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系于一念之差（论文文献综述）
陈龙[1]（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指出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郭继民[2]（2020）在《佛教的“世界”》文中提出一、多重世界赵朴初先生尝言,佛教对中国人的语言影响甚大,此言颇确。因为很多常用词汇来自佛教,如平素人们常说的境界、自觉、如实、平等、现行、因缘等等皆源于佛经,流行于今天的"世界"一词亦来自佛教。据考证,"世界"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人翻译的《楞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孙琳[4]（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指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贾瑞芬[5]（2019）在《中唐士人心态视阈下的孟郊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士人心态一直以来都为学者所重视,并且成为了解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的途径。孟郊作为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诗人,他所表现出的个人心态带有强烈的庶族意识,并在多方影响之下形成了独具个性化的孟郊人格。笔者拟将天宝到贞元之际的社会变革当做研究背景来探讨孟郊的心态嬗变,进而分析心态变化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第一章将从唐代历史转折时期士人的心态表现入手,继而为稍后孟郊庶族意识的觉醒奠定基础。第二章考察朝代更迭之际以孟郊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在心态以及创作方面的变化。第三章从儒、释、道、墨角度深入挖掘孟郊以及士人的文化心理,对受四家思想影响下的心态表现进行细致阐发。第四章专门讨论世俗功利导致的苦闷挣扎,通过孟郊的人生轨迹彰显其复杂、矛盾的心理。最后,由孟郊心态延伸到韩孟诗派的整体创作过程,对其思想主张、诗歌风格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予以概括,架起连接孟郊与韩孟诗派及中唐社会的桥梁。文章主要以个案分析为主,考察孟郊心态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在朝代转折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全面认识文人心态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希望通过心态研究这一全新视角,能够对孟郊在唐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有所发挥。
孙羽丰[6]（2018）在《《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点校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分爲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以下简称《书经发颖集注》）的标点、文字处理和校勘等整理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在点校整理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书经发颖集注》作爲一本典型的坊刻科考用书,一方面,其题识和攀扯名士以爲作者的做法,都体现了当时坊刻科考用书爲了达到宣传效果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其解经体例有很大的代表性,存留了明代科考方式的影响痕迹。它独特的版本价值和思想史价值大大超出了其作爲“科考用书”这一身份的限定。第一部分的整理工作以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题名曾楚卿着、庄奇显订的六卷《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爲底本,以南宋淳佑十年（1250）上饶郡学吕遇龙刻本《书集传》、明正统时期内府刊本《书传大全》、明嘉靖二年（1523）赣州刻巾箱本《书经集注》作爲《书经集注》部分的校本,并附校记。