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畜牧兽医》2002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宋兴邦[1]（2021）在《浅谈隆阳区肉牛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文中研究表明云南省把肉牛产业发展列为八大重点农业产业之一,保山市把肉牛产业列为重要发展产业之一。肉牛生产发展转型升级是畜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现分析隆阳区肉牛产业现状,提出推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付鹏[2]（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孙磊[3]（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滕昱廷[4]（2018）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文中研究表明许多研究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大学农业推广的转折期,整体成绩不如1927-1937的成熟期。这时期农学院面对农业的问题、条件、目标与战前既有诸多不同之处,又具有连续性。其中中央大学农学院在近代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均取得可观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内迁,其中遭受不小的损失,但学校的科研、教育等社会职能继续发挥。中央大学农学院紧急应对这种局面,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带来的科研成果恢复科研与推广工作。本文主要追溯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等地的农业活动,对大后方农业的近代化作出贡献,同时产生的一些材料缺失、农民不肯接受、推广区域有限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依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当时重要的农业刊物、报纸、论文等,参与的活动者的回忆、研究,对内迁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所作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活动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成立以来的概况,包括建立的时代背景、学院的科研机构、农学的学术组织、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农业推广的理念、农业推广试验的践行情况。第二部分回顾了农学院迁至大后方的情况。学院对其进行科系调整、继续农学研究、学术交流、期间内的科研成果、教学成果和农业推广成果等作了介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主要推广方式,与之合作的几个主要机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内江种猪场、简阳农场、诊疗室、兵工署,对其具体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作了述论。第四部分论述了农学院在大后方农业推广的成果,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与政府、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对其中的成功之处,失败之因作了分析。本文通过介绍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成渝进行农业科研与推广情况,分析其工作对社会改良、人民生活的改变、抗战胜利的重要贡献,认为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学校对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
葛小寒[5]（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高健[6]（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王域铖[7]（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冷雪梅[8]（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高嵬[9]（2004）在《《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文中研究表明通过收集和梳理我国正式公开发行的中文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期刊目录和内容，探讨和建立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统一规范的等级评定标准，以解决长期以来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缺乏权威性等级鉴定标准给晋升职称、申报课题、申报各类奖项带来的不便。填补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图书馆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提供权威性的决策支撑。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现有公开发行的，具有正式刊号的96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包括建筑设计类52种；景观园林设计类8种；规划设计类14种；室内设计类22种）期刊杂志。 首先，我们采用打分入围的方法先将所有期刊进行初评。分别按设定的七个得分项打分，完成对期刊评定中“定量”的研究。确定出入围期刊，共59种。 第二步，对入围期刊进一步完成“定性”的研究，即对期刊所刊学术论文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并针对每本期刊，有选择地对刊出论文阅读、评论，并作出简评，进一步筛选出核心期刊和一级期刊，共30种。确定二级刊物29种。 第三步，再从筛选出的核心、一级刊物中挑选出一级期刊，共10种。 第四步，甄选出最为优秀的核心期刊共20种。 由此得出研究结果：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期刊，核心刊物（权威学术期刊）20种；一级刊物（重要学术期刊）10种；二级刊物（一般学术期刊）29种。 本研究课题建立了一套较科学、客观、严谨的鉴定方法，可以作为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的研究基础。同时，等级鉴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进一步探讨此方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并进行动态的跟踪研究。
