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郜蓉蓉[1](2021)在《道路与村落社会记忆建构 ——基于滇西北知子罗村的传播社会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现代化和国家权利表征的道路,通常情况下会加速少数民族村落物资、人流、信息的流通,使其摆脱“与世隔绝”的状态。相反,被一条现代公路绕开的村落很可能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但无论何种情况,道路的修筑一定程度上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道路,作为影响少数民族村落社会交往方式发生极大变化的因素之一,随着它的修建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会使村民对于村落的认知和记忆在不断发生改变。换言之,道路的变迁在改变村落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村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从而不断重建村民的社会记忆。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以怒江州知子罗村为研究地点,从道路的角度切入,首先分析道路变化对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然后通过村民的交往互动以及围绕本村展开的传播实践活动,探讨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呈现出什么样的记忆图景以及哪些力量参与建构了知子罗的社会记忆。研究发现:第一、在知子罗,道路的变化与记忆的建构、变化是相互契合的。每一次道路的变化,都使得知子罗村民原有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村民的思想观念、村民的社会关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从而导致村民对于村落的认知和记忆发生改变。第二,知子罗的社会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它与村落的兴衰有关,当知子罗从边疆的少数民族村落变为怒江州州府所在地和碧江县城驻地,再衰落为普通村落的过程中,村民对于村落的社会记忆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同时,村民与村落互动所获得的切实经济利益和村民通过社会交往在村落内部获得的情感价值体验也会影响村民对知子罗的记忆。第三、知子罗的记忆建构是多种力量交织的结果,并且是多元化的。其中,有国家权利和政府推动建构的官方记忆,也有普通村民通过交往和互动建构的民间记忆,还有媒介参与建构的媒介记忆,这些记忆相互重叠,却又各不相同。随着新的道路的修建和记忆之城改造项目的推进,知子罗很可能以“记忆之城”的身份而重获中心地位,围绕知子罗建构出的官方记忆、民间记忆和媒介记忆,也因为“记忆之城”这一共同的契合点而得以相互勾连。
张锦花[2](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王晶[3](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黎雪[4](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杨欢[5](2020)在《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核心区与边疆地区的“核心-边缘”发展结构逐渐形成与强化。“核心-边缘”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方面边疆地区处在国家权力运行的末梢,边疆地区民众对于国家的感知较弱,影响其国家认同;经济方面边疆地区发展滞后于国家核心区,这种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不能为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构建提供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得边疆地区民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影响其国家认同;文化方面,边疆地区没有成熟的现代文化支撑现代国家认同构建。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国家“核心-边缘”结构开始消解,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受到“核心-边缘”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核心-边缘”结构的消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而全球化的发展又为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带来了新的挑战:国界的开放削弱了边疆地区民众的“国籍意识”,国界职能的转变也使得诸多来自国际的因素开始对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造成冲击。另外,邻国因素也成为影响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邻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其行为会对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邻国边疆地区民众与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利益对比也会影响本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尽管中国的陆地边疆地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也同样具备普遍意义上陆地边疆地区的地理特征,其民众的国家认同也受到陆地边疆特殊的地理空间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政治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方法与层次分析方法,在分析“核心-边缘”结构、国界因素及邻国因素如何影响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试图为中国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寻找一些解决方法。
苏杰[6](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杨珊珊[7](2020)在《文化生态学视域下的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居环境建设及科学理论的完善一直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界研究视域内的焦点。而文化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要义,各个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的自我迭代也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城市历史空间营建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探索。虽然人居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得到理论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文化内涵宽泛,对文化与历史空间形态形成演变关系的认识偏差是历史城市在现代语境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全面解析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以及形成演变过程背后的文化动因有利于传统城市营建智慧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当代城市所面临的困境的破解。地理环境复杂,文化主体多元、历史视角多维的宜宾古城,在地域文化方面呈现异质性和多元性特征,城市空间呈现城址多变、形态特征突出的营城特色。厘清宜宾纷繁复杂的文化事象、认知文化演进与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是本研究的起点和目标。文化生态学较为活态的研究视角、工具和理论架构将有利于对宜宾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及空间形态的演进有更为全面理性的认知。本文融贯文化生态学、形态学研究方法,用生物进化的眼光将城市历史空间环境视作一个开放、动态、整体的生态系统,建立类似地理生态圈层的文化生态层级系统,引入文化圈层、文化簇群、文化生态链、文化漂积、文化进化、文化生态位等概念,初步建立文化进化与空间演替的模式关系,并将宜宾放入西南边疆城市整体环境中对宜宾城市文化及空间的演进做阶段性划分。