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类通货紧缩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及政策含义(上)(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喜[1](2021)在《理性预期与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理性预期的内生性和动态性使均衡分析具有了新的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性预期假设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和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进行了新的阐释,但二者对理性预期在经济均衡分析理论和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不同,由此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含义、个体理性预期均衡和宏观经济均衡的关系、均衡的唯一性和多重性以及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等方面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也存在差异。在当今政府部门和公众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注重的货币政策承诺和信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于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信息假定而强调的政策承诺和灵活性的结合、协调异质预期以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等思想,对我国完善宏观调控过程中的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都[2](2018)在《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其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相结合,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时期,货币供给量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以利率为调控手段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的时变特征以及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向价格型调控倾斜的问题逐渐成为政府、学者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本文从货币交易方程MV=PY的角度出发,从有效货币供给水平、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以及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走势三个方面,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与调控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梳理并总结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施政状况及其面临的现状。随后,我们将目光放在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之上,从宏观与时变的角度对比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趋势性特征与实际调控效果,比较二者在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优劣,进而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选择框架进行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本文全文分为7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全文研究的绪论部分,这一章系统地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内涵,调控手段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用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概念以及其他各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不同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综述。在以往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目的,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出铺垫。从本文的第二章开始至第四章为止,为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系统研究部分。其中第二章主要从我国货币有效货币供给水平与货币供给缺口的角度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存在长期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并且我国的货币供给水平与实际货币缺口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在广义货币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两种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水平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第三章主要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对M2供给的统计公式,从货币供给层次分解的角度,对我国不同经济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结构的动态演进趋势。随后,我们利用TVP-VAR模型,从广义货币供给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信贷水平与外汇储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调控机制,针对我国目前出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下降,货币中性化特征明显的现象,给出了货币供给结构层面的解释。第四章主要对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且对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了简要的计算,对其趋势性以及趋势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其中M0的流通速度V0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U”型走势,M1与M2的流通水平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这种流通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相应的下降,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了限制。然而,货币流通速度趋势的稳定下降同样使得中央银行能够对M2流通速度的变化进行合理的预期,进而能够对我国实际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相对准确地计算。货币供给量调控仍旧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调控手段。第五章至第七章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部分。在第五章中我们利用TVP-FAVAR方法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因子模型,估计并分析了在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具有调控效应较强,调控周期较长的特点;相比之下,利率调控的调控效应较弱,并且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就产出效应而言,次贷危机后货币供给量调控与利率调控的产出效应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次贷危机后,M2调控对产出的调控效果趋于稳定,而利率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则不断提升。此外,二者对于通货膨胀水平方面的调控效应均十分显着,控制货币数量与调节利率都是稳定物价的有效手段。第六章从利率调控对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的角度出发,首先建立了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从消费者与生产者两个角度分析了利率对不同层面通货膨胀的影响的差异性。随后利用TVP-VAR模型,从不同经济阶段的角度分析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CPI与PPI调控效应的时变特性与动态差异,并对2010年以来我国CPI与PPI之间背离现象产生与持续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七章从中央银行规则型货币政策选择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综合对比了中央银行在施行数量型规则、利率规则以及“混合规则”模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以及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宏观经济应对经济体外生冲击的反应情况。就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其有着易于定量调控以及趋势性调控方面的优势,并且具有调控周期长,应对外生冲击能力弱的特点。而利率政策规则在宏观调控反应速度,反应幅度以及波动性调控方面效果较强,具有较强的短期效应,能够满足中央银行的连续性需求和预调微调的调控模式。最后,由于“混合规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对货币供给量水平以及利率水平进行调控,因此同时具有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的特点,通过量价二者之间的互补能够规避单一政策调控过程中的缺陷,但是就调控效果而言却并不突出。
刘魏[3](2017)在《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过密化”的农业中释放出来,进入到城市,通过非农就业的形式获得了比传统农业经营更多的收入回报。这种“城镇化刺激非农就业、非农就业加速城镇化”的循环模式在深刻影响城市和农村的同时,也对城郊农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城镇化的外围扩张导致城郊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拉力也迫使城郊农民脱离农业生产,面临生计行为的重新配置。可见,城镇化引致的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微观行为进行了重新配置,并进一步影响其收入水平和结构。面对转型时期快速变化的形势,本文试图回答: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三者的关系问题,本文运用了农户生产行为理论、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二元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并试图将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城郊农民收入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考察土地征用与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及机制,并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相关命题。在此基础之上,论文利用CFPS2010、2014和CHNS数据,综合运用交互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角度实证验证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遵循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同时两者的非农就业行为和土地征用频率也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郊农民,但只有通过与远郊农民的对比,才能发现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郊农民还是远郊农民,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呈现快速增长,两者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但两者之间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从收入水平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显着高于远郊农民;从收入结构上看,城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远郊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据重要位置。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类型不同,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其本地非农就业率为64.32%,远郊农民本地非农就业率刚过50%,这说明城郊农民更倾向于本地非农就业、远郊农民更倾向于异地非农就业。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郊农民土地征用(承包地征用和宅基地征用)频率较高,城郊农民能够获得征地补偿收入和租金收入。(2)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收入提高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具体来说,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是否参与非农就业,受到征地强度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农就业机会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征地强度,征地强度越大,农户将倾向于非农就业;二是供给因素,家庭中老年人比例越高、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较差、家庭越贫困,即使土地被征用,农户由于丧夫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他们也很难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三是需求因素,本地非农产业越发达,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其收入增长效应也更明显,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其收入增长效应变得不显着。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呈现出正向显着效应,即征地补偿金越多,城郊农民收入增加越明显。因此,虽然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显着高于未征地农户,但土地征用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收入,显然大多数的被征地农户获得的补偿收入并不高,也并不能持续增加农户收入。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土地征用并不能带来城郊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土地征用会显着增加城郊农民家庭收入。(3)征地补偿过高时,存在城郊农民离开非农就业市场的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很多城郊农民能够获取租金收入。土地征用后,城郊农民的非农就业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与征地补偿金有关,非农就业的收入边际效应随着征地补偿金的上升而不断降低,即当补偿价格较低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高,而当补偿价格较高时,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率更低。而这一观点正解释了我国当前的一种现象:当承包地的征地补偿金较高时,很多城郊农户离开了就业市场。对于城郊农民来说,他们将很难再返回到农业生产活动中,这是因为农业的边际效益相对较低。