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划时代的建筑材料（论文文献综述）
林佳,王其亨[1]（2021）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文中认为梁思成于1935年为曲阜孔庙修缮工程编制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是我国古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的最早蓝本,对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影响深远。这部为国家工程而制定的方案体系完整、理念科学、技术合理,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事业提供了范例和标准。虽是工程方案,但梁思成并未完全着眼于技术,而是致力于以科学精神重新定义遗产修缮,创制基于现代保护观念的保护体系,并着力向社会展示宣传孔庙建筑的价值,以期完善国家遗产保护制度,提升国民对优秀遗产的价值认同。该方案的学术识见及工程经验来自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古代建筑、主持修缮工程多年的积累,以及源于西方的科学修缮理念。其不仅为中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带来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的修缮理念、正确的程序和保障体制,更提供了理念超前且符合我国遗产特点的实施技术,并为设计方案的编制提供了标准的范本。
刘怡彤[2]（20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着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在这部经典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完成了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逻辑起点的“科学的世界观”的理论建构,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时代精神的高度、人民价值的体认、实践力量的自觉和共产主义的追求,真正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全部哲学。从而也为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注入了“思想的闪电”,提供了“精神武器”。通过研究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语境可以发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现有两卷六个章节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深邃的学理命题、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价值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回答和追问的前提性基础命题。开展《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梳理、总结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思想论述,从而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奠定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完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新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了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和重要论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勾连起来,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的深入挖掘能够廓清前提和澄明本质。这就需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在“前提批判”的意义上加以概念辨析,从而为深入展开后续的文本研究提供具有较为明确的总体规定和内容界域。通过考察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提炼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三个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范畴的本质内涵,能够总结得出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高度的内在同质性,从而可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在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意识形态性以后,能够进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这一历史规律为基本依据,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历史纵向联系上,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分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相互关系。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为核心视域,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社会横向联系上,理解到“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的社会阶级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阐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内在矛盾,基于对两者内在矛盾的根本判断,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自我内在联系上,总结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消灭”的现实必然性、“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的内在矛盾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精神现象发展进程的经典论断,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中总结和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需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努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其次需要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并且“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最后需要用“实际手段”来施行。这一方法论原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利用“揭露”“批判”“唤醒”三个手段,坚持做到不破不立、立破并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探讨了市民社会理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践哲学、异化劳动、德国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现代国家学说、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精神现象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矛盾冲突等多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些重要内容,可以从“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三个维度归纳和整理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思想教育”维度中,包括“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发展思维的能力”三个方面内容。在“道德教育”维度中,包括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以及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三个方面内容。在“政治教育”维度中,包括产生革命意识,信仰共产主义,联合无产阶级三个方面内容。通过考证和辨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等核心概念范畴的本质内涵,梳理和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方法论原则和主要内容,可以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开展意识形态教化。基于此,可以运用系统性观念和整体性思维,从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生活与渗透心理世界的双重研究视野,提炼和概括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们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建构着自身信仰、意义和情感等多重维度的精神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要想创造出“真正的精神财富”,则需要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生活作出真实反映与真切关怀。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了人的思维、精神、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根本性质和地位作用,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导致人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从而也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切实发挥出凝魂聚气、固本培元的功能作用,则不仅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世”,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产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影响;而且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入心”,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能够获得人们内心的真正认同和自觉接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张起梁[3]（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陈斯亮[4]（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吴腾飞[5]（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朱厢炜[6]（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提出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范瑞滨[7]（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刘绍勇[8]（2020）在《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文中认为品牌因其在市场营销与传播方面的优势,正在跨越商业与产品领域广泛应用于众多生产与服务领域,很多品牌都通过视觉识别设计系统来体现自身的理念和个性,一个品牌的颜值则从视觉形象识别开始。