杨红建[10]（2003）在《肉牛和肉用羊饲养标准起草与制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行业标准是农业依法行政、技术推广、市场监督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技术依据，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农业各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品质量提高需要，遵照农业部以全国性农产品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先行为主，同时兼顾地方名特优产品行业标准制定的原则，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充分征求同行专家和前辈意见的基础上，按GB／T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在本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完成了农业部下达的农业行业本项目标准制定项目《肉牛饲养标准》（标准项目编号：198）和《肉用绵和山羊饲养标准》（标准项目编号：02110）的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和送审、送审稿的审定和修订、报批稿的形成与报批等标准起草与制定工作。在《肉牛饲养标准》起草和制定过程中，对国内外肉牛生产和饲养标准制定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广泛征求和采纳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所制定的标准力求适合我国国情，同时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标准全面、系统、科学地对肉牛不同饲养阶段和不同生产水平的营养需要量作了明确的规定，为饲料厂和各类肉牛养殖场配制肉牛饲料和日粮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在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方面，明确规定了饲料瘤胃有效降解蛋白质和微生物蛋白质合成量的评定模型：在饲养标准指标方面，采用了综合净能（NEmf）和小肠可消化粗蛋白质（IDCP）指标。同时纳入了肉牛理想氨基酸需要量方面国内最新科研成果数据。该标准项目于2002年12月已经通过农业部畜牧兽医局组织的标准审定委员会会议审定，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推荐性标准即将颁布实施。《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是实行科学养羊和提高饲料转化效率的科学技术依据。根据国内肉羊饲养实践情况和研究工作基础，对国内营养需要量研究方面的数据进行了充分收集后，在广泛征求和采纳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标准详细规定了肉绵羊和肉山羊营养推荐需要量。在饲养标准指标方面，采用了消化能（DE）、代谢能（ME）。在考虑标准科学性的同时，为了使标准在肉羊饲养实践应用中更为简便、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营养需要量表中采用了粗蛋白质（CP）、钙、总磷推荐量指标。考虑到饲养标准研究的前瞻性，在附录中列入了新蛋白质营养体系下肉用绵羊小肠可消化粗蛋白质需要量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同时也为今后的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修订指明了方向。在饲料成分与营养价值表中与粗纤维（CF）指标并列，同时增加了中性洗涤纤维（NDF）和酸性洗涤纤维（ADF）指标。该标准项目于2003年7月已经通过农业部畜牧兽医局组织的标准审定委员会会议审定。根据专家组审定意见目前已完成标准报批稿，可望能够尽快被作为农业行业推荐性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
二、《云南畜牧兽医》2002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畜牧兽医》2002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浅谈隆阳区肉牛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1 养殖现状 |
| 1.1 基本情况 |
| 1.2 饲料资源情况 |
| 1.3 品种情况 |
| 1.4 劳动力资源情况 |
| 1.5 从现有基础条件分析 |
| 1.5.1 技术支撑可靠 |
| 1.5.2 有龙头企业带动 |
| 1.5.3 区位优势明显 |
| 2 存在的问题 |
| 2.1 肉牛养殖科技含量低 |
| 2.2 饲草饲料资源利用不充分 |
| 2.3 养殖场建设用地紧 |
| 2.4 缺乏信贷资金支持 |
| 2.5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严峻 |
| 2.6 畜牧兽医科技队伍建设滞后 |
| 3 发展措施与建议 |
| 3.1 加强组织领导 |
| 3.2 制定全区发展目标和扶持政策 |
| 3.3 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
| 3.4 加大肉牛养殖综合配套技术培训 |
| 3.5 制定技术推广方案 |
| 3.5.1 “自繁自育”经营模式 |
| 3.5.2 “购架子牛育肥”经营模式 |
| 3.5.3 “一体化”经营模式 |
| 3.5.4 “合作化”经营模式 |
| 3.6 加快推进肉牛屠宰及深加工产业链建设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
| 第一节 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种卷计数与略序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二章 《隋书·经籍三子·医方》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四部分类的出现与定型 |
