这项政策不仅最终确立了王权至上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了新型资本主义真正迈上历史舞台。土地解散政策的最为显着的经济政治后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土地支配权结构的改变,教会所能支配的土地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二是国王成为地主与佃户的效忠对象,由此导致教权在英国实质性衰弱;三是教权不再是社会的最高权威,天主教的神圣性遭到质疑;四是新型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而这一点对英国社会和历史演进至关重要,它标志着新的社会财富生产与管理方式的革新,代表着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可以说,英国的资本主义真正开始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二、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2）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论文提纲范文）

（3）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一场被低估的宪政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5）宗教改革之争与托马斯·莫尔之死（论文提纲范文）

（6）约翰·费舍尔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罗伯特·巴恩斯新教思想研究（1531-1540）（论文提纲范文）

（9）伊丽莎白时期马修·帕克国教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都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 ——以亨利八世时期国教会信条为中心[D]. 褚今.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D]. 魏鹤鸣. 山东大学, 2020(01)
• [3]玛丽一世与议会关系研究[D]. 张晓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4]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一场被低估的宪政革命[J]. 刘吉涛. 基督教学术, 2018(01)
• [5]宗教改革之争与托马斯·莫尔之死[J]. 马江伟.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9(02)
• [6]约翰·费舍尔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及其实践研究[D]. 王新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研究[D]. 任巧.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8]罗伯特·巴恩斯新教思想研究（1531-1540）[D]. 李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9]伊丽莎白时期马修·帕克国教会改革研究[D]. 樊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10]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J]. 陈艳艳,李勇. 宗教与美国社会,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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