从“时间阶段的横截面”与“演进过程的纵断面”对各历史阶段宜宾的文化、历史空间形态特征进行历时性的动态梳理,完整的呈现出宜宾历史空间的变化过程、形态格局、文化内涵。进而认识到文化演替是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演变的内生动力,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是地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在漫长时空过程中交替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是时间、空间与文化三者关系的综合投影。最后本研究对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方法本身的反思及对当前宜宾文化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方式进行简要思考,以期对当前宜宾历史空间文脉的延续与文化创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提供思路。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郑宇[9](2020)在《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突显问题解析》文中提出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表现为经济总量稳中有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收入与消费水平提升、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尤其是出现了以传统主导产业、旅游业、对外贸易等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历史传统、民族资源与跨境区域优势三大核心领域,边疆民族地区的创新发展应在政策倾斜和精准投入中,注重解决区域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积极发展新兴特色产业。
霍丹[10](2019)在《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我国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型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近年来逐渐成为新时代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主要以单体保护为主,线路整体因年代久远、自然侵蚀、快速城镇化影响正面临路径断裂、破碎化困境,遗产内涵认定、要素筛选与价值评估困难的问题,线路因涉及多地区多行政部门缺乏整体统筹,遗产综合价值难以有效彰显,成为当前我国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利用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学科交叉方式,对辽东古驿道遗产内涵界定、系统筛选、价值评价和保护策略进行研究,尝试提出保护再利用的系统理论和方法。首先,论文从整体性保护基础理论入手,以学科交叉方式进行本土化适应性分析和拓展研究,进而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和流程进行解构,提出适用于辽东古驿道保护再利用的多层次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引入文化线路视野,通过背景、历史溯源、形态特征、动态性及跨文化整体意义的分析,对辽东古驿道概念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确认辽东古驿道历经两千四百年兴衰历程,形成了以辽中地区为核心枢纽,辽西走廊线、辽北平原线、辽东山地线、辽南陆海线为四大主线的方向性网状结构;明确辽东古驿道在区域路径、全域交通和国际性线路三个层次具有历史时期国家经略边疆的重要信息载体,沟通边域内外经济交往的商贸通道,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重要途径以及多元文明交流核心路径的重要功能。揭示了辽东古驿道作为“汉文化东传之路”、“东北亚之路”的深厚历史内涵和重大历史价值。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邮驿功能为核心主题,军政经略、文明互惠、经济交往为衍生主题的辽东古驿道遗产主题体系描述模型。该模型结合动态性、专题性和环境相关三方面归纳遗产要素与线路之间的三种关联方式,以辽南海陆线为例对遗产要素进行收录,并对类型构成、历史时期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取得良好效果。其次,为了能够有效鉴定与评估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在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要素描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辽东古驿道多维综合价值评价体系。该体系利用宏观和微观价值评价方法相结合,以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为手段,对辽东古驿道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辽东古驿道遗产在国际、洲际、全国及区域性各层面均体现出最全面的多目标功能、多元文明互惠主题以及地域独特性、典型性。最后,根据辽东古驿道当前保护与发展现状实际问题,尝试提出了“共识、共保、共治、共享、共赢”的整体性保护目标,以及“遗产主导、真实性、整体性、灵活性、开放性”保护及再利用原则。从空间格局上,建立国土、区域、城镇聚落、历史地段和遗产本体五大层次的整体保护廊道与利用模式。提出从规划体系、管理平台、法律保障以及公众参与四个方面建立保护机制,以维护保障规划工作的实施过程,最后形成完整的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体系。本研究的创新性包括:1以整体性保护理论为基础,采用学科交叉方式,建立辽东古驿道多层次系统性保护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引入文化线路视角,针对驿道历史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建立了全面登录遗产要素的主题体系;2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与类型研究相结合方法,构建了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多维价值综合评价体系。3以遗产廊道理念为主导,针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空间构成、格局及保护机制提出“多元文化时空叠合、多样功能系统整合、多级国土空间联动、多目标统筹协同”的整体性保护策略。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大型跨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提供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和信息,为古驿道遗产及沿线地区的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解决其在遗产保护、自然环境维护与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实现经济振兴与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
二、旅游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旅游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道路与村落社会记忆建构 ——基于滇西北知子罗村的传播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社会记忆的研究概况 |
二、“路学”研究概况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滇西北知子罗村概况 |
第一节 知子罗的自然环境 |
一、地理位置 |
二、自然资源 |
第二节 知子罗的历史沿革 |
第三节 知子罗的人文资源 |
一、历史遗迹 |
二、独特的怒族文化 |
第三章 人马驿道与“州府县城”时期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建构 |
第一节 人马驿道的整修:巩固国防与边疆建设 |
第二节 因路而兴:作为区域社会中心的知子罗 |
第三节 “州府县城”时期知子罗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