| 二、七分法的复古与成熟 |
| 三、七分与四部共荣 |
| 四、七分与四部融合 |
| 五、关于撰者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分集甲乙丙 |
| 二、细类分析 |
| 三、医方、道经、佛经的种卷计数与序文 |
| 四、相关问题论述 |
| 五、种卷分布 |
| 第三章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之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盛唐开元官修目录《群书四录》《古今书录》 |
| 二、中、晚唐时期的官修目录编修活动 |
| 三、《旧唐志》的编撰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之明堂经脉类与医术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新唐志》的撰修背景 |
| 二、《新唐志》的史料来源 |
| 三、《新唐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堂经脉类、医术类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五章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宋史》的撰修背景 |
| 二、《宋志》的史料来源 |
| 三、《宋志》的补史艺文志目录性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宋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六章 《明史·艺文志·子类·艺术类·医术》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明史》的撰修经过 |
| 二、明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明志》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明志·医书》种卷计数 |
| 三、种卷分布 |
| 第七章 《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医家类》 |
| 第一节 编撰 |
| 一、《清志稿》的撰修经过 |
| 二、清代内府藏书与编目 |
| 三、《清志稿》的史料来源 |
| 四、《清志稿》后的相关目录撰修活动 |
| 第二节 体例 |
| 第三节 内容 |
| 一、细类分析 |
| 二、《清志稿·医家》种卷计数 |
| 三、相关问题论述 |
| 四、种卷分布 |
| 第八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流变 |
| 第一节 汉至隋时期: 六略之一,医分为四 |
| 一、《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公元前33至前7间—公元75至106间]) |
| 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 |
| 第二节 唐至元时期: 子部医方,从方至科 |
| 一、《隋志》至两唐书时期(唐至宋初[629-1060]) |
| 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 |
| 第三节 明至今时期: 一代医着,类属森然 |
| 一、《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 |
| 二、王绍曾《清志稿拾遗》至《清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 |
| 第四节 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 |
| 第九章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利弊 |
| 第一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 |
| 一、正史医籍目录的各本特征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一般特点 |
| 第二节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得失 |
| 一、正史目录的共性利弊 |
| 二、正史医籍目录的价值与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南京时期中央大学的农学兴起与发展 |
| 2.1 农学院兴起的背景及科研机构 |
| 2.2 教学与科研成果 |
| 2.3 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 |
| 3 中央大学重庆办学时期的农业教育与研究 |
| 3.1 科系变动与教学变化 |
| 3.2 农学研究的开展与科研成绩 |
| 4 中央大学的农学实践与推广 |
| 4.1 农业推广理论体系与推广方式 |
| 4.2 中央大学农学院与相关地方机构的合作 |
| 5 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推广成效和社会影响 |
| 5.1 农业推广的成效 |
| 5.2 农业推广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 凡例 |
| 经部 |
| 史部 |
| 子部 |
| 集部 |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 2 刘凝批注内容 |
| 3 刘凝批注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9）《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① 课题背景 |
| ② 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的发行及评定现状 |
| ③ 课题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1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概念的阐述 |
| 1.2 等级鉴定的方法探讨 |
| 1.2.1 打分入围法 |
| ① 得分项一: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情况 |
| ② 得分项二:被重要数据库收录情况 |
| ③ 得分项三: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对期刊质量的影响 |
| ④ 得分项四:期刊创刊年限 |
| ⑤ 得分项五:期刊获奖情况 |
| ⑥ 得分项六:期刊学术文章所占百分比 |