因此,我们试图从城郊农民的租赁经济中寻找答案,我们发现租赁经济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很多城郊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既包括城郊农户私人租赁经济,也包括城郊村集体租赁经济。租赁收入主要表现为:对于宅基地征用后的城郊农民来说,虽然他们不能再获得租赁收入,但如果他们在与村集体的博弈中还保留有村集体成员的身份,则他们还能够获得集体收入;对于未宅基地征用的城郊农民来说,城郊农民的租房决策及租金收入将会受到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多种供求因素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消除样本偏差后,即控制了房屋质量、地理位置、房产数量、村庄内产业发展情况等因素后,我们发现,城郊农户的房屋出租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城郊农民收入。(4)土地征用后被征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显着低于非征地农户,非农就业也会显着负向影响城郊农民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农业经营性收入角度看,农业生产性投资是土地征用影响农业经营收入的完全中介变量,土地征用导致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征地农民比未征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下降85.5%),农业生产性投资也导致城郊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下降,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会导致经营收入下降102.3%。(5)我国城郊农民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在于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而这种极化的影响因素则在于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同。通过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经验观察表明,我国城郊农民收入收入存在极化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布中50%-10%分位数差导致的,即城郊农民低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而收入分布中90%-50%分位数差呈下降趋势,说明高收入群体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在逐渐下降。城郊农民收入极化主要在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Shapley值分解表明,非农就业和土地征用是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主要因素,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正在加剧城郊农民的收入极化,而土地征用对收入极化的作用正在下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主要有:提高征地补偿较低人群的非农就业水平;鼓励有房屋等财产保障的农户发展租赁经济,为“租售同权”提供经验;规范房屋租赁市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配置城郊农民的土地资源,设计合理的征地补偿金标准。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把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和城郊农民收入产统一纳入到农户微观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内,去深入分析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通过城镇化诱因推导出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在城郊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城镇化诱因;另一方面也拓展了非农就业与收入相关主题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较为新颖。(2)本文的研究中,对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进行了充分阐释,已有研究基本停留在土地或非农就业对收入研究的直接效应层面,鲜有研究将背后的间接效应梳理出来。本文从收入结构视角,分别探讨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土地租金、农业投资等变量是重要的传导变量,从而使得研究大大深入。(3)为了支撑研究主题,使研究的思路能够跃然纸上,本文运用到了大量实证方法。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学术研究的开展也离不开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在第5章承包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一章,会运用线性交互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在异质性分析中,会运用到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进行剖析;第6章宅基地征用和租赁经济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一章,会运用到PSM模型;在第7章土地征用和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析一章,会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土地征用、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机制。(4)本文的研究得到三个新发现:第一,通过分析发现城郊农民收入增长路径与远郊农民迥异,城郊农民主要受到土地征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土地增值影响,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远郊农民由于不能享受土地红利,只能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经营为生,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在其收入构成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城郊农民与远郊农民非农就业也存在差异,城郊农民主要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而远郊农民异地非农就业的比例更大。可见,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民也产生了分化,城郊农民和远郊农民遵循着不同的收入增长路径,从而使农民收入研究更为细化。第二,已有研究都得出土地征用会减少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有研究得出土地征用会增加农户收入水平,本文运用CFPS2010、2014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征用是否增加城郊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征地补偿金的多寡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因此土地征用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不能一概而论。第三,本文还发现当征地补偿金过高时会存在农户离开就业市场的现象,即征地补偿金会负向影响城郊农民非农就业。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城郊农民存在租赁经济现象,在控制了地理位置、产业发展、房屋质量很因素后,发展租赁经济可以明显增加收入。
李华威[4](2016)在《宏观审慎视角下的逆周期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危机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广泛的宏观影响,一旦爆发将对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破坏,其主要来自两个维度:一是跨业维度(即横向维度)。在全球经济金融高度关联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共同持有的风险剧增,单个金融机构倒闭,可能因相互关联和危机传染效应迅速扩张到整个金融体系;二是时间维度(即纵向维度)。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机制,即顺周期效应,放大经济繁荣和衰退周期,加剧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金融体系不稳定性(FSA,2009)。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于宏观调控,通过反周期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用于监管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维护金融稳定。宏观调控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政策的职责与目标基本不重合。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微观审慎监管部门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危机表明,这一条件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反而可能因此产生监管不足和过度监管。鉴于宏观金融风险系统性、巨大破坏性的影响,如何防控宏观金融风险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议题之一。经过大量研究和讨论,学术界和政策界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宏观审慎政策是防控系统性风险最有效的政策框架。FSB、IMF和BIS(2011)针对当时各国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认识不清、定义模糊等问题,首次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即以防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采用审慎管理工具组合(包括资本比率、杠杆率、贷款拨备、贷款乘数等),并以必要治理结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具体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的政策框架,主要有四个构成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市场约束机制和国际合作。尽管这四个部分是并行的部分,但无论是目标还是工具,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具有一定反经济周期的特征。如财政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及各种转移支付,抑制经济周期过度扩张或紧缩;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或过冷,通货膨胀偏离政策目标时,会在一定规则范围内进行反经济周期的调节(如泰勒规则,当产出缺口或通胀缺口上升时,利率上调;反之下调)。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传导很大一部分依赖于金融体系,因此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特别显着。首先,货币政策可能影响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和杠杆水平。货币政策可能通过影响银行风险评估方式、收益寻找效应、习惯形成效应等,改变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和杠杆水平。第二,资产负债表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渠道,利率变化会影响金融机构、家庭、企业等各个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动。经济上行期,抵押品价值上升,公众信心高涨,资产负债表改善,可能引起信贷过度增长和资产价格过高,金融失衡风险不断积聚。第三,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危机后,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提升其风险偏好,避免流动性不足导致更多金融机构倒闭。本文首先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回顾,描述了主流货币政策理论由通货膨胀目标向宏观审慎视角的转变过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价格水平,同时将产出缺口最小化,货币政策调控不需要考虑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一是资产价格“泡沫”很难判断,中央银行的占优选择是所谓“事后救助”:二是即使能够判断出金融失衡,货币政策也不一定能够降低金融稳定风险;三是没有合适的政策工具。但本轮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对这三方面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辩解:第一,中央银行为避免金融危机爆发采取政策调控时,不需要准确预测危机何时发生,仅仅需要判断经济环境中危机爆发的风险是否上升,以及金融机构杠杆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而且,中央银行事后救援成本非常高,包括经济衰退、政府预算恶化、流动性泛滥后遗症等。第二,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利率政策对金融稳定有巨大的潜在影响。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存在强烈的风险扩张冲动,货币政策决策时,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传统目标,同时还应以宏观审慎的视角,关注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和金融体系扭曲程度。第三,用不同工具完成不同目标的纯粹丁伯根式的安排在实践中越来越难以实现,中央银行不应将政策配置问题视为只有一个角点解的问题,而应该将宏观稳定工作视为一个联立求解的最优化问题,其中,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要同时服务十两个目标。除了对过去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反思,部分经济学家还提出一些新观点,支持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稳定方面的考虑。如Borio(2006)提出,金融自由化、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的货币政策的确立以及实体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仅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前人研究中,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渠道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本文首先对其中之一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风险传导渠道作为一种研究意义上全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强调政策利率的外生变动对金融市场中资产收益率波动性产生的影响。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的传导路径包括三种模式:(1)利率影响银行估值水平、收入和现金流,进而影响其评估风险的方式;(2)“收益寻找(search for yield)"效应;(3)“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效应。此外,还受宏观经济状况、央行政策交流程度和反应函数、银行资本水平、银行业市场结构、银行本身的特征变量等因素影响。为此,本文首先建立包含银行资本和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银行业完全竞争时,仅利率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垄断竞争时,利率与准备金政策都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根据理论分析和相关文献,我们选取包含银行风险承担、货币政策、银行资本水平、宏观经济变量、银行资产负债表变量等实证模型,同时为了验证理论模型中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我们还在实证模型中引入银行资本与货币政策交叉项。