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布告(第一号)——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彭庆鸿[1](2021)在《苏维埃时期的工作报告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健全苏维埃政府组织与工作体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底初创了工作报告制度。1932年初,中央为了解、督促、检查地方政府的工作执行情况,强力推进工作报告制度的实施。到1933年,工作报告制度已然在各级政府的工作中得以贯彻落实,并形成了定期报告、临时报告、限时报告、总结报告的多重报告方式和报告工作、报告听取、报告检查的制度流程。工作报告制度的实施,强化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组织领导和工作监督,也促进了中央政令、苏区工作的有效执行。
彭景涛,张文卓[2](2021)在《中央苏区交通邮政经费的筹措管理与苏区精神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中央苏区的交通邮政建设依然迅速形成网络并有序运转,保证了革命之所需。在物质资源相当紧张的环境中,能取得这一成果,是因为在经费筹措与管理的一系列措施中,精神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精神就是苏区精神。分析精神因素在中央苏区交通邮政的经费筹措与管理中的作用,能看到苏区精神是如何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程玲[3](2021)在《中共早期治国理政实践研究(1931-1934) ——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共早期治国理政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为起始,《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重要平台。因此,通过梳理《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真实反映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实践,对于新时代中共的治国理政具有历史的启迪作用。论文在充分参考借鉴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红色中华》报道内容为中心,系统考察中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举措,总结中共早期治国理政实践中蕴含的经验与启示。论文首先从《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方面的报道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从中窥见中共在早期治国理政方面的具体举措。政治建设方面,中共注重民主政治的建设,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政治权力的监督,力求打造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经济建设方面,中共注重保护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动员工农群众的力量,为革命战争与国家建设筹措经费支持;军事建设方面,中共注重工农红军队伍军事实力的提升,从扩大红军队伍与开展军事教育两方面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注重军民团结,动员工农群众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文化建设方面,中共注重利用报刊、戏剧等文化载体宣传中央的政策,重视教育、体育工作的开展,提高苏区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肃清苏区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论文进一步对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具体举措进行研讨分析,初步总结出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经验与启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发展离不开多方的协调配合,各项革命任务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宣传工作贯穿所有革命任务的始终。《红色中华》作为中共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平台,坚持了党性原则。新时期提高中共治国理政水平更加需要加强中共自身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
丁凌[4](2020)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长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次特殊行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吹响了抵御外敌入侵和反抗剥削压迫的冲锋号。虽然今天的我们已无法重回当年的时空环境,但是若有机会重走长征路,依然能够直观地感受长征的一些特点——“大多时候行走于民族地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的存在,才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进程,才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同时留下了可资借鉴与总结的民族政策完善与发展经验。基于此,本文从统战学的视角出发,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逻辑递进线路作为论文的结构指向,同时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中的相关知识,充分阐释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变化理路、基本内容、历史成效,进而总结其在总体定位、价值实现和创新发展三个方面的当今启示。其中,在阐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民族政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一定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只要中华民族多元互融的基本特点不变,民族政策就有存在的必然和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支撑;只要国内外情势有所变化发展,民族政策就有随之调整的方向;只要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民族政策就有细化的现实参考。而这三项因素又成为不断形塑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动力。简言之,上述因素决定了民族政策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外形”,即彼时的时空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紧接着对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变化理路的探究,实际上是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段是如何调适民族政策使其得到进阶式发展并与上述环境影响下的时代任务相契合的。本文依据长征时期所发布的民族政策相关文件及其内容,总结了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研究认为,战略转移的开始推动了在此之前民族理论的延续,同时也使此前的民族政策派上了用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突破性”进展。懋功会师后,党和军队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对前期的民族政策做了总结与调整,使其与中国革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民族政策进行实践贯彻。红军北上后,《八一宣言》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研究了具体形势变化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同时将民族政策调整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相结合的新高度。这是民族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指导着民族政策朝向更加符合国内外情势和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方向变化完善,并成为突显民族政策作为统一战线领域政策供给的重要节点。上述前后相继、不断升华的民族政策发展脉络,不仅诠释了其质态与目标的变化,还为形成彼此相关却又作用不同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基础。自长征开始,频频出现敌对势力对党和军队的虚假宣传,而党和军队在长征之前尚未在民族地区充分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少数民族群众对真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为了打消少数民族同胞的疑虑,红军宣传并执行了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等政策,建立了政治关联的通道。同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宣传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政策,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民族平等,由此增进了与各族群众的团结。