| ⑦ 得分项七:专家评审 |
| 1.3 主要技术路线 |
| 2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
| 2.1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按首字母排序) |
| 2.1.1 建筑设计类 |
| (01) 《安徽建筑》 |
| (02)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03)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04)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05) 《东南大学学学报》 |
| (06) 《福建建筑》 |
| (07) 《福建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 (08) 《工程设计CAD与智能建筑》 |
| (09) 《高等建筑教育》 |
| (10) 《广东建筑装饰》 |
| (11) 《广东土木与建筑》 |
| (12) 《广西土木建筑》 |
| (13) 《广州建筑》 |
| (14)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 |
| (15) 《华南理工大学学学报》 |
| (16)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
| (17) 《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 |
| (18) 《华中建筑》 |
| (19) 《建材.建筑.装修》 |
| (20)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21) 《江苏建筑》 |
| (22) 《建筑》 |
| (23) 《建筑创作》 |
| (24) 《建筑技术及设计》 |
| (25) 《建筑科学》 |
| (26) 《建筑师》 |
| (27) 《建筑学报》 |
| (28) 《建筑知识》 |
| (29) 《建筑装饰材料世界》 |
| (30) 《南方建筑》 |
| (31) 《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32)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33) 《清华大学学报》 |
| (34) 《四川建筑》 |
| (35)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
| (36) 《时代建筑》 |
| (37)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38) 《上海建设科技》 |
| (39) 《世界建筑》 |
| (40) 《世界建筑导报》 |
| (41) 《设计新潮／建筑》 |
| (42) 《山西建筑》 |
| (43) 《天津大学学报》 |
| (44)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
| (45) 《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
| (46) 《新建筑》 |
| (47) 《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 (48) 《云南建筑》 |
| (49) 《中国建设信息》 |
| (50) 《浙江建筑》 |
| (51) 《中外建筑》 |
| (52) 《住宅科技》 |
| 2.1.2 景观园林设计类 |
| (01)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
| (02) 《古建园林技术》 |
| (03) 《广东园林》 |
| (04) 《蓝天园林》 |
| (05)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06) 《园林》 |
| (07) 《园艺学报》 |
| (08) 《中国园林》 |
| 2.1.3 规划设计类 |
| (01) 《北京规划建设》 |
| (02) 《城市》 |
| (03) 《城市开发》 |
| (04) 《城市发展研究》 |
| (05) 《城市规划》 |
| (06) 《城市规划汇刊》 |
| (07) 《城市问题》 |
| (08) 《规划师》 |
| (09) 《国外城市规划》 |
| (10) 《上海市城市管理学院学报(当代建设)》 |
| (11)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 |
| (12) 《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报》 |
| (13) 《现代城市研究》 |
| (14) 《小城镇建设》 |
| 2.1.4 室内设计类 |
| (01) 《缤纷》 |
| (02) 《城市住宅》 |
| (03) 《国际家居》 |
| (04) 《家具》 |
| (05) 《家具与环境》 |
| (06) 《家具与室内装饰》 |
| (07) 《家居主张》 |
| (08) 《家饰》 |
| (09) 《美家》 |
| (10) 《瑞丽-家居》 |
| (11) 《现代装饰》 |
| (12) 《上海家居》 |
| (13) 《世界家苑》 |
| (14) 《室内设计》 |
| (15) 《室内设计与装修》 |
| (16) 《时尚家居》 |
| (17) 《新材料.新装饰》 |
| (18) 《新居室》 |
| (19) 《中国厨卫》 |
| (20)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
| (21) 《装饰》 |
| (22) 《装饰装修天地》 |
| 3 研究分析与评论 |
| 3.1 入围期刊 |
| 3.2 核心、一级期刊的筛选 |
| 3.3 一级期刊的挑选 |
| 3.4 核心期刊的甄选 |
| 4 研究结论 |
| 4.1 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专业期刊等级鉴定结果: |
| Ⅰ 核心刊物(权威学术期刊) |
| Ⅱ 一级刊物(重要学术期刊) |
| Ⅲ 二级刊物(一般学术期刊) |
| 5 参考文献 |
| 6 后记 |
| 7 附录 |
| 附录1: 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期刊等级研究成果调查表 |
| 附录2: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三版 |
| 附录3: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目录》 |
| 附录4: 新闻出版署的《中国期刊方阵》社科期刊、《双效期刊》、《双百期刊》、《双高期刊》 |
（10）肉牛和肉用羊饲养标准起草与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工作任务来源 |