实证结果表明:利率政策和准备金政策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着影响,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下降,银行风险承担上升。而且关联程度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总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越高,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越大。实证分析结论与理论模型中垄断竞争情况下的推论相符,与当前我国银行业特征一致。接着,本文对另外一个传导渠道——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了实证分析。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有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不仅只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传导,商业银行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也起到传导作用。Igan et al. (2013)对美国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实证研究发现,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导致银行资金成本增加,降低银行贷款供给。同时,银行净资产下降,也因杠杆率限制,阻止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利率上升使债务利息上升,资产和抵押物现值降低,借款人信誉和贷款需求也下降,各个部门资产负债表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这一渠道传导路径如下:利率上升→债务利息增加→资产和抵押品现值下降→借款人信用程度降低→外部融资溢价上升→信贷增长减速→总需求和产出放缓。本文采用FAVAR模型,选取87个我国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即杠杆水平都会产生显着影响。首先,利率调整对银行借贷利率影响显着,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利率水平,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也产生显着影响,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总贷款下降近1个百分点。利率上升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与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大小相当,对家庭金融资产、房地产和家庭债务都影响显着。通过对两种传导渠道的实证研究,本文建立了包含金融中介、信贷供给摩擦和“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将已经验证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引入传统DSGE模型。首先,我们对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分析发现,相比严格通胀目标制,考虑信贷规模和银行杠杆的逆周期货币政策,在通胀变动时,能够限制政策利率变化幅度,从而能够限制信贷供给曲线移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其次,我们使用校准后的模型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发现,经济面临技术和成本冲击时,考虑信贷和银行杠杆的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降低经济中各个变量波动幅度。信贷扩展型泰勒规则在面对技术冲击,企业信贷条件放松时,抑制其资产负债表扩张,降低金融需求摩擦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果;而杠杆扩展型泰勒规则在面对成本冲击时,能够有效抑制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避免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从而降低金融供给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已经有逆周期方面的考量,但建立完善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仍需利率市场化、逆周期条件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配合。最后,本文对本轮金融危机中各国创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了分析。首先介绍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情况,通过反事实分析、政策因素分解回归分析等方法,证明“前瞻指导”(Forward Guidance)、“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间接信贷宽松”(Indirect Credit Easing)、“直接信贷宽松”(Direct Credit Easing)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有效避免金融体系走向完全奔溃和彻底瓦解。为了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适用程度,本文建立了包含信贷摩擦的DSGE模型,通过我国的数据校准,模拟分析了经济面临技术冲击、货币冲击和商业银行资本冲击时的反应。结果显示,存在金融摩擦的模型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顺周期效应明显,并因此放大了各个冲击的效果。然后,我们再通过调整银行资本冲击规模,使经济衰退程度接近于过去15次世界上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模拟分析了适度干预的信贷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发现无论信贷政策干预强度大小,都能缓解经济衰退。而我们加上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条件,发现经济衰退更加严重,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最好,表明当我国出现危机时,非常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经济衰退程度,但要充分发挥作用,中央银行要逐步建立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不断完善公众沟通机制,同时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框架。最后一部分,本文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迈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金融体系的改革全面推进,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型的潜在风险必将更多、更复杂。在本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密切跟踪理论和实践的进展,并结合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的特点,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实践,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不断完善进行研究。
于宾[5](2013)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一起决定了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从而决定了名义产出的水平。在既定的名义收入增长的政策目标下,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期变化决定了货币供给量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是由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决定的,同时货币流通速度的趋势和水平也反映出经济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长期以来,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与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被较好地预测到,也能够为货币政策提供有用的指导。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使得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再稳定,其变化也难以预测。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调整政策思路,或者采取更广义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或者采用利率作为政策中介目标。但对于那些依然将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国家来说,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货币当局货量调控的效果依然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起宣布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6年开始实行公开市场操作,1998年起取消贷对款规模的限制。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从以信贷规模控制为主的直接调控变为以货币总量调节为主的间接调控,因而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按照1:8的经验公式进行货币投放,即现金流通量与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之比为1: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改革推动的货币化进程造成的。目前我国采用广义货币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我国的M2/GDP比率已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它转轨国家的水平。我国高比率的M2/GDP问题是与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时,效果往往不理想;另一方面,货币供给的高增长并未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分析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变化特征,及其反映出来的经济与金融领域的问题,进而为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是我们研究的问题和希望达成的目标。事实上,笼统地讲货币供给量与名义收入间的关系是粗略的,货币流通速度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货币数量政策的传导效率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分析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背后反映的货币传递机制问题,特别是其资产市场渠道。本文第2章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模型,并结合有关预期的不同假设,来说明货币供给和名义产出之间的关联,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古典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供给都只是影响价格水平,而不能影响实际产出。在价格刚性的凯恩斯模型下,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只影响实际产出而不影响价格水平,因为价格是刚性的。在一般模型下,货币流通速度与与货币供给一样,既影响价格水平,也影响实际产出。第3章回顾和梳理国际上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特征、影响因素、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等。因为各国已经或即将经历相似的金融制度变迁,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历程,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和政策实践有启示意义。在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呈现U型特征。制度主义假说是对这种特征的解释,即U型模式是货币化进程和金融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货币化进程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金融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短期波动方面,1982年美国M1的“速度之谜”引起了大量争论,从那时起美国放弃M1作为政策中介目标。随着M2的流通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不稳定,美国又放弃了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再次证明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重要性。第4章结合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及其效果,测算并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长期变化和短期波动特征,并揭示其反映出来的经济与金融体统中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VO体现出一定的U型特征。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推动的。90年代以后VO出现了一定的上升,这是由金融发展引起MO的替代品增加引起的。从短期波动来看,V1和V2都体现出顺周期波动的特点。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变化是对逆风调节的货币政策效果的抵消。目前,我国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我国M2的流通速度水平过低,说明我国经济中存在超额货币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拉动内需的效果一直不佳。第5章对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协整回归,并详细考察其中货币化进程与金融发展这两个主要的制度方面。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化进程和金融现代化程度在回归结果中的表现符合制度主义假说的判断。我国的货币化进程不仅涵盖了产品市场,还涵盖了资产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领域的货币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但其水平依然较低且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金融发展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作用尚未发挥出来。除了制度因素外,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还有利率、储蓄率、通胀率等。因为货币流通速度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货币向支付手段转化的效率,也反映了货币数量变化的影响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第6章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率问题,特别是货币政策通过资产市场的传导效率问题。本章分析货币数量变化通过影响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机制。从货币数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看,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通畅的,但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出现了阻塞,原因是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割裂;从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能够起到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的作用;但股票价格的上升无法起到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的作用。总体来看,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股票市场这个板块上出现了问题,股票市场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作用失效,而房地产市场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各种经济力量共同影响和决定的。中央银行不能直接精确地调节和控制货币流通速度,但可以采取措施间接引导其向合意的方向变化。我们应当在保持货币供给量合理、适度、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措施改变当前货币流通速度过低的局面,改善货币数量调控的政策效果。
