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东亚国家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蔡琬琳[1]（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梁风雁[2]（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史聿韦[3]（2021）在《俄罗斯能源外交框架下的俄土能源外交》文中研究表明俄罗斯具有非常优异的能源禀赋,特别是油气资源不仅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同时也是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二十一世纪初,普京总统上台后,对能源作为外交“武器”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视,并将自己实用主义的外交风格融入到俄罗斯能源外交实践之中,由此能源外交逐渐成为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在俄罗斯能源外交活动中,俄欧能源关系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美欧国家对俄罗斯开展了多轮次的严苛制裁,至今尚未终结,使俄欧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种局面下,俄罗斯寻求以能源作为突破点,充分发挥“双头鹰式”外交战略“西顾东望”的特点,以能源外交为重要战略手段,积极寻找多元化的能源输出渠道,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如今,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向东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战略,但它并未放弃与欧洲国家的联系,在能源运输通道的多样化上积极同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外交,进而达到重返欧洲市场的目的,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俄主动开展同土耳其的能源外交。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掌控着海上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重新选择对欧的能源通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土耳其现任的埃尔多安政权在国际关系中,尤其在同美欧国家的交往中显示出了较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因素成为俄加强对土耳其能源外交活动的重要考量。此外,研究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有利于及时把握俄罗斯能源外交政策的动态,对中国维护及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第一章对俄罗斯能源外交进行整体概述,由此引出第二章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框架、定位以及“乌克兰危机”影响下俄罗斯能源外交策略的调整等内容。在此基础上,第三章以俄罗斯开展同土耳其的能源外交为例,归纳总结了俄罗斯对土耳其开展能源外交的动因、战略设想和能源合作的内容,找到影响俄罗斯能源外交实施的障碍因素,进一步说明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变化和调整目的。第四章通过对上文的总结,归纳出普京对俄罗斯能源发展安全的战略设想和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发展趋势,并且得出研究俄罗斯能源外交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原武秀美（Haratake Soomi）[4]（2019）在《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研究》文中提出东亚是21世纪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中经济增速最快的中心,在东亚经济贸易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将能从网络中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本与国际经济影响力。日本自上世纪以来一直位于东亚经济网络的中心位置,维持与增强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对保持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日本贸易竞争力具有现实的经济价值。本文在梳理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与社会网络理论基础上,利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对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得到了日本一直位于东亚货物贸易网络的中心,对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国家有较大的影响力与控制度,但近十年日本的中心地位与货物贸易影响力在逐渐下降,其贸易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利用要素分析法与统计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汇率稳定性同日本在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与汇率稳定性同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提高日本的劳动力素质、保持日元汇率的稳定性、扩大日本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市场规模都有利于维持日本的强势贸易地位与竞争力。针对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逐渐下降的问题,指出了四个改善路径:优化日本的货物贸易关系结构、优化日本的劳动力结构、维持稳定的汇率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日本贸易市场的规模。
佟伟伟[5]（2019）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之际,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合作和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推进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和降低东亚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次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分工体系,从而奠定了自身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先者”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弱以及中国、东盟等经济的迅猛增长,东亚原本梯次分明的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被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东亚生产网络”取代。从“雁行模式”到“东亚生产网络”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了“领先者”作用,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余年后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经济体、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首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启了迅猛增长之势,对东亚直接投资流量更是于2008年超越了日本。不仅如此,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为最终消费品提供进口市场外,中国在其他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均已高于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新的“领先者”,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藉此推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通过联动发展分析、实证分析全面剖析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藉此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基于生产要素集聚、国际生产分割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作用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国际分工变迁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其次,在回顾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规模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联动发展分析。在规模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日本自身以及“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电气机械行业以及精密机械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互补关系;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替代关系;与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以及食品、纺织、化学、钢铁及非铁金属、一般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则不明确。在结构层面,日本对“四小龙”直接投资与“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互补关系;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五国直接投资与其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替代关系;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自身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不明确。