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成果鉴定会在广州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王枭[2]（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李楠[3]（2021）在《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文中认为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烈性传染病。它与鼠疫、天花一并作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史上极具重要的一环。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诸省,其特点是蔓延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以及社会不稳定之乱。而广州作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此次疫情中患疫者众多,且谣言肆虐,给社会造成巨大恐慌。本文论述了面对1932年广州市霍乱暴发时,对其进行防治的主体有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他们是此次疫情防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主要从官方层面对民众进行组织与约束,而社会力量也倾力其中,补充了政府行为能力的不足,共同为霍乱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霍乱虽对广州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中包括死亡人数较多、社会经济发展滞缓以及社会的不安与不稳定因素。但客观上又促成了广州市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以及民众卫生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与卫生习惯的逐渐养成,这些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构建广州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也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对霍乱原因的分析出发,对传染病仍存在的今天,如何开展高效的防疫措施也提供了经验与借鉴之处。
刘浏[4]（2021）在《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文旨在系统挖掘和整理八桂蛇伤流派的相关文献,总结、分析、探讨八桂蛇伤流派的源流、形成与发展、代表人物、学术特点及成就与影响,以梳理八桂蛇伤流派的形成发展史,总结具有特色的蛇伤治法,丰富八桂医学尤其是八桂蛇伤学内容,促进八桂蛇伤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为中医的教学、临床、科研提供参考。方法:查阅中文数据库,搜集八桂蛇伤医学的现有资料,依据实际需要实地走访图书馆、博物馆、医院,拜访医家及知情人士,进一步发掘资料,最后综合运用中医文献学、中医各家学说、医学史、外科学、急症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理和分析,探讨相关问题,完成八桂蛇伤流派形成发展的研究。结果:广西多蛇,不乏蛇患,八桂蛇伤历史现存最早的记载在唐代,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是以梁焯、梁家伦、余培南等为代表的地方医学流派,具有历史性、地域性、专科性、师承性等特点。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八桂蛇伤论治的历史积淀、国家的支持、蛇医们的传承与创新。其学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三关”分度和四种病型;病情诊断标准化;梁氏远治法;“蛇毒分阴阳”论等。代表着作有《梁焯治疗毒蛇咬伤验方》《广西蛇医经验汇编》《中国蛇伤学》《民间蛇伤验方集锦》等。结论:八桂蛇伤流派是以梁焯、梁家伦、余培南等为代表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毒蛇咬伤论治具有系统的独特的一套理论治疗方法的学术流派,该流派培养了国内多地及东南亚蛇伤人才;丰富八桂蛇伤医学内容;奠定了八桂蛇伤的地位,并在地区及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朱宏敏[5]（2021）在《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年谱除了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和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外,还会留下他们有关疾病、身体情况和医疗就诊信息的记录。因此,对这些疾病信息进行整理,有助于了解病患及病家对疾病的认知情况、采取的应对策略、对患病成因的解释,以及医者和病者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选取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为切入点,以士人年谱中有关病人疾病体验与医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历史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疾病与医疗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展开和论述。对年谱中出现的有关疾病记录进行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病人既受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又有一些常见慢性病时常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对疾病的感知与描述还缺乏清晰地认识,诸如只提及病症却无法指出所患何病。从治愈疾病的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者水平仍相当有限。在致病成因中,关于对病者患病缘由的描述,可以获悉他们对病因的认识更多的与自身生活境况和社会环境有关。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代的这种剧烈的变动并没有像在历史书写中那样描写的波澜壮阔,而是透过这些简洁文字的记录,发现因罹患疾病,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工作无不受着影响。当疾病来临时,病人的治疗措施包含五种情况。一是延请名医良医和西医医者,这一类病人倾向于看重医者的口碑和专业的医术。在择医选择上,中西医并治的医疗举措,表明西医医疗人员和医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疗行业。二是在他人推荐中,病人是通过人际网络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医者,清代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书籍的编撰出版,为病人接触和学习医药知识在自行医治上带来了便利。三是民俗疗法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病人往往是在医药无效的情况下选择求神、祷天、庙观求方等方式治疗疾病。四是亲属对病人的医疗救护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意识分不开,儒家孝道的伦理思想渗透在家庭伦理的医护活动中,记录的文本展现了侍疾中孝子和孝妇的形象。此外,在家庭医疗照护中,涉及到了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女性的照顾对象较为多元,患病的亲人几乎全部囊括在内,而男性多为父母为主。五是病人通过环境疗养、饮食调理、温泉疗疾、读书养心、静坐导引等养生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众多的医疗选择中,病者治疗疾病的行为并无先后之分,在选择上是自主且多元的。在医病互动中,病人及其家属并不是被动接受医生的治疗,频繁地择医、换医、群医共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决定治疗方案的往往是病家。反观现代病人就诊情况,因医疗体制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变化,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疗模式中逐渐消失。在科学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下,因医学的权威性和医生的专业性使得病人过度依赖和尊崇医生的治疗,缺乏与医生的互动,自身参与意识不强。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病人不是没有发声的机会,面对多元的医疗选择和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对病家而言是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性,延请庸医是病家无奈的选择。对此采取的则是更为谨慎的态度,影响了病人的求医愿望。