张凌翔,张晓峒[6](2011)在《通货膨胀率周期波动与非线性动态调整》文中认为本文运用MRSTAR模型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周期阶段划分、通胀率周期波动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动态特征,通胀率不同阶段相互转移的路径及其内在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波动可以划分为通货紧缩、通缩恢复、温和通胀以及严重通胀四个阶段,通胀率波动不同阶段的划分不仅依赖于通胀率的水平,也依赖于通胀率的增加量;在一个波动周期内,通胀率不同阶段的典型转移路径为:通货紧缩→温和通胀→严重通胀→温和通胀→通货紧缩;我国通货紧缩与温和通胀持续时间较长,而严重通胀持续时间很短;冲击对通胀率系统不具有持久性影响,正向冲击与负向冲击的影响具有非对称特征。
李景曈[7](2009)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以至于今天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一例外的都与两种经济现象有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是经济生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现象,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联系就在于特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这种状态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出现在生产领域危及实体经济的发展,它的出现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次不公平的物质利益转移,它的出现会使人们投资、消费的心理预期变得萎靡不振,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影响到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安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先后出现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在90年代末期遇到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困扰。本世纪在我国经济即将走出通货紧缩的困扰之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又出乎意料的出现持续不断的攀升,并于2007年突破被认为是“严重通胀”标志的5%大关,创出了1997年2月以来的10年新高,阔别中国10年之久的通货膨胀再次卷土重来,不期而至。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我国金融稳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揭示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原因,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已经成为我国理论和实践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要求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理论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本文从科学界定、阐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涵义和相关理论入手,以“转换”为核心,揭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规律,探究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换的过程和特点,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换的原因,提出维护我国金融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措施。全部内容共分五章:第一章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考察。界定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概念,阐述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相关理论。第二章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轨迹、基本特征及差异的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发生的一般轨迹: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转换和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换,探究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的一般特征和差异性。第三章是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过程及特点。阐述了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过程,通过分析每一个转换过程的表现,揭示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的特点。第四章是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原因分析。阐述了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是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背离及其反向运动,市场体制不完善,宏观调控失当,国际经济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第五章是我国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对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科学发展,为防止“相互转换”奠定所需的客观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机制,为防止“相互转换”提供体制保障;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为防范“相互转换”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撑;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发展,为防范“相互转换”创造所需的外部条件。
李增欣[8](2007)在《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其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有重大影响。由于转轨经济和开放经济的特殊性,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与转轨进程和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由此,分析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以及转轨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相当有必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发展,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但由于这种增长与发展是与制度转型连续在一起的,基于特定视角的分析往往忽视了这种复杂性,因此未能对一些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给予充分的揭示。例如,对于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以及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关关系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尚没有进行较好的处理。尽管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资本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进程,但多数分析未能更进一步检验,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不同部门的发展路径是否表现出相类似的特征,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何在,以及这种发展路径对于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发展的效应如何。为此,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选取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制造业部门,从中观层面分析现有增长模式下的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力求通过这种研究达到如下目的:(1)从资本驱动与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揭示在资本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制造业部门是否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类型相似的发展路径。在现有研究中,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尚未得到认真的对待;(2)分析制造业部门既定发展路径下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进而揭示通过这一经济现象反映出来的转型与增长、转型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实证检验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对经济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揭示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化、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制造业发展路径偏差的制度根源,揭示制度转轨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3)通过分析制造业发展路径偏离的不利经济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要求的背离关系,解释经济增长对高效率的外来资本的需求以及FDI流入的内生性,揭示制度转型对国内部门的影响以及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关系。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借鉴主流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理论,运用理论推理与经验证据相结合、构建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与结论:(1)得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部门发展的程式。在对以往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争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增长观点与动态的发展观点相联系,阐述了经济增长从马克思增长类型向库兹涅茨增长类型转变的变化趋势及内在机制,通过模型论证了制造业部门从资本积累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过渡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在经济增长与部门发展中,随着产出增长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经济增长驱动力从资本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转变的增长程式,这一增长程式同时符合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主导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的比较优势理论观点。(2)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部门资本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两个方面特征,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分析表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呈现出典型的资本驱动与资本深化特征,而技术进步则表现出资本增用型特征。从经济效应角度来看,这种发展路径不利于就业吸纳与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3)提出基于转轨需要的金融制度对资本配置的扭曲是造成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离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制度根源。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深化路径表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资本成本产生了扭曲,而这又源于内生于转轨过程的金融制度。由于这种偏差不利于要素资源配置,不利于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因而它实质上反映了制度转型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制度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差带来的不良经济效应,实质上反映了制度转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的代价。(4)提出在国内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存在偏差的条件下,FDI的大量流入内生于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需求。(作为工业化主体的)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差带来的不利经济效应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构成了背离,由此导致对效率较高的外来资本的超额需求,大量FDI超常流入中国制造业部门,并在就业吸纳、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显着作用恰恰反映了这一需求。FDI流入弥补了制造业部门的内在缺陷,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制度转轨与国内部门发展、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5)从金融市场化改革、制造业部门技术选择以及外来资本流入与管理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还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充分发展,由此,消除造成制造业部门增长路径偏差的金融体制的扭曲就成为相关政策的核心,而制造业部门本身的技术选择、FDI作用的发挥也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加以解决。综上,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决定机制及经济效应分析为核心,构建综合的概念性分析框架,阐述了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对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金融制度扭曲对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差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部门内在缺陷与外来资本流入的相关关系,探索性地揭示了增长与发展、转轨与增长以及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的内在联系。