当看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上的困难后,党针对土地没收与分配、工商业发展、税收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内容,虽然有些还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但依然不影响少数民族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保障各族同胞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了制度化的组织方式并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区域自治由此萌芽。毫无疑问,民族政策的质态与目标变化,基本内容的丰富,红军纪律严明的执行等,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还带来了不同角度的收获。从时代发展之维观察,表现在保存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壮大革命队伍、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个方面。从作为民族政策制定者的中国共产党之维来观察,其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有了深入、具体的了解,提高了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并由此奠定了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从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政策受众方的维度观察,其对党的认同,对民主平等与互助发展信念的坚定正是民族政策既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现在时态,又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将来时态的具体表现。以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为切点,在体悟那段历史的过程中不难提炼很多规律性的内容。不管是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还是传承调查研究、政策宣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在长征中得到充分验证的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抑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有机统一,保证民族政策内容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等经验承继中实现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都是通过民族政策来增进各族同胞的团结,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时代发展的有益做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立体、全面地开展上述研究,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嵌入式分析的方法,将具有辅证性质的纪实性故事,流传下来的歌谣、诗作,刻在板壁桥头的标语、口号等内容融入了正文中,尽可能地弥补目前成果中以纪念性、描述性研究居多这一不足;运用以内容变化为基础分时段展现民族政策进阶过程的方法,避免了单就某一区域、某一具体政策为研究出发点带来的碎片化现象;加之归纳对比、语句情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在解析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力求讲清楚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民族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在不断的理论提升、实践突破与观点积累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内容、作用,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按照上述逻辑线路在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论证了历史文化因素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与形塑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说明了基本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指向,还细致分析了各主力军在民族政策实践层面事实上经历的阶段和各阶段的首创性内容,在挖掘材料的过程中整理了各主力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时间、对应地区和接触到的主要少数民族,以期进一步完善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为后续开展某项具体政策源流或少数民族地区红色基因与社会变迁等主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导引。与此同时,由上述过程去体会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的长征的意义,了解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革命发展做出的贡献,感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决心,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知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激发民族政策的价值与作用,使其在不断完善中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之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许圣义,席晓庆,张改层[5](2020)在《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苏区邮政——中共中央邮政总局溯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最高邮政领导机构,1932年5月1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成立,局址在叶坪中石村。它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和管理苏区的邮政工作,同时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中央苏区的邮政组织机构,
庞振宇[6](2020)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政治功能与时代意蕴》文中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移植于苏联的国家监察制度,同时也根据中国传统监察文化进行了制度创新。各级工农检察机关通过行使监督权、调查权和建议权,监督苏维埃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法令,领导工农与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怠工动摇等现象作斗争,增强了民众对各级党政领导力的政治信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建设与实践经验,对于今天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和推进全方位的监督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杨[7](2020)在《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央苏区与青天白日旗迥异的政权性质、实力的寡重之别,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时刻考量“革命”问题,反革命罪因之成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刑罪。从反革命罪的立法看,1931年12月的第六号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以及1934年4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成为中央苏区惩治反革命的主要法规。从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看,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主要表现出了四个突出特点:在定罪上从重行为到以言获罪;在审判中是司法、行政与革命手段的综合运用;量刑上的区别考量;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缺失与上诉期限的自由裁量。反革命罪的立法与司法,映射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多维面向:鲜明的阶级性、服务于革命战争、政令与法律的交融、多惩罚少权利保护、蕴涵“左”的因素。反革命罪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身份累积的一笔治理国家刑事诉讼的经验,对此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健康[8](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林炫臻[9](2020)在《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对疆域进行有效管理而对其进行层级划分的区域。通过设置若干层级、不同类型的政区,使国家权力在空间上实现再分配。行政区划体系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在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政区属于直接管理基层社会的基层政区,自秦“废分封,行郡县”以来,一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本文所述之桂西地区,是指今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岭南极边、荒蛮化外之地。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历代中央政府的官僚系统都难以深入进行有效管辖。中华民国建立后,广西地方实力派无论是旧桂系还是新桂系,出于扩充自身实力、加强社会治理等需要,均对广西地方政区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不仅彻底完成了改土归流,还通过厘清县界、调整基层地方归属、析置新县、迁移县治等措施,使桂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趋于合理,有效巩固了桂系对广西的统治。总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了桂西地区政区的现代化,而且奠定了当今桂西地区政区格局的基础。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桂西地区的县级政区变动频繁,既有出于政府的主观意愿因素,又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政府主导始终是民国时期桂西县级政区变动的源动力;由于县级政区直接面向基层,所以地方社会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影响政区调整的走向。总之,民国时期桂西地区县级政区的频繁变动,是当时广西当局与桂西各县地方派系势力互动交流甚至博弈妥协的结果,经过复杂的变动过程,才最终形成桂西县级政区的格局。