第二部分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在明代科举制度影响下建阳坊刻的情况,其中以《书经发颖集注》的刊刻商龙田刘氏忠贤堂爲主要探究对象,并以题名和题识爲切入点,对撰者提出了质疑;二是《书经发颖集注》的解经特点,作爲科举用书,该书分爲上中下三栏,涵括了《书经集注》、主意、讲、钞解等各个层次的内容,是现存古籍中相对少见的情况;三是《书经集注》的版本问题,关於《书集傅》的各个版本可谓汗牛充楝,而《书经发颖集注》整理工作的校本选择是追溯梳理源流情况以後的结果;四是《禹贡》一篇的研究,对照吕本来看,《书经发颖集注》版的《禹贡》出现了极爲明显的多处增删,这种情况在建阳的其他书坊也有出现,故加以对比并说明情况;五是《书经发颖集注》作爲一个科举文献的范本,对科举学和尚书学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吴震宇[7]（2018）在《两宋乐妓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根据现存史料还原宋代乐妓形象,对该群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现象进行探讨,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即如何对乐妓和卖淫娼妇进行界定?宋代乐妓与前朝相比有怎样的时代特点?宋代乐妓的社会处境,交往群体、日常差应与管理制度又如何?关于乐妓与娼妇的区别,笔者以为不应以今人的观点,即以是否提供性服务作为界定标准。因为从乐妓的分类来说,可分为官、私两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市妓,如果说近似嫔妃、婢妾地位的宫妓（如仙韶女乐）、家妓与娼妇较易区分,那么“无常夫”的官妓与市妓就很难再以此标准进行判定。身为乐妓,是否掌握精湛的乐艺或者说是其技艺的掌握是否达到专业水平,日常工作或者说谋生方式是否以卖艺为主才是区别乐妓与卖淫妇的标准。一个真正的乐妓,需自幼接受严格的训练,训练的内容大致包括丝竹、歌舞、诗词创作以及书法、茶艺、言谈举止等等。每一项技艺都需经过刻苦的训练,付出大量的精力、财力方可熟习,乐艺才是乐妓最重要的谋生手段、立身之本。此外,乐妓的主要差应是在各类官私礼仪、宴会中担任歌舞、演奏乃至司仪之职,文艺演出才是乐妓的“本职工作”,这便是她们与“娼妇”的最大不同。宋代的乐妓与前朝相比又有她们的时代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技艺掌握的偏重、乐妓的来源及日常差应之上。相对于前朝,宋代的舞蹈已显衰微,贵族自舞极为少见,大规模、大场面的群舞表演逐渐被小型化的舞蹈表演所取代。随着缠足的流行,乐妓的舞蹈技艺也受到影响,所以宋代乐妓的舞蹈更多以舞袖、回旋、折腰等小幅度的动作为主。而与之相对的,由于宋人独重女音,宋代乐妓的歌唱技巧较之前朝却更为可观。按演唱形式大致可分为小唱、嘌唱、唱赚与叫声等,应对不同场景或不同层次的顾客群体而风格不一,或柔美雅致,或朴野活泼。此外,善于诗词翰墨的“才妓”更是多见于宋人记载,这也应与士人阶层的审美取向相关。就乐妓的来源而言,除了与前朝相似的没官为乐妓、乐妓养良人女或被拐卖略买而来之外,自择为妓的记载也更为多见。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传统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使得一部分人家为求财而培养亲女为乐妓,形成所谓“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风气,甚至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有提供幼女者,有培养者和中介、买家。由于良贱制度在宋代得到改良,正如宋出现以雇佣取代买卖奴婢的趋势,由典买、雇佣而来的乐妓也逐渐增多,且宋代不再限制乐户必须在本色本司间优先婚配,而能与常人通婚,相比于前朝,宋代乐妓的法律地位还是有所上升。但是如市妓、路歧散乐等也依旧被视为四民之外的杂类,她们的法律地位皆低于常人。而官妓则有乐籍,未经地方长官许可不能脱籍,甚至不能随便离开当地,实际上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以一词赠妓,或凭一时喜怒将乐妓打杀,亦常见于笔记,可见乐妓仍被视作财产,能被主人随意处置。另一方面,乐妓丰厚的家资与其卑贱的社会地位形成鲜明对比,使她们很容易成为被觊觎的对象,而一旦面临战乱,她们更是成为了首先被牺牲的人群。就宋代乐妓的社会交往而言,宋季三学益横,学舍士夫就成了乐妓最主要的客户群体之一。但另一方面,宋代士论虽以妓乐游宴为风雅之事,官府对官员狎妓却有诸多限制,如对妓乐宴会的时间及官员身份等都有一定限制。最重要的还是宋代规定官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却不得令其私侍枕席,与前朝不限宿妓不同,官员宿妓被归入“踰滥”罪之一。此外,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佛教在市民中普及,更带有世俗化的倾向,导致佛门戒规松弛,于是城市中的佛寺成为商业及娱乐中心,僧妓相接之事更是不绝于书。至于宋代官府对乐妓的管理大致以官妓为主,对于私妓,除大型会演时官府须召一些私妓参演之外,对私妓甚少干预。其中,又可分为中央朝廷管理与地方管理两大类别。朝廷的音乐管理机构,其职责仅限于宫廷和京城乐人的管理,先后有:东西教坊、化成殿、钧容班、德寿宫、临安府衙前乐、修内司敎乐所以及大晟府、仙韶院、云韶班,左右班乐等专掌乐人的机构。就地方而言,宋代各州府皆设有衙前乐营,即隶属于各州府衙门的乐队,它们由唐代“县内音声”演变而来,不仅管理男性乐人,也管理乐妓。与之配合的是各地妓乐司,妓乐司负责官妓的脱籍、附籍之事,是本州妓籍的管理机关,但它并不管理乐妓的训练、差应等事。除乐营负责召集排练和妓乐司负责乐籍之外,对地方乐妓的日常管理主要由州县官进行。知州、县令等不会参与乐妓们琐碎的日常管理事务,但他们可以随意责打乐妓,决定黥面之类的处罚,乃至决定乐妓的生死。而官妓是否能暂时离开本地,是否能脱籍,最终决定权往往在知州或县令手中。此外,乐妓如因事离县,须向当地县尉告假,县尉不许则不得离县,而乐妓非法离县,县尉有责任追还。当然,知州、县令或县尉都只是利用权势兼管官妓,官妓最直接的管理者或直属上司是乐营将。乐营将即管理地方乐人的伶官,地方官妓的日常差应便由他们安排、催督与统辖。