一、以知子罗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 |
二、向内的村庄生活面向 |
三、以社交场所标识的记忆 |
第四章 瓦贡公路与“废城”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建构 |
第一节 瓦贡公路的修建:打破交通壁垒,发展边疆经济 |
一、瓦碧公路 |
二、碧福贡公路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地方区位中心到普通村落的衰落 |
一、州府搬迁 |
二、碧江撤县 |
第三节 “废城”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建构过程 |
一、村落内部社会交往的族际区隔 |
二、较低的村落社会关联 |
三、大众媒介报道建构的“废城” |
四、两村之间的污名化 |
第五章 美丽公路、兰福公路与“记忆之城”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建构 |
第一节 美丽公路、兰福公路的修建:发展绿色经济与乡村振兴 |
一、美丽公路 |
二、兰福公路 |
第二节 从边缘到中心:可能进入区域旅游格局的中心 |
一、美丽公路与知子罗 |
二、兰福公路与知子罗 |
三、被纳入区域旅游格局的知子罗 |
第三节 “记忆之城”知子罗的社会记忆建构过程 |
一、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 |
二、利益驱动下村民的主动建构 |
三、多元主体的媒介记忆建构 |
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释 |
一、治藏方略 |
二、民族与中华民族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 |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
二、雏形: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三、形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
四、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
五、确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
一、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
二、古代各民族互动中的共同体思想 |
三、大一统国家观中的共同体思想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 |
一、马克思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二、恩格斯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三、列宁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第四节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
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三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一节 党的治藏方略的形成发展历程 |
一、党治藏方略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 |
二、党的治藏方略的发展完备阶段(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确立阶段(2012—至今)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任务 |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 |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意义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目标任务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题中之意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三大关系 |
第四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机遇 |
第一节 古代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 |
一、民族互市与王朝朝贡 |
二、民族会盟与民族和亲 |
三、民族战争与民族贡献 |
第二节 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一、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 |
二、共同抵御外辱扞卫统一 |
三、共同丰富发展祖国经济 |
四、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
第三节 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机遇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党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的战略机遇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引领机遇 |
第五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学生调查问卷与访谈统计分析 |
三、总结与启示 |
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农牧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三、客位研究:以驻村干部为视角分析农牧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三节 西藏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调查点社区的选取情况 |
三、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六章 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挑战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冲击的复杂性挑战 |
一、境内外分裂敌对势力威胁西藏安全稳定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西藏主流文化 |
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性挑战 |
一、西藏经济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性 |
二、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性 |
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阻碍性 |
第三节 社会领域的复杂性面临多样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认知不足 |
二、对自媒体的无序发展的管控不足 |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
第四节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性挑战 |
一、文化程度偏低与环境影响 |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师资教师队伍素质需要提高带来的挑战 |
三、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缺乏良性互动 |
第五节 培育实践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体的困惑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客体面临的困惑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面临的困惑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式的困惑 |
第七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探析 |
第一节 政治维度:构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
三、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务、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 |