日本各行业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该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食品行业和一般机械行业表现为替代关系;在纺织行业、化学行业和精密机械行业表现为互补关系;在钢铁及非铁金属行业、电气机械行业和交通设备行业表现的不明确。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分工模式演进以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不无关系。再次,在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层面,分别构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及贡献。总体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前23期呈正向影响,第23期开始呈负向影响,其影响及贡献比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经济开放度更大;地域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日本和“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对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呈正负交替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次序为东盟五国、中国、“四小龙”和日本;行业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均呈正负交替变化,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纺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贡献最大、对电气机械行业贡献最小。最后,通过中日比较发现,中国在东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均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国地位提升对日本区域作用发挥以及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基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苏跃辉[6]（2019）在《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很多国家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战略,由此金融部门开始加速发展,并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化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日益膨胀,金融利润的比例逐渐攀升,金融业开始在很多发达国家跻身于行业前列,而且金融部门的扩张使得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行为也日趋严重。经济金融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经济金融化过度发展的不良后果。我国M2/GDP比率和金融业增加值/GDP高于英美日等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等方面的事实体现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化特征已比较明显,而且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脱实向虚”以及货币空转问题也可以归纳为金融化问题。所以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与经济金融化水平最高的美国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如何应对经济金融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对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后,本文认为经济金融化指的是随着金融体系规模的不断扩大与重要性的不断提高,金融部门在经济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并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虽然经济金融化概念提出得较晚,但是从众多学派的理论中仍然可以找到经济金融化思想的渊源。在借鉴学者们关于经济金融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依据金融在经济的发展与深化过程,结合前人文献研究中的两个角度,从金融的发展程度、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各部门金融化水平等三个方面建立了新的衡量指标体系,并结合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对两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中国金融的发展程度与美国金融的发展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低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和企业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高于美国。金融化现已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梳理了金融部门扩张、居民部门金融化、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结合前述的指标体系,选择了反映经济金融化的四个典型指标,对它们和经济波动的关系,选用VAR模型,结合中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对比。结果显示,在两国,金融相关比率、企业金融化率、金融业支配率均是扩大经济波动的因素,而政府金融化率在两国的表现正好相反,在中国是抑制经济波动,在美国则是扩大经济波动。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调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在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金融部门扩张、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和居民部门金融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选用中美两国的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两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合理度的实证结果中,金融化变量在中美两国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相近。然后,选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金融化率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又进行了实证分析。就中国而言,政府金融化率仍是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高级化的推动力,金融相关比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具有推动作用,而金融业支配率、企业金融化率等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促进作用。美国是经济金融化的典型代表国家,其经济金融化进程以及影响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技术创新和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强化美元霸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化程度的过度发展,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脆弱性提升、美元衰落等问题。美国的事实证明,经济金融化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筹码维系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结合上述结论及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在引导金融回归本源、促使资金“回归实体”、实现经济虚实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三方要共同努力,一是要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二是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三是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四是要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最后,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李虎东[7]（2017）在《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对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文中提出自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走低,而一直以来,奉行着依靠日益增加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在当今时代新的背景下一方面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种种约束,另一方面,这种高资源密集型的投入在实践中并不能真正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所以我们越来越需要考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无非是质和量两个方面:量的方面通常是指投入要素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而质的方面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我们通常选用索洛所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或者说是绩效。