蔡志栋[8]（2016）在《评新权威主义——以萧功秦为中心》文中认为新权威主义是当代中国一大社会思潮,萧功秦是其坚定的代表人物。从发展过程来看,新权威主义经历了从20世纪的"三阶段论"到21世纪的"四阶段论",由此也更新了新权威主义的定义,甚至导致了名称的变迁。从论证理路来看,新权威主义一方面高度关注理论建构;一方面,积极回应同时代的社会思潮;第三方面则表现为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史论结合,互相支撑。同时,新权威主义注意吸收国外相近理论,借鉴外国现代转型经验,为自己作辩护。然而,新权威主义始终面临着三大质疑:一是如何担保政治性的权威必然发生民主转型?二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本身也是多元的;三是国外经验和理论的有效性如何值得深入探索,绝非简单可言。
王慧[9]（2016）在《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社会转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黄宗羲在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时,根据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提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理想的君道、臣道。理想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实行,而且需要通过教化实践来推行。黄宗羲的教化思想以理想社会和理想的君道、臣道为目的,通过教化这一手段,将君、臣、士人、民众塑造成符合理想社会要求的成员;使君、臣的思想言行合乎理想君道、臣道的要求。研究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明道救世的政治意图,挖掘其当代价值,更可对当前我国的社会道德建设、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公务员选拔等问题带来启发,还可以对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社会提供思想资源。黄宗羲的理想社会是以三代之治为摹本,由中气形成的、集智慧和道德于一身的圣贤实行由“仁义行”的王道政治,在政治社会里,每个成员各施其职、各安其分地践行孝、悌、忠、信儒家伦理道德,共同构建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生活。理想社会的实现需要圣君贤臣共同治理,他理想中的君王应以三代圣王为行为范式,像三代圣王那样承担起为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职责;理想中的贤臣出仕为“万民非为一姓”服务,不以奴婢之道事君,与君以师友关系平等相处。对此,黄宗羲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设计:一、以制度制约权力;二、改革胥吏制度、消除宦官之害;三、改革科举制度;四、养民富民的具体措施等。理想社会的实现,除了政治设计外,还要进行必要的教化。黄宗羲身处天崩地解之变局,对政治体系的精神根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孝道不仅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改进民俗的教化功能也很明显;他认为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是“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修德为本,收拾世道人心,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政治与教化运行中的关键人物君臣,黄宗羲提出了劝诫。士绅在化民成俗的进程中,承担了教化重任,他们要去伪立诚,养成君子品格。教化思想的落实需要经过一定的途径:“学校之教明”;书院讲学教化;社会风俗教化;以史、传、志、铭扬善惩恶;“天下之法”教化。教化的内容由理论变成实践还要借助具体的教化方法,主要有礼教规化、讨论辩难、榜样示范、存心养性等方法。论文结语部分指出了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将教化和治国结合起来,提出了重构理想社会的蓝图。从为民“兴公利,除公害”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圣君贤臣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教化理想。