孙延青[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布告(第一号)——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布告(第一号)——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苏维埃时期的工作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苏维埃工作报告制度的初创 |
第一,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的工作报告。 |
第二,指导员、特派员等机关干部向部门或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
第三,各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向区域选民做工作报告。 |
二、工作报告制度的实施 |
三、工作报告制度的完善 |
第一,形成了定期报告、临时报告、限时报告、总结报告的多重报告方式。 |
第二,形成了工作报告、报告听取与审查、报告检查的制度流程。 |
四、工作报告制度的历史作用 |
结语 |
(2)中央苏区交通邮政经费的筹措管理与苏区精神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央苏区交通邮政建设面临的形势 |
二、中央苏区时期交通邮政事业的经费筹措 |
(一)交通邮政事业的经营收入 |
(二)利用公田和经济建设公债筹措资金 |
(三)通过动员民众捐款的方式筹措资金 |
三、中央苏区时期交通邮政事业的经费管理 |
(一)交通事业的经费管理 |
1.制定交通建设财务预算 |
2.控制经费开支 |
(二)邮政事业的经费管理 |
1.制定邮政会计制度 |
2.开展节省运动 |
3.建立邮政经费审计制度 |
四、精神因素与交通邮政经费筹措与管理 |
五、结语 |
(3)中共早期治国理政实践研究(1931-1934) ——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1.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研究 |
2.关于《红色中华》的研究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研究方法 |
2.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政治建设为中共早期治国理政提供方向引领 |
(一)组织与制度建设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心骨” |
1.政权组织与地方群众组织 |
2.建立各级代表会议制度 |
3.完善选举制度 |
(二)国家廉政建设是苏维埃政府的“定心丸” |
1.反贪污浪费 |
2.反官僚主义 |
3.反封建迷信 |
(三)权力监督机制是苏维埃政府的“紧箍咒” |
1.发挥舆论监督 |
2.重视群众监督 |
二、经济建设为中共早期治国理政提供物质基础 |
(一)农业生产是苏维埃政府的基石 |
1.开展查田运动 |
2.开展春耕运动 |
(二)经济动员是苏维埃政府的引擎 |
1.开展节省运动 |
2.进行筹款与募捐 |
3.开展粮食运动 |
(三)国家财政是苏维埃政府的支柱 |
1.实施税收征管 |
2.重视公债发行 |
三、军事建设为中共早期治国理政提供硬核保障 |
(一)军队建设是红军自身力量的升级 |
1.开展扩红运动 |
2.加强军事教育 |
(二)军民融合是中共军事斗争的补给 |
1.落实优红工作 |
2.群众拥军工作 |
(三)地方武装是中共军事力量的加成 |
1.主要组成部分 |
2.开展野营演习 |
四、文化建设为中共早期治国理政提供精神给养 |
(一)文化是丰富民众实际生活的现实之需 |
1.主要报刊的出版 |
2.戏剧运动的开展 |
(二)教育是提升民众文化水平的必由之路 |
1.落实教育任务 |
2.丰富的教育类型 |
(三)体育是提高民众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
1.红军体育运动 |
2.社会体育运动 |
五、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一)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 |
1.革命任务之间具有联系性 |
2.宣传工作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关键 |
3.党报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 |
(二)中共早期治国理政的现实启示 |
1.中共提高治国理政水平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2.中共提高治国理政水平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3.中共提高治国理政水平需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
4.中共提高治国理政水平需要推进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4)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三) 总体评价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与新的探索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新的探索 |
五、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阐释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二) 相关理论阐释 |
第一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 |
一、多民族共存互融的客观条件 |
(一) 多民族共存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必然存在的基本前提 |
(二) 多民族互融是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支撑 |
二、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影响 |
(一) 外部环境的逼仄导引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朝向 |
(二) 内部救亡图存的曲折探索推动了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调适 |
三、战略转移的区域特点与现实需求 |
(一) 少数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 |
(二) 民族政策是实现党和军队与各族同胞联系的纽带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理路 |
一、战略转移推动了长征之前民族政策的延续与突破 |
(一) 战略转移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探索得以延续 |
(二) 战略转移开始阶段的民族政策源于长征之前的探究成果 |
(三) 战略转移为民族政策落地实施和相应突破提供了场域 |
二、懋功会师成为民族政策发展的转折点 |
(一)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以实现理论提升和观点补充 |
(二) 懋功会师后民族政策得到深入贯彻与检验调适 |
三、瓦窑堡会议促使民族政策产生了新变化 |
(一)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民族政策理论新高度的跨越 |
(二) 瓦窑堡会议后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新发展与观点再积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
一、建立并畅通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政治关联的渠道 |
(一)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二)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
(三) 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 |
二、尊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 |
(一)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二)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
(三) 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
(四) 规范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
三、保障少数民族经济利益,摒除发展弊端 |
(一) 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保障工人与商人的合理权益 |