李浩然[9](2005)在《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采取增发国债、增加财政支出及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措施,为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使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的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大量的隐性债务日益显性化,财政风险问题随即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而且随着政府投资的力度的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民间投资及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开始引起大家的讨论。 本论文首先在对通货紧缩的治理问题上,归纳了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对通货紧缩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合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搭配与正确的政策取向、注意宏观政策的效应、适时的政策转换。其次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起因、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效果。尤其对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加了人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加大了科教投入,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随后通过实际数据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对积极财政政策中实施减税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说明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减税的观点不合时宜,因为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基础和条件。 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时,对政府财政风险的具体类型进行了归纳总结: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指出我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债务累计风险、效率损失风险、结构失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体制回归风险、源于预算外资金的财政政策风险。并就防范财政政策风险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说明。指出我国应该关注和防范的财政风险的重点是隐性和或有债务所带来的风险。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研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与渐进转换。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在本章中首先对“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进行了解读,指出了“稳健”的三重内涵。最后说明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
贾庆军[10](2005)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演变轨迹。本课题的研究注重了对理论和文献的挖掘,涉及了一百多位学者的文章和着作。既评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思想观点,也整理了当时对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随着改革的进展,一些观点已被尘封,许多分歧也已化解于无形之中,然而正是这些的思想火花推动了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进步。在研究中本课题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显示了制度变迁对中国货币政策理论日臻成熟的重要影响。 为了使整个课题更具系统性,在研究中将有关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分成了八个专题,前三个专题分别研究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第四个专题则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求机制的演变,为后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第五和第六个专题分别介绍和评述了通货膨胀理论和通货紧缩理论,揭示了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中经验积累的历程。第七个专题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及相关理论。第八个专题探讨了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总结了货币政策发挥效用的机制与相互关系。
二、两类通货紧缩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及政策含义(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类通货紧缩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及政策含义(上)(论文提纲范文)
(1)理性预期与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理性预期与经济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 |
(一)理性预期假设及其强形式和弱形式 |
(二)理性预期对均衡分析的影响 |
(三)理性预期与经济均衡分析微观基础的重建 |
二、基于理性预期的经济均衡分析的比较 |
(一)货币冲击发生后理性预期对经济均衡状态的影响 |
(二)个体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均衡 |
(三)理性预期均衡的唯一性与多重性 |
(四)理性预期均衡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 |
三、基于理性预期的经济均衡分析的启示 |
(一)公共部门的信息引导是协调异质预期、实现高效率理性预期均衡的前提 |
(二)公众理性预期能力的不断提升促使政策承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三)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是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保障 |
(2)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1.2 货币政策调控理论及文献综述 |
1.2.1 货币政策工具 |
1.2.2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综述 |
1.3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3.1 货币中介目标选择理论综述 |
1.3.2 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1.3.3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以及转变历程 |
1.3.4 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相关综述 |
1.4 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我国有效货币供给规模与宏观经济关联机制研究 |
2.1 货币缺口核算方法介绍 |
2.2 我国货币供给水平测量与货币供给缺口分析 |
2.3 我国货币需求门限协整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2.3.1 门限协整模型估计原理与估计方法 |
2.3.2 我国货币门限误差修正模型的构建与参数估计 |
2.3.3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3.1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3.2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结构的数字化特征分析 |
3.3 货币供给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3.3.1 TVP-VAR模型介绍 |
3.3.2 国内信贷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析及短期预测 |
3.3.3 外汇储备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及短期预测 |
3.3.4 广义货币供给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特征研究 |
4.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4.2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 |
4.2.1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的相关概念及运用 |
4.2.2 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 |
4.3 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走势的国际经验分析与理解 |
4.4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4.6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小结 |
第5章 我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时变特征与调控效应对比 |
5.1 研究现状 |
5.2 TVP-FA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方法 |
5.2.1 TVP-FAVAR模型建立 |
5.2.2 潜在因子的选取与先验参数的设定 |
5.2.3 模型的VAR表示 |
5.3 中国货币政策宏观因子模型的建立 |
5.4 数据处理 |
5.5 数量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5.6 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利率政策与异质性通货膨胀调控 |
6.1 研究背景 |
6.2 文献回顾 |
6.3 新凯恩斯框架下包含泰勒规则的通货膨胀模型 |
6.4 利率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静态特征分析 |
6.5 货币政策冲击对CPI与PPI影响的动态特征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开放经济视角下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适用性研究 |
7.1 研究背景 |
7.2 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回顾 |
7.2.1 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 |
7.2.2 McCallum规则 |
7.2.3 泰勒规则 |
7.2.4 混合规则理论 |
7.3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DSGE模型构建 |
7.4 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7.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7.5.1 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7.5.2 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7.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3)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问题及选题背景 |
1.1.1 研究问题 |
1.1.2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与实践价值 |
1.2.1 选题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框架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及研究不足 |
1.5.1 可能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述评 |
2.1 理论借鉴 |
2.1.1 非农就业理论 |
2.1.2 经济(收入)增长理论 |
2.1.3 城市化理论 |
2.1.4 农户行为理论 |
2.1.5 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
2.2 文献学术史梳理及其述评 |
2.2.1 关于城镇化与农民问题研究 |
2.2.2 关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
2.2.3 关于土地征用的研究 |
2.2.4 关于非农就业的研究 |
2.2.5 文献简要评述 |
第3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的分析框架 |
3.1 相关概念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郊农民 |
3.1.3 远郊农民 |
3.1.4 非农就业 |
3.1.5 土地征用 |
3.2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诱因及路径 |
3.2.1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诱因 |
3.2.2 城郊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 |
3.3 分析框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的特征事实与城郊农民收入变迁 |
4.1 城郊农民土地征用的特征事实 |
4.1.1 关于承包地征用情况的现状分析 |
4.1.2 关于宅基地征用(房屋拆迁)情况的分析 |
4.1.3 征地前后的收入变化 |
4.1.4 城郊征地农民与未征地农民的收入变化 |
4.2 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特征事实 |
4.2.1 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现状分析 |
4.2.2 本地非农就业与异地非农就业 |
4.2.3 自我雇佣与他人雇佣非农就业 |
4.3 城郊农民收入变迁 |
4.3.1 收入水平的变迁 |
4.3.2 收入结构的变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水平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 |
5.2.1 征地补偿水平 |
5.2.2 非农就业机会 |
5.3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的模型推导 |
5.3.1 效用偏好、预算约束与最优化问题 |
5.3.2 比较静态分析 |
5.4 征地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4.1 样本描述 |
5.4.2 实证结果估计 |
5.5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机会及其交互效应对城郊农民收入影响——基于LIE模型 |
5.5.1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之间交互效应的经验观察 |
5.5.2 回归估计 |
5.5.3 异质性分析 |
5.6 扩展:非农就业会增加城郊农民收入吗? |
5.6.1 方法介绍 |
5.6.2 匹配效果分析 |
5.6.3 结果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征地补偿、非农就业与租赁经济—征地补偿过高时城郊农民离开非农市场的原因剖析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 |
6.2.1 城郊租赁经济兴起的原因分析 |
6.2.2 城郊租赁经济的供求分析 |
6.3 城郊农民租赁经济的现状 |
6.3.1 农户私有租金 |