劳承万[10]（2015）在《中国古文化“天人合一”中之心性功能与体用论——兼论中西文化之本义及比较》文中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心性功能虚灵性（阴阳之道）及其纲目形态。为了更清晰地看清以上特征,必须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否则,不是"坐井观天",便是"黑夜里看黑牛"的理论,一片茫然而已。
二、历史系于一念之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系于一念之差（论文提纲范文）
（1）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于右任的诗话着述及其早期诗学观念 |
| 第一节 《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 一、傅辑本《骚心丛谈》补遗勘误 |
| 二、《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 |
| 三、《骚心丛谈》的诗学观念 |
| 第二节 《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 一、《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 |
| 二、《独树斋诗话》的诗学观念 |
| 第二章 于右任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与诗风演变 |
| 第一节 于右任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
| 一、倡言革命,反帝反清 |
| 二、山河沦落,革命艰难 |
| 三、落叶归根,遥望大陆 |
| 第二节 于右任的人生历程与诗风演变 |
| 一、早期诗歌(1906年以前):慷慨悲愤 |
| 二、中期诗歌(1906—1949年):沉郁顿挫 |
| 三、后期诗歌(1950—1964年):悲凉感伤 |
| 第三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 |
| 第一节 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发生发展 |
| 一、《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与前南社时代 |
| 二、《民吁日报》与南社的崛起 |
| 三、《民立报》与南社的兴盛 |
| 第二节 陕西靖国军诗群及其诗歌活动考论 |
| 一、陕西靖国军诗群的崛起 |
| 二、陕西靖国军诗群谱系述略 |
| 三、陕西靖国军诗群发展的三个阶段 |
| 第三节 民族诗坛及其“民国诗运动”考论 |
| 一、民族诗坛考述 |
| 二、民族诗坛的“民国诗运动” |
| 三、民族诗坛在抗战诗史上的影响 |
| 余论 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及其诗学改革 |
| 一、“朝野齐推为诗魁”: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 |
| 二、“诗体解放说”与台湾诗学改革 |
| 第四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歌的近现代化 |
| 第一节 晚清诗歌近代化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 一、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鸦片战争爱国诗潮 |
| 二、中国诗歌近代化的阶段特征 |
| 三、《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 第二节 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
| 一、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 |
| 二、旧新诗体共同发展的启示 |
| 附录一 《半哭半笑楼》辑录 |
| 附录二 《骚心丛谈》辑录 |
| 附录三 《独树斋诗话》辑录 |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报载于右任佚诗辑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2）佛教的“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多重世界 |
| 二、多重世界的来源 |
| 三、心统世界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唐士人心态视阈下的孟郊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中唐社会与士人心态 |
| 第一节 朝政废弛下的文士悲歌 |
| 第二节 破败现实中的黍离之悲 |
| 第三节 消极士群里的新旧思想 |
| 第二章 新旧交替之际的“微尘”——寒门孟郊 |