四、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
第二节 文化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根基 |
二、以推动西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契机,丰富培育内涵 |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四、以文化互鉴为导向,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第三节 经济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三、建立经济互助机制,形成民族互惠共同体 |
四、加大边境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第四节 社会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保障 |
一、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社会生态 |
二、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三、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作用 |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五节 教育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
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
二、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浓厚氛围 |
三、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动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合力 |
四、遵循认知情感规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 |
第六节 认知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
一、确立培育原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指明方向 |
二、完善培育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丰富内容 |
三、优化培育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拓宽路径 |
四、形成长效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与发展理论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 |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与文明的产生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 |
一、海洋概念 |
二、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三、海洋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构成 |
一、海洋文化的主体 |
二、海洋文化的客体 |
三、海洋文化的中介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发展理论 |
一、海洋文化的发展路径 |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动力 |
三、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 |
第二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一、合浦海洋文化的兴起 |
二、合浦海洋文化的繁荣 |
三、合浦海洋文化的延续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一、合浦地理位置的海陆一体特征 |
二、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
三、合浦是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影响 |
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深植经济文化交往厚谊 |
二、向东南亚、南亚诸国传播和合交往理念 |
第三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
第一节 合浦器物文化符号的主要标志 |
一、蚕桑丝绸业是汉民族生产方式的器物文化符号 |
二、玻璃烧制技术是海外生产技术的器物文化符号 |
三、羽纹铜凤灯是生活用具的器物文化符号 |
四、南珠与奇石异物是海上贸易的器物文化符号 |
五、钵生莲花器是佛教传播的器物文化符号 |
六、宝石珠饰形制是审美价值的器物文化符号 |
七、叠涩穹窿顶墓是丧葬习俗的器物文化符号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融合符号 |
一、海陆一体是合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符号 |
二、辐射影响是合浦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融合符号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符号 |
一、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开放包容的价值符号 |
二、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和合交往的价值符号 |
第四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与学术意义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精髓 |
一、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 |
二、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 |
三、合浦海洋文化是“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核心价值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 |
一、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批判 |
二、对中国海洋文化失觉的反思 |
三、合浦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根本区别 |
第五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展望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展望 |
一、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
二、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发展理念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现实展望 |
一、为中国海洋文化夯实发展基础 |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三、研究价值 |
四、研究综述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家认同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三)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点 |
(一)研究视角上的创新 |
(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
第一章 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边疆及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政治地理学视角下的边疆 |
(一)“核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疆 |
(二)作为受国界因素持续影响的边疆 |
(三)作为受邻国因素直接影响的边疆 |
二、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内涵与特征 |
(一)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内涵 |