视觉识别设计系统是品牌形象最直观的视觉表达形式,作为最广泛的视觉语言,它涵盖了品牌每一个与受众接触点的设计,为品牌形象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更宽阔、更立体的空间。因此,视觉识别设计已为品牌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它是展示品牌文化和传播品牌信息价值的最重要载体,在品牌形象塑造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面对美学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市场,品牌的视觉识别设计所要谋求的不再是“认识”而是“认知”、“认可”,在审美营销条件下,美学在设计领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美学的作用提升了视觉识别设计的表现力、识别力,能够让品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与受众完全沟通交流,并因此最大限度的获得竞争力与传播力。构建一套完美有效的视觉识别系统已成为一个品牌增加附加值,并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些年在我国,虽然视觉识别设计在社会实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对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研究则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积极倡导在营销与传播中进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品牌与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关系层面看,品牌与设计美学的相关理论是研究基础,视觉识别是研究对象,而设计美学是研究的视角。何为视觉识别设计美?视觉识别设计美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创造视觉识别设计的美,以及视觉识别设计美的如何应用?如何提高视觉识别设计美学在品牌塑造和传播信息价值方面的作用等等,是视觉识别设计美学必须研究的命题。绪论部分是对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并对相关概念作进一步解析和说明;第二章在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框架搭建上,着重从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构成、视觉识别设计的审美属性及其美学价值方面进行阐述;第三章回溯了视觉识别设计的历史,主要梳理艺术风格流派对视觉识别设计的影响,视觉识别设计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视觉识别设计发展的演进因素;第四章主要从视觉识别设计的审美基础要素入手,分别阐述了图形、色彩和文字等设计要素美以及规范美的表达;第五章着重探讨了视觉识别设计美学应用,概括总结出视觉识别设计审美的判断依据,提炼出原创与多维表现传达的个性美、系统性与灵活应用构筑的整体美、持久性和多元文化呈现的时代美等三方面的创新观点,并列举设计案例进行具体论述和解读。结论与展望部分对本文研究所得的成果观点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总结,并对本课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设想做出说明。本文是笔者基于自身20多年的设计实践积累与感悟出发,以视觉识别设计与美学的关系为切入点,全方位探究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的生成机制,提出具有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价值的命题。希望能为视觉识别设计找寻新的设计方法和思路,为品牌形象建设及视觉识别设计带来新的思考。
刘素娟[9]（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华清君[10]（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二、划时代的建筑材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划时代的建筑材料（论文提纲范文）
（1）《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 0引言 |
| 1时代的答卷 |
| 1.1国家工程 |
| 1.2历史使命 |
| 1.3学术储备 |
| 2划时代的教科书 |
| 2.1科学的保护理念 |
| 2.1.1思虑完备的保护体系 |
| 2.1.2影响深远的修缮理念 |
| 2.2“最严正的典范” |
| 2.2.1研究优先和程序正确 |
| 2.2.2理念超前的保护技术 |
| 2.2.3教科书式的设计文本 |
| 3结语 |
（2）《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概述 |
| 1.1.1 选题意涵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域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同质性分析 |
| 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的本质内涵 |
| 2.1.1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1.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意涵 |
| 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1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2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功能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2.3 “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历史目的中的内在统一性 |
| 2.3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性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
| 第三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 |
| 3.1 历史发展规律 |
| 3.1.1 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
| 3.1.2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
| 3.1.3 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
| 3.2 社会阶级规律 |
| 3.2.1 “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高度一致 |
| 3.2.2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呈现 |
| 3.2.3 “思想的生产者”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时代调节 |
| 3.3 内在矛盾规律 |
| 3.3.1 “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需求互通性 |
| 3.3.2“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的现实必然性 |
| 3.3.3 “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相互转化性 |
|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 |
| 4.1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
| 4.1.1 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一切问题的起点 |
| 4.1.2 回归“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 |
| 4.1.3 坚持“教育者本人也要受教育” |
| 4.2 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础 |
| 4.2.1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
| 4.2.2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
| 4.2.3 “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
| 4.3 用“实际手段”来施行 |
| 4.3.1 “揭露”手段 |
| 4.3.2 “批判”手段 |
| 4.3.3 “唤醒”手段 |
| 第五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 |
| 5.1 思想教育内容 |
| 5.1.1 “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
| 5.1.2 “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 |
| 5.1.3 “发展思维的能力” |
| 5.2 道德教育内容 |
| 5.2.1 反对形而上学的道德说教 |
| 5.2.2 尊重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 |
| 5.2.3 塑造“真正的共同体”观念 |
| 5.3 政治教育内容 |
| 5.3.1 产生革命意识 |
| 5.3.2 信仰共产主义 |
| 5.3.3 联合无产阶级 |
| 第六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启示 |
| 6.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构的整体构想 |
| 6.1.1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内涵及要素 |
| 6.1.2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结构 |
| 6.1.3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运行逻辑 |
| 6.2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世”问题 |
| 6.2.1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关键点位 |
| 6.2.2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核心问题 |
| 6.2.3 思想政治教育“入世”的视角转换 |
| 6.3 思想政治教育的“入心”问题 |
| 6.3.1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实践基础 |
| 6.3.2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内在机理 |