6.3.2 城郊村集体租金 |
6.4 城郊未征地农民租赁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4.1 变量与数据 |
6.4.2 模型与分析 |
6.5 城郊未征地农民租赁经济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
6.5.1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
6.5.2 匹配结果及检验 |
6.5.3 房屋租赁决策的收入效应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7.1 引言 |
7.2 理论分析 |
7.2.1 土地征用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7.2.2 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结构 |
7.3 研究设计 |
7.3.1 数据来源 |
7.3.2 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城郊农民工资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7.4.2 城郊农民财产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7.4.3 城郊农民经营性收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极化 |
8.1 引言 |
8.2 文献及评述 |
8.3 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经验证据 |
8.4 城郊农民收入极化的原因分析 |
8.4.1 收入回归方程分析 |
8.4.2 回归模型的shapley值分解 |
8.4.3 分解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
8.4.4 作用机理分析 |
8.5 不同地区各变量对收入极化贡献度的比较 |
8.5.1 回归方程的分析 |
8.5.2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shapley值分解 |
8.5.3 稳健性分析 |
8.6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含义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宏观审慎视角下的逆周期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本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不足与困难 |
第二章 货币政策的传统视角向逆周期视角的演变 |
2.1 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功能方面的争论 |
2.1.1 政策目标方面的争论 |
2.1.2 政策效果方面的争论 |
2.1.3 政策工具方面的争论 |
2.2 争论之外的新观点 |
2.2.1 经济结构变化方面 |
2.2.2 目标冲突方面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传导渠道 |
3.1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含义、传导渠道与作用机理 |
3.1.1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与政策含义 |
3.1.2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传导路径与作用机理 |
3.1.3 我国关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 |
3.2 利率、杠杆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模型 |
3.2.1 模型假设 |
3.2.2 模型求解 |
3.3 中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检验 |
3.3.1 实证模型 |
3.3.2 变量的选取 |
3.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3.3.4 稳健性检验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货币政策的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 |
4.1 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的理论与文献分析 |
4.2 FAVAR模型设定与估计 |
4.3 模型数据选取与处理 |
4.4 货币政策对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
4.5 实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最优逆周期货币政策规则 |
5.1 四部门DSGE论模型 |
5.2 货币政策顺周期传导渠道分析 |
5.2.1 资产负债表渠道 |
5.2.2 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
5.3 不同货币政策下的信贷市场局部均衡 |
5.3.1 中央银行不作为 |
5.3.2 严格通胀目标制 |
5.3.3 同时考虑通货膨胀和信贷规模 |
5.3.4 同时考虑通货膨胀和银行杠杆 |
5.4 一般均衡状态下供给冲击与政策模拟 |
5.4.1 传统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货币政策 |
5.4.2 参数校准 |
5.4.3 技术冲击 |
5.4.4 成本冲击 |
5.5 研究结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风险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
6.1 美、欧、日、英四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6.1.1 美联储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6.1.2 欧央行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6.1.3 日本银行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6.1.4 英格兰银行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6.2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风险及未来前景 |
6.2.1 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 |
6.2.2 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的风险 |
6.2.3 本部分结论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前景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逆周期货币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
7.1 逆周期货币政策适用条件分析 |
7.1.1 实现利率市场化 |
7.1.2 满足逆周期条件 |
7.1.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配合 |
7.2 非常规货币政策适用条件分析 |
7.2.1 中央银行具备一系列救市的货币政策工具 |
7.2.2 中央银行始终以系统化方式的应对及与公众沟通 |
7.2.3 中央银行以金融稳定为目标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本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8.1 本文总结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结构安排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四、主要创新点 |
五、未来研究的方向 |
第二章 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 |
第一节 货币流通速度及其影响因素 |
一、货币流通速度范畴下的有关概念界定 |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 |
三、资产交易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
第二节 货币供给与名义收入间的关系分析 |
一、基本假设与含义 |
二、古典模型和货币数量论 |
第三节 凯恩斯理论:收入速度的系统变化 |
一、流动性偏好、价格灵活性和预期 |
二、价格刚性下的凯恩斯总供求模型 |
第四节 名义收入的调节与中介目标的选择 |
一、菲利普斯曲线回顾 |
二、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一般模型 |
三、金融资产与货币调节机制 |
四、金融资产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分析 |
第一节 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 |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特征:U型特征 |
二、货币流通速度长期趋势的决定因素 |
三、对制度主义假说的实证检验 |
第二节 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与政策含义 |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政策含义 |
二、货币流动速度的稳定性与政策中介目标的现实演化 |
三、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金融创新、资产交易与货币流通速度 |
一、金融资产交易与M1流通速度 |
二、金融技术冲击与M2流通速度 |
三、住房市场、股票市场交易与货币流通速度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 |
第一节 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及效果回顾 |
一、1984——1996年间的货币政策 |
二、1997——2002年间的货币政策 |
三、2003——2012年间的货币政策 |
第二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特征 |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基本变化特征 |
二、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分析 |
三、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 |
四、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动 |
第三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低水平与超额货币 |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比较 |
二、我国超额货币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三、改变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低位运行局面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检验 |
一、模型和参数选择 |
二、模型计算及结果 |
三、结果分析与经济解释 |
四、结论 |
第二节 我国的货币化进程 |
一、产品市场的货币化 |
二、资源和资产的货币化 |
三、总结 |
第三节 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展 |
一、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 |
二、我国居民资产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
三、我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失衡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资产市场的货币传导效率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机制 |
一、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三、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挑战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
一、货币政策影响资产价格的相关文献回顾 |
二、我国货币数量变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三、结论与解释 |
第三节 资产市场的消费效应与投资效应 |
一、资产市场消费效应的文献回顾 |
二、资产市场投资效应的文献回顾 |
三、我国资产市场消费效应与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第四节 资产市场的货币沉淀效应 |
一、资产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
二、我国资产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三、我国资产市场的货币沉淀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通货膨胀率周期波动与非线性动态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模型估计与通货膨胀率周期阶段划分 |
(一) 数据与单位根检验 |
(二) STAR模型设定、估计与评价 |
(三) 通货膨胀率的周期阶段划分 |
三、通货膨胀率周期波动与非线性动态特性分析 |
(一) 通胀率周期波动中的区制转移路径 |
(二) 非线性动态特性分析 |
(三) 非线性脉冲响应分析 |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
(7)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现状及意义 |
(一) 研究现状 |
(二) 研究的意义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 |
四、主要创新之处 |
(一) 选题的原创性 |
(二) 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
第一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一、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相关概念 |
(一) 通货膨胀的概念 |
(二) 通货紧缩的概念 |
(三) “转换”的涵义 |
(四)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内涵 |
二、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理论考察 |
(一) 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思想 |
(三)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理论 |
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相关理论的考察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理论相关论述 |
(二)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理论的相关论述 |
(三) 国内外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最新成果 |
第二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轨迹、基本特征及差异 |
一、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一般轨迹 |
(一) 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转换 |
(二) 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换 |
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基本特征 |
(一)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宏观性 |
(二)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周期性 |
(三)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反向运动性 |
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差异性 |
(一)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宏观性上的差异 |
(二)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周期性上的差异 |
(三)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反向运动性上的差异 |
第三章 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过程及特点 |