(二)全球化时代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特征 |
第二章 “核心-边缘”政治结构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国家认同构建 |
(二)政治发展差异影响国家认同构建 |
(三)文化发展差异影响国家认同构建 |
二、“核心-边缘”结构的消解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变化 |
第三章 国际因素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国界因素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象征意义上的国界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二)功能意义上的国界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二、邻国因素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一)整体性意义上的邻国因素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二)毗邻性意义上的邻国因素与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 |
第四章 提升我国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策略分析 |
一、加快边疆地区整体发展 |
(一)加快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
(二)推进边疆地区政治发展 |
(三)促进边疆地区文化发展 |
二、创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一)发挥边疆区位优势,加强区域合作 |
(二)注重边疆安全建设,坚决抵御外来渗透 |
三、保持我国边疆地区各方面比较优势 |
(一)经济状况的比较优势 |
(二)边境政策的比较优势 |
(三)社会保障的比较优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第7章 结语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7)文化生态学视域下的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理论背景:文化生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 |
1.1.2 现实背景:文化生态学研究工具运用的契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 |
1.4.1 理论研究创新 |
1.4.2 基础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2.1 基本概念阐释 |
2.1.1 文化生态学 |
2.1.2 历史空间形态 |
2.1.3 宜宾历史空间的界定 |
2.2 研究综述 |
2.2.1 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应用概况 |
2.2.2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历史城市相关研究概况 |
2.2.3 宜宾古城相关研究 |
第三章 宜宾历史文化生态系统的建构 |
3.1 文化生态学研究视角的引入 |
3.1.1 西南边疆历史城市研究的“区域史观”转向 |
3.1.2 文化生态学对历史空间形态研究的阐释路径 |
3.2 宜宾文化生态系统层级谱系建构 |
3.2.1 文化生态圈与亚文化圈 |
3.2.2 文化生态簇与文化生态链 |
3.3 宜宾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化模式 |
3.3.1 文化“漂积、进化”原理 |
3.3.2 以文化生态位为标尺的核心文化演替与空间演化关系 |
3.4 宜宾营城特色的审视及文化生态演化的历史分期 |
3.4.1 历史沿革与营城历程的概述 |
3.4.2 城市特质的审视 |
3.4.3 区域整体视野观照下的宜宾文化生态演化的历史分期 |
小结 |
第四章 生态进化观下的宜宾文化生态环境及空间历时态演化分析 |
4.1 宜宾文化萌发时期:原生文化的漂积概况 |
4.1.1 宜宾萌发的历史地理条件 |
4.1.2 多元的原生民族文化 |
4.1.3 朴素的族群意识下民族聚居地的选择 |
4.2 戍边立城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势入侵与空间雏形初现 |
4.2.1 国家意志推动下“西南半壁”军政中心的形成 |
4.2.2 凿山开道:文化生态链的贯通与战略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
4.2.3 募民迁入:人口变迁与民族文化置换 |
4.2.4 置吏移民后土城格局初具 |
4.3 江北时期:文化生态的生长、突变与空间跃迁 |
4.3.1 迁址江北:防洪、防敌双重动力下的空间跃迁 |
4.3.2 叙州新升“上州”:从“内地的边陲”到“边区的中心” |
4.3.3 “夷汉杂处”:民族商品贸易发展带来的区域经济文化繁荣 |
4.4 山城时期:战争对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据险围城 |
4.4.1 宋蒙战争对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 |
4.4.2 迁址登高山:据险围城——抗元山城的修筑 |
4.5 江城时期:文化交融与空间渐臻完善 |
4.5.1 叙州府区域定位及角色改变:“改土归流”及“叙南卫”的设立 |
4.5.2 明末清初宜宾的战乱、残破与移民开发带来的文化交融 |
4.5.3 城址返迁三江口:宜宾城的历难重生与空间渐臻完善 |
4.6 宜宾文化生态演变的谱系及文化推动力分析 |
4.6.1 宜宾文化生态“原生-入侵-嬗变”谱系图 |
4.6.2 宜宾文化生态演变的推动力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在空间上的投影:宜宾历史空间形态的系统分析 |
5.1 地理文化影响下历代城址动态调整的自主性 |
5.1.1 历代城址动态调整的生态观 |
5.1.2 历代城址与区域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
5.2 江城时期整体空间秩序 |
5.2.1 因势赋形的城池平面形态 |
5.2.2 通衢四达的街道架构 |
5.2.3 因时立形的功能布局 |
5.3 “形意相关”的人文空间形态格局 |
5.3.1 妙收山水的文境 |
5.3.2 得景随形的文轴 |
5.3.3 “不居中双中心”的文治空间 |
5.3.4 “崇中尚上”的文教空间 |
5.4 宜宾历史空间形态营造的传统智慧 |
5.4.1 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城智慧 |
5.4.2 顺天应人的传统建设智慧 |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核心文化生态位标尺下的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演变机制 |
6.1.1 地理文化生态位对历史空间形态的潜移默化 |
6.1.2 制度文化生态位对历史空间形态的主导推动 |
6.1.3 精神文化生态位对历史空间形态的内在渗透 |
6.2 研究反思与展望 |
6.2.1 宜宾历史空间形态研究对当前城市建设的启示 |
6.2.2 研究方法的反思 |
6.2.3 不足和研究展望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图表目录 |
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突显问题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成效 |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与特色领域 |
三、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突显问题 |
四、结论与建议 |
(10)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
1.1.2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区域化整体性新趋势 |
1.1.3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实现文化强国梦的需求 |
1.1.4 “一带一路”战略下振兴东北经济重要内容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1.3.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研究综述 |
1.3.2 辽东古代驿道遗产研究综述 |
1.4 课题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概念界定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本文主要研究框架 |