王秀芳[6]（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吴茵琪（Ngyanki）[7]（2020）在《粤港两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影响因素及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香港与广州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分析比较香港和广州在校大学生在中医五态人格量表测评方面的差异,探索香港与广州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两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教养方式等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提出进一步完善两地高校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机制,减少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率,提高预防心理危机工作水平的对策。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广州和香港3所综合院校1038名大学生,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和中医五态人格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10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8.86%,其中香港450例（43.35%）,广州588例（56.65%）。（1）按SCL-90量表测评结果显示,香港大学生中出现心理异常144例,占总数的32.00%,其中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家庭氛围大学生的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父母婚姻现状的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家庭月收入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未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329）。广州大学生中出现心理异常162例,占总数的27.55%,其中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家庭氛围大学生的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父母婚姻现状的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不同家庭月收入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未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39）。（2）SCL-90因子得分显示,香港大学生中,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父母婚姻现状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家庭氛围的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广州大学生中,未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父母婚姻现状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家庭氛围的大学生的躯体化因子、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偏执因子、精神因子、其它因子和总分均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全国常模得分比较中,广州大学生心理状况中,强迫因子、人际关系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敌对因子、恐怖因子得分大部分低于与全国常模得分,偏执因子得分大部分高于与全国常模得分;香港大学生心理状况得分中,躯体化因子、偏执因子和精神因子高于与全国常模得分,人际关系因子、焦虑因子和恐怖因子低于与全国常模得分（P<0.05）。（3）按自杀意念量表测评结果显示,香港大学生中有自杀意念66例,占总数的15.49%,其中不同年级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父母婚姻现状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不同家庭氛围的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广州大学生中有自杀意念72例,占总数的12.37%,其中不同年级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未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按家庭关怀度量表测评结果显示,香港大学生中家庭关怀度障碍240例,占总数的53.33%,其中不同年级、性别、学院、父母婚姻现状、家庭氛围、家庭月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关怀度障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且不同年级、性别、学院、父母婚姻现状、家庭氛围、家庭月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关怀度指数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广州大学生中家庭关怀度障碍474例,占总数的80.61%,其中不同年级、学院、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现状、家庭氛围、家庭月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关怀度障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且不同年级、学院、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现状、家庭月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关怀度指数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按中医五态人格量表测评结果显示,太阳得分中,广州大学生14.02±4.93,香港大学生10.92±4.21;少阳得分中,广州大学生16.77±4.61,香港大学生13.81±4.60;阴阳和平得分中,广州大学生为8.51±2.21,香港大学生7.25±2.70,;少阴得分中,广州大学生16.84±3.05,香港大学生15.20±3.75;太阴得分中,广州大学生8.78±6.86,香港大学生9.41±6.15;经统计检验,广州与香港在太阳、少阳、阴阳和平、少阴、太阴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与全国常模得分比较中,香港大学生中医五态人格得分中,少阳、阴阳和平、少阴得分高于全国常模中医五态人格得分,太阳得分低于全国常模中医五态人格得分;广州大学生中医五态人格得分中,太阳、少阳、阴阳和平、少阴得分高于全国常模中医五态人格得分,太阴得分低于全国常模中医五态人格得分。