| 6.3.3 思想政治教育“入心”的路径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5）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 2.1.1 安全 |
| 2.1.2 国家安全 |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6）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7）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3. 研究现状评析 |
| 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 |
| 1. 研究思路 |
| 2. 主要观点 |
| 五、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 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
| 二、 资本主义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 |
| 三、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 |
| 四、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性审视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及中国革命探索 |
|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 |
| 二、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探索 |
| 第二节 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一、 融入社会主义阵营及社会主义改造 |
| 二、 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融入世界历史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 二、 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 |
| 1.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发展布局的调整 |
| 2.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 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
|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 |
| 一、 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逆全球化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三、 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来源 |
| 一、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
| 二、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来源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 |
| 二、 世界历史与中国革命的转变 |
| 三、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
| 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一国胜利论”的运用和发展 |
| 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多样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模式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化建设国情基础的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一、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二、 列宁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三、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 |
| 四、 毛泽东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方位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 |
|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
|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各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划时代创新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条件 |
| 一、 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 世界历史下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
| 一、 世界历史下资本的两面性与资本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二、 世界历史下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与资本作用的历史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握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特点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 |
|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驾驭资本提供借鉴 |
| 第六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发展 |
| 第一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背景 |
| 一、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
| 1.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 |
| 2.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
| 3. 自由人联合体的主要特征 |
| 二、 新中国和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
| 第二节 世界历史下的中国新时代远大规划和部署 |
|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 |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规划 |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性质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维度 |
|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层次 |
| 4.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途径 |
| 结语 |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理论指导 |
| 二、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8）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及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 研究进路及方法 |
| 1.4 概念辨析 |
| 1.4.1 品牌形象 |
| 1.4.2 视觉识别设计 |
| 1.4.3 区别与联系 |
| 第2章 视觉识别设计美学框架 |
| 2.1 视觉识别设计美学构成 |
| 2.1.1 学科归属及定义 |
| 2.1.2 理论视觉识别设计美学 |
| 2.1.3 历史视觉识别设计美学 |
| 2.1.4 实践视觉识别设计美学 |
| 2.2 视觉识别设计审美属性 |
| 2.2.1 信息传达的功能美 |
| 2.2.2 感知效应的形式美 |
| 2.2.3 媒介感官的体验美 |
| 2.3 视觉识别设计审美价值 |
| 2.3.1 经营价值 |
| 2.3.2 消费价值 |
| 2.3.3 传播价值 |
| 第3章 视觉识别设计的历史与演进 |
| 3.1 艺术流派与设计风格的变迁 |
| 3.1.1 现代艺术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 |
| 3.1.2 国际主义平面设计 |
| 3.1.3 纽约平面设计派 |
| 3.1.4 后现代主义风格 |
| 3.2 视觉识别设计的历史渊源 |
| 3.2.1 欧美视觉识别设计史述 |
| 3.2.2 日本CI设计模式的形成 |
| 3.2.3 中国视觉识别设计历史与现状 |
| 3.3 视觉识别设计的演进要素 |
| 3.3.1 技术进步与媒介变革 |
| 3.3.2 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 |
| 3.3.3 风格与审美观念更迭 |
| 第4章 视觉识别设计审美基础要素 |
| 4.1 视觉识别设计的开发 |
| 4.1.1 视觉识别设计目的 |
| 4.1.2 品牌形象与视觉识别构成 |
| 4.1.3 设计概念的设定 |
| 4.2 视觉识别设计的要素美 |
| 4.2.1 图形的视觉语言美 |
| 4.2.2 色彩的情感认知美 |
| 4.2.3 文字的视觉表征美 |
| 4.3 视觉识别设计的规范美 |
| 4.3.1 形态缜密与多样美 |
| 4.3.2 要素组合秩序之美 |
| 4.3.3 标准化应用与管理 |
| 第5章 视觉识别设计审美判断基准 |
| 5.1 原创性与多维表现传达个性美 |
| 5.1.1 追求创新精神 |
| 5.1.2 差异化的体现 |
| 5.1.3 多维视觉表达 |
| 5.2 系统性与灵活应用构筑整体美 |
| 5.2.1 系统构成的整体性 |
| 5.2.2 系统化思维与整体设计 |
| 5.2.3 适用性的表达 |
| 5.2.4 灵活应用与多样统一 |
| 5.3 持久性与多元文化体现时代美 |
| 5.3.1 时尚性与持久性 |
| 5.3.2 设计提升与更新 |
| 5.3.3 多元文化的交融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划时代的建筑材料（论文参考文献）
- [1]《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J]. 林佳,王其亨. 建筑史学刊, 2021(02)
- [2]《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D]. 刘怡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3]《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6]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8]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D]. 刘绍勇. 吉林大学, 2020(08)
- [9]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10]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