| 第一节 “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的艰辛与庶族阶层的崛起 |
| 第二节 进取受挫与寒门“不平之鸣” |
| 一、身世颓丧、仕路蹇涩的外在表现 |
| 二、忧愤交错之下的苦吟之风 |
| 第三章 跌宕人生路上的政治路径——奋斗孟郊 |
| 第一节 以儒取径——虚幻与真实的交织 |
| 一、辗转干谒的儒士心劳 |
| 二、结交寒门的以退为进 |
| 三、希求“证玉”的政治抱负 |
| 第二节 撷取墨侠——“豪气一洗儒生酸” |
| 一、儒侠对举之下的文武互补 |
| 二、仗剑使气的直率激昂 |
| 第三节 借佛自嘲——仕隐流连的苦闷彷徨 |
| 第四节 追慕道化——理想幻灭的黯然神伤 |
| 一、干谒风气下的道境环游 |
| 二、遗世独立的道心与“独鹤”寡俦的对举 |
| 三、穷途末路之余迷信长生 |
| 第四章 难脱世俗羁绊的苦闷挣扎——悲苦孟郊 |
| 第一节 羁旅行役与穷达转变的科场不遇之悲 |
| 一、漂泊流荡的孤独心态 |
| 二、“横天无羽翰”的焦灼无力心态 |
| 三、春风得意的进取心态 |
| 第二节 溧阳沉郁与仕隐纠结的官场失落 |
| 第三节 晚景凄凉与壮怀难酬的人生失志之苦 |
| 一、苦诗不成转虚空的释然情怀 |
| 二、亲友零落不相保的孤寂心绪 |
| 三、强从驱驰报知己的临终壮怀 |
| 余论——韩孟诗派与中唐士人心态 |
| 一、韩孟诗派与中唐社会 |
| 二、韩孟诗派的思想意识 |
| 三、韩孟诗派的诗歌风格 |
| 四、韩孟诗派与时代精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孟郊交游简谱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点校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书经集注序 |
| 新锲曾太史书经考证 |
| 附录《篇总十句》 |
| 附录《禹贡歌》 |
| 语》'>《附记(四书>语》 |
| 《附唐君年号》 |
| 《附宋君年号》 |
| 《国朝庙谥建元附》 |
| 《国朝祖宗年类详》 |
| 书经卷之一 |
| 虞书 |
| 尧典 |
| 舜典 |
| 大禹谟 |
| 皋陶谟 |
| 益稷 |
| 书经卷之二 |
| 夏书 |
| 禹贡 |
| 甘誓 |
| 五子之歌 |
| (?)征 |
| 书经卷之三 |
| 商书 |
| 汤誓 |
| 仲虺之诰 |
| 汤诰 |
| 伊训 |
| 太甲上 |
| 太甲中 |
| 太甲下 |
| 咸有一德 |
| 盘庚上 |
| 盘庚中 |
| 盘庚下 |
| 说命上 |
| 说命中 |
| 说命下 |
| 高宗肜日 |
| 西伯戡黎 |
| 微子 |
| 书经卷之四 |
| 周书 |
| 泰誓上 |
| 泰誓中 |
| 泰誓下 |
| 牧誓 |
| 武成 |
| 洪范 |
| 旅獒 |
| 金縢 |
| 大诰 |
| 微子之命 |
| 康诰 |
| 酒诰 |
| 梓材 |
| 书经卷之五 |
| 召诰 |
| 洛诰 |
| 多士 |
| 无逸 |
| 君奭 |
| 蔡仲之命 |
| 多方 |
| 立政 |
| 书经卷之六 |
| 周官 |
| 君陈 |
| 顾命 |
| 康王之诰 |
| 毕命 |
| 君牙 |
| 冏命 |
| 吕刑 |
| 文侯之命 |
| 费誓 |
| 秦誓 |
| 点校说明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7）两宋乐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乐妓的界定 |
| 第一节 乐妓非娼妇辩 |
| 一、妓之本义 |
| 二、乐妓重在艺——歌舞、器乐、翰墨 |
| 三、宋代营妓考辩 |
| 四、宋代市妓的兴盛 |
| 第二节 乐妓的来源 |
| 一、没官为乐妓 |
| 二、乐妓养良人女 |
| 三、自择为乐妓 |
| 四、被拐卖、略买 |
| 第三节 乐妓的培养 |
| 第三章 宋代乐妓的身份与社会地位 |
| 第一节 丰厚的家资 |
| 一、收入的丰厚 |
| 二、生活的奢侈与夸富 |
| 第二节 卑贱的社会地位 |
| 一、乐妓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 |
| 二、社会对乐妓攫取财富的态度 |
| 三、乐妓财产权与生存权的危机 |
| 第四章 乐妓的社会交往及其婚姻 |
| 第一节 佛门未必清净地 |
| 一、乐妓与佛寺 |
| 二、乐妓与僧人 |
| 三、乐妓与佛教信仰 |
| 第二节 乐妓与官员 |
| 一、对官员狎妓的限制 |
| 二、对违禁狎妓的处罚 |
| 三、实际处置的随意性 |
| 第三节 乐妓与学子 |
| 一、乐妓与学子的密切关系 |
| 二、妓对学子的利用 |
| 三、登第负心与谋财害命 |
| 第四节 乐妓的婚姻 |
| 一.乐妓对婚姻的谋划 |
| 二、不由自主的婚姻 |
| 三、婚后的不幸 |
| 第五章 宋代乐妓的政府管理与社会角色 |
| 第一节 宋代官府对乐妓的管理 |
| 一、朝廷的管理机构 |
| 二、管理地方乐妓的方式 |
| 第三节 乐妓的日常差役 |
| 一、声色娱人——游宴迎送 |
| 二、设法卖酒 |
| 三、仪式表演——庆典、祭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评新权威主义——以萧功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思想要义与历史发展 |