（6）在香港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logistic模型中,单因素logistic结果显示,年级、性别、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对本专业满意、曾补考和（或）留过级、有宗教信仰、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恋爱受到别人干涉是影响香港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结果显示,年级、性别、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对本专业满意、曾补考和（或）留过级、有宗教信仰、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恋爱受到别人干涉是香港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恋爱受到别人干涉（OR=44.818,P<0.001）、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OR=3.366,P=0.013）、曾补考和（或）留过级（OR=2.918,P=0.005）、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OR=2.783,P=0.002）、年级（OR=2.611,P<0.001）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对本专业满意（OR=0.237,P<0.001）、性别（OR=0.294,P=0.001）、有宗教信仰（OR=0.465,P=0.022）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在广州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logistic模型中,单因素logistic结果显示,年级、性别、学院、独生子女、父母婚姻、家庭氛围、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对本专业满意、是学生会干事、曾补考和（或）留过级、有宗教信仰、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是否谈恋爱、恋爱受到别人干涉、曾有服药或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是影响广州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结果显示,年级、性别、学院、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对本专业满意、曾补考和（或）留过级、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是否谈恋爱、恋爱受到别人干涉、曾有服药或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是广州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曾有服药或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OR=43.523,P<0.001）、目睹过父母暴力打斗情景（OR=36.141,P<0.001）、恋爱受到别人干涉（OR=11.730,P<0.001）、曾补考和（或）留过级（OR=4.093,P<0.001）、学院（OR=1.910,P<0.001）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年级（OR=0.504,P=0.008）、谈恋爱（OR=0.259,P<0.001）、性别（OR=0.151,P<0.001）、对本专业满意（OR=0.078,P<0.001）、每天上网时间>6小时（OR=0.073,P<0.001）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结论: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心理方面存在认知障碍、自卑、抑郁苦闷、家庭关怀度障碍、自杀意念等问题,且检出率较高。香港大学生在认知障碍、自卑感、忧郁苦闷心境等问题较广州大学生更为严重,同时香港大学生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比广州大学生更严重,若未得到良好开导,容易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在SCL-90心理状况得分方面,香港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低于正常水平,但广州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高于正常水平。在中医五态人格得分方面,香港大学生性格较随和、沉着冷静、善于辨认是非、自我警惕性较强、不易患得患失、但进取心较差、抗打击能力弱,广州大学生进取心和抗打击能力强、自我警惕性较低、稳定性较强、有奉献精神、但易盲信别人。家庭情绪氛围、个人经历、宗教信仰和个人不良习惯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如父母暴力打斗、恋爱受别人干涉和重大事件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因此,应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强化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培训与宣教,合理引导大学生恋爱与情感依恋,鼓励父母采用关爱、和谐家庭情绪氛围与鼓励的教养方式,综合多途径、个性化、针对性的方式预防和控制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以促进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
张政[8]（2020）在《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卫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其相关事宜也逐渐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应对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事业。近代以来,现代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我国由上而下逐渐建立,这一过程中,作为华北重镇的山西也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而其省会太原,作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卫生建设成绩较之省内其他地区更为显着。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行政从最初的包含于警政到后期逐渐与警政分离,其间虽然多有反复,但卫生行政独立的趋势已然较为明显。在山西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中,防疫是其重点。山西省政府在1918年晋北防疫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组织相对完备的防疫体系。疫后,山西政府在将中医引入防疫工作中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常预防接种工作,结合中西医双方的力量推进山西防疫工作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有效的防疫处置措施。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和防疫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山西政府的重视,在省会太原尤为明显。围绕与太原市环境、饮食卫生相关的各个问题,山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良,同时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进步。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能力欠缺,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公众痼习难改等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效果颇为有限。