一、我国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换的过程 |
(一) 我国通货膨胀的演变 |
(二) 我国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转换 |
二、我国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换 |
(一) 我国通货紧缩的演进 |
(二) 我国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转换 |
三、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特点 |
(一) 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具有社会转型的鲜明特点 |
(二) 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互转换体制基础不同 |
(三) 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对经济危害程度不同 |
第四章 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原因分析 |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及反向运动是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直接原因 |
(一)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二)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 |
(三)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及反向运动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转变 |
(四)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过度背离及反向运动导致我国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变 |
二、市场体制不完善是我国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重要原因 |
(一) 市场体制不完善是推动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体制原因 |
(二) 市场体制不完善是我国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换的体制根源 |
(三) 市场体制不完善是我国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转换的重要原因 |
三、宏观调控失度是我国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政策原因 |
(一) 宏观调控的适度与失度 |
(二) 宏观政策调节失度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重要条件 |
四、国际经济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外部因素 |
(一) 国际经济是一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外部因素 |
(二) 国际经济是我国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换的重要因素 |
(三) 国际经济是我国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转换的重要因素 |
第五章 我国防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的对策 |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科学发展,为防止“相互转换”奠定所需的客观基础 |
(一)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实体经济的科学发展 |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虚拟经济的科学发展 |
(三)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机制,为防止“相互转换”提供体制保障 |
(一) 积极推进资源及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完善市场体系 |
(二) 加强企业制度创新 |
(三) 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四) 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
三、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为防范“相互转换”提供正确的政策支撑 |
(一) 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实施科学宏观调控 |
(二) 综合利用各项经济手段和政策,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 |
(三) 适时、适当的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
四、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发展,为防范“相互转换”提供所需的外部条件 |
(一)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二) 制定合理的外资外贸政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8)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其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回顾与评述 |
1.2.1 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检验 |
1.2.2 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的研究 |
1.2.3 对中国FDI流入原因的解释 |
1.3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基础 |
1.3.2 研究方法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1.4.1 结构安排 |
1.4.2 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最优发展路径的理论分析 |
2.1 发展中经济条件与工业化发展的一般分析 |
2.1.1 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工业化进程 |
2.1.2 比较优势理论与工业化发展 |
2.1.3 工业化进程、劳动力转移与二元结构转化 |
2.2 对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的争论与解释 |
2.2.1 “资本决定”与“技术决定”的争论 |
2.2.2 马克思增长类型与库兹涅茨增长类型 |
2.2.3 经济增长中驱动因素的转化 |
2.3 欠发达经济条件下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的模型化描述 |
2.3.1 从资本积累到技术进步的发展路径 |
2.3.2 制造业部门技术选择偏差的影响因素 |
2.4 本章结论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路径及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 |
3.1 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分析 |
3.1.1 金融资产与资本存量的区分 |
3.1.2 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 |
3.2 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劳动及产出特征(1978—2004) |
3.2.1 制造业资本、劳动及产出数据特征分析 |
3.2.2 资本—产出比率特征分析 |
3.2.3 资本的边际产量分析 |
3.2.4 中国的劳动力变化趋势及劳动边际产量 |
3.3 中国制造业部门产出增长模型及计量经济模型 |
3.3.1 产出增长模型的选择 |
3.3.2 生产函数假设及产出增长模型的建立 |
3.3.3 产出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及其检验 |
3.3.4 分析结论 |
3.4 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的经济效应 |
3.4.1 压抑了整体经济增长速度 |
3.4.2 抑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
3.4.3 使制造业部门丧失国际贸易比较优势 |
3.5 本章结论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路径及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 |
4.1 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4.1.1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制造业劳动需求增长 |
4.1.2 技术进步偏向、技术进步强度与资本增长 |
4.1.3 分析结论 |
4.2 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分解的测定方法 |
4.2.1 生产函数的技术特性 |
4.2.2 技术进步强度的测算 |
4.2.3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 |
4.2.4 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对劳动力增长贡献的测定方法 |
4.3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
4.3.1 技术进步偏向、技术进步强度及影响(1979—2004) |
4.3.2 计算结果分析 |
4.3.3 分析结论 |
4.4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与经济贡献关系的协整检验 |
4.4.1 检验目的与分析软件 |
4.4.2 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与经济贡献关系的实证检验 |
4.4.3 检验结论 |
4.5 本章结论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偏差的根源:基于制度转轨的解释 |
5.1 金融与产业发展路径的相互适应性 |
5.1.1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发展适应性的一般分析 |
5.1.2 金融与制造业发展路径适应性机制的模型描述 |
5.1.3 分析结论 |
5.2 制度转型对我国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的影响 |
5.2.1 制度转型引致我国现行金融体制的形成 |
5.2.2 转轨期的制度安排对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的影响 |
5.3 本章结论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偏差与FDI流入的内生性分析 |
6.1 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偏差与FDI流入的相关性 |
6.1.1 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差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悖论 |
6.1.2 中国FDI流入的特征及现有解释的不足 |
6.1.3 制造业部门发展路径偏差引致FDI流入 |
6.1.4 开放条件下制造业发展路径偏差与外资流入的经验证据 |
6.2 中国制造业路径偏差、经济发展与FDI流入的内生机制 |
6.2.1 经济增长、劳动力增长与FDI流入 |
6.2.2 技术约束与FDI流入 |
6.2.3 金融制度缺陷与FDI流入 |
6.3 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补充效应 |
6.3.1 就业转移及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影响 |
6.3.2 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测算 |
6.3.3 对中国资本形成的效应 |
6.4 本章结论 |
第七章 开放条件下的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 |
7.1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引进创新 |
7.1.1 适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选择及配套措施 |
7.1.2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技术升级与创新 |
7.1.3 适应我国要素禀赋的技术结构与技术引进模式 |
7.2 转型期中国金融市场的政策选择与体制改革 |
7.2.1 中国资本形成与储蓄—投资机制的完善 |
7.2.2 推进金融市场化变革,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
7.3 开放条件下的外资利用与管理 |
7.3.1 外资使用效率的提高与引资环境的改善 |
7.3.2 促进FDI流入对中国就业的积极效应 |
7.3.3 通过FDI流入实现技术创新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8.1.1 主要结论 |
8.1.2 研究启示 |
8.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8.3 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改进方向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情况 |
1.2.1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
1.2.2 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1.2.3 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1.3 研究思路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2. 通货紧缩概论 |
2.1 通货紧缩的定义 |
2.1.1 西方学者的观点 |
2.1.2 国内学者的观点 |
2.1.3 需要澄清的几个关系 |
2.1.4 全面准确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 |
2.2 通货紧缩的类型 |
2.2.1 按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分类 |
2.2.2 按引起通货紧缩的原因分类 |
2.2.3 按通货紧缩形成机制分类 |
2.3 通货紧缩的形成机理 |
2.3.1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
2.3.2 克鲁格曼的总需求不足,“流动性陷阱”机制论 |
2.3.3 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2.3.4 伯南科和格特勒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
2.3.5 萨缪尔森、布坎南、瓦格纳等人的“滞——缩”理论 |
2.4 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 |
2.4.1 通货紧缩对消费的影响 |
2.4.2 通货紧缩对投资的影响 |
3. 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选择 |
3.1 通货紧缩的历史 |
3.1.1 世界通货紧缩鸟瞰 |
3.1.2 美国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及其对英国的影响 |
3.1.3 德国和法国的通货紧缩 |
3.1.4 日本的通货紧缩 |
3.1.5 新加坡的通货紧缩 |
3.2 不同学派治理通货紧缩的观点 |
3.2.1 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主张 |
3.2.2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
3.2.3 货币学派的政策主张 |
3.2.4 奥地利学派的政策主张 |
3.3 西方国家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经验 |
3.3.1 准确分析通货紧缩的形势 |
3.3.2 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 |
3.3.3 注意宏观政策的相机抉择 |
4. 我国反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选择 |
4.1 我国的财政政策回顾 |
4.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平衡政策 |
4.1.2 体制转轨时期的财政赤字 |
4.1.3 积极的财政政策 |
4.2 1997~1998年我国通货紧缩形势分析 |
4.2.1 我国通货紧缩成因 |