(二) 建立满足农民生产需求的土地没收与分配方案 |
(三) 提出切实保障贫苦民众权益的合理纳税措施 |
四、维护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制度化组织方式 |
(一) 传播民主自治观念 |
(二) 探索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历史成效 |
一、服务于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 |
(一) 保障长征胜利,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 |
(二) 壮大革命力量,促使革命运动持续高涨 |
(三) 团结共御外侮,少数民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完善民族政策的能力 |
(一)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的成熟认知 |
(二)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水平 |
(三) 奠定了长征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 |
三、推动了解放与发展的真理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 |
(一) 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 |
(二) 坚定了少数民族民主平等、团结互助的发展信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当代启示 |
一、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 |
(一) 民族政策应围绕时代的中心任务来制定、实施和完成 |
(二) 民族政策是统一战线领域不可或缺的政策供给 |
二、明确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 |
(一) 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 |
(二) 将政策宣传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始终 |
(三) 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引领作用 |
三、承继民族政策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根本指引 |
(二) 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统一 |
(三) 保证具体内容能够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政治功能与时代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移植与创新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政治功能 |
(一)监督检查国家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正确执行政策法令 |
(二)受理并调查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告材料 |
(三)检举一切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
(四)直接处理不涉及犯罪行为的案件或提出处理建议,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时代意蕴 |
四、结语 |
(7)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第二章 马恩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2.1 法律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 |
2.2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
2.3 社会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第三章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 |
3.1 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 |
3.2 中央苏区时期反革命罪立法的动因分析 |
3.2.1 保卫新生政权的亟需 |
3.2.2 稳定新生政权的必要 |
3.3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立法 |
3.3.1 地方苏区反革命罪立法 |
3.3.2 从第六号训令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
第四章 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 |
4.1 定罪:从重行为到以言获罪 |
4.2 审判:司法、行政、革命手段的综合运用 |
4.3 量刑:重刑中的区别考量 |
4.4 反革命罪犯的权利保护:辩护的缺失与上诉期限的自由裁量 |
第五章 反革命罪视域下的中央苏区法制建设 |
5.1 鲜明的阶级性 |
5.2 服务于革命战争 |
5.3 政令与法律的交融 |
5.4 多惩罚制裁少权利保障 |
5.5 “左”的倾向蕴含其中 |
结束语革命与法治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四、基本框架与时空范围 |
第一章 1912—1921 年旧桂系时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第一节 旧桂系时期桂西地区政区体制的变动 |
一、清末桂西地区的政区体制及政区设置 |
二、1911—1912 年广西暂行的政区体制 |
三、1913—1914 年广西政区体制的逐渐定型 |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土属政区的裁撤与改流 |
一、清末民初桂西地区土属政区的设置和管理 |
二、旧桂系执政初期对“改土归流”的初步准备 |
三、旧桂系“改土归流”的全面实施 |
第三节 旧桂系末期桂西地区的政区设置情况 |
小结 |
第二章 1925—1929 年新桂系初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第一节 新桂系初期政区体制的变动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政区体制的规范 |
二、新桂系初期对桂西政区体制的改革 |
第二节 新桂系初期的彻底“改土归流” |
一、新桂系初期的“改土归流”规划 |
二、新桂系“改土归流”的过程 |
第三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地区县治的择定与迁移 |
一、奉议县治的迁移 |
二、绥渌县治的迁移 |
三、上金县治的选定 |
第四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各县的等第变化 |
小结 |
第三章 1931—1949 年新桂系对桂西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
第一节 1931—1949年桂西县行政区域的改动 |
一、中央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相关举措和法令 |
二、“旧田南道”辖境县级政区的大范围调整 |
三、桂西其他各县区域的小范围改动 |
第二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县治的改变 |
一、雷平县治迁至太平 |
二、“田南整理县界计划”中县治的改变 |
第三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各县的等第变更 |
第四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桂西各县与准统县政区之间隶属关系的变动 |
一、民团区的设置与变动 |
二、行政监督区的设置与变动 |
三、行政督察区的设置与变动 |
小结 |
结论 |
一、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趋势 |
二、民国时期影响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因素 |
三、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特点 |
四、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改革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布告(第一号)——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苏维埃时期的工作报告制度研究[J]. 彭庆鸿. 苏区研究, 2021(05)
- [2]中央苏区交通邮政经费的筹措管理与苏区精神的作用[J]. 彭景涛,张文卓.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21(04)
- [3]中共早期治国理政实践研究(1931-1934) ——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D]. 程玲.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4]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D]. 丁凌. 山东大学, 2020(04)
- [5]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苏区邮政——中共中央邮政总局溯源[J]. 许圣义,席晓庆,张改层. 文史春秋, 2020(09)
-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监察制度的政治功能与时代意蕴[J]. 庞振宇. 江西社会科学, 2020(07)
- [7]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 ——以反革命罪为中心的考察[D]. 李杨.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6)
- [8]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D]. 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