东亚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东亚国家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日本为先导,紧接着是被称为"亚洲四小"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进入70年度末80年代初则主要表现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一大批东亚国家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的快速发展。以中国为例,1991年的GDP总量仅为22006亿人民币,2013年的GDP总量高达595244亿元人民币1,在短短的23年之内经济总量增加了将近26倍。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态势离不开其"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同时,也离不开东亚国家自身所具有的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文采用东亚12个国家与地区1991-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二者的共同作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本的结构化差异,比较分析了异质性人力资本投入对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此外,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东亚12个国家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对这些区域做了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文章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及二者的共同作用显着地促进了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层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具有不同的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对东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处于东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文章结果表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对金融发展的监管和一定程度上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是东亚国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行之策。
孙云飞[8]（2016）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苑西恒[9]（2016）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四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两岸四地经贸往来和资本流动日益密切,经济和资本的融合程度逐步加深,已提升到制度建设层面。但是,在两岸四地经济和金融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两岸四地经济圈内四种货币共存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两岸四地经济圈四种货币共存,区域内贸易结算和资本流动必须进行货币兑换,从而增加了两岸四地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的成本,降低了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四地汇率制度安排存在差异,增加了汇率波动风险,进而削弱了经济圈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两岸四地四种货币并存现象的主要弊端源自于制度性缺陷、价格信号紊乱和国际游资的冲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而这种内生性不稳定将会引起区域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经济体的发展不均衡,单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能力有限,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发达国家的外在援助来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各地区货币当局逐渐认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为两岸四地货币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和条件。中国内地政府于2005年实施汇率制度改革,并于2008年之后后,推出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推广境外人民币直接交易以及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实施沪港通及近期人民币加入SDR等一系列战略措施。同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保持币值稳定的应对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度,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信誉基础和经济基础。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研究两岸四地货币合作问题,不仅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为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创造了条件。本文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与两岸四地货币合作问题相结合,通过纳入内生性约束的动态最优决策分析,为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按照此思路,本文针对该问题,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1）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现状;（2）人民币国际化对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影响;（3）两岸四地经济基本面是否已满足货币合作的条件;（4）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模式和路径的选择。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与两岸四地货币合作问题结合研究,密切围绕我国的实际国情,注重理论的可解释性,思路对策的合理性,提出了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模式与路径。本文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一）通过梳理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进程可知,两岸四地处于货币合作的初级层次,即两岸四地货币合作仅仅处于货币合作问题的协商、协调以至共同行动阶段;其次,基于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通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和财政政策趋同性四个层面变量,本文分析当前两岸四地在各个层面的趋同性和差异性,静态的考察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统计分析得出,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一体化和财政政策趋同性三个层面,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成本相对较低,在金融一体化层面,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成本相对较高,但是从四个层面发展趋势分析,各经济体在四个层面的趋同性呈现动态趋同态势,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长期成本相对较低。因此,相对于当前两岸四地现实经济基础,两岸四地货币合作发展滞后,两岸四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二）在前文现实统计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实证研究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可行性。一方面,本文研究两岸四地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并对经济波动进行分解,实证研究四类经济冲击对称性问题。经研究得出,两岸四地各经济体在长期内存在共同趋势,在短期内存在共同周期,即其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据此可知,两岸四地经济周期在样本期间具有同步性,符合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础条件;通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冲击对称性,研究得出,两岸四地各经济体在货币冲击方面具有对称性,在外部冲击、供给冲击以及需求冲击方面尚不具有对称性,即两岸四地各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尚未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因此,两岸四地经济圈暂时不适合构建最优货币区;另一方面,前文将经济冲击对称性标准视为外生给定,依据历史数据检验,判断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尽管该方法有助于明确当前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但是此方法忽视了衡量标准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内生性,即若当前国家间的经济相关性与贸易一体化呈正相关关系,则虽然一国在加入最优货币区前不满足加入最优货币区标准,但是其在加入后可促进其满足标准（frankel和rose,1998）,降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基于此,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货币合作是否存在内生性。