2 辽东古驿道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框架 |
2.1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 |
2.1.1 世界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发展 |
2.1.2 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基本概念与特征 |
2.1.3 整体性保护中国本土化思考 |
2.2 辽东古代驿路整体性保护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 |
2.2.1 人文地理学理论 |
2.2.2 景观生态学理论 |
2.2.3 系统评价学理论 |
2.2.4 遗产保护相关理论 |
2.3 中国邮驿文化遗产相关研究 |
2.3.1 中国邮驿文化遗产历史回顾 |
2.3.2 古代邮驿文化遗产内容构成 |
2.3.3 古代邮驿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
2.4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框架搭建 |
2.4.1 规划目标与系统构成 |
2.4.2 研究层次与研究流程 |
2.4.3 理论构建与关键问题 |
2.5 本章小结 |
3 文化线路视角下的辽东古驿道整体分析 |
3.1 辽东古驿道背景诠释 |
3.1.1 辽东古驿道区域背景 |
3.1.2 辽东古驿道区位特征 |
3.2 辽东古驿道历史演变分析 |
3.2.1 远古交通开拓中的辽东古道雏形 |
3.2.2 社会交通变迁中的辽东驿道沿革 |
3.3 辽东古驿道形态特征分析 |
3.3.1 辽东古驿道空间结构分析 |
3.3.2 辽东古驿道各线特征分析 |
3.4 辽东古驿道的动态性分析 |
3.4.1 驱动与维持 |
3.4.2 承继与互动 |
3.5 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的整体性分析 |
3.5.1 辽东古驿道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 |
3.5.2 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整体功能层次 |
3.5.3 辽东古驿道作为文化线路内涵阐释 |
3.6 本章小结 |
4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系统构成与整合 |
4.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登录基础 |
4.1.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资源登录界定 |
4.1.2 辽东地区遗产资源分布普查与验证 |
4.2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要素类型研究 |
4.2.1 驿道遗产登录研究现状 |
4.2.2 辽东古驿道主题的确立 |
4.2.3 驿道文化遗产类型划分 |
4.3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关联性研究 |
4.3.1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动态性关联 |
4.3.2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专题性关联 |
4.3.3 遗产要素与辽东古驿道的环境关联 |
4.4 辽南海陆线古驿道文化遗产要素构成 |
4.4.1 邮驿功能主题相关遗产要素 |
4.4.2 衍生功能主题相关遗产要素 |
4.4.3 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
4.5 辽南海陆线文化遗产构成特征分析 |
4.5.1 辽南海陆线驿道遗产要素综合构成分析 |
4.5.2 辽南海陆线驿道遗产要素构成特征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综合评估 |
5.1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特征与评估基础 |
5.1.1 辽东古驿道遗产特征研究 |
5.1.2 古驿道遗产价值评价基础 |
5.2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构成 |
5.2.1 辽东古驿道遗产价值构成 |
5.2.2 辽东古驿道遗产价值解析 |
5.3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综合评价体系 |
5.3.1 辽东古驿道遗产的评价方法引入 |
5.3.2 辽东古驿道遗产的评价实施过程 |
5.4 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多维价值综合评价应用 |
5.4.1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综合评价 |
5.4.2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综合评价 |
5.4.3 辽东古驿道遗产整体价值评价 |
5.5 本章小结 |
6 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廊道构建策略 |
6.1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困境与原则 |
6.1.1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困境 |
6.1.2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目标 |
6.1.3 辽东古驿道整体保护的原则 |
6.2 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的层次与空间构成 |
6.2.1 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的整体保护层次 |
6.2.2 多样功能系统整合的廊道空间构成 |
6.3 多级国土空间联动的辽东古驿道整体空间格局 |
6.3.1 国土视阈线性文化遗产网络建构 |
6.3.2 区域尺度遗产廊道网络构建 |
6.3.3 驿道城镇聚落保护格局建构 |
6.3.4 驿道沿线城镇历史地段保护 |
6.3.5 驿道沿线文化遗产单体保护 |
6.4 多目标统筹协同的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机制 |
6.4.1 建设多层次遗产保护规划体系 |
6.4.2 构建多方协作的管理发展平台 |
6.4.3 完善遗产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
6.4.4 强化公众参与机制与良性互动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沈阳、辽阳与辽南海陆线物质遗产特征总结 |
附录B 沈阳、辽阳与辽南海陆线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
附录C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权重调查表 |
附录D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价值权重调查表 |
附录E 辽东古驿道物质遗产综合评价权重打分统计表 |
附录F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遗产综合评价权重打分统计表 |
附录G 辽东古驿道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打分评价表 |
附录H 辽东古驿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打分评价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旅游与边疆经济文化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道路与村落社会记忆建构 ——基于滇西北知子罗村的传播社会学研究[D]. 郜蓉蓉.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政治地理学视角下陆地边疆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研究[D]. 杨欢.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7]文化生态学视域下的宜宾历史空间形态演变研究[D]. 杨珊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突显问题解析[J]. 郑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03)
- [10]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D]. 霍丹.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