4.2.2 我国通货紧缩的危害 |
4.3 积极财政政策出台背景 |
4.3.1 货币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 |
4.3.2 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
4.3.3 积极财政政策的提出 |
4.4 1998~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 |
4.4.1 1998年采取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4.4.2 1999年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4.4.3 2000年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4.4.4 2001年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4.4.5 2002年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4.4.6 2003年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
5.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
5.1 积极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5.1.1 IS-LM模型分析框架的前提分析 |
5.1.2 我国的实际情况 |
5.2 积极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5.2.1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
5.2.2 投资乘数效应分析 |
5.3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分析 |
5.3.1 挤出效应概述 |
5.3.2 我国国债“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5.4 积极财政政策减税可行性分析 |
5.4.1 减税政策的涵义 |
5.4.2 减税政策不符合我国国情 |
6.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6.1 财政政策风险概述 |
6.1.1 财政政策风险的定义 |
6.1.2 政府债务或财政风险的基本类型 |
6.2 我国财政政策的风险 |
6.2.1 我国对财政风险问题的关注 |
6.2.2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风险 |
6.3 我国应对财政风险的措施 |
6.3.1 采取综合治理方法 |
6.3.2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
6.3.3 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
6.3.4 加强国企改革监管力度 |
6.3.5 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
6.3.6 加强对隐性和或有债务的管理 |
7.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与渐进转换 |
7.1 解读稳健的财政政策 |
7.1.1 稳健财政政策的定义 |
7.1.2 稳健财政政策的内涵 |
7.2 稳健财政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 |
7.3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向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本课题的研究主题和选题依据 |
一、本课题研究的主题和意义 |
二、本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改革开放早期对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 |
二、1984~1992年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 |
三、1993~1996年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特点 |
四、1997~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新高潮 |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二、本课题的创新点 |
第四节 本课题的基本框架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及评述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一、1977~1983年的货币政策目标 |
二、1984年的宏观失控到1987年的双紧方针 |
三、1988~1992年货币政策目标逐步成熟 |
四、1993~1996年适度从紧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
五、1997~2002年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目标 |
第二节 对经济增长优先论的评述 |
一、经济增长优先的理论依据 |
二、对经济增长优先观点的评述 |
第三节 对双重目标论的评述 |
一、1996年以前双重目标论的主要观点 |
二、1996年以后的双重目标理论 |
三、对双重目标论的探讨 |
第四节 稳定币值优先观点的成熟 |
一、稳定币值优先的代表性观点 |
二、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理论的成熟 |
第五节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
一、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 |
第三章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践和理论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化 |
一、中介目标的定义 |
二、改革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
三、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化 |
第二节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探讨 |
一、主张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探讨 |
二、反对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声音 |
三、对信贷规模的讨论 |
四、对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讨论 |
五、对现金作为中介目标的批判 |
第三节 对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和实践的评价 |
一、对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评价 |
二、对M_1和M_2的评价 |
第四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理论和实践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 |
一、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
二、中国的再贴现政策 |
三、中国的再贷款政策 |
四、公开市场操作 |
五、政策性金融债 |
六、中央银行债券 |
七、利率管理 |
八、综合信贷计划 |
第二节 郑先炳的货币政策工具理论 |
一、郑先炳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研究 |
二、郑先炳对公开市场业务的探讨 |
三、郑先炳对再贷款的研究 |
四、对郑先炳货币政策工具理论的评价 |
第三节 刘光第对中国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 |
一、刘光第对再贴现政策的研究 |
二、刘光第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研究 |
三、刘光第对公开市场业务的研究 |
四、刘光第对中央银行再贷款和贷款限额的评价 |
五、对刘光第货币政策工具理论的评价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求机制的演变与探讨 |
第一节 中国货币层次的划分与探讨 |
一、中国货币层次的划分 |
二、对中国货币层次划分的一些探讨 |
三、对王素珍、谢平、程建胜货币层次划分的商榷 |
第二节 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变化 |
一、关于中国基础货币的构造与计量 |
二、关于中国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与软约束问题 |
三、外汇储备变化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 |
四、对基础货币管理的探讨 |
第三节 货币乘数的演变和研究 |
一、货币乘数的表达式 |
二、对货币乘数中各变量的分析 |
三、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之谜 |
一、周策群和郑先炳的货币供给超前增长规律论 |
二、易纲的货币化假说 |
三、夏德仁货币广泛化与货币深化说 |
四、刘明志对中国M_2/GDP上升(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解释 |
五、戴金平、阮君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
六、对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解释的评述 |
第六章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联系研究 |
第一节 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
一、信用膨胀问题的提出 |
二、信用膨胀的定义与判断 |
三、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
第二节 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
一、财政赤字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 |
二、财政赤字未必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 |
第三节 关于通货膨胀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争论 |
一、杨晓达的“适度通货膨胀”论 |
二、王松奇的适度通货膨胀理论及其局限性 |
三、朱苏臻对杨晓达的商榷 |
四、丁鹄的通货膨胀“促退论” |
五、陈观烈对通货膨胀危害性的分析 |
第四节 李拉亚的粘性预期理论 |
一、粘性预期理论的提出 |
二、粘性预期理论的假设条件 |
三、粘性预期理论的特点 |
四、粘性预期与通货膨胀 |
第七章 通货紧缩理论 |
第一节 通货紧缩的定义之争 |
一、通货紧缩定义之争的背景 |
二、国内学者关于通货紧缩的三种定义 |
三、对通货紧缩定义的评判 |
第二节 中国通货紧缩的特点 |
一、中国通货紧缩的基本情况 |
二、通货紧缩下的高失业问题 |
三、胡鞍钢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 |
一、宏观成因论 |
二、微观成因论 |
三、消费滞后和生产能力过剩引发通货紧缩论 |
四、北大宏观组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 |
五、关于通货紧缩原因的总结 |
第四节 中国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主张 |
一、采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
二、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实行扩大内需的供给政策 |
三、黄泰岩的收入政策建议 |
四、增加货币供应,推动经济增长 |
五、对反通货紧缩政策主张的评价 |
第八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历史沿革 |
一、货币政策严重压制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二、货币政策作用释放阶段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三、货币政策逐步深化阶段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四、货币政策进入间接调控时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第二节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 |
二、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 |
三、经济运行环境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第三节 利率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
一、利率非市场化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二、王召对投资的利率弹性分析 |
三、魏革军对实际利率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研究 |
第四节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传导 |
一、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主张 |
二、利率市场化的道路选择和改革步骤 |
三、赵海宽的利率市场化过渡模式 |
第九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
第一节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讨论 |
一、认为货币政策有效的理论依据 |
二、货币政策无效论的主要观点 |
三、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案例 |
第二节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
一、倒逼机制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
二、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
三、基础货币投放的内生性特征 |
四、银行信贷的内生性特征分析 |
五、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几点结论 |
第三节 货币政策的时滞和有效性 |
一、宋海林和刘澄对中国货币政策时滞演变的研究 |
二、刘军善、王松奇对中国货币政策时滞特点的研究 |
三、对中国货币政策时滞的实证研究 |
四、针对中国货币政策时滞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 |
第四节 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一、曾康霖对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分析 |
三、关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四、两类通货紧缩的经济学特征分析及政策含义(上)(论文参考文献)
- [1]理性预期与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及其启示[J]. 张玉喜. 天津社会科学, 2021(04)
- [2]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与货币政策框架选择[D]. 张都. 吉林大学, 2018(12)
- [3]土地征用、非农就业与城郊农民收入研究[D]. 刘魏. 西南大学, 2017(04)
- [4]宏观审慎视角下的逆周期货币政策规则研究[D]. 李华威. 南京大学, 2016(08)
- [5]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问题研究[D]. 于宾. 南开大学, 2013(07)
- [6]通货膨胀率周期波动与非线性动态调整[J]. 张凌翔,张晓峒. 经济研究, 2011(05)
- [7]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相互转换研究[D]. 李景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
- [8]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其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D]. 李增欣. 中南大学, 2007(01)
- [9]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研究[D]. 李浩然. 西北大学, 2005(03)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演变[D]. 贾庆军. 复旦大学, 2005(07)
标签:货币流通速度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土地征用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 经济学论文;