经研究得出,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周期趋同程度会不断提高,存在着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作用机制,三地适宜组建最优货币区,而台湾地区与其他三地不存在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作用机制,当前阶段不适宜组建最优货币区。综上所述,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地区经济基础可以支持进一步加强货币合作,而台湾地区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当前进一步加强货币合作的成本较大,两岸四地货币合作应该分阶段、分层次展开。（三）本文在明确了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现状和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研究区域货币合作模式。一方面,在对当前区域货币合作模式进行辨析基础上,基于货币网络外部性和转换成本理论,构建简单数理模型,分析不同货币合作模式的福利效应。研究得出,在区域货币合作过程进程中,采用共同货币的福利水平明显要大于流通两种货币的福利水平,因而区域应采取加强货币合作,构建货币联盟,采用共同货币。在共同货币的选择方面,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由于货币存在“惰性”,先使用的货币具有先发优势,即当前处于流通使用的货币较尚未流动使用的货币拥有更大的流通网络,因此以前者作为共同货币较后者即创建新货币具有更高的福利水平,因此货币合作应选择一种现已使用的,且用户众多的货币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的核心货币;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币当前尚未实现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创造了潜在可能性,基于此,本文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汇率安排中的动态作用。研究得出,人民币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汇率安排中的影响显着,意味着人民币的隐性货币锚职能已经显现,即人民币正逐渐成为两岸四地区域主导货币。因此,尽管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尚无法成为两岸四地官方货币锚,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人民币正逐渐成为区域核心货币,在两岸四地实施人民币主导的货币合作具有可行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关于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现有文献研究主要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两岸四地实施货币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进行分析,判断货币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借鉴当前国际成功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经验,研究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模式及路径的选择,较少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对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动态影响。然而,货币国际化和区域货币合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人民币成为主导货币创造了可能,为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本文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与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结合分析,通过纳入内生性约束的动态最优决策分析,研究两岸四地货币合作问题,为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研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一般从一个维度单独分析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可行性,降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现实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静态经济冲击对称性和动态内生性两个维度,综合判断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第二,在两岸四地经济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分析方面,本文采用经济周期同步性与经济冲击对称性两个核心指标,分析两岸四地经济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第三,本文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货币合作问题相结合,动态分析人民币货币区构建可行性,丰富了当前研究内容。（三）在研究方法方面,考虑到制度变迁在两岸四地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两岸四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的参数的估计值仅仅反应了研究样本期间的平均水平,不能反映动态变化,因此无法反映此类经济结构的时变效应,时变参数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说服力。因此,本文选择具备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实证研究两岸四地人民币货币区构建的可行性,在研究方法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刘向丽,王厚双[10]（2014）在《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的变动轨迹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过去20多年间,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货物贸易规模及其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贸易的依赖度均增强,但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变动不稳定且渐呈下降之势,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服务贸易的依赖度很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经济危机、国际生产网络和东亚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等,是影响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基于此考量,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仍有提高的潜力和必要性。
二、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东亚国家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东亚国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双向FDI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俄罗斯能源外交框架下的俄土能源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俄罗斯能源外交概述 |
| 1.1 国际能源格局中的俄罗斯 |
| 1.2 俄罗斯对能源外交的认识 |
| 1.3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形成与演变 |
| 第2章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框架、定位与调整 |
| 2.1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框架 |
| 2.2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定位 |
| 2.3 “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对能源外交策略的调整 |
| 第3章 俄罗斯加强对土耳其的能源外交 |
| 3.1 俄罗斯加强对土耳其能源外交的动因 |
| 3.2 俄罗斯加强对土耳其能源外交的战略设想 |
| 3.3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 |
| 3.4 俄罗斯对土耳其能源外交的障碍因素 |
| 第4章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未来趋势和启示 |
| 4.1 普京对俄罗斯发展能源安全的战略设想 |
| 4.2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发展趋势 |
| 4.3 俄罗斯能源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贸易地位的研究综述 |
| 1.2.2 贸易网络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复杂网络理论 |
| 2.2.2 社会网络理论 |
| 2.3 选取指标的说明 |
| 2.3.1 货物贸易网络中的中心性 |
| 2.3.2 货物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洞 |
| 3 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的现状分析 |
| 3.1 日本货物贸易现状 |
| 3.2 日本货物贸易在东亚贸易中的经济方面地位 |
| 4 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分析 |
| 4.1 东亚货物贸易复杂网路构建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网络构建 |