| 二、回应社会思潮 |
| 三、重新解释历史 |
| 四、三大质疑 |
（9）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现状与创新点 |
| 1.2.1 选题的研究现状 |
| 1.2.2 本文的创新点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
| 2 概念的阐释 |
| 2.1 对政治概念的阐释 |
| 2.2 对教化概念的阐释 |
| 2.2.1 中国传统儒学对教化概念的阐释 |
| 2.2.2 西方社会对教化概念的阐释 |
| 3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基础 |
| 3.1 黄宗羲的生平 |
| 3.2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产生的背景阐述 |
| 3.2.1 明末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 |
| 3.2.2 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产生新的生产关系 |
| 3.2.3 思想文化反对空谈玄虚,注重实学 |
| 3.3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
| 3.3.1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
| 3.3.2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
| 3.4 黄宗羲政治思想与教化思想的关联 |
| 4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内容 |
| 4.1 黄宗羲的理想社会 |
| 4.1.1 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模型 |
| 4.1.2 理想的君道和臣道 |
| 4.2 黄宗羲的政治主张 |
| 4.2.1 以制度制约权力 |
| 4.2.2 改革胥吏制度、消除宦官之害 |
| 4.2.3 改革科举制度 |
| 4.2.4 养民富民的具体措施 |
| 5 黄宗羲教化思想的内容、途径及方法 |
| 5.1 黄宗羲的教化思想 |
| 5.1.1 教化内容 |
| 5.1.2 对君臣的劝诫 |
| 5.1.3 士绅教化 |
| 5.2 黄宗羲教化的途径 |
| 5.2.1 “学校之教明”,改进风俗 |
| 5.2.2 书院成为民间教化的地方 |
| 5.2.3 社会风俗教化 |
| 5.2.4 以史、传、志、铭扬善惩恶 |
| 5.2.5 法治教化 |
| 5.3 教化的方法 |
| 5.3.1 礼教规化 |
| 5.3.2 讨论辩难 |
| 5.3.3 榜样示范 |
| 5.3.4 存心养性 |
| 6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
| 6.1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1.1 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 |
| 6.1.2 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
| 6.1.3 对公务员选拔的启示 |
| 6.2 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
| 6.2.1 有助于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
| 6.2.2 关注民生,有助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 |
| 6.2.3 有助于促使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历史系于一念之差（论文参考文献）
- [1]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2]佛教的“世界”[J]. 郭继民. 法音, 2020(07)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5]中唐士人心态视阈下的孟郊诗歌研究[D]. 贾瑞芬.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新镌曾元赞书经发颖集注》点校和研究[D]. 孙羽丰. 厦门大学, 2018(07)
- [7]两宋乐妓研究[D]. 吴震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评新权威主义——以萧功秦为中心[J]. 蔡志栋. 兰州学刊, 2016(11)
- [9]黄宗羲政治与教化思想研究[D]. 王慧. 南京理工大学, 2016(07)
- [10]中国古文化“天人合一”中之心性功能与体用论——兼论中西文化之本义及比较[J]. 劳承万.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