尽管如此,近代太原公共卫生建设促进了太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变革,为之后的公共卫生建设奠定了基础,依旧有其价值。妇婴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山西也得到了发展。山西省政府大力推行了反缠足运动,并通过推广新式接产方式、改造旧式产婆等方法,加强了对妇婴安全的保障。虽然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但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并开启了太原乃至山西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体现了山西政府对女性身体卫生的关怀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努力。总的来说,近代山西省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官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在看似完善的外表下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纰漏。而其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又多是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山西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全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缩影。
梁翘楚[9]（2020）在《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2002年末至2003年8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非典”疫情在广州流行期间,中医医务人员共同抗击“非典”,成绩斐然。广州中医的口述史料是了解和研究中医抗击“非典”史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抗击“非典”时期广州中医界典型人物有关抗击“非典”的口述史料,梳理广州中医界抗击“非典”的历程,进一步了解广州中医专家赴港抗非的情况,解读中医医务人员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内涵。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对于中医医务人员个人的影响,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彰显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为未来传承与发扬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经验提供借鉴。方法:1.口述史研究法依据口述史研究规范,对中医医生（含赴港专家）、护士、医院管理人员、“非典”患者、普通民众等多个群体开展口述访谈,同时向他们征集工作记录、手稿、照片等资料。采访完成后根据访谈录音听写出逐字稿,然后对逐字稿进行整理、归纳,运用“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理论对逐字稿进行分析。2.文献调研法借助现有的广州抗击“非典”相关史料,全面查阅、搜集、整理各类年鉴,相关档案资料,检索CNKI、万方、读秀等数据库及互联网中“非典”相关论文、报道,收集相关专着、采访报道等文献史料。3.多学科综合研究综合利用口述史学、医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收集广州抗击“非典”史的相关资料,凝练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基本轨迹,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分析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成果:结合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将中医医务人员的抗非历程分为“初发阶段”、“高发阶段”、“控制阶段”、“援外阶段”、“基本胜利”五个时间段进行回顾。通过医务人员的口述史料,分析医务人员建构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挖掘出作为集体记忆模式的“抗击‘非典’精神”具有“无畏”、“团结”、“奉献”“中医药自信”的内涵,而个体记忆的精神内涵呈现则分为“机遇”、“温暖”、“伤痛”、“幕后英雄”及“警觉”五种类型,分别解读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建构的原因。结论:广州中医抗击“非典”成功,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促使其敬畏生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工作能力等;对于中医界而言,推动中医药进入国家疫病防治体系、广东省走上“中医药强省”之路、中医进入香港公立医院系统和提升了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对于2019年末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言,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代中医抗击疫情殷鉴不远。
王琼[10]（2020）在《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文中指出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救济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各类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外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近代上海慈善组织的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方式、救助办法都发生了显着变化,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本文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管窥近代上海社会。闸北慈善团创建于1912年,是当时闸北地区商人领袖钱贵三、沈联芳、王彬彦等人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个人网”,该团主任王彬彦以其特殊的贡献和声望成为内部网络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人的参与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慈善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开办了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医院,另外还进行施粥、施棺代葬、天灾救济、战后救济活动以及其他地方公益事务。闸北慈善团最初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的基础和影响,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影响将网络拓展到组织之外。闸北慈善团作为民国上海社会大坐标系中的一个慈善组织,在外延上形成以该团为中心的,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当时政府所组成的“社会网”。闸北慈善团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个人网”和“社会网”所牵连的各种资源的不断嵌入,成为该地区最大最综合的慈善组织,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体现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也透视了近代上海地方社会网络。
二、“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成果鉴定会在广州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成果鉴定会在广州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 (三)关系性特征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关系论特征 |