| 4.2 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的地位分析 |
| 4.2.1 货物贸易网络的中心性分析 |
| 4.2.2 货物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洞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影响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因素分析 |
|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1 解释变量 |
| 5.1.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 影响因素定性分析 |
| 5.2.1 资源禀赋 |
| 5.2.2 金融发展 |
| 5.2.3 市场规模 |
| 5.2.4 对外开放度 |
| 5.3 日本在货物贸易网路中的地位实证分析研究 |
| 6 提高日本货物贸易网络地位的策略 |
| 6.1 优化日本的货物贸易结构 |
| 6.2 优化日本的劳动力结构 |
| 6.3 维持稳定的汇率政策 |
| 6.4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日本贸易市场的规模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一体化的概念及测度 |
| 1.2.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基本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分析 |
| 2.2.1 内部因素分析 |
| 2.2.2 外部因素分析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
| 2.3.1 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 |
| 2.3.2 国际分工演变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
| 2.3.3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 |
| 3.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历史演进 |
| 3.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1.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演进特征 |
| 3.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2.1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历史演进 |
| 3.2.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3.2.3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分析 |
| 4.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规模与结构视角 |
| 4.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联动发展 |
| 4.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结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结构的联动发展 |
| 4.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
| 4.2.1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转移 |
| 4.2.2 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 |
| 4.2.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1.1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
| 5.1.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1.3 VAR模型构建 |
| 5.1.4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5.1.5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1.6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地域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3 VAR模型构建 |
| 5.2.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2.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2.6 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行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3.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3.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3.3 VAR模型构建 |
| 5.3.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3.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3.6 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中日两国比较 |
| 6.1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比较 |
| 6.1.1 对东亚直接投资动因比较 |
| 6.1.2 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
| 6.1.3 对东亚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比较 |
| 6.1.4 对东亚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比较 |
| 6.2 中日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比较 |
| 6.2.1 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比较 |
| 6.2.2 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3 在东亚区域内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4 在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5 在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3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6.3.2 VAR模型构建、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6.3.3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冲击效应 |
| 6.3.4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的启示 |
| 7.2.1 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 |
| 7.2.2 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 |
| 7.2.3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框架内容 |
| 1.3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经济金融化内涵与思想渊源的文献综述 |
| 2.1 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文献综述 |
| 2.1.1 各学派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表述 |
| 2.1.2 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评述与总结 |
| 2.2 经济金融化的思想渊源 |
| 2.2.1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3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4 调节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5 总体评述 |
| 2.3 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3.1 经济虚拟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2 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3 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4 金融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比较 |
| 3.1 经济金融化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
| 3.1.1 国外研究综述 |
| 3.1.2 国内研究综述 |
| 3.1.3 总结 |
| 3.2 经济金融化衡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1 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 |
| 3.2.2 指标体系的解释与说明 |
| 3.3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对比 |
| 3.3.1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的发展程度对比 |
| 3.3.2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对比 |
| 3.3.3 中国和美国间的部门金融化水平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效应的中美比较 |
| 4.1 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研究的文献综述 |
| 4.1.1 金融功能发展的宏观角度 |