| 2 饲养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2.1 畜牧业快速增量型发展,饲料工业标准化功不可没 |
| 2.2 饲养标准制定与更新严重滞后于质量型畜牧业发展需求 |
| 3 国内外反刍动物饲养标准制定概况 |
| 3.1 国际上反刍动物饲养标准制定概况 |
| 3.2 我国反刍动物饲养标准制定概况 |
| 4 本研究拟解决和研究的问题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反刍动物饲料营养价值评定 |
| 1 饲料能量营养价值评定体系 |
| 1.1 能量评定体系概况 |
| 1.2 饲料能量营养价值评定 |
| 1.2.1 饲料能量单位 |
| 1.2.2 饲料总能(GE) |
| 1.2.3 饲料消化能(DE) |
| 1.2.4 饲料代谢能(ME) |
| 1.2.5 饲料净能(NE) |
| 1.2.6 饲料瘤胃可发酵能的评定 |
| 1.3 今后饲料能量营养价值评定的发展趋向 |
| 2 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体系 |
| 2.1 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体系发展概况 |
| 2.2 饲料氮源在反刍动物消化道内的转化过程 |
| 2.3 反刍动物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 |
| 2.3.1 饲料蛋白质在瘤胃中的降解 |
| 2.3.2 微生物粗蛋白质合成量评定 |
| 2.3.3 饲料可代谢蛋白质供给量评定 |
| 2.4 康乃尔净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体系(CNCPS) |
| 2.4.1 瘤胃微生物养分供给来源划分及其在瘤胃中降解 |
| 2.4.2 瘤胃功能微生态菌群分类及其对饲料营养组分主要代谢特点 |
| 2.4.3 小肠可吸收养分供给量估测 |
| 2.5 不同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体系主要优点和缺点 |
| 2.5.1 英国的可代谢蛋白质营养体系 |
| 2.5.2 法国的PDI体系 |
| 2.5.3 北欧的AAT/PBV体系 |
| 2.5.4 荷兰的DVE/OEM体系 |
| 2.5.5 澳大利亚ADLSP体系 |
| 2.5.6 美国可代谢蛋白质营养体系 |
| 2.6 今后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评定的发展趋向 |
| 3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反刍动物营养需要量研究 |
| 1 肉牛营养需要量 |
| 1.1 干物质采食量 |
| 1.2 能量和蛋白质体系 |
| 1.2.1 代谢能和代谢蛋白质需要量 |
| 1.2.2 维持净能和净蛋白质需要量 |
| 1.2.2.1 维持净能需要量 |
| 1.2.2.2 维持净蛋白质需要量 |
| 1.2.3 增重的净能和净蛋白质需要量 |
| 1.2.4 妊娠和泌乳的净能需要量 |
| 1.2.5 代谢能和代谢蛋白质利用效率 |
| 1.2.5.1 代谢能转化为净能的效率(k) |
| 1.2.5.2 可代谢蛋白质的沉积效率(kn) |
| 1.3 小肠可吸收氨基酸需要量 |
| 1.3.1 不同饲养水平下十二指肠灌注氨基酸对阉牛氮代谢的影响 |
| 1.3.2 成年阉牛蛋白质的消化及维持需要量的估计 |
| 1.4 矿物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 |
| 1.4.1 矿物元素 |
| 1.4.2 维生素 |
| 2 肉羊营养需要量 |
| 2.1 干物质采食量 |
| 2.1.1 妊娠母羊采食量 |
| 2.1.2 泌乳母羊进食量 |
| 2.1.3 生长羔羊采食量 |
| 2.2 能量需要量 |
| 2.2.1 代谢能需要量计算 |
| 2.2.2 维持净能需要量 |
| 2.2.3 增重的净能需要量 |
| 2.2.4 妊娠和泌乳的净能需要量 |
| 2.2.5 产毛净能需要量 |
| 2.2.6 代谢能转化为净能的效率(k) |
| 2.3 蛋白质需要量 |
| 2.3.1 代谢蛋白质需要量计算 |
| 2.3.2 维持净蛋白质需要量 |
| 2.3.3 增重净蛋白质需要量 |
| 2.3.4 用于妊娠和泌乳的净蛋白质需要量 |
| 2.3.5 产毛净蛋白质需要量 |
| 2.3.6 可代谢蛋白质的沉积效率(kn) |
| 2.4 矿物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 |
| 3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肉牛饲养标准》起草与制定 |
| 1 《肉牛饲养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 |
| 2 《肉牛饲养标准》报批稿正文 |
| 第五章 《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起草与制定 |
| 1 《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 |
| 2 《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报批稿正文 |
| 附录一、《肉牛饲养标准》等5项饲养标准审定会会议纪要 |
| 附录二、《肉牛饲养标准》标准审定意见 |
| 附录三、《肉羊饲养标准》标准审定意见 |
| 附录四、《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标准审定会会议纪要 |
| 附录五、《肉用绵羊和山羊饲养标准》标准审定意见 |
| 致谢 |
四、《云南畜牧兽医》2002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浅谈隆阳区肉牛产业发展现状与前景[J]. 宋兴邦. 云南畜牧兽医, 2021(06)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4]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科研与推广[D]. 滕昱廷.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5]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7]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8]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D]. 高嵬. 中国美术学院, 2004(01)
- [10]肉牛和肉用羊饲养标准起草与制定研究[D]. 杨红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