| (二)主体性特征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 结论 |
| 参考?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霍乱研究成果概况 |
| (二)广州市霍乱研究现状 |
| (三)广州市霍乱脉络梳理 |
| 三、相关说明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霍乱疫情暴发及其社会危害 |
| 第一节 霍乱暴发及其蔓延 |
| 第二节 霍乱流行造成的社会危害 |
| 第二章 广州市政府与社会的疫情应对措施 |
| 第一节 政府防疫 |
| 第二节 社会防疫 |
| 第三章 霍乱与广州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建设的发展 |
| 第二节 民众卫生意识与习惯的形成 |
| 第四章 广州市霍乱暴发原因与历史启示 |
| 第一节 霍乱暴发的原因 |
| 第二节 对当代防疫事业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绪论 |
| 1.1 中医学术流派的认识 |
| 1.2 八桂蛇伤流派概念及特点 |
| 1.2.1 专科性 |
| 1.2.2 地域性 |
| 1.2.3 传承性 |
| 1.2.4 历史性 |
| 1.2.5 小结 |
| 2.中医蛇伤论治源流 |
| 2.1 秦汉时期——萌芽肇始 |
| 2.2 魏晋南北朝——经验积累 |
| 2.3 隋唐时期——专篇设立 |
| 2.4 宋金元时期——丰富发展 |
| 2.5 明清时期——理论探讨 |
| 3.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与发展 |
| 3.1 八桂蛇伤论治起源 |
| 3.1.1 八桂蛇伤论治的发端(唐代) |
| 3.1.2 八桂蛇伤论治的积累(宋代～现代) |
| 3.1.3 八桂蛇伤论治的挖掘(当代) |
| 3.2 八桂蛇伤流派形成 |
| 3.2.1 八桂蛇伤流派成因 |
| 3.2.2 八桂蛇伤立派标志 |
| 3.2.3 八桂蛇伤首次总结 |
| 3.3 八桂蛇伤流派发展 |
| 3.3.1 广西蛇伤专科设立 |
| 3.3.2 八桂蛇伤学术创新 |
| 3.3.3 八桂蛇伤学科建设 |
| 3.3.4 梧州特色蛇伤疗法 |
| 4.八桂蛇伤流派代表医家及传承 |
| 4.1 梁焯 |
| 4.2 谭桂华 |
| 4.3 梁家伦 |
| 4.4 杨开森 |
| 4.5 余培南 |
| 5.八桂蛇伤流派的学术特色 |
| 5.1 理论特色 |
| 5.1.1 “蛇毒分阴阳”论 |
| 5.1.2 蛇伤病机阐发 |
| 5.1.3 蛇毒毒邪理论 |
| 5.2 诊断特色 |
| 5.2.1 “三关”分度和四种病型 |
| 5.2.2 综合辨证 |
| 5.2.3 病情诊断标准化 |
| 5.3 治疗特色 |
| 5.3.1 唯效是用 |
| 5.3.2 重视津液 |
| 5.3.3 既伤防变 |
| 5.3.4 善用外治 |
| 6.八桂蛇伤流派成就及影响 |
| 6.1 培养八桂蛇伤人才 |
| 6.2 丰富中医蛇伤内容 |
| 6.3 奠定八桂蛇伤地位 |
| 7.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与发展研究概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5）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选题价值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种类 |
| 第一节 传染病 |
| 第二节 常见呼吸道疾病与消化道疾病 |
| 第三节 咯血或吐血 |
| 第四节 其他疾病 |
| 第二章 士人年谱所见致病原因 |
| 第一节 外部环境侵袭 |
| 第二节 情绪失衡与饮食不适 |
| 第三节 笃信鬼神与天命 |
| 第四节 过度劳累 |
| 小结 |
| 第三章 士人年谱所见治疗措施 |
| 第一节 延请专业医者 |
| 第二节 他人推荐或自行医治 |
| 第三节 民俗疗法 |
| 第四节 亲属救护 |
| 第五节 养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士人年谱所见医病互动 |
| 第一节 病家掌握医疗的主导权 |
| 第二节 医者的应对策略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病例一览 |
| 附录二:士人年谱所见药方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粤港两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影响因素及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2.2 调查方法与样本量计算 |
| 2.3 调查内容与工具 |
| 2.4 研究内容 |
| 2.5 统计方法 |
| 2.6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香港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
| 3.1.1 香港高校大学生的人口学资料 |
| 3.1.2 香港高校大学生SCL-90 测评结果 |
| 3.1.3 香港高校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情况 |
| 3.1.4 香港高校大学生的家庭关怀度情况 |
| 3.1.5 香港高校大学生的中医五态人格测评情况 |
| 3.1.6 香港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
| 3.2 广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
| 3.2.1 广州高校大学生的人口学资料 |
| 3.2.2 广州高校大学生SCL-90 测评结果 |
| 3.2.3 广州高校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情况 |
| 3.2.4 广州高校大学生的家庭关怀度情况 |
| 3.2.5 广州高校大学生的中医五态人格测评情况 |
| 3.2.6 广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
| 3.3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分析 |
| 3.3.1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人口学资料的比较 |
| 3.3.2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
| 3.3.3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情况的比较 |
| 3.3.4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家庭关怀度的比较 |
| 3.3.5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中医五态人格比较 |
| 3.3.6 香港与广州高校大学生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
| 第四章 讨论分析 |
| 4.1 两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 4.2 造成两地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 中医五态人格的认识及两地大学生在中医五态人格量表测评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 4.3.1 中医五态人格的认识 |
| 4.3.2 两地大学生在中医五态人格量表测评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建议 |
| 5.1 建立健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的体制机制 |
| 5.2 完善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 |
| 5.3 优化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与手段 |
| 5.4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传统中国德育文化教育相结合 |