| 4.1.2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微观角度 |
| 4.1.3 金融开放程度的国际角度 |
| 4.2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机制分析 |
| 4.2.1 金融部门扩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2 居民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3 企业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4 政府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5 总结 |
| 4.3 经济金融化对经济波动影响的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3.1 指标体系选择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4.2 单位根检验 |
| 4.4.3 线性回归分析 |
| 4.4.4 VAR模型估计 |
| 4.5 基于美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5.2 单位根检验 |
| 4.5.3 线性回归分析 |
| 4.5.4 VAR模型估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比较 |
| 5.1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文献综述 |
| 5.1.1 国外文献综述 |
| 5.1.2 国内文献综述 |
| 5.2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 |
| 5.2.1 金融部门扩张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2 企业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3 居民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4 政府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3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实证分析的指标与方法选择 |
| 5.3.1 指标选择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方法选择 |
| 5.4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对比分析 |
| 5.4.1 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2 美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3 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比较 |
| 5.5 基于中国区域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选择 |
| 5.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借鉴 |
| 6.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背景 |
| 6.1.1 外部背景 |
| 6.1.2 内部因素 |
| 6.2 美国经济金融化过度的不良后果 |
| 6.2.1 制造业空心化,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国经济的寄生性 |
| 6.2.2 引发金融脆弱性,导致经济波动 |
| 6.3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启示 |
| 6.3.1 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6.3.2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
| 6.3.3 鼓励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
| 6.3.4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
| 6.3.5 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1 本文研究结论 |
| 7.2 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2.1 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 7.2.2 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 |
| 7.2.3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
| 7.2.4 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
| 7.2.5 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对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不同的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对外开放、人力资本投资对TFP影响的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文章假说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和框架 |
| 第二节 文章的假说 |
| 第四章 实证模型、变量的测算和描述性统计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的测算 |
| 第三节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人力资本投资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东亚国家TFP影响绩效的分区域比较 |
| 第三节 文章结果的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 |
| 第六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
| 第一节 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文章的政策性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前提设定与重要问题说明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研究综述 |
| 二、东亚安全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与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与地区安全生态 |
| 第一节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界定 |
| 一、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涵义 |
| 二、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特征 |
| 三、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分类 |
| 第二节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模式 |
| 一、个体—合作模式的划分 |
| 二、角色—分工模式的划分 |
| 第三节 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因素 |
| 一、权力与偏好：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基本条件 |
| 二、外部环境：地区主义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对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 |
| 第四节 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系 |
| 一、供大于求、供求平衡与地区安全生态的稳定 |
| 二、供应失调与地区安全生态的恶化 |
| 三、多供应主体的出现与地区安全生态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亚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相对平衡与地区安全生态的稳定(冷战结束——20世纪末) |
| 第一节 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基础与动力 |
| 一、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基础：超群的实力 |
| 二、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动力：可观的收益 |
| 第二节 美国霸权模式下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 |
| 一、美国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关键的工具：双边同盟体系 |
| 二、东亚多边安全合作与美国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 |
| 三、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潜在隐患 |
| 第三节 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状况分析 |
| 一、政治经济统一的一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低安全需求 |
| 二、中国对地区安全产品的需求分析 |
| 第四节 低安全需求下东亚地区安全生态的稳定 |
| 一、美日同盟的正外部性对东亚国家安全需求的积极作用 |
| 二、双边同盟体系的正外部性：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世纪后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日益私物化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地区力量与霸权力量的角逐：美国转变供应的诱因 |
| 一、东亚地区力量的发展 |
| 二、霸权力量的式微 |
| 第二节 美国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私物化的表现 |
| 一、对安全公共产品消费成本的提升 |
| 二、排他性的增强：双边同盟体系的加固 |
| 三、搭便车者的消失：以越南为例 |