| 5.5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传统中医学相结合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不足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英文缩略词 |
| 个人学习经历 |
| 致谢 |
| 综述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8）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近代公共卫生研究 |
| (二)城市公共卫生研究 |
| (三)近代疫病问题研究 |
| (四)山西公共卫生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与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二、山西的卫生行政与警政 |
| 小结 |
| 第二章 卫生与防疫 |
| 一、晋北鼠疫与山西防疫体制的建立 |
| (一)省防疫总局的设置 |
| (二)预防工作的施行 |
| (三)临时救治机构的设立 |
| 二、中医与防疫 |
| (一)近代中医在山西的发展 |
| (二)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工作 |
| (三)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宣传 |
| 三、日常防疫工作 |
| (一)常规接种 |
| (二)防疫宣传与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卫生与城市生活 |
| 一、街道的清理 |
| (一)街道卫生状况 |
| (二)政府对清道问题的介入 |
| (三)污水问题的处理 |
| (四)实施效果 |
| 二、公共厕所的改良 |
| (一)政府对粪厕问题的管理 |
| (二)政府管理成效 |
| 三、饮水卫生的改进 |
| (一)近代太原饮水状况 |
| (二)饮水问题的改善 |
| 四、食品卫生的监管 |
| (一)太原饮食卫生状况 |
| (二)卫生部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 |
| (三)成效和局限 |
| 五、居民旧习的规范 |
| (一)停柩问题 |
| (二)弃死婴问题 |
| (三)吸烟问题 |
| (四)养犬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卫生与城市空间 |
| 一、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一)旧式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二)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 |
| (三)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 |
| 二、服务行业的整顿 |
| (一)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 |
| (二)成果与评价 |
| 三、医疗空间的变化 |
| (一)医院的发展 |
| (二)医疗监管的进步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生与女性身体 |
| 一、卫生对女性身体的解放 |
| (一)清末民初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民国中期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卫生对女性身体的保护 |
| (一)对产婆行业的规范 |
| (二)新式接生方法的推行 |
| (三)旧式产婆的改造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卫生行政的办理内容 |
| 二、公共卫生建设的不足及原因 |
| 三、山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总体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历程 |
| 第一节 初发阶段(2003年1月31日前) |
| 第二节 高发阶段(2003年2月1日～3月31日) |
| 第三节 控制阶段(2003年4月1日～30日) |
| 第四节 援外阶段(2003年5月1日～31日) |
| 第五节 基本胜利(2003年6月1日后) |
| 第二章 广州中医的集体记忆 |
| 第一节 “无畏”的记忆内涵 |
| 第二节 “团结”的记忆内涵 |
| 第三节 “奉献”的记忆内涵 |
| 第四节 “中医药自信”的记忆内涵 |
| 第三章 广州中医的个体记忆 |
| 第一节 “机遇”的记忆内涵 |
| 第二节 “温暖”的记忆内涵 |
| 第三节 “伤痛”的记忆内涵 |
| 第四节 “幕后英雄”的记忆内涵 |
| 第五节 “警觉”的记忆内涵 |
| 第四章 中医抗击“非典”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中医抗击“非典”对个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历史意义 |
| 第三节 中医抗击“非典”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10）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近代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与慈善事业的概况 |
| 第一节 近代闸北的发展 |
| 第二节 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 |
| 第三节 闸北慈善事业概况 |
| 第二章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与内部网络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内部网络 |
| 第三节 内部网络核心:王彬彦 |
| 第三章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和经费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经费 |
| 第四章 闸北慈善团的慈善救济活动 |
| 第一节 常态性慈善救济活动 |
| 第二节 灾变应对及其他慈善公益活动 |
| 第五章 闸北慈善团的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与民众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与社会团体 |
| 第三节 闸北慈善团与行政当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成果鉴定会在广州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2]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1932年广州市霍乱研究[D]. 李楠.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4]八桂蛇伤流派形成与发展研究[D]. 刘浏.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1
- [5]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D]. 朱宏敏.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6]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7]粤港两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影响因素及其比较研究[D]. 吴茵琪（Ngyanki）.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9)
- [8]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D]. 张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广州中医抗击“非典”口述史研究[D]. 梁翘楚.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0(06)
- [10]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D]. 王琼.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