| 第三节 美国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未来趋向 |
| 一、美国霸权模式的变化：从个体到合作 |
| 二、美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未来走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世纪后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的提升与地区安全困境 |
| 第一节 新世纪后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的上升 |
| 一、中国崛起引发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的激增 |
|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的刺激 |
| 三、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与东亚安全生态的恶化 |
| 第二节 东亚国家对安全产品需求的内在矛盾性 |
| 一、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的矛盾性：排他性与非排他性需求并存 |
| 二、东亚国家安全需求矛盾性的原因 |
| 第三节 安全困境加剧：美国霸权供应与东亚国家安全产品需求之间的脱节 |
| 一、供非所求：美国与东亚国家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不同需求 |
| 二、供不应求：美国刻意助长东亚国家的安全需求 |
| 三、由正到负：美日同盟外部性的转变 |
| 四、美国对潜在供应主体的限制：囚徒困境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亚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可行性分析 |
| 一、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外部条件 |
| 二、中国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基础：实力与意愿的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的定位：与东亚国家合作供给安全公共产品 |
| 一、中国坚持以多边安全合作方式供给安全公共产品 |
| 二、中国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成本份额 |
| 三、中国与霸权的相处之道：大国协商管控分歧 |
| 第三节 中国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内容 |
| 一、安全效应类：中国的和平崛起 |
| 二、新安全观指引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推进与发展 |
| 第四节 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性思考 |
| 一、合法性：中国持续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前提 |
| 二、实力提升：中国持续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支柱 |
| 三、对“投机”行为的态度：中国对安全公共产品的维护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未尽之意 |
| 附录一论文中所用表格 |
| 附录二论文中所用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概念和范畴界定 |
| 一、人民币国际化 |
| 二、区域货币合作 |
| 三、两岸四地范畴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 二、研究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海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的评述与启示 |
| 第二节 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基础 |
| 一、最优货币区单一标准理论 |
| 二、最优货币区成本收益分析理论 |
|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新进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统计分析 |
| 第一节 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现状分析 |
| 一、两岸四地经贸交流现状 |
| 二、信息交流机制和监督合作机制建立 |
| 三、跨境人民币业务 |
| 四、货币清算机制 |
| 五、货币互换 |
| 第二节 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统计分析 |
| 一、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分析 |
| 二、两岸四地的金融一体化分析 |
| 三、两岸四地的财政一体化分析 |
| 第三节 人民币国际化与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一、人民币国际化对区域货币合作作用 |
| 二、两岸四地货币合作对人民币国际化作用 |
| 三、人民币国际化与两岸四地货币合作互动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静态最优决策：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共同周期和共同趋势 |
| 二、宏观经济冲击识别--SVAR模型 |
| 三、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经济周期同步性检验 |
| 二、经济冲击对称性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的动态最优决策：基于内生性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经济冲击对称性时变系数的识别 |
| 二、冲击对称性序列的动态演变与贸易一体化关系:内生性理论检验 |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结构性冲击的对称性时变序列识别 |
| 二、冲击对称性动态趋势与产业内贸易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区域货币合作的福利效应分析和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区域货币合作模式 |
| 一、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
| 二、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
| 三、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
| 第二节 区域货币合作模式的福利效应实证分析 |
| 一、基本模型 |
| 二、共同货币的选择 |
| 三、两岸四地货币合作模式 |
| 第三节 人民币成为两岸四地货币锚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经验证据 |
| 一、货币锚研究基础 |
| 二、研究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致谢 |
（10）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的变动轨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规模 |
| 二日本与东亚国家货物贸易结构的变化 |
| (一) 日本对东亚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依赖度 |
| (二) 日本对东亚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依赖度 |
| (三) 日本与东亚国家的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
| 三日本对东亚国家服务贸易依赖度的变化 |
| 四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化的原因 |
| (一) 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
| (二) 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
| (三) 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的影响 |
| (四) 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
| (五) 东亚国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 |
| 五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依赖度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
四、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东亚国家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3]俄罗斯能源外交框架下的俄土能源外交[D]. 史聿韦. 吉林大学, 2021(01)
- [4]日本在东亚货物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研究[D]. 原武秀美（Haratake Soomi）.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5]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D]. 佟伟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6]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D]. 苏跃辉. 河北大学, 2019(04)
- [7]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对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D]. 李虎东. 南京大学, 2017(02)
- [8]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09)
- [9]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两岸四地货币合作研究[D]. 苑西恒.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2)
- [10]日本对东亚国家贸易依赖度的变动轨迹分析[J]. 刘向丽,王厚双. 日本学刊,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